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淘宝登陆记录:原中顾委委员安志文：应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大家都讲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滞后就应该改。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民主法治，或者宪政民主。中央提出积极地、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下一步怎么办？                 “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启动，是否从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作为突破口？对于群众上访，我们的观念要转变，不要认为是群众闹事，而是公民争取自己的权益。我们应该同情他们，帮助他们。”                 原中顾委委员、中国体改研究会名誉会长安志文在2004年的一次讨论会上脱口而出了这番话，整个会场一阵沉默，而后爆发出长久的掌声。这位中国改革的亲历者和观察者已经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他直言了自己对这场改革步履艰难的焦灼心情。                 的确，25年的改革，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距离当初的改革目标如此接近，但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与我们曾经“共同富裕”的誓愿如此遥远。安志文在会议的最后加了一句判断：“如果我们的社会变成权贵市场经济，那我们的改革就白改了，我们的国家将前途堪忧。”                 2004年7月7日，56岁的杨小凯去世了。这位华裔经济学家的人生坎坷而传奇：“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发表《中国向何处去？》，入狱整整十年，改革开放后投身于经济学研究，最后任教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被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赞誉为“当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 “。                 杨小凯的去世，引发了经济学界和公共知识分子群体集体式的追思，众多经济学研究院所和独立的公共研究机构自发举办追悼活动，遍寄哀念。杨小凯更被尊崇为” 首位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家“，是”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开创出新兴古典经济学崭新学派的一代经济学宗师“。                 但这一切无法充分解释杨小凯为何成了一个现象。或许杨的挚友、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副教授文贯中在纪念悼词中透露了其中的秘密——”期盼着中国早日展开双手，更无保留地欢迎他（杨小凯）的理论遗产，并对他个人崇高的学术地位给予更多的尊重“。                 这个遗产就是杨生前饱受主流经济学家批判的”后发劣势“理论。                 2002年4月，杨小凯在北京做了题为《后发劣势》的主题演讲。他原创地指出，其一，发展中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易而模仿发达国家制度难；其二，发展中国家总是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而不是制度；其三，这种”路径依赖“可以使发展中国家获得短期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并从而给长期发展留下隐患，甚至使得长期发展变成不可能。由此他推导认为：后发国家不仅有后发优势，后发劣势也是国家发展基因中的隐含信息。         随后，在与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合作的一篇题为《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的论文中，杨小凯直接提出警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开放很成功，但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发展前景并不清晰明朗。他甚至预言，尽管俄罗斯震荡疗法后的短期社会效果相较于中国的渐进式转轨而言好像是一个失败，但由于俄罗斯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其将来发展仍可能超越中国。以此，引发了他和林毅夫2002年开始的一场石破天惊的论争。                 那场学者争论，被很多知识精英和政府高级官员定义为”改革开放以来，就战略级别上的中国发展所进行的最具原创性洞见、也是最有锋芒和理性精神的论辩“。通过这次论战，杨小凯有关渐进改革与激进改革的思维力量，对国内精英阶层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                 事实上，不是杨的英年早逝，也并非后发劣势理论是否是真理，而是在中国改革走到矛盾最激烈之时，杨的思想击中了国人对改革方向迷茫的神经：甚至与其说是中国知识精英们在哀恸一位学者的离世，还不如说是渐进式改革道路遭遇越来越多的思考。                 11月7日，《俄罗斯共青团报》发表了一篇该报驻华记者采写的有关中国宏观调控的报道，认为中国此次宏观调控暴露的问题，更清楚的显示出中国改革仍然是不完整的，”一个国家的社会转轨，涉及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全方位的问题，但与俄罗斯的转轨不同的是，中国的转轨目前还基本上限于经济领域......“文章写道，”如果说俄罗斯现在面临的是如何长大的问题，那么东方巨龙仍然还没有看清楚自己成长的方向。“
          这篇多少有些以偏盖全的文章不无得意地说，普京已经构建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实际上，俄罗斯从1999年开始，经济确实出现了转机。普京执政的前4年，经济增长了30%；2000－2002年俄罗斯居民的实际收入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了11.9％、8.5％和8.8％，多年来拖欠的工资和养老金全部补发到位，退休金大幅提高，居民消费和储蓄同步增长，失业率下降。世界银行2003年9月发表的《2004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俄罗斯已经成为带动独联体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俄内需增长已经成为推动本国及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强大动力。                 无独有偶，目前国内知识圈流传的一篇《俄罗斯挑战中国模式》也引起了知识分子们心灵的震荡。剧变后的俄罗斯的命运，一直为中国所关注。由于历史的因缘，无论俄罗斯的转型是成功还是失败，中国对俄罗斯的认识都将影响中国的命运。经历了政治巨变和休克疗法改革的俄罗斯1991—1998年连续7年的经济衰退，也使它一直被中国的主流话语引为反面教材。                 该文指出，从1999年开始，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5年持续增长，政治趋于稳定，贫富差距比中国要小，曾经横行一时的寡头豪富也正面临来自政府和民间的清算。自1991年3月以来，俄罗斯已经举行了3次全民公决和4次总统选举，无论是经济处于什么状态，俄罗斯国民也没有用选票选择回头路，《宪法》的权威得到了尊重。                 文章认为，在宪法的框架下，俄罗斯政治日益成熟，在未来的时间里，已经不会出现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动荡，政治争斗将继续在宪法的框架下，朝着文明、和平和合法的方向发展。文章写到：“这是比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财富，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因为人民将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冒天启师从于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一直从国际比较的视角致力于研究经济转型和发展。为了找到转轨的秘密，他在苏联解体前后两次远赴俄罗斯进行中国和俄罗斯转型经济的比较研究。“近百年的历史证明，市场经济对一个国家来说，搞不好也可能是一个毁灭的机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现在已经建立的市场经济的体制到底面临着一个什么样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是需要冷静评估的严肃问题。”他告诉记者，中国的现行市场经济体制还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虽然完善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是要将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为一种良性的市场经济，但对许多别的因素如果考虑不足，“不排除会演变成恶性的市场经济”。                 比如，如何评估现行资源控制的权力结构？现行的权力结构是否会成为完善现行经济体制一种障碍？这是冒天启深深担忧的。“在我看来，现行的权力结构，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代表部门利益的权力结构，不同权力部门都在试图控制生产过程和生产领域的资源，形成分散化的利益格局，并通过政策设计，将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制度化。”他说，“国家利益部门化、地方化，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制度化，这种情况，造就了一代新的既得利益者集团。”                 在他看来，由此带来的资源分配体制，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财政资金的分配，银行贷款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传统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中兜圈子。微观竞争机制的不对称，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他警告说，现行的资源分配体制，如果不下大的力气进行改革，就有成为社会动荡导火索的可能。                 在这个宏观调控最热的日子里，不仅仅是经济学家关心着这一切，或多或少，知识精英们都在注视改革的命运。丁东、谢泳、高增德、赵诚和智效民5位山西人文知识分子“操练思想”，话题直指黄炎培与毛泽东1946年谈到的中国历史循环怪圈。在这本2004年1月出版的名为《思想操练》的对话录中，他们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迅速实现现代化，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的最迫切问题。1980年代末，我们就曾提出现代化应该是全方位的，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但是现代化为什么迟迟不能实现？”
        来自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的智效民教授以日本和中国的对比分析说，日本和中国的现代化几乎同时开始，但两者的差别在1860年代就形成了，“当时中国搞的是洋务运动，这个运动的实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经济体制可以改、政治体制不能动'。日本从一开始就搞明治维新，搞政治体制改革，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历史最冷酷，科学最无情，无论我们面临渐进式改革遭遇激进式改革再次撞击的尴尬，还是改革内容不充分让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步履重新凝重，我们必须有勇气深思英年早逝的杨小凯遗留下的这一思想片段：“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宪政秩序和法治来保护个人权利并提供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他留下了一个我们没有走出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