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 west mp3无损下载:单世联：大别山的守望——读《徐向前回忆录》

单世联：大别山的守望——读《徐向前回忆录》 

       星星之火在各个山头点燃，终于在中国大地上燎原，从中诞生了新中国。但当井冈山确认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之后，其他山头，比如大别山也即鄂豫皖根据地的位置被微缩了。但这块贫瘠之地为中国革命贡献的确实太多了。

       起源：1927年11月13日，中共鄂东特委领导发动“黄（安）麻（城）起义”，创建了红第11军31师，形成了鄂豫边根据地；商（城）南起义，创建了红11军32师，形成了豫东南根据地；六（安）霍（邱）起义，创建了红11军33师，形成了皖西根据地。1930年2月，三支红军合编为红１军，全军2100余人；三块根据地所辖的20余县统一，成立了中共鄂豫皖边特委；６月成立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

       发展：中央1930年10月18日确认鄂豫皖为全国六大根据地之一。在1930年10月至1931年3月的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中，红1军与从蕲黄广过来的红15军合编为红4军，歼敌1．3万余人。1931年3月至5月的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发展到4个师，近２万人；根据地扩大到东西长300公里，南北宽150余里，人口近250万。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成立了鄂豫皖中分局及鄂豫皖省委，以1931年2月攻占的河南新集为首府。

       极盛：1931年11月，红4军与10月成立的红25军合编为红4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张国焘，全军近3万人。经过从1931年10月至1932年6月的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四大战役，歼敌6万人，打破了第三次“围剿”，主力红军发展到２个军６个师，另有4个独立师和少共国际团，总兵力达4．5万余人，各县独立团、游击队、赤卫军等地方武装发展到20万人以上。根据地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万，拥有黄安、商城、霍邱、英山、罗田５座县城和26个县的革命政权。

       在此后的征战中，鄂豫皖还衍生出４支部队和４块根据地：

       1932年10月，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向西发展，建立了川陕根据地。1936年长征到陕北，抗战后编为129师。

       四方军主力撤离后，留下的5个主力团与地方武装分别重组为25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和28军（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1934年中央决定长征的消息传到鄂豫皖后，25军与28军主力合组为新的25军开始长征，到陕北后与刘志丹的部队合组为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抗战后编为115师344旅。

       25军长征后，原28军留下的部队组成82师，后又扩编为红28军，在高敬亭的领导下坚持3年游击战，保存了鄂豫皖根据地，抗战时编为新四军４支队。

       25军在长征途中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1935年7月在主力继续北上后，留下的部队由郑位三、陈先瑞等人领导，1935年9月组成74师；抗战后与15军团会合，编为115师留守处。

      “前仆后继”，用在鄂豫皖最贴切：四方面军走了，25军起来了；25军走了，28军起来了；抗战后的新四军第5师和1947年强渡大别山后的刘邓大军也在这里得到支持和发展。鄂豫皖一茬接一茬地编出军队，仿佛这里有无穷无尽的人，可以满足革命所需要的一切牺牲。1955年评定军衔，人们发现一个小小的红安县出了200多个将军，但一个将军后面有多少个牺牲者，却是无法统计的。有一首诗《守望》写的是大别山的母亲：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早上

    凄厉的军号声响彻平原和山岗

    远征的队伍告别了家乡

    背负着母亲深情的目光

    守望 一年又一年的守望

    红旗插遍每一座城镇和村庄

    八月的禾场堆满金谷

    山坳中的茅棚盖成了楼房

    多少年了 惟一不变的

    是母亲年年岁岁守望的目光

       只是，鄂豫皖“山坳中的茅棚”并没有都变成“楼房”。新华社记者杨继绳介绍：“80年代初，我曾同两位1940年前后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交谈。他们的老家都在大别山区。70年代末期，他们分别回老家看过。他们两人一致的看法是。几十年过去了，家乡比他们当年离家参加革命还要穷。”（《邓小平时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8页）原因很多，与政治相关的至少有四个：

       第一，战争的消耗。苏区的一切工作以战争为中心，壮丁参军，妇女做鞋袜，老人做草鞋，小孩放哨，农田只能抛荒。苏区与白区隔离，粮食进不来，唯一的办法是到白区打土豪，但依打土豪的原则，是应发动白区当地的农民，自动起来打，由此获得的粮食，也应该分给当地贫苦农民，这才不会招致多数人的反对。可是现在由苏区的人去打，粮食也全部运走，此外，自卫军与苏区农民到了白区之后，也没有细致区分土豪不土豪，实际上是见粮就“打”。糟蹋粮食的事也就在所难免了。因此，白区农民往往站在民团方面来打我们的游击队。有鉴于此，苏区后来一面实施新经济政策，奖励工商，发展苏区经济；另一方面纠正打土豪的风气，缓和与白区的关系，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毕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正像徐向前元帅说的：“王明路线的推行，搞得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民穷财尽，毁坏了根据地的坚实基础和抗敌能力。”（《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212页）1932年10月，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千里跃进川北建立川陕根据地。这里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山里的飞禽走兽不少，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但到两年后，红军就不得不撤出这块宝地。优势敌人而外，还是因为根据地“民穷财尽”。徐向前指出：“一方面，是长年战争的消耗和破坏，仅战役规模的大仗，就足足打了十六个月。我们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战争给根据地带来了巨大的消耗。……另一方面，则是‘左’的政策所导致的。……只要当过保长的，多要杀掉；认定是地主、富农的，也要杀掉。……侵犯中农利益，甚至将一些中农划成地富成份，无条件地剥夺，使他们失去了生产积极性；把小经纪人当资本家打倒，搞得根据地商业凋敝，连日用生活物资都很难买到。”（《徐向前回忆录》第458页）如果战争的破坏有不可避免性的话，那么有组织地、公开地大量杀戳“阶级敌人”、禁止一切经济交易行为活动就是政策性的破坏了。革命史专家何干之曾指出：“军队中打骂群众、打骂向导、打骂运输队，甚至将向导杀掉，完全保留了军阀的作风。特别是在反围剿战争中，烧老百姓的房子，抢老百姓的粮食，尤其是红军退出川陕时，张国焘命令三个团在后面掩护撤退，然后把老百姓的房子烧掉，从千佛山到威州170多里的民房几乎都烧光了，造成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极大不满。”（何干之：《张国焘路线与党对张国焘的路线斗争》，载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竭泽而渔的后果，是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兵员补充没有兵员补充，别说部队打仗，就是生存都成了问题。当时农村开会，所见都是妇女，因为男的都当红军去了，如果有年轻人没有参加红军，那就一定是地富子弟。红军是长了腿的，可以到另外的地方生存发展，但当地的农民兄弟呢？

        第二、肃反的扩大。鲜血染红了鄂豫皖大地，不但有残酷的敌我战斗，还有严厉内部肃反。在张国焘的主持下，陈昌浩在军队杀，沈泽民在地方上杀。西撤之后，主力到川陕等地一路杀，沈泽民等人留在鄂豫皖杀；再之后是徐海东等率25军长征，戴季英在路上杀，高敬亭在鄂豫皖杀。以持续三个月的“白雀园”大肃反为例，就肃掉2500多人，团以上干部百分之七被捕或被杀。虽然如秦基伟上将所说：“肃反运动最初是怎么酝酿起来的，我们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背景好象很复杂，至今仍是众说纷纭。罪魁祸首究竟是谁，很难一言以蔽之。这么大的运动，恐怕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左右的。”（《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19一20页）但张国焘身为苏区最高领导，责任重大。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张国焘说过：“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肃反口号之一是“把知识分子从党内洗刷出去”，其结果是鄂豫皖苏区包括省委没有一个写得出清楚文字的秘书，一个简单的条子都要书记自己写，有的游击区和区委无一人识字。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康克清随四方面军行动，康克清发现：“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那时我们还是能插上一支钢笔的），就被视为知识分子，就有遭到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康克清谈朱德革命实践中的一些重要情节》，载北京：《文献与研究》1984年第1期。）她对此不会惊讶，江西苏区肃“AB团”时也有类似情形。比如于都县委秘书黄维汉，就经常去看别人写字，字写得好的就作“AB团”杀了；还经常去听别人说话，若是说的人有条理，也作“AB团”杀了。在这样的气氛下，一些有文化的人也假装是文盲。在四方面军，一些同志为了避免嫌疑而装聋作哑，有的本来是知识分子，却装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的文盲；有的本来写得一手好字，却故意装作不懂得怎么握笔的大老粗。

       权力之争是肃反扩大化的重要因素。张国焘的两次肃反，对象都是土生土长的领导人或在他之前被派到鄂豫皖来的领导人；时机都是在这些人向他的权力提出挑战之后。1931年9月“白雀园肃反”的起因是9月初曾中生等人在南下（曾）还是北返（张）问题上与张有不同看法，红四军的一些活动分子就在鸡鸣河开会，通过申明书，决定派人向以张国焘为主席的中央分局陈述意见，官司一直打到中央。这使张感到自己的意志难以在四军贯彻，在得到中央的支持后，不久他发动了大规模的肃反。“许继慎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为这件事，张国焘很讨厌他。……我想，把他抓起来，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吧。”（《徐向前回忆录》第157页）1932年12月，“在小河口，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朱光同志酝酿，要派人去党中央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请中央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张琴秋与陈昌浩交好，想争取他的支持，陈当然不会支持，立即告诉张国焘。张表面接受了他们的一些意见，但“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张国焘便借口‘肃反’，陆续将曾中生、余笃三、旷继勋等人逮捕或危害，张琴秋也被降职使用。”（《徐向前回忆录》第227页）此后再也没有人敢公开批评张国焘。“就连王树声、倪志亮这些老同志见到我，都不敢说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徐向前回忆录》第159页）

       第三，敌人的报复。革命无情，反革命也无情。革命力量在鄂豫皖几起几落，1932年四方面军主力撤离、1934年红25军撤离、1946年中原部队突围，都给了敌人以报复的机会。1933年9月，汉口剿匪司令部命令：“（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区粮食分给铲共义勇军搬出匪区外，难运者一律烧毁。”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国民党就对这里进行了全面血洗。在金家寨附近一次就屠杀三千五百多人，在红色安县平台岭一次屠杀二千多人。“据光山县中部根据地29个乡的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敌人用各种手段杀害致死的干部群众12433人，烧毁房屋12325间，全家被杀绝的203户，村子全部被烧光的439个，下落不明的1073人。敌人在乘马、泗店、田铺一带方圆六、七十里的地区内，烧毁村庄891个，杀害群众24825人，抢走耕牛14180头。”（谭克绳、欧阳植梁主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398页）

       第四，政策的错误。鄂豫皖根据地所属的三省河南、安徽、河南都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先锋，尤其是河南，在放小麦卫星、钢铁卫星，搞“一平二调三收款”、实行“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的政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以根据地主要区域所属的信阳为例，1959年信阳地区实际粮食产量为20多亿斤，而地委浮报为50多亿斤，河南省委信以为真，分配给信阳地区征购任务９亿多斤，加上下面的层层加派，达到10亿斤以上，把群众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等都征光了，造成大量饿死人的“信阳事件”。在信阳地区所辖的十几个县市都可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有的户死绝了人。有很多小村灭绝了人迹，甚至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在征收不出粮食的情况下，领导们就大量地反瞒产，说不是没有粮食，而是隐瞒不报，因而采取逼、打的手段，出现了大量的逼死人、打死人的严重情况。如光山县委一位书记处书记对反瞒产有看法，县委会上，在第一书记的指挥下，就被当场打死。“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短期拘留的达1072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载北京：《百年潮》1998年第6期。）更严重的是，事件发生以后，信阳地区的各县、公社、大队分别采取了各种方式封锁消息，民兵日夜站岗值班，不允许农民外出要饭，说外出要饭是给共产党脸上抹黑；不准农民向上级反映情况，说那是告黑状，是反对基层党组织，因此就是反党；不准私自在家做饭，说私自做饭是反对公共食堂，反对人民公社；特别是扣押许多群众反映问题的信件。如光山县委书记指示县邮电局，凡是外出的信件都要进行严格检查，谁写信给外地的亲戚朋友、上级机关、省市领导以及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就扣下来，对署名的人进行开会批斗，并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对匿名信就让邮电局的同志回忆是谁送的信，设法查出来。有一封反映光山饿死人的信，邮电局的同志说好像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于是光山县对全县的女麻子进行检查，搞的人心惶惶。这个人间惨剧直到1960年中央监察委员会两次派员调查后才得到制止。（乔培华：《周恩来与信阳事件》，载北京：《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