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摄像飞机:细说大明王朝36大悬案【上册】【作者;向飞】

 一、帝王六大悬案

1．朱元璋：大杀功臣之谜

　　公元1328年，图帖睦尔做了大元帝国的第十二任皇帝，史称元文宗。就在这一年的十月二十一日，濠州钟离县（今安徽凤阳）孤庄村旁的一间破旧的二郎庙里，朱陈氏又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重八。

　　朱重八的高祖，朱百六；朱重八的曾祖，朱四九；朱重八的祖父，朱初一；朱重八的父亲，朱五四。

　　——历数其高、曾、祖、考，不曾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名字，可见，他祖祖辈辈，确乎是贫困得无以复加，挣扎在生存线上，浮沉于社会底层，不识温饱，不沾文墨，更不曾有过序齿列班的非分之想……然而，就是这个娃娃，后来却成了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一个叫贪官污吏、功臣勋旧乃至于硕儒巨擘们胆战心惊、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的杀人魔王。

　　牧童，沙弥，皇帝

　　少小的朱元璋是不幸的。他上面有一群哥哥、姐姐，勉强读了几个月的私塾之后，他就开始给人家放牛。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旱灾、蝗灾、瘟疫接踵而至，他的父亲、母亲和大哥在几天之内相继去世。仅存的二哥决定外出逃荒，便把这个尚未成年的弟弟交给了皇觉寺，让他出家做沙弥，这样，他就可以吃上一碗活命的斋粥。这一年，朱元璋才十六岁。

　　不过，饥荒和瘟疫并没有绕过寺庙，五十天之后，皇觉寺也几近断炊，僧众纷纷逃离，住持高彬法师给了他一领袈裟、一只钵盂，对他说：“孩子，寺里无法养活你了，你也出门化缘去吧。”

　　化缘，实际上就是乞讨。就这样，这个披着袈裟的小叫花子，南下合肥，西入河南，北上汝州、陈州，东向亳州、颍州，四年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皇觉寺。

　　对于这段难忘的历程，他曾有过一段精彩的回顾：

　　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徜徉。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皇陵碑》）

       这时候，反元义兵四起，六根未净的朱元璋蠢蠢欲动，他在伽蓝神前祷告：卜逃，不利；卜守，不利；卜“举大事”，大吉。于是他脱掉袈裟，直奔割据濠州的红巾军郭子兴部，当上了一名最低等级的兵头，官为“九夫长”。这一年，朱元璋二十五岁。

　　他作战勇敢，仪表堂堂，更重要的是他心有机谋，每战必胜，很快就获得了郭子兴的青睐，郭子兴把养女马氏许配给他，他一跃而成为郭子兴的嫡系亲信，乘龙快婿。

　　不过，朱元璋并非久居人下之辈，他打着郭子兴的旗号另立新军，创建了自己的人马和地盘。

　　1354年，下滁州。1355年，诱斩陈野先，下采石矶、溧水、溧阳、句容、芜湖。1356年，攻占金陵（元代称集庆路），把这块虎踞龙盘之地改名为“应天府”。这时候，郭子兴已死，朱元璋自称“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

　　1363年，灭劲敌陈友谅于鄱阳湖，陈友谅中流箭而死。

　　1367年，灭劲敌张士诚于平江，张士诚被俘自缢身亡。

　　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金陵称帝，改国号为“大明”。

　　朱元璋的成功之道

　　元末灾变，群雄四起，刘福通、芝麻李、韩林儿、徐寿辉、陈友谅、张士诚，还有方国珍、陈友定等等，一个个都是出类拔萃的英雄豪杰，虎视眈眈，逐鹿中原。十几年的南征北战，终于让朱元璋这个从贫民窟里走出来的放牛娃、小沙弥，跃上了权力的顶峰！

　　时乎？命乎？——人们对朱元璋的成功之道进行了许多有趣的探讨。

　　有人说，他出身贫贱，深知民间疾苦和社会弊端，他的部下攻城略地之后，不妄杀，不掳掠，大得民心。自古有言，得民心者得天下。

　　有人说，他从士兵、九夫长做起，直到元帅，深谙行伍之道，既有运筹帷幄的指挥才能，又有坚毅果敢的人格魅力，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审时度势，量力而为，所以每战必胜，每攻必克。

　　还有人说，成功的英雄后面总有一位坚强的女性，站在他后面的就是在民间广有盛誉的马皇后马大脚。马皇后有胆有识，深明大义，不只在危难中每见真情，而且在团结将士、调协君臣关系上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如果仅是以上几点，则仍然是远远不够的。朱元璋的成功更重要的在于他善于网罗人才，在身边聚集了一大批足智多谋、能征善战的文臣武将，他们为夺取江山立下了赫赫功勋。特别是出生于濠州、凤阳一带的朱元璋的同乡们，更是对他忠心耿耿，始终不渝，出生入死，承担了巨大的苦难和牺牲。

　　大明王朝建立之后，论功行赏，这些人理所当然得到了高官厚禄。据洪武四年（1371）统计，在朱元璋的家乡人中，封国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八人。朱元璋除赏赐他们大量土地外，还颁有可以免死几次的铁券。其余在府、部、司、院中任要职者不计其数。这些人以李善长、胡惟庸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声气相通、姻亲相连、威风显赫的权势集团，人们称之为“淮西帮”。

　　但是，好景不长，从洪武十三年（1380）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短短的十四年中，朱元璋大开杀戒，把所有的开国元勋、文武耆旧几乎杀了个精光。“淮西帮”土崩瓦解！

　　大屠杀，大灭绝，冤毒惨戚，叫后世读史者拍案惊奇，欷?[不已！人们不禁要问：是杀人者本性邪恶、忘恩负义、自食其言呢，还被杀者恶贯满盈、罪有应得、咎由自取？

　　胡惟庸之死

　　第一个用来开刀的是胡惟庸。

　　胡惟庸，安徽定远人。元至正十五年（1355）投奔朱元璋，从最低的元帅府奏参做起，后历任主簿、知县、通判、太常寺少卿。洪武三年（1370），因姻亲关系而受到李善长的提携，官拜中书省参知政事，不久代汪广洋为中书省左丞。以后又拜右丞相，继而为左丞相。由于他逢迎有术，颇得朱元璋宠信，常常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

　　胡惟庸聪明绝顶，但并非安分守己之辈。他利用宰相高位，独揽政务。臣下的奏章，他先行拆阅，对他不利的隐匿不报；官员的生杀升黜，他也常常不经奏报而独断专行。一些趋炎附势之徒“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明史》）。

        这一切，朱元璋看在眼里，不动声色。

　　大将军徐达对胡惟庸所作所为深为不满，向朱元璋作了汇报。胡惟庸则唆使他的喽啰反告徐达，把事情搅成一团浑水。
　　这一切，朱元璋也看在眼里，仍是不动声色。

　　有一天，胡惟庸的儿子招摇过市，坠马，死于过路的马车轮下，胡惟庸不问青红皂白，把那个马车夫杀掉解恨。事后，他心中惴惴不安，于是选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日子，准备了一套又一套的借口和说辞，向朱元璋诉说了他的失子之痛和悔恨之情。朱元璋仍是不动声色。半晌之后，才冷冷地说出了一句话：“杀人偿命。”

　　胡惟庸想用大量的金帛补偿死者以赎罪，得到的答复是“不许”。

　　胡惟庸冷汗淋漓，这才知道陷入了灭顶之灾。据《明史》记载，他纠集了几个铁杆哥们，打算铤而走险，但也因势单力薄而迁延。

　　洪武十二年（1379），占城国（今越南中南部）入贡，胡惟庸竟隐匿不报。这件事被朱元璋察觉了，在他的追问之下，中书省把责任推给礼部，礼部则把责任推给中书省。朱元璋大怒，拘押了所有官员，穷追主事者，立贬右丞相汪广洋于广南，随后赐死。胡惟庸的好日子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告发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等人谋反，经廷审，也攀连到了涂节。涂节是首告，本可免死，但群臣认为：“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告，不可不诛。”（见《明史》）此次朱元璋“从谏如流”。结果，胡、陈、涂三人及其家族被诛，牵连到此案的僚属、党羽、亲朋共一万余人也先后被诛。

　　其中，最为无辜的是宋濂。宋濂是明初大儒，曾为太子之师，编修《元史》，其孙宋慎因有“知情不举”之嫌，便被下令拘捕、下诏狱处死。此时宋濂已年过七旬，隐居浦江，也被锦衣卫抓捕至京，幸有马皇后极力劝谏，免死，被发配茂州，死于中途的奉节。

　　顺藤摸瓜剿“奸党”

　　朱元璋并没有放下屠刀，“胡惟庸案”也没有就此了结。

         五年之后，“胡惟庸案”又起，有毛响糖者告发，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以及李存义的儿子李佑与胡惟庸“通谋”，朱元璋如获至宝，先把此二人流放到崇明岛安置。

　　又五年，即洪武二十三年（1390），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李善长的一个亲戚丁斌因别的罪名被捕，供出了当年胡惟庸谋反，曾派李存义、李佑向李善长游说。李善长知情不报，因此也是个“胡党”。朱元璋早就想挖掉这根“淮西帮”的台柱子，借题发挥，以“(李)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的罪名，将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同时问斩。曾被朱元璋誉为“开国第一功臣”的李善长，也在皇帝恩赐的一条绳索下，结束了他七十七年艰难的行程。

　　与此同时，吉安侯陆仲亨的家奴也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爷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受此牵连的还有杨璟、朱亮祖，都是“瓜蔓抄”，被满门抄斩，直杀得血流成河，遍野血腥。

　　据统计，因受胡惟庸一案牵连而惨遭屠戮的达三万多人，绝大多数是出生入死的开国功臣和他们的家属，其中享有公、侯爵位的近二十人。

　　两年之后，还有一位靖宁侯叶昇因“交通胡惟庸”而被补杀。此时距胡惟庸之死已是十多年了。

　　后世史家每每论及此处，就会反讽：岂有首逆已死，同谋之人十余年始败露者？

　　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还特地颁布了一部《昭示奸党录》，把这些“奸党”的罪状、审讯过程、供词一一公布，以示他执法公正严明。

　　但是，死去的已经死了，无法辩驳；活着的侥幸逃得一劫，谁敢吭声？朱元璋想怎么编造，就可以怎么编造，后世的人怎能相信这些供词是真？

　　斩尽杀绝的蓝玉案

　　不过，朱元璋仍没有放下屠刀，血腥的屠杀也没有停止。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献揭发大将军蓝玉谋反，一场新的大屠杀又拉开了序幕。

        蓝玉，明朝开国功臣常遇春之妻弟，最早隶属常遇春帐下，因作战勇敢，所向皆捷，积功至武德卫指挥使。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北元蒙古势力依然雄踞漠北，与明朝对峙。为了消除隐患，明朝边将与北元展开了长期的角逐，蓝玉便是在几次北征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洪武十一年（1378），蓝玉因参与讨平西番而晋升为永昌侯。

　　洪武二十一年（1389），蓝玉率军十五万北征，风餐露宿，进军千里，结果大获全胜，虏获元军官属三千，男女七万七千人，金银驼马不计其数。朱元璋喜不自禁，把他比做汉之卫青、唐之李靖，晋封为凉国公。

　　他为大明王朝建立了赫赫功勋，成为洪武后期最勇猛的将领。然而功高震主，他也为自己种下了祸根。

　　洪武二十五年（1392），正当他踌躇满志，请征民丁，准备讨伐“百夷”之时，朱元璋突然命令他班师回朝。他到京时已是第二年二月，锦衣卫蒋献的揭发帖也应时而至。

　　二月初八，蓝玉上朝，被当廷收禁。次日，收监于锦衣卫，狱词云：“（蓝）玉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为变，将伺帝出耤田举事。”（《明史》）意思是，蓝玉勾结党羽，准备在皇帝外出视察农牧生产的时候发动政变。

　　两日后，即二月初十，朱元璋就迫不及待地将蓝玉处死。由蓝玉案蔓引株连的，除狱词所列侯、伯之外，还有察罕、张温等，被连坐族诛的达一万五千多人，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

　　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又特地颁布了一部《逆臣录》，照例把这些“逆臣”的罪状、供词一一公布，昭告天下。

　　胡、蓝两案，几乎把所有的开国元勋、功臣宿将一网打尽。而对于那些与胡、蓝两案毫不相干的重臣贵戚，朱元璋也频频出手，毫不留情。

　　颍国公傅友德、宋国公冯胜本在河南、山西一带练兵，与蓝玉了无关系，蓝玉案发后他们也被召回，既未拘捕，也未审讯。安居一年多后，至洪武二十七年（1394）十一月，傅友德被赐死。三个月后，即二十八年（1395）二月，冯胜也被无缘无故地赐死。

         传说，战功第一的徐达因为一向反对胡惟庸，所以无法牵连进“胡党”；他死时蓝玉案还没有爆发，当然与“蓝党”也无关，但是他也没能幸免。洪武十八年（1385），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中医的说法，背疽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皇上所赐，不敢不吃。徐达明知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了，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

　　曾经向朱元璋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升，预感到主公疑忌功臣，众醉而独醒，于洪武三年（1370）就告老还乡，还特地向皇帝请求赏赐了“免死券”。第二年，朱升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二岁。但他的儿子朱同却没有得到“免死券”的庇护，最后还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下——赐自缢。令人欷?[不已。

　　这样，终洪武一朝，在明初开国功臣中，身为公侯而得以幸存者，仅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二人而已。

　　朱元璋嗜杀之谜

　　枉杀功臣，历朝都有，但只有大明王朝的朱元璋创下了历史之最——杀得最多，杀得最冤，杀得最绝！

　　朱元璋为何如此嗜杀，如此狠毒？后世评说者做出了许多有力的推断。

　　有的人认为，明太祖马上得天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南征北战，都是能撑得起一方天地的角色。但他的太子皇孙都温顺柔弱，他担心一旦他百年归山，他的子孙无法控制局面。

　　据史载；太子朱标对朱元璋的滥杀无辜不以为然，曾多次劝谏。有一天，朱元璋把一根长满尖刺的荆棘条扔在地上，叫朱标捡起来，朱标左观右看，无处下手。朱元璋笑了，他说：“这根荆棘条不好拿吧？假如我替你将那些尖刺削光磨平，岂不是很好拿了吗？——现在我所杀的，都是将来有可能威胁到你的皇位的人，我把他们除了，是在为你造莫大的福啊！”

　　可见，他的滥杀功臣，是在为大明王朝消除隐患，以确保他子孙后代皇位的安全。

　　有的人认为，朱元璋出身草莽，早年浪迹江湖，深知贪官污吏强取豪夺之恶，草民深受欺凌投告无门之苦。他仇视权贵，仇视压迫，仇视阴谋，他想建立一个官吏奉公守法、百姓安居乐业的清明世界。

         登基前夕，战乱未定，他就任命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会同杨宪、刘基等二十人负责制定法律。他自己也“每御西楼，召诸臣赐坐，从容讲论律义”，逐条审议，然后颁布执行。洪武六年（1373），他又派刑部尚书详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两庑，亲加裁酌”，总计六百零六条，颁布执行。

　　他是一个以法治国的严厉的君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一例，还是战争时期，粮食紧张，朱元璋曾严令禁酒。大将胡大海的儿子犯酒禁，当斩。都事王恺进言：胡大海正在前线拼杀，可饶。朱元璋大怒道：“宁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坏我号令！”说罢，竟自己抽刀把他杀了。这与他冷冷地对胡惟庸说“杀人偿命”，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那些功臣勋旧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天下是自己血拼出来的，他们和朱元璋共过生死患难，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那些法令条文是管束小民的，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骄恣横暴，为所欲为。史载：洪武三年，“时武臣恃功骄恣，得罪者渐众”；洪武四年，“时诸勋臣所赐公田庄佃，多倚势冒法，凌暴乡里”。洪武六年，朱元璋敕令工部专门铸造了申戒公侯的铁榜，规定公侯人家倚势凌人、夺侵田产财物，和私托门下、隐蔽差徭的，都处斩罪。

　　但他们在铁榜之后，仍不收敛。如蓝玉，蓄庄奴假子数千，鱼肉乡里，尝占东昌民田，御史依法提审，蓝玉竟一顿乱棍把他打走。又令家人贩购云南私盐，阻坏盐法。又如郭英，私养家奴百五十余人，又擅杀男女五人。周德兴（与朱元璋同村）营宅第逾制，赵仲中城破遁逃，等等。

　　朱元璋曾说：“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以猛、以严治国，是朱元璋的既定方针，这些人触犯法令，实是罪有应得，根本不存在嗜杀或滥杀的问题。

　　还有人认为，朱元璋一生受到了太多的精神冲击，地位的卑下、处境的恶劣、战斗的艰苦、牺牲的惨烈，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太多的创伤。一旦黄袍加身，过大的落差使他有恍然若梦之感。他常常幻想这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唯恐得而复失。自卑、恐惧、危机意识纠结在一起，在他的精神上形成了一种变态的被害妄想。他是一种偏执型的人格障碍者，时时犯疑心病，到处安插耳目，遍布特务网，到头来仍然是惴惴不安，心神不宁。在日益加剧的恐惧感的追迫下，经历了长期战争岁月的洪武皇帝，本能地倾向于一种较为彻底的解决办法——从肉体上消灭他想象中的潜在对手，这就是他一再地制造冤狱，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屠杀的根本原因。

        一人犯罪，按一家一族进行屠杀。枭示、凌迟、剥皮、抽筋，以及刷洗、抽肠、黥刺、?
　　、劓、阉割、挑膝盖等名目繁多的非刑折磨。从朱元璋致人于死命的方式方法的选择上看，他早已堕落成乐于用他人血污来填补自己精神空虚的虐杀狂。

　　弗洛伊德在《心理分析所遇到的性格类型》一文中指出，这一类的精神病患者是“被成功毁灭的人”。

　　焦躁，狂怒，精神失控，疑心病，恐惧，被害妄想，终日追踪着朱元璋，折磨着他，直到他生命的终结。

　　5．正德帝：荒乱之谜

　　明武宗正德帝是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一位皇帝。他天资聪颖，只要是和做皇帝无关的事儿，从斗鸡走狗、骑马射猎到吹拉弹唱，甚至于梵文、阿拉伯文，都一学就会。人们认为他荒淫暴戾，怪诞无耻，是少见的无道昏君。然而，近些年来，历史学界的一些学者，对这个结论提出了质疑。

　　“豹房”里的荒唐帝王

　　朱厚照是张皇后亲生，而且是嫡长子。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明孝宗病逝，年仅十五岁的朱厚照顺理成章登上皇位，改年号为正德。

　　朱厚照生来好动，自幼贪玩，尤其喜爱骑射。孝宗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为太祖朱元璋那样文武兼备的圣君，所以对他的骑射游戏颇为纵容，这也养成了他日后尚武的习气。孝宗怕他玩物丧志，在病逝前一天，特意把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召至乾清宫暖阁，委以托孤的重任：“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好逸乐，先生辈常劝之读书，辅为贤主。”

　　即位之初，厚照就显示出了恶作剧的才能，在奉天殿他常常让猴坐犬背，燃起爆竹，一时间猴跳狗奔，皇宫的庄严荡然无存。原来在东宫侍奉他的那帮宦官，特别是太监刘瑾、谷大用、张永等八人，更是得到他的宠幸。小人得志，蛮横得不得了，众人叫他们“八虎”。

　　这帮人整天陪武宗吃喝玩乐，击球走马，放逐鹰犬。这些玩腻了，朱厚照突然想体会一下经商的乐趣，“八虎”便出主意，在宫中模仿市集开了六家酒馆、店铺、妓院。太监扮做老板、百姓，武宗则扮做富商。朱老板与宦官们相互贸易，讨价还价，争忿喧哗。买完东西就上饭馆，然后逛妓院，醉在哪里便住宿在哪里。像这样的宫廷闹市，夜以继日，一连就是几天。

        后来，他又觉得宫里太闷，规矩太多，有如牢笼，遂在皇宫西侧筹建豹房。工程需要投入，厚照于是对金银产生莫大的兴趣。刘瑾乘机进言说：你父亲当皇上的时候，天下官位都由司礼监举用，这活极肥。你要不信，把掌印太监抄了，准有三屋子金银。再把官全换了，让新官一人拿个一两万，直接贿赂朝廷，咱们就赚啦。如此建议，厚照居然“大欢乐之”，并立刻委托刘瑾去办。

　　豹房位于西华门外，与宫殿相连，有室两百多间，历时五载落成，耗费国库白银二十四万多两。

　　豹房建好后，厚照迫不及待地搬了进去，从此不再受宫廷内清规戒律的限制，整天与宦官、番僧、异域术士厮混在一起，玩得昏天黑地，只在傍晚的时候会见群臣。朝中大臣照例一再规劝，厚照也照例温言嘉谕，接着迅速置诸脑后。诸多老成之臣失去耐心，纷纷辞去，或因谏诤被升任外调，只剩三阁老李东阳等人与刘瑾周旋。

　　名曰“豹房”，应该是豢养生猛野兽、禽鸟虫鱼的处所，其中更应以豹为主。实际上，据《万历野获编》及明朱国桢著的《涌幢小品》等书记载，其中仅有文豹一只、土豹三只而已。蓄养得最多的是大群的各族女子，她们被训练成能歌善舞、充满邪气的妖艳私娼，供武宗狎玩。

　　正德四年（1509），厚照开始喜欢蒙古人，制作了大批毡帽皮裘，动员一宫的人穿上，互相扮演鞑子自娱。又与众蒙古人策马奔驰，往往终夜不还，投宿民家，行止与凡人不分。当时的朝鲜使臣回国报告说，皇帝所为之事，非如陈后主、隋炀帝，而如小儿之戏。

　　史载，武宗“每夜行，见高屋大房即驰入，或索饮，或搜其妇女，民间苦之”。其侍臣知悉主子怪癖，竟助纣为虐，搜掠良家妇女以充“幸御”，有时竟达“十车”之多。到后来，武宗就连平民寡妇亦不放过，弄得“民间汹汹，有女家，掠寡男配偶，一夕殆尽”。

　　正德五年（1510）出了一件大事，宁夏安化王朱寘以诛刘瑾为名反叛。虽然反叛一个月即被平定，但其檄文中陈述的刘瑾罪状引起了朱厚照的警惕。

        原来，“八虎”表面上相交甚欢，实际上刘瑾为了独揽大权，常常排斥其他“七虎”。这一次，“八虎”之一的张永参加了平叛，搜集了许多刘瑾的罪证，悄悄地告了他一状，罪名有十七条之多。朱厚照看后倒吸一口冷气，想刘瑾执掌大权以来，执法理财，拣选干才，倒也做了一些于朝政有益的事；而树威结党，凌虐百官，显然并非善类。朱厚照秉性中也有刚断的一面，随即派人捉拿刘瑾，并且亲自主持了抄家。得私刻玉玺一枚，穿宫牌五百，以及盔甲、弓弩等违禁物品，金银财宝则不计其数，特别是发现他平时常用的折扇中，竟然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朱厚照这才大吃一惊，下令将刘瑾凌迟处死。

　　凌迟，俗称“千刀万剐”，在明朝属于法定刑，按规定要割千刀以上，三日而死。每下一刀吆喝一声，犯人昏厥则泼醒再割。如犯人捱不足三日，传说刽子手是要抵罪的。刘瑾挺过了第一天的三百五十七刀，回牢居然还喝了两大碗稀粥，真不知他哪来的胃口，这个六十岁的老阉奴实在具有极佳的心理素质。第二天，割到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刘瑾再也没有挺过去。

　　“威武大将军”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厚照烦透了沉闷的皇宫和无聊的政事，微服行游京师也提不起兴致来。佞臣江彬于是鼓动武宗离开京城到西北游幸，这对于一向以雄武自居的武宗颇有吸引力，因为他一直梦想着能在广阔的草原上一展雄姿，开创不世之业。江彬还告诉他那里多美妇，这自然更增加了武宗的兴致。

　　正德十二年(1517)，武宗一行浩浩荡荡来到宣府。

　　宣府即宣化，当时称为宣府镇。它雄踞京师西北，扼守在长城线上，距北京约四百里，是蒙古敌军南下的必经之途。武宗决定在这里营建镇国府。

　　为什么称“镇国府”呢？原来武宗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凡往来公文一律以威武大将军钧帖行之，并为自己更名为朱寿，后来又加封自己为“镇国公”，令兵部存档，户部发饷。亘古以来，还没有哪个皇帝自降身份向朝廷称臣的，真是视国事朝政为儿戏。《明史?武宗本纪》说他“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
        在江彬的鼓动下，武宗除了大肆修缮镇国府外，还下令将豹房内的珍宝、妇女运来，填充镇国府。他把宣府称做“家里”，有久居常驻之意。宣府是北方的重要军镇，是抗击蒙古入侵的第一道防线。武宗在内心里仰慕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盼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立下赫赫军功。而且，在宣府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再也不用听大臣们喋喋不休的劝谏了。他下令大臣一律不许来宣府，只有豹房的亲随可以随时来去。

　　在豹房和镇国府两处，武宗为所欲为，乐不思蜀。

　　正德十二年十月，蒙古王子伯颜叩关来袭。朱厚照大为兴奋，火速回京布置亲征。其时距土木堡之变不到七十年，朝臣听到“亲征”一词无不神经过敏。于是又是一轮的规劝、教训，甚至威胁，但朱厚照决不愿意放过这次实战机会，终以“大将军朱寿”的名义统兵出战。作为惩罚，他不给任何一个文官随驾的荣幸。

　　据《明武宗实录》载，双方大战几天，朱厚照亲临前线同敌人战斗，据说还亲手斩敌一人，不过也险象丛生，“乘舆几陷”。朱厚照亲自指挥的这场战斗，取得了杀敌十六名，己方伤五百六十三人、亡二十五人的战绩，这当然也算得上一次胜利，因为鞑靼军终于被打退了。

　　武宗之死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十四日，久怀异志、阴谋作乱的江西宁王朱宸濠杀死朝廷命官，率众起兵作乱。朱厚照找到借口，再次御驾亲征。为图个耳根清净，下旨“再言之，极刑”。群臣已经领教了皇帝的执拗，自己也精疲力竭，只好随他去了。

　　八月二十二日，朱厚照率领大军从北京出发。按惯例出师是不能带内眷的，朱厚照和他宠爱的刘娘娘相约在潞河会面。刘娘娘相赠一簪，以为信物——如此看来，这皇帝老爷确实有点儿浪漫。孰料朱厚照纵马过卢沟桥时把簪子颠掉了，遂按兵不行，大索三日不得。如此领兵，简直是儿戏。

　　四天后，大军走到涿州，却传来了再坏不过的消息——南赣巡抚王阳明丝毫不懂得体察圣意，居然不等朝廷降旨就率军征讨，三下五去二就把不争气的宁王活捉。厚照闻报跌足不已。叛贼已平，还亲什么征呀？但朱厚照自有他的鬼聪明，他隐匿捷报，继续南行。军至临清，依约派中使去接刘娘娘，但刘美人不见信簪，辞谢说：“不见簪，不信，不敢赴。”武宗见美人心切，没有办法，便独自乘舸昼夜兼行，亲自迎接美人。

         十二月初一，武宗抵达扬州府。第二天，武宗率领数人骑马在府城西打猎，从此，天天出去打猎。众臣进谏无效，便请刘美人出面，终于劝住了好玩成性的皇帝。十二月十八日，明武宗亲自前往妓院检阅各位妓女，一时花粉价格暴涨，妓女身价倍增。

　　这一闹足足八个多月。王阳明早在六个月前就把宁王押到了南京，苦求皇上受俘，朱厚照一概不准。最后王阳明终于福至心灵，重新报捷说所有功劳全是大将军朱寿先生的，靠他老人家的威德和方略，以及他身边的一干功臣，才能迅速平乱，自己亲冒矢石、大战鄱阳的事迹自然一字不提。这一本递进去，旋即准奏。

　　受俘之后，朱厚照总算勉强同意北返。走了一阵子，又突发奇想：要把宁王放回去再作乱，由自己亲手擒回。臣下闻之如五雷轰顶，劝谏的话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回程路上，武宗皇帝当然也不会闲着，游镇江，登金山，自瓜洲过长江。八月，经清江浦，武宗见水上风景优美，鱼翔浅底，顿起渔夫之兴，便自驾小船捕鱼玩耍。结果，提网时见鱼多，武宗大乐，尽力拖拉，使船体失去平衡，他本人也跌落水中。明武宗在北京长大，不懂游水，入水后手忙脚乱，一阵乱扑腾，亲侍们虽然把他救起，但水呛入肺，加之惶恐惊悸，身体便每况愈下了。

　　也可能他是受惊之后，加上秋日着凉，引发了肺炎。在今天，肺炎只是一般病症，消炎加上保养就能痊愈。但在明朝，肺炎、肺积水可是要人命的绝症。

　　正德十六年（1521）春正月，武宗一行才回到北京。十四日，武宗仍旧强撑，在南郊主持大祀礼。行初献礼时，武宗皇帝下拜天地，忽然口吐鲜血，瘫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大礼不得不终止。

　　到阴历三月，武宗皇帝已处于弥留状态，他对司礼监太监说：“朕疾不可为矣。其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言毕，这位英俊爱玩的大明天子终于玩完，崩驾于豹房，时年三十一岁。

        可叹的是，武宗淫乐一生，嫔妃如云，美女无数，却没有留下可以接替皇位的子嗣。

　　他是昏君吗？

　　据史书典籍记载，武宗一生所建实无，所毁多有，贪杯、好色、尚兵、无赖，所行之事多荒诞不经，为世人所诟病。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近些年来，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其一，明武宗朱厚照在后世人眼中之所以是十足的坏人一个，只是因为继位为帝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以藩王入大统的堂弟明世宗。世宗对武宗既没好感，也没直接的血统关系，在此前提下，后朝贬抑前朝以凸显继位天子之圣明，实是理之当然。因此，明世宗在《明实录》的编撰中令史臣多录其恶，丝毫不“为尊者讳”，甚或添油加醋，无中生有，把“八虎”及江彬等鱼肉乡里之行径，一古脑都写在武宗账上，使得武宗皇帝之荒唐天下人皆知。

　　其二，即使是史书所录，也常常矛盾百出，互相抵牾，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武宗，尚需后世读者、史家仔细辨别。

　　如，《武宗实录》正德十四年载，刑部主事汪金上疏谏武宗饮酒过量，疏后附有史臣的一段话：“上嗜饮，常以杯杓自随，左右欲乘其昏醉以市权乱政，又常预备瓶罂，当其既醉而醒，又每以进。或未温，也辄冷饮之，终日酣酗，其颠倒迷乱，实以此故。”——简直是个酒徒、醉汉！

　　同是《明实录》，讲到不久后武宗巡视西北边，沿途行军时的情景说：“自宣府抵西陲，往返数千里，上乘马，腰弓矢，冲风雪，备历险厄，有司具辇以随，也不御。阉寺从者多病惫弗支，而上不以为劳也。”

　　既然是终日受到群小摆布、只知沉湎于酒的愚人，怎么又成了一个孔武有力、冲锋陷阵的英雄皇帝？

　　其三，武宗虽然不入大内，但是仍时常上朝听政，批答奏章，决定国家重大事件。不愿上朝时，就通过司礼监传达自己的圣旨，命内阁执行。即使他远在宣府的时候，虽说大臣不许前来，但还是特别强调，奏章要一件不少地送到宣府。所以说，武宗虽是荒唐，但在大事上一点也不糊涂。

         其四，武宗处事刚毅果断，弹指之间诛刘瑾，平安化王、宁王之叛，大败蒙古王子，且多次赈灾免赋，这些都是正德年间大事。而且，他在位时臣下仍有不少贤才，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位帝王治下总体上仍有可称道之处。特别是正德十二年，武宗率五六万人抗击蒙古军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这与英宗率五十万大军而被俘，不可同日而语。此后蒙古军长时间内不敢犯边，便是这次战斗成果的直接证明。而且在这场战斗中，武宗亲自部署，战术正确，指挥得法，体现了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应州之役，也成为武宗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时刻。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武宗，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武宗。其实，明代自英宗以来，国势渐弱，如果武宗能够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完全有可能做一代明君而成为中兴之主，功垂史册；但他恣意妄为的行径却为后人所訾议。

　　幽幽青山绿水间，康陵中静静地安息着武宗。对于他充满浪漫色彩的一生，是非可否，后人依旧会不断地评说下去。


二、将相六大悬案

　　2．方孝孺：“灭十族”之谜

　　皇帝杀人，常常有“株连九族”之说。

　　所谓“九族”，一般指的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其中“父族四”指：父母、兄弟、姊妹、儿子；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儿及外孙。“母族三”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儿子。“妻族二”指：岳父的一家；岳母的娘家。

　　“株连九族”，已经是相当恐怖了，然而，方孝孺却遭到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十族”之诛。即在宗亲九族之外加上门生故旧，牵连者不计其数！

　　方孝孺到底犯了什么罪，竟至于要遭此“十族”之诛呢？

　　“正学先生”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浙江宁海人。明代大臣，也是著名学者和散文家。

　　洪武九年（1376），二十岁的方孝孺拿着自己写的谈立身之道的文章《杂诫》来到宋濂那里，拜宋濂为师。宋濂好多年都未见过这样好的文章了，很高兴地把方孝孺纳为弟子。
　　相传，一次太祖朱元璋设宴，宋濂出席，太祖命宋濂作一篇《灵芝甘露论》，限明晨交卷。宋濂回家后将此事告诉了方孝孺后，自己因宴中饮酒过多，一觉睡到天明才醒。

　　准备上朝了，宋濂才想起作《灵芝甘露论》的事，大惊失色。方孝孺胸有成竹地对宋濂说：“老师不必惊慌，我已代师写成一篇，未知可否？请老师定稿。”宋濂看后十分满意，未作修改，便直接上呈太祖。太祖看后，觉得此文与宋濂的文风不同，问道：“这是学士的手笔吗？”宋濂只好如实说：“这是我门生方孝孺的手笔。”太祖听后很高兴，说：“此生良胜汝。”

　　方孝孺在宋濂门下度过了三年时光，使他终生受益匪浅。

　　洪武十五年（1382），经东阁大学士吴沉等人推荐，二十六岁的方孝孺来到南京，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召见。明太祖见他举止端庄，学问深厚，称赞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方孝孺力主施行仁政，志存教化，与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政治主张相差甚远。朱元璋深知才非所用，不如不用，只是对皇太子说：“这是一个有才华的正直之士，但现在还不是用他的时候，让他历练得更加成熟一些，将来好辅佐你。”于是厚礼相待，送他归乡。

　　后来，方孝孺受仇家陷构，被牵连到一场官司里，一并拘押到了京城。朱元璋在案卷里看到了方孝孺的名字，叫人马上放了他。

　　不过，对于方孝孺而言，身怀匡世之才而无用武之地，实在是件憾事。此后十年，他隐居在家，一心著书立说，过着清苦的生活。著有《周易考次》、《宋史要言》、《文统》等多部作品，还写了大量的诗歌。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经人再次推荐，朱元璋才让他担任汉中府学教授，成了个刚刚入流的九品学官。

　　蜀献王朱椿是朱元璋的第十一子，他早就听说过方孝孺的人品和学识，就礼聘他兼任蜀王世子的老师，非常敬重他，把方孝孺的读书之庐命名为“正学”，方孝孺因而被后人称为“正学先生”。

         削藩的后果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去世时，儿子早死，皇太孙朱允炆继承了皇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崇尚儒家仁政之说，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祖父的“洪武”年号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他迫不及待地要把他祖父为他储备的“干部”投入使用。“秋七月，召汉中府教授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方孝孺终于从那个摆满了儒学经典的“正学”书斋，走到了明朝政治的前台。次年，又升任为侍讲学士，成了建文帝的近臣。

　　据《明通鉴》记载，建文帝读书每有疑问，便立即召方孝孺讲解；临朝议事，也常常叫方孝孺批答；纂修《太祖实录》等史籍，也任命方孝孺为总裁；当时朝廷的诏书、檄文，大都出自方孝孺之手。建文帝对方孝孺非常倚重，君臣关系十分融洽。

　　此时，建文帝把朝中的大权交给了两个书呆子：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黄子澄。他们急于求成，在建文元年（1399）新皇权还没有得到充分巩固之前，就开始走了一步在整个明朝历史上最为险恶的棋——削藩。

　　朱元璋在位期间，为御侮防患，曾两次分封诸子为藩王。藩王各拥重兵，坐镇一方。明朝初年，藩王们为强化朱氏王朝的绝对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洪武时代的结束，这种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弊端也就暴露无遗了。

　　齐泰、黄子澄等人的初衷应该说是对的，但他们过高地估计了王朝的实力。开始的“削藩”进行得还比较顺利，周、代、岷、湘、齐等藩王先后被削夺，“湘王自焚，余皆废为庶人”。但进一步想削夺其中势力最大的藩王——燕王朱棣时，大麻烦出现了。

　　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誓师“靖难”，挥军南下京师。

　　在靖难之变中，方孝孺与朱棣是势不两立的。建文帝讨伐燕王的诏檄大多出自方孝孺之手。朱棣曾经两次试图以罢兵作为缓兵之计，都被方孝孺识破，并力劝建文帝不要被他迷惑，使得朱棣屡屡未能得逞。方孝孺还多次为建文帝出谋划策，甚至使用反间计来离间朱棣父子。

         遗憾的是，前方战况不佳。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将建文帝和方孝孺等人逐渐推向了绝境。朱元璋为了能让子孙后代永享太平，将久经沙场的元勋宿将几乎斩杀殆尽，现在，上自文弱的建文帝，下至满腹诗书的方孝孺等人，面对来势汹汹的燕王朱棣却都束手无策。

　　朱棣出兵时，他最倚赖的谋士姚广孝曾对他说：“臣有所托。”

　　朱棣问：“何为？”

　　姚广孝答道：“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城破之日，必不降附，幸勿杀之。杀孝孺，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朱棣颔首答应。

　　人间惨剧

　　朱棣占领南京后，方孝孺果然不肯归附。因姚广孝事先嘱托过，朱棣没有杀他，而是将他投入狱中。

　　其实，朱棣也有意借用方孝孺的威望来收揽人心，所以燕军攻破南京后，朱棣屡次派人到狱中向方孝孺招降，希望由他撰写新皇帝即位的诏书，方孝孺坚决不从。朱棣又派孝孺的学生廖镛、廖铭二人前去劝说，反被孝孺痛斥一顿。最后朱棣强行派人押解方孝孺上殿，方孝孺披麻戴孝而入，悲恸而极，哭声响彻大殿。

　　朱棣亲自从御榻上走下来劝他说：“方先生不必自苦，我不过是想效法周公辅佐成王罢了。”这里说的“成王”，指的是建文帝。

　　“那么成王呢?”方孝孺问。

　　“他自己自焚而死了。”

　　“何不立成王之子?”

　　“国赖长君。”朱棣有些窘了。

　　所谓“成王之子”，是指建文帝的二子。长子名文奎，年方七岁，城陷后不知所终，大概是焚宫之时，烧得尸骨无存了。次子尚只两岁，名文圭，后被朱棣幽禁于中都广安宫，号为“建庶人”，前后历五帝，共五十五年，从小没有接触过高墙以外的人世，到英宗复辟后被释放时，形同白痴，连猪犬都不认得。

　　方孝孺反驳道：“何不立成王之弟?”

　　驳得朱棣哑口无言，只好说：“这是我的家事。”

　　接着，他叫左右拿笔墨来，坚决地说：“诏告天下，非先生来写不可!”

        孝孺接过笔，写上“燕贼篡位”几个字后，随即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死就死!诏书绝不能写。”

　　朱棣勃然变色，提出警告：“你难道不怕灭九族?”

　　“灭十族又如何?”

　　“好!”朱棣恶狠狠地说，“我就灭你的十族。”

　　于是，朱棣一面命人继续将方孝孺关押狱中，一面搜捕其亲戚家属等人，以及他的学生，算作十族，押解至京。

　　在当年的六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朱棣登上皇帝宝座的第八天，就在南京的聚宝门，当着方孝孺的面，朱棣将“十族”一个一个地杀戮。每杀一个追问一声方孝孺，是否回心转意。当方孝孺看到他的弟弟方孝友受自己的牵连，就要被砍头时，深感痛心，泪流满面。

　　方孝孺兄弟三人，感情很好。哥哥方孝闻早在方孝孺任职汉中府的时候，就已病逝。方孝孺听到丧讯，悲伤了很久。而今，弟弟又遭此劫难，方孝孺内心的伤痛无法言说。他的弟弟孝友却丝毫没有责怪他，反而在死前劝慰其兄，作诗道：

　　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

　　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

　　诛方孝孺十族，死者达八百七十三人，行刑七日方止。

　　临到最后杀方孝孺时，方孝孺谩骂不止。朱棣先是命人将方孝孺的嘴割裂至两耳，并割下舌头，随后处以凌迟之刑。

　　死前，年仅四十六岁的方孝孺器宇轩昂，作《绝命词》一首。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

　　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

　　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清初史家谷应泰这样叹道：“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

　　舍生取义，还是愚忠？

　　有明以来，人们都认为方孝孺以一介书生，忠贞不屈，在残酷的屠戮面前无所畏惧，坦然走向死亡，是读书人的楷模。然而，近来也有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其一，方孝孺可不可以不死？

　　方孝孺舍生取义，才留下千古英名；如果他一念之差写了诏书，难道就会遗臭万年吗？就算方孝孺接着为成祖做事，也算不上失节，因为他不是投靠了异族或敌国，就连服务对象的姓氏都没有改变，就像成祖所说的这是他的“家事”。

　　魏征在唐太宗李世民夺取政权前，是辅佐太子李建成的，也就是太宗的对立面；李建成被杀，李世民即位后他转而为李世民出谋划策，为“贞观之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闻名后世的一代良相。他死后，李世民十分悲哀并感慨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方孝孺完全可以不死，像魏征一样辅佐新主，建立不世之功勋。唐代以后谁笑话过魏征？谁也没笑话过，赞美之词倒是不少。为了朱家的“家事”而慷慨献身，值得吗？

　　其二，方孝孺应该怎样去死？

　　是的，民族是要有精神的，做人也要有是非观、有骨气。我们赞美那些因坚持真理、维护信仰而视死如归的铮铮铁汉，也赞美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为国家、为民族英勇捐躯的民族英雄。即使方孝孺先生选择了“忠臣不事二主”的儒家正统观念，也仍然值得我们尊重。

　　翻开史书，为信仰献身之人不胜枚举。前有魏晋时之嵇康，面对司马集团的屠刀，谈笑从容，作广陵绝响；后有戊戌六君子之谭嗣同，狱中题壁：“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都留下了悲壮的佳话。

　　当金川门破之日，方孝孺先生面临三条选择：降，逃，死。

　　“降”，方先生是不屑的。

　　“逃”，不失为一种进退自如的选择。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连你的主子建文帝都逃了，你为何不逃呢？你逃了，对姚广孝有过承诺的朱棣也不会穷追猛赶。时势不利，你可以隐居深山，结草为庐，诵经课徒，兀兀穷年。渴了，有山泉清露；饥了，可采芹采蕨。一旦时机好转，方先生振臂一呼，定然是四海云集，说不定还可以为苦命的“建庶人”挣得一片天下。仔细掂量，逃是一个智者在当时可能做出的最佳选择，可惜的是，方先生不是智者。

         方先生心存大忠，却无大智，这就铸就了方先生必然的悲剧。

　　方先生选择了“死”，决心以身殉难，这仍然值得我们尊重，但我们并不赞成方先生的这种死法。

　　方先生可以阖门不出，顶礼焚香，自刭于家；方先生也可以青衣素服，仰天长啸，自沉于水；方先生甚至还可以朝服冠冕地出现于金銮宝殿，义正词严宣布自己的主张后，触阶或触柱自杀而亡。朱棣对方孝孺“城破之日，必不降附”早有思想准备，因而对他的这几种自杀方式不会感到意外，也就不会引发怒火万丈，逆鳞喷血，更不会导演出“灭三族”、“灭九族”，乃至“灭十族”的悲剧。方先生也就死得其所了。

　　说不定，朱棣为了讨好士人，安抚满朝文武，借重方孝孺的威望，对他的死来一个假惺惺的欷?[不已，给他一个旌表，给他的家属以应有的安抚——类似的例子在改朝换代中比比皆是。这样，方先生保持了名节，子孙也享受到了余荫，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即使朱棣穷凶极恶，继续施逞淫威，仍然是“三族”、“九族”地杀将下去，那么，后世史家更可以认识朱棣的残暴本质，而不会拿方先生来说事了。

　　其三，方孝孺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死法？

　　严格地说，方先生的死法是他自己设计的：他决心用一场轰轰烈烈的死来成就自己的名节。登殿，“披麻戴孝”，“哭声响彻大殿”；问答，针尖对麦芒，反宾为主，步步紧逼；写诏，大书“燕贼篡位”，然后“掷笔于地”。逼得朱棣不得不脱下礼贤下士的伪装，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当勃然大怒的朱棣用“灭九族”进行威胁时，方孝孺竟说：“灭十族又如何?”

　　慷慨激昂，掷地有声。可叹的是，这已经是“慷”他人之“慨”了，方先生决心为自己的主子殉葬，又何必搭上这八百七十三条无辜的生命呢？

　　明朝钱士升在《皇明表忠记》中就指责方孝孺说：“孝孺十族之诛，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一个“激”字，点明了方孝孺的心机，唯恐其不怒，唯恐其不杀，唯恐其杀之不多；杀得越多，就越能彰显朱棣的罪恶，就越能展示自己的名节。

          于是，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幕“闹剧”开始了血淋淋的演出：一个是要无限张扬自己权威的杀人狂，一个是想无限抬升自己名节的偏执狂。两强相遇，小民遭殃。

　　杀！杀！杀！只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当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亲戚，朋友，门生，故旧，认得的，不认得的，昂首挺胸的，浑身颤抖的，乃至于妇幼婴儿……牵引到方先生面前就戮的时候，当一具具鲜血淋漓的尸体如小山般堆积在方先生的面前的时候，他居然无动于衷，面不改色心不跳。

　　一个敢杀，一个能忍，视生命如草芥！

　　怎么来解释这样一个癫狂的现象呢？有人说：这是两个疯子，“精神变态，心理疯狂”。而方孝孺，则“是一个受理学毒害至深、泯灭了人性的腐儒”。

　　方先生的名节总算是成就了，但这个用八百七十三条血肉之躯垫抬起来的名节里，掺和了太多的血污！

　　呜呼，哀哉！

　　3．张居正：死后清算之谜

　　在明朝，按法律规定，抄家的罪状有三条，“一谋反，二叛逆，三奸党”。张居正生前身居首辅，位极人臣，政令通达，功勋卓著，死时谥“文忠”，也极尽哀荣。然而死后不到一年，却遭到了“抄家”的惨祸，长子自缢，家人被发配戍边。

　　他有谋反、叛逆、奸党的嫌疑吗？没有。那么，他的家庭为什么要在他死之后遭此灾难呢？对此，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首辅之路

　　张居正，嘉靖四年(1525)生于湖北江陵（今荆州），字叔大，号太岳。相传他出生时，他的曾祖父梦到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一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便顺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张居正的确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他五岁入学，十岁通六经，十二岁中秀才，十三岁时参加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广巡抚顾璘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炼几年，才未中举。三年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了一名少年举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翰林院是朝廷的智囊团，人才储备库。进入了翰林院，标志着张居正将有一个坦荡的仕途。他被安排到裕王府，为嘉靖皇帝的第二个儿子朱载垕讲课。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朱载垕继承了皇位，是为隆庆皇帝。登基不久，他就将张居正拔擢为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赞机务。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这年，张居正四十三岁。

　　隆庆六年（1572）五月，意外的机遇降临了：皇帝病故，遗诏任命高拱、张居正、高仪三名内阁辅臣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同为顾命大臣，辅佐不到十岁的小皇帝万历登基。

　　高拱一向以精明强干自诩，傲视同僚，对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弄权于宫闱极为不满。他起草了一份旨在削夺冯保权力的《陈五事疏》，以阁臣联名的方式提交皇帝。在征求张居正的意见时，张居正假意答应了他，暗地里却把消息传递给了冯保。

　　按照高拱的部署，他的门生故吏一起向冯保发难：什么“四逆六罪”、“三大奸”，罪名骇人听闻，措辞毫不掩饰，必欲置冯保于死地。比如“不可赦”罪第一条，就是指责冯保虽然是个太监，却精通房中术，给先帝“诲淫之器”、“邪燥之药”，导致先帝早崩。仅此一条，就足以要了冯保的命。

　　当然，冯保也不是等闲之辈，他派亲信向张居正讨教，张居正告诉他：“勿惧，便好将计就计为之。”

　　原来，穆宗死时，高拱在内阁恸哭时，曾说过“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之类的话。冯保根据张居正提供的线索，改变成一句“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向皇太后、皇上告密。皇太后听了，非常震惊；小皇帝听了，也马上变了脸色。

　　高拱败局已定，不过他自己还被蒙在鼓里。

　　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早朝，宫中传出话来：“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至！”高拱满以为是小皇帝要下旨处分冯保，颇为兴高采烈。

　　当高拱、张居正及文武百官到会极门跪接圣旨时，太监王蓁捧着圣旨高声念道：“皇太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据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描述，当时的高拱“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地不能起”，在一旁的张居正“掖之起”，“使两吏扶携出”。

　　高拱出京途中十分狼狈。文秉《定陵注略》用这样的措辞来描绘：“缇骑兵番，踉跄逼逐”；“囊筐攘夺无遗”；“仆婢多逃，资斧尽丧”；“出都门二十余里，馁甚，止野店为食”。

　　卧病在家的另一顾命大臣高仪，听到高拱“回籍闲住”的圣旨，大惊失色，担心牵连自己，忧心忡忡，病情加剧，呕血三日而死。

　　三位顾命大臣，一个斥逐，一个病死，剩下张居正一人，理所当然地成为内阁首辅，担当起了辅佐小皇帝的重责，同时也开启了他十年辉煌的政治生涯。

　　一个成功的改革家

　　就其业绩而言，张居正不只是明朝唯一的大政治家，而且是汉朝以来最成功的改革家。现代学者黎东方先生说，能同张居正勉强相比的只有诸葛亮和王安石。不过，诸葛亮处境艰难，未能施展其经纶于全国；王安石则富于理想，却拙于实行。

　　张居正则不然。上有皇太后、皇帝的支持，内有太监总管冯保的呼应，张居正的改革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因而也是卓有成效的。

　　在内政上，他大力整顿吏治，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目标，淘汰了一批冗官，厘清了六部及有关单位的职责，使政令畅通，秩序井然。

　　在经济上，他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查出漏税土地达三百万顷，使朝廷的税收成倍增加。在这个基础上，他又雷厉风行地推行“一条鞭法”，即把田赋、徭役和杂税等集中起来，折合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田多者多出。这不只抑制了强豪兼并，而且切实地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

　　在军事上，他任用李成梁、戚继光等名将整饬武备，边境晏然。不只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几近绝迹，连西北一带的边患也不再发生。

　　史家一致认为，万历初年，是明朝中叶以来形势最好的一段时期。张居正运筹帷幄，勤勤恳恳，取得了“海内肃清，四夷营服，太仓粟可支十年，库寺积金四百余万”的辉煌业绩。

         黎东方先生说：“明朝自成祖、宣宗以后，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张居正能以超人的铁腕，把政风士习扭转，做到令出必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边境相当太平，国内家给户足，转贫为富，化弱为强，真令人心向往之。”

　　但是，张居正的为人却有一些致命的弱点。

　　首先，由于他过于负责和专断，未免得罪了一些僚属；而清丈田亩、改革赋税，又触动了一些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他办事雷厉风行，锋芒毕露，因而也树敌过多。

　　其次，张居正善于玩弄权术，纵横捭阖于宫闱与朝臣之间，他与太监冯保互为表里，建立起来的政治联盟有效地垄断了朝廷，不论其用心如何，都为正统的士大夫所不齿。

　　第三，他生活张扬、豪奢，律己未必甚严，在有些人看来，他有贪污、受贿的嫌疑。

　　当他有权有势的时候，确乎能形成一派政通人和的假象，而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容易受到无情的攻击。

　　“夺情”是他死后灾难的一次预演，可惜的是，张居正工于谋事，拙于自保，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

　　“夺情”风波

　　万历五年（1577）九月十三日，张居正父亲病逝。按明代礼制，内外官吏人等都有“丁忧”制度。如果父母去世，须辞官守孝二十七个月，不计闰月，期满起复。

　　但是，如果国事需要，由皇上特别指定，不许辞职守孝，继续留任，则称之为“夺情”。不过，明朝立国以来，除了直接带兵打仗的官员外，在朝大臣是很少被“夺情”的。

　　开始，万历小皇帝朱翊钧给张居正写了一道谕旨，安慰老师，但是并没有刻意挽留。

　　此时的张居正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皇帝年幼，他们母子都离不开他这个深谋老算的顾命大臣；另一方面，他自己推行的改革正处在关键时刻，一旦离任，后继非人，后果不堪设想。但如果他恋栈不退，则容易在道德上遭人非难。

　　正在他进退两难之际，小皇帝果然下了一道“夺情”的圣旨：“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着，不必具辞。”

        尽管张居正一再上疏要求“守制”，而小皇帝却坚持“夺情”。张居正毕竟是玩弄权术的老手，他最后提出了“夺俸守制”的要求，即在守制期间，照常给皇帝办事，不拿薪水。这下子小皇帝同意了。

　　但是，朝廷也不能让张先生白干呀！于是，小皇帝命令，光禄寺每日给张先生家送酒饭两桌，有关衙门每月给张先生送米十石，香油三百斤，茶叶三十斤，盐一百斤，黄白蜡烛三百支，柴薪二十杠，炭火三十包，到服满为止。

　　朝廷对张先生的恩宠，可以说是到了极致。

　　但是，在以宗法、礼教立国的明朝，父死不守孝是有关天理、人伦的大事。适逢十月初五，天上出现彗星，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不祥之兆，皇帝下诏求言，于是有人把这件事同“夺情”之举联系起来。

　　率先上疏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这位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与张居正有师生之谊，但此时却上了一道《因变陈言明大义以植纲常疏》，以为“夺情”既不近人伦情理，也不合义理法度。第二天，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再上疏，请令张居正奔丧归葬，事毕回朝。第三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又联名上疏，奏请令张居正回籍守耕。小皇帝朱翊钧龙颜大怒，他觉得吴中行四人的矛头不只是对着张先生的“夺情”，也是对自己权威的藐视。他决定效法列祖列宗，对直言犯谏的大臣施行惯用手法——廷杖。吴中行、赵用贤各六十棍，被打得死去活来；艾穆、沈思孝各八十棍，刑后收监充军。

　　朝臣中竟也有不被这场淫威所吓倒的，那就是刑部观政进士邹元标，他对张居正素无好感，就在四人廷杖的当天，他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奏疏呈上，矛头直指张居正的诸般过失。结果，邹元标也被廷杖，遣戍都匀卫。同时遭廷杖的还有一位来自浙江余姚的布衣姚韩，他也上了一道万言疏指责张居正，被打后发送原籍。

　　反对张居正“夺情”的斗争终于被镇压下去了，但张居正在士林中的声望却从此一落千丈！

        身后荣辱万万千

　　万历十年（1582）春，张居正病重，久治不愈，上自六部尚书下至各部刀笔吏，无不设道场为其祈福。有些朝廷命官弃本职工作不顾，日夜奔走于佛事道场，甚至在官署中也摆上了香火缭绕的神坛。京官们如此，各地封疆大吏也起而效尤。一时间，僧道云集，乌烟瘴气，朝野一片混乱。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五十八岁的张居正病逝。

　　张居正死后，神宗“怆悼辍朝”，特许京城设祭坛九座，供官、民吊唁，后因赴吊的人太多，又增设七座。追封张居正为上柱国、谥文忠，特派司礼监太监陈政为总管事，由在京的四品堂官、锦衣卫等组成护丧队伍，护送其灵柩归返故乡荆州。夏日炎炎，张居正的灵车及辎重车七百余辆，在三千名军卒夫役的推拥下，浩浩荡荡地沿官道向湖广方向缓缓行进；这支队伍前后十余里延绵不绝，沿途路祭的各地百姓更是看不到头。

　　同年十二月，朝政格局却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重大倾斜——神宗瞅准宫内太监总管冯保失去了内阁支持的时机，成功地翦除了这个自幼即掖抱陪伴他的“大伴”。事后，他还故作宽大地假惺惺说道：“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皇考付托，效劳日久，故从宽着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总算是宽大处理，只查抄了家产，并未为难他本人。

　　冯保倒台了，这不啻是个政治信号。反对派们活跃起来了。

　　率先弹劾张居正的是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他上疏开列了张居正的十四条罪状。神宗对此疏的批注含糊不清，模棱两可。敏感的朝臣们心领神会，于是弹劾的奏章雪片似地飞来。

　　万历十二年（1584）正月，洪竞上疏为父申冤，向万历皇帝哭诉了张居正指使劳堪害死其父的经过。

　　前任首辅高拱也送来了《病榻遗言》，揭露了张居正与冯保联手，把自己赶下首辅之位，并欲置之于死地的过程。

　　一时间，朝野呼应，上下其手，闹得群情汹汹，最终导致神宗决定对尸骨未寒的张居正痛下杀手！

        万历十二年四月，神宗颁发了查抄荆州张家的诏书，由司礼监太监张诚和刑部右侍郎丘橓等人所主持的抄家之举，把皇帝翻脸不认人的冷酷面目实施到了极致：他们还没有赶到江陵，就命令地方官登录张府人口，封闭府门，一些老弱妇孺来不及退出，门已封闭，饿死十余人，相传死者“皆为犬所残食而尽”。
　　在查抄家产中，张、丘二人更是锱铢必究，大加拷问，穷迫硬索，扬言张家藏有两百万两银子。其长子张敬修经不起拷掠，屈打成招，指认有三十万两银子藏匿于张居正的亲信曾省吾、王篆、傅作舟等人家里。于是，锦衣卫分头赶往上述三家，可抄查出的银子却一共未足十万两。三子懋修实在受不了如此折磨，自杀未遂；敬修羞愤交加，自缢身亡。

　　此番抄查张家所获，据刑部当时列的清单，计为：黄金两千四百余两，白银十万七千七百余两，金器三千七百一十余两，金首饰九百余两，银器五千二百余两，银首饰一万余两，另有玉带十六条等等。这与神宗原先的估计相去甚远。

　　张家的财产，后来被运到了北京，共一百一十抬，并没有什么值得注目的珍品。有专家估算，若是把他家的总资产折合成白银，大约只是严嵩的十分之一二；而与冯保相比，还不到其十分之一。不知万历帝过目之后有何感想，应该多少有点失望吧！

　　死后清算之谜

　　张居正是明朝最有权力、最具影响的内阁首辅。他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他是小皇帝不可一日或缺的靠山，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他的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立，而被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神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对死去不久的张居正下如此毒手呢？

　　历史学家分析，其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这是君臣之间十年积怨的总清算。

　　在封建王朝里，君权和相权是一对相依相克的矛盾。君权过于弱小时，需要强大的相权来支撑；而过于强大的相权，则会矮化皇室，遭到帝王的忌恨。

        张居正开始辅佐神宗时，小皇帝年仅十岁，为了稳定政权，神宗母子都对张居正有所倚赖，尊重备至，言听计从。但是，这位元辅对小皇帝管束过严，干涉过多，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已经开始了由亲近、尊重向着畏惧、厌恶的方向转变。这一点，过于自信的张先生并没有察觉。

　　张居正以严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对待小皇帝，每天布置功课，如果小皇帝没有认真背诵或领会，就会遭到严厉的斥责。有一次，小万历读《论语?乡党》时，把“色勃如也”读成了“色背如也”。张居正当着众大臣的面，厉声吆喝，吓得小皇帝连忙低头纠正。平时，如果小皇帝背着张居正做了越制出轨的事，冯保就会吓唬他：“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小皇帝听了，很快就会收敛自己。

　　但是，小皇帝逐渐长大了，成人了，开始懂得了皇上的权威和分量了。而张居正仍然把持朝政，作威作福，甚至对他的宫闱生活也说三道四，这使得神宗对张居正的态度向着仇恨方向迅速逆转。

　　权高震主，是为臣之大忌；张先生却是自鸣自得，浑然不觉。岂知，他所揽之权，就是神宗之皇权；张居正的高大显赫，就反衬出神宗的卑微猥琐；群臣对张居正的恭维，就是对皇上的蔑视。是可忍，孰不可忍？成长起来的神宗必然要扳倒张居正，夺回皇权，一消这十年的积愤。即使张居正不死，这场君权和相权的斗争也将在短期爆发。

　　而在封建社会里，权力的天平总是向着君权倾斜，因此，张居正的覆灭和被清算是必然的。

　　其二，这是走出张居正阴影，一展帝王雄威的大决策。

　　张居正死了，走了，埋了；神宗皇帝就可以乾坤独断，一展帝王雄威了。这就是神宗皇帝充分展示他的大度，极尽哀荣地礼送张居正归山的根本原因。

　　但是神宗皇帝没有料到，张居正虽然走了，却是阴魂不散，自己仍然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中。每有诏令，群臣就会观望、比较，假如张先生在，将会怎样决策；每有行事，神宗皇帝也会自我掂量，假如张先生在，将会怎样评判。张先生的阴影仍然高高地悬立在朝堂之上，俯视着神宗，使他自卑，自疑，猥琐，狼狈不堪。他的自尊心、虚荣心受到极大的创伤，与此同时，他的逆反心理、仇恨心理也开始极度膨胀。他愤慨，激昂，烈火中烧，不能自已，就像咆哮在火山之下的岩浆，必欲冲破压顶的山石，一吐胸中之块垒而后快。

        最初，他用温和的手段割舍他的“大伴”，他感受到了一种无羁无绊的轻松，独来独往的愉悦，以及隐秘于心灵深处的邪恶的复仇的快感。这使他惊奇，震动，也受到启发和诱惑。于是，他决心粉碎这座高立于庙堂之上的偶像，搬掉压抑在他心灵之中的块垒，扫荡笼罩在他头顶之上的阴影。这是一个大决策，大决战！战斗必然成功，唯如此他才可以真正成为屹立于万民之上、天马行空、受到万民仰望的皇帝了！哈，痛快！

　　有了这样的思维，张先生的形象能不被撕裂、不被践踏吗？

　　其三，神宗的贪财好利，也推动了清算的进程。

　　《明史纪事本末》中记叙了明神宗查抄张居正荆州老宅之前与皇太后的一段对话。

　　这一年，神宗的同母弟潞王已年满十六岁，该议婚了，可操办婚礼的银子还有一多半没有着落，慈圣皇太后一想到此事，就感到烦心。神宗听了，满不在乎地说：“这事您别着急，我有办法！现在朝中的这些官儿们都无耻极了，他们一定是看冯公公、张太师权大，把好多钱财珠宝都作为礼物存放在这两家了。”

　　太后听了，心里有了些把握，跃跃欲试地说：“假使查抄他们的家，这些钱财就都到手了吗？”

　　“这个冯保诡计多端，那些钱财恐怕都悄悄地转移了。”

　　正好这时候，云南道御史羊可立上了一道“已故大学士张居正隐占废辽府第田，乞严行查勘”的疏奏，已废辽王次妃王氏也奏称辽王府“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府”。都说得有根有据。再加上冯保抄家，所得巨万，这位贪财好利的皇帝能不动心吗？至此，张居正家厄运难逃。

　　此外，张居正一人独大，后继无人，也是他败亡得那样迅速、那样彻底的一个原因。他刚愎自用，偏信偏听，喜欢阿谀奉承之徒，打击直言敢谏之士。到万历皇帝决心向他清算的时候，大家一呼百诺，奋勇争先。没有人敢替他说话，替他伸冤。相反，那些受他提拔、被他重用的新政人物，反倒成了反张居正的急先锋。张居正厉行的改革，也就因此而寿终正寝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初大骂张居正是禽兽，被廷杖致残的邹元标，竟然拖着一条瘸腿，为张居正的昭雪奔走呼号，试图召回失去的新政。

　　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这座经历了两百年风雨的古老的帝国大厦，终于在六十年后，被历史的巨浪冲击得土崩瓦解！
         三、宫闱六大悬案

　　4．明宫“伟哥”：红丸案之谜

　　明末三大疑案，“梃击案”在前，“移宫案”在后，“红丸案”正当高潮。人们之所以特别注意“红丸案”，因为它是牵涉皇帝性命的要案、大案。

　　“红丸”遗风

　　“红丸”又称红铅丸，是宫中特制的一种春药。

　　春药在我国宫廷有悠久的历史。汉代有“慎恤胶”，汉成帝刘骜同赵合德一起，把“一丸一幸”的慎恤胶一次吃了七丸，结果浑身发烧，精液流注不止而死。魏晋有“五石散”，晋惠帝和他的臣属裸体同妃子、宫女一起饮酒作乐，用的就是这个“五石散”。唐宋在“五石散”的基础上，加上桑螵蛸之类的壮阳补肾药，称为“阳起石”。明代又加入雄蚕蛾，被称为“颤声娇”。在《金瓶梅》里，大淫棍西门庆大战潘金莲、李瓶儿，靠的就是从秃和尚处讨得的“颤声娇”。

　　到了明代，春药已经发展得登峰造极，成了色鬼们淫乐的帮手，也成了他们勾魂的无常。

　　明代皇宫长期以重赏吸引献这类秘方的人，从宪宗成化年间起，献秘方者络绎不绝。陶仲文本是个不见经传的守仓库的小吏，因献房中秘方而受宠于嘉靖，一跃而成为朝廷显贵。传说，他所献的春药秘方，就是“红铅丸”。

　　这红铅丸制法特别：须取童女首次月经盛在金银器内，加上夜半第一滴露水、乌梅等药，连煮七次浓缩，再加上乳香、没药、辰砂、南蛮松脂、尿粉等搅拌均匀，用火提炼，最后才形成固体，制成丸药。

　　据《明实录》：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月，从畿内挑选十一至十四岁少女三百人入宫；三十一年（1552）十二月，又选三百人；三十四年（1555）九月，选民间女子十岁以下一百六十人；同年十一月，又选湖广民间女子二十余人；四十三年（1564）正月，选宫女三百人，前后共计一千零八十人。这些尚未成年的小姑娘，后来竟成了嘉靖皇帝制药用的“药渣”。

        与陶仲文同时代的文人王世贞的《西城宫词》写道：

　　两角鸦青两箸红，灵犀一点未曾通。

　　自缘身作延年药，憔悴春风雨露中。

　　写的就是这些可怜的小姑娘。

　　由于嘉靖帝凶狠的淫欲和无情的摧残，引发了一场中国历史绝无仅有的宫女暴动，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几名宫女一起上阵，用绳子套住嘉靖帝的脖子，要把嘉靖帝勒死……

　　据朱东润先生考证：嘉靖帝的儿子穆宗于三十六岁时，也是躁死在这红铅丸上。

　　宫廷内外，肉欲横流。嗣皇帝朱常洛继承了其父贪财好色的遗风，再一次地栽倒在这红铅丸上，也就不足为怪了。

　　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的一个夜晚，一个名叫张差的汉子手持枣木棒，闯进皇太子朱常洛的慈庆宫，见人就打，把内侍李鉴打伤，究其目的，当然是想打死皇太子。这就是有名的“梃击案”。

　　原来，皇长子朱常洛是恭妃所生，按照封建社会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理应被立为太子；但万历帝宠爱郑贵妃，想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由于朝臣的极力反对，立储之争长达十多年。直到朱常洛二十岁大婚之际，才不得不勉强把他立为太子。

　　梃击案一发生，人们就立即想到了郑贵妃。深入一查，果然是郑贵妃的执事太监庞保和刘成指使的。大臣们群情激愤，一定要再追元凶。

　　郑贵妃做贼心虚，便向万历帝哭诉。

　　万历说：“事情闹成这样，怕难解了。如果皇太子肯出面，也许倒好办。可是，你得亲自去求求他。”

　　郑贵妃无奈，只得去求那个一向被她欺凌、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皇太子。《明史》记载：“贵妃向太子号诉。贵妃拜，太子亦拜。”皇太子地位脆弱，也愿意就此息事宁人。于是万历破例在慈宁宫召见大臣。注意：此时的万历不临朝视事已达二十五年之久，绝大部分的大臣都从未见过皇帝。

　　万历皇帝说：“我父子亲密无间，你们为什么总要离间我父子关系？”说着，他拉起朱常洛的手，“此子孝顺，我非常喜欢，怎么会更换太子呢？要是想换，不早就换了；现在孙儿辈都已经长大成人，不应该再有这样的闲话了。”

        接着，太子朱常洛也说：“我们父子如此亲爱，你们却是议论纷纷，这不只是你们目无君长，也使我陷入不孝之地，此后万万不可如此。”

　　万历问群臣还有什么意见，众大臣都叩首谢恩，噤若寒蝉。

　　有一个不知趣的监察御史，名叫刘光复，刚刚开口启奏，还不知是说了什么，就被万历大喝一声“拿下”，立刻被几个宦官扑倒，打得皮开肉绽，摔下台阶。阁臣吴道南当场吓倒，屎尿失禁，耳聋目盲，竟如木偶一般。

　　最后太子发话：张差的事就是张差的事，不许株连。

　　众大臣谁敢再议？立即唯唯退朝。第二天，把张差杀头了事。

　　十多天后，又悄悄把郑贵妃派出策动张差闹事的两个太监庞保、刘成在内廷处决。杀人灭口，死无对证，“梃击案”才算告一段落。

　　明代“伟哥”悲剧

　　这时的郑贵妃总算明白：皇太子废立之事已成泡影，朱常洛就是未来的皇帝。于是改弦易辙，借口感激他的解救之恩，对他曲意逢迎起来。

　　除了不断供给珍宝、钱财外，还从自己身边挑选了八名美女，供给朱常洛享用。

　　这朱常洛体质原本不好，此时忽然从逆境转入顺境，正如贫儿乍富，不免失之放纵。有了这八名美女，更是雪上加霜，到他父亲死时，他的身体也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是1620年八月初一登基的。只是勉强支撑着，才完成了即位大典。开始十多天他还能理事，后来就卧床不起了。

　　这一夜，八美人之一的吴赞侍寝。朱常洛服了一粒红铅丸，狂躁不已。尽管乖觉的吴赞一再提醒“皇上，请节制”，朱常洛却神情异常兴奋，狂笑不止，使得吴赞不得不在第二天一早去求助于御医。

　　当日太医院由崔文升值班，听说皇帝亢奋狂躁，不知是阴虚肾竭，还以为是邪热内蕴，于是拿起笔来，下了一副泻火通便的猛药。哪知一剂到位，嗣皇帝就“一泻千里”，一昼夜竟拉了三四十次之多。

　　朝廷重臣杨涟立即上疏，指责崔文升，说皇帝弱柔之躯，宜补而误用泻药。崔文升也立即疏辩自卫，说新皇帝的病因乃多用红铅丸、“居处无节”所致，所以宜泄而不宜补。

        新进的东林党人立即群起而攻，说崔“既益圣躬之疾，又损圣躬之名”——意思是，你的用药加重圣上的病，还居然敢抖出红铅丸的秘事，败坏了嗣皇帝的名声。

　　然而，新皇帝的病竟不断加重，以致不得不召来辅政大臣和皇太子来安排后事了。这时候，皇帝突然睁开眼睛问：“听说，鸿胪寺有人前来进药，他在哪里？”

　　首辅方以哲答道：“鸿胪寺丞李右灼说他有仙方可治圣上的病，臣等未敢轻信。”

　　可是这位已经自知不行了的皇帝想试试这个“仙方”，即刻派人宣李可灼进宫，并叫他快快进药。

　　李可灼进的是一颗红色的丸药。是红铅丸，还是另一种红色的新药？大臣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也不敢吭声。只见内侍捧着红丸，服侍皇帝咽下。不一会儿，皇上的喘象平复下来，呼吸也渐渐均匀了。大家都舒了一口气。皇上也连说李可灼是“忠臣”，传令给予赏赐。

　　晚上，大臣们都守候在东暧阁外室，突然，御前太监慌慌忙忙跑来，宣李可灼再进一丸。

　　第二丸落肚，皇帝初时也气象平复，首辅方以哲按照皇帝的意图，立即代拟圣旨，奖李可灼白银五十两。

　　突然间一声尖叫，皇上捧胸瞪眼，挣扎了几下，然后就长眠不醒了——“红丸”终于酿成了悲剧。

　　朱常洛还没有来得及制定自己的年号即驾崩，即位仅三十天。死后被谥为光宗。

　　“红丸”风波

　　两粒红丸，要了皇帝老子的命，明廷朝野，顿时卷起轩然大波。这红丸到底是什么药？这李可灼不是御医，怎么敢在皇上病情危急之际，进这种药？是受谁的指使？五年前的废立两派，再一次摩拳擦掌，卷起一轮新的党争。

　　有的人认为：这李可灼进的就是红铅丸，只是一种普通的房中药。房中药大都属于升阳壮火的热药，皇帝大泄大泻，阴寒弥漫，以火制水，也算用药正途。何况，明代诸帝大多是色欲之徒，很多人都是把春药当做补药进上，从而踏上坦荡的仕途的，李可灼何尝不想如此。只不过他的时运不佳罢了。

        也有人认为：这红丸就是道家金丹，从那药的颜色便可推知那是用汞炼成的汞化合物。明代诸帝希求长生不老，大都宠信方士，宪宗时期，受封为真人、法师、法王、禅师、国师的僧人道士，竟达一千余人。嘉靖帝退居西苑万寿宫二十余年，长期不理朝政，只以炼丹求仙为事。方士们也常常铤而走险，用救命金丹来对付垂危病人，死了是病重难救，而一旦活了，则名利双收。李可灼的心态大约也是如此。

　　还有人认为，拿春药给垂危病人吃，是出乎常理的。李可灼不是疯子，明知道这病人乃是皇帝，如何敢这样胡来？何况朱常洛本是滥用春药，纵欲伤身，他需要的是清心寡欲，静养休息，哪能再用这等虎狼之药，火上添薪？李可灼显然是受人利用，故意拿这等药物来加速其死亡，其罪责已经不是误用“红丸”，好心办了坏事，而是一种精心策划的谋杀了。红丸案之所以成为多年纠缠不清的大案，就是因为有这最后一说。

　　原来，那进泻药而使病情突然加重的崔文升，原是郑贵妃属下的人，李可灼又是首辅方从哲带进宫来的。所以，保太子派的人一致认为：崔和李都是弑逆，应该处以极刑，不仅如此，还要追查幕后指使，这个幕后人，当然又指的是郑贵妃。

　　和以前稍有不同的是，首席辅政大臣方以哲也成了众矢之的。方以哲挡不住这股抨击狂流，慌忙上疏请求致仕（即退休），想借此得以逃脱。可是致仕之后，声讨他的疏文还是像雪片一般飞来，其中以礼部尚书孙慎行的论述最为严切。他说：“臣以为：以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实录》中即欲为君父讳，不敢不直书方以哲连药二丸，须臾帝崩。恐百口不能为天下后世解也。……罪恶逆天，万无可生之路。”

　　对此，方以哲只有一面尽力上疏自辩，一面自请削去官阶，并愿远流于边方异域。

　　这时候，有很多宦官在内廷为他打点，在外廷也有许多官僚站出来为他说话，但事情还是盘根错节，很难了断。
        最后，韩爌上了疏，详细说明进红丸时他目睹的情景，又建议把李可灼、崔文升另行处理，才勉强压住了众议。韩爌为人老实，并不阿附方以哲，而且是进红丸前几天才入阁的，又是进红丸时在场的大臣之一，所以才能平复众议。

　　李可灼被判为流戍，崔文升则发往南京安置。“红丸”一案，到此才算暂时了结。

　　“红丸”余话

　　下一个皇帝是年号为天启的明熹宗朱由校。

　　天启年间，魏忠贤伙同朱由校的奶母客氏当权，以编修《三朝要典》为名，把“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翻过来。在“红丸”案中出尽了风头的孙慎行，受到了“削夺”的处分，被开除了官籍，夺除了所有的官阶封号，最后还定了流戍。论疏最多的东林党人也都受到了追论，党魁之一高攀龙投池而死。

　　明熹宗死后，崇祯惩办了魏忠贤，又把“三案”再颠倒过来。

　　崇祯死后，清王朝入主中原。逃窜到南方的明朝遗族组建了南明王朝。不幸的是，他们竟然在立足未稳之际，又一次地用“三案”做题材挑起党争，直到明王朝的彻底灭亡。

　　党争之祸国殃民，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

　　5．魏忠贤：擅权之谜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最腐朽、黑暗的时期应该是明朝天启年间。太监魏忠贤权倾朝野，被称为“九千岁”。许多朝廷官员甘当魏忠贤的鹰犬，甚至当他的干儿孙，各地还争相为魏忠贤造生祠，规格竟然与“万世师表”的孔子比肩！

　　魏忠贤凭什么敢这样胡作非为，专权乱政呢？

　　入宫

　　明隆庆二年（1568）正月，魏忠贤出生在河北肃宁一个贫寒的农家，也许父母没有给他取名，人们根据排行叫他魏四。他不读书，不种田，没有正业，在很长时间里，这个日后的“九千岁”都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泼皮无赖。

　　据《玉镜新谭》记载，他不仅结过婚，而且还有一个女儿。在一次豪赌中，他输掉了自己微薄的家产，而且输掉了借来的赌资，在汹汹的逼债声中，生性果敢的魏四带着几分愤慨，做出了一个日后影响大明王朝政治历史的大决定——用《明史?宦官列传》的话来说，就是“与群恶少博，不胜，为所苦，恚而自宫”，即准备去当太监。

        但是，想当太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得自己解决净身问题，手术、疗养、饮食、医药等费用，合起来最低也要二十多两银子，对一个负债累累的人来说这无疑是天文数字。其次，当时的净身手术师虽有一定经验，但一无麻醉，二无消毒，不只疼痛难忍，而且死亡率很高，而成年人净身更是风险倍增。第三，更重要的是，即使净了身，也不一定能当上太监。

　　明朝太监人数之多，创下了历史纪录。高峰时是十万，直到明亡时，宫中仍有七万太监。尽管如此，却仍然满足不了无路可走者的求职需求。明朝中叶有一次招收太监，初定名额是一千五百人，蜂拥而来报名的净身者却有两万多人，最后名额扩大到四千五百人，还是不免有一万多人落选。社会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无名白”，也就是净了身却没有当上太监的人。

　　面对这样险恶的前途，魏四的决定实在可以说是铤而走险。家里居然被他说服了，连他分家出去另过的哥哥魏钊也卖了家里的一头驴，来资助他这次悲壮的冒险。

　　河北肃宁历来是出太监的地方。魏四很快打听到了进宫的门路，和专管招收太监的吴公公搭上了线。然后，他揣着家里东拼西凑来的银子，到京城净身。他的运气不错，伤口没有感染，顺利度过了危险期。可是家人带来的消息让他发愁：房子已经卖了，全家搬进村边的土地庙，然而用这点钱作见面礼，吴公公根本不收。走到这一步，魏四的孟浪就已经变成了全家的投资，不能眼看着事情半途而废，让他当“无名白”。哥哥魏钊狠了狠心，把仅有的三亩薄田卖了，让侄子把钱送了来。

　　这回吴公公收是收了，但能不能进宫，他却没有说。秋去冬来，魏四整天窝在京城乞丐们聚集的龙华寺的偏房里，吃不饱，穿不暖。万历十七年（1589）腊月十四日，在龙华寺待了四个月的魏四终于赶上了那一年的最后一次挑选。

　　这一年，魏四二十二岁。

　　升迁

　　进了宫，管人事的太监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叫“李进忠”。他被安排到司礼监掌管东厂的太监孙暹手下当差，每天的任务就是早晨起来倒前宫的马桶，这一倒就是好多年。

        后来，他渐渐琢磨出升迁的门道，就开始巴结颇有权势的东宫近侍魏朝，拿出他烧菜的手艺同魏朝吃吃喝喝，还结拜成了“金兰兄弟”。魏朝一高兴，就常常在秉笔太监王安面前说他的好话，他也不失时机地开始巴结王安，王安一高兴，就安排他在储备粮棉的甲子库办事，开始有了些油水。随后，又安排他主管东宫王才人的膳事。从这时起，他才脱离了底层太监的行列，一年能有个百十两银子的“外落”。

　　他安于现状，心满意足，即使做梦，也不会想到日后有人会把整个帝国的权力交到他的手上。

　　万历三十三年（1605），就在李进忠伺候东宫王才人不久，这位相貌平常的才人，居然为太子生了一个儿子，而且是长子。李进忠因为侍候王才人，自然而然也兼管小皇孙的伙食。能承担如此重任，他感激涕零。对王才人与小皇孙，他有一种出于本性的忠诚与依恋。当时，人们对这位太子并不看好，因为皇帝喜爱郑贵妃，总想把郑贵妃的儿子换成太子。但李进忠不管这些，既然是他的主子，他就无条件地忠心耿耿，尽职尽责。才人一高兴，就让他恢复了本姓，改名叫魏进忠。不久，又提拔他为东宫“典膳”，即整个东宫的膳食总监。

　　按明宫的规矩，后妃不亲自抚养婴儿，皇子是在奶妈、太监和宫女们的照顾下长大的。小皇孙朱由校还未出生，皇宫里就开始张罗为他找奶妈了，这个找来的奶妈就是客氏。

　　据记载，客氏原是河北定兴县农民的妻子，当时生下一个女婴没有成活。她长得眉清目秀，肌肤白皙，奶汁充足，便被选入宫中。按照皇宫的规矩，孩子长到三岁，断奶了，奶妈就应出宫回家。有趣的是，朱由校对这个奶妈特别依恋，离开了她就大哭大闹，不吃不喝，生母王才人无奈，只得破例又把客氏请回宫中。后来王才人死了，小由校就很自然地把这位叫“客巴巴”的女人，当成了自己的母亲。

　　朱由校渐渐长大后，出阁读书的事根本无人过问，所以他从小就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只是个贪玩的孩子。少年之后，他对木匠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显示出了杰出的工艺天赋。从那时起，魏进忠开始刻意地给这个帝国未来的继承人制造和提供各种新奇古怪、机关巧妙的玩具，并以此博得了孩子的欢心。一老一少的感情也在日常生活的积淀中逐渐稳定而牢不可破。在朱由校的眼中，这个忠诚好玩的老仆，给他郁闷飘摇的皇子生活注入了非凡的活力，更多的时候，他都愿意与这个鬓发渐白的太监待在一起，这不光是因为魏进忠能给他带来许多新奇的玩具，最重要的是在与魏的相处中，朱由校真正地体会到了一个人少年时代应有的轻松和乐趣。而这种直接积淀自童年的情感，就成了魏进忠日后翻云覆雨的最大资本。

       专权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魏进忠五十三岁。这一年，他的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首先，这一年的七月，万历皇帝死了，战战兢兢做了多年太子的朱常洛终于登基，成了明光宗。魏进忠所在的皇长孙居所一下子成了准东宫。更出人意料的是，明光宗登基才一个月，也一命呜呼。转眼之间，由魏进忠一手操持长大的朱由校即位，成了皇帝，史称熹宗。

　　一般认为，要想在宫中飞黄腾达，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识文断字；二是富于心机；三是有强烈的野心。就魏进忠来说，心机和野心不是没有，遗憾的是，他一字不识。而识文断字则是进入宫廷权力机构司礼监的必备条件。但是，魏进忠还是很快就飞黄腾达起来，究其原因也有三：

　　一是，小皇帝朱由校绝对的信任。

　　据载，魏进忠“形质丰伟，言辞佞利”，能挽强弓，射奇中，有胆气，家无余资而敢一掷千金，又善于弹棋、蹴鞠，曾嬉游于青楼翠袖之间，这些早年的经历，成了他后来侍奉皇帝的优越条件。对于朱由校这个没有认真接受过教育的小顽童来说，魏进忠的英俊、胆识以及丰富的社会阅历，必然会有很强的吸引力。他不只是亲密的玩伴，而且是一个足够让这个未来的小皇帝仰视的高大的偶像和忠诚的教父。

　　熹宗继位时年仅十六岁，可以说是举目无亲，步履维艰。宫内，养母李选侍把他夺去抢来，在“移宫”之后，简直与他视同仇敌。宫外，大臣们满口“之乎者也”，咄咄逼人，他们所言之事，所指之人，对于文化不高、涉世不深，而且有些“弱智”的小皇帝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他很难同他们交流，更不必说处理朝政了。每到这个时候，他游移的目光最后总是落在他忠诚的教父身上，魏进忠恭谨谦卑，三言两语，总是把事情安排得妥妥帖帖。

　　明代有二十四监，司礼监冠于二十四监之首，领东厂、内书堂、礼仪房、中书房等。司礼监有掌印太监一，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有秉笔随堂太监八九人，掌章奏文书，照内阁票拟批朱。一般入司礼监者须能读书识字，尽管魏进忠目不识丁，但朱由校还是叫他做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并且赐名“忠贤”。小皇帝对他绝对信任而又绝对依赖，是魏忠贤——现在，我们开始叫他魏忠贤了——得以专权的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小皇帝朱由校绝对信任的另一个人是他的奶妈客氏，客氏同魏忠贤同流合污，狼狈为奸，更加重了他的权势。

　　熹宗即位后，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她的儿子封为锦衣卫指挥，给了两千亩香火田，她成了后宫里的实权派。

　　明宫中盛行宦官与宫女结成假夫妻的行为，称为“对食”。客氏原先和魏朝“对食”，魏忠贤入主东宫膳食后，同这位漂亮的东宫奶妈朝夕相处，他也看上了客氏。他本来就是个无赖之徒，哪里还顾得上什么“金兰之交”、提携之情，横刀夺爱，立马把这个狐媚妖俏的客氏揽入了自己的怀中。

　　不过，客氏同魏忠贤相好的事，很快就被魏朝知道了。一天夜里，魏朝带着几分酒意，把个忘恩负义的魏忠贤骂了个狗血淋头。魏忠贤越想辩解，魏朝就骂得越凶，把个清静的皇宫之夜闹得个人仰马翻。

　　小皇帝朱由校也被吵醒了，魏朝、魏忠贤并排跪在小皇帝面前。客氏知道此事跟她有关，也不声不响地跪在一旁。

　　朱由校虽然没正式结婚，但对男女私情还是能一知半解，他看着这三人跪在一起就觉得有趣。他毫不犹豫地对他的奶娘客氏说：“客巴巴，你别着急，你要谁替你管事，我给你断。”

　　客氏装出一副羞态，低着头，一声不吭。

　　“那叫魏朝替你管事，如何？”

　　客氏仍是低着头，一声不吭。

　　“那就叫魏忠贤替你管事，怎么样？”

　　客氏好像是不好意思地转了转身子，又好像是点了点头。

　　看着这有趣的一幕，情窦初开的小皇帝乐了。结果是皇帝做主，魏忠贤和客氏正式结成“对食”，魏朝出局。

　　皇帝大婚后，因御史刘兰等人请求，客氏曾被遣出皇宫。但事后不几天，客氏又被召回。皇帝对大臣们说：“朕思客氏朝夕勤侍朕躬，未离左右，自出宫去，午膳至晚通未进用。暮夜至晓忆泣，痛心不止，安歇勿宁，朕头晕恍惚，以后还着时常进内奉侍，宽慰朕怀。”

　　皇帝出此凄苦之言，实在叫大臣们意外。此后，客氏长居宫中，任谁也不敢反对了。

        魏忠贤和客氏合流，则朝里、朝外，都是他一家的天下了。

　　第三，这两个人阴狠毒辣，不遗余力地清除政敌，为他们的擅权奠定了牢实的基础。

　　魏忠贤的阴狠首先表现在对待有恩于他的“金兰好友”魏朝身上。首先他以“惊动圣驾”为由，把魏朝发配到凤阳去守皇家的祖陵；接着，又假传了一道“魏朝谋反，途中伏法”的圣旨。据《酌中志》卷十五记：“魏朝中途截至献县缢杀之。”

　　太监王安为人正直，在后宫是三朝元老，其地位是不易动摇的。熹宗即位之初，曾秉承父皇遗命，在绢扇上亲书“辅朕为仁明之主”赐给王安。这份殊荣，在大内无人能比。

　　天启元年（1621）五月，掌印太监卢受去世，这宦官二十四衙门的头把交椅理应由王安入座，熹宗也下了“随奉旨掌司礼监印”的上谕。但王安却书生气十足，照例地推辞一番。在一般情况下，皇帝都会挽留。可是“客巴巴”进言了。她说：“王公公是皇上最贴心的内臣，也是我们的恩人，年老人体弱多病，司礼监掌印事儿多，他的推辞看来是真心的，皇上不要叫他为难了。”

　　我们说过，这熹宗本来就是个“二百五”，哪里分得清真辞假辞？听“客巴巴”这么一说，他恍然大悟，就立即恩准了。

　　随后，魏忠贤唆使给事中霍维华上疏，攻击王安埋葬宦官冯保的骸骨，是有意彰显神宗的过失。接着，魏忠贤又以王安对“惊动圣驾”的魏朝管教不严为由，把王安降到南海子当差。

　　南海子是明朝的皇家林苑，是个安置有罪或待罪宦官的地方。更为恶毒的是，魏忠贤把刘朝派来当南海子提督。

　　刘朝是什么人？是在“移宫案”后期因盗窃舞弊被王安抓获判罪的宦官。正所谓冤家路窄，这里天高皇帝远，刘朝按照魏忠贤的部署，不给王安吃喝，几天之后，等不得王安饿死，就把他“扑杀”了。其余王安门下，均以“不轨”之名，有的绞杀，有的流放，从此，后宫这一块，便成了魏忠贤的一统天下。

         据传，“客巴巴”担心皇帝的妃子产下皇子，母以子贵，导致自己失权和失宠，于是就串通魏忠贤，在后宫大开杀戒。杀了光宗的选侍赵氏；又把身怀有孕的裕妃张氏关进黑巷，张氏仰脸接屋檐流水充饥，竟呛死；不听客、魏摆布的吴贵妃深受皇帝宠爱，魏忠贤将其毒死后向皇上禀为暴死；客氏见皇帝同张皇后感情很好，妒忌，怂恿皇上废张皇后，仅这一条皇上没有照办。后来张皇后怀孕了，客氏竟派宫女给她服了打胎药，使孩子流产。

　　熹宗一共有过三个皇子，但都在一岁左右夭折，没有留下后代，后世学者推断，这大约都是“客巴巴”的杰作。

　　史载：“帝性机巧，好亲斧锯髹漆之事，积岁不倦。”魏忠贤每每趁熹宗兴致勃勃埋头干活时，传奏紧急公文。熹宗一边干活，一边心不在焉地说：“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既然皇帝听任大权旁落而无所顾惜，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总督东厂太监的身份把持朝政，就毫无障碍了。

　　熹宗对魏忠贤的忠诚从不怀疑，对他的褒奖是至高无上的：“尔忠贤之念急公家，勋高磐石……故特举尔大节，载在汗青，以作楷一时，流芳百世。……朕用是耳目四达，政事肇新。皆赖尔任劳任怨于一身，展经展纶于三事，苦心茂绩，轶古冠今。”

　　屠杀东林党

　　揭开反魏忠贤序幕的不是久经沙场的朝官，而是一位初入官场的“牛犊”。

　　天启二年（1622），新科状元文震孟上了一道奏折，指责皇帝没有真正承担起经国大任：“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这样直言不讳，一针见血，目标直指傀儡皇上和傀儡的幕后操纵者魏忠贤。振聋发聩，令以忠义自许的东林党人汗颜。

　　魏忠贤见疏大怒，立刻下旨，要对文震孟廷杖八十。然而，朝臣们坚决反对，大力救护，文震孟被免除了廷杖，仅被贬秩调外而已。

　　有了这番“试水”效应，东林党人跃跃欲试了。

        天启四年（1624）六月，杨涟上了有名的《劾魏忠贤疏》，对魏忠贤进行了愤怒的弹劾。他开门见山地指出，魏忠贤“怙势作威，专权乱政，无日无天，大负圣恩，大干祖制”，希望皇上“立赐究问”。

　　接着，他洋洋洒洒，层层深入，列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在内宫方面，杨涟列举客、魏罪行，如后妃不育、裕妃之死、王安被害等等；在朝政方面，杨涟弹劾魏忠贤破坏明代祖法，肆意擅权，排斥异己，滥封滥赏，伤财害民，等等。

　　奏疏最后指出：“掖廷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积重之所移，积势之所趋，亦不觉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贤。”杨涟希望皇上立即将魏忠贤就地正法，将客氏驱逐出宫。

　　这篇奏疏写得气势磅礴，淋漓尽致，很有震撼力。尽管魏忠贤企图把杨涟的奏疏扣留不发，以消减其影响，然而京城百姓纷纷传抄，拍手称快。据吴应箕《留都见闻录》说，京城百姓“几于家抄户诵”，“忠义之气鼓畅一时”。

　　杨涟的大无畏精神鼓舞了朝廷内外的正直大臣，奏疏一出，举朝响应，短短两天，弹劾魏忠贤的疏奏不下百余份。由于魏忠贤控制了熹宗，所有奏疏，熹宗都不能过目。魏忠贤见有如雪片似的奏疏，怒火中烧，气急败坏，决心进行报复。

　　首先受到惩办的是工部郎中万燝。因为他弹劾了魏忠贤，熹宗不问是非就降旨：“杖一百，斥为民。”有了圣旨，魏忠贤的爪牙们把万燝打得死去活来，有的太监还用铁锥在他身上乱戳，四日后，万燝死去。

　　天启四年十月初一，皇帝行祭天大礼时魏广微迟到，被魏大中、李应升弹劾。魏忠贤非常生气，说动皇帝把东林党首领高攀龙、赵南星、魏大中、杨涟、左光斗、袁化中等革职。此后，内阁院部几乎全部被魏忠贤亲信控制，魏忠贤磨刀霍霍，终于可以大开杀戒了。

　　为了斩草除根，魏忠贤启动了所谓的“熊廷弼案”。

         原来，天启二年时，明军与后金作战，丧军六万人，经略熊廷弼被下狱，判斩首。熊廷弼想托汪文言用四万银子贿赂掌权的东林党人以求缓刑，但没实行。此时，阉党就用酷刑逼汪文言诬供，说杨涟受贿，汪文言活活被打死，临死大叫：“哪有受贿的杨大洪(杨涟)啊！”

　　但是，阉党捏造口供，逮捕了大批的东林党人，如杨涟、周朝瑞、左光斗、魏大中、顾大章、袁化中等，关在锦衣卫的监狱里，锦衣卫镇抚司头目许显纯假借皇帝名义，“五日一追比”。所谓“追比”，即用大刑逼他们退赃。实际上六十天就“追比”了二十四次。第一次“追比”后，“诸人裳上浓血如染，狱卒挟持才能移步”；第二次则“股肉俱腐”；第五次，“杨公大号无回声，左公声呦呦如小儿啼”；第六次，“杨、左伏地若死人”。先后有六人因酷刑毙命，史称“东林六君子”。

　　接着，魏忠贤开列黑名单，用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东林党人榜》，上榜的有三百多人，按名搜捕还健在的东林党人。

　　天启六年（1626）二月，魏忠贤假借圣旨，逮捕了东林党又一批主要人物：周起元、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黄尊素、李应升、高攀龙七人。除高攀龙以“大臣受辱则辱国”，拒赴诏狱，当晚投池水自尽外，其他六人在狱中受尽折磨而死，史称“东林七君子”。

　　从个人崇拜到碎尸万段

　　东林党被镇压后，魏忠贤的权势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批无赖投机之人，如傅木魁、阮大铖等纷纷投其门下，争当他的干儿义孙。

　　大学士、礼部尚书魏广微，因为同姓魏，托阮大铖说情，求做魏忠贤的侄儿。内阁首席大学士、身份相当于宰相的顾秉谦，竟然在一次家宴中对魏忠贤说：“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竟无耻到如此程度！

　　在魏忠贤的干儿义孙中，较出名的还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读者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只是一帮流氓打手。不！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三榜进士，朝中中级以上官僚。如，主管谋议的“五虎”，是以崔呈秀为首的文职重臣，崔是兵部尚书、少傅兼太子太傅，仍兼左都御史。主管杀戮的“五彪”，是以田尔耕为首的武职重臣，他是少师兼太子太师，掌锦衣卫。至于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则只能入“十狗”之列，其声势之浩大可想而知！他们为虎作伥，无恶不作，是魏忠贤迫害反对者的急先锋。
         祠，即祠堂，原本是祭祀死去的祖先或先贤的处所。为活着的人建造的祠堂，称为“生祠”。

　　天启六年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上疏：“请建魏忠贤生祠，用致祝福。”熹宗立即准奏，还亲赐匾额曰“普德”。生祠很快在西子湖畔建起来了，其规模超过了岳庙和关庙。此例一开，善于钻营者则趋之若鹜，唯恐落后。在极短的时间内，魏忠贤生祠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冒出，各地都抚大吏、一般商人乃至流氓无赖都起而效尤，他们对着魏忠贤的泥胎五拜三稽首，山呼“九千岁”，大江南北，一片乌烟瘴气。

　　明朝规定，秉笔太监不得在城外住或远出。但魏忠贤却常常出游，且每次出游千骑，随从上万，射响箭，有礼乐，百姓焚香，大员侧跪，他所穿衣服上龙的纹样比藩王仅差一爪，颜色比皇袍只逊一色。魏忠贤的生日是正月三十，从正月十五开始，祝寿送礼的每日挤满乾清宫台阶。三十日那天，群臣拥来祝寿，高呼“九千岁”之声，响彻云霄。其权势之重，堪称登峰造极。

　　天启七年（1627）五月，熹宗在西苑湖中荡舟，不慎落水，既感寒凉，又受惊吓，染病后医治无效，于八月死去，年仅二十三岁。熹宗没有儿子，临终前召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继位。他叮嘱乃弟说：“魏忠贤忠贞，可计大事。”说罢，才撒手归西。

　　朱由检继位后，改年号为崇祯。

　　崇祯帝早就不满于魏忠贤、客氏专权，因而上台后便要伺机除掉这两个奸邪。九月，他采取了第一个措施，把客氏赶出皇宫。一些正直大臣看到转机，开始弹劾魏忠贤。嘉兴贡生钱嘉征的疏文，列举了魏忠贤十大罪状，曰：并帝；蔑后；弄兵；无二祖列宗；克削藩封；无圣；滥爵；掩边攻；伤民财；亵名器。

　　十一月初一日，崇祯见时机成熟，便把魏忠贤召上殿来，命内侍从头到尾慢慢地把疏文念给他听。魏忠贤听罢惶恐不安，立即称病提出辞职。崇祯帝也顺势下坡，先不重处，只把他贬往凤阳祖陵司香。但是，魏忠贤不识时务，出京时竟还带着一千名卫兵，四十余辆大车，招摇过市，这无疑更加触动了崇祯帝敏感的神经。他追了一道圣谕，命锦衣卫把魏忠贤缉拿回京。

　　十一月初六日，魏忠贤一行走到阜城，崇祯帝要将他缉拿回京的消息传来，亲兵作鸟兽散。魏忠贤独坐在南关的一个旅舍里，听户外有人唱道：“随行的是寒月影，呛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他自缢身亡。“诏磔其尸，悬首河间”。初七日，笞杀客氏于浣衣局。魏、客两家及阉党人众，也都被依法处置。

　　魏忠贤擅权乱政七年，使本来已趋于没落的王朝更加危急，十八年后，在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打击下，大明王朝彻底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