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吉他琴行:王安石变法纪事

王安石变法纪事

2011-09-13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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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67年，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宋英宗去世，北宋第六代皇帝赵顼继位，后来被尊为宋神宗。宋神宗即位时，北宋开国一百零七年了。

封建时代，逝世的皇帝都被视为国家的保护神，因此，所有的礼仪都庄严隆重，不敢有一丝一毫马虎；葬礼所需的费用和金银珠宝更是尽其所有，不敢有半点吝啬。四年前，宋仁宗去世，花费银两和绢丝一千一百多万贯、匹，当时国家一年的收入才六千多万贯，葬礼就用去了六分之一，单在开封就花费了四百多万贯。当时一贯钱可以买三百多斤大米，十五贯，可以供一中等五口之家生活一年。皇家丧事耗费之大，令人瞠目结舌。四年后，宋英宗去世，宋神宗下令对父亲的安葬费用裁减三分之一。按那个时代的标准，这属于“不孝”。但是没有一个大臣吭声，国库里实在拿不出钱，只好让刚去世的皇帝受委屈了。这对宋神宗是刻骨铭心、疼痛一辈子的事。

宋神宗即位六个月，陕西转运使薛向和青涧城守将种谔报告，他们收服了陕北横山西夏大酋长嵬名山，俘获一万五千多帐蕃民、一万多蕃兵，占领要塞绥州，击退四万多西夏援兵。宋神宗对这场胜利非常兴奋，亲自手令嘉奖。

翰林学士司马光知道这件事后，急忙进殿，向神宗讲述攻占绥州的危害性，再三说明国家穷，不能打仗。枢密使文彦博、副使邵亢也表示反对。西夏派出使者来索要丢失的要塞，司马光、文彦博、邵亢等大臣一再催促宋神宗归还绥州，惩办“挑起”战端的种谔。结果是枢密院立即下令缉拿种鄂到永兴军（陕西西安），连降他四级，随州编管（相当于劳改），以此教训刚继位的年轻皇帝。

父亲死，不能尽孝；国家穷，不敢打仗。这两件事深深刺痛了宋神宗，他深刻感到国家必须变法，必须改变这种窘迫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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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寻找使国家富强的办法，宋神宗广泛征求元老大臣的意见。

他首先请教的是宰相韩琦和富弼。韩琦自仁宗朝以榜眼入仕，历任三朝，在立神宗的父亲英宗为太子以及神宗本人即位的问题上，韩琦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是最有影响的元老重臣。富弼做出使辽国使者期间，曾为捍卫宋朝的利益立过功，颇得人望。他们给宋神宗的建议是同一句话：愿皇帝二十年不言兵！这令锐意进取的年轻皇帝很失望。

宋神宗也请教了著名的大学者、史学家、翰林学士司马光。司马光的建议是皇帝要克己自律，不大兴土木，不好大喜功，不生是非，则天下就太平了。

宋神宗还请教了另一位级别略低的官员、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张方平对国家财政数据熟烂于心，他历数自仁宗朝以来国家财政收入连年大幅递增的事实，但为什么国家还是感到“钱紧”，捉襟见肘呢？这是因为六分之五的钱全部用来养兵了，所以，他给出的建议是：减少冗兵冗费，减少皇室费用，这样就可以达到不伤财、不害民的目的了。

综合起来，这些元老大臣们给宋神宗的建议无非三条：

第一、皇帝节制个人欲望，不好大喜功、大兴土木，不起事端。

第二、对外政策持绥靖主义，不起兵衅。

第三、节制财政开支，裁减军队和官员数量。

简言之，这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治国方略，崇尚无为而治的理念，皇帝少生事，与周边国家关系维持现状，老百姓安居乐业，减少行政开支，如此，便可达到善政。

但神宗皇帝不满意这种治国方略。加强自我修养，克己节欲，不大兴土木，这一点应该做到，但做到这一点并不能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一切现实问题。你想对外国实行和平的绥靖政策，不主动挑起边衅，但人家干吗？西夏人、辽人要主动进攻你，是你克制、退让就能化解得了的吗？再说裁减冗兵，削减军费开支一事。庞大的军队及其开销是在几十年间与西夏、辽国的对峙中形成的，是仁宗朝被动防御的军事战略形成的，这种战略虽然没有积极进取，灭掉西夏和辽国、彻底消除宋朝所面临的军事威胁，但也抵御住了敌人的大举进攻，是天下安定的前提，如果单方面裁减军队，减少军费开支，国家的边防出现危机怎么办？敌国打过来了谁去抵御？老百姓还能过安宁日子吗？

这些大臣们的建议不能令神宗满意，尽管他相信这些大臣们的人品与官品，仍然信任，量才使用，比如提拔张方平为参知政事等，但在治国方略上，他希望找到新的人物和新的思路。

他找到了，这就是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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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做皇子时就听说过王安石，知道他是社会贤达，是极孚人望的名士。关于王安石的段子多了去了，好一点的是这人学富五车，惊才艳羡；坏一点的是这人行乖于众，邋遢不堪，经常不洗脸，总是心不在焉的想着自己的心事。有一次皇帝在钓鱼池旁请客，他竟然把鱼食当作小吃吞下了肚子。对这位故事一身的个性人物，神宗皇帝有他自己的看法，即位后，就任命王安石知江宁府，江宁府是大郡，是直辖市。没有几个月，便召王安石进京，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兼侍讲，成为皇帝的师臣。不几天，神宗急召王安石越次入对。古代等级森­严，大臣要按官阶高低依次觐见君王。“越次入对”，就是插队提前对话。神宗急着要与王安石当面交流。神宗问：“治理天下应该从哪里入手？”王安石说：“选择正确的方针政策为第一要务。”神宗说：“向唐太宗学习怎么样？”王安石说：“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不要以唐太宗为准绳。尧舜之道，简而不繁，要而不迂，易而不难。后世学者不知尧舜为政之道的真谛，所以认为高不可攀。”神宗说：“爱卿是在为难朕吧？”神宗接着问：“祖宗创建天下，能百年不变，致使天下太平，祖宗用的是什么办法？”君臣交谈的时间很长了，天色也很晚了，王安石请求把自己的观点想法写成奏折敬献给神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这份奏折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叙述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位皇帝治理天下的功德，王安石特别推崇宋太祖，对他的文治武功歌颂备至。后半部讲述百年以来，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科举等等方面存在的种种弊端，如果不改革，任其发展，将会危及国家，危及祖宗基业。同时还分析周边各国，如西夏、辽国正在走向衰弱，他们的力量不足以撼动大宋根基，这是大宋中兴的最好时机，是上天赐予陛下的最佳时刻。当今皇上聪慧仁智，只要奋发，一定能与汉武帝、唐太宗比肩。

说起来，这份奏折并没有提出变法的具体纲领，但当天晚上，神宗反复读了数遍，越读越兴奋，主要是文章中表达出的锐意改革的态度极大地鼓舞了也想求变的宋神宗。神宗情不自禁地拍案大声说：“这是朕至今没有听说过的，是他人所不及的学问。”

第二天，神宗迫不急待地要求王安石：“你赶紧对朕讲讲实施方案。”王安石说：“内容太多，实施的方案各不相同，一时很难讲全。臣还是给陛下讲学，讲学既明，实施的方案也就不言而喻了。”神宗问：“爱卿计划从哪里入手？”王安石说：“变风俗，立法度，这是当今的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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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二月，宋神宗越级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重任。王安石立即向神宗申请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制置：是措置、谋划、整治的意思；三司：是执掌全国财经、赋税、粮草的最高财政机关；条例司：是专门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和条例的机关。“制置三司条例司”就是整治、谋划三司各种财经、赋税、财产规章制度和条例的领导机关，等于在旧有的财政主管部门三司之上另设一个专司改革的领导机关。

当时全国各地报到三司的帐册，有的长达二三十年没有开过封条，原因是“州县所发到三司的帐单，随帐都有贿赂，各有常数。”贿赂送足了，帐册就不必开封，随到随报；贿赂不按“常数”送足，必然遭到百般刁难，长期不能结帐。王安石十分清楚三司的内幕，依靠这种贪污腐败的机关为国家理财，进行经济改革，那是不可想象的。宋神宗同意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并且任命枢密使陈升之与王安石共同负责，任命吕惠卿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检评文字（办公室主任）。条例司的任何改革内容，王安石都与吕惠卿商议，条例司决定的内容和请示奏折都由吕惠卿执笔。

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七月十七日，经制置三司条例司申请，宋神宗下令在淮、浙、江、湖六路（北宋有县、州、路三级地方政府，路，相当于省）成立发运司，负责推行“均输法”。这六路雨水充沛、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是北宋主要经­济来源地。宋神宗任命薛向为六路都发运使，总揽江南六路收入支出，还拨给内藏库钱五百万贯，上供米三百万担作为运作资本。薛向请求设置的官员，神宗一一批准。

薛向在仁宗朝担任过开封度支判官，权陕西转运副使。当时国家在沙苑设立军马场，占地一千多顷，朝廷每年拨给四百万贯巨资，军马场每年只能繁殖出三百多匹小马驹，养马比买马贵若干倍。薛向果断地把千顷土地租给农民耕种，用陕西盐池卖盐的钱购进上万匹好马，为国家节省养马费数百万贯，还能收取一笔可观的土地租金。

薛向上任后，首先对漕运的船工进行改组，他用分组取保的办法，招募一部分私船，把官船私船混编，相互监督，货运到后才发给运费。沿途设点登记检查过往公私船只，堵塞过去谎报风大浪大漕船沉没，用灭迹的办法侵吞国家漕运物资。漕船一到码头，有官员负责立即下货，立即装船。船工休息，漕船不休息。每天七八千艘漕船，扬帆在长江­、淮河、汴河的航道上，漕运的利用率大大提高了，江南大批粮食和各种各样的物资源源不断运往京城，京城的供应得到充分保证了。

薛向遵从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制定的“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在各地设置耳目，商业信息很灵通：丰收了，价廉了，道路好走了，薛向立即组织抢购抢运。更重要的，过去两个钱当一个花，现在一个当两个花，国家用同样的钱可以多买到一倍到两倍的物资。薛向随时掌京城的库存，什么多，什么少，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一清二楚，彻底改变过去盲目购进，任意浪费的现象。实现了王安石“善理财者，不增加赋税而国用足”的经济思想。薛向有计划有目的地统筹规划，大规模购进卖出，不但促进商品流通，促进商品经济发展，还调动了社会生产积极性，减轻了农民和市民的负担。上面这一整套改革，就是均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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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输法的推广，使大商人们投机取巧的暴利没有了，他们垄断的行业也受到巨大的冲击，引起作为这些商人后台的大官僚们大肆喧哗、大肆攻击。御史们弹劾薛向身为国家都发运使，不遵崇儒家君子堂堂正正的运作方法，采用奸商惯用的投机取巧、买贱卖贵的下作卑劣作法，有辱朝廷形象，有辱君子脸面。他们歧视商业，更鄙视奸商投机行为。王安石很重视均输法的推广，很爱惜薛向的才能，极力为他辩护，极力保护他。

神宗亲笔手诏赐给薛向：“军国大政，理财最重要。朕所以把东南赋税大任托付给卿，尔要很好地掌握流通信息，收入支出，买进卖出，要有尺度。朕爱卿忠诚稳重，能担当此任。希望你能深切领会朕的意思。你取得的成效，朕心甚慰。你近日的奏章，担心朕被流言迷惑，片言只语岂能迷惑朕！朕哪里会随意改变法度！卿在发运使任上，兢兢业业，勤劳不倦，非常称朕之意。”能得到神宗如此信任，薛向更加勤奋尽力，努力施展自己的才能。熙宁四年，神宗赐予薛向龙图阁直学士的职称，提升他为三司使（三司使，副宰相级，总领全国赋税、财政，位高权重，号称“计相”）。

王安石任参知政事，领导制置三司条例司工作才四个月，御史中丞吕诲就弹劾他有十大罪状，攻击王安石新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想假借改革之机把三司财权揽到宰相手中，这是侵权，是破坏祖宗大法，是对宋太祖的大不敬。

北宋之前，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政治经济军事无所不统，权力之大，往往能与皇帝抗衡争权。宋太祖把宰相的权力一分三：把兵权从宰相府里分离出来，成立枢密院，由枢密使掌管军政，宰相不能再过问军事；把财权从宰相府分离出来，成立三司，三司使掌管全国财政，宰相不能再过问经济。宰相府里设置两位宰相三位参知政事，五位正副宰相轮流值班，只管行政不过问其他。而现在宰相权力的扩大，就有专权的可能，是非常危险的事。宋神宗不接受，把奏章退给吕诲，要他收回，吕诲固执己见，不答应，神宗贬吕诲知邓州。

吕海的奏章并不是对王安石变法本身有所反对，而是从维持“祖宗大法”，限制宰相权利角度提出的，说好一些，是担心朝中出现新的权臣架空皇帝，说坏一些则是拿这种最易引起皇帝共鸣的口实攻击王安石，想把他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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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的态度，使言官们哗然了，他们群起而攻之。侍御史刘琦、监察御史里行钱翊上书说：“薛向小人，假借为国家发展经­济，肆意改变法度，放纵巧取豪夺，任意掠商贾们的利润，侵害民生。”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评文字苏辙上书说：“……­汉武帝纵容桑弘羊‘买贱卖贵，徙近就远’，称为均输法，虽然不增加赋税而国用充足了，这种耍奸耍滑的刁钻之术，不是堂堂正正的政府行为。官吏如果都使出这样的刁钻之术，加倍刻薄百姓，商贾黎民将苦不堪言。当今聚敛之臣如薛向之流，才智方略未必胜过桑弘羊，他们在朝廷之上有恃无恐地破坏百年大法，投机取巧，唯利是图，这种危害，将来恐害无法收拾。……”开封府推官苏轼上书说“……­均输法‘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大量设置新的官员，浪费了不少钱财俸禄。富商大贾们因此迟疑不敢行动。均输法不但与民争利，还采用奸商惯用的投机取巧手段，巧取豪夺，让君子不齿。……­”

刘琦、钱翊、苏辙、苏轼的奏报直指变法内容本身，神宗继续不理不听，还提升薛向为天章阁待制。

薛向不是两榜进士，没有学历，是靠父亲官荫，以“任子”身份为官的（宋朝做官到一定级别，可以恩荫弟子为官，这种制度叫任子制度。以这种身份为官的，叫任子）。天章阁待制是文人们极为看重的清华之选，能获得这种职称的人，荣耀非常。薛向现在获得了这种荣誉，激起了朝廷士大夫们极大不满和不平，甚至对薛向发起了人身攻击。

神宗为了表示对薛向的支持，贬侍御史刘琦监处州盐务；贬御史里行钱翊监衢州酒务；贬侍御史孙昌龄为Þ­州通判。司马光上殿争辩，他认为刘琦、钱翊等人的错误是说话太直，他们的议论都是堂堂正正的正理，话丑理端。司马光乞求退还他们的奏章，恢复他们的职务。神宗不听。神宗明白，如果稍有退让，变法就进行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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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继位后，很多有识之士如韩维、张方平、苏颂、司马光等一再要求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他们反对以诗赋声病取士，反对以记诵默写考试明经­，他们对旧的人才选拔的方法一再指责，希望让真才实学者脱颖而出。王安石也向神宗禀奏：“当今人才匮乏，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之故也。故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之法不可不变。”当时理学思想还没有形成，妇女还不包小脚，思想言论相对散漫自由。每当一项新政出台，就七嘴八舌，奇谈怪论，干挠视听。王安石极力主张办学校，统一教材、统一观点、统一思想，他要用这三“统一”培养一大批有助于改革的人才。

北宋科举制度改革后，它不论出身、地位、名望、财产，完全凭个人的学识水平公开、公平、公正地竞争政府公职。它对全国东西南北各个地域的人也是平等的，它让所有的人在客观上摆脱了狭隘的地域差别，狭隘的家族利益，狭隘的民族利益，自觉地与中央政权统一到一起。科举制度在客观上对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

也许是由于改革科举，是众多人的共同要求，所以，变法中的科举改革进行得比较顺利。“科举”的本意是“分科举荐”，改革后，只考试，“举荐”的含意没有了；撤销明经诸科，只留“进士”一科，“分科”的意义也消失了，自北宋以后，“科举”只是一个习惯称谓而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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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转运使李参对前线军粮不足而犯愁，他向百姓发布公告，要求百姓估计自己收成的好坏，在青黄不济时向州县政府借贷，等谷子成熟时连本带利归还政府，叫“青苗钱”。当时高利贷借一百，还两百甚至三百，向政府借一百只还一百二，百姓非常乐意。推广几年来，陕西转运司粮库的陈粮全换成新谷，还有盈余。

不久，京东路转运使王广渊报告说：“春耕大忙季节，农人苦于钱粮接济不上，高利贷、兼并之家趁农人危难之时，加数倍利息放贷。臣请求朝廷允许本路以钱帛五十万借贷给农人，一岁可获不少利息。”这件事与陕西青苗法不谋而合，王安石召王广渊进京，与他认真商讨，然后进宫汇报。神宗对这个利民便民的好办法很赞成，于是下令在河此、京东、淮南三路先作试点，待取得成效后再向全国推广。神宗下令说：“……­春税前，将粮食贷给不足者，约定时间归还，还息二分，不得多取，以弥补鼠雀、运输的损耗。凡借贷钱粮者，收成时，连本带利，夏粮还一半，秋粮还一半。还贷时，如果粮食价贵，愿还钱的，悉听自便，不得强制。如遇灾荒之年，允许推至下一季谷熟再还。……”神宗命令各州各县张榜公布，力求家喻户晓。

司马光反对青苗法。他在给神宗讲学时说：“愚昧的农人只知道借贷的好处，不知道还贷的艰难。当年太宗推行‘和籴法’，那时一斗米只要十文钱，黎民百姓都乐意向官家购买，后来物价上涨了，和籴法不变，成为河北的忧患，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臣恐怕他日青苗法也会这样。”（司马光这时反对青苗法的原因，不是因为它盘剥百姓，而是怕国家承担不起，将来成为负担。）神宗说：“陕西推行多年，百姓很乐意接受，没有什么害处。”司马光说：“臣就是陕西人，臣只看到它的害处，没有听说有什么好处。”

朝廷很多大臣上书议论青苗法，都认为它挠民害民。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十一月，神宗不顾反对，将全国常平钱粮一千四百万（贯石），转为青苗钱，在全国设置四十一个提举管勾官，专门负责青苗钱粮发放、回收工作，同时兼管农田水利和差役事务。

知通进银台司（中央秘书长）范镇上奏说：“所谓青苗钱，是唐朝乱世时所干的事。青苗在田，先估算它的价值，等秋收完毕，就催还债，这是盗跖的做法。”右正言李常、孙觉上奏：“王广渊在河北强行推广青苗法，第一等贷给十五贯，第二等十贯，第三等五贯，第四等一贯五百文，第五等一贯。民间认为不好不便宜。王广渊入奏时，称民间欢呼鼓舞，歌颂圣德。实际上，他在那里强制摊派，怨声载道，一片哗然。”言官们纷纷上奏指责青苗法，列举各地执行中的种种弊端。神宗下旨降诏：“诸路常平、广惠仓发放的青苗钱，目的是怜恤帮助贫困者，有些官吏没有理解掌握朕的诣意，强行配给，反而成为骚扰百姓的坏事。命令各路提点刑狱官认真检查督促，把违反政策的官员上报朝廷，对胆敢阻挠破坏此法的官吏也上报朝廷。”这道旨意的意思还是坚定不移地推行青苗法，但对那些借青苗法而趁机摊派、扰民的不法官吏，进行打击，以维护新法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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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变法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了巩固和增强改革派的力量，王安石极力向神宗推荐陈升之为宰相。不过，陈升之登上相位后，立即向神宗禀奏道：“臣侍罪宰相，无所不统，怎么能再领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职务呢。”王安石说：“古代的六卿就是现在的宰相执政，他们虽为司马、司徒、司寇、司空，却都要各领一具体职务，这有什么不合理的？”陈升之说：“这些事应该归还三司，中书宰相不应该再揽过来为己任了！”

当时宋神宗、王安石、陈升之是变法的三核心，陈升之怕自己在士大夫中站不住脚，被指责，被诅咒，想抽身退出核心。陈升之要求还政三司，与反对派的口吻如出一辙。这是变法改革派内部的第一次分裂，第一次有人从这个核心中游离出去。

宋神宗想挽回这种局面，对王安石说：“过去陈升之在枢密院，现在他在中书了，不如把制置三司条例司归并到中书，由中书直接领导如何？”王安石说：“陈升之的制词云‘金谷之计，宜归内吏’，他明白地表示耻于担任这个职务。陛下当时设置这个职务时，命令中书、枢密各出一人，现在不如让韩绛担任，可能妥当些。”神宗同意。于是命令枢密副使韩绛同领制置三司条例司。王安石每次向神宗上奏时，韩绛都诚恳地说：“安石所奏的内容很稳妥，臣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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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役法一直困扰着全国农夫，时间长达百年。宋神宗和王安石把差役法作一个重要问题反复认真考虑，最后决定参照地方局部改革的经­验推行“免役法”。所有农户按财产分为九等，不同等级的农户出不同的免役钱，市民、商人、官吏也按财产多寡出免役钱，再统一用钱雇人服所有的差役。制置三司条例司整理出具体条款后交官员讨论，征得他们意见后，熙宁三年十一月神宗命令在开封府各州县试运行。运行前，张榜公布一个月，等“民无异词”后，再按条款执行。在开封府界推行一年后，取得不少经­验，公元1071年，熙宁四年十月向全国公布。经­过讨论、试行、总结经­验，再讨论、再试行、再推广，历时两年多。与青苗法一样，免役钱也要多收二分宽剩钱，准备荒年，准备兴修水利。变法派认为新法中，免役法最重要，它可以让农户稳定在土地上，不误农时，安心生产。王安石说：“去民疾苦，催农生产，抑制兼并”这三种目的正是改革派所追求的效果。

公元1070年，熙宁三年十二月，开封知府韩维向神宗报告说：“……本府各州各县多次反映差役的摊派不合理，不法官吏从中舞弊，民户深受其害。开封府界今年收免役钱十八万一千多贯，诸种差役均可募人承担。农夫不再受其累了。”神宗对免役法一直很担心，韩维的报告让他放心了。咸平知县范百禄报告说：“免役法推行，罢免了开封府‘衙前’数百人的差役，百姓非常欢迎­，非常欣喜。”免役法推行效果令人很满意，神宗特别下诏奖励。

苏辙在《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的奏折中极力反对免役法，他认为离乡背井出来做官的人，已经­服役了，他们就是应该享受特权，不能与村夫农人等量齐观，不能再交免役钱，“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开封府东明知县贾蕃，是已故大臣范仲淹的女婿，他有意将第四等村户提升为第三等，强制他们多出钱，村民不服，上县申述，贾蕃令人用棍棒把村民打出衙门。一生病村民表示抗议，贾知县拷打他儿子，用重枷把他儿子锁在县衙大门外，一连四天四夜，儿子被枷死。一千多义愤的村民到开封府告状。枢密使文彦博把贾蕃调入他的进奏院保护起来。当神宗追问他：“更革法制，对士大夫确实有很多不畅快的，对百姓却没有什么不好。”文彦博理直气壮地说：“朝廷是与士大夫治天下，不是与老百姓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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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官员认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侵权，认为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害民挠民，特别是三朝元老韩琦也站出来反对。韩琦是扶立两代皇帝的元老重臣、庆历新政的主将之一，贡献大、威信高，他犹如一面旗帜，在空中一招，很多人云集到他的大旗之下，对新法攻击的人形成了一股浪潮。神宗也有些迷糊了，孰是孰非？他非常想听到真话。

李定，扬州人，曾是王安石的学生，在地方任满后，知审官院的孙觉向朝廷推荐他。李定刚到京城，去拜见谏官李常，李常问：“君从南方来，民间以为青苗法如何？”李定说：“百姓都觉得非常好，没有不赞同的。”李常警告说：“整个朝廷都在争论这件事，君最好不要为这事说话。”李定去拜见王安石，说：“……学生只是按实情说，不知道京师不许说真话。”王安石说：“君去见皇上，向陛下说你知道的真话。”宋神宗接见李定，问青苗事，李定将南方的真实情况一一上奏，神宗听了非常高兴。以后再有人说新法不好，神宗不听了。

神宗任命李定知谏院。按惯例，宰相不能介绍熟人和关系密切的人当谏官，于是改命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宋敏求、苏颂、吕大临三人一齐向神宗禀奏曰：“李定不由铨考，就越级提拔为京朝官，不经­过御史台，就置身于宪台。朝廷虽然急需用人，也不能这样打破常规，搅乱法制。如此，得到的好处小，破坏法规事大。”他们把李定的任命诏书封还给皇上，神宗连下四次任命诏书，他们三人把诏书压住四次不发，坚持上奏不己，公开顶撞宋神宗，三人被罢去知制诰。天下的士大夫称赞他们是“熙宁三舍人”，褒奖和鼓励他们。这种公开顶撞皇上的官员，在北宋是屡见不鲜的。这种事，如果放在明清两朝，不但人头落地，还会灭门灭族。在北宋，最多被罢官或贬谪几级。

监察御史陈荐上奏说：“李定为泾县主薄时，知道母亲仇氏死，隐瞒不为母亲服丧。”陈荐从哪里知道这件事，没有人追问。因为北宋允许御史风闻谣说，御史们因此可以口无遮拦，可以不负责。不为母亲服二十七个月的孝，那个时代是人人共诛之，个个共讨之的弥天大罪。朝廷立即下令给江­东、淮、浙几路转运使，命令他们实地了解调查。各地很快回奏：李定曾以父亲年迈，请求回家侍养，没有奏报为生母服孝的事。李定自己辩解说，老家曾有一个丫头姓仇，离开李家几十年了，自己是否是仇氏所生，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仇氏是几时死的。宰相曾公亮主张李定补服孝，王安石不同意。王安石和李定心里都明白，李定说了青苗法在江南得到农夫欢迎­的真话，才有这样的谣言。造谣的目的是：对母亲都不孝的人，说话能听吗？朝廷又派专人到江南了解，没有一个人能证明仇氏是李定的生母，李定的父亲也再三申明儿子不是仇氏所生。

神宗任命李定为崇政殿说书。监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一齐上奏，说李定是不孝之人，不适合居劝讲之位。三人一起攻击王安石，数落这位宰相的罪过。神宗觉察到言官们的企图，罢免了陈荐、林旦、薛昌朝、范育四人谏官职务。李定觉得很不安，请求解职，神宗授以他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公事（宰相办公厅，一部门的负责人）。从围绕李定发生的人事纠纷可以看出，当时的反变法派知道不能从变法改革本身上打倒变法派，便收罗其它方面的罪名，加以攻击。皇帝洞察了这一动机，便以更大面积的贬谪加以回应，这又加剧了反变法派们的怨恨，被贬的人越多，积聚的怨恨力量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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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韶，江州德安人，进士及第后任新安县主薄。赴京参加制科考试，不幸落第。他自费到甘肃青海游历，有意识地采访收集边事，独自深入西蕃羌族不毛之地实地考察，反复研究。王韶感悟到对付西夏是一个长期艰苦的工作，他把自己的想法观点系统整理出来，写成《平戎策》。公元1068年，熙宁元年，他上书给神宗皇帝。神宗看了，觉得值得一见，令人召王韶进宫。王韶当时只是八品幕僚，位卑官小，没有资格进宫，神宗不拘一格，特许他进殿。王韶把自己在陕西、甘肃、青海一带所见所闻向神宗一一奏报，王韶提出从渭源（甘肃平凉）入手，向青唐（青海西宁）的河湟地区方圆两千多里的地区发展，既可以团聚兼并西蕃人，又可以斩断西夏深入西蕃的右臂，对西夏形成西南方向的攻势。现在如果不抓紧，一旦西夏势力深入，或再产生一个新西夏，那就非常可怕了。神宗觉得王韶很有战略眼光，是个干实事的人，立刻越级提拔他为陕西秦凤路经­略安抚司的机宜文字（相当于现在的机要秘书），专管西蕃事宜。

两年后，王韶又被越级提拔为秦凤路主管蕃部的提举（负责人），还有向神宗皇帝的专奏权。安抚使（相当于军区司令）李师中和都钤辖（相当于师长）向宝看到王韶如此受重用，有意制肘刁难，王韶因此无法开展招抚工作。神宗知道后，给安抚使李师中下了一道严厉的敕令，斥责他身为一方主帅，不支持朝廷任用之人，并说明事情的成败，必以他为首，不单由王韶一人承担。李师中感到神宗敕令的分量，不敢怠慢，他上奏说：今后招抚工作专由王韶和高遵裕（高太后的舅）全权负责，同时他又奏王韶得到西蕃大酋长献出的土地，用以招募弓­箭手。神宗知道西蕃人很看重土地，一旦在土地上出了偏差，就会引发民族间误会、仇杀，影响很坏，为此，神宗特别给王韶连下好几道圣旨。

枢密院火上浇油，向神宗报告：“隆博、托硕各部落相互仇杀，王韶、高遵裕事先不认真了解。后来向宝带兵去荡灭了他们，高遵裕也同去了。应该命令王韶去秦州听旨，等候王克臣调查了解后再议处。”枢密院的报告明显是针对王韶的。隆博、托硕相互仇杀，王韶是专做蕃部工作的，事先不了解，当然是失职；高遵裕，皇亲国戚，虽然工作有误，但有战功，功过抵销，可以不计，唯一要受责罚的只能是王韶。枢密院的报告表面平和，实际倾向性很明显。王安石非常看重西蕃的招抚工作，他和宋神宗、王韶很快统一了认识：要想制服辽国，必先断它的西夏右臂；要想制服西夏，必先断它的河湟右臂。现在不抢先实现，被西夏觉察，或被他们抢先，后果就不堪设想了。王韶现在的工作是整个战略计划的第一步。然而，枢密使文彦博、副使冯京、吴充有意阻碍这一计划的实现。

王安石极力向神宗解释说：“王韶只根据侦探的报告上奏，蕃部相互仇杀，即使在二十里内也难掌握准确情报，他们或退或进，或散或聚，怎么能马上知道？不能仅凭这一点事给王韶定罪。刚委任他这个职务，他还不可能在群僚中树立威性，现在命他到秦州去听旨，恐怕会挫伤他的情绪，如果以后调查他无罪，再令他继续招抚，他就会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了。”神宗同意王安石的分析，神宗严肃地对宰相曾公亮说：“用向宝是为了战，用王韶是为了和，李师中作为一方主帅，责任是节制两人，用好两人。朝廷有什么亏待向宝的？有什么负他的？李师中的报告很不得体，由中书斥责他！”

王安石对神宗说：“最初，王韶上奏渭源有良田万顷，开垦后可以筹集到三十万石军粮。说渭源一带边贸繁茂，设立市易司可以为招抚工作筹集到不少经费。李师中也是这样报告的。被枢密院大臣讥讽后，李师中就极力诋毁王韶，说万顷良田是谎报，说市易司贪污赔钱，于是文彦博、冯京、吴充和御史们极力攻击王韶，说他欺骗­朝廷，贪功生事，要给王韶定罪。李师中又奏王韶惹引托硕部扰边闹事，调查后发现，王韶、高遵裕招抚西蕃有功，托硕部的仇杀是安抚使李师中处置不当而引发的，责任不在王韶。”文彦博为李师中辩护说：“边帅搁置诏命不执行，这是常有的事。”王安石说：“朝廷的诏令如果无法执行，应该向陛下奏请，搁置诏令安能无罪？一个边廷大帅，搁置诏令，拒不执行，这是破坏朝廷的边廷大计，加上他无中生有，诬蔑谎报，怎么能饶恕？”文彦博说：“李师中既然担任了边帅，是应该严格要求他，不过李师中被王韶搅扰得实在为难。”王安石说：“王韶虽然是特命机宜文字，李师中也力奏王韶有王佐之材，请求任命他兼管蕃部，所以朝廷才同意他的奏清。王韶做的工作都是李师中同意后实施的，何曾搅扰？”文彦博说：“王韶之势，赫赫关中，谁­敢惹他！”神宗说：“这是什么话！王韶所做的事，实施的方案都是向主帅报告的！”宋神宗罢免了李师中经­略安抚使的职务，从延州调郭逵来接替。

13

公元1071年，熙宁四年八月，神宗接受王安石的建议，设置洮河沿边安抚司（军分区司令部），从秦凤路独立出来，直接听命朝廷，减少大臣对招抚工作阻碍和破坏，同时任命王韶主持沿边安抚司（相当于军区司令）夺取河湟地区。命令王韶的青渭寨接管青唐（青海西宁）、武胜军（甘肃临洮）地区。

王韶到秦州与诸将商议，大家一致认为俞龙珂是青唐蕃部最大的酋长，渭源的蕃部和西夏人都在想方设法笼络他，主张用武力征服他。王韶不同意，他命令军队驻扎在边界，他只带领几名骑兵直抵俞龙珂大帐，向他宣谕圣旨，与他真诚交谈，论说成败得失。当天，王韶就住在俞龙珂的大帐内，表示对他不疑。俞龙珂很受感动。第二天，俞龙珂率领两大部族的首领们随同王韶来到大宋军营，带领十二万部族内附大宋。俞龙珂说：“平生听说包中丞是忠臣，非常敬仰他，请赐姓包。”神宗欣然同意，赐包姓，名顺。

同时，在王安石的建议之下，提升王韶为右正言、直集贤院、管勾秦凤路沿边安抚司。王韶的实际职务没有变，但是，集贤院修撰的职称令沿边将士羡慕不己，王韶的声望大大提高。

王韶上奏请允许他带兵讨伐蕃部蒙罗角部。蒙罗角经­常率领他的部落抢劫、骚扰西域，又不肯内附。神宗同意这个请求，同时命令王韶抢修玛勒寨，要他多派间谍深入西夏边境，随时掌握西夏动向。

公元1072年，熙宁五年七月，王韶带兵占领渭源堡（甘肃渭源），派将领击破蒙罗角，占领乞神平，同时击破抹耳水巴族，又占领武胜城（甘肃临洮）。神宗下令，赐给武胜军所有将士二万领军袍，表彰有功将士，改武胜军为镇洮军。后来，为了提高军威，神宗又把镇洮军升格为熙州。

王韶接着出征，官兵占领河州、宕州（甘肃宕县）、岷州、叠州（甘肃卓尼县）、洮州等。此次出征，王韶率军连克五州，五十四天，跋涉一千八百里，从临江寨到安乡塞，开辟方圆二千里国土，人口三十万，斩首三千多，缴获牛马数以万计。战役开始，大家都以为王韶全军覆灭，谣言四起，议论纷纷。胜利的谍报传到京城，神宗大喜过望。

战役的胜利，使熙州、河州、洮州、岷州、叠州、宕州、通远军方圆二千里多的国土连成一片。宋神宗设立熙河路，晋升王韶为龙图阁待制、熙河路都总管、经­略安抚使兼知熙州。王韶经­过几年的奋斗，在王安石的保护下，从一个八品幕僚跃升为镇抚一方的边廷大帅，收复了汉唐两千多里故土，成为一路最高长官。秦凤路因此成为大后方，熙河路深入到西夏腹地，沿黄河上游可以直逼西夏国都兴庆府，给西夏造成极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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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72年，熙宁五年，在京城的紫宸大殿上，宋神宗当着全体文武大臣，解下自己的玉带赐给王安石，神宗无限感慨地说：“洮河之举，当初朝廷上上下下都有疑窦，惟有卿不断启迪，才有今日之成功。朕解玉带赐给卿，以旌表卿的功绩。”

熙河战役的胜利，熙河路的设立，朝廷内外那种因为长期“积弱积贫”而造成的妥协­投降、委曲求全、苟且偷安的思想气氛被否决了，极大地鼓舞了宋神宗，鼓舞了全国的爱国志士，他们对富国强兵、对变法改革、对打败西夏、打败辽国，对恢复汉唐旧疆的信心和决心增强了，“先农后兵”的策略得到充分肯定。

15

公元1070年，熙宁三年，开封府负责农田水利的赵子几上疏道：近年来，农村强盗横行，公开抢掠百姓。乡村虽然有专门缉拿盗贼的耆老和壮丁，力量太弱，不是对手。纵然能捕捉到一两个送官，盗贼的余党肆意报复，破腹挖心，当面凌辱其妻女，凶狠程度惨不忍睹。咨询产生盗贼的原­因，都说从前农村团结为保甲，由官家指挥，专门察觉奸邪，捉拿盗贼。现在保甲废弛了，没人过问了。农村凶残之徒纠集在一块，杀人越货，为非作歹，公开为害，农村再无宁日。

赵子几的报告引起宋神宗王安石的极大关注。免役法的推广，农村破产现象减少了，但是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依然存在，百姓被逼得挺而走险的事时有发生。歹人趁势而起，他们三五成群，或十来个，或二三十，打家劫舍，穿州过县，一伙强似一伙，一年多似一年。北宋外有西夏辽国，内有不稳定的农村，形势依然严峻。

宋神宗与王安石反复讨论，多次召赵子几琢磨推敲，最后由司农寺颁布《畿县保甲条例》（为了减少压力，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一切变法改革条例由司农寺制订）。保甲条令规定：“凡十家为一保，选有才干有心力的主户（有土地、有固定财业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最有心力最有物业的主户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最有德行、最有威望、最有心力、最有财力、最能服众的主户二人为正副都保正。主户、客户（没有财产土地者）凡有两丁以上的，选一人为保丁；单丁、老幼、病患、女户等，不论多少，就近附保；两丁以上，身强力壮的丁壮者，也令附保，内有才勇、为众所服、物力最高者，也充当保丁。……­每一大保，每夜轮流差派五人，在大保境内往返巡警。遇有盗贼，击鼓呜锣，报告大保长……­”条例还规定捉住盗贼的悬赏条款，窝藏盗贼或保内有人当盗贼的处罚条例。

保甲法先在京畿的开封、祥符两县试行，取得经­验，逐步向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诸路推行。宋神宗派太监到开封府十三个县察看麦苗生长情况，很多村民正在练习射箭，他们己经­能拉­九斗的弓箭了。村民都说保甲好，捉住了盗贼还有奖赏，保甲使农村趋向稳定，农村社会也逐渐有了秩序。村民都怕突然中断保甲法后，歹人再来行凶，再次实施报复，他们请求宦官转告皇上，千万不要一热一冷让百姓再遭殃。

王安石进一步为神宗构想出利用保甲的民兵替换现行招募的厢军。当时禁军、厢军、蕃兵总数近120万，除了西部北边前线的禁军将士，内地的厢军们骄惰成性，长期游手好闲，上身穿军装，下身穿便服，军不军，民不民，毫无纪律。招募的厢军多是落魄无赖之徒，他们把军队视为吃饭睡觉的安乐窝。有些号称骑兵的厢军，连马都上不去，在马上射出十几步，箭就落地。拉­出去不能打仗，一打就散，西夏人像赶鸭子似地追杀他们。国家每年还必须拿出六分之五的经­费养活他们。一个巡检带六千厢军，一年耗费十八万贯，十万保甲一年只用八万贯钱粮，从十万保丁中抽出六千训练有素的民兵替换厢军，还能节省十万贯。他们不但可以拱卫京师，还能派往外地。王安石把这个构想告诉神宗，神宗说：“这是个极好的主意，不过不能太过急，要保密，不然又会有人站出来反对。”王安石说：“今天只有王珪在，不会泄漏。”

王珪、韩绛、王安石是同榜进士，王珪探花，韩绛榜眼，王安石第四，如今又同在神宗朝为相，成为科举史上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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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甲法刚推行不久，枢密副使冯京就反对说：“张角黄巾能动乱天下，就是因为有民众基础。现今推行保甲，只怕豪杰中有人趁势而起。”司马光也在《乞罢保甲状》的奏折上，罗列众多理由，坚决反对。当初，司马光、刘挚平时议论冗兵冗费时，慷慨激昂，振振有辞，也意识到那是危害国家的严重问题。一旦神宗和王安石用保甲来革新时，他们又横挑鼻子竖挑眼，喋喋不休地诅咒它的弊病。虽然朝廷上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宋神宗和王安石还是坚定地推行。到公元1076年，熙宁九年，全国组织起来的保甲有六百九十三万，经­过严格训练的保丁有五十六万，已经­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了。

二十四年后，变法派的章惇对神宗的儿子宋哲宗说：“熙宁中，先帝开始推行保甲，开封府界三路得到七十多万保丁。在府界设官教阅，当时议论纷纷，反对的人很多。但是，等到教阅成功后，保丁更胜过正规军。元丰中开始推广到边界三路，效果非常好，还节省了大批养兵之费。”曾布也对哲宗说：“熙宁中，推行保甲法，臣当时在司农寺。各县带来的保甲武艺精熟，阵容可观，很有战斗力。仕官和富家弟子都欣然参加。他们接受先帝检阅时，乘坐良马，鞍鞯华楚，马背上的武艺胜过正规军。”

17

蔡挺，宋城（河南商丘）人，进士及第，曾是范仲淹的幕僚和门客。历任陕西转运副使、庆州知府、环庆路经­略安抚使，与西夏战争中屡建战功，他的部队很有战斗力。公元1072年，熙宁五年，宋神宗任命他为枢密副使。蔡挺把他的练兵方法，在京城亲政殿一一表演，神宗非常欣赏，下令把这种方法颁发给全国，要求诸路照此训练。

公元1073年，熙宁六年，宋神宗在蔡挺的协­助下向全国推行“将兵法”。神宗下令军队全部进行整编，马军一营三百人，步军一营四百。龙威军三十九指挥，合并成二十指挥（宋代安抚使以下，总兵领兵一万，钤辖领兵五千，都监领兵三千，指挥领兵五百，都头领兵一百，押官领兵二十五人）。宣威军全部合并到威猛军和广捷军，宣威军的建制撤销。陕西步马军人三百二十七营合并为二百七十营，河北河东五百四十五营合并为三百五十五营。宋神宗下令，四十五岁以下、身体强壮的留下当兵，五十岁以上的裁减为民。京城裁减的禁军，允许携带妻子迁至淮南一带生产劳动，生活上给予照顾。并营后的禁军士兵分三等，上等兵月俸一千文，中等兵五百，下等三百。每年秋季，全国禁军大比武，通过比赛决定所有官兵的升降。

公元1075年，熙宁八年，全国军队整编告一段落，禁军五十七万，厢军八百四十指挥，二十三万，全国军队总数为八十万。比宋英宗治平年间减少三十六万，比宋仁宗庆历年间减少四十五万。军费因此大大减少，国家财政宽松了许多。全国九十二将，三十七将部署在河北、京东、京西，对付辽国；四十二将部署在陕西、甘肃，对付西夏；其余十三将分布到全国各地。陕西、甘肃兵力最多，是防御的重点，其次是北方。宋神宗完全改变了宋太祖“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政策，完全抛弃一百多年的“更戍法”。新的将领可以“各专军政，州县不得干预”，将校有带兵训练、能领兵打仗的实权，将校认识兵，士兵必须服从将校。经­过整训，军队纪律和战斗力明显提高。

18

开国以来，贮藏的兵器大多陈旧败坏不堪。制造武器装备的机关叫“三司胄案”，三司事务繁多，顾及不到它。三司胄案制作的盔甲有用纸糊的，有用麻布缝制的，连流箭都挡不住，很多将士因此送命，制造的枪、箭、甲衣经­不起日晒雨淋就焦脆朽烂了，与西夏作战时，因为武器装备质量低劣，前方将士吃尽了苦头。

公元1073年，熙宁六年六月，宋神宗接受王安石儿子王雱的建议，成立“军器监”（军需武器装备部），委任监丞、主薄、勾当公事等专职官员。各州各军设立“都作院”，由军器监派官员到都作院负责领导。产品质量分优中劣三等，作为都作院官员升迁的依据。开封京城有东西两作坊和一个御前军器所，三个作坊有五千工匠、三千七百军匠，共八千七百人。工匠军匠集中在一起生产军需武器，工匠们都是招募来的，一天七十文工钱，一月七斗半米，当时物价稳定，工匠的不但可以养活自已，还能养活家人。

军器监成立两年时间里，造出铠甲七千八百零五副，比以前同期多造四千八百零九副，箭一百三十八万四千多支，比以前同期多造三十四万支。有的产品增加数十倍，最少也增加一倍。数量增加了，质量提高了，工料反而节省了。宋神宗命令军器监编¼­了一部一百一十卷的《军器法式》工具书，用它指导如何选料，如何制造，如何检查质量。那是在科学技木指导下进行生产的作坊，是十一世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大兵工厂。

司马光一再强调“兵者，凶器也”，国家大量生产兵器，“不仁也”。神宗刚一去世，宰相司马光就以“仁者不言兵”下令撤销军器监，遣散工匠。

19

冷兵器时代，骑兵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北宋与西夏辽国作战，往往败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抵挡不了草原­的骑兵。游牧民族马背上的功夫是从小培养出来的，每年草肥马壮时，他们就举国南下，所到之处，寸草不留。北宋只好修筑坚固的城墙来防御。为了抵御入侵，北宋必须武装自己的骑兵。农耕地区，养一匹战马需要占地三十亩，国家广平牧马监放养五六千匹战马，占用良田一百五十万亩。宋仁宗时，担任过群牧使（负责管理、牧养、购买战马等事宜的最高长官，部长级）的包拯、丁度、宋祁、叶清臣等等著名大臣，一再向宋仁宗建议动员民户养马。宋神宗继位后，群牧使李中师也再次提出“废漳河南北牧马监，省国费养马于民”的建议。保甲法推广后，民间养马的主张才能真正实现。

公元1072年，熙宁五年，司农寺根据宋神宗的旨意，拟定了《保马法条例》，从开封府界推广到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愿意养马的保甲户，一户可以认养一匹，财产多的允许养两匹。马匹由牧马监配给，或官府给钱自己购买，不允许强行硬配。开封府界认养总数不得超过三千匹，五路不得超过五千匹。保甲户可以用马匹追捕盗贼，但是不允许跑过三百里。开封府界养马户一年免交二百五十束蒿草，五路养马户每年免去折变、沿纳等赋税。官府定时派人检查，养得好的给奖励，马死了，由认养者赔偿。按中等价计算，官府养一匹马一年花费二十七贯，民户只需发给十八贯，一匹能节省九贯，八千多匹一年能省八万贯，民户不但养得膘肥马壮，还腾出大批良田出租。

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和军器监的成立，军队焕然一新，为北宋走出“积弱”的怪圈，迈出重要的一步。变法派在军事上的革新，为北宋综合国力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20

宋朝开国一百多年来，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大商人不但兼并大量土地，还拥有雄厚的货币资金。在交易中，他们把持各种商业的组织，宋朝把这种组织叫“行会”，大商人制定了有利于他们自己的行规。当时的大商人们己经­垄断商品，垄断物价。他们与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勾结，享受各种特权和好处。贵人们表面上没有商业活动，但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在“行会”里分红取利。在宋朝，这些贵人被称为“影占行人”。

官府对商人的资产、设备、产品都作了详细的登记，宫廷和官府要置办各种商品时，就命令有关行会的商人轮流代办，官府称这种代办叫“行户只应”。这种“行户只应”大多是白吃白拿，对行户损伤很大，行户们想方设法逃避这种差役。大商人们利用与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关系，把“行户只应”的差役转嫁到中、小商人身上，对他们造成破坏性的重负。官府还强制商人缴纳行会钱，称“纠人入行”。行会钱成为众多中、小商人和小贩的灾难。

大商人以“较固取利”的手段垄断各种交易，他们压低收购价，抬高销售价，用这种破坏性的差价手段获取高额利润。这是一把双刃剑，既让外地商人赔本折业，又让城市居民增加生活负担。外地商人和居民生活无着落时，只好借高利贷，大商人们既是垄断者又是高利贷者。东京是皇室贵族、达官贵人聚居的地方，几十万军队结集在京畿地区，一百多万人的汴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城市。人口越多，商业贸易越繁荣，大商人们在这样的城市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公元1072年，熙宁五年，开封一个叫魏继宗的商人向宋神宗上书说：京师是全国商品百货的集散地，但是，京师的物价极不稳定，忽高忽低，相互倾轧，有时高于本钱数倍甚至几十倍，富商大贾利用货物到京的时间差，操纵货物收购或发放大权。他们有意囤积居奇，有意不外泄，有意造成物价大起大落，从中牟利。后果是社会动荡不安，国家不稳定。朝廷应该牢牢控制物价，保证国家稳定，商贸大权不应该旁落到富商大贾手中。只有这样，东南西北的货物才会云集京师，天下才能互通有无。

魏继宗的上书引起王安石的高度重视，宋神宗对京城大商人任意搅动市场，肆意哄抬物价，投机获利，危及国家的现实也很重视。他同意推行“市易法”，命令在京师成立“市易务”，委派吕嘉问为提举，从皇家内藏库拨一百万贯做市易的本钱。

市易务这个机构本身并不做生意，由登记的行人和牙人进行商务活动。外地运货商人到京后，可以直接找市易务。由市易务的行人、牙人和外地商人三方当面议出一个合理价格，再拿到开封市场零售。行人愿意购买外商货物，行人钱不够，市易务可以垫付。外地商人如果不要钱，可以以物易物，换取市易务其他等价的货物。市易务只收取手续费、中介费和税收。外地货物都汇集到市易务，外地商人来到京城不再受“兼并之家”的盘剥了，兼并之家在各行各业的欺行霸市、垄断行为被打破，市场价格平稳了，京城商业经­济繁荣了，中小商人和小贩如释重负了。全国几十个大城市都成立了市易务，京城的市易务升格为市易司（部长级）。市易法和均输法一进一出，相互配合，国家控制了物价，控制了经­济走向，掌握了经­济命脉。全国夏粮秋粮收取的现金只有五百五十八万贯，东京市易务一年的利息钱为一百四十三万贯，市例钱九万八千贯，两项共一百五十三万贯，相当于全国农业税的三分之一。东京市易务成立半年，就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21

封建时代，有品级的是官，没品级的是吏。几十年前，宋真宗一次就裁减二十万吏胥，不过官府中留下的吏胥还很多。熙宁五年以前，吏胥是没有工资的，他们靠渔诈百姓生活，有的甚至还能发财致富，他们又是政府最基层的衙役，国家所有工作都靠他们具体执行，他们的好坏直接影响新法的执行。改革到一定程度时，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感到这个问题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时候了。

公元1073年，熙宁六年，宋神宗批准制定“吏禄法”。规定州县吏胥每月工资为六千文，多的八千文。当时一斗米四十文。京城发放的吏禄是三千八百贯，熙宁八年京城吏禄增加到三十七万贯，全国州县增加到六十九万贯。低级县令、参军原­先每月十贯，米麦两石，“贫不足以养活家人，往往陷予敲诈勒索不廉之地”。工资改革后，县令、参军的俸禄增加到十五贯，米麦四石，主薄、县尉十二贯，米麦三石，全国吏胥和低级县令等每年总计俸禄一百零七万贯，米麦四万二千八百石。这些钱粮，国库没有拨出一文，全由市易务支出。市易务不但为国家增加了税收，还为国家整顿吏治提供了经­济基础。工资增加了，官吏感受到改革的好处，他们成为改革变法的支持者和拥护者。朝廷同时制定了重刑重典杜绝官吏颠倒黑白，收取贿赂，鱼肉百姓，防止腐败。

22

市易务的运行极大地伤害了大贵族和大商人的利益。北宋对皇亲国戚执行“只养不用”的政策，不让他们过问政治，鼓励他们兼并土地、经­商谋利。宋神宗的外祖父向经­是京城有名的“影占行人”，他和太监们每年从供应皇宫的交易中获得令人羡慕不己的好处；太皇曹太后的弟弟曹佾是有名的大商人，欺行霸市，贱买贵卖；特别是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她的家人在京城里参与众多生意，受到的打击和损害最大，高太后对变法派和王安石恨之入骨；枢密使文彦博的家人把生意做到全国各地。现在，皇亲国戚、太监大臣、富人大商联合起来，一齐把矛头指向王安石，指向变法派。

就在这个时候，变法派内部出现了内讧。曾布是最坚定的变法派，他刚提升为三司使，他对市易务提举吕嘉问这个下属的骄横极端看不惯，他知道王安石很看重市易务的工作，直接向宋神宗反映市易务作奸犯科、强买强卖、帐目混乱等问题，宋神宗不知道曾布揭露市易务内幕的目的是整垮吕嘉问，是为了发泄他个人的私愤和不满，在他的同意下，曾布张榜公开悬赏揭发市易务的问题。变法派的内讧引爆了反对派的炸药桶，大商人认为市易务每年一百五十多万贯的收益就是打劫他们的利润而获得的，朝廷上下、皇宫内外、酒搂茶馆里到处在议论市易务，诽谤市易务。

23

公元1073年（熙宁六年）七月到熙宁七年四月，河北、京东、陕西等地连续干旱十个月，神宗命令全国各地官员组织隆重的仪式，虔诚地向上天求雨。商人们趁着干旱饥荒将四十文一斗的粮价哄抬到一百五十文一斗，社会因此人心惶惶，动荡不安。神宗命令国家粮仓以一百文一斗出售给饥民，不久又命令降至九十文，再命令降至八十文。

大批饥民扶老携幼涌入京城。京城安上门监门官郑侠把面带菜色、饥肠辘辘、身无完衣的饥民画成《流民图》，私发“马递”送到神宗的御案前，郑侠说：“干旱由王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要求“斩安石，谢天下”。辽国知道北宋大旱，派使者来要求重新划分国界，趁火打劫，勒索北宋。司天监灵台郎元瑛利用天象说“天久阴，星失度，政失民心，强臣专国”，攻击王安石要篡权政变，大喊“去安石，天乃雨”。司天监是传递上天意志的，很有煽动性。太皇曹太后说：“王安石确实有才学，但是，怨恨他的人太多了，如果想保全他，不如让他到外地避一段时间。”高太后哭着说：“王安石乱天下怎么办？”当时陕西华山发生剧烈山崩，枢密使文彦博说：“市易法，天怒­人怨，华山才会山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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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74年（宋熙宁六年），王安石辞去宰相职务，这时他第一次辞职，宋神宗再三挽留，惋惜不舍。从熙宁二年二月到熙宁七年四月，五年时间，王安石协­助宋神宗制定推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保甲法、将兵法、保马法、市易法、吏禄法，使财政窘困的北宋政府，走出困境，重新振作起来。神宗深有感慨地说：“安石一心为国，不追求官职，不在意个人进退得失，廉洁自律，可谓贤者。”王安石推荐韩绛为宰相，推荐吕惠卿为参知政事，宋神宗一一答应。王安石还写信给王韶，要他坚信朝廷对西夏的政策，勉励他为国守边，坚定他抗击西夏的决心。

两年的灾荒中，宋神宗和变法派利用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积累的钱粮，低价卖出数以万计的粮食，用钱粮招募灾民修水利、修国防工程，以工代赈度过灾荒。变法改革的成就，在荒年之际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安定了社会，稳定了国家。对这些成果，反对变法的人也是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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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惠卿当上参知政事后，把他几个弟弟调入中央，安排在显赫的职位上，在家乡，他用低价强行购买农民上千顷良田，利用权势收受贿赂，卖官鬻爵。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他想方设法阻止宋神宗再次启用王安石。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种种表现，引起宋神宗和宰相韩绛的注意。公元1075年（熙宁八年）二月，宋神宗急召王安石进京再次担起重任。吕惠卿措手不及，他揭发皇家宗室赵世居谋反，还嫁祸陷害王安石。六年前，吕惠卿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选人，王安石提拔他，重用他，一手扶他登上青天，他当上副宰相后就翻­脸了。苏辙说王安石对吕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师之义”，变法派、反对派都极端鄙视吕惠卿的为人，朝廷上，言官们群起而攻之。神宗当机立断，罢了吕惠卿的官，

吕惠卿被贬离京前，写了几十页奏折，揭发检举王安石，离间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使宋神宗猜忌怀疑这位师臣。曾布和吕惠卿的反叛，伤透了王安石的心，加上儿子王雱的病逝，王安石灰心了。公元1077年（熙宁九年），王安石担任了一年零八个月宰相后，再次辞去职务，从此远离政坛。宋神宗后来晋封他为“特进荆国公”，历史上，敬称他为王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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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在位十八年，有“熙宁、元丰”两个年号，变法都在王安石担任宰相的熙宁年间完成的，南宋称为“王安石变法”，带有贬意。变法是宋神宗、王安石和变法派共同完成的，应该称为“熙宁变法”。在后来的“元丰”八年里，宋神宗独掌天下，坚持王安石为他制定的“先农后兵、抑制兼并、富国强兵、抗击外辱”的治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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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四年四月，陕西鄜延路副总管种谔上报一条令神宗激动的消息：西夏国母梁太后为阻止西夏王秉常推行汉制，双方发生矛盾，梁太后囚禁了秉常，西夏出现了内乱。神宗立即命令陕西甘肃的鄜延、环庆、泾原­、河东、熙河五路安抚司分别派出谍报深入西夏探明真实情报。环庆路安抚使俞充认为现在是讨伐西夏的最佳时刻，他献上征讨西夏的行军图。请求神宗召他进京面圣，直接陈述他的构想。可惜这份奏折到京时，俞充在前线突然病亡。

神宗召种谔进京，种谔把前线双方态势向神宗详细汇报，叙说几年来前线部队改革训练的状况，认为这是厉兵秣马，一试锋芒的最好时刻。神宗遂决意西征。他越级提拔种谔为鄜延路副安抚使，并赐予金带以示荣宠，赐银万两给种谔作招纳西夏人之用。授予种谔节制鄜延、麟府两路军马的特权，并诏令鄜延路安抚司的事务由经­略安抚使沈括处理。

神宗命令昭宣使、入内都副使（大太监）王中正指挥河东路官兵，节制种谔军；高遵裕（外戚）接替病故的俞充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节制泾原­路总管刘昌祚；宣政使、入内副都知（大太监）李宪任熙河路经­略安抚使，节制秦凤路兵马。神宗安排五路大军结成王中正、高遵裕、李宪三个方面军，齐头并进杀向西夏都城兴庆府，企图一举灭亡西夏。

元丰四年九月，种谔率兵攻克米脂寨（陕西米脂），这是北宋军队改革后打的第一次大胜仗；李宪率军攻下西夏重镇兰州，他命令全军加速构筑兰州城墙，让兰州成为前沿抗击西夏的坚固堡垒；王中正率领十二万大军在北宋与辽国边界游弋，没有攻占一城，也不与西夏正面交锋，他奉旨防御辽国入侵。两个月后，他粮食不济，奉命回撤；鄜延路安抚使沈括利用王中正十二万大军从延州防区回撤之机，大打心理战，命令属下大肆扬言：十二万河东军归沈括节制，攻克西夏浮图城（陕西绥德西）、西夏吴堡和义和三座要塞，连同种谔攻占的米脂寨，四座城堡成为延州北面最牢固的防线。

泾原­路总管刘昌祚率五万大军按照高遵裕制定的行军路线，深入到西夏国境的堪哥坪，一路捷报频传。元丰四年十月三十日，刘昌祚率军杀到灵州（宁夏灵武）城下，当时灵州城门还未关闭，西夏人根本没有料到宋军会来得这样快！然而，高遵裕使者却飞马赶到，传达命令：“高太尉己派遣王永昌入城招安，不许杀入城中！”实际上此时，高遵裕还被西夏人挡在一百多里之外。西夏人占领灵州八十多年来，刘昌祚是第一个打到灵州城下的北宋将领，不过由于高遵裕忌贤妒能，使北宋军队失去攻占灵州的最佳时机！

高遵裕不让刘昌祚的军队参加攻城，他自己的军队十五天也没拿下灵州。西夏援兵不断赶来，放黄河水淹没了宋营，高遵裕狼狈逃窜，刘昌祚率领他的军队艰难地断后。

灵州之败，给西征的宋军造成重大损失，神宗痛苦得彻夜不眠。战后，神宗对种谔、沈括、李宪等众多将士给予重赏，对王中正虽不赏赐，也不追问。刘昌祚贬官三级，两年后，神宗给刘昌祚和他的将士平反，一一给予重奖，还越级提拔刘昌祚为鄜延路安抚使。高遵裕贬为郢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永不录用。西征虽然失败，神宗没有气馁，他积极筹划下一次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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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使西夏经­济凋敝，国库空虚，人口锐减，入不敷出，元丰六年四月，西夏派使者向宋神宗求和，要求每年仍然赐予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要求恢复通商，宋神宗断然拒绝；元丰六年六月，西夏使者再次前来求和；元丰六年十月，西夏又派使者求和；元丰七年十一月，西夏第四次派使者求和，宋神宗坚决回绝。求和不成，西夏就打，北宋的边防己牢不可破，后方的物资源源不断运到前线，北宋越战越强。

元丰七年冬天，神宗积极筹措，准备来年再次西征。他命令李宪从兰州顺黄河而下，攻打西夏都城兴庆府（宁夏银川）。公元1085年，元丰八年三月五日，积劳成疾的神宗病重，他带着未了的心愿逝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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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85年，七岁的宋哲宗继位，他的祖母太皇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要废除所有的新法，变法派提出“子三年不改父政，是为孝。”高太后请出司马光做宰相，司马光以“母改子，不是子改父”为口号，废除所有的新政新法。废除免役法时，在金陵（江­苏南京）的王安石知道后，忧愤而死。司马光把保马法、保甲法、将兵法统统废除，西夏铁骑攻打边关，北宋军队兵找不到官，官指挥不了兵，陕西频频告急，司马光束手无策。他主动把七万两银、十五万匹绢、三万斤茶，每年按时奉送给西夏，西夏王公贵族婚丧嫁娶，他立即派人殷勤地送上厚礼，司马光还以优惠条件恢复通商。为了赢得西夏人欢心，司马光要把边防要塞全部退还西夏。在陕甘担任过职务的孙路、安焘等拿着地图指给司马光看：“……放弃兰州，熙河就危险；放弃熙河，关中就会动摇！”边关将士听说用血肉之躯夺来的战略要塞，无条件归还西夏，将士们捶胸顿足，伤心痛哭。西夏使者每次来到朝廷，高傲地大喊大叫：“神宗知错！神宗知错！”司马光拱手弯腰，唯唯诺诺，大气都不敢出。

司马光担任一年零四个月的宰相，推翻了宋神宗王安石所有的新政新法，满意地死了。四十二年后，北宋灭亡。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在写《痛史》时，痛心疾首地说：“北宋灭亡，始于司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