猪肝菠菜汤怎么做:从历史上的民间教门与拜上帝会看中国的“新兴宗教”（秦宝琦） - jianghurumen的...

19世纪中叶以降，在世界各国陆续出现了一些带有宗教特征的社会组织，它们虽然具有宗教性，但又不同于正宗宗教，故学术界将其界定为“新兴宗教”。“新兴宗教”的特点之一是把教主奉为现实世界的救世主，对之顶礼膜拜，因此又被称作“膜拜团体”（CULT）。特点之二是追求在人间建立一个神权统治的“天国”。比照这两大特点，中国历史上的民间教门，如明代的罗教、闻香教等，清代的八卦教、青莲教等民间秘密教门和“拜上帝会”，均可列入“新兴宗教”的范畴。因为它们均把自己的教主说成是转世到人间的弥勒佛或基督耶稣；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在人间建立一个“天国”：民间教门称之为“白阳世界”，拜上帝会称之为“小天堂”，（起义成功后称作“太平天国”）。新兴宗教（无论是民间教门还是拜上帝会）为了实现其最高理想——建立人间天国，势必要求推翻世俗政权。中国历史上的民间教门不断起来造反，企图推翻世俗政权，就是很好的证明。不过由于这些造反活动皆以失败告终，其理想的人间天国——“白阳世界”还仅仅是个粗略的轮廓，尚未付诸实现；而拜上帝会却实实在在地把他们的理想——“小天堂”付诸实现，建立了神权统治的太平天国。拜上帝会不仅把“新兴宗教”的政治和经济理想加以实践，而且把它发展到了极致。从新兴宗教的视角对民间秘密教门和拜上帝会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太平天国，而且可以更好地理解新兴宗教的本质。
当然，对于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本身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客观、全面的评价。既要避免以往一味歌颂，无限拔高，也不应把它妖魔化地贬为“邪教”。洪秀全和拜上帝会同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一样，都是打着宗教旗帜的民间秘密结社，既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民间教门和太平天国暴露出来的阴暗面，无非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原理：农民阶级在得不到先进阶级领导的情况下，只能以失败告终（这里不仅指造反行动的失败，也指政治和经济理想的失败）。
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新兴宗教已经发生明显的分化，有的逐渐向正宗宗教和主流社会教靠拢，有的则走向极端，发展成当代邪教。因此，研究“新兴宗教”的历史，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历史上的民间教门和拜上帝会均属中国“新兴宗教”
中国明清时期的民间教门，如罗教、闻香教、弘阳教等（以往统称白莲教）和晚清时期的拜上帝会，都是创教人杂糅正宗宗教的某些教义和经典，再按照自己的需要加以改造和附会，创造出一套新的教义，让信徒们对自己顶礼膜拜，从而形成了一种有别于正宗宗教的“新兴宗教”。所以，“新兴宗教”的概念，并非意味着该教乃是“新兴”的“宗教”，而是带有宗教性的民间秘密结社。
中国最早的民间教门罗教，其创始人罗梦鸿就是利用道教有关宇宙缘起的说法，和佛教有关虚无的观念，创造出一套新的说教，并且倡立了“罗教”这个秘密教门。他通过对宇宙缘起的解释，创造出“无生老母”这个女神，把她作为宇宙的创造者和人类的始祖。又他借用老子有关“道”乃是“万物之宗”之说，把道家关于世界万物的创造者“道”，改换成“虚空”。他提出“未曾有天地，先有不动虚空。”此虚空“无边无际，不动不摇，是诸佛法身。”他又进一步把“虚空”变成人格化的神“太虚空”，说“太虚空，无名号，神通广大；太虚空，生男女，能治乾坤。”他又利用道教称“道”为“无极大道”，又提出“无极圣祖”这位人格化神，把他作为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始祖。鉴于“圣祖”是男性，无法生育而提出“母即是祖，祖即是母”的说法。这样，“无极圣祖”也就是“无极圣母”或“无生父母”。罗梦鸿有关宇宙缘起的说法，也融入了儒家的思想，他直接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汲取营养，利用周敦颐《太极图说》中的说法，提出：“无极是太极，太极是无极，无极是鸡子，鸡子是太极。无极、鸡子都是假名，假名叫做无极、太极、鸡子。即是无边太虚空。天地日月，森罗万物，五谷田苗，春秋四季，一切万物，三教牛马，天堂地狱，一切文字，都是无极，虚空变化。”。[1]
罗梦鸿的弟子们又把“无生父母”信仰进一步发展完备。罗梦鸿弟子大宁和尚把无生父母尊为天下的主宰：“阿难问佛云：‘何是无生父母？’世尊答曰：‘无生者，乃诸佛之本源也，万物之根基也，人人之家乡也，乃无极之法体业，谓天下之主宰也。”[2]罗教第四代传人孙真空更把“无生父母”说成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人类的始祖，并因东土无人住世，而将自己的儿女打发到尘世。众儿女降于东土，化作众生后，因为“只贪红尘，男女配合，华花世界，饮酒食肉，贪欢作乐，各赌刚强，认定聪明，夸会夸能，专习琴棋书画，再不思本来家乡，也不肯思想无生的父母，”[3]于是无法再回到无生父母身边。在《销释真空扫心宝卷》的下册，他又把“无生父母”说成是“无生老母”，成为无所不能的女神和宇宙的创造者，使罗教的这一教义更加完备。[4]
民间教门为了神化教主，又提出所谓“天盘三副”说，即宇宙从被无生老母创造出来直到最终毁灭，要经历“青阳”、“红阳”和“白阳”三个劫期，现世已经处于红阳劫期之末，人类将遭受最大一次劫难。劫难过后，无生老母将派遣弥勒佛来到人间，建立一个理想的人间天国——“白阳世界”，凡是信徒都可以生活在这个人间天国里，而降生在尘世的弥勒佛，也就是他们的教主，因此，民间教门都把教主当作救世主加以顶礼膜拜。于是提出：天上换盘，人间也要换世界的说法，这个说教，也就成了教主们发动信徒们起来造反的神学依据。
洪秀全和冯云山创建的“拜上帝会”，其主要教义则来源于对基督教教义的改造和附会，同时杂糅了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和皇权主义思想以及民间巫术。其有关宇宙缘起的说法，就来源于基督教《圣经》中的《创世记》：“上帝开始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混混沌沌的还没有成形，”“上帝说‘应该有光，就有了光”。上帝又说“水与水之间要有苍穹，把水上下分开，上帝就开辟苍穹。”上帝“在天以下的水要聚在一起，使干地出现。”于是出现了陆地和海洋。以后又创造出各种生物，并且“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洪秀全则对《圣经》的上述内容加以附会和改造，提出“天父皇上帝大开天恩，大展权能，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于是乾坤定焉，日月生焉，星辰布焉。”[5]他在《原道醒世训》中说：“天下凡间人民虽众，总为皇上帝所化[造]所生，生于皇上帝，长亦皇上帝，一衣一食并赖皇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父也。死生祸福由其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仰观呼天，一切日月星辰，雷风云雨，莫非皇上帝之灵妙，俯察夫地，一切山原川泽，飞潜动植，莫非皇上帝之功能。”[6]但是，洪秀全所说的“皇上帝”已经具有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特色，他说：“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民一体敬拜皇上帝也。”[7]他又利用《圣经》中有关“天国”、“世界末日”等教义，神化自己及“太平天国”政权，把自己说成是上帝的次子，是降凡人间的“救世主”，把太平天国说成是“新耶路撒冷”：“天朝有天父上帝真神殿，又有太兄基督殿，既刻上帝之名与基督之名也，由天父上帝自天降下之新耶路撒冷，今天京是也。”[8]《圣经》《约翰启示录》第11章15节提到：“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远永远。”洪秀全则说：“今天父上帝太兄基督下凡，带朕暨幼主作主，万郭已归上帝，基督带朕及幼主管理世世靡暨矣。”《约翰启示录》第21章2—3节说：“我看见一个‘新天’和‘新地’。”“我约翰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上降下。”洪秀全便附会说：新耶路撒冷就是“天京”，“在地如在天，约翰所见是天上大天堂，天上地下一样新也[耶]路撒冷。今天京是上帝基督下凡，带朕暨幼主创开天朝天堂，上帝天堂在人间。”于是把太平天国说成是“人间”的“天朝天堂”。“主创开天朝天堂，上帝天堂在人间。”[9]《圣经》《马太福音》讲到基督再次来临时，将会出现诸多的征兆：日月无光，星体陨落。而洪秀全对此则解释说：“朕是太阳，降世为人，则变暗矣。朕妻太阴，降世为人，则不发光矣。”[10]洪秀全看到《约翰福音》里讲耶稣是“阳光”，于是也多次把自己神化为“太阳”和“阳光”。他在《马太传福音书卷一》里说：“上帝是炎，故有神光，太兄是炎，故有大光，朕是太阳，故亦是光。”[11]如此，洪秀全就成了信徒们顶礼膜拜的救世主。洪秀全还把中国传统的皇权主义思想纳入拜上帝会的教义，宣扬“天朝严肃地，咫尺凛天威，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一人首出正，万国定咸宁，王独操威柄，谗邪遁九渊”。[12]“普天大[之]下，莫非帝民。民分以四，各居其艺”。[13]洪秀全在《御诏》中说“太平真主是朕的，朕睡紧都作得江山”。又说“朕是真命天子”，“朕用手比写朕乃太平天子，左手拿日头，右手拿月亮”。[14]“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5]要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6]拜上帝会还利用中国传统的巫术，由杨秀清假扮天父附体下凡发号施令，洪秀全假作上帝的二儿子下跪聆听。“东王蒙上帝降托，能知过去未来，令人钦服之至。且东王能代人赎病”，“每有所言即应验”。[17]这种传统巫术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提高洪秀全等首领的威望，也可以成为破坏领导集团内部团结的工具，后来终于发展到杨秀清利用天父附体，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从而导致太平天国内部的大动乱和大屠杀。
秘密教门宣称，无生老母看到东土即尘世的人们，道德沦丧，人心狡诈，于是派遣她所生育的96亿皇胎儿女来到东土，度化“群迷”。洪秀全也提出类似的说法，他说：“救世主耶稣基督，是上帝太子，前一千八百余年，上帝因世人信邪魔，行邪事，背逆罪大，欲尽灭世人则又不忍于心，欲尽赦世人则有碍于义。因于无可如何中基督降世，替人赎罪。”[18]在《天情道理书》中说：“维世道日非，人心不古，真道之不明于天下也亦已久矣。今仰蒙天父皇上帝暨救世主天兄基督大恩，亲命天王下凡救世。”[19]又编造出人类受到“妖惑”和“不拜真神拜邪神”而三次发大怒，而“欲灭凡间获罪人”。只是由于“天兄来恳奏”，下凡人间“代赎世人罪”，人类才免于毁灭的故事。
总之，拜上帝会同民间教门无论创教过程，还是教义内容，都极为相似，实质上都是具有宗教性的秘密结社组织，可以归入“新兴宗教”之中。
二、太平天国实现了中国“新兴宗教”的政治理想
中国新兴宗教（包括民间秘密教门和拜上帝会）最高的政治理想就是建立一个以教主为主宰的神权国家。按照秘密教门的说法，“现世”乃是释迦佛掌教的红阳劫期，尘世充满了黑暗与痛苦。如今已经是红阳劫的末期，世界即将毁灭，弥勒佛已经诞生在尘世，将在人间建立理想的人间天国“白阳世界”。只有加入该教，才能免于劫难并进入“白阳世界”，过上幸福生活。明清时期秘密教门正是在上述说教鼓动下不断起来造反的。不过，他们的造反活动皆以失败告终，尚未能把这种理想付诸实现，所谓“白阳世界”尚处于朦胧的幻想之中。而洪秀全和拜上帝会却实现了中国“新兴宗教”的政治理想。洪秀全也以类似民间教门的说教号召信徒和群众起来造反。他声称自己得到上帝的启示：“在道光三十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将得救，其不信者将有瘟疫。过了八月之后，有田不能耕，有屋没人住”，[20]以此威吓、鼓惑人们参加起义。又说：“敬拜皇上帝则为皇上帝子女，生前皇上帝看顾，死后魂升天堂，永远在天上享福，何等快活威风？”[21]为了造反，洪秀全于1850年夏通知各地的拜上帝会教徒集中起来，并且把房屋田产变卖，所得现金一律上缴给“公库”，全体教徒的衣食皆由公款开支。大家都认为洪秀全乃上帝“特选”而拥护他为首领，远近之人纷纷加入洪秀全的起义队伍，终于酿成了著名的金田起义。经过几年的征战，于1853年在南京建都，正式建立了太平天国，实现了秘密教门几百年来一直期盼的政治理想。
对于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起义，也如同对明清时期秘密教门一样，既要肯定其积极意义，如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外国侵略势力；但也要看到其消极影响，如建立封建神权统治，施行低水平的绝对平均主义等。
马克思最初曾对太平天国满腔热情地加以赞颂，他说：“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可是，随着他对太平天国有更多的了解，则认为这个神权王国的建立，“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马克思：《中国记事》1862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5、547页。)以往学术界为了歌颂太平天国的“革命”，仅仅引用马克思对太平天国初期的评价，而回避马克思在了解更多情况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如果仅从农民起义的视角研究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确实也很难理解马克思后来对太平天国的这个评价。如果我们把拜上帝会也看作明清时期民间教门同样的社会组织即“新兴宗教”，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后来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了。
太平天国的建立，实现了中国新兴宗教的政治理想，也就是建立一个“人间天国”，这个“人间天国”实际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神权专制国家。
首先，实行神权统治的君主专制政体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
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后立即自称“天王”，在攻占湖南长沙时就制造玉玺，要求臣下对他呼称“万岁”。[22]建都南京后又在檄文中说：“蒙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大开天恩，恩命我真圣主暨救世幼主下凡御世，宰治山河。”[23]他自称是受皇上帝差遣下凡的“天下万国真主”，[24]确立了封建等级制与君主世袭制。早在太平军占领永安后，就建立起严格的封建等级制，洪秀全封杨秀清以下为东、南、西、北、翼王。并在天王和诸王之间设立了严格的等级，其中天王称万岁，其妻为“娘娘”，天王之子称“幼主万岁”，其他诸王依次递减为九千岁至千岁。明确规定“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严”，对于君臣上下之间称呼、服饰、舆马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违者要受到严惩。[25]
太平军攻占南京后，东王率领官员们迎接洪秀全入城时，通赞官高呼：“天王有旨：诏众官珠贯而入，各肃班联，趋跄起跪，不得嚣喧。三呼万岁，听旨传宣。朝觐已毕，站立两旁。”[26]定都天京后，又颁布《太平礼制》，确定了一套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从天王到两司马共分为16个等级，朝仪、称谓、冠服、旗帜、仪仗等，都有严格的规定。[27]为了显示森严的等级和宏大的仪规，规定出行时天王的骄夫为64人，东王为48人，其余各王依次递减。甚至还规定，各王驾出，大小官员士兵，如不回避跪道，一律斩首不留。为了显示威严，洪秀全和诸王皆配备了大量的“执事官”，其中洪秀全拥有1659人，降至石达开还有1044人。各王巡时，必有众多的人打着各式灯笼、旗帜、衔牌、遮伞、扇饰等，而且一路铮鼓齐鸣，前呼后拥。洪秀全还发布《天王诏旨》，以严格后宫的秩序，以免天王及后宫的权威受到侵犯，规定：“继自今，外言永不准入，内言不准出。今凡后宫，臣下宜谨慎，总称娘娘。后宫姓名次位不准臣称及谈及，臣下有称及谈及后宫姓各[名]次位次者斩不赦也。后宫而[面]永不准臣下见，臣下宜低头垂眼，臣下有敢起眼窥看后宫面者斩不赦也。后宫声永不准臣下传，臣下女官有敢传后宫言语出外者斩不赦也。”而且表示“自今朕既诏明，不独眼前臣下宜尊，天朝天国万万年，子子孙孙暨所有臣下俱宜遵循今日朕语也。”[28]
洪秀全为了达到由他的子孙永远承袭太平天国君主的目的，下令实行世袭制。在《天王诏西洋番弟》中说：“朕立幼主继耶稣，双承哥朕坐天都，幼主一半耶稣子，一半朕子迓天庥。代代幼主上帝子，双承哥朕一统书。”[29]不仅“真命天子”洪秀全，各王也都是世袭的，甚至从高级官员到最抵一级官员两司马也世袭，“世食天禄”，“累代世袭”，超越了以往封建世袭制的惯例。
洪秀全还继承了封建帝王的后妃制度。在金田起义不久，洪秀全就拥有了15位娘娘，永安时增至36人[30]。咸丰二年太平军进入武昌后，杨秀清“选十余龄有殊色者六十人”，其中有些进贡给洪秀全。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洪秀全的娘娘增至40余人，到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的娘娘更增至88人。[31]据被俘的幼天王说：“老天王是我父亲，他有八十八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九岁就给我四个妻子。”[32]杨秀清则假托天父下凡，诏命诸王多纳女子，使多妻制成为奉上帝之命而设立的神圣制度。此后，多妻制便成了太平天国高级文武官员普遍实行的制度。据外国人记载，“天王诏定东西王各娶十一人，南王至豫王个六人，高级官三人，中级二人，低级一人。”[33]
第二，实行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34]
太平天国存在期间发布的官方文件，大多具有浓厚的神权色彩。如宣扬君权神授的《太平天日》、《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天父上帝言题皇诏》、《天情道理书》等，规定了“天国”官员、百姓必须遵守的宗教礼仪和制度。咸丰三年元月（1853年2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便开始实行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颁布了一系列带有神权色彩的政令。建都后称国号为“天父天兄太平天国”，1860年，洪秀全在重新刊印的《钦定旧遗诏圣书》里说：“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更合真理。”把玉玺内“太平天国”四字改刻为“上帝天国”，使太平天国的神权统治更加鲜明，突出“敬拜天父上帝造化万物大主宰”的政治理念。
反对世俗文化，推行神权统治的文化教育政策
太平天国为了独尊“拜上帝”的教义，大力摧残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世俗文化。在《太平天日》中提到“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35]在众臣所写的《诏书盖玺颁行论》中，副丞相黄再兴提出：“当今真道书者三，无他，《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真天命诏书》也。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36]他所呈报的可以流通阅读之书仅有28种，其中除了《圣经》中的《新约》、《旧约》外，就是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的言论集和有关典章制度及儿童教材，其中包括：《天父上帝言题皇诏》、《天父下凡诏书》、《天命诏旨录》、《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天条书》、《太平诏书》、《太平礼制》、《太平军目》、《太平条规》、《颁行诏书》、《颁行历书》、《三字经》、《幼学诗》等。与此同时，便大量印行《圣经》和《天命诏旨书》（诸王言论集）。其他诸子百家的典籍，皆加以摧毁。“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用火烧，烧之不及用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37] 在教育方面，也充满了宗教色彩，在儿童教材《三字经》里，也大肆宣扬“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等。要求儿童信奉上帝，“小孩子，拜上帝。守天条，莫放肆。”[38]在《幼学诗》里也如此：“真神皇上帝，万国尽尊崇；世上多男女，朝朝夕拜同。”[39]在《幼学诗》、《三字经》、《御制千字诏》、《钦定士阶条例》里，所宣扬的无非是神权、迷信、盲从和愚昧，充斥着浓厚的神权色彩。对于中国传统的世俗文化则大加挞伐，在洪秀全旨准盖玺的诏书《盖玺颁行论》颁行后，在天京大肆焚烧孔孟和诸子百家的典籍，使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到极大的摧残。
太平天国的神权统治还渗透到每个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每逢礼拜之日，百姓必须前往参加，闻锣不至或稍涉嬉戏者，则予以杖责。三次无故不到者，则斩首示众。[40]规定凡不拜皇上帝、崇拜“邪神”以及每七天不能虔诚礼拜、颂扬皇上帝恩德者，均属违犯“天条”。而犯天条者，轻则杖枷，重则斩首，甚至处以诸如“点天灯”、“五马分尸”等酷刑。[41]“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听讲道理，赞颂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凡内外诸官及民，每礼拜日听讲圣书，虔诚祭奠，礼拜天父上主皇上帝。凡天下诸官，每礼拜日依职分虔诚设馔，祭奠礼拜天父上主皇上帝，讲圣书。有敢怠慢者，黜为农”。[42]
第三、实行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经济政策。
中国的秘密教门经济上的平均主义要求，在嘉庆年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中曾有过明确表述：凡加入其教，“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43]“从教者先送供米若干，入教之后，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44]“习教之人，入彼伙党，不携资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45]洪秀全和他所创建的太平天国，则把中国秘密教门的上述经济纲领进一步发展到极致。洪秀全为这个神权王国设计了一幅理想的蓝图，即1853年底公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这是一个典型的平均主义乌托邦，企图在低水平上实现财产共有和绝对平均主义发分配制度，并且对太平天国的社会生活、政治组织，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做了具体的规定。该制度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超越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废除私有财产，实行以一切归“圣库”的公有制（实际上是一切归天王的天王所有制）。早在太平军攻占永安时，洪秀全就发布命令：“各军各营众兵将，各宜为公莫为私，总要一条草，对紧天父、天兄及朕也。继自今，其令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46]这个办法在战争时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供给制，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而在建都南京后，继续推行这项办法就不适宜了。《天朝田亩制度》曾向农民许诺，实行此办法将会达到“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帝大福，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境界。《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每军、每家设一人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其具体办法是把所有土地划分成九等，“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并要求达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47]《天朝田亩制度》虽然许诺用平均主义来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但是，这个制度所承诺的仅仅是个无法实现的空想。为了实施这项制度而把战争时期推行的“圣库制度”推向太平天国控制的地区，并建立“百宫衙”和诸匠营，试图取消商品流通，回归自然经济，这无疑是有违历史发展进程的。结果导致生产遭到破怀，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圣库拥有的财富，也不断减少，从初建时的一千八百万两，一年不到，仅剩下不满百万两[48] 。最初，人们吃粮不限，来取即与。不久，由于粮食减产，则按人分发，男子一人一日发米一斤，每十天领一次，“贼初入城，发粮无数，来取者即与之，既有名数可稽，始议每日发米数。男馆如泥水木匠一斤半，各伪衙一斤四两，各匠一斤，牌尾（老弱病残者――引者）半斤。女馆湖南以前，每名一斤，湖北以前每名六两。[49] 后来，米不够发放，又改发一斤稻谷，再后来，“稻亦不足，止给半斤”[50]。最后，连发放半斤稻也困难了，洪秀全只好命令臣民喝稀粥，不准吃干饭，“犯者立杀”[51]。虽然《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把土地分给农民，而“圣库制度”的实行，却又不仅把农民的土地重新加以剥夺，而且要求把土地上的一切收获也全部上缴圣库，即收归天王所有，“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在百姓中实行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百姓条例》规定：“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收取子粒，全归天王，每年给米一石，小口减半，以作养生。所生男女，亦选择归天王。店铺照常买卖，但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52]甚至规定“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钱粮亦然。”[53]这样，便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力遭严重破坏，根本无法实现让百姓“无人不饱暖”的承诺。
太平天国的上述制度，体现了几千年中国农民要求实现平均主义的愿望，也是秘密教门在经济方面的最高理想。可是，这种平均主义的愿望和理想一旦付诸实现，立刻显出它的局限性。由于它违反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不仅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阻碍了商品流通，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所以，这种乌托邦的实验，很快就以失败告终。
（资料来源：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1] 《五部六册》之《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第十七品。
[2]  大宁和尚：《明宗孝义达本宝卷》，下，光绪刻本。
[3] 《销释真空扫心宝卷》上卷，载《宝卷初集》第18册，第15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
[4] 《销释印空实际宝卷》，下卷，载《宝卷初集》第18册，第15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
[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239页。
[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94页。
[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96页。
[8] 金毓黻、田余庆等编《太平天国史料》，第86页。
[9] 金毓黻、田余庆等编《太平天国史料》，第86——87页。
[10] 金毓黻、田余庆等编《太平天国史料》，第78页。
[11] 金毓黻、田余庆等编《太平天国史料》，第77页。
[12] 《幼学诗》，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232页。
[13] 《太平救世歌》，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247页。
[14] 《福音敬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514页。
[15] 《福音敬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515页。
[16] 《天父下凡诏书》（二），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34页。
[17] 《诸王自述》，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850页。
[18] 《太平天日》，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639页。
[1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355页。
[20] 洪秀全的这个说法，非常接近于民间教门的经卷《五公经》，亦成称《五公末劫经》。
[2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97页。
[22] 《诸王自述》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790页。
[2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621页。
[24] 《天父下凡诏书二》，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47页。
[25] 《文书》载《文书》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700——701页。
[2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176页。
[27] 《太平礼制》，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111——118页；《太平天国》（二）第700
——701页。
[2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69页。
[29] 金毓黻、天余庆编《太平天国史料》，第98页，中华书局，1955年。
[30] 咸丰二年洪大全在永安被俘后供称“洪秀全躭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洪大全供词》，载《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三），第60页。
[31]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志通考》，地1255页。
[3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855页。
[33] 郭廷以：《太平天国日志》，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条。
[34] 详见拙著《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的神权统治》，载社会问题研究丛书《宗教、教派与邪教》，第90——11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35] 金毓黻、田余庆等编：《太平天国史料》，第10页，中华书局，1955年。
[3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312页。
[3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735页。
[3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225页。
[3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231页。
[4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262页。
[4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265——266页。
[42] [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170页。
[43] 周凯《内自讼斋文钞》，卷一，《记齐二寡妇之乱》。
[44]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平定教区总论》。
[45]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
[46] 洪秀全《天命诏旨书》，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65页。
[4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321——322页。
[48] 张继庚：《张继庚遗稿》，上向帅书一、七，《太平天国》，四，第764、774页。
[49]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四，第656页。
[50]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四，第711页。
[51]]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四，第715页。
[52] 清佚名：《金陵被难记》，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750页。
[53] 《天朝田亩制度》，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321——3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