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艺洲主演的电视剧:皇太极——清太宗2 昭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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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昭陵是清朝第二代开国君主太宗皇太极以及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陵墓，占地面积16万平方米，是清初“关外三陵”中规模最大、气势最宏伟的一座。位于沈阳（盛京）古城北约十华里，因此也称“北陵”，是清代皇家陵寝和现代园林合一的游览胜地。园内古松参天，草木葱茏，湖水荡漾，楼殿威严，金瓦夺目，充分显示出皇家陵园的雄伟、壮丽和现代园林的清雅、秀美。昭陵除了葬有帝后外，还葬有关睢宫宸妃、麟趾宫贵妃、洐庆宫淑妃等一批后妃佳丽，是清初关外陵寝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帝陵，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帝王陵墓建筑之一。
目录
清昭陵简介陵寝布局陵名典故昭陵十景隆山积雪宝鼎凝晖山门灯火碑楼月光柞林烟雨浑河潮流草甸莺鷤城楼燕雀华表升仙龙头瀑布
昭陵“风水宝地”的选定昭陵祭祀典礼大祭小祭皇帝“东巡”致祭其它祭礼
昭陵轶闻庄妃因何未入葬昭陵神碑幻影“白大侠”阿尔萨兰及“小使”商熙披甲“扣阎”案灵芝草与龙袍的传说
昭陵保护申遗研究公交线路
清昭陵简介
陵寝布局
陵名典故
昭陵十景隆山积雪宝鼎凝晖山门灯火碑楼月光柞林烟雨浑河潮流草甸莺鷤城楼燕雀华表升仙龙头瀑布
昭陵“风水宝地”的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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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昭陵(3张)
  清昭陵
编辑本段清昭陵简介
清昭陵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2004年7月1日与沈阳故宫、沈阳福陵和抚顺永陵，经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表决通过，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昭陵始建于清崇德八年（1643年）至顺治八年（1651年）基本建成，后历经多次改建和增修而呈现现在的规模。陵寝建筑的平面布局遵循“前朝后寝”的陵寝原则自南向北由前、中、后三个部分组成，其主体建筑都建在中轴线上，两侧对称排列，系仿自明朝皇陵而又具有满族陵寝的特点。
昭陵全陵占地18万平方米，共分三大部分。由南至北依次为：前部，从下马碑到正红门，包括华表、石狮、石牌坊、更衣厅、宰牲厅。；中部，从正红门到方城，包括华表、石象生、碑楼和祭祀用房。；后部，是方城、月牙城和宝城，这是陵寝的主体。
方城正门称为隆恩门，上有门楼。方城四角有角楼。方城内有隆恩殿、东西配殿、东西晾果房和焚帛亭。隆恩殿后面有二柱门、石五供和券洞门，券洞顶端是大明楼。方城之后是月牙城和宝  清昭陵
城，在宝城中心，上为宝顶，下为地宫。宝城后面是隆业山，登山俯视，陵园风光可尽收眼底。
游昭陵时，先游前部。前部在缭墙外，参道两侧有华表、石狮、更衣亭等，而正中是牌楼。牌楼是前部主体建筑，系青石建成，四柱三层，雕刻得玲珑剔透，精美无双，为罕见的艺术珍品。游罢牌楼，即可至正红门，这是游中部的开始。正红门为缭墙的正南门，层楼高耸，十分庄严，而其两翼所装饰的五色琉璃蟠龙壁，因造形生动，更引人注目。正红门内的参道两旁，有华表、石兽和大望柱，它们两两相对。既整饬又肃穆。石兽中最值得欣赏的是"大白"和"小白"。这两匹石马形象逼真，栩栩若生，据说是以墓主生前最爱骑的两匹骏马为原型雕琢而成。欣赏罢石马，即可至碑亭。碑亭与正红门相对，为颂扬墓主而建，里面所竖碑称"昭陵神功圣德碑"。
出碑亭即至隆恩门。隆恩门是方城的正南门，与碑亭相对。方城为后部，它建造得如同城池一般，位于缭墙，仿佛是城中之城。游方城先要游隆恩殿。隆恩殿居于方城中心，前有隆恩门，后有明楼，左右有配殿，四隅有角楼，犹如众星拱月一般，故显得异常雄伟。隆恩殿以雕刻精美的花岗  清昭陵
岩台阶为底座，以金光闪闪的黄琉璃瓦为屋顶，再加上画栋雕梁、金匾红墙，故又显得异常华丽。
参观罢隆恩殿，经过明楼，即可至宝城。宝城在方城北端，为月牙形。宝城又称宝顶，其下即地宫，安置着墓主夫妇的棺椁和陪葬品。登上宝顶，向四下一望，绿树环合，景色清幽，宛若置身于城市山林中，一种恬适之感油然而生。现在昭陵已辟为北陵公园。
昭陵的另一特色是漫漫数里的古松群。现存古松二千余棵，松龄达三百多年，摇曳挺拔，参天敝日。这些苍翠的陵松在金瓦红墙中构成昭陵又一壮丽景观，其中的“神树”、“凤凰树”、“夫妻树”、“姐妹树”、“龟树”等更是别具特色。
民国十六年五月（1927年），以陵寝为中心辟为“北陵公园”，如今占地面积330万平方米。其总体规划是以陵寝为中心，分陵寝、陵前和陵后三部分。园内的自然景观千姿百态，五彩缤纷，其中芳秀园是北陵公园的园中园，总面积4万平方米，种植了近200种植物，四季分呈，各具特色。初春樱花盛开，满园飘香；盛夏荷花竞放，柳浪闻莺；深秋满山红叶，层林尽染；寒冬银装素裹，苍松挺拔。纵观整个园林，春有花，夏有阴，秋有果，冬有青，奇花异石，小桥流水，颇有江南之秀。园内建筑与景观巧妙结合，用中国传统园林建筑艺术将自然美和人工美合为一体，构成了一幅天然画卷，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来此参观。北陵公园拥有30万平方米的人工湖水面，夏天碧波荡漾，柳岸成荫，乘坐脚踏船、快艇观光游玩，泛舟湖上，别有一番情趣。
编辑本段陵寝布局
清昭陵(1张)
盛京之陵，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就是昭陵。
沈阳昭陵陵区建筑布局大致是这样的：陵区四周设有红、白、青三种颜色界桩，其南面还备有挡众木（又叫“拒马木”）四百四十二架。陵区南北狭长，东西偏窄。陵区最南端是下马碑，其  清昭陵
次，为华表和石狮。计有下马碑四座，华表一对，石狮一对，它们分别立在道路的两旁。石狮之北建有神桥。神桥之西原有涤品井一眼。神桥往北为石牌坊。石牌坊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小跨院。东跨院是皇帝更衣亭和静房（厕所）。西跨院是省牲亭和馔造房。石牌坊以北是陵寝正门——正红门，此门周围是环绕陵区的朱红围墙，又叫“风水墙’”。正红门内有一条南北笔直的石路叫“神道”，神道两侧由南往北依次立有擎天柱柱一对，石狮子一对，石獬豸一对，石麒麟一对，石马一对，石骆驼一对，石象一对。这些石兽统称“石象生”。再往北，在神道正中有神功圣德碑亭一座。碑亭两侧有“朝房”，东朝房是存放仪仗及制奶茶之地，西朝房是备制膳食和果品之所。碑亭之北是方城，方城正门曰“隆恩门”，城门上有楼，俗称“五凤楼”。方城正中是隆恩殿，两侧有配殿和配楼。配楼俗名“晾果楼”，晾晒祭祀用果品之处。隆恩殿后有二柱门和石祭台，再后是券门，券门顶端有大明楼，步入券门是月牙城，月牙城正面有琉璃影壁，两侧有“蹬道”可上下方城，月牙城之后是宝城、宝顶，宝顶之内为地宫。宝城之后是人工堆起的陵山——“隆业山”。  清昭陵
另在陵寝西侧、与宝顶遥遥相对还有一组建筑叫“懿靖大贵妃、康惠淑妃园寝”，是安葬太宗众妃的莹地。除此之外，在陵寝东西两翼各三里许有陪葬墓，左侧有武勋王杨古里墓及奶妈坟，右侧有贞臣敦达里及安达里殉葬墓。这种以功臣陪葬的形式是古代陵寝制度，体现了封建君王“事死如事生”的愿望，也体现了忠君思想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
另在陵区之外还有藏经楼、关帝庙、点将台等建筑。昭陵建筑布局严格遵循“中轴线”及“前朝后寝”等陵寝规制，陵寝主体建筑全部建在南北中轴线上，其它附属建筑则均衡地安排在它的两侧。这样的设计思想主要是体现皇权至高无上，同时，达到使建筑群稳重、平衡及统一等美学效应。
昭陵的管理有文武两大衙门。一个叫总管衙门，一个叫关防衙门，管衙门主要负责陵区的防卫，关防衙门负责祭祀和陵寝建筑的一般修缮。
清朝逊国之后，昭陵虽然仍由三陵守护大臣负责管理，但由于连年战乱，国库入不敷出，对昭陵无力做大的修缮，以至陵园建筑残破凋零。当时有位文人写过这样一首《游北陵》诗：“涉足昭陵户与庭，辉煌眩目未曾经。莓苔满径无人管，杨柳山中犹自清”。写出了当时昭陵的真实面貌。清代“陪京(沈阳)八景”里有“北陵(昭陵)红叶”。金梁在《奉天古迹考》中说：“北陵多枫柳，西风黄叶红满秋林，故名北陵红叶。”
总的来看，沈阳昭陵主体建筑仍保存至今，地下基础完好，规划、布局依然完整，古建筑与遗址未受后人过多的干预与改变，自然环境也基本保持原始状态，真实性与完整性程度很高。
编辑本段陵名典故
古代皇陵都有各自的名号，这些陵号的来源，或体现对皇帝一生功业的总结和赞誉，或者是带有吉祥和祝福的含义。
清代陵名一般由嗣皇帝钦定。其次，清代还有一项制度，如果遇到陵名与地名重复时  清昭陵
，必须将地名换掉，这叫避讳。可见，帝王陵名是极其神圣的。
昭陵一名是顺治元年八月初九太宗驾崩一周年火化校宫时确定的。昭陵陵名的来历前人有两种不同解释，一种解释认为是仿效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另一种解释说与古代昭穆制度有关。提出清昭陵仿唐昭陵者是乾隆皇帝。他在东巡盛京祭扫昭陵时表达了这个见解。其实，这不过是乾隆的附会之言 ，昭陵在定名时正是大清刚刚打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占据北京，此时明朝及李自成仍有很强势力，鹿死谁手尚难定论，很难想像有把清太宗与唐太宗相提并列的必要。乾隆皇帝所以把清太宗与唐太宗并列在于他政治的需要 ，李世民被历代统治一者奉为帝王楷模，他在位二十三年，礼贤下士，纳谏兼听，国富民强，史称其时代为“贞观之治”，为盛唐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乾隆把今祖与李世民相提并论旨在告慰世人，大清江山也会如同汉唐一样会出现一代新的盛世。
其次，说到昭陵出自昭穆制度的说法也欠妥当。昭穆是古代宗法制度，此制用于墓葬的排列顺序以及大庙种位的排列9其法以祖宗位居正中，其它各辈分按左昭右穆顺序依次类推。盛京有永、福、昭三座陵墓，其中一永演为祖陵，地位最高，福陵次之，昭陵排列第三。如果按昭穆制度排列，永陵应在正中，福陵在其左（东）称为昭，昭陵在其右称为“穆”。而现行永福昭三陵，永陵在最东，福陵在中，昭陵在西，三座陵寝根本构不成昭穆关系。
昭陵的名可能是出于对“昭”字含义本身的选择。古人以昭字作“彰明”、“显扬”解。昭陵陵名的含义就是将太宗文德武功彰明于世．并使之显扬了后的含义，大至不过如此。
编辑本段昭陵十景
古时，文人多喜欢把某一地方或者某一处名胜古迹概括成若干景观。每景以四个字命名，字面工整、对村，以便于记忆和传诵．以此做为对家乡的赞美。史称昭陵有“十景”，这十景分别是“隆山积雪”、“宝鼎凝晖”、“山门灯火”、“‘碑楼月光”、””柞林烟雨”、”‘浑河潮流”、””草甸 莺鷤”、’‘城楼燕雀”、“华表升仙”、“”龙头瀑布”。  清昭陵
隆山积雪
隆山即隆业山。山虽不高却草木葱宠。北方冬季高寒．降雪较多，每至严冬，隆业山白雪皑皑．宛如一条披鳞挂甲的银龙。横卧于陵寝之后。宝鼎凝晖
宝鼎高二丈，周围三十丈。表面用石灰涂成灰白色。每当太阳西斜，阳光照射在宝鼎之上，使宝鼎如同一面斜放的”镜子”．奕奕发光。山门灯火
山门即大红门。古时，昭陵与沈阳古城之间因无高楼阻隔，从陵前远望，盛京城城楼、墙垣、宝塔、殿顶皆历历在目。特别是每年正月十五上元节夜晚，站在陵前山门处眺望夜色中的沈阳城，但见灯火点点，若隐若现。如今，此情此景再也看不见了。碑楼月光
碑楼指神功圣德碑亭。相传，此楼顶上琉璃瓦成分特殊，夜间在月光折射下可泛微光。特别是每当十五日的夜晚，天空浩瀚，明白姣洁之时，楼顶的折射光线越发鲜明。柞林烟雨
“柞林”在东红门外以北。相传，每当夏季一阵大雨滂沦之后，天气骤然转晴，这时，柞林在阳光照射下会有一种烟雾蒙蒙的景观。原因可能是柞树叶子比其它时肥厚，易于吸收水分，阳光骤热，叶子含的水分蒸发下 蒸腾之故。浑河潮流
相传，浑河原先的故道在昭陵之前。有次昭陵大祭，正赶上河水泛涨，前来祭祖的官员全被隔在对岸．不能按时祭陵，官员因此受罚。因此．为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便将浑河改道沈阳城南。“浑河潮流”，指浑河改道前河水泛涨的情景。当然浑河改道之说只是传说。草甸莺鷤
“草甸”指的是陵后红墙以北的一片旷野。俗称“白草甸子”。城楼燕雀
“城楼”指隆恩门的五风楼。此楼地势高敞 ，是鸟类的栖息处。它们在上面筑有许多鸟巢。每当黄昏．经过一天觅食的燕雀，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围绕五凤楼上下翻飞。华表升仙
指的是丁令威学仙得道变成白鹤回故乡辽阳的传说。龙头瀑布
龙头指的是隆恩殿月台四角伸出的兽头，这些兽头实为排水口。每遇大雨，隆恩殿及月台上的积水从四角的龙头中如同瀑布一般喷吐而出。
当然，昭陵的美景并不止于此。
以上是昭陵古时旧貌。而今，由于时代的变迁，有些景物已面目皆非，无迹可寻。
编辑本段昭陵“风水宝地”的选定
古代修建陵墓最重视的是“风水”。所谓“风水”，是古建筑师们处理建设环  清昭陵
境的一门技艺，又叫相地术，相宅术。内容包括为建筑选择合适的位置和朝向，便于人们起居和对建筑的保护，再是选择适宜的营造时间，决定建筑内部空间的位置安排等等。可是，自它被注入“五行生克”、吉凶祸福以及其它封建迷信内容之后．便成了神秘莫测、唯心主义的方术。封建帝王甚至把陵寝风水的好坏与子嗣传承的兴衰、国运的兴亡联系在一起、把风水抬到惊人的高度。
沈阳昭陵的“风水”是经过风水师精心选择的。相传，太宗皇太极起初要把墓修在沈阳西南仙女河附近，后来才改到现在的地方。其实，皇太极生前并没有为自己建造陵墓的打算 ，清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没有为自己料理后事。
那么，昭陵风水宝地是谁选定的呢？这个问题官书一直隐而不露。只是在康熙四年一椿公案里露出蛛丝马迹。康熙四年三月十八日，江南徽洲府新安卫有一叫杨光先的“官生”向圣祖进呈《摘谬论》等二分奏章，指责钦天监正汤若望编写的《新历法》有“十谬”，还指责汤若望为荣亲王（康熙之子）选择安葬日期时未采用“正五行”，而用了“洪范五行”，使陵山山向，葬期年月俱犯“忌杀”。这些罪名非同小可。于是，将汤若望及杨光先被告、原告带到议政大臣会议进行审理。审讯过程中汤、杨各执一词，因为“历法深微，五行玄妙”谁是谁非很难分辩。最后，以汤若望的《新历法 》只编了二百年，与大清江山历柞无疆不合，以及荣亲王葬期上犯“忌杀”等罪名，判处汤若望及刻漏科杜如预、五品挚壶正杨宏量、历科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等有关官员凌迟处死。此案经奏请康熙皇帝，康熙念及汤若望系钦天监掌印官，为朝廷效力多年，且又年老，从宽勉死，杜如预和杨宏量二人本当处死．念及他二人选定永陵、福陵、昭陵风水有功也从宽“免死”，其它人因此案被处死，发配者不下十几人。这是康熙初年发生的一件历史大案。从这件案子确知，昭陵风水宝地的选定者是钦天监官员杜如预 、杨定量二人。他们由于在选择皇陵风水有功而免遭千刀万剐之刑。
编辑本段昭陵祭祀典礼
祭祖．是昭陵一项根本活动。其名目分为“大祭”、“小祭”、”‘皇帝东巡致祭”等等。其中，仅小祭一项每年要举办二十多次。祭礼频繁。祭品丰奢，形式僵化，千篇 一律，兴师动众，损耗巨大。  清昭陵
大祭
昭陵每年举行七次大祭。时间是清明、中元、十月朔、冬至、岁暮以及太宗忌辰、孝端文皇后忌辰。其中，清明、中元、冬至、岁暮又称“四时大祭”，是祭祀中等级最高 、礼制最繁琐、祭品最丰盛的祭把形式。
清明：明清之际已将清明做为陵寝大祭礼的举行时间。清明大祭最有特色的一幕是“敷土礼”。所谓敷土礼就是往宝顶上添土，这与民间培土修坟的习俗也是大同小异，只是繁简奢俭之别罢了。乾隆二年(1737年）以 前，敷土礼相当繁琐，每次要敷土十三担，承祭官、总管、掌关防官等十三人同时登上宝顶添土。乾隆皇帝继位之后，对这项制度做了改变。原因是有如此多的人登上皇陵宝顶，有失对祖宗的敬重。乾隆曾就此事发圣旨说：“清明山陡增土十三担，向沿前明旧制、并无取义似觉太烦。今拟各陵增上一担，俱令承祭官跪上土于宝顶。庶践履不至多人，益用诚敬 。”
中元：古人以正月十五为“上元”，七月十五为“中元”，十月十五为“下元”。古人将中元节做为祭日上坟扫墓。明清两朝已将“中元”做为祭祀盛典的举行之日。 清朝顺 治八年，福临亲政。制定祭陵把典规定：中元大祭用“羊一，献果酒，供香烛，焚帛，读祝文。”
冬至：冬至也是自然节气，时间在十一月下旬前后。古人对冬至极为重视，因为它是昼夜长短更替的转折，所以在冬至这天走亲”访友，预备丰盛的食品，祭奠先世等等。顺治八年六月，福临钦定冬至祭陵“用牛、羊、 猪、献果酒，上饭，上羹，供香烛、焚帛、读祝文。”
岁墓：岁墓指一年终了。崇德二年已见岁暮“遣官致祭”福陵，“用牛一只”的记载。昭陵首次举行岁暮大祭是顺治元年十二月。
十月朔：十月朔是十月初一。民谚有“十月一，送寒衣”之说，对已经故去的先人也要送去棉衣防寒。十月朔大祭除正常祭礼之外，还要烧“寒衣”。所谓“寒衣”，是用各色纸张做的皮、棉、单、各类衣裳。
忌辰：忌辰是皇帝、皇后的驾崩日。忌日虽然也是大祭，由于是国丧之日，祭祀必然有丧礼气氛。祭扫者要穿戴孝服，而且有若干“不宜”的规定。
昭陵忌辰大祭每年举行两次，一次是八月九日皇太极丧日，再有四月十七孝端文皇后丧日。乾隆元年，康熙皇帝忌辰，弘历（乾隆）发谕旨，将康熙忌辰升为大祭，举行大飨礼。从此，成为一项定制。
各时大祭虽然名目不同，内容不完全相同，但有些礼仪是共同的。小祭
小祭又叫“常祭”,“朔望祭”，时间是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昭陵每年小祭二十二次。
顾名思义，小祭比大祭无论就祭祀现模还是承祭官的品级等方面都低。首先，祭礼时不请神牌，只打开神龛的门和幔帐，对神龛而祭。祭品也不像大祭那样丰盛。其次，承祭官也不劳宗室将军等人大驾 ，仅由昭陵关防衙门的掌关防官主祭。参加祭礼的人数也比大祭少得多。总之，此礼与民间给神佛烧香上供的作法类似，所以叫“常祭”。皇帝“东巡”致祭
大清统治者敬天法祖的传统观念很深。在他们看来自己的一切都是祖宗给予的，甚至连自己的命运也受到祖宗在天之灵的制约。基于这种观念．他们对祖光的陵墓、祖宗遗迹、．遗物．甚至包括世居的故乡都十分崇敬。特别是对盛京感情更为深厚和淳朴 ，因为盛京是大清开国“龙兴”之地，山陵在焉。清帝东巡的主要目的在于祭祀祖宗山陵。其祭祖场面最盛大，礼制最隆重。皇帝亲祭昭陵一般分为二天举行(只有康熙皇帝例外 ），第一天举行“展谒礼”，第二天举行大飨礼，两种祭礼不同。其它祭礼
昭陵每年举行大、小祭祀以及皇帝东巡临时告祭之外，还要举行若干次其它名目的祭扫，如每年皇帝或皇太后生日举行的“万寿告祭”，为皇太后加徽号举行的告祭，或出征凯旋向陵告祭，或皇子每隔三年来此行礼，此外还有途经盛京的官员或者到盛京上任的新官也要到昭陵拜谒等等。
编辑本段昭陵轶闻
庄妃因何未入葬昭陵
本来，在昭陵之内还应该修一座独立的“庄妃陵”。如果是那样的话，今天的昭陵规模要更加庞大和宏伟。然而，这座“庄妃陵”却未修在沈阳，而是修到远离沈阳千里之外的河北遵化马兰峪去了（即昭西陵）。其中的原因至今还是未解之谜。
庄妃又称“孝庄文皇后”。她是一位来自蒙古草原的姑娘，姓博尔济吉特氏，名叫本布泰，出生在明朝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二月初八，她的父亲是蒙古科尔沁部落酋长，名叫宰塞，是元世祖忽必烈后裔。可见，庄妃本是一位出身于名门的大家闺秀。清太祖开创后全国之后，出于政治需要很重视与蒙古各部的关系。庄妃的家乡科尔沁与后金国疆域比连，而且军事力量比较薄弱，屡次受到强部察哈尔部的凌虐，所以也极力向后金靠拢，愿意与它交好。满蒙习俗讲究赠婚互好，甚至结几层亲戚，认为这是最真诚  清昭陵
最可信赖的友好方式。所以科尔沁部多次嫁女给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仅皇太极就娶了三位科尔沁贵族女子。这三位公主除庄妃本人之外，还有她的姑母和姐姐．姑母即孝端文皇后哲哲，姐姐是关雎宫宸妃海兰珠。—一家两代三女同侍一夫，这是原始群婚制度的首余，在清初屡见不鲜。庄妃于天命十年（1625年）二月，由＿上的哥哥吴克善台吉陪送下，从蒙古草原来到后金国都辽阳公京城的，嫁给了当时尚称“四贝勒”的皇太极。这时她仅是十三岁的少女。本布泰嫁给皇太极的翌年太祖驾崩，皇太汲继承后金国汗位，改年号为天聪，庄妃遂成为后金国汗的侧福晋。崇德元年，皇太极获得元传国单建国当上了崇德皇帝，册封五宫后妃，本布泰被封为庄妃，定居在永福官．又称侧西宫妃。崇德三年正月三十．庄妃生皇九子福临。当时，皇太极正沉浸在皇“太子”夭折的苦闷之中，所以，皇九子福临的降临人世使他转忧为喜，加之对庄妃宠幸，因此，对福临极为偏爱。崇德六年，太极宠妃关雎宫宸妃病故，庄妃更受宠爱，其地位仅次于孝端文皇后。清朝出于维护封建礼教，不提倡后妃干政。但在实际生活中，皇后做为后宫之主，不可能不对皇帝的言行乃至政务有所影响。庄妃也是如此。据《清实录》、《康熙起居注》评价庄妃时说她“赞助”太宗．“肇造丕基”。这些话虽然是程序式的“公文”，但也绝不会是史官望风扑影无中生有之载。
崇德八年八月，清太宗驾崩。六岁的福临继承皇位。改年号顺治。因为顺治皇帝年幼，以叔父九王多尔夺及郑亲王济尔哈朗摄政。庄妃从此被尊封为皇太后。不久，多尔芬联合明将吴三佳大败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占领北京。顺治元年九月，清朝统治中心从盛京迁移北京，庄妃与福临从此告别盛京皇宫。相传，摄政王多尔表自恃是太祖嫡子·战功卓著开国有功，野心膨胀，萌生篡位企图。庄妃到燕京后见多尔在专横跋扈，忧心冲冲，庄妃为控制和拢络多尔宾，巩固福临皇位，遂下嫁给多尔支。因而稳定了可能出现的分裂局面。当然，下嫁之事只是传说轶闻，不可尽信，又不可完全不信。真假如何有待史家考证。不过，庄妃做为顺治的生母，对他的思想的影响是明正言顺、顺理成章的。
顺治十八年，福临宴驾，以幼子玄烨继位，是为康熙皇帝。尊庄妃为太皇太后。玄烨很早丧母，由祖母庄妃抚育成人．祖孙两人感情颇深。对此，康熙本人直言不讳，康熙曾说：“忆自冲龄，早失估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致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正因为如此，康熙对祖母也极尽孝道。史书载有他的这样几件事：每当康熙皇帝扈从祖母外出巡幸出游，遇上坡路时，康熙总是下马步行，至祖母御辇旁，亲自为她扶辇；康熙东巡盛京时．还将他亲手打的鱼浸入羊脂中保鲜，命驿传以最快速度送至太皇太后面前。康熙还在信中说，只要祖母见到这些方物时“俯视一笑”·自己也就心满意足了。当太皇太后临危之时，康熙皇帝经常守护在卧榻旁以表示孝心，康熙又在神前许愿．愿以自己的寿命折给祖母，希望延长祖母的天年，并在各寺庙布施银两，求神佛保佑。总之，庄妃一生辅佐太宗、世祖、圣祖三朝，她是清初十分杰出的后妃之一。
按照清朝陵寝制度规定，皇后死在皇帝之前，要等皇帝驾崩与之合葬，而死在皇帝  清昭陵
之后，则要在皇帝陵帝旁另建皇后陵。庄妃死于太宗之后三十几年，理应在昭陵建孝庄文皇后陵。庄妃之所以未葬人昭陵，据说有以下理由：其一．庄妃生前曾留有遗嘱，其遗嘱大意是说，太宗在盛京已经安葬很久了，不要再为我打开地宫与之合葬了，将自己葬在孝陵（顺治陵）之旁就可以了，因为惦念你们父子（指顺治和康熙），不愿远离。于是，康熙遵照祖母的嘱托在孝陵旁另建庄妃陵，名为“昭西陵”。再一种说法是庄妃已下嫁九王多尔表，与太宗已经结束了婚姻关系，不可再葬入太宗陵。不过，庄妃下嫁是否确有其事尚未成定论。第三种说法是，清初盛行火葬制度，例如太祖、太宗及其他后妃都已火化，庄妃晚年已废除火化制度，但是如果葬到昭陵去也必须按旧制火葬。庄妃恐怕自己被火化，所以提出改葬在关内。事情真象到底如何，有待新史料证实。神碑幻影
“神功圣德碑”的背面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每当阴雨天气，上面会隐隐约约显现出人的形状，其形好似一身材修颀、头拥高警、容貌俏丽、身着宽衣大袍、飘洒如仙的“靓女”。你越是仔细揣摩，这个人形就越加清晰。因此，古往今来不知引起多少文人墨客达官显贵们的兴致，因而引出许多传闻。甚至把它“神化”为清代的《留都（沈阳）十景》之一，做为盛京景物加以渲染，名曰“神碑幻影”。《陪都纪略》还有一首诗赞誉此景说：“古石成形瑞气全。胜似丹青巧手镌。两陵（昭陵、福陵）背后生神像，可入陪都志略篇。”（刘士英：《陪都志略》）道光九年有一位叫何汝霖的大臣随宣宗皇帝东巡昭陵祭祖，也因为听说此碑奇特．特意在祭陵余暇来此观赏，据他揣摩之后说此种的人形很像“观音大士”（如来佛）。何汝霖夸赞其形象逼真，甚至“衣指皆具”，真乃神物，是“天造地设”（《何氏沈阳纪程》）。《沈阳县志》也称此碑为“神碑”；金梁在《奉天古迹考》一书称此碑为“美人石”、“观音石”。但也有人认为碑上的人形不是女身，如《沈故》说，其碑的人形和发很象“汉寿亭侯”诸葛亮；还有人说它的形象很象关帝。总之，这都是揣摩之言，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这种碑石显形现象不仅见于昭陵的神功圣德碑，其它一些碑石也有类似现象。史书记载，昭陵的另一石碑——大明楼上的圣号碑的背面也会显现人形，有人揣摩它很象传说中的“麻姑”。民国年间军阀冯德做担任奉天山陵守护大臣时，特意派画匠按照碑上的纹理把这位“麻姑”描绘出来，并涂上各种颜色，画成一幅“麻姑献寿图”，不伦不类，，令人啼笑皆非。尽管后来油彩被涂掉，石碑也因为雷火被烧。不过，现今仍可以从上面看出一些痕迹。再如，《沈故》记载，辽南耀州庙有一座石碑，此碑能显现出一尊“韦驼神像”。
这种现象近年在全国其它地方也有发现，如《新民晚报》1992年5月22日报道，四  清昭陵
D省仁寿县黑龙滩风景区唐文化遗址处，有两块隐形碑，此碑乍看上去，碑石光洁无痕，然而泼水其上，右侧碑石上，立即显现出一行“楷书大字，风格雄劲；左侧碑石上显现一幅功力深厚的墨竹图，神韵飘逸。碑上的字和画随水气消尽而复隐。传说这两块碑上的字画，均出自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表兄文同之手。文同，字与可，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画家和散文家。曾任断州（仁寿）刺史。据《仁寿县志》记载；“两壁摩岩，隐隐若有光、与可据怪石墨竹于此，无墨迹与雕痕，用水涤石。点画犹新。”《北京日报》也载，北京半壁店森林公园有块石碑，每逢雨天石碑上会显露一只“熊”。此碑直径约两米。形状不规则，厚约0．5米，石料是河北曲阳出产的汉白玉石。石碑正面是陈云同志的题词：“半壁店森林公园”。类似的例子还有、不—一列举。那么，这些碑石为什么会在受潮的条件下显现出各种图形？这个谜题至今不见有人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不过，依照笔者的推测。可能是因为这些碑石的纹理是由一种密度小、善于吸收水分的干松石质组成的，所以每当阴雨天气，空气潮湿，碑石纹理因为受潮湿颜色加重，纹理显得突出。例如．北方农村使用的一粗磁大缸，因为它密度小，质地松散每当空气湿润，它的下半部就会出现“穿裙”现象，有些人以此做为下雨的先兆。所以古人也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就是这个道理。石碑受潮显现图形的道理可能与此相似。当然．这只是推测．事实现象究竟如何，还是留待科学家们来正确解释吧。“白大侠”阿尔萨兰及“小使”商熙
每当昭陵举行大祭时．在隆恩殿内的供案两边各站着一位身穿朝服，腰跨配刀全副武装的“侍卫”。这两人一位被称是”白大侠”．一位被称为‘’小使”。大侠、小侠平日无别的职事．唯一的职责是在大祭时充当“御前侍卫”。可是，他们的爵位品级却很高，白大侠的官势是“世袭头等侍卫兼轻车都尉”．品级为正三品，与昭陵最高长官总管大人并列；小侠是“世袭头等侍卫兼骑都尉”，品级是从三品．比昭陵关防官大人还大半品。大侠、小侠都是世袭罔替，辈辈相传，第一位获得大侠封号的是“阿尔萨兰”，小侠名叫“商熙”，他们都是太宗皇太极生前的御前侍卫。
阿尔萨兰本名叫‘们都”，姓博尔济吉特氏，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后裔。“阿尔萨兰”，是皇太极赐给他的荣誉封号，汉语的意思是“狮子”。门都其人体格魁伟，“臂力绝伦，擅长摔跤，力大无比，确实有如“狮子”一样勇猛有力。
关于门都是如何成为太宗皇太极驾前侍卫一事，正史未见记载，民间却有这样的传说：
据说，门都最初是一个无业游民，他力大无比，身怀绝技却受不到重用。所以总想找个机会在皇上面前显示一下自己。有一天，他听说皇太极行驾要经过一座石桥，石桥桥头有两个大狮子，阿尔萨兰将一只石狮从桥头搬到石桥中间，挡住去路。然后，他藏身到桥下等待。时过不久，皇太极在文武大臣和八旗官兵前呼后拥下来到了石桥。可是，大队人马无法通过，皇太极问明情况之后，传旨要周围的武将去将狮子挪开，然而，谁也搬不动。皇太极十分恼火，并说，这是那个大胆狂徒敢如此妄为，传旨捉拿挡驾之人。桥上发生的事，阿尔萨兰在桥下听得一清二楚。于是他不慌不忙从侨下走出来，到皇上面前跪下请罪，陈明情况。皇太极虽然正在发怒，不过，他心里想，此人既然能搬动如此沉重的石狮子，必然是一力大无比的勇士。如果他真是一位奇才，把他收在驾下定然为我效力。遂对阿尔萨兰说，你如果将狮子挪回桥头，朕可以赦你无罪。阿尔萨兰听罢，叩头谢恩，然后，站起身来，走到侨中间的石狮子旁。他紧紧腰中扳带，伸伸手脚。遂开双臂，一弯腰，一叫力便把石狮子抱起然后迈开虎步，来到桥头，将石狮子轻轻安放到石座之上。只见阿尔萨兰面不改色，气不重嘘。皇太极见了十分惊异，四周文武大臣也各个目瞪口呆。皇太极见此人果真是一个难寻的奇人。遂即将阿尔萨兰收在驾下做贴身侍卫。（据顾广清搜集：《阿尔萨兰献技求官》）
这虽然只是一段民间传说，但是，阿尔萨兰力大无比，是一位擅长摔跤的奇勇之人确是史实。摔跤在满语中叫“市库”，是蒙古及北方少数民族中很流行的一种体育娱乐活动。每当节日或其它喜庆场合都要举行这类比赛。阿尔萨兰（门都）自投身皇太极驾下成为侍卫，他的名气越来越大。国内外都知道皇太极身边有这样一位大力士和“布库”能手。皇太极本人也为有这样一个奇才而自豪，每当蒙古诸王来盛京朝见，他总要门都在场露几乎。当时，蒙古各部也有两位摔跤好手，一个阿鲁部的特本德赫，一个是四子部杜尔麻。他们对门都也早有耳闻，总想找机会与他较量较量。以验虚实。天聪初年，太宗与蒙古各部在“三洼会盟”共同讨伐察哈尔林丹汗。特木德赫、杜尔麻跟随蒙古王爷来到三洼朝见皇太极．皇太极在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皇太极先发制人对蒙古王爷说．我听说你手下有两位“市库”能手．今天机会难得．可让他们出来与我的侍卫门都比试比试。相互切磋，以祝酒兴。此事正中下怀，蒙古王爷和二位摔跤好手早有此民 随后．门都与特木德赫、杜尔麻三人出来先向皇太极及蒙王爷行礼叩见．三人又相互见礼。皇太极提出比赛方式分为两场，第一场由特本德赫对杜尔麻、先分胜负。第二场由优胜者与门都比赛。三人换好“搭路’．来到行殿前面的草地上，他们先做了一会跳跃动作活动活动筋骨，然后，首场竞赛开始。持木德赫与社尔麻各个使出全身解数．你钩我拌，你背我问十几回合之后，杜尔麻抓住待尔德赫前胸大襟反身一个有力背跨将持木德赫摔倒在地，全场立即爆发一片拍手叫好的声音。接着是杜尔麻与门都的比试。杜尔麻虽然取得首场胜利．可他在大名鼎鼎的门都面前却自惭形秽，身矮一截，加上他的体力及技法与门都相差甚殊，所以，门都几乎不太费力，只走了两三个回合便将杜尔麻轻轻按倒。在场蒙古王爷以及全体随臣无不为门都的表演折服，交头接耳连称“名不虚传！”皇太极更是喜悦，奖赏特木德赫与杜尔麻。皇太极回沈阳之后，向三位布库能手赐名。赐给门都的称号是“阿尔萨兰土谢图布库”，赏给他豹皮衣一件；赐给特木德赫的名号是“巴图鲁布库”，赏虎皮衣一，大刀一把，缎子一匹；给杜尔麻的称号是“詹布库”赏虎皮衣一件。皇太极又重申，从今往后只准叫他们这个御赐名号，不再叫他们的原名，有谁叫他原名，要给予处罚。
天聪八年正月，蒙古土谢图济农巴达礼、扎萨克图杜棱布齐、噶尔珠寨木尔等三位蒙王王爷到沈阳向皇太极恭贺元旦。他们久仰皇太极身边有一位叫阿尔萨兰的布库奇才，但是半信  清昭陵
半疑，所以，这次他们带来部内最好的六位有库能手．准备会会阿尔萨兰。皇太极依然和往常一样在皇宫中殿举行宴会，招待远方来客。宴席问三位王爷问是太极提出．他有六名布库好手，想见见阿尔萨兰，向他is敌。皇太极看出三位蒙古王爷的用意，把阿尔萨兰到面前，要他拜见蒙古王爷．然后大声告诫他，比赛时手下留情，不要伤着六位客人。而蒙古王爷心想，你阿尔萨兰再有能耐也好虎架不住群狼。没想到，阿尔萨兰果真出手不凡，一交手，六名摔跤手有的被阿尔萨兰摔个仰面朝天，有的被阿尔萨兰双手举起扔出圈外．六名摔跤手方才还趾高气扬，现在各个狼狈不堪而面露愧容。三位蒙古王爷有些不好意思，从心里往外佩服阿尔萨兰，连连说他，真是“奇勇”之才。
崇德八年，皇太极驾崩，世祖福临继承皇位，改年号顺治。翌年，摄政王多尔其与明将吴三桂打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占领北京。不久，世祖福临迁都北京。阿尔萨兰“随龙”进关，这时，他年事已高，又十分怀恋生长的故土。于是，他在顺治初年上书给世祖皇帝，请求归老盛京，为太宗皇太极守陵。世祖皇帝考虑到他是太宗生前最得力的随侍，事迹见载《太宗实录》，所以，对他世守昭陵的请求感到十分欣慰。钦准这一请求。给他加官晋爵封他“头等侍卫世袭阿达哈哈番”（轻车都尉）。与阿尔萨兰一起被批准回盛京守护昭陵的还有太宗生前的另一名叫商熙的侍卫，商熙也受到世祖的加封。阿尔萨兰、商熙携带家小拜辞世祖回到盛京，在昭陵附近建房定居。
阿尔萨兰此时虽然年过花甲，而勇力却不减当年。有一次昭陵立碑，因为碑石过重，众石工“架千斤”却怎么也无法将石碑安进碑座。正在为难之际，正巧阿尔萨兰走了过来。他看了看碑石后对大伙说，不要着急，大家先把碑立起来，我用背背着就可以把它挪到座位上。石工们根本不相信眼前这位老人有如此大的神力。但见阿尔萨兰态度坚定、从容，也只好试试。结果，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竟真的将这块千斤碑石背起，在众人掺扶下将碑卯隼相合立得十分牢固。众石工见阿尔萨兰“年老力不衰”，各个惊奇不已。这段佳话在沈阳至今仍在流传。
阿尔萨兰死后被葬在昭陵以北二十里自家地产上。世祖福临闻奏．传旨赐给他一座“双狮碑”，即碑头由两个狮子组成。这在清代碑制中是绝无仅有的特例。福临赐此碑，是遵照其父皇太极赐名“阿尔萨兰”（狮子）的缘故。阿尔萨兰墓地在现在的沈阳市于洪区造化乡白家屯村，此墓又称“白家坟”。晚清之际许多满蒙人家改称汉姓，因为他姓“博尔济吉特氏”．改汉姓取原来姓氏第一个字．“‘博”的谐音为“白”。清代中期这里已聚成村落，地名“白家坟”，近些年改名“白家村”。令人惋惜的是阿尔萨兰墓连同那前形制特殊的双狮碑一块在“十年动乱”期间被毁。值得说明的,1983年夏，阿尔萨兰后人，家住沈阳于洪区造化乡旺牛屯的白世忠老人携带一块他精心收藏的双狮碑碎块找到笔者，要求我们为他想想补救办法，笔者现把阿尔萨兰史事钩勒出来，权为一点“补救”．仅此而已。
据史料记载，阿尔萨兰的“世袭头等侍卫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年俸白银二百三十两，傣米一百一十七石五斗。这一官职其家族共传承“十余世”。据白世忠老人说，光绪年间阿尔萨兰的后人有名叫“虎同阿、虎同里、虎同豹”三兄弟。虎同阿曾做过三陵总理衙门总管，官阶四品，白世忠是虎同阿的曾孙。白世忠祖父白玉德、父名白文福。他家改姓白是从祖父白玉德起始的，时间在民国之初。阿尔萨兰的后代除了性白之外．还有姓英和姓班的二枝。姓英的始自一位叫白英元的入．后人“随名姓”而改姓英。查《承德县志书》，光绪、宣统年间袭阿尔萨兰世职者确有叫“英元”的，说明白世忠老人提供的资料可信。
另外，关于‘小侠”商熙史料记载很少，只知道他姓“莫尔吉及待氏”，是元朝皇族后裔。商熙“以战功”成为太宗皇太极侍卫。顺治初与阿尔萨兰一起从京回盛京卫护昭陵，被世祖赐封“世袭头等侍卫兼骑都尉”，他的后人继承此职“十余世”。其家世居沈阳“小北关”附近。披甲“扣阎”案
在介绍这件轶闻之前．需要对汁么是“叩闹”故一点解释。据朝野史大观说、古时、凡是受到冤狱．或其它什么冤屈，如果控诉到本省衙门不能秉公执法处置．再控诉到刑部，刑部又不能按法律公平而断．在这种上天无梯入地无门的情形下，冤案家属只得铤而走险，冒死直接问皇帝叩诉．这叫“叩闽”。叩闹是一件极难的事情。首先叩闻者事先要查清皇帝出行的时间和经过的道路．并写好状纸。在皇  清昭陵
帝经过之前他要不顾污泥浊水提前藏在御路旁的“阴沟中”．等皇驾经过此处！讨＿边手举冤状．一边高喊“冤枉”．侍卫闻声将叩间人捉拿至御前。皇帝也可能看“冤状”．也可能不看．也可能简单问一下冤情．区将叩阀者交刑部或本省重新处理。不过，受冤人通过叩闹有了皇帝的口谕或御批．各级刑官一般不敢弄虚作假．因此冤案往往因此而得到公正处置。然而，叩闺人却因为冲突銮驾而获罪，受到惩处。有的地方官也因此受到连累。《大清律》规定：”‘御驾行巡地方，有叩阁者．该管步军校罚库六个月，步军副将罚津两个月，该汛步兵鞭八十”。可见，叩闹计划必须在秘密下进行，不能暴露，否则地方官兵也不会放过。法律对叩闹者的惩治也很严厉，一般要发配边远地区充军做苦役。然而，尽管如此，叩阁事件还是屡屡发生，因为它毕竟可以使受冤人获得一条生路。据说还专门有一种职业叩阁者，他们专靠替别人叩闻，得取一些钱财维持其家眷的生计。可见叩间现象是封建专制时代社会黑暗的真实体现。
昭陵和福陵在康熙十一年（1682年）曾发生一次罕见的披甲／守陵骑兵集体叩间的案件。昭陵、市陵行有披甲人八十名．专门负责山陵保护，每日巡山查路、任务繁速责任过大．月食银二两。这些人从成丁开始入缺．只要不病故、阵亡．一辈子只能当一名披甲，直至年老退役。没有其它发展的机会。因此两陵披甲人对此十分不满，是就想藉康熙皇帝东巡祭陵之机，集体同皇帝“叩除”请求给他们开一线升迁之途。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三月玄烨率大队人马来到盛京，这天，当皇帝在昭陵、福陵行礼之后，两陵披甲入乘机齐跪皇帝驾前纷纷向御前呈进过八。也许因为“注下责重”或者是康熙的恩典，不仅没有对谈兵进行惩处，反而表示同。清．康熙在圣旨中说：“此等守陵兵了回 忍住年久．终身并无升迁．殊为可悯。”决定破除惯例．给他们增加一条升迁之路．即，每隔一定时期从披甲中选拔若干“张健、俊拔之人”或在福陵、昭陵．或去京师充当拨什库（又叫领催）及骁骑校员缺。
一年之后，两陵披甲人又以房屋居住困难．请求工部盖建房舍。康熙皇帝得知再次给与关照，钦命盛京户部出资一四千八百两”．分给两陵披甲每人银十两．“自己盖房”，并由“钦天监选出房场”，昭陵房场选择在陵前东侧盖房四十间，定名东营房。
福陵、昭陵披甲兵集体叩闻案，在清代陵寝制度史上是罕有的事情，官书对此事很隐讳，所以记载不详。但从零星史料中仍不难钩索出这一重要事件。灵芝草与龙袍的传说
昭陵隆恩殿内的一角原先有一只大樟木箱子，据说，这只木箱是专门盛道光皇帝的三件龙袍和三棵灵芝草用的。对此，民间有一段传说：
故事发生在道光九年。道光东巡盛京祭陵之前。关防官按制派出所有人丁打扫四处环境，清扫灰土，拔除杂草，清理杂物。特别是对隆恩殿打扫得尤其仔细，因为此处是皇帝主要祭祖场所，理应小心翼翼。关防官在壮丁清扫完毕后又亲至这里反复检查，见没有发现任何漏洞，这才放心。第二天，道光皇帝带领诸王贝勒大臣前来昭陵隆恩殿行大飨礼。正当他登上殿前月台，等候导引官引他叩拜神位时、忽然看见月台东南角长着几棵杂草，心中大为不悦，心想：祭陵大典关防官尚切如此粗心大意，其常务可想而知。这时，站在一旁的昭陵有关人发现了这些杂草，心里十分惊慌，连忙跪在道光面前， 道光皇帝又一想，陵官既然能把其它地方打扫干．项思段如此重要地方焉能忽略，此草必然非同一般。包三年即前侍卫，将草拔下送朕验看。道光接草在手定睛一看，现乃是三棵“灵芝草”，这是祥瑞之象，遂转怒为喜，于是赦免关防官的过错。又把灵芝草交给关防官，要他把此宝收藏好．每当大祭时请出，放在供案之上。不久，道光巡幸盛京礼成。在他即将告别祖宗龙兴之地起驾还京前夕，忽然又想起昭陵三棵灵芝草，感到这是他东巡盛京遇到的一件很祥瑞的事情。于是他命内臣把自己穿戴的三件龙袍留下，交给昭陵关防官，与灵芝草，块尊藏。此后。每当六月六晒龙衣节之际，关防官便把道光龙袍和灵芝草从樟木箱子请出．放在隆恩殿前月台上通风晾晒，大祭时请出供祭。光绪二十六年，沙俄官兵入侵盛京，龙袍和灵芝草从此不明下落，。（苗文华：《北陵志略》41页）
以上是流传在昭陵附近的一段民间传说，但是这段传闻并不完全是扑风捉影凭空编造的“瞎话”，有些情节确有历史事实为依据。据《黑图档》记载，昭陵的确藏有皇帝龙袍。不过此袍不是道光皇帝的，而是乾隆御袍。事情经过是这样：乾隆四十八年、皇帝弘历第四次东巡盛京祭祖祖陵，一天，乾隆在昭陵行完大飨礼之后，传旨给内大臣，叫他把自己一件上好的‘金钮绝丝龙袍”送到昭陵，交给关防官，要关防官“敬谨尊藏”于隆恩殿。以后每当大祭时将这件龙袍请出供奉。乾隆皇帝此举有他的用意，因为，乾隆此时已是七十二岁的老人了。盛京距离京师道路遥远，交通不便．自觉已很难再来盛京。再有，从东巡制度上来说，他的祖父康熙大帝一生也只四次来盛京巡幸祭祖（最后一次由雍亲王恭代），他做为康熙的后辈不应超越祖父。乾隆在百思之下想出二个变通办法，将自己最好的一件御袍留下来，以后，每遇大祭礼将这件御袍供在太宗神位之旁，表示自己永远侍奉祖宗，以尽孝道。因此·传说中的道光龙袍很可能是这件乾隆皇帝留下的龙袍。当然，也不排除昭陵有道光皇帝龙袍的可能性。因为，清代皇帝有个不成文的规制，比如，前一代皇帝办了一件什么事情，后继皇帝也往往要照此办理，因为这是“祖制”，必须效法。这样的事情很多。比如，昭陵石象生中的白马，由于乾隆皇帝写过“白马歌”之后，嘉庆皇帝、道光皇帝来盛京祭祖时，也都要写这样的白马歌。因此，乾隆皇帝留下龙袍，道光皇帝也有可能效法祖制。只是此事尚未见档案记载。
编辑本段昭陵保护
清昭陵是清太宗皇太极与其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陵墓，位于沈城北部，因此也俗称北陵。昭陵文物(14张)
清昭陵始建于清顺治元年（1644年），顺治八年（1651年）初建完成。此后，康熙、乾隆及嘉庆各朝又曾多次改建和扩建并形成最后面貌。
清昭陵（北陵）
清昭陵保护区占地48万平方米，现存古建筑38座（组）。建筑群以神道为中轴线对称分布，平面布局规整，层次分明。由南向北依次为下马碑、华表柱、神桥、石碑坊、正红门、神功圣德碑亭、方城、隆恩门与隆恩楼、角楼、隆恩殿、东配殿、西配殿、明楼、宝城、宝顶。陵区庄严肃穆，灵秀清幽。皇陵建筑雄奇壮丽，亭阁峥嵘。建造在高台之上的隆恩殿，城堡式的方城，高矗的隆恩门，别具特色的方城角楼，充满神秘色彩的石像生，气势非凡的功德碑及碑亭等，均为昭陵颇具代表性的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精美杰作。
清昭陵作为皇室祖陵在清代受到严格的保护，朝廷在这里设有专门的机构管理和保护皇陵，每年都要举行大小不等的祭祀活动，清朝入关后，更有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朝四帝先后十次亲祭昭陵。
1927年，以昭陵古建筑群为中心的皇陵被辟为公园对公众开放。1982年国务院公布清昭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7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清昭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编辑本段申遗研究
全文目录
文摘
英文文摘
第一章清昭陵与世界文化遗产
1.1清昭陵概述
1.1.1清昭陵简介
1.1.2清昭陵形成时的社会背景
1.1.3清昭陵管理机构沿革  清昭陵
1.2清昭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1.2.1关于世界遗产
1.2.2清昭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自身条件与标准
1.2.3清昭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
第二章清昭陵的建筑文化特色研究
2.1清昭陵的历史与建筑研究
2.1.1清昭陵的历史沿革
2.1.2清昭陵的总体布局
2.1.3清昭陵的建筑研究
2.2清昭陵的文化特色及成因
2.2.1清昭陵的总体构思
2.2.2清昭陵的选址——汉文化中的风水与满族自身的八旗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2.2.3清昭陵总体布局中的文化特色
2.2.4清昭陵建筑单体的文化特色
2.2.5清昭陵建筑单体在构造作法中的独特之处
2.2.6清昭陵在装饰中的文化特色
第三章清昭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若干问题研究
3.1保护的原则
3.1.1整体性原则
3.1.2真实性原则
3.1.3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
3.2环境整治的重点——北陵公园
3.2.1北陵公园的辟园史
3.2.2北陵公园现状中存在的问题
3.2.3北陵公园改造的原则
3.2.4北陵公园改造的措施
3.3清昭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可行性途径
3.3.1捆绑式申报
3.3.2作为扩展项目申报
附录
参考书目
致谢
个人简介
内容摘要
该论文即是对清昭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关于建筑特色等若干问题的研究.全文共分三章:第一章是针对清昭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可行性问题以及申报成功后产生的重大意义进行的分析与阐述;第二章为该文的重点,首先对于清昭陵的发展历史、总体布局及各单体建筑作了综述,而后分别从陵址选取、陵寝总体布局、单体建筑、结构构造形式、装饰艺术等诸多角度归纳出了昭陵的文化特色,并对其特色的形成原由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剖析;第三章主要是针对清昭陵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中的文物保护原则、北陵公园环境整治以及申报的可行性途径等诸问题进行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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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太宗
清太宗（1592年11月28日－1643年9月21日），满洲爱新觉罗氏，名皇太极（亦作皇太子、洪太极、黄台吉），太祖努尔哈赤第八子，后金第二代君主。明天启六年（1626年）在沈阳继后金汗位。次年改元天聪。他对内大力推行封建化的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对外相继征服了蒙古和朝鲜，并多次带兵攻打明朝，将西部国界扩张至锦州、宁远一线。十年四月改元崇德，改国号大清，正式称帝。逝于崇德八年（1643年），年五十二岁。后葬于沈阳昭陵（今沈阳市北陵公园北）。
中文名： 爱新觉罗·皇太极
出生地： 赫图阿拉城
出生日期： 1592年11月28日
逝世日期： 1643年9月21日
在位： 1626年-1643年
年号： 天聪、崇德
庙号： 清太宗
陵墓： 昭陵
生肖： 龙
目录
人物生平大事年表相关事件加强集权国内改革四面结盟统一漠南开科取士沈阳称帝猝然长逝
雄才大略安民重本加强集权统治
后妃皇后大妃（大福晋）侧妃（侧福晋）庶妃（庶福晋）
子女皇子（11人，成年8人）皇女（亲生女14人；养女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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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皇太极，即清太宗。后金汗，清朝皇帝，1626～1643年在位。军事家，政治家。满族，爱新觉罗氏。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八子。明万历二十年十月廿五（1592年11月28日）生于赫图阿拉城。
自少年起常随父兄狩猎和征战，骑射娴熟。四十年，从父出征海西女真乌拉部，克六城。
编辑本段大事年表
  
四十三年，授正白旗主旗贝勒。后金天命元年（1616）正月，封和硕贝勒，与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合称“四大贝勒”，共理军机，统兵出征。
三年，随父攻明，献计袭取抚顺（今属辽宁）。次年，在萨尔浒之战中，与诸贝勒率兵大破明军西路杜松部、北路马林部，与代善破东路刘綎部。不久随父攻取明开原、铁岭，灭叶赫部。
六年，参加沈辽之战，攻占沈阳后，在浑河南岸以百骑破明援军数千。攻辽阳，率军先入明阵。
七年，参加广宁（今北镇）之战，克义州(今义县)。十年，与兄阿巴泰率精骑5000驰援科尔沁，迫使察哈尔蒙古首领林丹汗远遁。十一年，从父参加宁远之战失利，退兵沈阳。
是年九月，在努尔哈赤卒后，于沈阳继后金汗位，改次年为天聪元年。定先征服朝鲜（今朝鲜、韩国）和漠南蒙古，以解除攻明后顾之忧的战略方针。对明则采纳汉族降官建议，确立“讲和与自固之策”，重用汉将，削弱明朝实力，志在入关夺取全国政权。
天聪元年（1627），命贝勒阿敏、济尔哈朗进兵朝鲜，迫国王李倧遣使请盟。与明辽东巡抚袁崇焕通使议和，待机而动，五月，亲率八旗军5万余发起宁锦之战，兵败还师。次年，以使臣屡为察哈尔蒙古多罗特部所杀，率精骑奔袭，获敖木伦（今辽宁大凌河上游）之捷，俘众万余。复率满蒙联军西征察哈尔，追逐至兴安岭。
三年，率满蒙联军10万绕道蒙古，自龙井关（今河北遵化东北）、大安口（今遵化西北）逾边墙，突袭明京师（今北京），互有胜负。巧施反间计，致明廷逮杀督师袁崇焕。陷京畿州县多处。东归连下遵化（今属河北）、永平（今卢龙）、滦州（今滦县）、迁安四城，留兵据守。颁发八旗临阵赏罚令。
五年，命人铸红衣大炮，名“天佑助威大将军”（为后金造炮之始）。令以归附汉族军民组建一旗汉军，由额驸佟养性总理汉人军民事。遣将率满、蒙、汉军数万攻明大凌河城（今辽宁凌海），挖壕筑墙，长期围困，在城周围50里内挖壕四道，按八旗左右翼方位扎营盘45处，切断守城明军与外界联系。百余天中，督军交战数十次，各有伤亡，又亲率主力击败明援军4万，迫明总兵祖大寿于粮尽援绝献城投降，旋纵其归锦州。次年，阅汉兵，定仪仗制。率满、蒙军再征察哈尔部，迫林丹汗弃归化城（今呼和浩特）逃遁青海，基本控制宣（今河北宣化）、大（今山西大同）以北地区。不久，废除与三大贝勒并坐的旧制，自掌正黄、镶黄、正蓝三旗。
  皇太极雕像
七年，谕各牛录额真以恤贫训农习射。亲自出迎渡海来降的明将孔有德、耿仲明等，隆礼厚待，授都元帅、总兵官。遣兵取旅顺。次年，率军9万绕道蒙古，从长城北部诸口入关，袭掠宣、大一带，收察哈尔部余众。是冬，遣兵征黑龙江虎尔哈及东海女真瓦尔喀部，巩固和扩大对东北地区的统治。
九年，命贝勒多尔衮、岳托等领兵万余赴黄河以西收降林丹汗之子额哲，得元朝传国玉玺“制诰之宝”，统一漠南蒙古，建立蒙古八旗制。是年十月，废除诸申（女真）旧号，定族名为满洲。
十年四月，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遣武英郡王阿济格等率兵由喜峰口入长城，攻掠京畿地区，连破12城，俘人畜18万余。十二月，以朝鲜拒绝臣服，亲领大军攻之，逼李倧乞降称臣、与明断盟，乃还师。崇德二年（1637），令贝子硕托、恭顺王孔有德等率舟师袭取明军所占皮岛（今朝鲜椴岛）。重申不可废骑射之制。七月，编汉军为两旗，以总兵石廷柱、马光远为都统。
次年，亲征喀尔喀蒙古，迫查萨克图汗远遁。九月，以多尔衮、岳托分统左右两翼八旗军入长城，由北京至山西界，复至山东，次年三月退兵，转战数千里，克府、州、县城数十座，俘人畜号46万余。是年，分汉军两旗为四旗。
五年，改变入关掳掠、消耗明朝实力的方略，采取长围久困和野战打援之策，与明军展开松锦之战。命济尔哈朗与多尔衮轮流担任前方主帅，率兵往义州筑城屯田，逐步进围锦州。
六年，闻明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八总兵计13万步骑援锦州，亲统大军，抵达松山戚家堡，命师横截松山至锦州大路，断明军饷道，设伏以待，大败明军。七年二月，破松山，俘降洪承畴。三月，迫明总兵祖大寿献锦州，复降清。塔山、杏山相继而下，历时两年余的松锦之战告捷。六月，将汉军四旗改编为八旗。命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率军10万余入关攻明，深入山东腹地，克降府、州、县城88座，俘掠人口30余万、牲畜30余万。
八年，遣阿尔津等征黑龙江虎尔哈部，叶臣等更戍锦州。八月初九（1643年9月21日）病卒，年52岁。
皇太极一生博览群史，允文允武，长于计谋，优礼汉官，建立八旗蒙、汉诸军，运用新兵器，灵活用兵，不断改变战法，所向多捷，为清朝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
编辑本段相关事件
加强集权
皇太极继位之初，后金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由于多次对外掠夺，处境孤立，受到明朝、蒙古、朝鲜
  
的包围。内部由于贵族分权势力的矛盾，冲突日益严重。他虽继承了汗位，但实际上是同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按月分值”政务。权力分散，事事掣肘，徒有“一汗虚名”。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推进封建化的改革，皇太极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段，打击、削弱分权势力，提高汗权。天聪四年，皇太极以阿敏弃守滦州、永平（今河北卢龙）、迁安、遵化四城的罪名，将其终身幽禁。五年，莽古尔泰同皇太极发生口角时，竟拔刀相向。皇太极借机以“御前露刃”之罪，革去莽古尔泰大贝勒衔。至此，四大贝勒，仅剩他和代善两人。六年，皇太极终于废除了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共理政务的旧制，改成自己南面独坐，取得了汗的独尊地位。另外，皇太极仿照明制，逐步建立国家统治机构，以取代八旗制度所行使的国家权力。三年，建立了由满汉文人组成的“文馆”，职掌“翻译汉字书籍”，“记注本朝政事”，为皇太极推行汉化运筹帷幄。五年，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国家行政事务。十年，又将“文馆”扩充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统称“内三院”，负责撰拟诏令、编纂史书、掌管和起草对外文书与敕谕、讲经注史、颁布制度等。稍后，又建立了都察院，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皇太极通过这套政权机构，把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国内改革
在经济上，由于努尔哈赤晚年在辽东实行“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的奴隶制政策，汉人纷纷逃亡和暴动，生产凋敝，后金社会动荡不安。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皇太极执政伊始，便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把原先努尔哈赤所推行的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的政策改为每备御止给壮丁八人、牛二头，以备使令，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用汉官管理，使大量汉族奴隶取得了“民户”地位，成为后金政权下的个体农民。天聪五年，皇太极颁布《隶主条例》，其中规定“凡奴隶主犯有私行拓猎、擅杀人命、隐匿战利品、奸污属下妇女、冒功滥荐、压制申诉等罪，许奴仆告发，准其离主”。这一条例，限制了满洲贵族的某些特权，有利于奴仆争取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皇太极注意体恤民力，凡有妨农务的工程，一律不复兴筑，使百姓能“专勤南亩，以重本务”。经过几年的努力，农业有了较大发展，粮食基本上能够自给，社会矛盾得到缓和。四面结盟
皇太极在国内大力实行改革时，并没有放弃努尔哈赤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政策。他认为要战胜明朝，首先要征服蒙古和朝鲜，这既可以解除后顾之懮，又可以利用他们的力量，共同对付明朝。天聪元年一月，皇太极不宣而战，命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等人，率三万大军入侵朝鲜，迫使朝鲜签订《江都和约》。1636年，皇太极又以朝鲜“屡败盟誓”，“助明害我”为由，亲率十万大军入侵朝鲜，包围南汉山城。国王李倧被迫投降，称臣纳贡，允诺与明朝断绝往来，并将王子送沈阳为人质。对蒙古，皇太极采取“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政策。首先争取与察哈尔林丹汗不和的科尔沁、喀喇沁等部的归附。天聪二
  皇太极的昭陵
年，达成共同征讨林丹汗的协议。经过几次征战，林丹汗势力大衰。八年，林丹汗在青海大草滩出痘病死。九年初，皇太极命多尔衮等率一万人渡黄河西进，至托里图，俘获了林丹汗子额哲及其部众一千余户，统一了漠南蒙古。为了笼络蒙古封建上层分子，皇太极用联姻、赏赐、封王封爵、定外藩功臣袭职例、崇奉喇嘛教、与西藏僧俗头领建立联系等手段，取得了蒙古诸部的支持和效忠。统一漠南
为了弥补女真——满洲人数太少的根本弱点，为了清除北方、东北方向来的威胁，为了斩断明国右臂，皇太极加紧进行统一漠南蒙古各部的征抚工作。一方面屡派使者，招诱巴林等部归附，另一方面，集中兵力对付察哈尔部林丹汗。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四月初一，皇太极率军离沈阳，西征林丹汗，适值辽河水涨，人马浮水而过，两昼夜始渡完。沿途蒙古各部贝勒纷纷遵奉率兵从征谕旨前来相会，到十二比来会者有喀喇沁、土默特、喀喇车里克、伊苏忒、扎鲁特、敖汉、奈曼、阿禄、巴林、科尔沁等部及北边蒙古诸部奥巴等数十位贝勒，均献酒献马，汗设大宴相待。
四月十六日，金汗召集各贝勒，嘉奖踊跃遵命之贝勒，训斥怠缓之人。皇太极谕：“朕以察哈尔不道，整旅往征，先期谕令尔等率本部兵来会。今尔[1]等所领之兵，多寡不齐，迟速亦异，惟科尔沁部土谢图额驸奥巴率来军士甚多，又不惜所蓄马匹，散给部众，疾驰来会”，“足见立心诚意，忧乐相同，朕甚嘉之”。至于舅舅吴克善的行动，则使“朕心不甚欢乐”。扎鲁特部诸贝勒，“尚属实心效力”，敖汉、奈曼诸贝勒，亦“较优，然也未为尽善”。巴林诸贝勒似尚畏惧察哈尔，且“吝惜马匹，怠缓不前”，阿禄诸贝勒“深受林丹汗之欺凌，乃此次并不思仗朕之力以复仇，而不多发兵马”，“仅以一旅之师勉强应命”，“应俟班师日议罪”。各贝勒皆叩首受命。这次训谕，对激励和鞭策蒙古踊跃从征，起了很大作用。
  
皇太极下令，日夜兼程，直取林丹汗住地，一举荡平察哈尔。四月二十二日，大军过兴安岭，行军已达一千三百多里(从沈阳算起)。但是，连一个察哈尔人也未看到，原来镶黄旗固山额真达尔哈家的两名旧蒙古人，于十八日夜间潜盗良马六匹，飞奔察哈尔，通知金兵大举来攻。“林丹汗闻之大惧，遍谕部众，弃本土而奔，遣入赴归化城（今蒙呼和浩特），驱富民及牲畜尽渡黄河。察哈尔国人仓卒逃遁，一切辎重，皆委之而去。”皇太极知悉此情，谕领兵诸贝勒大臣：“察哈尔知我整旅而来，必不敢交锋，追愈急，则彼遁愈远，我军马疲粮竭，不如且赴归化城暂住”。于是大军向归化城前进。五月二十三日，至木鲁哈喇克沁，分兵两翼，左翼以贝勒阿济格为帅，率科尔沁土谢图额驸奥巴及巴林、扎鲁特、喀喇沁、土默特、阿禄等部兵一万，往掠大同、宣府边外一带察哈尔部民；右翼命济尔哈朗、岳托、德格类、萨哈廉、多尔衮、多铎、豪格等贝勒领兵二万，往掠归化城黄河一带部民；汗与大贝勒代善、贝勒莽古尔泰统大军继进。二十七日获悉，林丹汗闻金兵入境，惊慌失措，“尽携部民、牲畜、财物，渡黄河以遁，所遗止穷民耳”。这一天，大军行驰七百里，西至黄河木纳汉山，东至宣府，自归化城南及明国边境，“所在居民逃匿者，悉俘之，归附者，编为户口”。
一些蒙古人逃入明境沙河堡，皇太极致书堡中明将，索取逃人，称：“我北征察哈尔，穷追四十一日，擒其哨卒讯之，云已星夜逃去”，“我欲收其部民，因还兵克归化城”，“近闻察哈尔所遗人畜财物，为尔等收留，当一一归还于我。否则，自取祸患。”明将大惊，立即送还逃入蒙古及欲赏与林丹汗之财物，计有男妇三百二十名、牲畜一千余及所赏纳缎布帛六千余匹。宣府守将亦将犒赏察哈尔汗所财物存在张家口者，全部献出，计缎布及虎豹狐獭等皮共一万二千五百匹（张）。明宣府巡抚、总兵又遵金汗谕旨，议和通市，赠献黄金、白银、蟒缎、布匹、茶叶数千（匹、两、包）。六月二十四日，大军扎营于张家口外喀喇把尔噶孙，“列三十营，联络四十里”。分略各路大兵，“所至村堡，悉焚其庐舍，弃其粮糗，各籍所俘获，以闻于上，共计人口牲畜十万有余”。
皇太极认为此战目的基本达到，遂统军东返，于七月二十四日回到沈阳。此行往返万余里，历时三个月零二十六天，虽未生擒林丹汗，但已给其以致命打击，逼其丢弃本土远逃，察哈尔部分崩瓦解。林丹汗率残部星夜逃往西藏，“臣民素苦其暴虐，抗违不行”，原有三十余万部众，途中逃散者十之七八。到天聪八年，无处安身东逃西遁的林丹汗，病死于青海大草滩，余部纷纷回归，投顺于金汗。天聪九年二月，多尔衷等贝勒奉谕统兵一万，往寻林丹汗之子额哲，于四月降额哲及其母苏泰太后，并获元朝历代传国玉玺。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窦土门福晋，以及其他贝勒、寨桑，纷率所部来归。漠南蒙古各部悉隶金汗之下。
皇太极深知，只靠一二次征剿和随从效力，并不能使各部蒙古长期归顺于己，也不能仅仅依靠盟誓，而须以武力作后盾，用制度、法令来约束各部，使他们听从金汗统辖和指挥。天聪三年正月，他颁敕谕于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令悉遵我朝制度”。三月，他又遣使臣赍敕，“谕归顺各部蒙古诸贝勒，申定军令”，规定凡遇出师之时，宜踊跃争赴，协力同心，不得迟期。若征察哈尔，凡管旗之诸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须从征，违者，罚马一百匹驼十头。迟三日不至约会之地，罚马十匹。若征明国，每旗大贝勒一员、台吉二员，率精兵百人从征，违者，罚马一千匹、驼百头。于相约会集之地掳掠者，罚马百匹、驼十头。
天聪八年正月，皇太极借外藩蒙古科尔沁、敖汉、阿禄、喀喇沁、奈曼、四子部落等部贝勒来朝的机会，具体定其法例。他谕告诸贝勒：“尔蒙古诸部落，向因法制未备，陋习不除”，今与诸贝勒约定：凡贝勒夺有夫之妇配与他人者，罚马五十匹、驼五只，其纳妇之人，罚七九之数，给与原夫。奸有夫之妇，拐投别贝勒者，男妇俱论死，取其妻子牲畜，尽给原夫，如贝勒不执送，罚贝勒马五十匹、驼五只。盔甲、绵甲、马鬃尾无牌印，以及盔缨、纛缨、纛幅不遵金国制度者，俱罪之。
同年十月，遣使者阿什达尔汉前往蒙古，在硕翁科尔大会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翁牛特、四子、吴喇忒、喀喇沁、土默特、塔赖各部管事大小诸贝勒，分定各部地界，严禁各部互相侵越，第二年天聪九年二月，又编审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除盲人及手足残废者外，年六十岁以下、十八岁以上，俱照例编审，共编壮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名，其中喀喇沁左翼旗、喀喇沁右翼旗、土默特三旗壮丁共九千一百二十三名，仍隶于满洲八旗之内，另外七千八百三十丁，加上旧蒙古，正式编立蒙古八旗，分由阿代、达赖、恩格图、布彦代、伊拜、苏纳、吴赖、扈什布等八人为同山额真，各旗均设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各二员。
漠南蒙古各部的统一及蒙古八旗的编立，为金国扩大了兵源，增加了兵马，加强了满蒙联盟，消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对金国的巩固和强大，以及对明国的征讨，均起了重大作用，从此以后，金国汗便可全力攻明了。开科取士
皇太极深知满族要想入主中原，必须取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因此，他十分重视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和明朝降官降将的作用，对他们采取招降收买政策。天聪三年，首次考试儒生，网罗了两百名汉族文人。此后又多次举行考试，分别优劣，量才录用。五年，大凌河战役后，对大批降将赐以庄田、奴仆、马匹，并委以官职。天聪七、八年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沉志祥等明朝将领纷纷自愿来投，皇太极对他们封王封侯，宠荣备至。随着蒙古的臣服，明朝将领的降顺，皇太极逐步建立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大大增强了军事力量。沈阳称帝
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在沈阳称帝，从此全力以赴地对明朝发动侵略。是年秋，他命阿济格统兵南侵，掠夺人畜十八万。崇德三年，又命多尔衮、岳托率军南侵。攻破城池五十多处，虏获人口四十六万，金银百余万两。为了从正面打开山海关，自五年三月起，发动了锦州战役。明廷派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十三万大军往援锦州祖大寿。皇太极指挥作战，后明军因塔山粮草被夺而决定分成两路突围。承畴等人突围未成，困守松山城，松山副将夏承德密约降清，以为内应。1642年二月十八日松山城陷，洪承畴被俘，祖大寿在锦州投降。至此，明朝在关外仅剩宁远一孤城。猝然长逝
公元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极在清宁宫中猝然病死（“端坐无疾而终”，应是心肌梗塞或脑溢血之类的疾病），葬沈阳昭陵（通称沈阳北陵）。庙号太宗，谥号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
编辑本段雄才大略
天聪汗皇太极雄才大略，+不满足于守成，决心要开创崭新的局面。他执政后，踌躇满志，从面临的内政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安民
努尔哈赤晚年，境内的人民反抗如火如荼。皇太极继位后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他知道汉官汉民备受虐待是祸乱之源，因此规定，凡国内汉官汉民即使从前想逃跑的及令“奸细”往来的，事属已往，不再追究，结果“逃者皆止，奸细绝迹”。皇太极非常强调满洲、汉人“均属一体”，审罪、服役，不要有差别。他了解到从前按满官品级分配被掠的汉人为奴，编庄服役，汉人常受欺凌，就改革为每个备御止给壮丁八人，牛二头，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他还禁止诸贝勒大臣属下私至汉官家勒索财物及进行骚扰。这使汉人得到安定，感到后金统治下的地方是一块“乐土”。重本
后金进入辽沈以后，不仅当地汉人从事农业，连满族也把农业作为本业了。皇太极爱惜民力，停止修城筑墙，为的是“专勤南亩，以重本务”。他下令，所有村庄田土，八旗既已稳定，以后就不要变更了。对庄民的财产及所养牛羊鸡猪等，都不准任意妄取。加强集权统治
努尔哈赤时代的后金带有浓厚的民族原始特色。皇太极当汗以后，倾心仿照明朝大搞专制集权。他上台伊始，设了八大臣管理国务，称八固山额真，在旗内总管一切事务，国家有事，与诸贝勒“偕坐共议”，狩猎出师，各领本旗兵行，还负有稽察责任。固山额真的设立，削弱了诸贝勒的权力，却加强了汗权。更有过之者是废除三大贝勒“直月”制度。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命四大贝勒“按月分直”，皇太极即汗位，四去其一，其余三大贝勒仍“分月掌理”，这是一种分权制度。天聪三年(1629)完全改为由以下诸贝勒代行直月之事。皇太极的权力便高高在上了。努尔哈赤创建的后金国，直到皇太极为汗的第五年，政府机构还不大完善。为了强化统治，皇太极根据汉官宁完我的建议，仿照明朝的政体，正式设立了六部，并以多尔衮等贝勒分管各部，贝勒以下，每部设满、蒙、汉承政三员，参政八员，启心郎一员。只有工部省设蒙古、汉军参政六员。后来证明，由于六部的设立，“各司其事，事不留行”。
编辑本段后妃
满族早期实行一夫多妻多妾制，不同于汉族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大福晋和侧福晋都是妻，都有正式的名分，都称为福晋，侧福晋只比大福晋的地位略低；小福晋和格格、媵妾、婢妾等都是妾，都是没有名分的，庶福晋仅是对她们的尊称而已，地位远低于大福晋和侧福晋。大福晋和侧福晋这些妻所生子女都属嫡出，地位高；小福晋和格格、媵妾、婢妾等妾所生子女属庶出，地位较低，远低于大福晋和侧福晋的子女。
盛京的崇德五宫后妃，也称五大福晋。
中宫-清宁宫皇后——清宁宫中宫大福晋——国君福晋——博尔济吉特哲哲
东宫-关睢宫 宸妃——东关睢宫福晋——东大福晋——博尔济吉特海兰珠
西宫-麟趾宫贵妃——西麟趾宫福晋——西大福晋——博尔济吉特娜木钟
次东宫-衍庆宫 淑妃——东衍庆宫福晋——东侧福晋——博尔济吉特巴特玛
次西宫-永福宫庄妃——西永福宫福晋——西侧福晋——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
五大福晋的地位远高于其他妃子。她们都是蒙古女子，为蒙古最高姓氏博尔济吉特氏。皇后
孝端文皇后（1600-1649），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名哲哲。科尔沁贝勒、后赠福亲王莽古思之女。万历二十八年四月十九日生。万历四十二年四月来归，初为侧福晋。天命八年五月前，继妃乌拉那拉氏被废黜后，成为第三任大福晋。天聪初，封为大妃，也称中宫大福晋。崇德元年七月册立为中宫-清宁宫皇后，也称清宁宫中宫大福晋，为国君福晋。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即位，尊为（母后）皇太后。顺治元年九月，迎至燕京。顺治六年四月十七日崩，年五十。随葬昭陵，升祔太庙。谥曰孝端文皇后；雍正、乾隆累加谥，曰孝端正敬仁懿哲顺慈僖庄敏辅天协圣文皇后。女三，皇次女马喀塔，即固伦温庄长公主，嫁额哲；皇三女，即固伦端靖长公主，嫁奇塔特；皇八女，即固伦端贞长公主，嫁巴雅思祜朗。
孝庄文皇后（1613-1687），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名布木布泰。科尔沁贝勒、后赠忠亲王宰桑-布和之女，台吉、后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妹。孝端文皇后之侄女。万历四十一年二月初八日生。天命十年二月来归，为侧福晋。天聪时，称西宫福晋。崇德元年七月册封次西宫-永福宫 庄妃，也称西永福宫福晋，为西侧福晋。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其子福临即位。顺治元年九月，迎至燕京。尊为（圣母）皇太后。顺治八年二月，世祖亲政，上徽号曰昭圣慈寿皇太后，简称昭圣皇太后；屡上徽号曰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皇太后。顺治十八年世祖崩，皇三子玄烨即位为康熙帝，尊为太皇太后，称昭圣太皇太后；屡上徽号，曰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崩，年七十五。葬孝陵之南，曰昭西陵。谥曰孝庄文皇后；雍正、乾隆累加谥，曰孝庄仁宣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子一，皇九子福临，即顺治帝。女三，皇四女雅图，即固伦雍穆长公主，嫁弼尔塔哈尔；皇五女阿图，即固伦淑慧长公主，先嫁索尔哈，复嫁色布腾；皇七女，即固伦端献长公主，嫁喇玛思。大妃（大福晋）
元妃（1593-1612），钮祜禄氏。巴图鲁赠宏毅公额亦都之女。万历二十一年生。万历三十五年来归，为元配嫡福晋，是第一任大福晋。万历四十年卒，年二十。子一，皇三子洛博会。
继妃，乌拉那拉氏。乌拉贝勒博克铎之女。太祖大妃阿巴亥之从姑。万历三十六年来归，初为侧福晋。万历四十年，元妃钮祜禄氏去世后，成为继室大福晋，是第二任大福晋。天命八年五月前，因违背太祖不许乘轿旨意而被废弃，失去大福晋的身份。当遣归母家，是否再嫁待考，生卒年不详。子二，皇长子豪格；皇次子洛格。女一，皇长女，封固伦公主，嫁敖汉部旺第，称敖汉公主。侧妃（侧福晋）
侧妃只比大妃及皇后的地位略低，也是妻，有正式的名分，也被称为福晋。侧妃所生子女也属嫡出，地位较高。
有2位侧妃，侧妃叶赫那拉氏和侧妃扎鲁特博尔济吉特氏，被皇太极改嫁给他人。故而她俩所生子女的地位低于其他侧妃，但是高于庶妃。
侧妃，叶赫那拉氏。叶赫贝勒阿纳布之女。初嫁正黄旗包衣喀尔喀马，喀尔喀马贝勒为乌拉那拉氏，与布占泰同宗（满文老档载，为布占泰之弟），后逃至叶赫部，为金台石贝勒所抚养，生二子，第二子乌努春。天命四年，征叶赫部，喀尔喀马贝勒被皇太极处死，叶赫那拉氏氏归皇太极；天聪二年十二月，生皇五子硕塞。其后，被赐予曾任内大臣的占.土谢图为妻，日期不详。占.土谢图行围时被虎伤身亡。再嫁达尔琥，达尔琥为哈达部孟格布。
侧妃，扎鲁特博尔济吉特氏。巴雅尔戴青之女。天聪六年二月来归，为侧福晋，称为东宫福晋。九年十月初七日，以不遂汗意，将其改嫁给叶赫部德勒格尔台吉之子南褚，卒年不详。女二，皇六女，封固伦公主，嫁夸扎；皇九女，嫁哈尚。
敏惠恭和元妃（1609-1641），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名海兰珠。科尔沁贝勒宰桑之女、台吉、后封和硕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妹。孝庄文皇后之姊，孝端文皇后的侄女。万历三十七年生。早嫁夫亡，仍归科尔沁部。天聪八年十月，其兄台吉吴克善送之来归，时年已二十六，为侧福晋。崇德元年七月册封东宫-关睢宫 宸妃，也称东关睢宫福晋，为东大福晋。六年九月十八日薨，年三十三。追封元妃，谥曰敏惠恭和。葬昭陵贵妃园寝。子一，皇八子，二岁殇。皇太极最宠爱的妃子。
懿靖大贵妃（？-1674），阿霸垓博尔济吉特氏，名娜木钟，又一名为德勒格德勒。阿霸垓后封郡王额齐克诺颜之女。初嫁蒙古察哈尔林丹汗，为多罗大福晋（第一大妃），称囊囊大福晋，统管阿纥土门万户斡耳朵，史称囊囊太后。天聪七年（1634）夏，林丹汗卒；天聪八年（1635），她生下林丹汗次子阿布鼐（亦作阿布奈）。天聪九年三月，归顺满清，改嫁皇太极，为侧福晋。崇德元年七月册封西宫-麟趾宫 贵妃，也称西麟趾宫福晋，为西大福晋。顺治元年九月，迎至燕京。顺治九年十月尊皇考懿靖大贵妃。康熙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薨。葬昭陵贵妃园寝。又为皇太极生一子一女，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皇十一女，即固伦端顺长公主，嫁噶尔玛索诺木。还抚养一蒙古女，名淑济（疑为蒙古林丹汗之女），嫁济旺之子德参济王子噶尔玛德参（噶尔玛）。
康惠淑妃（？-1669），阿霸垓博尔济吉特氏，名巴特玛·璪。阿霸垓塔布囊博第塞楚祜尔之女。初嫁察哈尔林丹汗，为第四大妃，称芭德玛瑙伯奇福晋，统管窦土门万户斡耳朵，故又称窦土门福晋。天聪七年（1634）夏，林丹汗卒；天聪八年八月率先归顺满清，改嫁皇太极，为侧福晋。崇德元年七册封次东宫-衍庆宫 淑妃，也称东衍庆宫福晋，为东侧福晋。顺治元年九月，迎至燕京。顺治九年十月尊皇考康惠淑妃。康熙六年卒。葬昭陵贵妃园寝。抚养一蒙古女（疑为蒙古林丹汗之女），嫁多尔衮。庶妃（庶福晋）
庶妃，包括小福晋、格格、媵妾、婢妾等，都是没有名分的妾，庶福晋仅是对她们的尊称而已。其中生育子女者才能成为小福晋，所生子女属庶出。
庶妃，颜扎氏，称小福晋。布颜之女。天命十一年来归。子一，皇四子叶布舒。
庶妃，那拉氏，称小福晋。英格布之女。天聪八年来归。生一子，皇六子高塞。女二，皇十女，封县君，嫁辉塞；皇十三女，嫁拉哈。
庶妃，伊尔根觉罗氏，称小福晋。安塔锡之女。崇德元年来归。子一，皇七子常舒。
庶妃，克伊克勒氏，称小福晋。拜祜之女。崇德三年来归。子一，皇十子韬塞。
庶妃，赛音诺颜氏（也称阙氏），称小福晋。崇德元年来归。女一，皇十二女，封乡君，嫁班第。
庶妃，察哈尔奇垒氏（？-1645），称小福晋。察哈尔部谔勒济图固英塞桑之女。崇德五年来归。女一，皇十四女，封和硕恪纯长公主，嫁吴应熊。顺治二年卒。
编辑本段子女
皇子（11人，成年8人）
皇长子，爱新觉罗·豪格(1609-1647）。生母为继妃乌拉那拉氏。万历三十七年三月十三日子时生。顺治五年三月卒。肃武亲王。
皇次子，爱新觉罗·洛格（1611-1621），幼殇。 生母为继妃乌拉那拉氏。万历三十九年生；四十九年殇。
皇三子，爱新觉罗·洛博会（1611-1617），幼殇。生母为元妃钮祜禄氏。万历三十九年生；四十五年殇。
皇四子，爱新觉罗·叶布舒（1627-1690）。生母为庶妃颜扎氏。天聪元年十月十八日子时生。康熙二十九年卒。辅国公。
皇五子，爱新觉罗·硕塞（16291654）。生母为侧妃叶赫那拉氏。天聪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亥时（1629.01.29）生。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卒。承泽裕亲王。
皇六子，爱新觉罗·高塞（1637-1670）。生母为庶妃那拉氏。崇德二年二月十六日子时生。康熙九年卒。镇国悫厚公。
皇七子，爱新觉罗·常舒（1637-1699）。生母为庶妃伊尔根觉罗氏。崇德二年四月十九日寅时生。康熙三十八年卒。辅国公。
皇八子（1637-1638），未命名，幼殇。生母为敏惠恭和元妃博尔济吉特氏。崇德二年七月初八日亥时生。崇德四年正月殇。
皇九子，爱新觉罗·福临（1638-1661）。生母为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戌时（1638.03.15）生于盛京盛京皇宫的永福宫。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崩于北京紫禁城的养心殿。顺治帝。
皇十子，爱新觉罗·韬塞（1639-1695）。生母为庶妃克伊克勒氏。崇德四年二月初八日戌时生。康熙三十四年二月初九日卯刻卒。辅国公。
皇十一子，爱新觉罗·博穆博果尔（1641-1655）。生母为懿靖大贵妃博尔济吉特氏。崇德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申时（1641.01.20）生。顺治十三年七月初三卒。襄昭亲王。皇女（亲生女14人；养女1人）
皇长女(1621—1654)，封固伦公主。生母为继妃乌拉那拉氏。天命六年三月十二日生。天聪七年(1633)嫁蒙古敖汉部博尔济吉特氏台吉班第，称敖汉公主。封固伦公主。顺治十一年(1654)卒。班第于崇德元年(1636)封敖汉郡王；顺治十三年(1656)卒。
皇次女(1625—1663)，名马喀塔，封固伦温庄公主。生母为孝端文皇后。天命十年生。初封固伦公主。天聪九年(1635)许配给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之子博尔济吉特氏额尔孔果洛额哲；清崇德元年(1636)出嫁。是年，额哲封察哈尔亲王；六年(1641)额哲卒。顺治二年(1645)复嫁额哲之弟阿布鼐。顺治十四年(1657)尊固伦长公主；十六年封固伦永宁长公主；后改封固伦温庄长公主。阿布鼐在顺治五年袭其兄额哲遗爵封察哈尔亲王；后因“负恩失礼”被削爵并处死。公主于康熙二年(1663)卒。
皇三女(1628—1686)，封固伦靖端长公主。生母为孝端文皇后。天聪二年七月初三日生。初封固伦公主。崇德三年(1638)十二月许配给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奇塔特，即其生母孝端文皇后之侄；四年出嫁。奇塔特于崇德八年(1643）赐封固伦额驸；顺治六年(1649)封科尔沁郡王；八年闰二月卒。十三年(1656)公主回到京师。十四年尊固伦长公主；十六年十二月封固伦延庆长公主；后改封固伦端靖长公主；康熙二十五年(1686)五月卒。
皇四女(1629—1678)，名雅图，封固伦雍穆公主。生母为孝庄文皇后。天聪三年正月初八日生。 初封固伦公主。七年许配给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弼尔塔哈尔，即其生母孝庄文皇后哥之兄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第三子；祟德六年(1641)出嫁。弼尔塔哈尔于崇德八年(1643)赐封固伦额驸；康熙五年(1666)袭其父爵受封为卓礼克图亲王；六年卒。顺治十三年(1656)公主回到京师；十四年尊固伦长公主；十六年十二月封固伦兴平长公主；后改封固伦雍穆长公主；康熙十七年闰二月卒。
皇五女(1632一1700)，名阿图，封固伦淑慧公主。生母为孝庄文皇后。天聪六年二月十二日生。初封固伦公主。祟德六年(1641)正月许配给蒙古喀尔喀部额驹恩格德里之子博尔济吉特氏索尔哈；八年出嫁。索尔哈在崇德元年(1636)袭其兄额尔克代青之三等甲喇章京，即三等轻车都尉世职；顺治初年卒。顺治五年(1648)复嫁蒙古巴林部辅国公博尔济吉持氏色布腾，称巴林公主。色布腾为元太祖21世孙，顺治五年封辅国公；七年晋巴林郡王；康熙七年(1668)二月卒。公主于顺治十四年(1657)尊固伦长公主；十六年二月封固伦和顺长公主，后改封固伦淑慧长公主。阿图为其母孝庄文皇后所钟爱。色布腾卒后，康熙十二年(1673)太皇太后病，康熙帝派人将公主接到京师，以后又多次到京师。三十一年(1692)沼设护卫长史视贝勒例。三十九年(1700）正月初十日卒于京师。
皇六女(1633—1649)，封固伦公主。生母为侧妃扎鲁特博尔济吉特氏。天聪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生。封固伦公主。祟德六年(I 641)许配给伊尔根觉罗氏都统阿山之子夸札；顺治元年(1644)出嫁；六年三月卒。夸札在顺治五年(1648)因罪被罚锾；六年(1649)在公主去世一个月后也去世。
皇七女(1633—1648)，封固伦淑哲公主，谥固伦端献公主。生母为孝庄文皇后。天聪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生。初号淑哲公主。崇德六年(1641)许配给蒙古扎鲁特部内大臣俄尔齐桑之子博尔济吉特氏铿吉尔格（亦作喇玛思）；顺治二年(1645)出嫁。顺治五年公主卒。赐谥曰固伦端献长公主。
皇八女，封固伦永安公主(1634—1692)，谥固伦端贞公主。生母为孝端文皇后。天聪八年闰八月十六日生。初封固伦公主。祟德六年(1641)许配给蒙古科尔沁部土谢图亲王额驸巴达礼之长子博尔济吉特氏巴雅斯护朗；顺治二年(1645)时出嫁。十四年(1657)二月封固伦长公主，十六年封固伦昌乐长公主；改封固伦永安长公主。巴雅斯护朗在康熙十一年(1672)五月袭其父爵土谢图亲王；是年八月卒。康旭二十一年(1692)正月公主卒。赐谥曰固伦端贞长公主。
皇九女(1635一l 652)，未受封。生母侧妃扎鲁特博尔济吉特氏。天聪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生。顺治五年(1648)嫁蒙古博尔济吉持氏哈尚。八年哈尚卒；九年公主卒。
皇十女(1635—1561)，封县君品级，称固山格格。生母为庶妃那拉氏。天聪九年生。封县君，即固山格格。顺治八年(1651)八月嫁一等公瓜尔佳氏辉塞。婚后不到三个月，辉塞卒，公主未再嫁。十八年(1661)公主卒。
皇十一女(1636—1650)，封固伦公主，谥固伦端顺公主。生母为懿靖大贵妃。崇德元年三月二十五日生。嫁博尔济吉特氏噶尔玛索诺木。 初封固伦公主。顺治四年(1647)嫁蒙古阿霸垓部博尔济吉特氏噶尔玛索诺木。七年卒；十三年(1656)六月赐谥固伦端顺长公主。噶尔玛索诺木与公主婚后授与一等精奇尼哈番(子)。公主去世后，皇太极之兄礼亲王代善之女复嫁给他，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康熙三年(1664)卒。
皇十二女(1637—1678)，封乡君品级，称格格。生母为庶妃赛音诺颜氏（也称阙氏）。崇德二年三月十五日生。嫁博尔济吉特氏班第。封乡君，即格格。顺治八年（1651)嫁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头等侍卫班第。康熙十七年(1678)卒。班第在康熙十年(1671)任理藩院侍郎；三十年(1691)任理藩院尚书；三十九年(1700)卒。
皇十三女(1638一1657)，未受封。生母为庶妃那拉氏。崇德三年七月初七日生。顺治九年(1652)嫁副都统瓜尔佳氏拉哈。十四年(1657)四月卒。
皇十四女（1641一1703），封和硕恪纯公主。生母庶妃察哈尔奇垒氏。崇德五年六年生。嫁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初封和硕公主。顺治十年(1653)嫁平西王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十四年尊和硕长公主。十六年(1659)十二月封和硕建宁长公主，后改封和硕恪纯长公主。吴应熊与公主婚后，顺治十年(1654)授三等子，十四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康熙七年(1668)晋少傅兼太子太傅。十四年因其父吴三佳反叛清廷，同其子吴世霖皆被处死。吴应熊死后，康熙皇帝经常下诏慰藉公主，谓其“为叛寇所累”。四十三年(1703)公主卒。
养女(1615—1637)，封和硕公主。皇大极的从兄克勤郡王岳托之长女，生母为嫡福晋哈达那拉氏（哈达部吴尔古代与努尔哈赤第三女莽古济公主之女）。皇太极抚为己女。天聪二年(1628)嫁蒙古科尔沁部台吉博尔济吉特氏曼珠习礼。祟德二年(1637)封和硕公主；是年七月十九日卒。曼珠习礼与公主婚后，赐号达尔汉巴图鲁，祟德元年(1636)封达尔汉郡王，顺治十六年(1659)晋达尔汉亲王，康熙四年(1665)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