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夏瑶广西南宁:三类庸官：不学无术、投机钻营明哲保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6:48:57
庸官在堂，锐气不扬
——拿什么净化官场政治生态(之三)
如果把贪官比作干部队伍的明显硬伤，那么，庸官则是不显眼却危害极大的内伤。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保尔·柯察金的这句名言激励无数人奋发有为。 但是在官场，“庸官在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政治生态，不学无术、投机钻营、明哲保身者大有人在。庸官怎样尸位素餐？庸官何以碌碌无为？怎么让庸官让、能官上？
贪官是硬伤，庸官是内伤
半月谈记者在基层采访时听说这样一件事：某市一领导秘书获擢升，到下面某县任“一把手”，临别时其领导赠言：“上任后，不期望你能有多大政绩，但有三句话你必须牢牢记住：第一句，希望你不要出问题；第二句，还是希望你不要出问题；第三句，希望你千万不要出问题。”
在这位领导眼里，为官从政即使平庸一点并无大碍，但你要是一旦出了什么问题，那就一损俱损，前程尽失了。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可谓庸官的一大典型特征。从廉政角度划分，官员大致可分为清官和贪官两类；从勤政角度划分，则可划分为能官和庸官。庸官还可以再细分清廉且平庸之官和平庸且贪婪之官两种，后者自有党纪国法管束，前者的危害则往往容易被忽视。
三类庸官画像：混，钻，滑
不学无术型，可概括为一个“混”字。这类庸官大多靠关系或金钱开路走上领导岗位，本身不学无术，整天无所事事。他们坐办公室不外乎呷茶品烟搓麻，做报告有秘书备好的现成稿子，开会发言顺着领导的“竹竿”往上爬，遇事“研究、研究”打官腔，反正前后左右都有人伺候，总能混一个潇洒自如。
投机钻营型，可概括为一个“钻”字。这类庸官在其位不谋其政，热衷于作秀，投上级领导所好，捞取政治资本，为仕途升迁铺路。整天夹着个皮包赶会场，吞吐一堆八股套话；奔忙于剪彩、庆典、揭幕等秀场，在摄像机镜头前笑容可掬；偶尔“深入”群众，不过是装装样子，蜻蜓点水留下几个镜头就拍屁股走人……
明哲保身型，可概括为一个“滑”字。这类官员智商、情商不可谓不高，但都没有用到正经工作上。这类官员深信“不做事没事，做事会出事”，把“难得糊涂”视为做官最高境界，遇见矛盾就躲、就推，躲不开也不明确表态，打太极、和稀泥；对群众疾苦和诉求视而不见、麻木不仁，万一出了事，就想尽办法捂盖子、卸责任。
半月谈记者在东部某县采访时，认识了当地分管文教卫生的一位副县长。该县一家医院改制后，医生的收入直接与科室创收挂钩，迫使医生开大处方，对患者重复检查。医院部分职工遂向媒体自曝丑闻，以期政府回购医院。作为分管领导，这位副县长也希望通过政府回购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回购医院需要投入一大笔钱，更重要的是，政府回购医院后能否解决问题，这位副县长心里没有底。于是，这位副县长不是主动向县长汇报情况，而是任由事态恶性发展。
他对记者说：“分管的部门出了问题，我要负一定的领导责任，但负主要责任的还是拥有拍板权的正职，如果正职采纳了我的意见，结果事情没办好，我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庸官何以碌碌无为
庸官并非与生俱来。他们的庞大存在，自有其生存土壤和空间。这与当前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尚不完善有很大关系。由于缺乏科学的干部业绩评价机制，一些官员“啥都不干，难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担风险；组织考核，没有缺点”。就算不思进取、无所作为，只要不犯错误，不仅可以在领导岗位上风平浪静，还可以通过熬资历按时升迁。
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蛋的，这种歪风邪气逐渐形成一种强大的官场“磁场”，把很多想干事、能干事的优秀干部也吸入其中，使他们转而甘于平庸、随波逐流，原本能成为能官的最终还是沦为庸官。
江西九江市有位镇长，做事很有魄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很多实事。2003年，该镇党委书记被提拔为副县长后，当地干部群众都认为这位镇长是理所当然的镇党委书记人选。但事与愿违，县里另派他人补缺。这名镇长虽然有点不服气，但认为自己资历尚浅，还是坚决拥护组织决定，工作仍然兢兢业业。两年后，镇党委书记一职再次出现空缺，这次他觉得应该轮到自己了，可惜又一次希望落空。接下来几年，镇里一些年轻干部纷纷被提拔，唯独他一直原地踏步。
经历一次次打击后，这位镇长开始动摇了，认为自己工作再出色也没有升迁机会，还不如做个太平官。半月谈记者最近见到他时，感觉他明显颓废了，上面推一步他就挪一下，上面没要求他就不动，先前那种干劲已经不复存在了。
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高继民认为，干部提拔并非完全取决于个人政绩，还有很多人为因素，这种现象在基层较为常见。一些能力突出、群众口碑好的干部原来也有一番干事业的雄心壮志，但在职位升迁上屡受打击后，容易产生消极应对心理。
平者让、劣者下、能者上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根本要求。身为领导干部，就是要为民众做磨刀石、做渡河船、做及时雨，在事业上始终保持一颗进取的心，多做造福民众的好事实事，这才是人间正道，为官根本。
我们反对贪污受贿的官，反对弄虚作假捞取政绩的官，我们同样也反对那种虽然两袖清风但无所作为的庸官。拿着人民给予的俸禄，却对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一拖再拖，以致矛盾、问题日积月累，由小变大、由大变炸，群体性事件频发，党群、干群关系恶化。近年来发生的“瓮安事件”、“孟连事件”等群体性事件，大多可以看到庸官不作为的影子。概而言之，领导干部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就是失职，即使无错也是“过”，是官场消极腐败的另一种形态。
庸官不治，如何让广大群众感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如何让人们相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治庸，必须动真格，对不想干事、不会干事、干不成事的庸官，必须铁腕狠治，坚决采取组织措施，将其清理出领导岗位。与此同时，更要进一步建立起科学、有效的干部业绩考核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以制度管人，真正做到“平者让、劣者下、能者上”。唯有如此，才能使庸官失去生存的土壤和市场，无处藏身，才能警示为官者时刻牢记宗旨，尽心尽力为民多做事、做好事、做成事。(-记者杨三军沈洋 李忠将)
一把手提名权异化“扩散效应”，深度恶化地方权力生态
辽宁省社科院研究员侯小丰指出，提名权遭滥用突出说明一把手权力过重监督难，而且，提名权异化的“扩散效应”尤应引起注意。在一些地方，畸形的“小圈子选人”和“选小圈子人”局面日益形成。她认为，买官者除了买到某个官位之外，还想买到“安全感”、“被接受感”等。在干部任用、升迁时，争夺用人者的注意力和接受度已经演化为激烈残酷的竞赛，为了获得这种稀缺的“被选、被用”机会，有人不惜花钱向用人者购买这种机会。
在周光全担任巢湖市委书记期间，跑官要官、花钱买官几乎成了众人心照不宣、习以为常的潜规则，不远千里去送钱，不惜重金买提名。起诉书显示，2001年6月，时任巢湖市秘书三科科长姚雪风得知周光全在中央党校学习，遂赶往北京，送给周光全1万美元，请求周帮忙调整岗位。2002年6月，周光全安排组织部将姚雪风作为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人选予以考察。同年7月5日，周光全主持市委常委会，任命姚雪风为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
为了“帮助”他人，周光全可以一竿子插到巢湖市所属的县、区，对书记、县长指手画脚。1999年至2000年，时任庐江县财政局局长的刘华安为取得周光全关照，先后3次送钱1.4万元。之后，周光全要求庐江县委书记将刘华安作为副县长人选予以考察。2000年10月22日，周光全主持市委常委会，研究通过了刘华安为庐江县副县长人选。此后，刘华安又多次行贿周光全。
“卖官书记”处于一地权力金字塔顶端，必然祸害一方党风政风。吉林省白山市政协原副主席李铁成在担任靖宇县委书记期间，6年里将全县500余名干部调整了840余人次，收受贿赂114万余元，将200多名科级干部的命运完全掌控在自己手里。安徽定远原县委书记陈兆丰任职期间，定远县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涉嫌向陈兆丰买官并如愿以偿者达100多人。
一位办案检察官指出：“比起其他受贿案件，卖官案件会毒倒一批干部，导致当地领导班子"塌方"、政府公信力丧失，群众深恶痛绝，必须依法严惩！”
规范和净化提名权，摘掉“卖官书记”的“隐形翅膀”
中共中央政治局最近审议并通过《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强调要扩大考核民主，强化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参与和监督，进一步公开考核内容、考核程序、考核方法、考核结果，增强考核工作透明度，加大群众满意度在考核评价中的分量。
采访中专家建议，要消除提名权的瑕疵，防止其异化，有必要把提名权真正交给群众，并通过配套制度实现阳光操作。应以制度建设增加群众意见所占的比重，从而摘除“卖官书记”利用提名权大搞人事腐败的“隐形翅膀”。
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考察对象的确定是最关键的环节。中央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必须经过民主推荐提出考察对象，然而，一些地方和单位并未严格执行。专家强调，组织酝酿推荐的提拔人选，必须按中央有关要求在干部所在单位进行民主测评，或在更大范围进行民主推荐，得到多数群众拥护的干部，方可列为考察对象；主要领导个人推荐的人选，也必须按规定进行民主推荐，如人选不是多数群众拥护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安徽省委组织部近年开展了“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委书记用人行为”试点工作，其核心内容就是“隐形权力显性化，显形权力制度化”。在试点地之一安徽无为县，县委书记用人权被具体到六个方面：动议权、提名推荐权、方案审定权、主持会议权、临机处置权和管理教育权。在提名推荐权方面，县区委书记提名人选作为候选人之一，需要党委集体研究决定后，才能与其他途径如公推公选等途径产生的提名人一起，共同进入组织考察程序，成为考察对象。此外，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程实行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酝酿、差额票决等全程差额，全委会最后票决时采取匿名投票。这让广大干部群众能够参与到干部选拔和监督工作中来，有助于克服“在少数人中选少数人，由少数人选少数人”的官场积弊。(-记者范春生程士华 秦亚洲)
问责用人失误，遏制带病提拔
从我国目前已经具备的制度层面看，每一名官员都面临着组织、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等三个部门的监督，也就是说官员劣迹斑斑却又想升迁提拔，必须跨越这“三道防火墙”。
2003年7月至2008年12月，我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审结违犯党纪政纪案件85.2万件，处分88.1万人。其中，处分地厅级以上干部2386人(不含军队)，县处级干部29905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24718人，其中不乏陈良宇、郑筱萸等高官。
在反腐力度不断加大的形势下，一些官员违纪违规的手法日渐高明，行为日渐隐蔽，演技越来越高超。上海市宝山区原区长秦裕2006年8月24日接受审查，之前的8月22日下午，他还主持了宝山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正在接受审查的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曾对媒体表示，要做“一个清廉的市长﹐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与骂名”。
当官员将善与恶、真与伪、勤政与贪腐，娴熟地结合于一身的时候，双面人的画皮不易被戳穿，反腐倡廉的脚步显得越发沉重。
地方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且强大，也使“三道防火墙”的效用大打折扣。吉林省靖宇县委原书记李铁成曾说：“如果组织部门没有把我想调整的人装进"盘子"里来，我就会推翻，让他们重来。因为我是县委书记，是全县的权力核心，有最后的拍板决定权。我要是不同意，这个"盘子"就端不上常委会讨论，我不想用的人根本就没有机会用起来。”
而某些地方组织、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有关领导成员也并不想对带病干部动真格，甚至“防火墙”成了纵火同谋。这里面的动机和玄机不一而足：或觉得某些干部是同一小圈子人，很听话，用得舒服，有病也要提拔；或出于一损俱损的官官相护心理，恐窝案拔出萝卜带出泥；或误认为“腐败乃经济发展必要润滑剂”，而动辄以某某干部抓经济、抓招商、抓开发有功来说情，对其腐败犯罪特殊“豁免”。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其中“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对检举人、控告人打击、报复、陷害的”等问责情节尤其引人关注。这也意味着，为腐败官员打开升迁大门的一把手们，也将受到严惩，官员“边腐边升”的现象有望得到一定遏制，但还需要出台问责细则和配套规定。(-记者秦亚洲 范春生)
典型个案链接：长沙：庸官是怎样现形的
- 半月谈记者 段羡菊 苏晓洲
前不久，湖南长沙市召集全市所有副处以上领导干部，公开并讲评了2008年度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绩效考核结果，特别点名通报11名领导干部被评为基本称职。包括长沙市建委副主任、浏阳市副市长、望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内，除一名因安全事故受到过党内警告处分外，其他10名均无硬伤。这11人全被诫勉谈话，绩效奖金全部扣除，市委组织部明确规定一年之内不得提拔使用，其中长沙市物价局一名副局长、民政局一名副局长被免职。第一次有这么多没有硬伤的官员被评为基本称职，长沙官场为之震动。“在长沙如果有人当官想混，肯定不好混了。”这是长沙市规划局局长冯意刚在考核通报会现场的第一感触。
长沙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绩效办主任肖良定说，长沙很多官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通过制度化的考核，没有硬伤也可能被评为基本称职，那就等于说每个官员工作不努力都有可能被评上。
记者从长沙市委组织部了解到,长沙的做法已经获得了中组部肯定。中组部《组工通讯》最近以《就是要让干好干坏不一样》为题发表评论，向全国各地组织部门推介长沙做法。
基本称职官员现出原形，乃是长沙强力探索政府绩效考核的结果。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是组织部门对领导干部年度履职情况的四种描述。长沙市有近900名在岗处级官员，评定为不称职者一般皆因违法犯罪受到法律制裁。碌碌无为的官员尽管客观存在，但组织部门年度考核评定往往难以将其评为基本称职，主要原因是缺乏一套比较科学、可具体操作的制度，把一个没有硬伤的官员评为基本称职，好像是市委、组织部或者某个人在跟谁过不去。在长沙，2005年度基本称职只评了2人，其中一人还有硬伤，2006年度基本称职则为零。
为了整顿吏治，提高政府效率，从2007年始，长沙市委市政府提出“省内率先、中部领先、全国争先”的工作目标，由市委组织部负责全市领导班子和领导班子成员的绩效考核工作，专设市绩效考核办公室。从工作目标、自身建设、公众评估三大板块，分别对全市9个区县(市)、99个市直党政职能部门进行绩效考评，再根据考核得分，分类排出一二三等，奖优罚劣。
相对于领导班子，领导班子成员个人政绩如何评价更是吏治难点。长沙市全力攻关，2008年度全市835名副处以上在岗领导干部，全部被评出个人绩效考核得分，并分出一二三四等。得分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与班子绩效考核得分挂钩，二是由干部职工测评、班子成员测评和班子正职测评(正职则由分管市领导测评)汇聚而成的民主测评综合得分。
在界定“基本称职”官员时，长沙市特别设置了“甄别考察”程序，依据年度绩效得分情况需要甄别考察的对象包括：在本类别领导班子成员中得分排名后5%者；在本类别领导班子成员民主测评综合得分中排名后2%者；所负责工作定量指标有一项得分低于60%等六种情况。排出对象后，由市委组织部逐个甄别考察，把对象履职中的不足，从主客观、内外因等方面搞清楚，出具书面考察报告，以及评定等次和任免调整建议，报市委常委会审定。
长沙市一名区县(市)级政府副职领导干部，2008年个人绩效考核总得分，在包括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正副职领导及法院、检察院负责人在内共25人当中，都排在最后一位。市委绩效办对其进行复核后，了解到此人工作能力有待提高，原来在班子中分管的计划生育工作形势严峻，后被调整由他人接管。此人遂被评定为基本称职并被诫勉谈话。
长沙市某局一位副局长，2008年个人绩效考核总得分在全市“社会发展”类别市直政府职能部门129名领导干部中排最后。市委绩效办对其进行复核后，发现此人尽管上一年度已因基本称职被市委组织部诫勉谈话，但“其个性、能力、水平和履职情况仍然与岗位要求有很大差距”。最终，这名副局长还是被评定基本称职并免职。
据长沙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范小新介绍，2008年度，长沙市共有50名领导干部被列入基本称职甄别考察对象，共有11人被确定为基本称职，其中两人被免职，26人被组织部诫勉谈话。随着庸官不犯错误难评出、难下来的困局被突破，少数干部朝气不足的“职务疲劳症”得到有效遏制，激发了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的动力和活力。
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谈到，探索领导班子和领导个人绩效考核制度,中央有要求、群众有呼声，长沙在此过程中初步摸索出将“考事与考人、能上与能下、官评与民评、对上与对下”四统一的做法，评价官员优劣试图寻求公正、透明、统一的尺度，解决“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难题。(编辑：叶含勇)
一扫官场暮气，干部年轻化再跃快车道
——拿什么净化官场政治生态(之四)
长期以来，我国干部选拔制度中论资排辈熬级别的现象普遍，干部队伍年龄结构偏老，一些机关暮气沉沉，改革发展事业亟待注入新鲜的血液。于是，全国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工作再度提速。
不久前，29岁、拥有清华大学硕士文凭的周森锋当选湖北宜城市市长，24岁的海归硕士赵臻出任昆明市委办公厅厅务委员，这两则消息都引起全国媒体的强烈关注。然而他们并非特例，昆明市公开选拔60名副县级干部，当选者有30名属80后，赵臻只是其中之一；湖北省近日也发布公告，公开选拔215名年轻厅级和处级干部。
70后、80后，一批年轻干部在政坛崭露头角
其实，在周森锋、赵臻之前，已有一批80后干部在各地政坛崭露头角。去年3月，28岁的张辉被任命为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今年初，25岁的孙靓靓被任命为共青团泰州市委副书记。虽然没有确切数字公布，但毫无疑问，在各地党政机关中，为数不少的80后已经走上县处级领导岗位。
“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当前完善干部队伍结构的迫切需要。”昆明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康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干部队伍学历偏低、年龄偏老的情况仍然突出，如果不加大选拔年轻干部力度，今后恐怕会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
以昆明市为例，前年和去年县区级党政领导班子换届时，要求新班子配备一名35岁以下的干部，有几个县区竟然一个都选不出来。现在县级党政领导班子中，大多数人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于70年代的只是少数。
干部队伍年龄结构偏老的问题，已经引起国家层面高度重视。今年2月，党中央制定下发《2009-2020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对新一轮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进行部署，这是党中央首次制定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3月30日，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强调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形成有利于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选拔机制。
打破论资排辈，创新年轻干部选拔机制
我国干部选拔任用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在干部匮乏的年代，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和破格晋升不足为奇，但在干部队伍发展壮大之后，选拔一个岗位的干部有了多个人选，论资排辈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在这种官场陈规之下，机关大量人才积压，年轻干部只能熬日子混资历，干事创业的锐气受挫，积极进取和开拓创新等优势难以发挥。有些机关单位老气横秋，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行政效能低下，种种弊端由此产生。
“加快选拔年轻干部的步伐，必须打破论资排辈的现象。”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的李康认为，“选拔年轻干部要探索新的选拔机制，比如公开选拔、公推直选、竞争上岗等。要放宽选人用人的视野，注重道德品行、培养潜力和工作实绩，创造有利于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条件。”
去年7月，昆明市出台《关于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其中提出，要不断加大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力度，对工作实绩特别突出的优秀年轻干部，经组织批准可依照有关规定破格、越级晋升职务。
公开选拔，是当前选拔年轻干部常见的一种方式。李康告诉记者，去年初，昆明市发布公告面向全国公开选拔100名县处级后备干部，吸引了1000多名各类人才踊跃报名。为使选拔程序公正透明，组织部门采取了当场公布面试成绩、引入心理测评等办法。最终选出的优秀年轻干部，被安排到市级机关和县区担任助理职务，并被派到招商引资、信访部门和基层一线锻炼。
“公开选拔干部的方式出现已经有10多年，目前仍在不断探索和完善，最近几年来，各地公选干部的力度不断加大。”云南省委组织部研究室副主任刘烈平介绍，公选干部的主要特点是年轻化和知识化，它拓宽了干部选拔的范围，为年轻干部快速成长提供了一条快车道。此外，“公推直选”和“竞争上岗”也是干部选拔的创新方法，使更多年轻干部能公平地参与竞争。
干部要年轻化，更要基层化
对于在政坛崭露头角的80后干部，网民的质疑和担忧不绝于耳：这些生长于改革开放以后的年轻人，走出大学校门还没有几年，缺少基层工作经验，走上县处级领导岗位后能否担起重任？能否经受得住各种诱惑和考验？
仍显稚气未脱的赵臻表示，自己对胜任新岗位充满信心，但也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到了新岗位后，我要尽快熟悉各项政策、提高综合协调能力，增强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29岁市长周森锋坦言，虽然自己基本打开了工作局面，但阅历和实践经验相对单薄。他表示：“要在工作中多思考、多学习，多实践，多担当，多历练自己。”
中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常务副校长谈宜彦认为：“年龄并不是主要问题，关键在于两个素质：基层工作经验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这两个素质对地方干部尤其重要。”他对青年干部提出建议，一定要走进乡村体验民生，了解社情民意，以培养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不历州县，不拟台省”——唐代贤相张九龄提出的这个选官原则，时至今日仍值得借鉴。如今许多干部缺少基层锻炼，是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容易出现作风漂浮、脱离群众的危险。李康认为：“年轻干部缺少经验，必须通过深入基层和实践锻炼补上一课，在实践锻炼中提升综合素质。”
李康告诉记者，对这批副县级挂职干部，昆明市实行同等待遇、同等管理和同等考核，既确保他们有职有权，又要严格考核管理。考核优胜者将有机会充实到领导班子中，不合格者将重回原职或调整岗位。这将促进年轻干部求真务实、埋头苦干，而不是无所事事地做“太平官”。
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无疑对凭借资历等待提拔的干部形成了冲击。有人抱怨说：“本地干部都排着队呢，招这么多年轻人，以后提拔更难了！”李康对这种看法并不苟同，认为这正是论资排辈的思想在作祟，他表示：“常规选拔程序还是主渠道，真正有能力就会得到重用。改革发展事业有了接班人，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更应该有"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紧迫感。”
干部队伍新老交替和合作是永无完结的历史过程。全国各个层次的优秀年轻干部数量仍然偏少，公众期待选拔年轻干部的程序更加民主透明，期待80后、70后厅处级干部真正能洋溢着朝气、生气和锐气，一扫地方官场暮气。在此形势下，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步子还要迈得再大些，干部年轻化的清新之风还要来得更猛烈些！(-记者 伍晓阳）
(来源：半月谈)
——拿什么净化官场政治生态(之三)
如果把贪官比作干部队伍的明显硬伤，那么，庸官则是不显眼却危害极大的内伤。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保尔·柯察金的这句名言激励无数人奋发有为。 但是在官场，“庸官在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政治生态，不学无术、投机钻营、明哲保身者大有人在。庸官怎样尸位素餐？庸官何以碌碌无为？怎么让庸官让、能官上？
贪官是硬伤，庸官是内伤
半月谈记者在基层采访时听说这样一件事：某市一领导秘书获擢升，到下面某县任“一把手”，临别时其领导赠言：“上任后，不期望你能有多大政绩，但有三句话你必须牢牢记住：第一句，希望你不要出问题；第二句，还是希望你不要出问题；第三句，希望你千万不要出问题。”
在这位领导眼里，为官从政即使平庸一点并无大碍，但你要是一旦出了什么问题，那就一损俱损，前程尽失了。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可谓庸官的一大典型特征。从廉政角度划分，官员大致可分为清官和贪官两类；从勤政角度划分，则可划分为能官和庸官。庸官还可以再细分清廉且平庸之官和平庸且贪婪之官两种，后者自有党纪国法管束，前者的危害则往往容易被忽视。
三类庸官画像：混，钻，滑
不学无术型，可概括为一个“混”字。这类庸官大多靠关系或金钱开路走上领导岗位，本身不学无术，整天无所事事。他们坐办公室不外乎呷茶品烟搓麻，做报告有秘书备好的现成稿子，开会发言顺着领导的“竹竿”往上爬，遇事“研究、研究”打官腔，反正前后左右都有人伺候，总能混一个潇洒自如。
投机钻营型，可概括为一个“钻”字。这类庸官在其位不谋其政，热衷于作秀，投上级领导所好，捞取政治资本，为仕途升迁铺路。整天夹着个皮包赶会场，吞吐一堆八股套话；奔忙于剪彩、庆典、揭幕等秀场，在摄像机镜头前笑容可掬；偶尔“深入”群众，不过是装装样子，蜻蜓点水留下几个镜头就拍屁股走人……
明哲保身型，可概括为一个“滑”字。这类官员智商、情商不可谓不高，但都没有用到正经工作上。这类官员深信“不做事没事，做事会出事”，把“难得糊涂”视为做官最高境界，遇见矛盾就躲、就推，躲不开也不明确表态，打太极、和稀泥；对群众疾苦和诉求视而不见、麻木不仁，万一出了事，就想尽办法捂盖子、卸责任。
半月谈记者在东部某县采访时，认识了当地分管文教卫生的一位副县长。该县一家医院改制后，医生的收入直接与科室创收挂钩，迫使医生开大处方，对患者重复检查。医院部分职工遂向媒体自曝丑闻，以期政府回购医院。作为分管领导，这位副县长也希望通过政府回购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回购医院需要投入一大笔钱，更重要的是，政府回购医院后能否解决问题，这位副县长心里没有底。于是，这位副县长不是主动向县长汇报情况，而是任由事态恶性发展。
他对记者说：“分管的部门出了问题，我要负一定的领导责任，但负主要责任的还是拥有拍板权的正职，如果正职采纳了我的意见，结果事情没办好，我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庸官何以碌碌无为
庸官并非与生俱来。他们的庞大存在，自有其生存土壤和空间。这与当前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尚不完善有很大关系。由于缺乏科学的干部业绩评价机制，一些官员“啥都不干，难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担风险；组织考核，没有缺点”。就算不思进取、无所作为，只要不犯错误，不仅可以在领导岗位上风平浪静，还可以通过熬资历按时升迁。
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蛋的，这种歪风邪气逐渐形成一种强大的官场“磁场”，把很多想干事、能干事的优秀干部也吸入其中，使他们转而甘于平庸、随波逐流，原本能成为能官的最终还是沦为庸官。
江西九江市有位镇长，做事很有魄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很多实事。2003年，该镇党委书记被提拔为副县长后，当地干部群众都认为这位镇长是理所当然的镇党委书记人选。但事与愿违，县里另派他人补缺。这名镇长虽然有点不服气，但认为自己资历尚浅，还是坚决拥护组织决定，工作仍然兢兢业业。两年后，镇党委书记一职再次出现空缺，这次他觉得应该轮到自己了，可惜又一次希望落空。接下来几年，镇里一些年轻干部纷纷被提拔，唯独他一直原地踏步。
经历一次次打击后，这位镇长开始动摇了，认为自己工作再出色也没有升迁机会，还不如做个太平官。半月谈记者最近见到他时，感觉他明显颓废了，上面推一步他就挪一下，上面没要求他就不动，先前那种干劲已经不复存在了。
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高继民认为，干部提拔并非完全取决于个人政绩，还有很多人为因素，这种现象在基层较为常见。一些能力突出、群众口碑好的干部原来也有一番干事业的雄心壮志，但在职位升迁上屡受打击后，容易产生消极应对心理。
平者让、劣者下、能者上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根本要求。身为领导干部，就是要为民众做磨刀石、做渡河船、做及时雨，在事业上始终保持一颗进取的心，多做造福民众的好事实事，这才是人间正道，为官根本。
我们反对贪污受贿的官，反对弄虚作假捞取政绩的官，我们同样也反对那种虽然两袖清风但无所作为的庸官。拿着人民给予的俸禄，却对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一拖再拖，以致矛盾、问题日积月累，由小变大、由大变炸，群体性事件频发，党群、干群关系恶化。近年来发生的“瓮安事件”、“孟连事件”等群体性事件，大多可以看到庸官不作为的影子。概而言之，领导干部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就是失职，即使无错也是“过”，是官场消极腐败的另一种形态。
庸官不治，如何让广大群众感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如何让人们相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治庸，必须动真格，对不想干事、不会干事、干不成事的庸官，必须铁腕狠治，坚决采取组织措施，将其清理出领导岗位。与此同时，更要进一步建立起科学、有效的干部业绩考核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以制度管人，真正做到“平者让、劣者下、能者上”。唯有如此，才能使庸官失去生存的土壤和市场，无处藏身，才能警示为官者时刻牢记宗旨，尽心尽力为民多做事、做好事、做成事。(-记者杨三军沈洋 李忠将)
一把手提名权异化“扩散效应”，深度恶化地方权力生态
辽宁省社科院研究员侯小丰指出，提名权遭滥用突出说明一把手权力过重监督难，而且，提名权异化的“扩散效应”尤应引起注意。在一些地方，畸形的“小圈子选人”和“选小圈子人”局面日益形成。她认为，买官者除了买到某个官位之外，还想买到“安全感”、“被接受感”等。在干部任用、升迁时，争夺用人者的注意力和接受度已经演化为激烈残酷的竞赛，为了获得这种稀缺的“被选、被用”机会，有人不惜花钱向用人者购买这种机会。
在周光全担任巢湖市委书记期间，跑官要官、花钱买官几乎成了众人心照不宣、习以为常的潜规则，不远千里去送钱，不惜重金买提名。起诉书显示，2001年6月，时任巢湖市秘书三科科长姚雪风得知周光全在中央党校学习，遂赶往北京，送给周光全1万美元，请求周帮忙调整岗位。2002年6月，周光全安排组织部将姚雪风作为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人选予以考察。同年7月5日，周光全主持市委常委会，任命姚雪风为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
为了“帮助”他人，周光全可以一竿子插到巢湖市所属的县、区，对书记、县长指手画脚。1999年至2000年，时任庐江县财政局局长的刘华安为取得周光全关照，先后3次送钱1.4万元。之后，周光全要求庐江县委书记将刘华安作为副县长人选予以考察。2000年10月22日，周光全主持市委常委会，研究通过了刘华安为庐江县副县长人选。此后，刘华安又多次行贿周光全。
“卖官书记”处于一地权力金字塔顶端，必然祸害一方党风政风。吉林省白山市政协原副主席李铁成在担任靖宇县委书记期间，6年里将全县500余名干部调整了840余人次，收受贿赂114万余元，将200多名科级干部的命运完全掌控在自己手里。安徽定远原县委书记陈兆丰任职期间，定远县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涉嫌向陈兆丰买官并如愿以偿者达100多人。
一位办案检察官指出：“比起其他受贿案件，卖官案件会毒倒一批干部，导致当地领导班子"塌方"、政府公信力丧失，群众深恶痛绝，必须依法严惩！”
规范和净化提名权，摘掉“卖官书记”的“隐形翅膀”
中共中央政治局最近审议并通过《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强调要扩大考核民主，强化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参与和监督，进一步公开考核内容、考核程序、考核方法、考核结果，增强考核工作透明度，加大群众满意度在考核评价中的分量。
采访中专家建议，要消除提名权的瑕疵，防止其异化，有必要把提名权真正交给群众，并通过配套制度实现阳光操作。应以制度建设增加群众意见所占的比重，从而摘除“卖官书记”利用提名权大搞人事腐败的“隐形翅膀”。
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考察对象的确定是最关键的环节。中央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必须经过民主推荐提出考察对象，然而，一些地方和单位并未严格执行。专家强调，组织酝酿推荐的提拔人选，必须按中央有关要求在干部所在单位进行民主测评，或在更大范围进行民主推荐，得到多数群众拥护的干部，方可列为考察对象；主要领导个人推荐的人选，也必须按规定进行民主推荐，如人选不是多数群众拥护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安徽省委组织部近年开展了“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委书记用人行为”试点工作，其核心内容就是“隐形权力显性化，显形权力制度化”。在试点地之一安徽无为县，县委书记用人权被具体到六个方面：动议权、提名推荐权、方案审定权、主持会议权、临机处置权和管理教育权。在提名推荐权方面，县区委书记提名人选作为候选人之一，需要党委集体研究决定后，才能与其他途径如公推公选等途径产生的提名人一起，共同进入组织考察程序，成为考察对象。此外，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程实行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酝酿、差额票决等全程差额，全委会最后票决时采取匿名投票。这让广大干部群众能够参与到干部选拔和监督工作中来，有助于克服“在少数人中选少数人，由少数人选少数人”的官场积弊。(-记者范春生程士华 秦亚洲)
问责用人失误，遏制带病提拔
从我国目前已经具备的制度层面看，每一名官员都面临着组织、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等三个部门的监督，也就是说官员劣迹斑斑却又想升迁提拔，必须跨越这“三道防火墙”。
2003年7月至2008年12月，我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审结违犯党纪政纪案件85.2万件，处分88.1万人。其中，处分地厅级以上干部2386人(不含军队)，县处级干部29905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24718人，其中不乏陈良宇、郑筱萸等高官。
在反腐力度不断加大的形势下，一些官员违纪违规的手法日渐高明，行为日渐隐蔽，演技越来越高超。上海市宝山区原区长秦裕2006年8月24日接受审查，之前的8月22日下午，他还主持了宝山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正在接受审查的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曾对媒体表示，要做“一个清廉的市长﹐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与骂名”。
当官员将善与恶、真与伪、勤政与贪腐，娴熟地结合于一身的时候，双面人的画皮不易被戳穿，反腐倡廉的脚步显得越发沉重。
地方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且强大，也使“三道防火墙”的效用大打折扣。吉林省靖宇县委原书记李铁成曾说：“如果组织部门没有把我想调整的人装进"盘子"里来，我就会推翻，让他们重来。因为我是县委书记，是全县的权力核心，有最后的拍板决定权。我要是不同意，这个"盘子"就端不上常委会讨论，我不想用的人根本就没有机会用起来。”
而某些地方组织、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有关领导成员也并不想对带病干部动真格，甚至“防火墙”成了纵火同谋。这里面的动机和玄机不一而足：或觉得某些干部是同一小圈子人，很听话，用得舒服，有病也要提拔；或出于一损俱损的官官相护心理，恐窝案拔出萝卜带出泥；或误认为“腐败乃经济发展必要润滑剂”，而动辄以某某干部抓经济、抓招商、抓开发有功来说情，对其腐败犯罪特殊“豁免”。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其中“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对检举人、控告人打击、报复、陷害的”等问责情节尤其引人关注。这也意味着，为腐败官员打开升迁大门的一把手们，也将受到严惩，官员“边腐边升”的现象有望得到一定遏制，但还需要出台问责细则和配套规定。(-记者秦亚洲 范春生)
典型个案链接：长沙：庸官是怎样现形的
- 半月谈记者 段羡菊 苏晓洲
前不久，湖南长沙市召集全市所有副处以上领导干部，公开并讲评了2008年度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绩效考核结果，特别点名通报11名领导干部被评为基本称职。包括长沙市建委副主任、浏阳市副市长、望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内，除一名因安全事故受到过党内警告处分外，其他10名均无硬伤。这11人全被诫勉谈话，绩效奖金全部扣除，市委组织部明确规定一年之内不得提拔使用，其中长沙市物价局一名副局长、民政局一名副局长被免职。第一次有这么多没有硬伤的官员被评为基本称职，长沙官场为之震动。“在长沙如果有人当官想混，肯定不好混了。”这是长沙市规划局局长冯意刚在考核通报会现场的第一感触。
长沙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绩效办主任肖良定说，长沙很多官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通过制度化的考核，没有硬伤也可能被评为基本称职，那就等于说每个官员工作不努力都有可能被评上。
记者从长沙市委组织部了解到,长沙的做法已经获得了中组部肯定。中组部《组工通讯》最近以《就是要让干好干坏不一样》为题发表评论，向全国各地组织部门推介长沙做法。
基本称职官员现出原形，乃是长沙强力探索政府绩效考核的结果。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是组织部门对领导干部年度履职情况的四种描述。长沙市有近900名在岗处级官员，评定为不称职者一般皆因违法犯罪受到法律制裁。碌碌无为的官员尽管客观存在，但组织部门年度考核评定往往难以将其评为基本称职，主要原因是缺乏一套比较科学、可具体操作的制度，把一个没有硬伤的官员评为基本称职，好像是市委、组织部或者某个人在跟谁过不去。在长沙，2005年度基本称职只评了2人，其中一人还有硬伤，2006年度基本称职则为零。
为了整顿吏治，提高政府效率，从2007年始，长沙市委市政府提出“省内率先、中部领先、全国争先”的工作目标，由市委组织部负责全市领导班子和领导班子成员的绩效考核工作，专设市绩效考核办公室。从工作目标、自身建设、公众评估三大板块，分别对全市9个区县(市)、99个市直党政职能部门进行绩效考评，再根据考核得分，分类排出一二三等，奖优罚劣。
相对于领导班子，领导班子成员个人政绩如何评价更是吏治难点。长沙市全力攻关，2008年度全市835名副处以上在岗领导干部，全部被评出个人绩效考核得分，并分出一二三四等。得分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与班子绩效考核得分挂钩，二是由干部职工测评、班子成员测评和班子正职测评(正职则由分管市领导测评)汇聚而成的民主测评综合得分。
在界定“基本称职”官员时，长沙市特别设置了“甄别考察”程序，依据年度绩效得分情况需要甄别考察的对象包括：在本类别领导班子成员中得分排名后5%者；在本类别领导班子成员民主测评综合得分中排名后2%者；所负责工作定量指标有一项得分低于60%等六种情况。排出对象后，由市委组织部逐个甄别考察，把对象履职中的不足，从主客观、内外因等方面搞清楚，出具书面考察报告，以及评定等次和任免调整建议，报市委常委会审定。
长沙市一名区县(市)级政府副职领导干部，2008年个人绩效考核总得分，在包括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正副职领导及法院、检察院负责人在内共25人当中，都排在最后一位。市委绩效办对其进行复核后，了解到此人工作能力有待提高，原来在班子中分管的计划生育工作形势严峻，后被调整由他人接管。此人遂被评定为基本称职并被诫勉谈话。
长沙市某局一位副局长，2008年个人绩效考核总得分在全市“社会发展”类别市直政府职能部门129名领导干部中排最后。市委绩效办对其进行复核后，发现此人尽管上一年度已因基本称职被市委组织部诫勉谈话，但“其个性、能力、水平和履职情况仍然与岗位要求有很大差距”。最终，这名副局长还是被评定基本称职并免职。
据长沙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范小新介绍，2008年度，长沙市共有50名领导干部被列入基本称职甄别考察对象，共有11人被确定为基本称职，其中两人被免职，26人被组织部诫勉谈话。随着庸官不犯错误难评出、难下来的困局被突破，少数干部朝气不足的“职务疲劳症”得到有效遏制，激发了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的动力和活力。
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谈到，探索领导班子和领导个人绩效考核制度,中央有要求、群众有呼声，长沙在此过程中初步摸索出将“考事与考人、能上与能下、官评与民评、对上与对下”四统一的做法，评价官员优劣试图寻求公正、透明、统一的尺度，解决“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难题。(编辑：叶含勇)
一扫官场暮气，干部年轻化再跃快车道
——拿什么净化官场政治生态(之四)
长期以来，我国干部选拔制度中论资排辈熬级别的现象普遍，干部队伍年龄结构偏老，一些机关暮气沉沉，改革发展事业亟待注入新鲜的血液。于是，全国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工作再度提速。
不久前，29岁、拥有清华大学硕士文凭的周森锋当选湖北宜城市市长，24岁的海归硕士赵臻出任昆明市委办公厅厅务委员，这两则消息都引起全国媒体的强烈关注。然而他们并非特例，昆明市公开选拔60名副县级干部，当选者有30名属80后，赵臻只是其中之一；湖北省近日也发布公告，公开选拔215名年轻厅级和处级干部。
70后、80后，一批年轻干部在政坛崭露头角
其实，在周森锋、赵臻之前，已有一批80后干部在各地政坛崭露头角。去年3月，28岁的张辉被任命为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今年初，25岁的孙靓靓被任命为共青团泰州市委副书记。虽然没有确切数字公布，但毫无疑问，在各地党政机关中，为数不少的80后已经走上县处级领导岗位。
“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当前完善干部队伍结构的迫切需要。”昆明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康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干部队伍学历偏低、年龄偏老的情况仍然突出，如果不加大选拔年轻干部力度，今后恐怕会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
以昆明市为例，前年和去年县区级党政领导班子换届时，要求新班子配备一名35岁以下的干部，有几个县区竟然一个都选不出来。现在县级党政领导班子中，大多数人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于70年代的只是少数。
干部队伍年龄结构偏老的问题，已经引起国家层面高度重视。今年2月，党中央制定下发《2009-2020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对新一轮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进行部署，这是党中央首次制定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3月30日，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强调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形成有利于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选拔机制。
打破论资排辈，创新年轻干部选拔机制
我国干部选拔任用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在干部匮乏的年代，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和破格晋升不足为奇，但在干部队伍发展壮大之后，选拔一个岗位的干部有了多个人选，论资排辈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在这种官场陈规之下，机关大量人才积压，年轻干部只能熬日子混资历，干事创业的锐气受挫，积极进取和开拓创新等优势难以发挥。有些机关单位老气横秋，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行政效能低下，种种弊端由此产生。
“加快选拔年轻干部的步伐，必须打破论资排辈的现象。”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的李康认为，“选拔年轻干部要探索新的选拔机制，比如公开选拔、公推直选、竞争上岗等。要放宽选人用人的视野，注重道德品行、培养潜力和工作实绩，创造有利于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条件。”
去年7月，昆明市出台《关于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其中提出，要不断加大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力度，对工作实绩特别突出的优秀年轻干部，经组织批准可依照有关规定破格、越级晋升职务。
公开选拔，是当前选拔年轻干部常见的一种方式。李康告诉记者，去年初，昆明市发布公告面向全国公开选拔100名县处级后备干部，吸引了1000多名各类人才踊跃报名。为使选拔程序公正透明，组织部门采取了当场公布面试成绩、引入心理测评等办法。最终选出的优秀年轻干部，被安排到市级机关和县区担任助理职务，并被派到招商引资、信访部门和基层一线锻炼。
“公开选拔干部的方式出现已经有10多年，目前仍在不断探索和完善，最近几年来，各地公选干部的力度不断加大。”云南省委组织部研究室副主任刘烈平介绍，公选干部的主要特点是年轻化和知识化，它拓宽了干部选拔的范围，为年轻干部快速成长提供了一条快车道。此外，“公推直选”和“竞争上岗”也是干部选拔的创新方法，使更多年轻干部能公平地参与竞争。
干部要年轻化，更要基层化
对于在政坛崭露头角的80后干部，网民的质疑和担忧不绝于耳：这些生长于改革开放以后的年轻人，走出大学校门还没有几年，缺少基层工作经验，走上县处级领导岗位后能否担起重任？能否经受得住各种诱惑和考验？
仍显稚气未脱的赵臻表示，自己对胜任新岗位充满信心，但也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到了新岗位后，我要尽快熟悉各项政策、提高综合协调能力，增强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29岁市长周森锋坦言，虽然自己基本打开了工作局面，但阅历和实践经验相对单薄。他表示：“要在工作中多思考、多学习，多实践，多担当，多历练自己。”
中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常务副校长谈宜彦认为：“年龄并不是主要问题，关键在于两个素质：基层工作经验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这两个素质对地方干部尤其重要。”他对青年干部提出建议，一定要走进乡村体验民生，了解社情民意，以培养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不历州县，不拟台省”——唐代贤相张九龄提出的这个选官原则，时至今日仍值得借鉴。如今许多干部缺少基层锻炼，是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容易出现作风漂浮、脱离群众的危险。李康认为：“年轻干部缺少经验，必须通过深入基层和实践锻炼补上一课，在实践锻炼中提升综合素质。”
李康告诉记者，对这批副县级挂职干部，昆明市实行同等待遇、同等管理和同等考核，既确保他们有职有权，又要严格考核管理。考核优胜者将有机会充实到领导班子中，不合格者将重回原职或调整岗位。这将促进年轻干部求真务实、埋头苦干，而不是无所事事地做“太平官”。
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无疑对凭借资历等待提拔的干部形成了冲击。有人抱怨说：“本地干部都排着队呢，招这么多年轻人，以后提拔更难了！”李康对这种看法并不苟同，认为这正是论资排辈的思想在作祟，他表示：“常规选拔程序还是主渠道，真正有能力就会得到重用。改革发展事业有了接班人，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更应该有"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紧迫感。”
干部队伍新老交替和合作是永无完结的历史过程。全国各个层次的优秀年轻干部数量仍然偏少，公众期待选拔年轻干部的程序更加民主透明，期待80后、70后厅处级干部真正能洋溢着朝气、生气和锐气，一扫地方官场暮气。在此形势下，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步子还要迈得再大些，干部年轻化的清新之风还要来得更猛烈些！(-记者 伍晓阳）
(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