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hadley viscara: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阅读文献精选——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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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课程阅读文献精选——政治经济学作者:raozbb 来源:理论课部教学网 录入:raozbb 字体: 
10亿用于支付收入和原 10亿预付利息 10亿的数额 10亿年预付的 10亿 支出：20亿 总计：20亿 总计：50亿 其中一半被该 阶级留下一 年的预付(摘自勉奈的《经济表的分析》一书)251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这个地方加了见本卷第719—720页。---356。252 按照卢梭的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财产的形成和不平等的占有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进一步发展破坏了这种社会契约，导致某种新的自然状态的形成。能够消除这一自然状态的，据说是以某种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 卢梭在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以 及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的《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这两部著作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356、720。253 恩格斯在这里是指“真正平等派”，又称“掘地派”。他们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极左派，代表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通过集体开垦公有土地来实现这种思想。---357、721。254 这里首先是指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托·莫尔的著作《乌托邦》(1516年出版)和托·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年出版)。---357、721。 255 德·狄德罗的对话《拉摩的侄子》写成于1762年前后，后又经作者修改了两次。最初由歌德翻译的德译本于1805年在莱比锡出版。第一个法文版发表在1821年巴黎版《狄德罗轶文集》上，该文集实际上1823年才出版。---359、733。256 亚历山大里亚时期是指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7世纪的时期。这个时期因埃及的一个港口城市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地中海沿岸)成了当时国际经济关系最大中心之一而得名。在这一时期，许多科学，如数学和力学(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地理学、天文学、解剖学、生理学等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359、734。257 根据康德的星云假说，太阳系是从原始星云(拉丁文：nebula---雾)发展而来的。康德在1755年柯尼斯堡和莱比锡出版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或根据牛顿原理试论宇宙的结构和机械起源》中阐述了这一假说。这本书是匿名出版的。 拉普拉斯关于太阳系的构成的假说最初于法兰西共和四年(1796年)在巴黎出版的《宇宙体系解说》第1—2卷最后一章中得到了阐述。由他生前编好，死后即1835年出版的此书的最后一版(第6版)中，这个假说是在第七个注中阐述的。 宇宙空间存在着类似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所设想的原始星云的炽热的云雾体，是由英国天文学家威·哈金斯于1864年用光谱学方法证实的，他在天文学中广泛地运用了古·基尔霍夫和罗·木生在 1859年发明的光谱分析法。恩格斯在这里参考了安·赛奇《太阳》1872年不伦瑞克版第787、789—790页。---362、736。258 指宪章运动，见注122。---364、738。259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1版(1882年)中，恩格斯对这个原理作了如下更加确切的表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65。260 恩格斯称米希勒为“黑格尔派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显然是由于米希勒始终不渝地笃信被肤浅理解的黑格尔主义。例如，1876年，米希勒开 始出版5卷集的《哲学体系》，其总的结构完全是模仿黑格尔的《哲学全书》。见卡·路·米希勒《作为精确科学的哲学体系(包括逻辑、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1876—1881年第1—5卷。 关于“永世流浪的犹太人”，见本卷第909页。---374。261 1885年准备出版《反杜林论》第2版时，思格斯曾经打算在这个地方加一条注释，后来，他把这条注释的草稿(《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的无限的原型》)列为《自然辩证法》的材料(见本选集第4卷第364—370页)。---375。262 暗指普鲁士人奴仆般的顺从态度，他们通过了1848年12月5日在解散普鲁士制宪议会的同时由国王钦定(“恩赐”)的宪法。这部由反动大臣曼托伊费尔参与制定的宪法于1850年1月31日经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最后批准。---378。263 在《反杜林论》第一编中所引用的页码都出自杜林《哲学教程》一书。---379264 此处列举的是19世纪欧洲历次战争中的几次最大的会战。 奥斯特利茨会战是1805年12月2日俄奥两国军队和法国军队之间的会战。这次会战以拿破仑第一的胜利而告终。 耶拿会战是1806年10月14日法军和普军之间的会战。这次会战普军被击溃，普鲁士投降了拿破仑法国。 克尼格雷茨会战又称萨多瓦会战(见注18)。色当会战是1870年9月l-2日普鲁士和法国在色当进行的会战。这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一次决定性会战，普鲁士军队挫败了麦克马洪指挥的法国军队，并迫使它投降。---381。265 见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1812---1816年纽伦堡版。这部著作共分三册：(1)客观逻辑，存在论(1812年出版)；(2)客观逻辑，本质论(1813年出版)；(3)主观逻辑或概念论(1816年出版)。---385。266 指杜林对德国大数学家卡，弗·高斯关于非欧几里得几何学体系，特别是关于多度空问几何学体系的思想所进行的攻击。---390。267 见黑格尔《逻辑学》第2册本质论的开头部分。 关于后来谢林的“不可追溯的存在”这个范畴，见恩格斯的著作《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06—269页)。---392。268 关于运动的量守恒的思想，笛卡儿曾在他的《论光》(《论世界》一书的第一部分，该书写于1630—1633年，笛卡儿死后于1664年出版)和他1639年4月30日给德·博恩纳的信中表述过。这个论点在笛卡儿的《哲学原理》(1644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部第36节中得到了最充分的 阐述。---3930 269 关于哥白尼体系，1886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作过论述，参看本选集第4卷第226页。恩格斯在论 述过程中所提到的行星是指1846年9月23日柏林天文台观察员约”加勒发现的海王星。---397。270 根据后来的准确材料，水在100度蒸发时发生的潜热为538．9卡／克。---403271 1885年，准备出版《反杜林论》的第2版时，恩格斯曾经打算在这里加一条注释，后来，他把这条注释的草稿(《关于“机械的”自然观》)列为《自然辩证法》的材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4—599页)。---406。272 见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72年伦敦第6版第428页。引文中的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这是经过达尔文作了补充和修订的最后一版。该书的第1版以《物种起源》为题于1859年在伦敦出版。 恩格斯在后面，即在本卷第414页，引用的是达尔文这本书的同一版本。---412。273 见恩·海克尔《自然创造史。关于一般进化学说，特别是达尔文、歌德、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的通俗学术讲演H873年柏林第4版。该书第1版于1868年在柏林出版。 原生生物(来自希腊文πρ?τιος。----最初的)---按照海克尔的分类，是最简单的有机体的一大组，它包括单细胞的和无细胞的有机体，在有机界中构成除多细胞有机体的两界(植物和动物)以外的一个特殊的第三界。 原虫(来自希腊文μου?ρης---简单的)---按照海克尔的见解，是无核的完全没有结构的蛋白质小块，它执行生命的所有重要职能：摄食、运动、对刺激的反应、繁殖。海克尔把原始的、通过自生的途径产生而目前已经绝灭的原虫(最古的原虫)同现代的还存在的原虫区分开来。前者是有机界的三个界发展的起点；细胞就是从最古的原虫历史地 发展出来的。后者属于原生生物界，并构成该界的第一个最简单的纲；在海克尔看来，现代的原虫具有不同的种：Protamoeba primitiva(原变形虫)，Protomyxa aurantiaca(原胶胞子)，Bathybius Haeckelii(海克尔深水虫)。 “原生生物”和“原虫”这两个术语是海克尔于1866年(在他的《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使用的，但是未被科学界确认。目前，曾被海克尔看作原生生物的有机体或者被划为植物，或者被划为动物。原虫的存在后来也没有得到证实。但是，关于细胞有机体由前细胞组织发展而来这一总的思想和把原始生物划分为植物和动物的思想已为科学界所公认。---413。274 《尼贝龙根的戒指》是理·瓦格纳的一部大型组歌剧，它包括以下四部歌剧：《莱茵的黄金》、《瓦尔库蕾》、《齐格弗里特》和《神的灭亡》。187年8月13日，首届拜罗伊特戏剧节上演了这部组歌剧。 瓦格纳曾于1850年出版了他的著作《未来的艺术作品》，因而瓦格纳的音乐作品被他的批评者和推崇者们称为“未来的音乐”。这一概念在当时非常流行。“未来的作曲家”显然是从“未来的音乐”这一概念而来，在这里，恩格斯是以此来讥讽杜林，因为德语中“作曲”和“组合”是同一个词“Komposition”。---416。275 植虫(Pflanzentiere---植物动物)是16世纪以来对无脊椎动物组(主要是海绵动物和腔肠动物)的称呼，它们的某些特征与植物的特征相同(例如固定的生活方式)，因此人们认为植虫是介于植物和动物之间的中间形态。从19世纪中叶起，“植虫”这个术语是作为腔肠动物的同义词来使用的，现在这一术浯已不再使用。---418。276 这里提到的分类法是托·亨·赫胥黎在他的《比较解剖学原理讲义》1864年伦敦版第五讲中提出的。这种分类法为亨·阿·尼科尔森的《动物学手册》(该书第l版在1870年出版)奠定了基础。恩格斯在写《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时参考了尼科尔森的这一著作，但未弄清是哪一版本。---418。277 特劳白的人造细胞是一种无机构成，它是活细胞的模型，能够进行新陈代谢和生长，可以用来研究生命现象，是德国化学家和生理学家摩·特劳白用混合胶体溶液的办法研制的。1874年9月23日在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布勒斯劳第四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特劳白宣读了自己的试验成果。马克思和思格斯对特劳白的这一发现评价极高(见马克思 1875年6月18日给彼.拉·拉甫罗夫的信，马克思1877年1月21日给威·亚·弗罗恩德的信)。---421。278 恩格斯在这里叙述了发表在1876年11月16日《自然界》杂志上的一篇简讯的内容。这篇简讯报道了德·伊.门捷列夫1876年9月3日在俄国自然研究家和医生华沙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在发言中阐述了1875-—1876年同约·埃.博古斯基一起验证波义耳一马略特定律的结果。 这条脚注，显然是恩格斯在校对《反杜林论》的这一章(1877年2月28日发表于《前进报》)时写的。脚注末尾，即括号里的话，是恩格斯在1885年准备《反杜林论》第2版时加的。---432。279 指卢梭《沦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该书于1754年写成，1755年出 版，见注252。---439。280 指麦·施蒂纳的著作《唯—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马克思 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这部著作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6—530页)。--440。281 指沙皇俄国占领中亚细亚时期发生的事件。在1873年希瓦远征时期， 俄国的一支部队遵照考夫曼将军的命令，在戈洛瓦乔夫将军的指挥下，于7—8月对土库曼的约穆德人进行了残暴的讨伐性远征。恩格斯引用的有关材料，显然主要来源于美国驻俄外交官尤·斯凯勒的著作《突厥斯坦。俄属突厥斯坦、浩罕、布哈拉和伊宁旅行札记》(两卷集)。见该书1876年伦敦版第2卷第356—359页。---442。282 见《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3节A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引用的是《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只是在第2篇第10章中，恩格斯为了出版《反杜林论》第3版而修改这一章时，才引用了《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3版。--448。283 拉萨尔于1848年2月因被控教唆盗窃一只存放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离婚案(1846—1854年拉萨尔是该案的律师)需用文件的首饰匣而被捕。拉萨尔案件于1848年8月5—11日审理，拉萨尔本人被陪审法庭 宣判无罪。---450。284 刑法典是法国的法典，1810年通过，从1811年起在法国以及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施；1815年莱茵省归并普鲁士以后，刑法典仍和民法典并行于莱茵省。普鲁士政府曾力图采取一系列措施在莱茵省推行普鲁士的法律，但遭到莱茵省的坚决反对。三月革命后，根据1848年4月15日的命令，这些措施被取消。---450。拿破仑法典是1804年通过的法兰西民法典。恩格斯称它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见本选集第4卷第253页) 这里指广义的拿破仑法典，即1804—1810年拿破仑统治时期通过 的五部法典的总称，这五部法典是：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450。286 无知并不是论据，是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第一部中针对持僧侣主义目的论的自然观的代表人物讲的一句话。这些人提出“上帝的意志”是一切现象的原因的原因，他们进行论证的唯一手段就是求助于对其他原因的无知。---452。民法大全指罗马的民法大全，是调整罗马奴隶占有制社会的财产关系的一部民法汇编；于6世纪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编纂。恩格斯称它是“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见本选集第4卷第252 页)。---452。288 关于在普鲁士强制实行出生、结婚和死亡等民事登记的法律于1874年3月9日最后批准并于同年10月1日开始生效。1875年2月6日在全德意志帝国范围内也颁布·了同样的法案。这一法案主要是针对天主教会的，它剥夺了教会登记户籍的权利，从而大大地限制了教会的影响和收入。这是俾斯麦的所谓“文化斗争”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453。289指勃兰登堡、东普鲁士、西普鲁士、波兹南、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六省，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前这些省份归属普鲁士王国。经济、政治、文化最为发达的莱菌省不在此列，莱茵省是1815年归并普鲁士的。---454。290 人差指确定天体通过已知平面瞬间的系统误差，这种误差是以观察员的心理生理特点和记录天体通过时刻的方式为转移的。--455。291 马克思在撰写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的过程中曾不止一次更改这一著作的卷册划分计划。从186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时起，马克思的计划是：全部著作分三卷四册出版，第2册和第3册构成一卷即第2卷(参看《资本论》第1版序言)。马克思逝世后，思格斯出版了第2册和第3册，作为第2卷和第3卷。最后一册即第4册---《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恩格斯没有来得及出版。---464、558。292 1867年《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3卷第3期第182—186页刊登了杜林对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的评论。---465。293 见拿破仑回忆录《对1816年巴黎出版的<论军事学术>一书的十七条意 见》，第三条意见：骑兵。载于蒙托龙伯爵将军编《拿破仑执政时期法国 历史回忆录，与拿破仑—同被俘的将军们编于圣赫勒拿岛，根据完全由 拿破仑亲自校订的原稿刊印}1823年巴黎版第1卷第262页。 恩格斯在他的《骑兵》一文中直接采用了拿破仑回忆录中的这段话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320页)。---471。294 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7节。恩格斯在这里和后面几处引用的是 《资本论》第l卷德文第2版(1872年)。这里所引用的段落，在德文第4 版中有一些改动。---473。295 指卢梭的著作《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见注252)，写于1754 年。恩格斯在后面所引用的是这一著作(1755年版)的第2部第116、 118、146、175—177页。---482。296 见恩·海克尔《自然创造史}1873年柏林第4版第590—591页。按照海克尔的分类，Alali是在本来意义上的人出现以前的那一阶段。Alal就是“没有语言的原始人”，确切些说，是猿人(直立猿人)。海克尔关于类人猿和现代人之间存在一个过渡形态的假说在1891年得到证实。当时荷兰的人类学家欧·杜布瓦在爪哇岛找到了远古人化石的残片，这种人也被称为“直立猿人”。---482。297“determinatio est negatio”这一用语的意思是“规定即否定”，见斯宾诺莎1674年6月2日给雅·耶勒斯的信(巴·斯宾诺莎《通信集》第50封信)。“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亦即“任何规定即否定”，在黑格尔的著作中使用较多，因此为人们所熟知(见《哲学全书》第1部第91节附释；《逻辑学》第1册第1篇第2章关于质这一节的注释；《哲学 史讲演录》第1卷第l部第1篇第1章关于巴门尼德的一节)。---484。298 这一用语出自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的第一首讽刺诗。---492。299 在《反杜林论》第二编中，除该编第十章外，所引用的页码都出自杜林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第2版。---494。300 爬虫报刊是指从政府那里得到金钱援助的反动报刊。1869年1月30日俾斯麦在普鲁士下院发表演说时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了这一用语。当时俾斯麦把政府的反对者称为爬虫。但是后来这一用语却恰好被人们用来指那些卖身投靠政府并为其效劳的记者。俾斯麦本人于1876年2月9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发表演说时不得不承认“爬虫”一词的新含义已在德国广为流传这一事实。----497。301 恩格斯在这里引用了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奥·威·施勒格尔的德译本)前篇第2幕第4场中福斯泰夫的话：“即使论据像乌莓子一样便宜，我也不会在人家的强迫之下给他一个论据。”---501。302 恩格斯的这些材料引自恩.库尔提饭乌斯的《希腊史》1869年柏林3版第2卷第48和731页。大约在1876年3月底至5月底，恩格斯对该书全三卷曾作过大量摘录。---504。303 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是把正规军中服满现役和规定的预备期限的年龄较大的应征人员编成一支武装部队的制度。后备军在1813—1814年反拿破仑战争期间是以民团的形式组建的。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后备军被派来和正规部队共同作战。---512。 304 在1870年8月18日圣普里瓦会战中德国军队以巨大的伤亡为代价，打败了法国莱茵军团而获胜。历史文献中，这一会战又称格拉沃洛特会战。 这里所引用的关于普鲁士近卫军伤亡的材料，很可能是恩格斯在研究普军总司令部战争史处编纂的1870—1871年普法战争正史的材料后得到的，见《1870—1871年普法战争》1875年柏林版第1部分第2卷第669页及以下各页，第197—199、223页。---513。305 麦·耶恩斯的报告《马基雅弗利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思想》，载于1876年4月18、20、22和25日《科隆日报》第108、110、112和115号。引文中的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515。 306 克里木战争是1853—1856年俄国对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又称东方战争。--515。307 注的末尾圆括号中的话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94年第3版中加的。---517308 杜林把自己的“辩证法”称作“自然的辩证法”，以便区别于黑格尔的“非自然的”辩证法。见欧·杜林《自然的辩证法。科学和哲学的新的逻辑基础》1865年柏林版。---519。309 格·路·毛勒有关同一题目的著作(共十二卷)是研究中世纪德国的土地制度、城市制度和国家制度的。这些著作是：《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和城市制度以及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埃朗根版；《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年埃朗根版第1—4卷；《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埃朗根版第1---2卷；《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1871年埃朗根版第1—4卷。在第一、二和第四部著作中，德国马尔克制度是研究的专题。---519。310 德国一小邦罗伊斯幼系的两个领主王公之一亨利希七十二世的称号是罗伊斯—罗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格雷茨是罗伊斯长系(罗伊斯—格雷茨)公国的首都。施莱茨是罗伊斯幼系另—-王公(罗伊斯-施莱茨)的领地，它不属于亨利希七十二世。----519。311 这一用语引自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给普鲁士军队的新年文告(1849年1月1日)。1849年以来，这一用语就在革命的工人运动中被用来表示普鲁士一德意志的军国主义行为。对这一文告的批判，见马克思的《新年贺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86—192页)。----527。312 指欧几里得的著作《几何原本》(共十三册)，这一著作阐述了古希腊罗马的数学原理。---529。313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第一节中，对拉萨尔的口号“全部的”或“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作了详尽的批判(见本卷298—309页)。---546。314 这里套用了罗马剧作家忒伦底乌斯的喜剧《兄弟》第5幕第3场中的一句话。---552。315 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二封：基尔希曼的社会理论和我的社会理论》1850年柏林版第59页。引文中的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564。 316《人民报》是德国的民主派日报，1853年4月9日起在柏林出版。恩格斯在1860年9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了这家报纸的“自作聪明的鄙俗言论”。---567。317 指杜林于1866年在柏林出版的著作《国民经济学说批判基础》。--567318 套用麦·施蒂纳的主要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书名，见注280。---573。 319威·配第的著作《货币略论》于1682年写成，1695年在伦敦出版。马克思用的是1760年的版本。 威·配第的著作《爱尔兰政治剖视》写于1672年，1691年在伦敦 出版。--579。320 参看法国化学家安·罗·拉瓦锡的经济学著作《论法兰西王国的土地财富》和《试论巴黎的人口、财富和消费》，以及拉瓦锡和法国数学家约·路·拉格朗日合著的《政治算术试论》。马克思用的这两本著作载于 《政治经济学文集》，附欧·德尔和古·德-莫利纳里编写的作者传略、评注和注解，1847年巴黎版第1卷第575—620页。---580。321 英国财政经济学家约翰·罗曾经企图实现他的根本站不住脚的主张：国家可以依靠把不可兑银行券投入流通的办法来增加国内的财富。1716年他在法国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1718年这家银行改组成国家银行。罗氏银行在无限发行信贷券的同时从流通中收回了硬币。结果交易 所的买空卖空和投机倒把活动空前风行，直到1720年国家银行完全倒闭和“罗氏制度”本身彻底破产才告完结。---581。322 理·康替龙《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是在1755年出版的。亚-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中提到了康替龙的这部著323 1866年俾斯麦通过自己的顾问海·瓦盖纳建议杜林起草致普鲁士政府关于工人问题的条陈。宣扬资本和劳动的和谐的杜林，接受了这一委托。但是，1867年这一文件未经他本人同意就发表了。起初是匿名发表，后来是瓦盖纳冒充作者署名发表。于是杜林对瓦盖纳提出诉讼，控告他侵犯著作权。1868年，杜林胜诉。在这一事件引起轰动的时候，杜 林出版了小册子《我致普鲁士内阁的社会条陈的命运》。---590。324 图尔利弗尔是因图尔城而得名的法国货币单位；从1740年起，1图尔利弗尔相当：于l法郎，1795年，这种货币为法郎所代替。--597。325 指《引论》第一章的开头部分(见本卷第355—356页)。最初，《反杜林论》前十四章以《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为总标题发表在《前进报》上。从单行本第1版开始，头两章划为全书的总的《引论》，后面十二章构成了第一编《哲学》，各章的序数没有改变，引论和第一编的各章仍用同一序数。脚注“参看《哲学》第一章”，是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在报上发表时就加上的。这一脚注在恩格斯生前出版的所有 版本中都保留下来，未作过更动。---606。326 恐怖时代指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时期(1793年6月一1794年7月)，当时雅各宾派为了对付吉伦特派和保皇派的反革命恐怖实行了革命的恐怖。督政府(由5个督政官组成，每年改选一人)是法国执行权的领导机关。它根据雅各宾派革命专政于1794年失败后所通过的1795年宪法建立，存在到1799年波拿巴政变。它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606、722。327 指《昂·圣西门给一个美国人的信》第八封信中的一段话。这些信载于昂·圣西门论文集《实业，或为贡献出有用和独立的劳动的一切人的利益所作的政治、道德和哲学的议论》1817年巴黎版第2卷。---609、726。328 参看圣西门和他的学生奥·梯叶里合著的两本书《论欧洲社会的改组，或论欧洲各民族在保持各自的民族独立性的条件下联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的必要性和手段)1814年10月巴黎版和《关于应当用来对付1815年同盟的措施的意见)1815年巴黎版。1814年3月3l日第六次反法同盟参加国(俄国、奥地利、英国、普鲁士等国)的同盟国军进入巴黎。拿破仑帝国垮台，拿破仑本人宣布退位后被流放到厄尔巴岛。百日指拿破仑恢复帝制的短暂时期，1815年3月20日他率军从流放地重返-巴黎时起，到同年6月22日在滑铁卢失败后第二次退位止。--609、726。329 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的军队在滑铁卢(比利时)被威灵顿指挥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击败。这次战役在1815年的战局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预先决定了第七次反法同盟(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西班牙等国)的彻底胜利和拿破仑帝国的崩溃。关于杜林和德国教授的“舌战”，见注239。--609、726。330 这一思想在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中已作过阐述，该书包含这样一个总的论点：“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度相适应的，而社会秩序的衰落是同妇女自由减少的程度相适应的。”傅立叶在下述公式中概括了这个论点：“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见《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1卷第195—196页)---610、727。331 1815年1月，欧文在英国格拉斯哥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改善童工和成年工人状况的措施，遭到工厂主们的反对。根据1815年6月欧文的倡议提出的法案直到1819年7月才被议会通过形成法律，而且还大大地打了折扣。调整棉纺厂劳动的法律禁止九岁以下的儿童做工，限定十八岁以下的工人的工作日为十二小时，规定所有工人有两次工间休息作为早饭和午饭的时间，共一个半小时。---614、731。332 1833年10月，由欧文主持在伦敦举行了合作社和职工会的代表大会，会上正式成立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国产业部门大联盟；联盟的章程于1834年2月被通过。按照欧文的想法，这个联盟应当把生产管理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对社会的彻底改造。但是这个空想的计划遭到了失败。由于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强烈反对，该联盟于1834年8月宣告解散。--614、731。333 指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见注137。--614、731。指欧洲各大国之间为争夺同印度和美洲通商的霸权以及殖民地市场而在l7世纪和18世纪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最初主要的竞争国家是英和荷兰(1652-1654、1664—1667和1672—1674年的英荷战争是典型的商业战争)，后来决定性的战争是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展开的。所有这些战争的胜利者都是英国，到18世纪末，它手中已经集中了几乎全部的世界贸易。---624、747。 335 海外贸易公司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部门经纪人的作用。1904年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628、752。336 “自由的人民国家”是7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纲领性要求和流行口号。对这个口号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见本卷第312—319、324—325页，并见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第1章第4节和第4章第3节(《列宁全集》第31卷第14—20、6l一63页)。--631、755。337 这里关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部财富的材料引自罗·吉芬的报告《近来联合王国的资本积累》。这个报告是1878年1月15日在统计学会上宣读的，发表在伦敦《统计学会杂志》1878年3月号。---633、757。338 这里很有可能是指俾斯麦于1852年3月20日在普鲁士议会第二议院的发言(从1849年起俾斯麦是第二议院议员)。俾斯麦的发言反映丁普鲁士容克(地主)对作为革命运动中心的大城市的仇恨，他发出号召，—旦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就把大城市夷为平地。---647。339 关于“交易簿”，参看威·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2部分第10章。按照魏特林的空想计划，在未来社会中，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每天都必须工作一定的小时，并因此而得到生活必需品。除这个时间之外，每个工作的人有权再工作几个附加的“交易小时”并因此而得到奢侈品。这些附加的工作小时和由此而得到的物品都记在“交易簿”上。---653。340 没有臭味，即金钱没有臭味---这句话是罗马皇帝韦斯帕西安(69—79年)对他的儿子说的，因为他的儿子不同意他实施专门的厕所税。---655341 关于夺取曼布里诺的神奇头盔---一个理发用的普通铜盆的冒险，在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第1部第21章中作了描述。 阿·恩斯曾因1877年1—2月《前进报》发表《反杜林论》前几章而撰写了一部著作，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664。342 这一用语引自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年7月22日对大臣勃兰德和教会法庭庭长赖辛巴赫关于新教普鲁士国家是否容许天主教学校存在的咨询所作的答复。--666。343 吠陀经是印度宗教和文学中最古老的文献，吠陀是梵文“知识”的音译，最早产生于约公元前1500年以前，最晚形成：r公元前6—4世纪。主要 为诗歌颂曲，或散文。内容除宗教教义外，还包括一些神学和哲学理论。印度古代婆罗门教将其奉为只准口头流传的神圣经典。---669。344 五月法令是普鲁士宗教大臣法耳克根据俾斯麦的创议于1873年5月 11—14日通过国会实施的四项法令的名称，这四项法令以此名而载入史册。这些法令确立了国家对天主教会活动的严格控制，是俾斯麦于1872—1875年采取的一系列反对天主教僧侣的立法措施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所谓“文化斗争”的顶点。天主教僧侣是代表德国南部和西南部分裂派利益的中央党的主要支柱。警察迫害引起了天主教徒的激烈反抗并为他们创造了获得殉教荣誉的机会。1880—1887年，俾斯麦政府为了联合一切反动势力对付工人运动，不得不在实施这些法令时采取缓和的态度，最后便取消了几乎所有反天主教的法令。---668。345 《魔笛》是莫扎特的最后一部歌剧(爱.施卡奈德尔作词)，于1791年写 成并上演，反映了共济会派的思想，歌词的作者和莫扎特本人都属于这一派。下文提到的查拉斯特曼、塔米诺和帕米纳均是这部歌剧中的主要人物。--675。第五章１．《****主席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分组讨论会上发言》，《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００年９月８日。****主席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分组讨论会上发言中国国家主席****在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期间，于７日上午参加了分组讨论会，并就经济全球化、联合国作用和人权与主权关系等重大问题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根据联合国的安排，千年首脑会议除举行全会外，还安排了四次分组讨论会。各国领导人分成四个跨地区小组，围绕“２１世纪联合国的作用”的同一主题展开讨论。７日上午的讨论会由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主持。 ****主席发言内容如下： （一）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的发言 主席先生： 我想就经济全球化问题谈以下几点： 一、经济全球化是随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客观趋势。现代科技的进步，先进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产生，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近十年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趋势正在给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带来深刻影响，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二、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哲人就曾提出过天下大同、安居乐业的美好理想。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也为各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的地位和处境是很不相同的。在发达国家尽享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却仍饱受贫穷落后之苦。发展资金匮乏、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以及技术水平的落后，使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四十年前，全世界最富的人口和最穷的人口人均收入是３０：１，而现在已上升到７４：１。目前联合国成员国中有４８个最不发达国家，而二十年前仅２０有余。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正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这不仅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也给一些国家的社会稳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带来威胁。 三、我们需要世界各国“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所有国家，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应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我们需要世界各国平等的经济全球化，少数国家的富裕不应该也不能够建立在广大南方国家的贫困之上；我们需要世界各国公平的经济全球化，世界的贫富差距应逐步缩小，而不是不断扩大，否则人类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需要世界各国共存的经济全球化，只有相互尊重，相互促进，保持经济发展模式、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世界文明才能生机盎然地发展。 四、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我认为，关键在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联合国在这方面理应发挥自己的作用，尽可能使各国都有权平等参与世界经济的决策和规则的制定，建立新的合理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制，减少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面临的风险。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联合国还特别应致力于推动国际社会在人力资源开发和科技领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使其赶上新一轮技术进步的浪潮。人类只有携手努力，才能共同战胜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一个和平、繁荣、公正的新世界才能真正呈现在我们面前。 谢谢主席先生。 （二）关于联合国作用的发言 主席先生： 五十五年前，联合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重要历史时刻成立了。《联合国宪章》反映了人类的共同愿望：建立一个和平与稳定、平等与合作、发展与繁荣的新世界。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联合国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现在，会员国从最初的５１个增加到今天的１８９个，联合国的活动已涵盖了人类生活的众多领域。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一个机构具有像联合国这样广泛的代表性，也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够通过国际合作对世界产生如此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在新的世纪，联合国应该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值此千年之交，我们在此聚会一堂。我们面临的一个共同任务，就是如何适应形势的需要，满足时代的要求，进一步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我想谈四点看法： 第一、我们应该共同致力于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五十多年的岁月是一块很好的试金石。实践证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仍然有效。中国有句古话：“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宪章》就是一部国与国关系的指南，为我们指明了应循之路，各国都应该严格照章办事。 第二、我们应该共同致力于维护安理会的权威。维护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首要责任是《宪章》赋予的庄严使命，也是全体会员国的庄严承诺。安理会是集体安全体制的核心。任何甩开安理会，采取单边主义行动的做法都是危险的，是违背全体会员国的意愿的。 第三、我们应该共同致力于加强联合国在发展领域的作用。创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多年来，联合国在这方面作出了一些努力，但发展问题还应该摆到更重要位置。在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和科技进步迅猛发展的今天，发展问题面临新的挑战。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就谈不上世界的繁荣和发展。联合国有１８９个成员，最有资格讨论和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应当把这个问题列为优先努力的事项。 第四、我们应该共同致力于联合国决策的民主化。联合国是我们大家的联合国，所有成员不分大小、强弱、贫富，应该一律平等。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应该承认世界多样性的客观事实。大家的事情还是应该由各国协商解决才好。联合国的改革应该充分体现广大会员国的共同意志，特别要充分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和根本利益。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更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愿与其他会员国一道，为联合国在新世纪更好地发挥作用作出自己的贡献。 谢谢主席先生。 （三）关于人权与主权关系的发言 主席先生： 五十五年前，在旧金山通过的《联合国宪章》序言开宗明义地申明，“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从而确立了尊重人权和主权平等的两项基本原则。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指导下，众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和解放，世界各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 回首百年，沧桑巨变。在这新世纪和新千年之交的历史时刻，国际社会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两项原则。一方面，充分实现和享受人权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促进和保护人权是各国政府的神圣职责。任何国家都有义务遵照国际人权文书，并结合本国国情和有关法律，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民的人权与基本自由。另一方面，各国主权平等和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仍然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和强弱，一律平等。维护本国的主权和安全，是每个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神圣权利。各国人民有权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创造自己的生活。 中华民族历来尊重人的尊严与价值。中国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在近代历史上长期遭受外强入侵和欺凌，中国人民深知一个国家不能保障自己的主权，就根本谈不上人权。所以，我们特别珍惜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斗争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人民解放和国家主权。我相信，这对任何国家都是同样的。今天中国所焕发出的巨大活力，是中国人民拥有广泛自由、民主的生动写照。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国家主权是一国人民充分享受人权的前提和保障。这两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人民走过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有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延续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是世界多样化的体现。我们应当承认差异，有差异才能有进步。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一道，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并进，共同建设新世纪人类和平、繁荣的美好家园。 谢谢主席先生。 新华社2000年９月７日 ２．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７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北京６月２６日电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2005年2月19日） 胡锦涛 中央举办这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目的是集中研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特别是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问题。这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下面，我讲四个问题。 一、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强调，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是要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还强调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我们党要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明确提出来，这在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是第一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强调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并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我们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就是要求全党同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更加自觉地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从国内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因为应对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综合起来看，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随着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断完善，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调整加速，随着我国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革加快，我们正面临着并将长期面对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必须认真把握的新趋势新特点，主要是：资源能源紧缺压力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十分迫切；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缩小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更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特别是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体制创新进入攻坚阶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劳动者就业结构和方式不断变化，人员流动性大大加强，社会组织和管理面临新问题；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新要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上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以及各类严重犯罪活动等也给社会稳定与和谐带来了严重影响，等等。我们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正确应对这些矛盾和问题，花更大气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和谐。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前提。 从国际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把握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有力应对来自国际环境的各种挑战和风险的必然要求。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国际形势继续处于深刻复杂的变化之中。世界格局处于向多极化过渡的重要时期，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入发展，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国际产业升级和转移速度加快，各国注重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从总体上看，这些因素给我国的改革发展带来了难得机遇和有利条件，只要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方针，牢牢掌握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就能够营造有利于我国的战略态势，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较长时期的良好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今世界仍很不安宁，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由于世界力量失衡的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由于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挑战和风险，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信息、军事等方面面临着严峻压力。由于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恐怖主义活动依然猖獗，地区和国际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在这样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要有力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必须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始终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局面。这是我们集中全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保障。 从我们党肩负的使命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党实现执政的历史任务的重要条件。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要求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把人民群众以及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都充分发挥出来，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必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不断在发展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必须抓紧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夯实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的人际环境，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只有把这些工作都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做好了，我们党才能不断增强执政的社会基础，才能更好地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 总之，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也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为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关系到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全党同志都要从这样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自觉承担起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任务。现在，我们党明确提出并积极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具备许多有利条件的。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其次，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已经具备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可以为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发展社会事业、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等提供更充分的物质保证。第三，在我国，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政治上享有平等地位，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第四，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并不断得到巩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教育科技文化事业不断发展，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民族凝聚力显著增强。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教育科技文化水平还不高，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任重道远。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经历一个很长历史过程一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一个需要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的很长历史过程。我们既要立足国情，根据已经具备的条件，积极主动地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又要着眼长远，做好长期努力的准备，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扎扎实实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 二、全面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任务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 我国历史上就产生过不少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比如，孔子说过“和为贵”；墨子提出了“兼相爱”、“爱无差等”的理想社会方案；孟子描绘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状态；《礼记·礼运》中描绘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样一种理想社会；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提出要建立“务使天下共享”，“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这些思想虽然带有不同时代和提出者阶级地位的烙印，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然，在存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旧制度下，这些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勾画了美好社会的蓝图，指明了实现美好社会理想的正确途径。大家知道，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理论来源之一。1803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发表《全世界和谐》一文，指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必将为“和谐制度”所代替。1824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也以“新和谐”命名。1842年，德国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把社会主义社会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并指出新社会的“和谐”是“全体和谐”。马克思称这本书是工人阶级“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有关主张给予了肯定，明确提出：“提倡社会和谐”是“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局限性和理论缺陷，认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矛盾，也没有找到实现社会变革的正确途径，结果只能陷于空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战略策略，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飞跃。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作出了科学设想。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形成和谐的关系。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就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他明确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大力帮助农民，消除城乡对立；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必须发扬民主，改革国家机关，精简机构，反对官僚主义，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时时处处千方百计地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设想，指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进方向。 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探索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进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取得革命胜利的基础之上的，而我们党则是在生产力很不发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不可能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找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现成答案，必须结合我国实际、通过实践来不断加以回答。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个重大课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1956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著作，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对正确处理我国社会的一些重大关系作出了深刻论述。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著作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创立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要求学会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解决科学文化领域里的矛盾，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解决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矛盾，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以解决全国城乡各阶层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矛盾，等等。他还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由于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实践，人们对如何走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还缺少规律性认识，加上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和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发生过曲折，特别是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正确思想没有得到全面贯彻。但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正确思想，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断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邓小平同志科学阐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也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要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们党肩负的新任务，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同志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强调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等等，都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总之，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新进展，既是对党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国外一些执政党执政经验教训的借鉴；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三、切实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它们既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又有各自的特殊领域和规律。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提供重要条件。我们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切实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创造更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使国家的整体实力不断增强，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包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关键还是要靠发展。只有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我们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才能形成更完善的分配关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求。经济发展不仅要持续快速，而且要协调健康，这是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保证，也是人民群众对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的重要保证。要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要认真汲取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深入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不断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科学调控的能力，通过改革创新建立健全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体制机制，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确保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农民占多数人口的国家里，农民是否安居乐业，对于社会和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大农民日子过好了、素质提高了，广大农村形成安定祥和的局面了，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就会更加牢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充分发挥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作用，逐步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稳定、完善和强化对农业的支持政策，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努力实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促进城乡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二）切实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使人民群众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出来，促进党和人民群众以及执政党和参政党、中央和地方、各阶层之间、各民族之间等方面关系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职能，密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要通过广泛发扬民主，拓宽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形成能够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利益协调机制。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争取人心、凝聚力量的作用和优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认真做好党的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鼓励和支持宗教界继承和发扬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在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迈出新步伐。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进一步做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工作，努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要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进一步完善城乡基层政权、基层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开展基层民主实践，努力实现广大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要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广泛密切地联系各方面群众，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三）切实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从法律上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定和完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规范社会建设和管理、维护社会安定的法律。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坚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建设法治政府，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的监督机制。要落实司法为民的要求，以解决制约司法公正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为重点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作用，促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觉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四）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不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要全面落实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战略任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着力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引导全体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要深入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教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使全体人民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要积极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广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风尚。要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大力倡导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提倡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热爱集体，热心公益，扶贫帮困，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社会氛围和人际关系。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问题，既要以理服人、解决思想问题，又要实实在在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要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地位，保障教育公平，构建健全的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促进全民族素质不断提高。要积极推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大力提高基层特别是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服务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五）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基本着眼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要坚持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妥善协调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要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更好地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既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并推动先富带未富、先富帮未富，同时也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等措施，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切实保障各方面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让他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要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从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政府施政、执法司法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逐步做到保证社会成员都能够接受教育，都能够进行劳动创造，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参与社会生活，都能够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六）切实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方面的创造活力，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要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要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和科技进步加快的国际环境，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开放，力争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营造平等竞争、共谋发展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要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弘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大力营造鼓励创造、尊重创造、保护创造的良好社会氛围，支持人们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其他方面的创新，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充满蓬勃的创造活力。 （七）切实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 只有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才能形成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相协调的社会秩序。要善于把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同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同满足群众多样化的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同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社会建设和管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要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提高依法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体系。要加强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建设，从建设和谐社区入手，使社区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发挥服务作用，在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发挥桥梁作用，在维护社会稳定、为群众创造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上发挥促进作用。要以服务群众为主题，增强社会服务功能，拓展社会服务领域，提高社会服务水平，形成社会服务网络化的新格局，积极开展面向特殊群体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优抚保障服务，面向群众的便民利民服务，面向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要建立科学有效的体制机制，加强和改善对公共信息、公共资源、公共物品的管理和应用。（八）切实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道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在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中不断前进的过程，就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加和谐因素的过程。随着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我国社会存在的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多发多样的状况。这是我国社会深刻变革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关键是我们要正视矛盾，找到化解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方法，形成妥善处理矛盾的体制机制，而不能让矛盾积累和发展起来、以致影响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要深刻分析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原因特别是深层次原因，注重从源头上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发生。要认真检查我们的各项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是否切合实际，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着力避免因决策失误和工作不当引起群众不满和抱怨。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加强矛盾纠纷的排查工作，及早发现可能发生的各种矛盾，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加以解决。当前，要重点解决好在土地征用、城镇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坚决依法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进一步完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把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结合起来，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要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坚持依法办事、按照政策办事，既依法维护群众正当权益，又依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九）切实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工作 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目前，我国的生态环境形势相当严峻，一些地方环境污染问题相当严重。随着人口增多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还会更加突出。如果不能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民群众也无法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由此必然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要科学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学会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更加科学地利用自然为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发展服务，坚决禁止各种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做法。要引导全社会树立节约资源的意识，以优化资源利用、提高资源产出率、降低环境污染为重点，加快推进清洁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促进自然资源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要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抓紧解决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环境污染问题，保证人民群众在生态良性循环的环境中生产生活，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要增强全民族的环境保护意识，在全社会形成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良好风尚。 （十）切实做好保持社会稳定的工作 没有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要进一步落实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责任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大力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真正吸取血的教训，切实加大工作力度，认真抓好安全生产，坚决防止重大安全事故。要抓紧建立健全社会预警机制，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和社会动员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四、加强和改善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领导 在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进程中，能否建设一个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加强和改善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项工作的领导。 第一，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项重大任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有效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要经常分析社会建设状况，及时了解和谐社会建设相关工作的情况，认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和突出问题，不断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本领、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开展群众工作的本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落到实处。 第二，要深入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量工作同党的群众工作有密切联系，要求我们把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团结群众的工作做得更好。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都要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带着深厚的感情做群众工作，千方百计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要改进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教育、协商等手段，高度重视和维护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高度重视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困难问题，努力使党的群众工作取得实效。要结合正在进行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和管理，真正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哪里有党的组织哪里就有健全的组织生活和坚强的战斗力。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坚持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发扬求真务实、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愿望，关心群众疾苦，扎扎实实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以自己的优良作风和良好形象带动群众做好各项工作。 第三，要加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新的重大课题，很多问题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正确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妥善处理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各种复杂问题和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要求全党同志必须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问题、开拓新思路、提出新办法，使我们的思想观念、政策措施、工作部署、工作方式更加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特别要围绕一些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课题，领导干部带头，组织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开展调查研究，加强理论分析。比如，如何有效整合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各种力量良性互动；如何建立健全有关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法律法规，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如何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人民团体、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组织等的积极作用，形成社会管理的整体合力；如何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进一步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和人际关系；如何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特点和规律，形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如何建立社会协调机制，促进社会成员和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如何建立健全维护公共安全的有效机制，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如何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等。要注重把握新趋势、新特点、新动向，努力取得有分析、有见解的研究成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完）３．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大难临头，出路何在？[79]列宁
（1917年9月10—14日〔23—27日〕）
不可避免的灾难威胁着俄国。铁路运输已经十分混乱，而且愈来愈混乱，不久就会全部停顿。工厂需要的原料和煤的运送将要停止。粮食的运送也要中断。资本家一直故意在暗中破坏（危害、停止、破坏和阻挠）生产，指望空前的灾难能使共和国和民主制度破产，使苏维埃和所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团体瓦解，这样就便于恢复君主制和恢复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无限权力。
规模空前的灾难和饥荒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报纸都无数次地谈到这一点。各政党、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通过的无数决议也都承认灾难是不可避免的，灾难已经迫在眉睫，必须同它作殊死的斗争，人民必须“英勇努力”以防止毁灭，等等。
大家都在谈论这一点，都公认这是事实，都决定这样去做。
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做。
革命已经半年了，灾难更加逼近，大批人员失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国内有足够的粮食和原料，但是却不见商品，国家因食品不足、劳动力缺乏而面临灭亡的危险，就在这样的国家里，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却又有大批人员失业！革命（有人称之为伟大的革命，可是，暂时称之为腐朽的革命也许更公道些）半年来，既有民主共和制，又有许许多多傲然自命为“革命民主的”团体、组织和机关，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认真的措施来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我们正愈来愈快地接近崩溃，因为战争是不等人的，它在人民生活各方面造成的混乱正在不断加剧。
其实，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和思索一下，就会相信，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办法是有的，并且十分简单明了，完全切实可行，用人民的力量完全能够办到；没有采取这些办法，只是因为，纯粹是因为实行这些办法将触动一小撮地主和资本家的闻所未闻的利润。
情况确实如此。可以保证，任何一次演说，任何派别的报纸的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会议或机关的任何一个决议，都十分明确地承认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基本的主要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由国家实行监督、监察、计算和调节，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正确调配劳动力，爱惜人民的力量，杜绝力量的任何浪费，节约力量。监督，监察，计算，——这就是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首要办法。这是无可争辩的，是大家公认的。然而这也正是人们所不敢做的，他们唯恐侵犯地主和资本家的无限权力，唯恐侵犯地主和资本家靠抬高物价和军事订货（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为战争“服务”）而得来的空前的惊人的巨额利润，这种利润谁都知道，谁都看到，谁都为之惊叹不已。
可是国家方面丝毫没有实行稍微认真的监督、计算和监察。
国家的任何监督、监察、计算以及要调整好这项工作的任何尝试，在各地不断遭到暗中破坏。只有幼稚到了极点的人才不懂得，只有虚伪透顶的人才假装不知道，这种暗中破坏是从哪里来的，是用什么手段进行的。因为银行家和资本家的这种暗中破坏，这种对任何监督、监察、计算的破坏，都是同民主共和的国家形式相适应的，同“革命民主”机关的存在相适应的。资本家老爷们很好地领悟到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一切赞成科学社会主义的人在口头上都承认的，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的朋友占据了部长、副部长等职位之后，就立刻把它忘掉了。这个真理就是：用民主共和的管理形式代替君主制的管理形式，丝毫也不会触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经济本质，相反地，只要把保护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利润的斗争方式改变一下，在民主共和制下照样可以顺利地保持这种利润，如同在专制君主制下一样。
当前有一种最新的、适应民主共和制的暗中破坏监督、计算、监察的手段，就是资本家在口头上“热烈”拥护监督“原则”，承认它的必要性（所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当然也是这样），不过坚持要“逐渐地”有计划地“由国家正规地”实施这种监督。其实，这种好听的词句不过是用来掩盖他们对监督的破坏，把监督化为乌有，使之有名无实，成为儿戏，把任何切实认真的步骤都搁置起来，建立各种非常复杂庞大、毫无生气的官僚监督机关，而这些机关完全依赖资本家，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也不可能做。
为了不致空口无凭，我们可以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找出一些证人。正是他们在革命头半年内在苏维埃中占多数，参加了“联合政府”，因此，他们在俄国工农面前，要对纵容资本家、对资本家破坏任何监督负政治责任。
在“革命”民主派的所谓“全权”（这可不是说着玩的！）机关中的最高机关（即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917年9月7日第164号上，登载了一个处理监督问题的专门机关的决议，这个专门机关也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的，并且是由他们把持的。这个专门机关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经济部”。它的决议正式承认，“政府所设调节经济生活的各中央机关不起任何作用”是事实。
难道还有什么证据比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亲手签字的这个文件更能证明他们政策的破产吗？
早在沙皇制度下人们就认为有调节经济生活的必要，并且为此也建立了一些机关。可是在沙皇制度下，经济破坏不断加剧，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革命共和政府的任务，本来是要立刻采取重大的坚决的措施来消除这种经济破坏现象。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刚一成立，就在5月6日的告全国人民的郑重宣言中，答应并保证实行国家监督和调节。那时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以及所有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都赌咒发誓说，他们不仅对政府的行动负责，而且他们所掌握的“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正在实际监视和检查政府的工作。
从5月6日到现在已经4个月了，在这漫长的4个月中，俄国因实行帝国主义的荒谬“进攻”而葬送了几十万士兵，在这期间经济破坏和灾难飞速逼来，夏季无论在水运方面，还是在农业和矿山勘探等等方面本来完全有可能做出许多事情，但是4个月之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竟不得不正式承认政府所设的监督机关“不起任何作用”！！
而现在（我写这篇文章正好是在9月12日民主会议[80]召开的前夕），这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俨然以政界大人物的姿态侈谈什么只要同工商界的基特·基特奇[81]之流，即同里亚布申斯基、布勃利科夫、捷列先科之流搞联合，以代替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事情还能补救！
试问，怎样来解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种惊人的盲目呢？是否应该把他们看作政界的黄口小儿？他们是由于极端鲁莽幼稚，才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是真心诚意而犯了错误，还是由于占据了部长、副部长、总督、委员等等许多职位，就必然产生一种特殊的“政治”盲目症？
这里可能发生一个问题：也许监督的办法和措施是一种极端复杂困难、没有经过试验、甚至人们都不知道的事情吧？也许监督之所以迟迟没有实行，是因为立宪民主党、工商业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中的国家要人虽然已经累得满头大汗，用了半年的时间来探求、研究、发现监督的措施和办法，但这个任务过于困难而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吧？
唉！的确有人竭力想“蒙蔽”那些不识字的闭塞无知的农民以及那些不动脑筋而轻信别人的庸人，就把事情说成这样。其实，甚至沙皇政府，甚至“旧统治当局”在建立军事工业委员会时就已经知道监督的基本措施、主要办法和途径：把居民按各种职业、工作目的、劳动部门等等联合起来。可是沙皇政府害怕居民联合起来，所以极力限制和故意排斥这种众所周知、轻而易举、完全可行的监督办法和途径。
各交战国在遭到极端严重的战争灾难和不同程度的经济破坏和饥荒时，早已拟出、决定、采用并试行过一系列的监督办法。这些办法归结起来，总不外是把居民联合起来，建立或鼓励各种各样的团体，这些团体由国家派代表参加，受国家的监察等等。所有这些监督办法都是众所周知的，并且讲过许多，写过许多。各个参战的先进国家所颁布的有关监督的法律已经译成俄文，或者在俄国报刊上已作详细介绍。
假如我们的国家真正想切实认真地实行监督，假如它的机关不是甘当资本家奴才而注定“不起任何作用”，那么国家只要从大量可供选用的监督办法中把已经知道、已经采用过的办法随手拿来就行了。这里的唯一障碍，也是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向人民所隐瞒的障碍，始终在于：实行监督就会暴露资本家的骇人听闻的利润，就会损害这些利润。
为了把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任何一个愿意把俄国从战争和饥荒中拯救出来的真正革命政府的纲领问题）解释得更加明白，我们把这些最主要的监督办法列举出来，逐一加以考察。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个政府不是为了开玩笑才叫作革命民主政府，那它只要在成立的头一星期中，颁布法令（作出决定、发布命令）来实施最主要的监督办法，规定认真的而不是儿戏的惩罚办法，来处分那些用欺骗手段逃避监督的资本家，并号召居民自己来监视资本家，监视他们是否诚实执行有关监督的各项命令，只要这样，监督早就在俄国实现了。
以下便是最主要的监督办法：
（1）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并由国家监督它的业务，或者说实行银行国有化；
（2）把各个辛迪加即资本家最大的垄断组织（糖业、石油业、煤业、冶金业等等辛迪加）收归国有；
（3）取消商业秘密；
（4）强迫工业家、商人以及所有企业主辛迪加化（即强迫他们参加各种联合组织）；
（5）强迫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或者说鼓励加入并且对此实行监督。
现在我们把这些办法逐一地加以考察，看看它们在用革命民主手段来实行的条件下究竟具有什么意义。
大家都知道，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整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谈“调节经济生活”而避开银行国有化问题，就等于暴露自己的极端无知，或者是用华丽的词句和事先就拿定主意不准备履行的漂亮诺言来欺骗“老百姓”。
要监督和调节粮食的运送以至食品的生产和分配，而不监督和调节银行的业务，那是荒谬可笑的。这就象只抓偶然碰到的“几个戈比”，而闭眼不看成百万的卢布。现代银行同商业（粮食及其他一切商业）和工业如此密不可分地长合在一起，以致不“插手”银行，就绝对不能做出任何重大的、任何“革命民主的”事情来。
然而，国家“插手”银行也许是一种非常困难复杂的事情吧？有人常常就是竭力拿这一点来吓唬庸人，而这样做的当然是资本家及其辩护人，因为这样对他们有利。
其实，银行国有化决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也绝对没有任何技术上和文化上的困难，障碍完全来自一小撮富人谋求卑鄙的私利。人们常常把银行国有化同没收私有财产混为一谈，这应当归咎于散布这种混乱概念的资产阶级报刊，因为它们一心想欺骗公众。
银行所支配和银行所汇集的那些资本的所有权，是有印制和书写的凭据为证的，这些凭据就叫作股票、债券、期票、收据等等。在实行银行国有化，即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时，这些凭据一个也不会作废，一个也不会改变。谁的存折上有15个卢布，在银行国有化以后，他仍旧是15卢布的所有者，谁有1500万卢布，在银行国有化以后，他仍然握有1500万卢布的股票、债券、期票、货单等等。
那么，银行国有化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在于对各单个银行及其业务不可能实行任何真正的监督（即使取消了商业秘密等等），因为无法查出它们在编制资产负债表、虚设企业、成立分行、冒名顶替等等时所采取的种种极复杂、极纷繁、极狡猾的手段。只有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这种合并本身丝毫也不改变财产关系，再说一遍，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才有可能实行真正的监督，当然，同时还要采取上述其他各种措施。只有实行银行国有化，才能使国家知道几百万以至几十亿卢布流动的来去方向、流动的方式和时间。只有监督银行，监督这个资本主义周转过程的中枢、轴心和基本机构，才能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做好对全部经济生活的监督，做好对最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监督，才能做到“调节经济生活”，否则这必将仍然是欺骗老百姓的一句部长式的空话。只有把各个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对它的业务进行监督，再采取一系列简单易行的措施，才能真正征收到所得税，才不致发生隐瞒财产和收入的事情，而现在的所得税在极大程度上都落空了。
银行国有化只需颁布一项法令，银行经理和职员自己就会付诸实施。不需要国家设立任何特别机构和采取任何特别的准备步骤，这项措施只, 要下一道命令，就可以“一举”实现。因为资本主义既然发展到了通用期票、股票、, 债券等等的程, 度，那它也就恰好在经济上造成了实行这种措施的可能性。这里剩下的事情只是合并帐务。如果革命民主国家作出决定：立刻用电报通知在每个城市中召开银行经理职员会议，在各州和全国范围内召开银行经理职员代表大会，以便立刻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那么这一改革在几星期内就可以完成。当然，那些经理和高级职员会进行抗拒，竭力欺骗国家，故意拖延等等，因为这班老爷将会失去他们收入特别多的职位，再不能施展他们获利特别大的欺诈手段，全部实质就在于此。可是，合并银行并不会有丝毫技术上的困难，如果国家政权不只在口头上是革命的（即不怕破除一切因循守旧的积习），不只在口头上是民主的（即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维护一小撮富人的利益），那么，只要颁布一项法令，用没收财产和监禁的办法来惩治那些对事情稍有拖延和企图隐瞒文据报表的银行经理、董事和大股东；只要——比如说——把那些穷职员单独组织起来，并给他们中揭发富人的欺骗和拖延行为的人发奖金，银行国有化就可以极顺利极迅速地实行。
银行国有化对于全体人民，特别是对于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大众，而不是对于工人（因为工人很少同银行有来往），好处是非常大的。劳动将大大节省，假定国家仍保持银行原有职员的数量，那就是说，在使银行得到普遍利用方面，即在增加分行数目，银行业务便利公众等等方面会有极大的进步。正是对小业主，对农民来说，信贷将变得非常方便和容易。国家也就第一次有可能首先是考察一切主要的金融业务，不准加以隐瞒，接着监督这种业务，然后调节经济生活，最后是获得几百万以至几十亿的巨款，用于国家经办的大规模的业务，而不必再向资本家老爷们支付巨额“佣金”，作为他们的“酬劳”。正因为这样，而且只因为这样，一切资本家、一切资产阶级教授、整个资产阶级以及所有为它效劳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和波特列索夫之流，都怒火万丈地叫嚣反对银行国有化，臆造出几千个借口来反对这个极简单而又极必要的办法，这个办法即使从国家“防御”的观点，即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也有极大的好处，它可以大大地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
这里也许会有人反驳说：象德国和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做得非常好，为什么却没有想要实行银行国有化呢？
我们回答说：因为，这两个国家虽然一个是君主国，一个是共和国，可是二者都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既然是这样的国家，在实行它们所必需的改革时就要采用反动官僚的手段，而我们在这里说的则是革命民主的手段。
这个“小小的差别”有极重大的意义。关于这个差别，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照例不”想的。“革命民主”一语在我国（特别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那里）几乎成了一句口头禅，就象“感谢上帝”这句话一样，即使不是愚昧到相信上帝的人也常常会说的，或者象“可敬的公民”这个称呼，有时甚至也用来称呼那些《日报》或《统一报》的撰稿人，虽然几乎人人都看得出来，这些报纸是资本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创办和出钱维持的，因而所谓的社会党人参加这些报纸本身是很少有“可敬”之处的。
如果不是把“革命民主”当作公式化的装饰门面的词句，当作口头禅来用，而考虑到它的意义，那么要做一个民主主义者，就要真正重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只顾少数人的利益，要做一个革命者，就要最坚决最无情地打破一切有害的过时的东西。
无论在美国或德国，无论是政府或统治阶级，就我们所知，根本不追求“革命民主”这个称号，而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追求这个称号（其实是玷污这个称号）。
在德国一共只有四个全国性的私人大银行，在美国只有两个。对于这些银行的金融大王来说，用私下的、秘密的、反动的手段而不是革命手段，用官僚手段而不是民主手段来实行联合，比较容易，比较方便，比较有利；他们收买国家的官吏（这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成了通例），保持银行的私有性质，这正是为了保守业务秘密，正是为了从国家那里赚取亿万“超额利润”，正是为了确保金融诈骗勾当。
无论美国或德国，“调节经济生活”的结果都是给工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给农民）建立了军事苦役营，给银行家和资本家建立了天堂。这些国家的调节就是把工人“勒紧”到挨饿的地步，就是保证（在私下用反动官僚手段）资本家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润。
这种办法在共和制的帝国主义的俄国也完全可能实行，而且正在实行，不仅米留可夫之流和盛加略夫之流在实行，克伦斯基同捷列先科、涅克拉索夫、别尔纳茨基、普罗柯波维奇等等也在实行，他们也是用反动官僚手段来掩护银行的“不可侵犯”，掩护它们获取暴利的神圣权利。最好还是说真话吧：有人想在共和制的俄国用反动官僚手段来调节经济生活，可是，由于“苏维埃”的存在，“常常”难以实行，第一个科尔尼洛夫曾想驱散“苏维埃”，没有成功，第二个科尔尼洛夫又会竭力设法来驱散它的……
这就是真话。这句朴实的真话虽然很辛辣，但对人民的启发却比说什么“我们的”、“伟大的”、“革命的”民主等等动听的谎话要有益得多。* * *
银行国有化将会大大有助于保险事业的一并国有化，也就是把一切保险公司合并成一个，把它们的活动集中起来，受国家的监督。只要革命民主国家颁布一项有关法令，责令各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和大股东各自认真负责地毫不迟延地实行这种合并，那么，通过保险公司职员代表大会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立刻实现这种合并。保险事业方面的几亿资金是资本家投入的，全部工作是由职员进行的。把这一事业统一起来，就可以减低保险金，使所有投保者能够获得许多便利，并大大减轻他们的负担，在原有人力和资金的条件下可以增加投保者的数目。除占据肥缺的一小撮人的因循守旧和自私自利以外，决没有任何其他东西阻碍这种改革，而这种改革又能提高国家的“防御能力”，节省国民劳动，为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调节经济生活”又开辟一些极为重要的途径。
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前的旧的国民经济体系不同，它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形成了一种极密切的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顺便说一句，要是没有这一点，任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在技术上都是不能实现的。由银行统治生产的现代资本主义，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发展到了最高峰。银行和各大工商业部门不可分割地长合在一起。一方面就是说，不采取步骤对工商业辛迪加（糖业、煤业、铁业、石油业等等辛迪加）实行国家垄断，不把这些辛迪加收归国有，而只把银行收归国有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就是说，要认真调节经济生活，就要把银行和辛迪加同时收归国有。
就举糖业辛迪加这个例子来说吧。这个辛迪加在沙皇制度下就已经建立起来，那时已把许多设备好的工厂合并为一个极大的资本主义联合组织，自然，这个联合组织充满了最反动的、官僚的气息，它保证资本家获得骇人听闻的高额利润，使职员和工人处于绝对无权的、卑*的、受压制的、奴隶的地位。国家在那时就已经对生产实行监督和调节——有利于资本巨头和富人的监督和调节。
这里要做的事情，只是发布一些简单的法令，规定召开职员、工程师、经理、股东的代表大会，采用统一的报表，由工会实行监督等等，从而把反动官僚方式的调节变为革命民主方式的调节。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然而正是这件事情至今还没有做！！事实上在民主共和制度下，在制糖业方面仍旧用反动官僚方式进行调节，一切都是老样子，浪费国民劳动，因循守旧，停滞不前，让鲍勃凌斯基之流和捷列先科之流大发其财。应当号召发挥独立主动精神，向民主派而不是向官僚号召，向工人和职员而不是向“糖业大王”号召，要不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用“联合”这些糖业大王的计划来模糊人民的意识，这本来是能够而且一定会在几天之内一举做到的。然而正因为同富人实行联合，政府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不起任何作用”也就完全不可避免了。[注]
［注：写到这里时，我在报纸上看到克伦斯基政府正在实行糖业垄断，实行的方式自然是反动官僚的方式，不召开职员和工人的代表大会，不明文公布，也不制裁资本家！！］
再拿石油业来说吧。资本主义先前的发展已经使石油业在极大程度上“社会化”了。两三个石油大王——就是他们操纵着几百万以至几亿资金，靠剪息票为生，从那个在事实上、技术上、社会意义上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并且已经由数百数千个职员、工程师等经营着的“事业”中获取惊人的利润。石油工业国有化是可以立即实行的，而且是革命民主国家必须做的事情，在国家经受极大的危机，必须千方百计节省国民劳动和增加燃料生产的时候，尤其如此。当然，官僚式的监督在这里不会有丝毫结果，丝毫不会改变情况，因为“石油大王”无论对付捷列先科之流、克伦斯基之流、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或斯柯别列夫之流，都象对付沙皇的大臣一样容易，对付的办法就是拖延、推托、许诺，以至直接和间接地收买资产阶级报刊（这就是所谓“舆论”，而这种“舆论”是为克伦斯基之流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所“重视的”），收买官吏（那些在原封未动的旧国家机构中被克伦斯基之流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留任原职的官吏）。
要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就必须从官僚制度转到民主制度，而且要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来实行这种转变，就是说，要向石油大王和股东宣战，用法令规定，如果他们拖延石油业国有化，隐瞒收入或报表，暗中破坏生产，不采取增产措施，就要没收他们的财产并处以监禁。应当唤起工人和职员的主动性，立刻召集他们开会和举行代表大会，只要建立起全面的监督并增加了生产，就分出一部分利润给他们。如果能在1917年4月立刻就采取这种革命民主的步骤，那么作为世界上液体燃料储量最丰富国家之一的俄国，就能够在夏季利用水运在供给人民必需数量的燃料方面做出许许多多的事情。
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或者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政府，都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玩弄了一套官僚主义的改良把戏，连一个革命民主的步骤也不敢采取。仍然是那些石油大王，仍然是那种停滞，仍然是工人和职员对剥削者的憎恨，仍然是这一基础上的瓦解，仍然是对国民劳动的侵占，一切都和沙皇制度下一样，改变的只是“共和国”各办公厅发文和收文上的名称！
至于煤炭工业，它在技术上和文化上同样“具备”了实现国有化的“条件”；掠夺人民的煤业大王在管理上也同样卑鄙无耻，工业家公然怠工、公然破坏和停止生产的桩桩事实有目共睹。甚至孟什维克部长的报纸《工人报》也承认了这些事实。那又怎么样呢？除了举行几次工人代表和煤业辛迪加强盗的代表各占“半数”的旧的反动官僚式的会议，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连一个革命民主的步骤也没有采取，丝毫也没有想到要建立唯一切实的来自下面的监督，即通过职员联合会，通过工人，用恐怖手段来对付那些危害国家、停止生产的煤炭工业家！怎么可以这样呢？要知道，我们“大家”都主张“联合”，不是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就是同工商界“联合”，而联合就意味着把政权留在资本家手里，让他们横行无忌，让他们阻碍事业，把一切都归罪于工人，使经济破坏加剧，从而准备新的科尔尼洛夫叛乱！
如果不取消商业秘密，对生产和分配的监督，要么仍旧是空洞的诺言——立宪民主党人用它来愚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又用它来愚弄劳动阶级；要么可能完全用反动官僚的办法和措施来实现。尽管这一点对任何不抱成见的人来说十分明显，尽管《真理报》一直坚持取消商业秘密［注］（为资本效劳的克伦斯基政府封闭《真理报》，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这件事），但无论是我们的共和政府或是“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对真正监督的这一首要条件连想也没有想过。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71—172、285、286—288、364—366、367—369、370—372页。——编者注］
这正是实行任何监督的关键。这一点正是那些掠夺人民并暗中破坏生产的资本家的最敏感之处。正因为这样，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也就害怕触及这一点。
资本家通常提出的、小资产阶级不加思索一再重复的理由，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绝对不容许取消商业秘密，因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各企业对市场的依赖，使商业帐目和商业周转（当然银行周转也在内）必须保持“神圣不可侵犯”。
凡是这样或那样地重复这种理由或类似理由的人，都是自己甘愿受骗，又在欺骗人民，他们闭眼不看现代经济生活中两个众所周知的极其重大的基本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大资本主义，这是银行、辛迪加、大工厂等等的经济特点。第二个事实就是战争。
现代大资本主义到处都在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正是它消除了商业秘密的任何合理性，使商业秘密成为虚伪的东西，成为只是掩盖大资本的金融诈骗行为和惊人利润的手段。大资本主义经济，就其技术本性来说，是社会化的经济，就是说，它为千百万人工作，它通过自己的各种业务把成百、成千、成万个家庭直接或间接地连在一起。这并不是小手工业者或一般农民的经济，他们根本不记商业帐，所以取消商业秘密同他们没有关系！
在大经济中，它的业务反正有几百人以至更多的人知道。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在这里并不是为生产或交换的需要服务的，而是为投机买卖和用极不正当的手段牟取暴利，以及真正的诈骗行为服务的。大家知道，在股份企业中这种诈骗行为特别流行，而且用伪造得足以欺骗公众的报表和资产负债表非常巧妙地掩盖起来。
如果说在那些生产本身还没有社会化、还是分散零星的小商品经济中，即在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中，保持商业秘密是必不可免的，那么在大资本主义经济中保护这种秘密，便是保护真正一小撮人的特权和利润而损害全体人民。既然规定股份公司必须公布报表，那就是说，法律也已经肯定了这一点，不过这种监督（这在一切先进国家以及俄国都可以实行）正是反动官僚式的监督，这种监督不是擦亮人民的眼睛，而是不让人民知道股份公司业务的全部真相。
按革命民主方式行事，就应该立刻颁布另一种法律：取消商业秘密，要求大企业和富人有最完备的报表，让任何一个公民团体（在民主的意义上说已达到相当人数的团体，譬如1000或10000选民）有权审查任何一个大企业的一切文据。这样的办法只要有一项法令就完全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只有这个办法才能通过职员联合会，通过工人联合会，通过各政党来调动人民对监督的主动性；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使监督成为认真的和民主的监督。
此外还要考虑到战争。现在绝大多数工商企业不是为“自由市场”服务，而是为国库、为战争服务。所以我已经在《真理报》上说过，用不可能实施社会主义这一理由来反驳我们的人是撒谎，是彻头彻尾的撒谎，因为这里所说的，不是要现在立刻直接实施社会主义，而是要揭露盗窃国库的行为[注]。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86—288页。——编者注］
为“战争”服务的资本主义经济（即直接或间接地同军事订货有关的经济）在法律保护下一直在盗窃国库，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和反对取消商业秘密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无非是盗窃国库的帮手和庇护者。
为了战争俄国现在每天耗费5000万卢布。每天5000万，这个数目大部分是付给军火商的。在这5000万中每天至少有500万，也许有1000万以至更大的数目成了资本家和同他们有某种勾结的官吏们的“正当收入”。特别是那些为军事订货提供贷款的大公司和大银行，在这里赚取了闻所未闻的利润，它们大发横财就是靠盗窃国库，因为这种乘战争灾难的“机会”，乘几十万、几百万人死亡的“机会”来欺诈和掠夺人民的行为，决不能叫作别的。
关于这种从军事订货中获得的可耻的利润，关于银行隐匿的各种“保证书”，关于靠物价飞涨发财的是些什么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社会上”也用嘲笑态度谈论着这些事，甚至那些通常避而不谈“不愉快的”事实、绕开“棘手”问题的资产阶级报刊，对这点也明确无误地多次提到。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都不说，都忍气吞声，都听任政府冠冕堂皇地谈论“监督”和“调节”！！
革命民主主义者，如果他们真是革命者和民主主义者，那他们就应该立刻颁布法律：取消商业秘密，责成军火商和商人公布报表，未经当局允许不得擅自丢弃他们所经营的业务，用没收财产和枪毙［注］来惩治那些隐瞒实情和欺骗人民的人，组织来自下面的、民主的检查和监督，即由人民自己，由职员联合会、工人联合会以及消费者团体等等实行检查和监督。
［注：我有一次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指出过，只有在剥削者为了维护剥削而用死刑来对付劳动群众的时候，才能认为反对死刑的理由是正当的。（参看本卷第90—93页。——编者注）不用死刑来对付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这是任何革命政府都未必能做到的。］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完全称得上是被吓倒的民主派，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重复所有被吓倒的市侩的话，说什么采用“过严的”办法，资本家就会“逃走一空”，说没有资本家“我们”就不行，说也许英法百万富翁也会因此“见怪”，而他们本来是“支持”我们的，如此等等。使人觉得，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从未试行过的东西，是“乌托邦”。其实早在125年以前，在法国就有过真正的“革命民主派”，他们真正相信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御的战争，他们真正依靠同样有这种真诚信念的人民群众，——这些人能够建立起对富人的革命监督，并且获得了举世钦佩的结果。而在这125年中，资本主义发展了，建立起银行、辛迪加、铁路等等，这就使工人和农民对剥削者，对地主和资本家实行真正民主监督的措施要容易和简单百倍。
就实质来说，监督的全部问题归根到底在于谁监督谁，就是说哪一个阶级是监督阶级，哪一个阶级是被监督阶级。直到现在，在我们共和制的俄国，在所谓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参与下，仍旧承认地主和资本家是监督者，仍旧让他们当监督者。结果，资本家激起人民公愤的掠夺行为就必然出现，资本家故意维持的经济破坏现象也就必不可免。应当不怕打破旧的，不怕大胆建设新的，坚决彻底地实行由工人和农民对地主和资本家的监督。而这正是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最害怕的事情。
强迫辛迪加化，即强迫参加联合组织，例如强迫工业家参加联合组织，在德国已经这样做了。这里丝毫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过错，共和制的俄国在这方面也是完全陷于停滞状态，这两个不那么可敬的政党还在和立宪民主党人，或者和布勃利科夫之流，或者和捷列先科及克伦斯基跳起卡德里尔舞[82]供俄国“消遣”。
强迫辛迪加化，一方面是国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推动，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普遍地使阶级斗争成为有组织的斗争，使联合组织的数量增加，名目繁多，作用增大。另一方面，强迫“联合化”又是任何一种稍微认真的监督办法和任何一种节省国民劳动的办法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例如，德国的法律责成当地或全国的制革工厂主组成一个联合组织，由国家派代表参加这个联合组织的董事会，进行监督。这种法律丝毫没有直接（指法律本身）触动财产关系，没有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也没有预先决定，这种监督是用反动官僚的方式、方针和精神来实施，还是用革命民主的方式、方针和精神来实施。
这种法律可以而且应当在我国立即颁布，哪怕一个星期的宝贵时间也不要失掉，让社会环境本身去规定实施法律的更具体的方式、速度以及监督法律实施的办法等等。为了颁布这样的法律，国家并不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专门的考察以及事先的调查，只要有决心同那些“不习惯”这种干预、不愿意丧失超额利润（按老规矩经营又不受监督而得来的）的资本家的某些私人利益断绝关系就行。
为了颁布这样的法律，并不需要任何机构，任何“统计”（切尔诺夫曾想用“统计”来代替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因为这种法律应当由工厂主或工业家本身，由现有的社会力量来实施，并由现有的社会（即不是政府的，不是官僚的）力量加以监督，不过这种社会力量一定要来自所谓“下层等级”，即来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因为这些阶级的英勇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和集体纪律，在历史上总是比剥削者高出无数倍。
假定我国有真正革命民主的政府，它规定每个生产部门中凡是雇用工人两个以上的工厂主和工业家都必须立刻参加县和省的联合组织。首先要责成工厂主、经理、董事、大股东始终如一地执行法律（因为这些人都是现代工业真正的领袖、真正的主人）。如果他们规避立刻执行法律的工作，就把他们当作逃避兵役者加以惩办，并实行连环保，各人用自己的全部财产担保，大家对一人负责，一人对大家负责。其次，所有职员也有责任执行这个法律，他们也必须成立一个团体，所有工人和工会也有责任执行这个法律。“联合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最完备、最严格和最详细的报表制度，而主要是把购买原料、销售产品、节省国民财力和人力方面的业务联合起来。分散的企业联合为一个辛迪加，就能大大节省，这是经济学告诉我们的，也是一切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的例子说明了的。应当再重复一遍，联合成一个辛迪加，这本身丝毫不改变财产关系，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这一点必须再三强调，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一直在“吓唬”中小业主，说社会党人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想“剥夺”他们；这种说法显然是骗人的，因为社会党人就是在完全的社会主义变革时也不想剥夺、不能剥夺并且不会剥夺小农。我们说的始终只是最紧迫最必要的办法，这些办法在西欧已经实现了，凡是稍微彻底一点的民主派都应当立刻在我国采取这些办法，以便同日益逼近的不可避免的灾难进行斗争。
如果要小的和极小的业主都参加各种联合组织，那无论在技术上或者文化上都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因为他们的企业非常分散，技术简陋，业主本人又不识字或无知识。然而正是这些企业可以不包括在这项法律之内（我们在上面假设的例子中已经指出了），即使不把它们联合起来，更不用说联合得晚一些，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障碍，因为为数众多的小企业在生产总额中的比重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意义都是微不足道的，况且这些企业通常都是这样或那样地依赖大企业的。
有决定意义的只是大企业，这种企业在技术和文化方面已经具备了“联合化”所必需的手段和人力，所缺少的只是革命政权调动这些人力和手段所必需的严厉无情地对待剥削者的那种坚决果断的主动精神。
国家愈缺乏受过技术教育的人才和一般知识分子，就愈迫切需要尽可能迅速、尽可能坚决地下令实行强迫联合，而且要从大的和最大的企业开始，因为正是联合才能节省知识分子，才能充分使用和更合理地调配这些力量。既然沙皇政府统治下的穷乡僻壤的俄国农民，努力排除政府所造成的无数障碍，也能在1905年以后，在成立各种联合组织方面大大跨进一步，那么现在大工商业和中等工商业的联合自然就能够在几个月内实现，或者还要快些，只要真正革命民主的政府能强制执行，能依靠“下层”即民主派、职员、工人的支持和参加，使他们从中得利受益，并且号召他们起来实行监督。
战争迫使所有交战国和许多中立国都实行了调节消费的办法。面包配给证出世了，成了很普通的现象，接着又出现了其他各种配给证。俄国也不例外，也采用了面包配给证。
然而，正好用这个例子，我们也许可以把对付灾难的反动官僚办法同革命民主办法作一个最鲜明的对比，前一种办法力求局限于最微小的改革，而后一种办法要名副其实，首要任务就是强制地同过时的老一套决裂，尽可能加快事情的进展。
采用面包配给证，是目前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消费的一个典型例子，它的任务，它所要做到的只有一点（至多也只能做到这一点）：把现有粮食分配得让大家够吃。规定最高消费量的远不是一切食品，而只是几种主要的“大众”食品。如此而已。别的就再也不管了。官僚式地统计现有存粮，按人口分配，规定定量，付诸实施，这样就算完事。奢侈品是不涉及的，因为这些东西“反正”很少，“反正”很贵，“人民大众”是买不起的。所以在无一例外的所有交战国中，甚至在德国这样一个无可争辩地可以说是最准确、最精密、最严格调节消费的模范国家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富人一直不受任何消费“定量”的限制。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大家”谈起来都是加以嘲笑的。德国社会党的报刊（有时甚至是资产阶级的报刊），不管德国军营般森严的书报检查机关如何横暴，经常登载一些短评和消息，报道富人的“菜单”，披露富人在某某疗养地（凡是……有钱的，都可以托病到那里疗养）可以无限制得到白面包，富人吃的是难以见到的珍馐佳肴，而不是大众食品。
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害怕损坏资本主义的基石，雇佣奴隶制的基石，富人经济统治的基石，害怕发挥工人以及所有劳动者的主动性，害怕“煽起”他们的要求；这样的国家除了面包配给证，其他什么也不需要。这样的国家在任何时候采取任何一个步骤，都不会忽略自己的反动目的：巩固资本主义，不使它受到损害，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尤其在调节消费方面，仅仅采取一些使人民不致挨饿所绝对必需的办法，而决不打算真正调节消费，就是说，并不想监督富人，并不想把战时更多的负担加到那些在和平时期养尊处优、享有特权、饱食终日的富人身上。
用反动官僚办法解决战争向人民提出的任务，就只限于实行面包配给制，平均分配那些生活绝对必需的“大众”食品，一点也不放弃官僚主义和反动性，就是说，一点也不放弃自己的目的：不调动穷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平民”）的主动性，不容许他们监督富人，更多地为富人留下享受奢侈品的漏洞。在所有国家中，重复一句，甚至在德国，更不消说俄国了，这样的漏洞是留得很多的，“老百姓”在挨饿，而富人却到疗养地去，除官方规定的很少一点定量外，还得到各种“补贴”，而且不许别人对自己监督。
在刚刚完成了反对沙皇制度、争取自由平等的革命的俄国，在按实际政治制度来说一下子就成了民主共和国的俄国，大家看到富人可以轻易躲过“面包配给制”的限制，这特别使人民感到刺眼，特别引起群众的不满、恼怒、痛恨和愤慨。他们这样做非常容易。他们“暗地里”用特别高的价格，尤其是“依靠交情”（这种交情只有富人才有），就能得到一切，而且数量很大。人民却在挨饿。调节消费受到最狭窄的官僚反动的框框的限制。政府方面丝毫没有想到，丝毫没有设法根据真正革命民主的原则来进行这种调节。
“大家”都吃到排队买东西的苦头，可是……可是富人却派仆人去排队，甚至雇用专门的仆人来做这件事！这也叫作“民主制度”！
在国家经受空前的灾难的时候，为了战胜当前的灾难，革命民主政策应不限于实行面包配给制，还要加上以下的办法：第一，强迫全体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因为不这样就无法充分贯彻对消费的监督；第二，对富人实行劳动义务制，要他们无报酬地在这些消费合作社中从事文书之类的劳动；第三，把一切消费品真正平均分配给居民，使战争的重负真正平均分担；第四，实行监督，要使富人的消费受到居民中贫苦阶级的监督。
在这方面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在组织人民中最贫苦阶级实行监督方面表现真正的革命性，就能大大推动现有的每个知识分子努力工作，就能发挥全体人民真正的革命干劲。然而现在，共和制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俄国的部长们，和他们在其他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同行一样，说些“为人民利益共同劳动”、“调动一切力量”这样的漂亮话，可是人民到底还是看到了、感受到了、觉察到了这些话的虚伪性。
结果是踏步不前，瓦解现象日趋严重而无法控制，灾难日益逼近，其原因在于：按照科尔尼洛夫方式，按照兴登堡方式，按照一般帝国主义方式来让工人服军事苦役吧，我国政府无法做到，因为革命的传统、记忆、痕迹、习惯和制度还活生生地存在于人民之中；真正认真地沿着革命民主的道路前进几步吧，我国政府又不愿意，因为它完全依赖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搞“联合”，生怕触犯资产阶级事实上的特权，这样就把它浑身上下都束缚住了。
我们探讨了战胜灾难和饥荒的各种办法和方法。我们处处都看到了，以民主派为一方，以政府以及支持政府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为另一方，彼此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证明这些矛盾不仅我们说存在，而且在实际上存在，为了证明这些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已为具有全民意义的实际冲突所证实，只要提一下我国革命半年来的历史中两个特别典型的“总结”和教训就够了。
帕尔钦斯基“当权”的历史是一个教训。彼舍霍诺夫“当权”和垮台的历史又是一个教训。
上述各种战胜灾难和饥荒的办法，实质上就是要从各方面鼓励（直到强迫）居民，首先是民主派即大多数居民“联合化”，也就是说首先鼓励被压迫阶级，鼓励工人和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联合化”。为了克服战争所带来的空前的困难、重担和灾难，居民自己已经自发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沙皇政府曾千方百计地阻挠居民自动地和自由地“联合化”。但在沙皇君主制崩溃后，民主组织便在俄国各地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自发的民主组织，即各种供给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燃料会议以及诸如此类的组织，进行了克服灾难的工作。
在我国革命半年来的全部历史中，在这个问题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自称为共和的革命的政府，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革命民主派全权机关”的名义支持的政府，竟反对民主组织，并且搞垮了这些组织！！
帕尔钦斯基由于进行这个斗争，臭名传遍了俄国。他藏在政府背后进行活动，而不在大庭广众公开出面（所有立宪民主党人也喜欢以这种方式活动，乐意推出策列铁里来“对付人民”，自己却在暗中包办一切重要事情）。帕尔钦斯基阻挠和破坏了自发民主组织的一切重大措施，因为任何一项重大措施都不能不“损害”基特·基特奇之流的无限利润和专横气焰。而帕尔钦斯基正是基特·基特奇之流的忠实卫士和奴仆。事情弄到这种地步，——这是报上公布过的事实——帕尔钦斯基竟公然下令撤销自发民主组织发出的指示！！
帕尔钦斯基“当权”的全部历史（他“当权了”好几个月，而且正是在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切尔诺夫当“部长”的时候），完全是一部讨好资本家、为了资本家的卑鄙私利而践踏民意、破坏民主派决定的见不得人的丑史。自然，报纸上能够发表的只是帕尔钦斯基“功绩”的极小一部分，要把他阻挠克服饥荒的罪行彻底查清，只有无产阶级的真正民主的政府才能做到，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会把帕尔钦斯基及其同类人物的案件毫不隐匿地提交人民审判。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帕尔钦斯基只是一种例外，他不是已经被赶走了吗……可是问题正在于：帕尔钦斯基不是例外，而是通例；赶走了帕尔钦斯基，情况丝毫也没有改善；代替他的只是一些名字不同的帕尔钦斯基罢了；资本家的全部“影响”，为讨好资本家而破坏克服饥荒的全部政策，仍丝毫没有触动。因为克伦斯基之流不过是维护资本家利益的屏风而已。
对这一点的最明显的证明，就是粮食部长彼舍霍诺夫退出内阁。大家知道，彼舍霍诺夫是个最最温和的民粹派。可是他在组织粮食工作方面很想老老实实地做些事情，同民主组织取得联系，把它们作为依靠。彼舍霍诺夫的工作经历和退出内阁之所以更值得注意，是因为这个极温和的民粹派分子，这个“人民社会”党党员，虽然决心同资产阶级作任何妥协，还是不得不退出内阁！原因是克伦斯基政府为了讨好资本家、地主和富农而提高了粮食的固定价格！！
请看玛·斯米特在9月2日《自由生活报》[83]第1号上对这个“步骤”及其意义的描写吧： “在政府决定提高固定价格的前几天，全国粮食委员会里曾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右派代表罗洛维奇这个顽固维护私人商业利益、激烈反对粮食垄断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人，洋洋得意地当众宣布，据他所知，粮食的固定价格很快就要提高了。
而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回答说，他丝毫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只要革命还在俄国进行，决不会有这种事，不同民主派的全权机关经济委员会和全国粮食委员会商量，政府无论如何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农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也同意这个声明。
但是，可惜！事实对这个反声明作了非常严酷的修正：言中的不是民主派的代表，而是有产者的代表。关于准备侵犯民主派权利这件事，他消息很灵通，而民主派的代表连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也愤慨地加以否认。”
总之，无论工人代表或农民代表，都以绝大多数人民的名义明确地申述了自己的意见，而克伦斯基政府为了资本家的利益却反其道而行之！
罗洛维奇这个资本家的代表对于民主派不知道的那些事情，消息是非常灵通的，这正象我们常常看到而且现在还能看到的情形一样：资产阶级报纸《言语报》和《交易所小报》对于克伦斯基政府中所发生的事情，消息是非常灵通的。
这种消息灵通说明什么呢？显然说明资本家有自己的“门路”，并且在事实上掌握着政权。克伦斯基是一个傀儡，他们要怎样使用他，就怎样使用他，要什么时候使用他，就什么时候使用他。千百万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成了一小撮富人利润的牺牲品。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怎样回答这种令人愤慨的嘲弄人民的行为呢？也许他们已经发表了告工人和农民书，宣告干这种事情的克伦斯基及其同僚只配进监狱吧？
根本没有这回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仅仅以他们所把持的“经济部”的名义通过了一项我们已经提到的虚声恫吓的决议！他们在这个决议中声称，克伦斯基政府提高粮食价格是一种“有害的办法，使粮食工作以及全国经济生活遭受莫大的打击”，说实施这些有害的办法是公然“违反”法律的！！
这就是妥协政策的结果，这就是向克伦斯基讨好并想对他“宽恕”的政策的结果！
政府讨好地主和资本家这些富人，采取这种对整个监督工作、粮食工作和整顿摇摇欲坠的财政的工作有害的办法，就是违反法律，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继续谈论同工商界达成协议，继续同捷列先科磋商，继续宽恕克伦斯基，只是通过了一纸决议表示抗议，但就是这个决议也被政府若无其事地束之高阁了！！
这里特别清楚地揭示了一个真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背叛了人民和革命，而布尔什维克才是群众（甚至包括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群众）的真正领袖。
这是因为，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才能肃清克伦斯基之流所造成的混乱现象，才能恢复被克伦斯基及其政府所破坏的粮食、供给等等的民主组织的工作。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极其明显地看出，布尔什维克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即做好粮食和供给工作、满足工人和农民的迫切需要这样的利益，这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动摇的、不坚决的、真正叛卖性的政策正好相反，他们的政策竟使国家干出了提高粮价这种可耻的事情！
提高粮食固定价格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价格的提高意味着更多地滥发纸币，物价更加高涨，财政紊乱加剧，财政破产逼近。大家都认为，滥发纸币是一种最坏的强制性借款，它使工人这一部分最贫困的居民境况尤其恶化，它是财政混乱的主要祸害。
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支持的克伦斯基政府恰恰采用了这种办法！
要认真克服财政紊乱和必不可免的财政破产，除用革命手段同资本的利益决裂，组织真正民主的、“来自下面的”监督，即工人和贫苦农民对资本家的监督之外，也就是除前面我们所说的办法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滥发纸币就是鼓励投机，让资本家靠投机大发横财，并且给亟需扩大的生产造成莫大困难，因为材料、机器等等的价格日益昂贵，不停地飞涨。富人把投机得来的财富隐瞒起来，那该怎么办呢？
可以对数额很大和极大的收入征收税率很高的累进所得税。继其他帝国主义政府之后，我国政府也实行了这个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多半是落空的，是一纸空文，因为第一，货币贬值愈来愈快，第二，收入来源愈是靠投机，商业秘密保守得愈严，隐瞒收入也就愈厉害。
要使税收实际可靠，不致落空，就必须实行实际的而不是停留在纸上的监督。如果监督仍然是官僚式的，那就不可能对资本家实行监督，因为官僚本身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里，不管是君主国也好，共和国也好，整顿财政完全靠实行“劳动义务制”，而实行的办法就是让工人服军事苦役或者说沦为军事奴隶。
反动官僚式的监督是帝国主义国家（法国和美国这两个民主共和国也不例外）把战争重担转嫁给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唯一手段。
我国政府政策的基本矛盾就在于：为了不同资产阶级闹翻，不破坏同它的“联合”，就不得不实行反动官僚式的监督，同时为了不断欺骗人民，又把这种监督叫作“革命民主的”监督，这样就激起了刚把沙皇制度推翻的群众的愤怒和痛恨。
其实，只有采取革命民主的办法，把工农被压迫阶级，把群众联合在各种团体中，才能对富人实行真正的监督，才能最有效地与隐瞒收入的行为作斗争。
现在正在大力鼓励用支票流通的办法来防止滥发纸币。这种办法对穷人没有意义，因为穷人反正是过一天算一天，一星期就完成一次“经济周转”，把挣来的很少几个钱又还给资本家。对于富人，支票流通则有巨大的意义，特别是在实行银行国有化和取消商业秘密之后，支票流通就能够使国家真正监督资本家的收入，真正抽他们的税，真正把财政体系“民主化”（同时加以整顿）。
但是这里的障碍正是那种害怕侵犯资产阶级特权、害怕破坏同它的“联合”的心理。因为不采取真正革命的办法，不使用极严厉的强制手段，资本家就不会服从任何监督，不会公开自己的收支情况，不会向民主国家“申报”储藏的纸币。
联合在各种团体中的工人和农民，只要把银行收归国有，实行一切富人都必须依法执行的支票流通的办法，取消商业秘密，规定没收隐瞒收入者的财产，等等，就能非常容易地使监督成为真正的和普遍的监督，正是这种对富人的监督，能使国库发行的纸币从一切拥有和隐藏纸币的人手中交还国库。
为此就必须有革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派的革命专政，就是说，为此民主派就必须成为真正革命的民主派。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关键。这正是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愿意做的事，他们打着“革命民主”的旗帜来欺骗人民，实际上支持资产阶级的反动官僚政策，而资产阶级总是遵循下列原则：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après nous le déluge”）[84]！
我们平常甚至没有察觉到，所谓资产阶级所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种反民主的习惯和成见是如何深刻地侵蚀了我们的心灵。某个工程师或银行家公布工人的收支情况，公布关于工人工资及其劳动生产率的材料，被认为是非常合理合法的事情。谁也不认为这是侵犯工人的“私生活”，是工程师在“侦探或告密”。资产阶级社会把雇佣工人的劳动和工资看作自己的公开帐簿，任何一个资产者都有权随时查看，随时揭露工人如何“奢侈”、如何“懒惰”等等。
可是，如果反过来进行监督呢？如果职员、办事员和仆役的团体应民主国家的邀请来检查资本家的收支情况，公布这方面的材料，协助政府与隐瞒收入的行为作斗争，那又会怎样呢？
那资产阶级就会大嚷大叫地反对“侦探”，反对“告密”了！“老爷”监督仆役，资本家监督工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人们认为被剥削劳动者的私生活并不是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有权要求每个“雇佣奴隶”报帐，有权随时公布他的收支情况。而被压迫者要监督压迫者，要查清他的收支情况，要揭露他的奢侈生活——哪怕在战争期间，在这种奢侈生活已经直接引起了前线军队的饥饿和死亡的时候——啊，那可不行，资产阶级是不容许“侦探”和“告密”的！
问题归结起来还是在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和真正革命的真正民主的制度是不可调和的。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如果害怕走向社会主义，那就决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
以上所说的，很容易引起那些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流行的机会主义思想侵蚀的读者的反驳，说这里描述的实质上多半不是民主的措施，而已经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了！
这种在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上常见的（用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流行的反驳，是对落后的资本主义的一种反动的司徒卢威式的辩护。他们说什么我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实施”社会主义还为时过早，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应该做资产阶级的奴仆（虽然法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125年以前就对一切压迫者，即地主和资本家采取了恐怖手段，从而使革命成了伟大的革命！）。
那些替资产阶级效劳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也转到他们那边去了）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不懂得（从他们这种意见的理论根据来看）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什么是国家，什么是革命民主制。因为，懂得这些东西的人决不会不承认，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
大家都在谈论帝国主义。但是帝国主义无非是垄断资本主义。
俄国的资本主义也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点可以由“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糖业辛迪加等等充分证明。而这个糖业辛迪加又使我们亲眼看到垄断资本主义怎样转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什么是国家呢？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的组织，例如在德国便是容克和资本家的组织。所以德国的普列汉诺夫分子（谢德曼、伦施等人）称之为“军事社会主义”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得简明些，就是使工人服军事苦役，使资本家的利润得到军事保护。
如果试一试用革命民主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摧毁一切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容克资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会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
因为，如果资本主义大企业成了垄断组织，那就是说，它面向全体人民。如果它成了国家垄断组织，那就是说，由国家（在革命民主制的条件下，国家就是居民的、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组织）来指导整个企业。但是为谁的利益服务呢？
——或者是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服务，那就不是革命民主国家，而是反动官僚国家，是帝国主义共和国；
——或者是为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服务，那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
在这里，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客观的发展进程是这样：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从垄断组织（战争使垄断组织的数目、作用和意义增大了十倍）向前进。
或者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那就不能害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或者害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象普列汉诺夫、唐恩、切尔诺夫那样，借口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实施”社会主义等等来非难这些步骤，那就必然会滚到克伦斯基、米留可夫和科尔尼洛夫那边去，即用反动官僚式的手段来压制工农群众的“革命民主的”要求。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我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也就在这里。
在整个历史上，特别在战争期间，站在原地不动是不可能的。不是前进，就是后退。在用革命手段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20世纪的俄国，不走向社会主义，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这些步骤为技术和文化的水平所制约和决定．在农民的耕作业中“实行”大机器经济固然不行，在糖业生产中要取消大机器经济也是不行的），就不能前进。
害怕前进，那就意味着后退，而克伦斯基之流先生们在米留可夫之流和普列汉诺夫之流的欣然赞赏下，在策列铁里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的愚蠢帮助下，正是这样做的。
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 * *
对于社会主义问题，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抱着学理主义的态度，即根据他们背得烂熟但理解得很差的教条来看待的。他们把社会主义说成是遥远的、情况不明的、渺茫的未来。
其实，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
什么是普遍劳动义务制呢？
这就是在最新的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前进了一步，是朝着按照某一总计划来调节整个经济生活的方向，朝着节省国民劳动、防止资本主义加以滥用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在德国，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是容克（地主）和资本家，所以它对工人来说必然成为军事苦役。
可是这一制度如果由革命民主国家来实行，那么请想一想，它会有怎样的意义呢？由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实行、调节、指导的普遍劳动义务制，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了。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巨大步骤，在保持充分民主的条件下，除非对群众施加空前未有的暴力，决不可能从这样的步骤退到资本主义去。
既然谈到战胜日益逼近的灾难的办法问题，我们就得说明一下另外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关系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之间、罪恶的掠夺战争和正义的民主战争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上面已经指出，我们所描述的一切战胜灾难的办法，会大大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换句话说，会大大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不把侵略战争变为正义战争，不把资本家为了本身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变为无产阶级为了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那么这些办法就不能实施。
情况确实如此。实行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同时取消商业秘密和实行工人对资本家的监督，不仅可以大大节省国民劳动，可以节省人力和物力，而且会使居民中的劳动群众即大多数居民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大家知道，在现代战争中，经济组织是有决定意义的。在俄国，粮食、煤、石油、铁都很充足，在这方面，我国的状况比欧洲任何一个交战国都好。如果在用上述办法消除经济破坏时，发挥群众在这方面的主动性，改善群众的生活状况，实行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俄国就能利用自己的革命和自己的民主制度把整个国家的经济组织水平大大提高。
假如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同那些阻挠一切监督办法、暗中破坏生产的资产阶级搞“联合”，而在4月间就使政权转归苏维埃，并且不把自己的力量用在玩弄“更换阁员的把戏”，用在争取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分享部长、副部长等等官位，而是把力量用来领导工农实行他们对资本家的监督，领导工农进行反对资本家的战争，那么俄国现在就会成为一个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造的国家，成为一个土地归农民、银行国有化的国家，也就是说，在这些方面（而这是现代生活极其重要的经济基础）会超过所有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
实现了银行国有化的国家，它的防御能力即军事实力超过银行留在私人手里的国家。土地由农民委员会掌握的农民国家，它的军事实力超过保留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国家。
人们常常拿法国人在1792—1793年所表现的英勇爱国精神和奋勇作战的奇迹作例证。但是，他们常常忘记了当时唯一可能造成这种奇迹的物质条件，即历史经济条件。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摧毁过时的封建制度，使全国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过渡到自由的农民土地占有制，并且是以真正革命民主主义者那种迅猛、果敢、坚韧和忘我的精神来实现这种过渡，——这就是那些用“神奇的”速度挽救了法国，把它的经济基础加以改造、加以革新的物质经济条件。
法国的例子告诉我们的唯一的一点就是：要使俄国成为具有防御能力的国家，要使俄国也出现群众英勇奋斗的“奇迹”，就必须用“雅各宾式的”无情手段来扫除一切旧的东西，在经济上革新俄国，改造俄国。这在20世纪不是光靠推翻沙皇制度（法国在125年前就已经不限于此了）就能办到的。这甚至也不是光靠用革命手段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我们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背叛了农民！），光靠把土地转归农民就能办到的。因为现在是在20世纪，只有对土地的统治，而没有对银行的统治是不能改造和革新人民的生活的。
18世纪末，法国在物质方面即生产方面的革新是同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革新，同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政（当时民主派还没有同无产阶级分开，无产阶级几乎还同民主派融合在一起），同向一切反动势力宣布的无情战争联系着的。全体人民，特别是群众即各被压迫阶级，都充满了无限的革命热情；大家都认为当时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御战争，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革命的法国抵御了反动君主制欧洲的侵犯。不是在1792—1793年，而是过了很多年，在国内反动势力取得胜利以后，拿破仑的反革命专政才把法国进行的战争由防御战争变成了侵略战争。
俄国的情况怎样呢？我们继续在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这个战争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是同其他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遵照沙皇同英国等国的资本家签订的秘密条约进行的，这些条约允许俄国资本家掠夺别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利沃夫、亚美尼亚等等。
只要俄国还没有提出缔结公正的和约，还没有同帝国主义断绝关系，从俄国方面来说，战争仍然是非正义的、反动的侵略战争。战争的社会性质和它的真正意义并不是由敌军盘踞在什么地方决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是这样想的，他们堕落到了无知农夫的庸俗水平）。决定战争社会性质的是战争所继续的是什么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由哪一个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
引导群众去参加履行秘密条约的掠夺战争，还指望群众表现热情，这是不可能的。革命俄国的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日益清楚地认识到战争的罪恶性质，资产阶级不仅不能打消群众的这种信念，群众对战争的罪恶性质的认识反而日益提高了。俄国两个首都的无产阶级已经完全成为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了！
这里怎么谈得上群众拥护战争的热情呢！
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是彼此紧密联系着的。没有人民在果敢地实现伟大的经济改造中所表现的大无畏的英勇精神，就不能使国家成为具有防御能力的国家。而不同帝国主义断绝关系，不向各国人民提出缔结民主的和约，不用这种办法把侵略的、掠夺的、罪恶的战争变为正义的、防御的、革命的战争，就不能激发群众的英勇精神。
只有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完全彻底地同资本家断绝关系，才能挽救我们的革命，挽救我们这个被帝国主义的铁钳钳制着的国家。
目前俄国的民主派要想成为真正革命的民主派，就应当同无产阶级结成最紧密的联盟，一起前进，支持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所进行的斗争。
分析了同规模空前的不可避免的灾难作斗争的办法问题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
战争造成了如此重大的危机，使人民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达到如此紧张的地步，使整个现代社会组织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因此人类必须作出抉择：要么是灭亡，要么是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最革命的阶级，以便最迅速最激进地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
由于许多历史原因（俄国比其他国家落后得多，战争带给它的困难特别大，沙皇制度腐朽透顶，1905年的传统还充满活力），俄国比其他国家先爆发了革命。革命在几个月以内就使得俄国在政治制度方面赶上了先进国家。
但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严酷地尖锐地提出问题：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
这是可能的，因为在我们面前摆着许多先进国家的现成经验以及它们在技术和文化方面的现成成就。欧洲日益高涨的反战浪潮，全世界工人革命日益发展的气氛，给我们以精神上的支持。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极为罕见的革命民主的自由正激励着我们，鞭策着我们。
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在这样的时刻，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态度证明布尔什维克的老提法（只要形式上相应地作些改变）是正确的，即必须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挽救革命。
而农民在整个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是人数最多的。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担任了反动的角色：他们让农民继续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引导农民去同资产阶级联合，而不是去同无产阶级联合。
革命的经验迅速地教育了群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反动政策正在破产：他们已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中遭到失败[85]。在这两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的内部都有“左的”反对派在成长。1917年9月10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社会革命党市代表会议上，趋向于同无产阶级联盟而拒绝同资产阶级联盟（联合）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三分之二的多数。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重复资产阶级所喜爱的对比方法，即拿资产阶级与民主派作对比。但是，这种对比实质上就象拿尺与斗作对比那样荒谬。
有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也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只有对历史和政治经济学都十分无知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所以要作这种不正确的对比，是为了掩盖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那就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还有一个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阶级的经济地位，必然会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小资产阶级拉去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他们整个“联合”的实质、整个联合内阁的实质、克伦斯基这个典型的半立宪民主党人的全部政策的实质就在这里。在这半年的革命中，这个政策已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立宪民主党人幸灾乐祸，说革命遭到了破产，革命既没有消除战争，也没有消除经济破坏。
这话不对。遭到破产的是立宪民主党人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因为半年来是这个联盟在统治俄国，而且在这半年中使经济破坏加剧了，使战争局势变得更加混乱、更加困难了。
资产阶级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破产愈彻底，人民受到教育也就愈快。人民也就会更容易地找到正确的出路，那就是：贫苦农民即大多数农民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
1917年9月10—14日
1917年10月底由波涛出版社彼得格勒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在第34卷第151—199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宁全集第32卷1917.7-1917.10/列宁全集(第2版)
[79]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这篇著作是1917年9月在芬兰赫尔辛福斯写的，1917年10月由波涛出版社印成了小册子。在此以前，它的最后两章《消除经济破坏和战争问题》、《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曾发表于1917年10月1日（14日）《工人之路报》第25号。——181。
[80] 全俄民主会议是根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召开的，1917年9月14—22日（9月27日—10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苏维埃、工会、陆海军组织、合作社和民族机关等方面的代表共1582人。这个会议是为解决政权问题而召开的。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以后，妥协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失去了在苏维埃中的多数地位，他们便伪造民主会议，企图以此代替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建立新的联合临时政府，使政权继续留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力图把国家纳入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轨道，阻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布尔什维克参加了民主会议，目的是利用会议的讲坛来揭露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9月18日（10月1日），布尔什维克党团在民主会议上宣读了党中央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宣言，给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们的妥协政策以尖锐批评。9月19日（10月2日），会议就政权问题进行表决，结果是赞成同资产阶级联合而把立宪民主党排除在外（四分之三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的代表反对联合）。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决议案，由于妥协派内部的分歧只得到了183张赞成票。9月20日（10月3日），民主会议主席团通过决定，由组成会议各集团分别派出名额为其人数15％的代表组成常设机关——预备议会，以履行民主会议的职能。成立预备议会是企图造成俄国已经建立了议会制度的假象。但是9月25日（10月8日）组成的新的联合临时政府把一大批立宪民主党人及其他资产阶级地主组织的代表补充进预备议会，并且限制了它的权利和职能。根据临时政府批准的条例，预备议会仅仅是它的谘询机关。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于9月21日（10月4日）决定从民主会议主席团召回布尔什维克，但不退出会议，同时以9票对8票决定不参加预备议会。由于双方票数大体相等，问题又交给民主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讨论，结果却以77票对50票作出了参加预备议会的决议，并经中央批准。列宁批评了布尔什维克在对待民主会议问题上策略错误，坚决要求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集中力量准备起义。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讨论了列宁的建议，不顾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等人的反对，作出了退出预备议会的决定。10月7日（20日），在预备议会开幕那天，布尔什维克代表宣读声明后退出。10月25日（11月7日），预备议会被赤卫队解散。——187。
[81] 基特·基特奇（季特·季特奇·勃鲁斯科夫）是俄国剧作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无端遭祸》中的一个专横霸道、贪婪成性的富商，这里用作工商界大亨的代称。——187。
[82] 卡德里尔舞是一种有四人参加、分为两对的民间舞蹈，在欧洲颇为流行。——202。
[83] 《自由生活报》（《Свободая Жизнь》）即《新生活报》。1917年9月2—8日（15—21日）《新生活报》被临时政府封闭期间，曾用这个名称继续出版。——210。
[84] “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句话据说出自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路易十五在位时横征暴敛，榨取全国钱财来维持宫廷奢侈生活，根本不顾人民死活，曾说他这一辈子已经足够，死后管它洪水滔天。——215。
[85] 指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政治决议案首次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中获得通过。1917年8月31日（9月13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会议以279票赞成、115票反对、50票弃权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决议案。决议案坚决否定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号召将全部政权转交给苏维埃，并提出了在国内进行革命改造的纲领。几天后，9月5日（18日），莫斯科苏维埃也以355票的多数通过了类似的决议案。9月25日（10月8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进行改选，苏维埃选出的主席团基本上由布尔什维克组成。列·达·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取代了孟什维克尼·谢·齐赫泽。同时，维·巴·诺根当选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取代了孟什维克列·米·欣丘克。——224
政 治 经 济 学
一、对象和方法 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各自的特殊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作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弓和箭，从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野蛮人的交换往来，到上千马力的蒸汽机，到机械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例如，随着金属货币的采用，一系列适用于借金属货币进行交换的一切国家和历史时期的规律起作用了。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和方法的产生，随着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的方式方法。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这种公社一起或带着它的非常明显的残余进入历史的)，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么，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不论是大农业还是小农业，按照所由发展的历史前提，各自都可以有十分不同的分配形式。但是很明显，大农业所决定的分配，总是和小农业所决定的完全不同；大农业以阶级对立为前提或者造成阶级对立---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徭役农民，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而在小农业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之间的阶级差别决不是什么前提，相反地，正是这种差别的存在标志着小农经济在开始瓦解。----在至今还完全是或主要是自然经济的国家中，金属货币的采用和推广，总是同先前的分配的或慢或快的变革相联系，这种变革使个人之间分配上的不平等，即贫富的对立，日益增长起来。----中世纪地方行会的手工业生产使大资本家和终身的雇佣工人不可能存在，而现代的大工业、今天的信用制度以及与此二者的发展相适应的交换形式，即自由竞争，则必然要使他们产生出来。 但是，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社会分为享特权的和被损害的、剥削的和被剥削的、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阶级，而同一氏族的各个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团最初只是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例如在东方是灌溉)、为了抵御外敌而发展成的国家，从此也就同样具有了这样的职能：用暴力对付被统治阶级，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可是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它反过来也影响生产和交换。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交换形式，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不仅受到旧的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设施的阻碍，而且也受到旧的分配方式的阻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适应的分配。但是，某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越是活跃，越是具有成长和发展的能力，分配也就越快地达到超过它的母体的阶段，达到同当时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发生冲突的阶段。前面已经说过的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在同外界的交往使它们内部产生财产上的差别从而发生解体以前，可以存在几千年，例如在印度人和斯拉夫人那里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则相反，它存在还不到300年，而且只是从大工业出现以来，即100年以来，才占据统治地位．而在这个短短的时期内它已经造成了分配上的对立---一方面，资本积聚于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一无所有的群众集中在大城市，---因此它必然要趋于灭亡。 一个社会的分配总是同这个社会的物质生存条件相联系，这如此合乎事理，以致经常在人民的本能上反映出来。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完自身的没落阶段的颇大一段行程时，当它多半已经过时的时候，当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分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已经在敲门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越来越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愤怒出诗人298，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愤怒是适得其所的，可是愤怒在每一个这样的场合下能证明的东西是多么少，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能为这种愤怒找到足够的材料。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它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们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然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交换形式的规律从正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最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就是说，从反面来表述它的规律，证明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它本身的发展，正在接近它使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境地。这一批判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日益成为生产本身所无法忍受的桎梏；这些形式所必然产生的分配方式造成了日益无法忍受的阶级状况，造成了人数越来越少但是越来越富的资本家和人数越来越多而总的说来处境越来越恶劣的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之间的日益尖锐的对立；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再能驾驭的大量的生产力，正在等待着为有计划地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去占有，以便保证，并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保证社会全体成员享有生存和自由发展其才能的资料。 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虽然到17世纪末，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在一些天才的头脑里产生了，可是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作了正面阐述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18世纪的产儿，它可以和同时代的伟大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并且也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点。我们关于启蒙学者所说的话（注释：见本卷第355—357页。---编者注），也适用于当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这些活动的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在我们从哲学方面充分地认识了我们的“批判的奠基者”杜林先生和他的方法以后，我们也就不难预言，他将怎样理解政治经济学了。在哲学上，当他不是简简单单地胡说八道的时候(像在自然哲学中那样)，他的观点是对18世纪的观点的歪曲。在他看来，这里所涉及的不是历史的发展规律，而是自然规律，是永恒真理。道德和法这样的社会关系，不是按照当时历史地存在的条件决定的，而是由著名的两个男人来决定的，两人中的一人或者压迫对方，或者不压迫对方，可惜后一种情况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如果我们作出下面这样的结论大概是不会错的：杜林先生同样也会把经济学归结为各种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永恒的自然规律、同义反复的毫无内容的公理，而同时又把他所知道的经济学的全部积极的内容再从后门偷运进来；他不会从生产和交换中引伸出作为社会现象的分配，而是把它交给他那赫赫有名的两个男人去作最后的解决。由于这一切都是我们早巳熟悉的把戏，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谈得简单些。 真的，在第2页上299杜林先生已经向我们宣称他的经济学涉及他的哲学中“已经确立的东西”，而且“在某些重要方面，依据的是更高级的、在更高的研究领域中已被完成的真理”。 到处都是喋喋不休的自夸。到处都是杜林先生为杜林先生所确立的和完成的东西高奏凯歌。确实是完成的东西，这我们已经看得太多了，但是完成得像熄灭一根冒着烟的蜡烛一样（注释：“完成”的德文是“ausmachen”，也有“熄灭”的意思。——编者注）紧接着，我们看到了 “一切经济的最一般的自然规律”这就是说，我们猜对了。可是这些自然规律要使人们正确地理解过去的历史，只有人们“用更确切的规定研究这些规律，即通过政治的隶属形式和组合形式而获得的这些规律的结果。像奴隶制和雇佣奴隶制这样的体制．连同它们的孪生兄弟即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应当被看作真正政治性质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形式，它们在到现在为止的世界中构成框架，经济的自然规律只有在这种框架里才能显示其作用”。这段话是一套开场锣鼓，就像瓦格纳歌剧的主调一样，告诉我们那两个有名的男人就要出场了。但是它还包含着更多的东西，它是杜林的全书的主题。在谈到法的时候，除了把卢梭的平等论翻译成拙劣的社会主义语言以外（注释：见本卷第438--—444页。——编者注），杜林先生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东西，而比这种翻译好得多的东西，许多年来都可以在巴黎的每一家工人咖啡馆中听到。在这里，他把经济学家的怨言翻译成一种并不高明些的社会主义语言，这些经济学家埋怨说，国家的干涉、暴力的干涉歪曲了经济方面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及其作用。这样，他就理应在社会主义者中完全陷于孤立。每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人，不论是哪一个国家的，都很清楚地知道：暴力仅仅保护剥削，但是并不引起剥削；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才是他受剥削的基础，这种关系是通过纯经济的途径而决不是通过暴力的途径产生的。往下，我们听到，在一切经济问题上“可以区分两种过程，即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此外，以肤浅著称的让·巴·萨伊还加上了第三种过程，即消耗过程，消费过程，但是他和他的门生在这方面都说不出什么道理。可是，交换或流通只是生产的一个项目，使产品到达最后的和真正的消费者手中所必须经历的一切，都属于生产。杜林先生把生产和流通这两个虽然互相制约但是本质上不同的过程混为一谈，并且泰然自若地断言，排除这种混乱只能“产生混乱”，他这样做只不过证明，他不知道或不懂得正是流通在最近50年来经历了巨大的发展；他书中以下的内容也证实了这一点。还不止于此。他首先把生产和交换合而为一，统称为生产，然后使分配同生产相并列，把它当作同第一个过程毫不相干的、完全外在的第二个过程。可是我们已经知道，分配就其决定性的特点而言，总是某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这个社会的历史前提的必然结果，只要我们知道了这些关系和前提，我们就可以确实地推断出这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分配方式。但是我们也知道，杜林先生如果不想背叛他在道德、法和历史的观点方面所“确立的”原则，他就不能不否认这一基本的经济事实，特别是当他需要把他的两个不可缺少的男人偷运进经济学中的时候。在分配终于同生产和交换脱离了一切联系以后，这一伟大的事变就可以发生了。 同时，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在道德和法中问题是怎样展开的。在这里，杜林先生最初只是从一个男人说起，他说道： “一个人，如果被设想为单独的人，或者换句话说，被设想为同其他人没有任何联系，那么这个人是不会有什么责任的。对他来说，不存在义务，只有意愿。” 可是这个没有责任的、被设想为单独的人，如果不是天堂里的不幸的“原始犹太人亚当”---在那里他没有任何罪恶，因为他没有任何犯罪的可能，---还能是别的什么人呢?但是，连这位现实哲学的亚当也是要犯原罪的。在这位亚当之旁突然出现了一个人，虽不是卷发垂垂的夏娃，也是第二个亚当。于是亚当立即有了责任，而且---破坏了这个责任。他不是把这位兄弟当作有平等权利的人拥抱于怀，而是迫使他服从自己的统治，对他进行奴役----而世界全部历史直到今天还由于这第一次犯罪所带来的后果，由于奴役别人这一原罪而受苦。因此，在杜林先生看来，这历史连三分钱也不值。顺便说说，如果杜林先生以为把“否定的否定”称为原罪和赎罪的古老故事的翻版就足以使它受辱，那么关于他的同一故事的最新版本，我们该说些什么呢?(关于赎罪，用爬虫报刊，300的话来说，我们将来还要作“详细研究”。)无论如何，我们宁愿选择古代闪米特部落的传说，根据这个传说，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是值得花费力量走出无罪状态的。让杜林先生独享用两个男人编造他的原罪故事的殊荣吧。 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他怎样把原罪译成经济学的语言： “关鲁滨逊的想象，无论如何可以作为生产概念的一个合适的思维模式，他凭自已的力量孤独地对抗自然界．而不必和任何人分东西……对于说明分配想中的最主要之点，两个人的思维模式是同样适用的，这两个人的经济力量合在一起，他们显然应当通过某种形式互相商定他们各自的份额：为了十分严格地阐明某些最重要的分配关系，并且从胚胎状态上、从其逻辑必然性上去研究究这些关系的规律，除了这种简单的二元论，的确不需要更多的东西…… 在这里可以设想两个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行动，也可以设想以完全压服一方的办法把力量合在一起，于是这一方被迫作为奴隶或单纯的工具去从事经济的劳务，而且也只是作为工具被养活着…… 在平等状态 一方无足轻重，另一方全智全能和独自主动参与这种状态之间，存在着一列的中间阶段，其中充满了世界历史的形形色色的现象。在这里重要的先决条件是要对历史上的各种正义和非正义的体制有一个全面的考察”……后整个分配就转变为某种 “经济上的分配法”。 现在杜林先生终于又脚踏实地了。他可以同他那两个男人手挽着手向当代挑战了。234可是在这三个人的后面还站着一个无名氏。“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鲁里亚的僧侣，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第227页)（注释：见本选集第2卷第197页。----编者注） 这样杜林先生就知道了到现在为止的一切生产形式(就它们运动于阶级对立中而言)所共有的基本剥削形式是什么，在此以后，他只要运用一下他那两个男人，就可以把现实经济学的根底深厚的基础建立起来了。他毫不迟疑地来实施这一“创造体系的思想”。超出劳动者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无偿劳动，这就是要点。于是，这里叫作鲁滨逊的亚当便强迫他的第二个亚当即星期五拚命做工。但是为什么星期五的工作量超过维持他自己的生活所必需的量呢?这个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在有的地方也可以找到解答。可是对于这两个男人说来，这太烦琐了。事情一下子就解决了：鲁滨逊“压服”星期五，迫使他“作为奴隶或工具来从事经的劳务”，把他“也只是作为工具”来养活。杜林先生用这个最新的“创造性的说法”，收到了一举两得之效。第一，他省得费力去说明到现在为止的各种分配形式，它们的差别和它们的原因：它们简直全都毫无用处，它们都是以压服、暴力为依据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等一等再谈。第二，他这样就把全部分配理论从经济学的领域搬到道德和法的领域中，就是说，从确定的物质事实的领域搬到或多或少是不确定的意见和感觉的领域中。因此，他不再需要去研究或证明，只要随心所欲地夸夸其谈就够了，他可以要求劳动产品的分配不按照其实际原因，而按照他杜林先生所认为的道德的和正义的方式来安排。可是杜林先生认为是正义的东西决不是不变的，所以就远不是真正的真理了，因为真正的真理在杜林先生本人看来“是根本不变的”。杜林先生在1868年就断定(《我的社会条陈的命运》)：“使所有制具有日益鲜明的特点是一切高度文明所具有的倾向，现代发展的实质和前途就在于此，而不在于权利和统治范围的混乱。”其次，他完全不能看到，“雇佣劳动向另一种谋生形式的转变，怎样能够在某一时候符合于人类本性的规律，符合于社会机体的合乎自然必然性的构造”（注释：见欧·杜林《我致普鲁士内阁的社会条陈的命1868年柏林版第5页。----编者注）。 这样，在1868年：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是合乎自然必然性的，因而是正义的；在1876年（注释：指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1876年第2版。——编者注）：两者都成了暴力和“掠夺”的结果，因而是非正义的。而且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位如此突飞猛进的天才几年以后会认为什么东西是道德的和正义的，所以无论如何，在考察财富的分配时，我们最好还是遵循现实的客观的经济规律，而不要遵循杜林先生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一时的、易变的主观想象。如果我们对现代劳动产品分配方式(它造成赤贫和豪富、饥饿和穷奢极欲的尖锐对立)的日益逼近的变革所抱的信心，只是基于一种意识，即认为这种分配方式是非正义的，而正义总有一天一定要胜利，那就糟了，我们就得长久等待下去。梦想千年王国快要来临的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就已经意识到阶级对立的非正义性。在近代史开始的时期，在350年前，托马斯·闵采尔已经向全世界大声宣布过这一点。在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也发出过同样的呼声，可是后来就消失了。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这一呼声，在1830年以前受到劳动的和受苦的群众的冷遇，现在却得到千百万人的共鸣；这一呼声以各国大工业发展的同样顺序和同样强度，激动了一个又一个的国家；这一呼声在一个世代内就已经获得这样的威力，竟能抵抗一切为了对付它而联合起来的势力，并且在最近的将来定将取得胜利，----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现代的大工业，一方面造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要求消灭某个特殊的阶级组织或某种特殊的阶级特权，而是要求根本消灭阶级；这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使他们不得不贯彻这一要求，否则就有沦为中国苦力的危险。另一方面，这个大工业造成了资产阶级这样一个阶级，它享有全部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垄断权，但是在每一个狂热投机的时期和接踵而来的每次崩溃中，都表明它已经无力继续支配那越出了它的控制力量的生产力；在这个阶级的领导下，社会就像司机无力拉开紧闭的安全阀的一辆机车一样，迅速奔向毁灭。换句话说，这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毁灭，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晰的形象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 二、暴 力 论 “在我的体系中，—般政治对经济法的形式的关系被规定得十分肯定，同时又十分独特，为了使研究易于进行而特别把这点指出来，想必不会是多余的。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经济的依存不过是一种结果或特殊情形，因而总是次等的事实。有些最新的社会主义体系把完全相反的关系的一目了然的假象当作指导原则，他们以为政治的从属似乎是从经济状态中产生的。当然，这些次等的结果本身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在目前是最能使人感到的；但是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是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在另一个地方也是这样，在那里杜林先生“从这样的原理出发：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相反的关系只是次等的相反结果…… 只要人们把政治组合不是看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出发点，而仅仅把它当作达到糊口目的的手段，那么不管这些人看来是多么激进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他们总是包藏着一部分隐蔽的反动性”。这就是杜林先生的理论。它在这里和其他许多地方都是被简简单单地提出的，可以说是颁布下来的。在厚厚的三大部书里，任何地方都没有作过证明这一理论或者反驳相反意见的哪怕一点点尝试。即使论据像乌莓子一样便宜301，杜林先生也没有给我们拿出一个来。事情本来已经由鲁滨逊奴役星期五这一著名的原罪证明了。这是一种暴力行为，因而是一种政治行为。这种奴役构成了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的出发点和基本事实，并给这一历史灌注了非正义的原罪，而且灌注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它在往后的时期中只是有所缓和，只是“变为较为间接的经济依存形式”；同样，直到现在还通行的全部“基于暴力的所有制”也是以这种原始奴役为基础的，---正因为如此，很显然，一切经济现象都应该由政治原因来解释，即由暴力来解释。而谁对此不满意，谁就是隐蔽的反动派。首先应当指出，一个人只有像杜林先生那样自以为是，才能把这个毫不独特的观点看得“十分独特”。把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看作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东西的这种观念，像历史学本身一样已经很古老了，并且主要是由于这种观念的存在，保留下来的关于人民发展的材料竟如此之少，而人民的发展正是在这个喧嚣的舞台背后悄悄地进行的，并且起着真正的推动作用。这种观念曾支配已往的整个历史观，只是法国复辟时代的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注释：指奥·梯叶里、弗·基佐、弗·米涅和阿·梯也尔。----编者注）才使之发生动摇；在这里，“独特”的只是杜林先生对这一切又毫无所知。其次，即使我们暂且认为，杜林先生关于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归结为人对人的奴役的说法是正确的，那还远未弄清事情的根底。反而首先发生了这样的问题：鲁滨逊为什么要奴役星期五呢?单是为了取乐吗?完全不是。相反地，我们看到，星期五是“被迫作为奴隶或单纯的工具去从事经济的劳务，而且也只是作为工具被养活着”。鲁滨逊奴役星期五，只不过是要星期五为鲁滨逊的利益来劳动。但是鲁滨逊怎样能够从星期五的劳动中获得好处呢?这只是因为星期五以他的劳动所生产的生活资料，多于鲁滨逊为维持他的劳动能力而不得不给予他的东西。因此，鲁滨逊违背了杜林先生的明确的规定，把由于奴役星期五而造成的“政治组合不是看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出发点，而仅仅把它当作达到糊口目的的手段”，现在可以让他自己想想，他怎样去向他的主人和师长杜林交代。 这样，杜林先生为了证明暴力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特意编造的天真的例子证明：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同样，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因此，上述例子证明的同它所要证明的正好相反。在鲁滨逊和星期五的例子上如此，在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统治和奴役的事例上也都是如此。用杜林先生的优雅词汇来说，压迫始终是“达到糊口目的的手段”(指最广义的糊口目的)，但是无论何时何地，它都不是什么为“达到自己目的”而实行的政治组合。只有像杜林先生这样的人才能设想，捐税在国家中只是“次等的结果”，或者，进行统治的资产阶级和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的目前的政治组合是为“达到自己目的”而存在，而不是为了进行统治的资产者的“糊口目的”，即为了榨取利润和积累资本而存在。现在回过头来再谈我们的两个男人。鲁滨逊“手持利剑”把星期五变成自己的奴隶。但是鲁滨逊为了做到这一点，除利剑之外还需要别的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使用奴隶服役。为了能使用奴隶，必须掌握两种东西：第一，奴隶劳动所需的工具和对象；第二，维持奴隶困苦生活所需的资料。因此，先要在生产上达到一定的阶段，并在分配的不平等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奴隶制才会成为可能。要使奴隶劳动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还需要大得多的生产、贸易和财富积聚的增长。在古代自然形成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隶制或是根本还没有出现，或是只起极其次要的作用。在最初的农民城市罗马，情形也是如此；当罗马变成“世界城市”，意大利的地产日益集中于人数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阶级手里的时候，农民人口才被奴隶人口所排挤。波斯战争时期：在科林斯奴隶数目达到46万，在埃吉纳岛达到47万，平均每个自由民有10个奴隶，302为此，除“暴力”之外，还需要其他东西，即高度发展的工艺美术业和手工工业以及／“泛的贸易。美国的奴隶制对暴力的依赖，要比它对英国的棉纺织工业的依赖少得多；在不种植棉花的地方，或者不像边境各州那样为各植棉州蓄奴的地区，奴隶制未经使用暴力就自行消失，这仅仅是因为奴隶制不上算。这样，杜林先生把现代的所有制叫作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并且称它为“这样一种统治形式，这种统治形式的基础不仅在于禁止同胞使用天然的生活资料，而且更重要得多的是在于强迫人们从事奴隶的劳役”----他就把全部关系弄颠倒了。要强迫人们从事任何形式的奴隶的劳役，强迫者就必须拥有劳动资料，他只有借助这些劳动资料才能使用被奴役者；而在实行奴隶制的情况下，除此以外，他还必须拥有用来维持奴隶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这样，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必须拥有一定的超过平均水平的财产。但是这种财产是怎样来的呢?无论如何，很清楚，虽然财产可以由掠夺而得，就是说可以建立在暴力基础上，但是决不是必须如此。它可以通过劳动、偷窃、经商、欺骗等办法取得。无论如何，财产必须先由劳动生产出来，然后才能被掠夺。 有财产在历史上的出观，决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相反地，在一切文明民族的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中，私有财产已经存在了，虽然只限于某几种对象。在这种公社的内部，最初是在同外地人进行的交换中，它就已经发展成商品的形式。公社的产品越是采取商品的形式，就是说，产品中为生产者自己消费酌部分越小，为交换目的而生产的部分越大，在公社内部，原始的自发的分工被交换排挤得越多，公社各个社员的财产状况就越不平等，旧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得越深，公社也就越迅速地瓦解为小农的乡村。东方的专制制度以及东征西讨的游牧民族的不断更迭的统治，几千来都对这些旧的公社无可奈何；由大工业产品的竞争引起的自然形成的家庭工业的逐渐破坏，却使公社日益瓦解。在这里，像目前在摩泽尔河地区和霍赫瓦尔德地区仍在进行的“农户公社”公有耕地的分配一样，谈不上什么暴力；农民恰恰认为，耕地公有被耕地私有取而代之，对自己是有利的。（注释：参看格·汉森《特利尔专区的农户公社(世代相承的协作社)》1863年柏林版。一一编者注）甚至原始贵族的形成，像在克尔特人中、日耳曼人中和印度旁遮普是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发生的那样，最初也完全不是基于暴力，而是基于自愿和习惯。私有财产的形成，到处都是由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发生变化，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和促进交流---因而都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在这里，暴力根本没有起任何作用。显然，在掠夺者能够占有他人的财物以前，私有财产的制度必须是已经存在了；因此，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甚至“强迫人们从事奴隶的劳役”的最现代的形式，即雇佣劳动，我们也不能用暴力或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去说明。我们已经说过，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即不是为自身消费而是为交换所进行的产品生产，对古代公社的瓦解，因而对私有制的直接或间接的普遍化，起了怎样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杜林先生小心翼翼地对此甚至一字不提)，商品生产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在这个阶段上，“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表现为最初行为的等价物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表面上是交换，因为，第一，用来交换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本身只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劳动产品的一部分；第二，这部分资本不仅必须由它的生产者即工人来补偿，而且在补偿时还要加上新的剩余额(余额)…… 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 现在<据马克思分析的结果>，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注释：参看本选集第2卷第236—237页。 ———编者注）。换句话说，即使我们排除任何掠夺、任何暴力行为和任何欺骗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值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么，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被降低到没有财产的无产者的地位，出现狂热生产和商业危机的周期交替，出现整个现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全部过程都为纯经济原因所说明，而毫不需要掠夺、暴力、国家或任何政治干预。“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在这里，原来也不过是用来掩饰对真实的事物进程毫不了解的一句大话。 历史地说，这个进程是资产阶级的发展史。如果“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那么，现代资产阶级就不应当是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应当是封建制度自愿生产的宠儿。任何人都知道，实际情形正好相反。起初，市民等级是一个被压迫的等级，它不得不向进行统治的封建贵族交纳贡税，它由各种各样的依附农和奴隶出身的人补充自己的队伍，它在反对贵族的不断斗争中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阵地，最后，在最发达的国家中取代了贵族的统治；在法国它直接推翻了贵族，在英国它逐步地使贵族资产阶级化，并把贵族同化，作为它自己装潢门面的上层。它是怎样达到这个地步的呢?只是通过“经济状况”的改变，而政治状态的改变则是或早或迟，或自愿或经过斗争随之发生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是城市反对乡村、工业反对地产、货币经济反对自然经济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市民的决定性的武器是他们的经济上的权力手段，这些手段由于工业(起初是手工业，后来扩展成为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扩展而不断增长起来。在这整个斗争中，政治暴力始终在贵族方面，只有一个时期是例外，那时王权利用市民等级反对贵族，以便利用一个等级去控制另一个等级；但是，自从政治上还软弱无力的市民等级因其经济力量的增长而开始变得危险起来的时候起，王权又和贵族联合起来，因而起初在英国随后在法国引起了市民等级的革命。在法国，在“政治状态”还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经济状况”已经发展得超过它了。就政治状态来说，贵族拥有一切，市民一无所有；可是就社会状况来说，那时市民是国家里最重要的阶级，而贵族已经丧失了他们的全部社会职能，他们只是继续取得固定收入，以作为失去这些职能的补偿。不仅如此，市民等级在他们的全部生产中，还受到早已被这种生产(不但被工场手工业，而且甚至被手工业)所超过的中世纪封建政治形式的箝制，受到所有那些已经成为生产的障碍和桎梏的无数行会特权以及各地和各省的关税壁垒的箝制。市民等级的革命结束了这种状况。但是，革命不是按照杜林先生的原则，使经济状况适应政治状态(贵族和王权在长时期内正是枉费心机地企图这样做的)，而是相反地把陈腐的政治废物抛开，并造成使新的“经济状况”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状态。“经济状况”在这个与之适合的政治的和法的气氛中蓬勃地发展起来，以致资产阶级已经接近贵族在1789年所处的地位了：它不仅日益成为社会上多余的东西，而且日益成为社会的障碍；它日益脱离生产活动，日益像旧时的贵族那样成为一个只收取固定收入的阶级；它不是用任何暴力的戏法，而是以纯经济的方法，实现了它自己的地位的变革，并造成了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此外，它决不愿意它自己的行为和活动产生这样的结果，相反地，这种结果是在违背它的意志和愿望的情况下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实现的；它拥有的生产力发展得超过了它的驾驭能力，好似以自然的必然性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推向毁灭，或者推向变革。资产者现在求助于暴力，以挽救日趋瓦解的“经济状况”免于崩溃，他们这样做只是证明：他们陷入了杜林先生陷入的那条迷途，以为“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他们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想入非非，以为用“本原的东西”、“直接的政治暴力”就能改造那些“次等的事实”，即改造经济状况及其不可避免的发展，用克虏伯炮和毛瑟枪就能把蒸汽机和由它推动的现代机器的经济结果，把世界贸易以及现代银行和信用的发展的经济结果从世界上消除掉。 三、暴 力 论(续) 让我们稍微仔细地看一看杜林先生的这个万能的“暴力”吧。鲁滨逊“手持利剑”奴役星期五。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把利剑的呢?就是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的幻想岛上利剑也从来不是树上长出来的，而杜林先生对这个问题却不作任何答复。既然鲁滨逊能够获得利剑，那我们同样可以设想，星期五有朝一日将手握子弹上膛的手枪出现，那时全部“暴力”关系就颠倒过来了：星期五发号施令，而鲁滨逊则不得不做苦工。请读者原谅我们如此经常地回到关于鲁滨逊和星期五的故事上来，这个故事其实只属于儿童游戏室而不属于科学。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应用杜林先生的公理般的方法。如果我们经常在纯粹儿戏的范围内兜圈子，那么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总之，手枪战胜利剑，这样，即使最幼稚的公理论者也可以理解，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要求具备各种实现暴力的非常现实的前提，特别是工具，其中，较完善的战胜较不完善的；其次，这些工具必然是生产出来的，同时也可以说，较完善的暴力工具即一般所说的武器的生产者，战胜较不完善的暴力工具的生产者；一句话，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状况”，以可供暴力支配的物质手段为基础的。目前，暴力是陆军和海军，而我们大家遗憾地知道，这两者需要“巨额的金钱”。但是暴力不能铸造金钱，它最多只能夺取已经铸造出来的金钱，而我们从法国的数十亿法郎128中同样遗憾地知道，这也没有多大用处。因此，归根到底，金钱必须通过经济的生产才能取得；就是说，暴力还是由经济状况来决定，经济状况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但是还不仅如此。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知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兵士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注释：在《反杜林论》第二编最初的手稿中，以下的六段文字原来不是这样的，而是一节更详尽的论述，后来恩格斯把它抽出来，冠以《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的标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89—695页。----编者注） 在14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像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但是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不管工业是以生产什么东西为目的，还是以破坏什么东西为目的，工业总还是工业。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政治上的统治和奴役关系起了变革的作用。要获得火药和火器，就要有工业和金钱，而这两者都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随着市民等级的发展，步兵和炮兵越来越成为决定性的兵种；在炮兵的压力下，军事行业不得不增加新的纯粹工业的部门----工程部门。火器的改善非常缓慢。火炮仍然是笨重的，枪虽经多次局部的改进，还是很粗笨。经过三百多年，才出现了适合装备全体步兵的枪。只是在18世纪初，装有刺刀的燧发枪才把长矛最后从步兵的装备中排挤出去。那时的步兵是由经过严格训练的、但是完全不可靠的诸侯雇佣兵组成的，他们是从社会中最堕落的分子中招募来的，只有在鞭笞之下才俯首听命，这种步兵还常常是由强迫编入军队的怀有敌意的战俘组成的；这些兵士能够应用新武器的唯一战斗形式就是线式战术，这种战术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达到了最完善的地步。军队的全体步兵排成三线，形成一个非常狭长而中空的四边形，只能以战斗队形为一个整体来运动；最多只准许两翼之中的一翼稍稍前进或后退。这种动转不灵的队伍，只有在十分平坦的地形上才能整齐地运动，而且只能以缓慢的步伐(每分钟75步)行进；战斗队形的变换在作战时是不可能的，步兵一进入战斗，只经一次突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决定胜败了。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起义者的队伍曾经同这种动转不灵的线式队形作战。起义者虽然没有经过步法操练，但是他们能很好地用他们的线膛枪射击，他们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所以并不像雇佣兵那样临阵脱逃；他们并没有迎合英国人的愿望，同样以线式队形在平地上和他们对抗，而是以行动敏捷的散兵群在森林的掩护下袭击英国人。在这里，线式队形是无能为力的，被既看不见又无法接近的敌人击败。于是又发明了散兵战---由于兵士成分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作战方式。美国革命所开始的事情由法国革命来完成，在军事方面也是如此。法国革命同样只能以训练很差但人数很多的兵力，以全民武装来和反法同盟的训练有素的雇佣军队相对抗。它不得不以这些兵力去保卫巴黎，即保卫一定的地区，但要做到这一点，不在兵力众多的野战中获得胜利是不行的。仅仅散兵战已经不够了；必须找出一种形式来使用兵力，这种形式就是纵队。这种纵队队形使训练较差的军队也能够相当有序地运动，甚至行进速度比较快（每分钟100步或100步以上）。这种队形使他们能够突破旧的线式队形的死板形式，能够在任何地形上，也就是说能够在对线式队形最不利的地形上作战，能够以任何适宜的方法去部署军队，同时能够和散兵战相配合来阻滞、牵制和疲惫列成线形的敌人，一直到最后用预备队的兵力在阵地的决定性地点上突破敌人的线式队形时为止。这种新的作战方式以散兵和步兵纵队的配合为基础，以军队划分为由各兵组成的独立的师或军为基础，它在战术和战略方面都被拿破仑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这种作战方式之所以成为必要，首先是由于法国革命的兵士成分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作战方式还需要两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前提：第一，格里博瓦尔设计的较轻便的野炮架，它使野炮能以现在所要求的速度转移；第二，1777年法国采用的按照猎枪仿造的弯曲的枪托（以前作为枪管的延长部分的枪托是直的），它使射手能够向某一个人瞄准而不会屡击不中。没有这些进步，使用旧式武器是不能进行散兵战的。全民武装这种革命的制度，很快就仅仅变成一种强迫征兵制（富人可以出钱雇人代服兵役），而欧洲大陆上大多数大国都采用了这种形式的兵役制度。只有普士企图通过自己的后备军制度303更大规模地组成国民的防御力量。在1830年到1860年之间得到改善的、适于作战的前装线膛枪起了短期的作用以后，普鲁士又是第一个以最新式的武器，即后装线膛枪来装备全体步兵的国家。普鲁士在1866年的胜利（注释：指1866年的普奥战争。----编者注）是应当归功于这两项措施的。在普法战争中，是以对垒的双方军队第一次都使用后装线膛枪，而且实质上都是采用旧式滑膛燧发枪时代的战斗队形。只是普鲁士人尝试采用连纵队，以图找到一种更适合新式武器的战斗形式。但是，当8月18日普鲁士近卫军在圣普里瓦304认真地试用连纵队时，参战最多的5个团在不到2小时内就损失了¹3以上的兵力（176名军官和5114名兵士），从那时起，连纵队这种战斗形式也同营纵队和线式队形一样被屏弃了；以后不再有人尝试把任何密集的队伍置于敌人步枪的火力之下。在普军方面，只是以稠密的散兵群进行战斗，其实从前纵队在敌人的弹雨下就已常常自行分散为散兵群，尽管上级把这种行为看作破坏队形而加以反对。同样，在敌人步枪的射程内，跑步变成了唯一的运动形式。兵士又一次表现得比军官聪明；正是兵士本能地找到了在后装线膛枪的火力下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唯一的战斗形式，而且不管长官如何反对，还是成功地坚持了这种战斗形式。普法战争是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具有同以前的一切转折点完全又不同的意义。第一，武器已经大大完善，难以再取得具有任何变革作用的新的进步了。既然有火炮可以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射击一营人，步枪又能在同样的范围内射击单个的人这样的目标，而装弹所花的时间又比瞄准少，那么，往后的一切改进，对于野战说来都多少是无关紧要的了。因此，在这方面发展的时代实质上已经结束了。第二，这一战争迫使欧洲大陆上的一切大国在国内采用更严格的普鲁士式的后备军制度，因而加重了军事负担，而在这种重担之下，它们过不了几年就一定要陷于崩溃。军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变成了目的本身；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当兵和养兵。军国主义统身毁灭的萌芽。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它们一方面不得不每年在陆军、海军、火炮等方面花费更多的金钱，从而越来越加速财政的崩溃；另一方面不得不越来越严格地采用普遍义务兵役制，结果使全体人民学会使用武器；这就使人民有可能在一定时机反对军事长官而实现自己的意志。一旦人民群众----农村工人、城市工人和农民----有了自己的意志，这样的时机就要到来。那时，君主的军队将转变为人民的军队，机器将拒绝效劳，军国主义将由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没有能够给予劳动群众一种内容适合于他们的阶级地位的意志，正是因为这种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它没有能够完成的这种事业，社会主义一定会完成。而这就意味着从内部炸毁军国主义并同它一起炸毁一切常备军。这是我们的现代步兵史上的第一个教训。另一个教训使我们又回到杜林先生那里，这个教训是：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与量和取决于技术。只有像美国人这样的狩猎民族才能够发明散兵战，---而他们之所以曾经是猎人，是由于纯经济的原因，正如今天由于纯经济的原因，旧有各州的同样的美国人已转变为农民、工业家、航海家和商人，他们不再在原始森林中进行散兵战，而是在投机场上更干练地进行散兵战，在那里他们在使用力量方面也大有进展。---只有像在经济上解放了资产者，特别是解放了农民的法国革命那样的革命，才能找到人数众多的军队，同时给这种军队找到自由的运动形式，这种运动形式打破了旧的呆板的线式队形---它所保卫的专制主义在军事上的反映。我们在上面已经一一看到，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此外，战争的进行对后方的和战区的生产力和交通工具依赖到多大程度，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每一个肯用功的士官都能够向杜林先生讲清楚。总之，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条件和经济上的权力手段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谁要是想依据杜林的原则从相反的观点来改革军事，那么他除挨揍是不会有别的结果的。（注释：在普鲁士总参谋部内，人们都已经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总参谋部的上尉麦克斯·耶恩斯先生在一个学术报告中指出：“军事的基础首先就是人民的经济生活状况。”(1876年4月20日《科隆日报》第3版)305 如果我们把话题从陆地转到海上，那么仅仅在最近20年中就发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彻底的变革。克里木战争306时，军舰只是2层或3层的木质舰船，装有60—100门火炮，这种舰船主要还是靠帆力航行，有一部马力很小的蒸汽机，只起辅助作用。它的主要装备有约重50德担（注释：l德担等于50公斤。---编者注）的三十二磅炮，只有少数是重95德担的六十八磅炮。到这次战争快结束时，出现了浮动的装甲炮台，它很笨重，几乎不能运动，但是对当时的火炮来说，这已经是不能损伤的奇物了。不久以后，军舰也装上了铁甲；起初还很薄，4英寸厚的装甲已经算是很重的了。但是火炮的进步很快就超过了它，装甲每加厚一次，就有新的更重的火炮轻而易举地打穿它。这样，一方面，我们现在已经有了10、12、14和24英寸厚的装甲(意大利想建造装甲厚3英尺的军舰)；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25、35、80甚至100吨(每吨20德担)重的线膛炮，能把300、400、l700直到2000磅的炮弹发射到前所未闻的距离之外。现在的军舰是一种巨大的装甲的螺旋推进式蒸汽舰，有8000—9000吨的排水量，有6000—8000匹马力，有旋转的炮塔，4门以至6门重炮，有装在舰首吃水线以下的突出的冲角来冲撞敌人的舰船。这种军舰是一部庞大的机器，唯有在这种军舰上，蒸汽不仅能推动它快速前进，而且还被用来掌舵、抛锚、起锚、转动炮塔、进行瞄准、装填弹药、抽水、升降小船(这些小船本身，一部分也是用蒸汽的力量推动的)等等。装甲防护能力和火炮威力之间的竞赛，还远远没有结束，以致军舰现在几乎总是不再能满足要求，在它下水之前就已经过时了。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的确，主要是浪费大量金钱的工厂。大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差不多掌握了建造这种舰船的垄断权。土耳其的全部装甲舰、俄国的几乎全部装甲舰以及德国的大部分装甲舰，都是在英国建造的；凡是可用的装甲几乎都是在设菲尔德制造的；欧洲只有三个钢铁厂能够制造最重的火炮，两个(乌里治和埃尔斯维克)在英国，一个(克虏伯)在德国。这里十分清楚地表明，杜林先生认为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的“直接的政治暴力”，反而是完全受经济状况支配的；不仅海上的暴力工具即军舰的建造，而且它的操作本身都成为现代大工业的一个部门。事情发展成这样，谁也不会比“暴力”即国家更感到苦恼，国家现在建造一艘军舰要花费像以前建立整整一支小舰队那样多的金钱；而且它还不能不眼睁睁地看到，这种贵重的军舰甚至还在下水以前就已经过时，因而贬值了；国家肯定会像杜林一样，由于驾驭“经济状况”的人即工程师，现在在舰上竟比驾驭“直接暴力”的人即舰长重要得多而感到恼火。而我们却不然，我们看到，在装甲和火炮之间的竞赛中，军舰达到这样的技术的高峰，以致它造价昂贵而又不适于战争（注释：大工业供给海战的最新产品自动鱼雷的完善化，看来会造成这一结 果；最小的鱼雷艇因此会比威力最大的装甲舰厉害。(此外，请读者记住，上述文字是在1878年写的。)307）；我们到，由于这种竞赛，在海战领域里内在的辩证的运动规律也昭然揭，按照这种规律，军国主义将同任何其他历史现象一样，由于它自身发展的结果而趋于灭亡，---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感到不快。因此，在这里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看到，决不能说“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是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恰恰相反。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经济力量，是支配大工业这—权力手段。以现代军舰为基础的海上政治暴力，表明它自己完全不是“直接的”，而正是借助于经济力量，即冶金术的高度发展、对熟练技术人员和丰富的煤矿的支配。但是这一切有什么用呢?在下—次海战中，请把最高的指挥权交给杜林先生吧，让他不用鱼雷及其他技巧，而只用他的“直接暴力”去消灭经济状况所使役的各种装甲舰队吧。 四、暴 力 论(续完) “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是：事实上，对自然界的统治，无论如何，只是通过对人的统治才实现的(实现统治！)。如果事先没有奴役人们，强迫他们从事某种形式的奴隶劳役或徭役，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大面积的地产经营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对物的经济统治的建立，是以人对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统治为前提的。如果不同时联想到大地主对奴隶、依附农或间接不自由者的统治，怎么能想象一个大地主呢?无论过去和现在，单个人的力量，最多再加上他的家庭成员的辅助力量，对于大规模的农业耕作来说能有什么意义呢?在超出单个人的天然力量的规模上使用土地或者扩大对土地的经济统治，这在到目前为止的历史中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在建立对土地的统治以前，或者与此同时，也建立了相应的对人的奴役。在发展的更后时期．这种奴役减轻了…… 在高度文明的国家里，它现在的形式是或多或少由警察统治所指挥的雇佣劳动。因此，表现为大规模土地支配和(！>大规模土地占有的现代财富形式的实际可能性，是以这种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不言而喻，分配财富的—切其他形式，也应该按类似的方式历史地加以说明；人对人的间接依附关系，现在构成经济上最发达的制度的基本特征，这种关系是不能由它本身去理解和说明的，而只有把它看作已往的直接奴役和剥夺的稍微变形的遗物才能理解和说明。”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命题；(人)对自然界的统治，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为前提的。证明：大面积的地产的经营，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由被奴役者来进行的。证明的证明：如果没有被奴役者，怎么能有大土地占有者呢?因为没有被奴役者，大土地占有者及其家属只能够耕种他所占有的土地的极小一部分。所以：为了证明人要征服自然界就必须先奴役别人，杜林先生便直截了当地把“自然界”转换为“大面积的地产”，并且把这个地产---不知是谁的?---又立即转换为大地主的财产，而没有被奴役者，大地主自然是不能耕种他的土地的。 第一、“对自然界的统治”和“地产的经营”决不是一回事。对自然界的统治的规模，在工业中比在农业中大得多，直到今天，农业不但不能控制气候，还不得不受气候的控制。 第二、如果我们只限于谈大面积的地产的经营，那么，问题就在于：这个地产是属于谁的。我们在所有的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所看到的不是“大地主”，---杜林先生在这里以他惯用的、被他称为“自然的辩证法”308的那套变戏法的手法把大地主塞了进来，---而是土地共同占有的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从印度到爱尔兰，大面积的地产的经营，最初正是由这种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来进行的，同时，耕地或者以公社为单位共同耕种，或者分成小块，由公社在一定时期内分配给各个家庭去耕种，而森林和牧场继续共同使用。所有这些事情，杜林先生都毫无所知；他的全部著作都表明他完全不知道毛勒关于原始德意志马尔克制度即整个德意志法的基础的划时代的著作309，同时也表明他完全不知道那些主要受毛勒影响的、日益增多的其他著作，这些著作证明在所有欧洲和亚洲的文明民族中都存在过原始的土地公有，而且阐述了这种所有制的存在和崩溃的各种形式。杜林先生的上述这种无知，又一次表明了他在“政治和法律的领域”中所进行的“最深刻的专门研究”的特色。杜林先生在法兰西法和英吉利法的领域中已经“自己为自己赢得他自Z的全部无知”（注释：见海涅《科贝斯第一》。---编者注），这种无知尽管是非常惊人的，可是他在德意志法的领域中赢得了更加惊人得多的无知。这个人对大学教授的狭隘眼界十分愤怒，而他现在在德意志法的领域中所具有的水平最多也不过是20年前大学教授的水平。 杜林先生断言，大面积的地产的经营需要有地主和被奴役者，这种说法纯粹是他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在整个东方，公社或国家是土地的所有者，在那里的语言中甚至没有地主这个名词，关于这一点，杜林先生尽可以向英国的法学家请教，他们曾在印度徒劳地苦思过“谁是土地的所有者?”这个问题，正像已去世的邦君亨利希七十二世·罗伊斯-施莱茨-格雷茨-罗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310徒劳地苦思过“谁是守夜者?”这个问题一样。只有土耳其人才第一次在被他们征服的东方国家推行了一种地主封建制度。希腊早在英雄时代就已经带着等级的划分而进入历史，这种等级划分本身显然只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久远的史前时代的产物；但是就在这里，土地也主要是由独立的农民耕种的；成为例外的，是贵族和部落首领的较大的田产，而且它们很快就消失了。在意大利，土地主要是由农民垦殖的；在罗马共和国末期，大田庄即大庄园排挤小农而代之以奴隶的时候，它们同时也以畜牧业代替了农业，而且像普林尼所已经知道的那样，使意大利趋于崩溃(1atifundia Ital-iam perdidere)(注释：参看普林尼《博物志》三十七卷本，第18卷第35章。——编者注)。在中世纪，农民的耕作在整个欧洲占支配地位(特别是在开垦荒地方面)，至于农民是否必须向某个封建主交纳贡赋，交纳什么，这对于目前的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弗里斯兰、下萨克森、佛兰德和下莱茵的移民耕种了从斯拉夫人那里夺来的易北河以东的土地，他们作为自由农来进行耕作，交纳很低的赋税，但他们决不是处于“某种形式的徭役”之下。---在北美洲，绝大部分的土地是自由农的劳动开垦出来的，而南部的大地主用他们的奴隶和掠夺性的耕作制度耗尽了地力，以致在这些土地上只能生长云杉，而棉花的种植则不得不越来越往西移。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英国政府人为地制造土地贵族的一切企图都遭到了失败。总之，除了气候使欧洲人无法在当地从事农业劳动的热带和亚热带的殖民地以外，利用奴隶或徭役制农奴来征服自然界和开垦土地的大地主，纯粹是幻想的产物。相反地，在古代出现大地主的地方，例如意大利，他们不是把荒地变为可耕的土地，而是把农民已经开垦的土地变为牧场，把人赶走，使整片整片的土地荒芜。只是在近代，自从比较稠密的人口抬高了地价以来，特别是自从农艺学的发展使劣等的土地也较能适于耕种以来，大地产才开始犬规模地参与荒地和牧场的开垦，而这主要是通过夺取农民的公地进行的，在英国是这样，在德国也是这样。但这也不是没有相反的过程。例如大土地占有者每在英格兰开垦一英亩公地，总要在苏格兰至少把三英亩耕地变成牧羊场，最后甚至把它变成单纯的猎取大猎物的围场。这里我们只是涉及杜林先生的下述论断：大面积的土地、因而实际上差不多是今天的全部耕地的开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只是由大地主和被奴役者来进行的。这种论断，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以对历史的真正空前的无知“为前提”的。因此，我们在这里既不必去研究已经完全开垦或大部分开垦了的土地，在各个时代，有多少是由奴隶(如在希腊的极盛时期)所耕种或为依附农所耕种(如中世纪以来的徭役田庄)，也不必去研究大土地占有者在各个时代具有什么样的社会职能。杜林先生在我们面前展示了这样一幅独具匠心的幻想图---关于这幅图，不知是演绎的戏法还是历史的捏造更加值得赞叹，---然后就得意扬扬地高呼：“不言而喻，分配财富的一切其他形式，也应该按类似的方式历史地加以说明！” 这样一来，他自然就用不着再多说一句话，去解释例如资本的产生。杜林先生断言，人对人的统治是人对自然界的统治的前提。如果他一般地只想以此来表明：我们现代的整个经济制度，目前已经达到的农业和工业的发展阶段，是在阶级对立中，在统治和奴役的种种关系中展开的社会历史的结果，那么他所说的不过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早已成为老生常谈的事情。问题恰恰是要去说明阶级和统治关系的产生，如果杜林先生对这个问题总是只用“暴力”这个词来回答，那么这并不能使我们前进一步。被统治者和被剥削者在任何时代都比统治者和剥削者多得多，所以真正的暴力总是在前者的手里，仅仅这一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说明整个暴力论的荒谬性。因此，问题仍然是要去说明统治和奴役的种种关系。这些关系是经过两条道路产生的。人们最初怎样脱离动物界(就狭义而言)，他们就怎样进入历史：他们还是半动物，是野蛮的，在自然力量面前还无能为力，还不认识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像动物一样贫困，而且生产能力也未必比动物强。那时普遍存在着生活状况的某种平等，对于家长，也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某种平等，至少没有社会阶级，这种状况在开化得比较晚的民族的原始农业公社中还继续存在着。在每个这样的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体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样的职位，在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度，还可以看到。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生产力逐渐提高；较密的人口在一些场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场合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相抵触的利益，而这些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护共同利益和防止相抵触的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对每个单个的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于特别的、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它们很快就变为更加独立的了，这种情况的造成部分地是由于职位的世袭(这种世袭在一切事情都是自发地进行的世界里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于同别的集团的冲突的增多，使得这种机构越来越必不可少了。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来深入研究；社会职能对社会的这种独立化怎样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起先的公仆在情况有利时怎样逐步变为主人；这种主人怎样分别成为东方的暴君或总督，希腊的部落首领，克尔特人的族长等等；在这种转变中，这种主人在什么样的程度上终究也使用了暴力；最后，各个统治人物怎样结合成一个统阶级。在这里，问题仅仅在于确定这样的事实：政治统治到处都是 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每一个专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们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管，在那里，没有灌溉就不可能有农业。只有文明的英国人才在印度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听任灌溉渠道和水闸毁坏，现在，由于周期发生饥荒，他们才终于发现，他们忽视了唯一能使他们在印度的统治至少同他们前人的统治—‘样具有某种合理性的那种行动。但是，除了这样的阶级形成过程之外，还有另一种阶级形成过程。农业家族内的自发的分工，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时，就有可能吸收一个或几个外面的劳动力到家族里来。在旧的土地公有制已经崩溃或者至少是旧的土地共同耕作已经让位于各个家族分得地块单独耕作的那些地方，—上述情形尤为常见。生产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现在人的劳动力所能生产的东西超过了单纯维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维持更多的劳动力的资料已经具备了；使用这些劳动力的资料也已经具备了；劳动力获得了某种价值。但是公社本身和公社所属的集团还不能提供多余的可供自由支配的劳动力。战争却提供了这种劳动力，而战争和相邻的几个公社集团同时并存的现象一样，是十分古老的。在这以前人们不知道怎样处理战俘，因此就简单地把他们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把他们吃掉。但是在这时已经达到的“经济状况”的水平上，战俘获得了某种价值；因此人们就让他们活下来，并且使用他们的劳动。这样，不是暴力支配经济状况，而是相反暴力被迫为经济状况服务。奴隶制被发现了。这种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古代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但是归根到底也成为他们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同样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讲一些泛泛的空话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的现象，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可惜，这样’做仅仅说出了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这就是：这种古代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和由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我们的感情。但是，这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存在，它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说明。如果我们深入地研究一下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得不说---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的情况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因此，为了摆脱野蛮状态，他们必须使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这毕竟是事实。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从印度到俄国，在数千年中曾经是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各民族才靠自身的力量继续向前迈进，他们最初的经济进步就在于借助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单纯体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世界的历史前提之下，进步到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是只能通过奴隶制的形式来完成的。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 在这里我们顺便补充一下，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只要实际劳动的居民必须占用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必要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总是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的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因此，只是在现在，任何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才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也只是在现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无论拥有多少“直接的暴力”，都将被无情地消灭。 因此，既然杜林先生因为希腊文化是以奴隶制为基础而对它嗤之以鼻，那他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去责备希腊人没有蒸汽机和电报。既然他断言，我们现代的雇佣奴役制只能解释为奴隶制的稍微变形和稍微减轻的遗物，而不能从它本身(即从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去加以说明，那么这种论断，要么只是说雇佣劳动同奴隶制—样，是奴役和阶级统治的形式---而这是每个小孩子都知道的，---要么就是错误的。因为根据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可以说，雇佣劳动只能被解释为吃人制度的减轻的形式，这种吃人制度，现在到处都已经证实曾是利用战败的敌人的原始形式。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经济的发展，暴力在历史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第一，一切政治权力起先都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随着社会成员由于原始公社的瓦解而变为私人生产者，因而和社会公共职能的执行者更加疏远，这种权力不断得到加强。第二，政治权力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这少数例外就是个别的征服事件：比较野蛮的征服者杀光或者驱某个地方的居民，并且由于不会利用生产力而使生产力遭到破坏或衰落下去。例如在摩尔西班牙，基督徒就是这样对待摩尔人赖以从事高度发展的农业和园艺业的大部分灌溉工程的。由比较野蛮的民族进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但是，如果撇开征服的情况不谈，当某一个国家内部国家政权向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直到现在，几乎一切政治权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是这样，---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已开辟道路，最近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法国大革命。如果根据杜林先生的学说，某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制度完全依赖于政治暴力，那就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之后，尽管有“革勇军队”311，却不能把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和其他浪漫的狂念，嫁接到本国的铁路、蒸汽机以及刚刚开始发展的大工业上去；或者为什么更加强暴得多的俄国沙皇（注释：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不但不能偿付他的债务，而且如果不利用西欧的“经济状况”不断借债，甚至不能保持他的“暴力”。在杜林先生看来，暴力是绝对的坏事，按他的意见，第二次暴力行为是原罪，他的全部叙述只是哀诉这一暴力行为怎样作为原罪玷污了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一切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怎样被这种恶魔力量即暴力可耻地歪曲了。但是，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注释：见本选集第2卷第266页。---编者注）；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关于这些，杜林先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只是在叹息和呻吟中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了推翻进行剥削的经济，也许需要暴力，这很遗憾！因为暴力的任何应用都会使应用暴力的人道德堕落。虽然他明明知道，每一次革命的胜利都带米道德上和精神上巨大跃进！而且这话是在德国说的，在那里，人民可能被迫进行的暴力冲突至少有一个好处，即扫除三十年战争的屈辱在民族意识中造成的奴才气。而这种枯燥的、干瘪的、软弱无力的传教士的思维方式，竟要强加给历史上最革命的政党！ 五、价 值 论 大约在100年以前，在莱比锡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到19世纪初已经再版了三十多次；官方、传教士、各色各样的慈善家都在城市和农村传播、分发这本书，并且普遍地把它当作读本摊派给国民学校。这本书就是罗霍的《儿童之友》。它的目的在于教育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子弟懂得他们一生的使命，以及他们对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应尽的义务，同时，教导他们愉快地满足于他们在人间的命运，满足于黑面包和土豆，满足于劳役、低微的工资、长辈的鞭笞以及诸如此类的好事，而所有这些都是用当时流行的启蒙方式进行的。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开导城市和农村的青年：自然界安排得多么巧妙啊，人们必须通过劳动来维持生活和得到享受；农民和手工业者应该感到多么幸福啊，他们可以用艰辛的劳动去给自己的膳食增添滋味，而不像富足的酒肉之徒那样苦于消化不良、胆管阻塞和便秘，勉勉强强地吞咽最精细的美食。老罗霍认为对当时的萨克森农民子弟挺有用的那些老生常谈，现在杜林先生却在他的《教程》第14页和以后几页上当作最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绝对基础性的东西”提供给我们。“人的需要本身是有其自然规律性的，并且它的增加是有限度的，只有不自然状态才能在一个时期内超越这种限度，直到由这种不自然状态产生厌恶、厌世、衰老，成为社会的残废，以至最后老死…… 纯为享乐而无其他的认真的目的的游戏，很快就使人厌倦，或者换一个说法，使人丧失一切感觉的能力。因此，任何一种形式的实际的劳动，是健康人的社会的自然规律……如果本能和需要缺少平衡力量，那么它们甚至难以造成儿童式的存在，更不用说历史地逐渐上升的生活发展了。如果不经过努力而完全得到满足，那么本能和需要很快就会枯竭，并且留下一种空虚的存在，也就是一个令人厌烦的间歇时期，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本能和需要重新恢复时为止…… 因此，无论从哪方面看，本能和情欲的满足有赖于经济障碍的克服，这是自然界的外部结构和人的内在本性的有益的基本规律”，如此等等。可以看到，尊敬的罗霍的最庸俗的陈词滥调，在杜林先生那里庆祝了它们的一百周年，而且这还被看成唯一真正批判的和科学的“共同社会体系”的“更加深刻的基础”呢！ 这样，杜林先生在奠定了基础以后，可以继续建造了。他应用数学的方法，首先照老欧几里得的先例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定义。312这是非常便当的，因为他在下定义时就可以把应当借助定义证明的论点部分地包含在这些定义之中了。这样，我们首先看到，到现在为止的经济学的主要概念叫作财富，而财富，正像它直到现在真正地在世界历史上被理解的那样。像它的领域被人们所阐述的那样，是“对人和物的经济权力”。这是双重的错误。第一，古代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财富决不是对人的支配。第二，就是在那些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社会里，如果说财富包含了对人的支配，那它主要地、几乎完全地是依靠和通过对物的支配来进行对人的支配的。自从猎取奴隶和剥削奴隶成为彼此分开的行业的最初时期起，奴隶劳动的剥削者就不得不购买奴隶，就是说，只有通过对物的支配，通过对奴隶的购买价格、对奴隶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的支配，才能获得对人的支配。在整个中世纪，拥有大地产是封建贵族获得代役农民和徭役农民的先决条件。现在，甚至6岁的小孩也可以看出，财富对人的支配完全要借助它所掌握的物来进行。但是，为什么杜林先生要对财富下这种错误的定义呢?为什么他要扯断存在于直到目前的一切阶级社会中的事实上的联系呢?为的是要把财富从经济领域拖到道德领域中去。对物的支配是好事，但是对人的支配是坏事；杜林先生既然禁止自己以对物的支配去解释对人的支配，他就可以再一次采取勇敢的步骤，立即以他心爱的暴力去解释这种支配。财富作为人的支配者就是“掠夺”，于是，我们又碰到了蒲鲁东的“财产就是盗窃”这一陈腐观点（注释：见蒲鲁东《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1840年巴黎版第2页。---编者注）的更坏的翻版。 这样，我们就有幸从生产和分配这两个主要的角度来看待财富了：作为对物的支配的财富，即生产财富，是好的方面；作为对人的支配的财富，即到现在为止的分配财富，是坏的方面，应该扔掉它!用于今天的关系，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很好的，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完全不适用，必须消灭掉。在写经济学的东西时，连生产和分配之间的联系都没有理解，自然就会得出这样的谬论。 在财富之后，对价值所下的定义如下：“价值是经济物品和经济服务在交往中所具有的意义。”这种意义相当于“价格或其他任何一种等价物名称，如工资”。换句话说：价值就是价格。或者，为了对杜林先生不作任何不公平的事情，并尽量用他自己的话来复述他的定义的荒谬，倒不如说：价值是各种价格。因为他在第19页上说：“价值和以货币来表现这个价值的各种价格”， 可见他自己认定，同一价值有极其不同的价格，因而也有同样多的不同的价值。如果黑格尔不是早巳死去，他或许会上吊的。即使他把全部神学逻辑都用上，也造不出这样一种有多少价格就有多少不同的价值的价值。只有具备杜林先生那样的自信心的人，才能以下面这样的解释来为经济学奠立新的更加深刻的基础：在价格和价值之间，除了一个是以货币来表现，另一个不是以货币来表现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区别了。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什么是价值，更不知道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所以杜林先生不得不作进一步的说明。“一般说来，价值和以货币来表现这一价值的各种价格所依据的比较和估价的基本规律，撇开只给价值概念带来第二要素的分配不谈，首先存在于纯生产的领域中。自然条件的不同，使得创造物品的种种努力遇到或大或小的障碍，因而迫使人们付出或大或小的经济力量，这些障碍也决定……或大或小的价值”；而价值是根据“自然界和各种条件对创造活动形成的抗力来估价的…… 我们在它们<物品>里面所投入的我们自己的力量的多少，就是一般的价值及其某一特定的量存在的直接的决定性原因。”如果所有这套说法还有某种意义，那么这就是：一个劳动产品的价值是由制造这个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这一点，即使没有杜林先生，我们也老早就知道了。他不是简单地叙述事实，而偏要神谕式地弄乱这个事实。说一个人在任何物品里所投入的为了保留这种浮夸的表达法)力量的多少，是价值和价值量的直接的决定性原因，这完全是错误的。第一，问题在于把力量投入什么物品；第二，是怎样投入的。如果我们的某个人制造的是对于别人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那么他的全部力量就不能造成丝毫价值；如果他坚持用手工的方法去制造一种物品，而用机器生产这种物品要便宜20倍，那么他所投入的力量的1920既没有造成一般的价值，也没有造成其特定的量。其次，如果把创造有形产品的生产劳动变换为对某种抗力的纯属无形的克服活动，那么事情就完全被搞乱了。这样一来，为了要得到一件汗衫，我们必须做以下的事：首先要克服棉花种子对播种和生长的抗力，其次要克服成熟的棉花对采摘、包装和运送等的抗力，再次要克服棉花对开包、梳理和纺的抗力，以后是棉纱对织的抗力，棉布对漂白和缝纫的抗力，最后是做好的汗衫对穿着的抗力。 所有这些幼稚的颠倒和歪曲，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借助“抗力”从“生产价值”，从这个真正的、但直到现在仅仅是想象的价值，得出为暴力所伪造的、在直到现在为止的历史中唯一适用的“分配价值”。“除了自然界所造成的抗力…… 还有另一种纯社会的障碍…… 在人和自然界之间出现一种阻碍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仍旧是人。想象中的唯一的和孤立的人对自然界是自由的…… 只要我们想到第二个人，这个人手持利剑，占据通向自然界和自然资源的入口，要求某种形式的入门费，那情况就不同了。这第二个人……仿佛征收另一个人的税，所以他就是以下这种情况的原因：人们想要得到的物品的价值，会比创造或生产没有遇到这种政治障碍和社会障碍时的价值大…… 这种人为地提高的物品价值的特殊形式是极其多样的，这种提高自然要以劳动价值的相应的压低作为它的伴随物……因此，一开始就想把价值看作本来意义上的等价物，即同等价值的东西，或看作根据一种劳动同与其交换的另一种劳动相等的原则而形成的交换关系，这是一种幻想…… 相反地，正确的价值论的特征将是；这种理论所设想的最一般的估价理由，是不会和建立在强迫分配之上的特殊的价值形态相吻合的。这种特殊的价值形态随着社会制度而变更，而真正的经济价值只能是按对自然的关系来计算的生产价值，所以它只随着自然的和技术性质的纯粹的生产障碍而变化。” 因此，按照杜林先生的意见，一个物品的实际上存在的价值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第一，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第二，“手持利剑”逼出米的附加税。换句话说，目前存在的价值是一种垄断价格。如果现在一切商品，按照这种价值论，都具有这样一种垄断价格，那么只有两种情况是可能的。或者每个人作为买主重新丧失他作为卖主所获得的东西；价格虽然在名义上改变了，但是实际上---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保持不变；一切还是照旧，而有名的分配价值只不过是假象。---或者所谓的附加税表现为一个真实的价值额，即由劳动的、创造价值的阶级所生产，但被垄断者阶级所占有的价值额，这时，这个价值额就只由无酬劳动组成；尽管有手持利剑的人，尽管有所谓的附加税和所称的分配价值，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回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但是，我们来看看有名的“分配价值”的几个例子吧。在笫135页和以后几页上写道： “由于个人竞争而产生的价格的形态，也可以看作经济分配和相互征税的形式…… 试设想，某种必需的商品的储存突然大大地减少了，因此，卖方就得到了进行剥削的过分大的权力……特别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当必需的商品的供应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中断的时候，可以看到，价格是怎样猛升暴涨的”，等等。除此以外，在事物的正常进程中也存在着可以任意提高价格的实际垄断，例如铁路、城市的自来水公司和灯用煤气公司等。存在着这种垄断性的剥削现象，这是早已知道的。但是不把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垄断价格看作例外和特殊情况，而恰恰把它看作现在通行的确定价值的办法的典型例子，这倒是新鲜事。生活资料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呢?杜林先生回答说：到一个被围困的、供应中断的城市去调查一番吧！竞争怎样影响市场价格的确定呢?去问垄断吧，它会告诉你们的！此外，即使在这种垄断的情况下，也不会发现手持利剑站在垄断背后的人。相反地，在被围困的城市中，手持利剑的人，即司令官如忠于职守，总是很快地取缔这种垄断，并且没收垄断者的存货，拿来平均分配。而且，只要手持利剑的人企图制造“分配价值”，就总是要招致事业的失败和金钱的损失。荷兰人因为垄断东印度贸易而使他们的垄断和贸易遭到毁灭。当年存在过的两个最强大的政府，北美革命政府和法国国民公会，企图强行规定最高价格，结果遭到惨痛的失败。俄国政府几年来都在努力提高俄国纸币的汇价，这种汇价是由于在俄国不断发行不兑现的银行券而压低的，现在它又不断地在伦敦为俄国买进票据，以图达到提高汇价的目的。它在几年之间为了实现这个心愿花费了大约6 000万卢布，可是现在卢布还不值2马克，而不是3马克多。如果利剑具有杜林先生所赋予的经济魔力，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政府能够长期地硬使坏货币具有好货币的“分配价值”，或者硬使纸币具有黄金的“分配价值”呢?在世界市场上发号施令的利剑在什么地方呢? 其次，分配价值还有一种重要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分配价值使人们可以在不付出对等劳动的情况下占有他人的劳动，这种形式就是财产的赁金，即地租和资本利润。我们现在指出这一点，只是为了能够说明，这就是我们关于有名的“分配价值”所得知的一切。----是一切吗?还不完全是一切。请听：“尽管在生产价值和分配价值的认识方面表现出双重的观点，但是总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作为基础，这就是由以形成一切价值、因而用以计量一切价值的那种对象。直接的天然的尺度是力的花费，而最简单的单位是最粗浅意义上的人力。后者归结为生存的时间，而生存时间的自我维持又表现为对营养上和生活上一定数量的困难的克服。只有在支配非生产物品的权力，或者更通俗地说，在这些物品本身同具有真正生产价值的劳动或物品相交换的地方，分配价值或占有价值才纯粹地或绝对地存在。在每种价值表现中，因而也在那种通过分配而不是付出对等劳动被占有的价值组成部分中，所表明和表现的相同的东西，就是人力的花费，人力……体现于……每个商品之中。”我们对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如果一切商品价值都由商品中所体现的人力的花费来计量，那么，分配价值、加价、赋税的征收都到哪里去了呢?杜林先生固然告诉我们，即使非生产物品，即不能有真正价值的物品，也能够获得分配价值，并同生产出来的具有价值的物品相交换。但是，他同时又说，一切价值，因而也包括纯粹的和绝对的分配价值，都在于其中所体现的力的花费。在这里，可惜我们没有听到，力的花费怎样体现在非生产物品中。无论如何，在所有这些关于价值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中似乎终于有一点清楚地显现出来了，这就是：分配价值，通过社会地位而强加的商品加价，借助于利剑而逼出来的税，又都是虚无；商品的价值是完全由人力的花费决定的，正如一般所说的，是由体现在它们里面的劳动决定的。可见，杜林先生所说的，除地租和几种垄断价格外，不就是被他痛骂过的李嘉图一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早就远为明确而清楚地说过的见解吗?只是他说得很混乱，很模糊而已。他说了这些，同时也说了相反的东西。马克思从李嘉图的研究出发，说道：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的、一般人的劳动决定的，而劳动又由劳动时间的长短来计量。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但是它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杜林先生以他那笨拙的方式也提出劳动是价值尺度，以后又继续说：劳动“归结为生存时间，而生存时间的自我维持又表现为对营养上和生活上一定数量的困难的克服”。这里且不说纯粹由于标新立异的欲望而引起的劳动时间(在这里，问题只涉及劳动时间)和生存时间(这种生存时间，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创造过或计量过价值)的混淆。也不说这种生存时间的“自我维持”所应当引起的“共同社会的”假象；从过去到将来，只要世界存在，每个人都必须像下面这样维持自己的生命：他自己消费他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资料。如果我们假定杜林先生是用经济学的精确的语言来作表述的，那么上述句子不是根本没有意义，就是有这样的意义：一件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这件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这一劳动时间的价值是由在这个时间内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对于目前的社会来说，这就是：一件商品的价值是由包含在这件商品中的工资决定的。 这样我们终于遇到了杜林先生真正要说的东西。按照庸俗经济学的说法，一件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费用来决定的。凯里反对这种意见，而“强调这样的真理：不是生产费用，而是再生产费用决定价值”(《批判史》第401页)。 这种生产费用或再生产费用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以后再说；这里仅仅指出，大家都知道，它们是由工资和资本利润构成的。工资是体现在商品中的“力的花费”，是生产价值。利润是资本家利用自己的垄断、利用自己手中的利剑逼出来的赋税或加价，是分配价值。这样，杜林价值论的充满矛盾的胡言乱语，终于转化为美妙和谐的明白见解了。在亚当·斯密那里，工资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还常常和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观点混在一起，自李嘉图以来，前一种观点就被出科学的经济学之外了，今天，它仅仅还流行于庸俗经济学中。正是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最平庸的颂扬者宣扬工资决定价值观点，同时还把资本家的利润说成一种高级的工资、禁欲的报酬(因为资本家没有荡尽他的资本)、冒险的奖赏、经营管理的报酬等等。杜林先生和他们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宣布利润是掠夺。换句话说，杜林先生是把他的社会主义直接建立在最坏的庸俗经济 学的学说之上的。他的社会主义和这种庸俗经济学具有同样的价值。二者存亡与共。 无论如何，下面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工人所完成的和他所花费的，正像机器所完成的和它所花费的一样，是不同的东西。工人在一个12小时的工作日内所创造的价值，同他在这个工作日内和属于这个工作日的休息时间内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是根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在这些生活资料中，按照劳动生产率发展的程度，可以体现出3小时、4小时或7小时的劳动时间。如果我们假定这些生活资料的生产需要7小时的劳动，那么根据杜林先生所采用的庸俗经济学的价值论，就应当说：12小时劳动的产品具有7小时劳动的产品价值，12小时的劳动等于7小时的劳动，或127。说得更明白些：一个农业工人，不论他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之中，在一年内生产了一定数量的谷物，比如说20公石小麦。他在这一年内消费了相当于15公石小麦的价值。这样，20公石小麦就具有了和15公石的小麦一样的价值，并且这是在同一市场上，在其他方面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发生的；换句话说，20＝15。而这还叫作经济学!人类社会脱离动物野蛮阶段以后的一切发展，都是从家庭劳动创造出的产品除了维持自身生活的需要尚有剩余的时候开始的，都是从一部分劳动可以不再用于单纯消费资料的生产，而是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时候开始的。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靠这种剩余而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发展的基础。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这种基金都是一个特权阶级的财产，而政治上的统治权和精神上的指导权也和这种财产一起落到这个特权阶级的手里。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将把这种社会的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即全部原料、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从特权阶级的支配中夺过来，把它们转交给全社会作为公有财产，这样就第一次真正把它们变成了社会的基金〉。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的维持费用决定的，这就是说，在今天的社会中是由工资决定的。这样，每个工人在他的工资中就得到了他的劳动产品的价值，这样，资本家阶级对雇佣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假定维持一个工人生活的费用在一个既定的社会里是每天3马克。这样，根据上述庸俗经济学的理论，工人每天的产品就具有3马克的价值。现在我们假定，雇用这个工人的资本家对这一产品加上了利润，即加上1马克的税，把它卖了4马克。其他资本家也这样做。但是这样一来，工人每日的生活费就不再是3马克，而是也需要4马克。因为一切其他条件都是假定不变的，所以表现为生活资料的工资应该是不变的，所以表现为货币的工资就不得不增加，从每天3马克增加到4马克。资本家以利润形式从工人阶级身上剥夺的东西，不得不以工资的形式还给工人阶级。我们绝对没有前进一步：如果工资决定价值，那么资本家对工人的任何剥削就都是不可能的了。但是连产品剩余的形成也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按照我们的假定，工人正好消费掉他们所生产的价值。而因为资本家不生产任何价值，所以甚至不能想象，资本家究竟靠什么来生活。如果生产超出消费而形成的这种剩余，这种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终究存在，而且是在资本家手中，那么就只能有一个解释：工人为维持自己的生活仅仅消费了商品的价值，而把商品本身留给了资本家继续使用。或者：如果这个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确实在资本家阶级的手中，如果这种基金确实是由利润的积累而产生的(在这里，我们暂时把地租撇开)，那么这种基金必然是由工人阶级向资本家阶级提供的劳动产品超过资本家阶级向工人阶级支付的工资总数形成的剩余积累而成的。但是这样一来，价值就不是由工资决定，而是由劳动量本身决定的；这样，工人阶级以劳动产品的形式向资本家阶级提供的价值量，就比他们以工资的形式从资本家阶级那里所得到的价值量大；这就表明，资本的利润像占有他人的无酬劳动产品的其他一切形式一样，只不过是马克思所发现的剩余价值的组成部分。 附带说一下，李嘉图在他的主要著作中一开始就说： “一件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而不是取决于对这种劳动所付的或高或低的报酬。”（注释：见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l页。——注）关于这个伟大的发现，关于这个划时代的发现，在整个《经济学教程》中一点也没有提到。在《批判史》中却用神谕式的语句否定了他的发现：“他<李嘉图>没有想到：或大或小的比例(在这比例中，工资可以是对生活需要的支付单据)必定……也引起不等的价值关系!” 这句话，读者随便怎么想都可以，但是最保险的，是根本不去想它。 现在读者可以从杜林先生向我们提供的五种价值中选择自己最喜欢的那一种了：来自自然界的生产价值，或人的劣根性所创造的、其特点在于按照并非人本身所包含的力的花费来计量的分配价值，或第三，由劳动时间计量的价值，或第四，由再生产费用计量的价值，或最后，由工资计量的价值。真是丰富的选择，十足的混乱，我们只好和杜林先生一起喊叫：“价值学说是经济学体系的纯洁性的试金石!” 六、简单劳动和复合劳动 杜林先生在马克思那里发现了只有小学生才会犯的很不像样的经济学上的错误，这种错误同时还包含着危害公共安全的社会主义异端邪说。马克思的价值论，“无非是一种普通的……学说，它认为，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原因，而劳动时间是—切价值的尺度。对所谓熟练劳动的不同价值应该怎样去思考，这个问题在这里是完全不清楚的……的确，我们的理论也认为，只有通过耗费的劳动时间才能计量经济物品的自然成本，从而计量经济物品的绝对价值，但是在这里，从一开始就应该认为每个人的劳动时间都是完全相等的，只是必须注意到，在熟练劳动的情况下，在一个人的个人劳动时间之外还有别人的劳动时间共同起作用……例如，以使用的工具的形式起作用。因此，事情并不像马克思先生模模糊糊地想象的那样：某个人的劳动时间本身比另一个人的劳动时间更有价值，因为其中好像凝结着更多的平均劳动时间，相反，一切劳动时间毫无例外地和在原则上(因而不必先得出一种平均的东西)都是完全等价的，只是就一个人的劳动来说，正像任何成品一样，必须注意到，在好像纯粹是自己的劳动时间的耗费中可能隐藏着多少别人的劳动时间。无论是手工生产工具，或者是手，甚至是头脑本身(如果没有别人的劳动时间，这些东西是不能获得专门的特性和劳动能力的)，对理论的严格应用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可是马克思先生在他的关于价值的议论中，总是不能摆脱熟练的劳动时间这个在背后作怪的幽灵。有教养的阶级的传统的思维方式使他在这方面不能果断行事；在有教养的阶级看来，承认推小车者的劳动时间和建筑师的劳动时间本身在经济上完全等价，好像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马克思书中引起杜林先生这样“强烈愤怒”的那段话是非常短的。马克思探讨了商品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并且作了回答：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人的劳动决定的。他接着又说，人的劳动“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 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7—58页。---编者注）。马克思在这里所谈的，首先仅仅是关于商品价值的决定，即关于在一个私人生产者所组成的社会内由这些私人生产者各自独立生产出来并且拿来相互交换的物品的价值的决定。因此，这里所说的根本不是什么“绝对价值”(无论它出现在什么地方)，而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形式中通行的价值。这种价值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范围内表明是由体现在单个商品中的人的劳动来创造和计量的，而这种人的劳动则表明是简单劳动力的耗费。但是，并非任何劳动都只是人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许多种类的劳动包含着需要耗费或多或少的辛劳、时间和金钱去获得的技巧和知识的运用。这种复合劳动同简单劳动即单纯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是否在相等的时间内生产出相等的商品价值呢?显然不是。一小时复合劳动的产品同一小时简单劳动的产品相比，是一种价值高出一倍或两倍的商品。复合劳动的产品的价值通过这种比较表现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但是复合劳动简化为简单劳动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完成的，在这里，在阐述价值理论时，对这一过程只能加以确定，还不能予以说明。马克思在这里确证的是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每天在我们眼前发生的简单的事实。这一事实是这样确凿，甚至杜林先生也不敢在他的《教程》和他的经济史中加以反驳；马克思的叙述是这样简单明了，除杜林先生外，肯定不会有人感到“在这里是完全不清楚的”。正因为他自己的观点完全不清楚，他才错误地把商品价值(马克思现在研究的只是商品价值)看作只是把问题弄得更不清楚的“自然成本”，甚至看作直到目前为止据我们所知在经济学中还根本没有通行过的“绝对价值”。但是，无论杜林先生把“自然成本”理解为什么，无论在他的五种价值中哪一种有幸代表“绝对价值”，有一点是肯定的：马克思根本没有提到过这些东西，而只是讨论商品价值；在《资本论》有关价值的整整一章中没有一点迹象表明，马克思是否认为他的商品价值理论也可以应用于其他社会形式，或者可以应用到什么程度。 杜林先生继续说：“因此，事情并不像马克思先生模模糊糊地想象的那样：某个人的劳动时间本身比另一个人的劳动时间更有价值，因为其中好像凝结着更多的平均劳动时间；相反，一切劳动时间毫无例外地和在原则上(因而不必先得出一种平均的东西)都是完全等价的。” 命运没有使杜林先生成为工厂主，因而他不必按照这个新规则去估定他的商品的价值，从而遭到不可避免的破产，这是他的好运气。这确实是多么幸运啊！可是我们在这里难道还处于工厂主的社会吗?绝对不是。杜林先生用他的自然成本和绝对价值使我们做了一次跳跃，翻了一个真正的空心筋斗，从现在的剥削者的恶世界翻到他自己的未来的经济公社，翻到平等和正义的纯洁的太空中，所以我们在这里还不得不稍微观察一下这个新世界，虽然还为时过早。诚然，根据杜林先生的理论，在经济公社中也只能用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计量经济物品的价值，但是在这里，从一开始就应该认为每个人的劳动时间都是完全相等的，一切劳动时间毫无例外地和在原则上都是完全等价的，而且不必先得出一种平均的东西。现在，把这种激进的平等社会主义同马克思的模糊的观念比较一下。据说，这种观念认为某个人的劳动时间本身比另一个人的劳动时间有更多的价值，因为其中凝结着更多的平均劳动时间；有教养的阶级的传统的思维方式使马克思拘泥于这种观念，在有教养的阶级看来，承认推小车者的劳动时间和建筑师的劳动时间在经济上完全等价，好像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可惜，马克思对前面所引证的《资本论》中的那段话还作了一个简短的注释；“读者应当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或价值，而是指工人的一个工作日对象化成的商品价值。”（注释：《资本论》第1卷第l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8页脚注(15)，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马克思在这里好像已经预料到杜林的这种手法，所以就预先防范别人把他的上述见解应用于今天的社会中对复合劳动所付的工资。如果杜林先生不以此为满足，还把这种见解说成是马克思想据以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中调节生活资料的分配的基本原则，那么这种偷梁换柱的无耻行径只有在专事造谣的出版物里才可以见到。现在我们稍微详细地考察—下等价学说。一切劳动时间，无论是推小车者的劳动时间还是建筑师的劳动时间，都是完全等价的。这样，劳动时间，从而劳动本身，都有一种价值。但是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只有劳动才赋予已发现的自然产物以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价值本身只不过是物化在某个物品中的、社会必要的人类劳动的表现。所以劳动不能有任何价值。谈论劳动的价值并且想决定这种价值，这等于谈论价值的价值，或者想决定重量本身的重量，而不是决定一个有重量的物体的重量。杜林先生把社会炼金术士的头衔加到像欧文、圣西门、傅立叶这样的人的头上。但是，当他虚构劳动时间的即劳动的价值时，他证明了他自己还远不如真正的炼金术士。现在让人们估量一下杜林先生把下面这个论断强加给马克思时所表现的勇敢吧!这个论断是：某个人的劳动时间本身比另一个人的劳动时间有更多的价值，劳动时间，从而劳动，都有一种价值。其实正是马克思第一次阐明了劳动不能有任何价值，以及为什么不能有任何价值。对于要把人的劳动力从它作为商品的地位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来说，极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劳动没有任何价值，也不能有任何价值。有了这种认识，杜林先生从自发的工人社会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想把未来的生活资料的分配当作一种比较高的工资来调节的一切企图，就不能得逞。从这种认识产生了进一步的认识：只要分配为纯粹经济的考虑所支配，它就将由生产的利益来调节，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诚然，对于杜林先生所继承的有教养阶级的思维方式来说，下面这种情况必然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总有一天会不再有职业的推小车者和职业的建筑师，曾经在半小时内作为建筑师发号施令的人也要推一段时间的小车，直到再需要他作为建筑师活动时为止。好一个把职业的推小车者永恒化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如果劳动时间的等价所包含的意义，是每个劳动者在相等的时间内生产出相等的价值，而不必先得出一种平均的东西，那么这显然是错误的。即使是同一生产部门内的两个工人，他们在一个工作小时内所生产的产品价值也总是随着劳动强度和技巧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样的弊病---而且只有像杜林先生那样的人才会把它看成弊病，----不是任何经济公社：至少不是我们这个天体上的任何经济公社所能消除的。这样一来，—切劳动的完全等价还剩下些什么呢?剩下的只不过是纯粹夸夸其谈的空话---这种空话的经济基础无非是，杜林先生没有能力把价值由劳动来决定和价值由工资来决定这两种情况加以区别，剩下的只不过是敕令，即新经济公社的基本法律；相等的劳动时间的工资应该相等!在这方面，老一辈的法国工人共产主义者和魏特林倒是曾经为他们的工资平等说举出了更加好得多的理由。现在怎样解决关于对复合劳动支付较高工资的全部重要问题呢?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培养熟练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负担的，所以熟练的劳动力的较高的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熟练的奴隶卖得贵些，熟练的雇佣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合劳动的成果，即所创造的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工人本身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从这里顺便获得的教益是：工人所中意的对“全部劳动所得”的要求，有时也还不是没有问题的。313 七、资本和剩余价值 “关于资本，马克思先生首先不是使用流行的经济学概念，确认资本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而是企图创造一种更专门的、辩证的历史的观念，这种观念无异于玩弄概念和历史的变态术。他说，资本是由货币产生的；它构成一个历史阶段，这个阶段开始于16世纪，即开始于大概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世界市场萌芽时期。显然，在对概念的这种解释中，国民经济学分析的尖锐性就丧失了。在这些应该半是历史和半是逻辑的、而实际上只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的荒谬观念中，知性的识别力连同一切正直的概念运用全都消失了”----在整整一页上，一直是这样喋喋不休……“马克思关于资本概念的表述，只能在严谨的国民经济学中引起混乱产生冒充深刻的逻辑真理的轻率见解……造成基础的薄弱”等等。 这样说来，好像马克思认为资本是在16世纪初由货币产生的。这就好像说，金属货币是三千多年前由牲畜产生的，因为在早期牲畜和其他东西一样也承担过货币的职能。只有杜林先生才能采取这样笨拙的和失当的表达方式。在马克思关于商品流通过程赖以进行的各种经济形式的分析中，货币是作为最后的形式而产生的。“商品流通的这个最后产物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 这个历史每天都在我们眼前重演。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注释：《资本论》第1卷第4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7-168页，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这又是马克思确证的一个事实。杜林先生无法驳倒这个事实，就把它加以歪曲，硬说马克思认为资本是由货币产生的！马克思又进一步研究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他首先发现，货币作为资本流通的形式，同货币作为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流通的形式是相反的。简单的商品所有者为买而卖；他卖出他不需要的东西，而以所得的货币买进他需要的东西。未来的资本家一开头就买进他自己不需要的东西；他为卖而买，而且要卖得贵些，以便收回最初用于购买的货币价值，并且在货币上获得一个增长额；马克思把这种增长额叫作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它既不能来自买者以低于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也不能来自卖者以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每个人的所得和所失由于每个人都轮流地成为买者和卖者而互相抵销了。剩余价值也不能来自欺骗，因为欺骗固然能牺牲一个人而使另—个人发财致富，但是不能增加两人所拥有的总数，因而也不能增加流通的价值的总额。“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决不能靠欺骗自己来发财致富。”（注释：同仁，第185—186页。---编者注） 可是我们发现，每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因卖出贵于买进，因占有剩余价值，而在我们眼前不断地发财致富。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这种剩余价值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而且要排除任何欺骗，排除任何暴力的任何干涉，用纯粹经济的方法来解决，于是问题就是：即使假定相等的价值不断地和相等的价值交换，怎样才能不断地做到*买贵卖呢?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应该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价值增长，不能在这种货币上发生，也不能起源于购买，因为这种货币在这里只是实现商品的价格，而这种价格，由于我们假定相交换的是相等的价值，和商品的价值是没有区别的。根据同一理由，价值的增长也不能由商品的出卖产生。所以这种变化必定发生在所购买的商品中，但不是发生在商品的价值中，因为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买卖的，而是发生在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中，就是说，价值的变化一定是从商品的使用中产生。“要从商品的消费中取得价值，我们的货币占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种独特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注释：见本选集第2卷第i72页，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如果说，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劳动本身不能具有任何价值，那么关于劳动力却决不能这样说。劳动力一旦变成商品(它现在事实上就是商品)，就获得一种价值，而这种价值也“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特殊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注释：同上，第173页。--编者注），就是说，是由工人为制造维持自己能劳动的状态和延续后代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而必须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我们假定这种生活资料代表每天6小时的劳动时间。我们的未来的资本家为了经营企业而购买了劳动力，即雇用了一个工人，如果他付给这个工人的货币也代表6小时的劳动，那么他付给这个工人的就是他的劳动力的全部 日价值。这个工人只要为这个未来的资本家劳动6小时，他就完全补偿了资本家的费用，即资本家所支付的劳动力的日价值。可是这样货币就不能转化为资本，就不能产生任何剩余价值。所以劳动力的购买者对于他所做的交易的性质也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只需要 6小时的劳动就足够维持工人24小时的生活，这一事实丝毫不妨碍工人在24小时中劳动12小时。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货币所有者支付了劳动力的日价值，所以这一天的劳动力的使用，即这一天的劳动，也就属于他了。劳动力被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它自身的日价值多一倍，这对于买者是特别幸运的，可是根据商品交换的规律，这对于卖者也决不是不公平的。这样，根据我们的假设，工人每天使货币所有者付出6小时劳动的价值产品，但是他每天向货币所有者提供12 小时劳动的价值产品。货币所有者赚得丁这个差额---6小时的 无酬的剩余劳动，即体现6小时劳动的无酬的剩余产品。魔术变完了。剩余价值产生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由于马克思以这种方式说明了剩余价值是怎样产生的，剩余价值怎样只能在调节商品交换的规律的支配下产生，所以他就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力方式以及以它为基础的占有方式的机制，揭示了整个现代社会制度在其周围凝结起来的核心。但是，资本的这样的产生有一个本质的先决条件：“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注释：见本选集第2卷第172页，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但是，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这一方同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者这另一方之间的这种关系，决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注释：〈资本论》第1卷第4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2页。---编者注）。而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由于封建生产方式的崩溃，这种自由的劳动者才在历史上第一次大量地出现。但是由于这种情形，而且由于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从那个时代起已经开始形成，所以就产生了一种基础，在这种基础上，现存的大量动产必然要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资本，而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越来越成为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这就是马克思的“荒谬观念”，“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在这些观念中，“知性的识别力连同一切正直的概念运用全都消失了”。试把杜林先生向我们提供的“深刻的逻辑真理”、“精确学科意义上的终极的最严格的科学性”，同这种“轻率的见解”比较一下吧。关于资本，马克思“不是使用流行的经济学概念，确认资本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他倒是这样说的：一定的价值额，只有在它产生剩余价值，从而增殖价值时，才变为资本。而杜林先生说的是什么呢?“资本是经济的权力手段的主干，它被用来继续进行生产并形成一般劳动力成果中的份额。”无论这话又是说得多么玄妙和没有条理，但总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经济的权力手段的主干可以永远继续进行生产，但是，据杜林先生本人说，它在末形成“一般劳动力成果中的份额”，即未形成剩余价值，或至少是未形成剩余产品时，不能成为资本。所以杜林先生不仅自己犯了他谴责马克思所犯的罪过，即不是使用资本的流行的经济学概念，而且还犯了笨拙地剽窃马克思思想的罪过，这是使用高傲的字句也“掩饰不好的” 在第262页上，这一点发挥得更详细：“社会意义上的资本〈非社会意义上的资本，还要杜林先生去发现〉，实际上和纯粹的生产资料有特殊的区别；因为后者只具有技术的性质，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需的，而前者的特征则在于它那攫为已有和形成份额的社会力量。诚然，社会的资本大部分不过是处于其社会职能中的技术性的生产资料；但是这种职能也正好是……必然要消失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正是马克思第一个强调了这样的“社会职能”，唯有借助这种职能，一定的价值额才变成资本，那么，确实“每个注意研究问题的人都应该很快地就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概念的表述只能引起混乱”，----但不像杜林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发生在严谨的国民经济学中，而是清清楚楚地仅仅发生在杜林先生本人的头脑中，杜林先生在他的《批判史》中已经忘了他在《教程》中是多么经常地应用上述这个资本概念的。但是，杜林先生不满足于即使以“清洗过的”形式从马克思那里借用资本的定义。他还不得不跟着马克思“玩弄概念和历史的变态术”，虽然他自己很清楚，这样做，除了“荒谬观念”、“轻率的见解”、“基础的薄弱”等等以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资本的“社会职能”使它能够占有他人劳动的成果，而且只是因为有了这种职能，它才和纯粹的生产资料有所区别，这样的社会职能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 杜林先生说，它不是基于“生产资料的本性和生产资料的技术必要性”。因此，这种职能是历史地产生的，而杜林先生在第252页上向我们重复的只不过是我们已经听过十次的东西，他用早已为人所知的两个男人的冒险来说明这种职能的产生，其中的一个人在历史的开端用暴力制服另一个人，从而把自己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但是，杜林先生并不满足于承认一定价值额赖以变成资本的那种社会职能具有历史的开端，他还预言了这种职能的历史结局；它“也正好是必然要消失的”。但是历史地产生而又历史地消失的现象，用普通的语言来说，通常叫作“一个历史阶段”。所以不仅在马克思看来，而且在杜林先生看来，资本都是一个历史阶段，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在这里我们已经置身于耶稣会会士中了。即使两个人做同一件事，但终究各不相同。314如果马克思说，资本是一个历史阶段，那么这是荒谬的观念，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在这里识别力连同一切正直的概念运用全都消失了。如果杜林先生也把资本描写成一个历史阶段，那么这就证明了国民经济学分析的尖锐性和精确学科意义上的终极的最严格的科学性。杜林先生的资本观念同马克思的资本观念的区别在哪里呢?马克思说：“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注释：见本选集第2卷第197页。——编者注）可见，剩余劳动，即超出劳动者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劳动，以及这种剩余劳动的产品被别人占有，即对劳动的剥削，是到目前为止一切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社会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只有当这种剩余劳动的产品采取了剩余价值的形式，当生产资料所有者找到了自由的工人---不受社会束缚和没有自己的财产的工人---作为剥削对象，并且为生产商品而剥削工人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才具有资本的特殊性质。而这种情形只是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人才大规模地出现。相反地，杜林先生把“形成一般劳动力成果中的份额”、从而产生出任何形式的剩余劳动的任何数量的生产资料都解释为资本。换句话说，杜林先生剽窃了马克思发现的剩余劳动，以便用它来消灭一时不合他的心意的、而同样是由马克思发现的剩余价值。这样，在杜林先生看来，不仅科林斯和雅典的市民利用奴隶经营的动产和不动产，而且罗马帝国时代的大土地占有者的财富，以及中世纪封建领主的财富，既然都以某种方式为生产服务，毫无差别地都是资本。这样，关于资本，杜林先生本人就不是使用“流行的概念，确认资本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而是使用完全相反的概念，这种概念甚至包含不是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自然资源。但是，那种认为资本干脆就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观念也只是流行于庸俗经济学中。在杜林先生如此珍惜的庸俗经济学之外，“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或一定的价值额之所以成为资本，那只是因为它产生了利润或利息，就是说，它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并且又是以剩余价值的这两种特定的派生形式去占有无酬劳动的剩余产品。至于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总是囿于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正常条件下用于生产或交换的任何价值额都自然而然地具有产生利润或利息的特性，这在这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整个古典经济学中，资本和利润，或资本和利息，正像原因和结果、父亲和子、昨天和今天一样，彼此不能分离，并处于同样的必然的相互关系之中。只是在事物本身已经出现，在动产为了生产商品而剥削自由工人的剩余劳动，因而越来越具有资本的职能的时候，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这个名词才出现，而采用这个名词的是历史上的第一个资本家民族，即15世纪和16世纪的意大利人。如果说马克思第一个彻底分析了现代资本所特有的占有方式，如果说他使资本的概念同这个概念最后从中抽象出来并且赖以存在的历史事实协调一致，如果说马克思因此使这个经济学概念摆脱了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中和在以前的社会主义者那里还同它纠缠在一起的含混不清的和摇摆不定的观念，那么这正是马克思以“终极的最严格的科学性”处理问题，这种科学性杜林先生在口头上也经常讲，可是令人伤心的是我们在他的著作中却找不到。事实上，在杜林先生那里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先是把那种认为资本是一个历史阶段的说法斥责为“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后来他自己又把资本说成是一个历史阶段。他不以此为满足。他还把一切经济的权力手段，一切占有“一般劳动力成果中的份额”的生产资料，因而也把一切阶级社会中的地产，都直截了当地宣布为资本；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在往后的叙述中完全按照传统的方法把地产和地租同资本和利润区别开来，而只把产生利润或利息的生产资料叫作资本，这些在他的《教程》第156页及以下各页上可以更详细地看到。杜林先生同样可以先把马、牛、驴和狗也包括在“机车”这个名词之内(因为人们也可以利用这些作为运输工具)，并且责备今天的工程师，说他们把“机车”这个名词局限于现代的蒸汽机车，从而把它变成了一个历史阶段，造成了荒谬的观念、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等等；然后自己再宣布说，马、驴、牛和狗还是应该排除于“机车”这个名词之外，这个名词只能适用于蒸汽机车。---因此，我们又不得不说，恰好在杜林对资本概念的解释中，国民经济学分析的一切尖锐性丧失了，识别力连同一切正直的概念运用全都消失了；而荒谬的观念、混乱、冒充深刻的逻辑真理的轻率的见解和基础的薄弱，在杜林先生那里却繁花怒放。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关紧要。荣誉仍然归于杜林先生，他发现了全部以往的经济学、全部政治学和法学，一句话，全部以往的历史在其周围旋转的轴心。这就是：“暴力和劳动是在社会联系的形成中起作用的两个主要因素。” 这一句话里包含了以往的经济世界的全部宪法。这部宪法非常短，内容是： 第一条 劳动进行生产。 第二条 暴力进行分配。“像常人那样地直截了当地说”，杜林先生的全部经济学的智慧也就到此为止。 八、资本和剩余价值(续完) “按照马克思先生的意见，工资仅仅代表工人为了自身能够生存而实际从事劳动的时间的报酬。为此, 只要比较少的钟点就够, , 了；经常被延长的工作日的整个其余部分提供一种剩余，其中包含着我们的作者所谓的‘剩余价值’，或者用通常的话来说，包含着资本赢利。除去在某个生产阶段上。已经包含在劳动资料和相关原料中的工作时间，上述工作日所提供的剩余都是归资本主义企业家所有的份额。所以工作日的延长纯粹是落入资本家手中的靠压榨而取得的赢利。”这样，在杜林先生看来，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无非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资本赢利或利润的东西。我们听听马克思本人是怎样说的吧。在《资本论》第195页，剩余价值是用放在它后面的括弧里的“利息、利润、地租”（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2页脚注(22)。---编者注）这几个词来说明的。在第210页，马克思举例说明71先令的剩余价值额怎样表现于它的各种分配形式：什一税、地方税和国税21先令，地租28先令，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和利息22先令，剩余价值总计71先令。（注释：同上，第246页。---编者注）在第542页，马克思指出，李嘉图的一个主要缺点是，“不是纯粹地论述剩余价值，就是说，他不是撇开它的特殊形式如利润、地租等等去进行论述”，因而把支配剩余价值率的规律同利润率的规律直接混淆起来了；与此相反，马克思指出：“以后在本书第三卷中，我将说明，同一个剩余价值率可以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利润率，而不同的剩余价值率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表现为同一利润率。”（注释：同上，第572页。---编者注）在第587页，我们看到：“生产剩余价值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决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分为各个不同的部分。它的各部分归不同类的人所有，并具有不同的、互相独立的形式，如利润、利息、商业利润、地租等等。剩余价值的这些转化形式要在第三卷里才来研究。”（注释：同上，第620页。---编者注）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有同样的话。再不能说得更清楚了。马克思一有机会就提醒读者注意，决不要把他所说的剩余价值同利润或资本赢利相混淆，后者只是剩余价值的一种派生形式，甚至常常只是剩余价值的一小部分。如果杜林先生仍旧硬说，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用通常的话来说，是资本赢利”，如果肯定马克思的整本书都是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的，那么只可能有两种情况：或者是他对此一点也不懂，这样，他对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一无所知，却要加以诋毁，这可需要极端的厚颜无耻才行；或者是他都懂，这样，他就是故意捏造。再往下看：“马克思先生在表述对压榨的这种见解时怀有恶毒的仇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不接受马克思关于某种剩余价值的学说中所表现的理论措辞，也尽可以表示更强烈的愤怒和更完全地承认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形式的剥削性质。” 马克思的善意的但在理论上不正确的措辞，激起他对压榨的恶毒仇恨；那种本身属于道德的情感，由于错误的“理论措辞”而采取了不道德的表现方式，它表现为不高尚的仇恨和卑下的恶毒。而杜林先生的终极的最严格的科学性却表现为一种具有相应的高尚性质的道德情感，表现为一种在形式上也是道德的而且在量上还超出恶毒仇恨的愤怒，一种更强烈的愤怒。当杜林先生这样沾沾自喜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这种更强烈的愤怒是从哪儿来的。 他继续说道：“这就发生了问题：互相竞争的企业家怎么能够持续地按照远远高出(如上述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所显示的)自然生产费用的价格实现包括剩余产品在内的全部劳动产品的价值。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是找不到的，理由很简单，在那里甚至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来。那里完全没有认真地谈到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的奢侈性质，根本没有认识到带有寄生状态的社会制度是白色奴隶制的最后基础。相反地，一切政治的社会的事物，总是被认为应该由经济的事物来说明。”但是，我们从前面所引证的几段话中已经看到，马克思根本没有像杜林先生在这里所假定的那样断言，剩余产品在一切情况下都被工业资本家即它的第一个占有者平均地按照它的全部价值出卖。马克思明确地说，商业赢利也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且在上述前提下，只有当工厂主把自己的产品低于商品价值卖给商人，因而让给商人一部分掠夺物时，这种情形才有可能。因此，杜林先生在这里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在马克思那里甚至不可能提出来。这个问题的合理提法是这样的：剩余价值是怎样转化成它的派生形式---利润、利息、商业赢利、地租等等的呢?马克思确实说过要在第三卷中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杜林先生等不及《资本论》第二卷291出版，那么他目前就应该稍微仔细地读一读第一卷。这样，除了已经引证过的几段以外，他还可以在例如第323页上读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在资本的外部运动中作为强制性的竞争规律发生作用，并且以这种形式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所以，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像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运动一样（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52页。---编者注）；接着马克思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一定的规律，价值规律，如何在一定的情况下在竞争中表现出来并行使它的推动力。杜林先生从这里已经可以知道，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上，竞争起主要的作用，而且只要略加思考，第一卷中的这些提示事实上就足以使人们至少大致上认识剩余价值向它的派生形式的转化。但是，对杜林先生来说，竞争正是理解的绝对障碍。他不能理解，互相竞争的企业家怎么能够持续地按照远远高出自然生产费用的价格实现包括剩余产品在内的全部劳动产品的价值。这里的措辞又具有杜林先生所习惯的、实际上是轻浮的“严格性”。在马克思那里，剩余产品本身根本没有任何生产费用，它是资本家不花一文钱得到的一部分产品。所以，如果互相竞争的企业家要按照自然生产费用实现剩余产品的价值，那么他们就应该把它赠送出去。但是我们不在这种“细微的逻辑细节”上浪费时间。实际上，互相竞争的企业家不是每天都按照高出自然生产费用的价格实现劳动产品的价值吗?根据杜林先生的意见，自然生产费是“劳动或力量的支出，而这归根到底又是可以用营养费用来计量的”；所以在今天的社会里，自然生产费用是实际花费于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上面的费用，它们不同于“赋税”、利润以及手持利剑逼出来的附加税。但是大家知道，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中，互相竞争的企业家不是按照这种自然生产费用实现他们的商品的价值，而是还要算上并且通常也获得所谓附加税，即利润。杜林先生以为，他只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就可以像从前约书亚吹倒耶利哥城墙59一样把马克思的整个大厦吹倒，可是这个问题对杜林先生的经济理论来说也是存在着的。我们看看他是怎样回答这一问题的。他说： “资本所有权，如果本身不同时包含着对人这一材料的间接暴力，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且也不能实现它的价值增殖。这种暴力的产物就是资本赢利，所以赢利的大小取决于这种统治的作用范围和强度…… 资本赢利是政治的和社会的体制，这种体制比竞争具有更有力的作用。企业家在这方面作为一个等级来行动，而每一个单个的企业家都坚守自己的阵地。资本赢利的一定高度在已经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方式中是一种必需。” 可惜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互相竞争的企业家怎么能够持续地按照高出自然生产费用的价格实现劳动产品的价值。杜林先生实在不像话，竟这样无视他的读者，而用下面的话来搪塞他们：资本赢利凌驾于竞争之上，就像普鲁士国王当年凌驾于法律之上一样。普鲁士国王借以取得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地位的手法，我们是知道的；资本赢利借以使自己比竞争更有力的那种方法，正是杜林先生应该向我们说明的，但是他执拗地拒绝向我们说明。即使像他所说的，企业家在这方面作为一个等级来行动，而每一个单个的企业家都坚守自己的阵地，情况也决不会有所改变。我们丝毫不能相信他的这种话：一定数量的人只要作为一个等级来行动，他们中的每一个单个的人因此也就坚守住自己的阵地。大家知道，中世纪的行会师傅、1789年的法国贵族都非常坚决地作为一个等级来行动，但是都没落了。普鲁士军队在耶拿也曾作为一个等级来行动，然而非但不能坚守住自己的阵地，反而不得不逃跑，后来甚至一部分一部分地投降了。硬说在已经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方式中，资本赢利的一定高度是一种必需，这同样不能使我们满意，因为问题正是要说明为什么是这样。我们丝毫没有进一步接近目的，尽管杜林先生告诉我们说：“资本的统治是紧随土地的统治而生长起来的。一部分依附的农村劳动者转入城市，从事手工业劳动，最后变成工厂的材料；在地租之后，形成了资本赢利，作为财产租金的第二种形式。” 即使撇开这种论断的历史错误不谈，它终究也只是一种空洞的论断，只限于重复地肯定正好应该加以说明和证明的东西。所以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杜林先生无法回答他自己提出来的问题，即相互竞争的企业家怎么能够持续地按照高出自然生产费用的价格实现劳动产品的价值，这就是说，他无法说明利润的形成。他只能简单地发布命令，说资本赢利是暴力的产物，这的确和杜林的社会宪法第二条完全一致，第二条说：暴力进行分配。这的确说得很漂亮；但是现在“发生了问题”：暴力分配什么呢?必须有司分配的东西，不然，甚至最强大的暴力：不管多么想分配，也是没有什么可以分配的。互相竞争的企业家装入腰包的赢利是非常明显而实在的东西。暴力可以夺取它，但是不能生产它。如果说杜林先生执拗地拒绝向我们说明，暴力怎样夺取企业家的赢利，那么他对于暴力从哪里夺取这种赢利的问题，则总是以死一般的沉默来作为回答。在一无所有的地方，皇帝也和任何其他暴力一样，丧失了自己的权力。从虚无之中，不能产生任何东西，特别是不能产生利润。如果说，资本所有权只要本身不同时包含着对人这一材料的间接暴力，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且也不能实现它的价值增殖，那么，又发生了问题：第一，资本财富是怎样获得这种暴力的----这个问题用上述两三个历史论断是绝对不能解决的；第二，这种暴力是怎样转化为资本的价值增殖，转化为利润的；第三，暴力是从哪里夺取这种利润的。我们无论从哪方面去把握杜林的经济学，都不能前进一步。它对于所有使它厌恶的事情，对于利润、地租、饥饿工资、工人被奴役等等，只用一个词来说明：暴力，而且始终是暴力。杜林先生的“更强烈的愤怒”也就化为对暴力的愤怒。我们已经看到，第一，这样援引暴力是一种腐朽的遁词，是把问题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这种转移不能解释任何一件经济事实；第二，这种援引使暴力本身的形成没有得到说明，这真是够精明的，因为不然的话，这种援引必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社会权力和一切政治权力都起源于经济的先决条件，起源于各该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但是我们不妨试一下，能否从经济学的这位铁石心肠的“更加深刻的奠基者”那里找出其他一些有关利润的说明。我们来看看他关于工资的论述，或许能够有所得。在第158页上，他说：“工资是维持劳动力的报酬，并且首先只是被当作地租和资本赢利的基础来考察的。为了真正彻底弄清楚这里所存在的关系，可以设想—下最初在历史上没有工资的情况下的地租以及资本赢利，即以奴隶制或依附农制为基础的地租和资本赢利…… 必须养活的是奴隶和依附农，还是雇佣工人，这只造成负担生产费用的方式和方法的区别。在任何情况下，因利用劳动力而得到的纯收益都构成雇主的收人…… 由此可见……特别是主要的对立---由于这种对立，一方是某种形式的财产租金，另一方是没有财产的雇佣劳动——不能仅仅从一方去找，而必须同时从双方去找。”但是，财产租金，如我们在第188页所看到的，是地租和资本赢利的共同表现。以后，在第174页上说：“资本赢利的特征是占有劳动力收益的最主要的部分。如果没有以某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受人支配的劳动的相关物，就不能设想资本赢利。”在第183页上又说：工资“在一切情况下都不过是通常应保证工人能维持生活和延续后代的报酬”。最后在第195页上：“财产租金之所得，必定是工资之所失，反过来也是如此，从一般生产能力中(!)归于劳动的，必然是从财产收入中抽出来的。”杜林先生使我们吃了一惊又一惊。在价值论和以后各章，直到竞争论(包括竞争论在内)，就是说，从第1页到第155页，商品价格或价值分为；第一，自然生产费用或生产价值，即用于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的费用；第二，附加税或分配价值，这是手持利剑逼出来的落到垄断者阶级手中的赋税，这种附加税，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实际上丝毫不能改变财富的分配，因为它一手夺得，另一手不得不归还，而且就杜林先生关于它的起源和内容所作的说明看来，这种附加税是从虚无中产生的；因而也就是由虚无构成的。在接着论述收入种类的两章中，即从第156页到第217页，就再也不提附加税了。而是把每个劳动产品的价值，即每个商品的价值，分成下面两部分：第一，生产费用，其中也包括所付的工资，第二，“因利用劳动力而得到的纯收益”，它构成雇主的收入。这种纯收益具有尽人皆知的、任何文饰和涂抹都掩盖不了的面目。“为了真正彻底弄清楚这里所存在的关系”，读者把刚才从杜林先生那里引证的几段话和前面从马克思那里引证的关于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几段话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杜林先生在这里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直接抄袭《资本论》。杜林先生承认，任何形式的剩余劳动，无论是奴隶制、依附农制或雇佣劳动制的剩余劳动，都是到目前为止一切统治阶级的收入的源泉；这出自多次引证过的地方，即《资本论》第227页：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等等（注释：见本卷第498、552页。---编者注）。---构成“雇主的收入”的“纯收益”，不是劳动产品超出工资部分的剩余，又是什么呢?不管杜林先生怎样多此一举地把工资改称为报酬，他也还是认为，工资通常应保证工人能维持生活和延续后代。马克思指出，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劳动多于为再生产工人而消费的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就是说，资本家使工人劳动的时间长于补偿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的价值所需要的时间。要不是这样，怎么能“占有劳动力收益的最主要的部分”呢?所以，超出再生产工人生活资料所必需的时间的工作日的延长部分，即马克思所说的剩余劳动，正是隐藏在杜林先生的“劳动力的利用”后面的东西；而他的雇主的“纯收益”，如果不表现为马克思的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又能表现为什么呢?除了表达不确切以外，杜林的“财产租金”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又有什么区别呢?此外，财产租金这个名词是杜林先生从洛贝尔图斯那里抄来的；洛贝尔图斯用租金这个一般的名词概括地租和资本租金或资本赢利，杜林先生只是加上了“财产”一词（注释：甚至这个词也不是他提出来的。洛贝尔图斯说(《社会问题书简》第2封信第59页)：“根据这一<他的)理论，租金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完全依靠某种财产获得的全部收入。”315）。为了使人不怀疑这种剽窃行为，杜林先生就以自己的方式来概括马克思在第十五章(《资本论》第539页及以下各页)中所阐述的关于劳动力价格’和余价值的量的变动的规律（注释：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8—572页。---编者注）：财产租金之所得，必定是工资之所失，反过来也是如此。这样一来，就把马克思的内容丰富的具体规律化为没有内容的同义反复，因为一定的量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减少，另外一部分就不可能增加，这是不言而喻的。这样，杜林先生就用这样一种方式占有了马克思的思想，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的阐述所确实具有的“精确学科意义上的终极的最严格的科学性”就完全丧失了。因此，我们不能不认为，杜林先生在《批判史》中关于《资本论》所发出的引人注目的喧嚣，特别是他在涉及剩余价值的著名问题上(这个问题他还是不提为好，因为他自己都不能解答)扬起的尘土，都不过是一种军事计谋，狡猾手腕，借以掩盖他在《教程》中对马克思所作的粗暴的剽窃。杜林先生确实有一切理由警告他的读者，不要研究“马克思先生称作资本的那个线球”，要提防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黑格尔的混乱的模糊观念和遁词等等。这位忠实的埃卡尔特警告德国青年提防维纳斯，但是他为了自己的需要却悄悄地把她从马克思的领地引到自己家里保护起来。我们恭贺他利用马克思的劳动力而获得的这种纯收益，恭贺他在财产租金这个名称下霸占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行为，以独特的方式暴露了他执拗地(因为在两版上都这样重复)、歪曲地断定马克思把剩余价值仅仅理解为利润或资本赢利的动机。这样，我们不得不用杜林先生的话把杜林先生的贡献描述如下：“按照(杜林>先生的意见，工资仅仅代表工人为了自身能够生存而实际从事劳动的时间的报酬。为此只要比较少的钟点就够了；经常被延长的工作日的整个其余部分提供一种剩余，其中包含着我们的作者所谓的〈财产租金……〉 除去在某个生产阶段上已经包含在劳动资料和相关原料中的工作时间，上述工作日所提供的剩余都是归资本主义企业家所有的份额。所以工作日的延长纯粹是落入资本家手中的靠压榨而取得的赢利。<杜林>先生在表述对压榨的这种见解时怀有恶毒的仇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不可理解的是，他怎么又会产生“更强烈的愤怒”? 九、经济的自然规律。地租 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抱着极大的希望，却未能发现杜林先生怎样在经济学领域内“要求建立—种新的、不但满足时代而且成为对时代具有决定意义的体系”。 但是，我们在暴力论，在价值和资本那里所未能看到的东西，在考察杜林先生提出来的“国民经济的自然规律”时，也许会非常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因为，正像他以惯有的新奇性和尖锐性所说的：“高度的科学性的胜利，在于越过那种好像处于静止状态的材料的单纯记述和分类，而达到生气勃勃的、窥见产生过程的洞察力。所以，对规律的认识是最完善的认识，因为它向我们指出，一个过程怎样为另一个过程所制约。”一切经济的第一个自然规律恰恰被杜林先生发现了。 “令人惊奇的是”，亚当·斯密“不仅没有把一切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提到第一位，而且也完全没有单独加以说明，这样，他就不自觉地把那种给现代欧洲的发展打上自己的烙印的力量贬为次要的角色”。这个“应当被提到第一位的基本规律是技术装备的规律，甚至可以说是人的自然经济力的武装伪规律”。杜林先生发现的这个“基本规律”如下：第一条规律。“经济手段（自然资源和人力）的生产因发明和发现而提高。”我们感到惊奇。杜林先生对付我们，完全像莫里哀作品中的诙谐家对付新贵一样，他告诉这位新贵一件新鲜事，说后者说了一辈子散文，却不知道散文是什么。发明和发现在一些情况下是提高于劳动生产力(但在许多情况下也不见得是这样，世界上一切专利局的大量档案废纸就是证明)，这一点我们早已知道了；但是这一极为陈旧的老生常谈竟是全部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这一说明，倒要归功于杜林先生。如果经济学上和哲学上的“高度的科学性的胜利”，仅仅在于给随便一种陈词滥调加上一个响亮的名称，把它吹嘘为自然规律，甚至吹嘘为基本规律，那么科学的“更加深刻的基础的奠定”和变革：实际上对任何人来说，甚至对柏林《人民报》，“的编辑部来说。都是可以做到的了。这样，我们就不得不“以一切严格性”，以杜林先生对柏拉图的下列判决用于杜林先生自己身上： “如果这样的东西应该被看作国民经济学的智慧，那么<批判基础317的)作者，就可以同任何一个一般有机会思考”---甚至仅仅是随便议论---“不言而喻的事情的人共有这样的智慧了”。例如，如果我们说，动物吃东西，那么我们就无意中说出了一句伟大的话；因为我们只要说，吃东西是一切动物生活的基本规律，我们就对整个动物学实行了变革。第二条规律。分工；“职业的区分和活动的划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就这句话的正确方面而言，从亚当·斯密以来，这也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至于这句话正确到什么程度，这将在第三编中看到。第三条规律。“距离和运输是阻碍和促进生产力合作的主要原因。”第四条规律。“工业国家比农业国家具有大得无可比拟的人口容量。”第五条规律。“在经济方面，任何事情没有物质利益都是不能完成的。”这就是杜林先生据以建立他的新经济学的“自然规律”。他仍然忠于他在哲学中已经陈述过的方法。从最无聊的陈词滥调中抽出两三个有时甚至措辞不当的不言而喻的语句，也会构成经济学的不需要证明的公理、基本原则、自然规律。在阐述这些毫无内容的规律的内容的借口下，乘机对各种题目作一番广泛的经济学的空谈，而这些题目的名称在这些所谓的规律中已经出现了，如发明、分工、交通工具、人口、利益、竞争等等。给这种空谈的平淡无奇的平庸性所加的佐料不过是神谕式的大话，有时是对于各种各样琐碎事情的曲解或自以为了不起的臆想。然后，我们终于见到了地租、资本赢利和工资，由于我们在前面只研究了后两种占有形式，所以在这里，在结束时我们还要简略地研究一下杜林先生对地租的看法。在这里，我们且不考虑杜林先生从他的先驱者凯里那里直接抄来的各种论点；我们不必同凯里打交道，也不必替李嘉图的关于地租的观点作辩护，而去反对凯里的曲解和胡说。我们只涉及杜林先生，他给地租下了一个定义，说地租是“土地所有者本身从土地上得到的收入”。杜林先生把他本来应当加以解释的地租这个经济学概念不假思索地翻译成法律词汇，这样我们并不比先前了解得更多一些。所以我们的更加深刻的奠基者，无论愿意不愿意，都不得不作进一步的探讨。他把一处田庄租给租地农场主同把一笔资本借给企业家这两件事作了对比，但是很快就发现，这种对比同其他一些对比—样，是不妥当的。因为他说：“如果要继续采用这种类比，那么租地农场主在偿付地租以后所余的赢利，应该相当于借别人的资本来经营的企业家在偿付利息以后所余的资本赢利。但是人们不习惯把租地农场主的赢利看作主要收入，把地租只看作余额…… 下列事实就是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的证明：在关于地租的学说中，人们没有特别指出地主自己经营土地的情况，而且没有把佃金形式的地租和地主因自己经营土地而产生的地租之间的数额差别看得特别重要。至少人们不认为有必要去考虑把由于自己经营而得的地租这样加以分解：一部分仿佛代表土地的利息，而另一部分代表企业家的剩余的赢利。撇开租地农场主所用的自己的资本不谈，人们好像把租地农场主的特殊赢利大部分看作一种工资。但是，要想在这个问题上作出某种断语是危险的，因为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这样明确地被提出来过。凡是涉及到比较大的经营的场合，都很容易看到，问题不在于把租地农场主的独特的赢利看成工资。这种赢利本身正是建立在同农业劳动力的对立之上，只有使用这种劳动力才使这种收入成为可能。留在租地农场主手里的显然是一部分地租，因此，地主自行经营时所获得的全部地租就减少了。”关于地租的理论是经济学中英国特有的一个部分，这是必然的，因为只有在英国才存在着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地租事实上也是同利润和利息分开的。大家知道，在英国是大地产和大农业占支配地位。地主把自己的土地按照大田庄而且常常是非常大的田庄的形式租给租地农场主，租地农场主拥有充裕的资本来经营土地，并不像我们的农民那样自己从事劳动，而是作为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利用雇农和短工的劳动。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三个阶级，以及各阶级所特有的收入：地主获得地租，资本家获得利润，工人获得工资。从来没有一个英国经济学家会想到要把租地农场主的赢利，像杜林先生所以为的那样，看作一种工资；对他们来说，断定租地农场主的利润是它无疑是、显然是和确实是的那种东西，即资本利润，要保险得多。在这里，如果有人说，租地农场主的赢利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这样明确地被提出来过，那简直是可笑的。在英国，这个问题甚至没有提出的必要，因为问题和答复一样早已存在于事实本身之中，而且自亚当·斯密以来还从未对此发生过疑问。杜林先生所说的地主自己经营土地的情况，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德国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发生的地主通过管理人经营土地的情况，丝毫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如果地主也提供资本，而且由自己经营，那么他除了地租以外，还得到资本利润。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下，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根本不可能是另外的样子。如果杜林先生断言，直到现在为止，人们并不认为有必要去考虑把由于自已经营而得的地租(应该叫作收入)加以分解，那么这是根本不符实际的，最多也只能再一次证明他自己的无知。例如： “由劳动所得的收入叫作工资；某人从使用资本而得的收入叫作利润…… 完全从土地得来的收入叫作地租并归地主所有。如果这几种不同种类的收入落到不同的人手里，那是很容易加以区分的；但是，如果它们落到同一个人手里，那么它们至少在日常用语中是常常被混淆的。自己经营自己的一部分土地的地主，除去经营费用，应该既获得地主的地租又获得租地农场主的利润。但是，至少在习惯用语中，他往往容易把他的全部赢利叫作利润，因而混淆了地租和利润。我们的北美和西印度的种植场主大部分都是处于这种状况；他们大多数都种植自己的土地，所以我们极少听到什么种植场的地租，而常常听到的是它产生的利润…… 自己亲手种植园地的园艺业者，一身兼为地主、租地农场主和工人。所以，他的产品应该付给他地主的地租、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和工人的工资。但是所有这些通常都被称为他的劳动所得；所以在这里地租和利润就同工资相混淆了。”（注释：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这一段话出自亚当·斯密第一卷第六章（注释：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第1卷第63-65页。---编者注）。所以，地主自己经营的情况在100年前已经被研究过了，而在这里使杜林先生感到如此烦恼的危险和不安，，仅仅是产生于他自己的无知。最后他以大胆的诡计来摆脱困境：租地农场主的赢利以对“农业劳动力”的剥削为基础，所以“显然是一部分地租”，因而那种本来应该完全装入地主腰包的“全部地租就减少了”，从这里我们知道了两件事情。第一，租地农场主使地主的地租“减少了”，所以和人们到目前为止所设想的不同，杜林先生认为不是租地农场主把地租付给地主，而是地主把地租付给租地农场主----这确实是“完全独特的观点”；第二，我们终于看到杜林先生把地租设想为什么；就是说，他把地租设想为在农业中剥削农业劳动而得到的全部剩余产品。但是，除了几个庸俗经济学家以外，在以前的经济学中这种剩余产品都被分成地租和资本利润，所以我们不能不断言，关于地租，杜林先生也“不是使用流行的概念”。这样，在杜林先生看来，地租和资本赢利的区别，只在于前者产生于农业，而后者产生于工业或商业。杜林先生产生这种非批判的和混乱的观点是必然的。我们已经看到，他是从“真正的历史的观点”出发的，根据这一观点，对土地的支配仅仅是借助对人的支配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只要土地是借助某种形式的奴役劳动来耕种，就会为地主产生剩余，而这种剩余正是地租，就像工业中劳动产品超出工资的剩余是资本赢利—样。“因此很清楚，在借助某种隶属形式的劳动来经营农业的地方，地租总是随时随地大规模地存在着。” 既然把地租说成农业中得到的全部剩余产品，杜林先生面前就出现了拦路虎：一方面是英国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另一方面是由此而米的、为整个古典经济学所承认的剩余产品之分为地租和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因而也就是纯粹的精确的地租概念。杜林先生怎么办呢?他假装丝毫不知道农业剩余产品分为租地农场主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丝毫不知道古典经济学的整个地租理论；好像在整个经济学中租地农场主的利润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还根本没有“这样明确地”被提出来过；好像这里所探讨的是一种完全没有被研究过的对象，关于这个对象，似乎除假象和种种疑虑而外，人们一无所知。在讨厌的英国，农业中的剩余产品未经任何理论学派的任何干预就被无情地分为这样的组成部分：地租和资本利润。而杜林先生就从这个讨厌的国家逃到他所热爱的、行使普鲁士邦法的区域。在这个区域中，盛行的是地主以完备的宗法形式经营自己的土地，“地主把地租理解为自己那块土地上的收入”，而容克老爷们关于地租的见解甚至妄想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意义的见解，所以在这里，杜林先生还可以指望自己的关于地租和利润的混乱概念能够蒙混过关，甚至让人们相信他的最新发现：不是租地农场主把地租付给地主，而是地主把地租付给租地农场主。 十、《批判史》论述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国民经济学批判史》，看一下杜林先生自称为“完全没有先驱者”的“这一企业”。也许我们在这里最后会遇到多次许诺的终极的和最严格的科学性。杜林先生对于下述发现大吹大擂：“经济学说”是一种“非常现代的现象”(第12页)。确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道：“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4页。---编者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9页上说道：“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注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页。---编者注）杜林先生是沿着这条预先指给他的道路走的，但是在他看来，高级经济学只是随着资产阶级科学在其古典时期结束之后所发生的可怜的流产才开始的。相反，他则有充分的权利在其引论的结尾扬扬得意地宣称：“这一企业，如果按其外部可以感知的特点、按其更新颖的一半内容来说，是完全没有先驱者的，那么按其内部的批判的观点及其一般的立场来说，它更是归我个人所有。”(第9页) 实际上，他尽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宣布自己的“企业”(这个工业上的用语倒选得不坏)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38。 因为历史地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不外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经济的科学理解，所以，与此有关的原则和定理，能在例如古代希腊社会的著作家那里见到，只是由于一定的现象，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等，是两个社会共有的。就希腊人有时涉猎这一领域来说，他们也和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现在我们来听听世界历史上的杜林先生说些什么话： ’“因此，关于古代的科学的经济理论，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可以奉告，而完全非科学的中世纪，则对此(对此无可奉告！)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因为虚荣地炫耀博学的外表的态度……败坏了现代科学的纯洁性，所以不能不至少举出几个例子，以资留意。”然后杜林先生就举出批判的例子，这一批判确实连“博学的外表”也没有了。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是：“每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种则不然，例如鞋，既用来穿，又可以用来交换。两者都是鞋的用途，因为谁用鞋来交换他所需要的东西，例如货币或食物，谁就是利用了鞋。但这不是利用鞋的自然用途，因为它不是为交换而存在的。”（注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册第9章，见伊·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lo卷第13页。---编者注）---这个论点，在杜林先生看来，“不但表达得很迂腐，学究气十足”，而且那些在其中找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的人，还未免有些“滑稽”，居然忘记“在最近的时期”，“在最进步的体系的范围内”，当然是在杜林先生本人的体系的范围内，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已经永远完结了。“在柏拉图论国家的著作中，有人……也企图去发现国民经济分工的现代的篇章。” 这大概是指《资本论》第3版第12章第5节第369页，可是，相反地，在这一节里恰巧证明，古典古代对于分工的见解，是同现代的见解“截然相反”的。---柏拉图把分工描述为城市的(在希腊人看来，城市等于国家)自然基础，对这种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描述（注释：参看柏拉图《理想国》第2册，见《柏拉图全集}1840：年苏黎世版第 13卷。---编者注），杜林先生却嗤之以鼻，仅此而已，而且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柏拉图没有提到(不过希腊人色诺芬提到了（注释：参看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第S册第2章。---编者注），杜林先生！）这样一些界限，“这些界限是当时的市场范围为了进一步划分职业并在技术上划分特殊作业而设置的，---只有关于这种界限的观念，才是这样一种认识，有了这种认识才使那种通常很难称为科学的观念成为经济学上重要的真理”。可是杜林先生曾十分藐视的罗雪尔“教授”，事实上却划出了这种“界限”，在这种“界限”中，分工观念第一次变成了“科学的”观念，所以他明确地宣布亚当·斯密是分工规律的发现者。（注释：参看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1858年斯图加特和奥格斯堡第3版第l卷第86页。---编者注）在商品生产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社会里，“市场”---也用一次杜林先生的话来说---曾经是“生意人”中间十分熟悉的“界限”。需要有比“墨守成规的知识和本能”更多的东西，才能理解：不是市场造成资本主义的分工，相反地．是以前的社会关系的瓦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分工造成市场。(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5节《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3—817页。---编者注）)“货币的作用，在一切时候都曾经是经济（！）思想的首要刺激。可是一个叫作亚里士多德的人关于这种作用知道些什么呢?显然，他只知道，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代替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此外再没有什么了。”可是，如果“一个叫作”亚里士多德的“人”竟擅自发现货币流通的两种不同形式，一种是货币执行单纯流通手段的职能，另一种是货币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注释：参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l册第8—10章。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27页和第23卷第167—189页。---编者注），那么在杜林先生看来，他只是表现了“某种道德上的嫌恶”。 如果“一个叫作”亚里士多德的“人”居然大胆地出来分析货币的作为价值尺度的“作用”，而且实际上正确地提出了这个对于货币学说有如此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注释：参看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第5册第8章，见伊·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9卷。---编者注），那么“一个叫作”杜林的“人”宁愿对这种不能允许的卤莽行为保持完全的沉默，这自然是出于充足的秘密理由。最后的结果是；在杜林的“以资留意”的镜子的映象中，希腊古代实际上只具有“最通常的观念”(第25页)，如果这样的“愚蠢想法”(第19页)毕竟还和通常的或非常的观念有共同之点的话。至于杜林先生论重商主义的一章，那么最好是读“原著”，即读弗‘李斯特的《国民体系》第29章《被学派误称为重商主义体系的产业体系》。杜林先生在这里又如何谨慎地避免显示出任何“博学的外表”，这从下面的话就可以看出来：李斯特在第28章《意大利国民经济学家》里说道：“无论在政治经济学的实际应用上还是在理论上，意大利都走在一切现代国家的前头”，然后又提到“那不勒斯的安东尼奥·塞拉在1613年所写的关于如何供给王国以丰富金银的著作，是意大利第一本专门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注释：弗·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体系》1841年斯图加特一蒂宾根版第1卷第451、456页。---编者注)。杜林先生深信不疑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因而竟把塞拉的《略论》（注释：安·塞拉《略论以金银充分供应无贵金属矿的王国的手段》1613年那不勒斯版。---编者注）“当作经济学的最新前史的某种入门标牌”。事实上，他对于《略论》的考察，只限于这种“美文学的蠢话”。不幸，事情在实际上并非如此：早在1609年，即在《略论》出现前四年，已经发表了托马斯·曼的《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这一著作早在第一版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即它攻击了当时在英国作为国家政策还受到保护的原始的货币制度，因而代表了重商主义体系对于自身的母体系的自觉的自我脱离。这一著作在最初的形式上就日经出了好几版，并且对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以后经作者完全改写并在其死后于1664年出版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在100年之内，一直是重商主义的福音书。因此，如果说重商主义具有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充当“某种入门标牌”，那么这就是托马斯.曼的著作，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本书对杜林先生的“细心观察顺序关系的历史”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 关于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杜林先生告诉我们说，他具有“相当轻率的思维方法”，而且“对于概念的内部的和更精细的区别缺乏事解”……“他具有多方面才能，知识广博，但容易从—种东西跳到另一种东西，而对任何深刻的思想不作彻底的研究”……他“对国民经济的论述还非常粗陋”，并且他“得出幼稚的看法，把这些看法加以对照……有时可以使比较认真的思想家发笑”。 承蒙“比较认真的思想家”杜林先生留意到“一个叫作配第的人”，这是多么崇高的谦虚态度！而杜林先生是怎样留意他的呢? 配第关于“劳动，甚至劳动时间是价值尺度的论点，在他那里……只能见到不完整的痕迹”。（注释：威·配第《赋税论》1662年伦敦版第24—25页---编者注）配第的这些论点，在杜林先生的书上只提到这一句话，此外就没有了。确实是不完整的痕迹。配第在他的《赋税论》(1662年第l版)中，对商品的价值量作了十分清楚的和正确的分析。他首先用耗费同样多的劳动来生产的贵金属和谷物具有同等价值的例子来说明价值量，这样他就为贵金属的价值下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个“理论上的”定义。而且他还明确而概括地谈到商品的价值是由等量劳动(equallabour)来计量的。他把自己的发现用来解决各种不同的和一部分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且有时在各个场合和各种著作中，甚至在没有重复这个主要论点的地方，从这个主要论点作出重要的结论。但是他在自己的第一部著作中就已经说道：“我断定，这一点<通过等量劳动进行估价>是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础；但是在它的上层建筑和实际应用中，我承认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的。”（注释：威·配第《赋税论}1662年伦敦版第扎一25页，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可见，配第已经意识到他的发现的重要性及其在具体应用上的困难。因此，为了达到某些具体的目的，他也试走另一条道路。必须找出土地和劳动之间的自然的等同关系(a natural Par)，使价值可以随意“在二者之一，或者更好是在这二者中”表现出来。这个迷误本身是天才的。杜林先生对于配第的价值论作出了经过缜密思考的评语：“如果他自己的思考更缜密一些，那么人们就根本不可能在其他地力遇到以前已经说过的一种对立见解的痕迹”；这就是说，杜林先生“以前”除了提到“痕迹”是“不完整”的以外，并没有说过其他什么东西。这是杜林先生所特有的手法，他“以前”用一句毫无内容的话来暗示什么东西，以便“以后”要读者相信，他“以前”早就知道了事情的要点，事实上，上述作者在以前和以后都是避开了这种要点的。我们在亚当.斯密的书中不但看到关于价值概念的各种“对立见解的痕迹”，不但看到两种，而且看到三种，更确切地说，甚至四种尖锐对立的关于价值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他的书中相安无事地并存和交错着。在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那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他必然要摸索、试验、努力克服刚刚开始形成的观念的混乱状态，可是这样的事情在经过筛选来概括150年以上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结果，已经部分地从书本转入一般的意识中)的著作家那里出现，却是十分奇怪的。现在我们从大事情谈到小事情，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的，杜林先生自己同样向我们提供五种不同的价值以及同等数量的对立的见解，供任意选择。自然，“如果他自己的思考更缜密一些”，他就不会花费这样多的力气来使他的读者脱离配第关于价值的十分清楚的见解而陷入极度的迷乱之中。 配第的十分圆满的、浑然一体的著作，是他的《货币略论》，这本书在他的《爱尔兰剖视》一书出版之后10年，即在1682年出版(后一本书“第一次”出版于1672年，而不是杜林先生从“最流行的东拼西凑的教科书”中抄下来的1691年)319。他的其他著作中所包含的重商主义见解的最后痕迹，在这里完全消失了。按内容和形式说来，这是一部篇幅不大的杰作；正因为如此，杜林先生甚至连书名都不提—下。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一个装腔作势的好为人师的庸夫，对于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创见的经济研究家，只能牢骚满腹地表示自己的不满，只能埋怨：理论思想的火花竟没有齐整地作为现成的“公理”高傲地表现出来，而只是从对“粗杂”的实际材料的探究中，例如对租税的探究中，散乱地进发出来。杜林先生对待配第的真正经济学的著作的态度，也同样用来对待配第创造的“政治算术”，即一般所说的统计。他对于配第所用方法的奇特，只是恶意地耸耸肩膀!如果我们想到100年以后甚至拉瓦锡在这一领域中还采用的奇异方法320，如果我们想到现在的统计同配第给它极概要地规定的目的还相距很远，那么，在200年以后这种自鸣得意的骄傲，就只是表现出无法粉饰的愚蠢。 配第的最有意义的观念---这在杜林先生的“企业”中是绝少看到的---在杜林先生看来，只不过是零碎的想法、偶然的思想和即兴的评论，它们只是在今天，才被人通过断章取义的引用，而赋予一种它们本身根本未具有的意义，所以它们在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史上不占有任何地位，而只在那些处于杜林先生的根底深厚的批判和“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的水平之下的现代书籍中才占有一席之地。杜林先生在其“企业”中所看到的读者群，好像只是一些盲目信从而根本不敢要求杜林先生证明自己的主张的人们。我很快就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当谈论洛克和诺思时)，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先来看一看布阿吉尔贝尔和罗。 关于布阿吉尔贝尔，我们只须指出杜林先生的唯—的发现。他发现了从前没有看出的布阿吉尔贝尔和罗之间的联系。那就是，布阿吉尔贝尔断言，贵金属在商品流通中执行正常的货币职能的时候，可以被信用货币(un morceau de papier[一块纸片])所代替。(注释:参看比·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第2章，见《十 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397页。--编者注)相反地，罗以为这些“小纸片”的任何“增加”，都是增加国家的财富。杜林先生由此得出结论，说布阿吉尔贝尔的“转变已经包藏着重商主义的新的形态”，换句话说，已经包藏着罗。这可由下述的话十分清楚地得到证明：“只要赋予‘单纯的小纸片’以贵金属所应起的作用，那么，重商主义的形态变化就立刻完成了。”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使叔父变为叔母的形态变化立刻完成。虽然杜林先生以抚慰的口吻补充说道：“当然，布阿吉尔贝尔并没有这样的愿望。” 但是，活见鬼，他怎么可能仅仅由于认为贵金属在那种作用上可以被纸片所代替，就有这样的愿望，要以重商主义者的迷信的见解，去代替他自己对贵金属的货币作用的合理的见解呢? 可是，杜林先生还是摆出一本正经的滑稽样子，继续说道：“但是应当承认，我们的作者在有些地方确实能够发表真正中肯的意见。”（第83页） 关于罗，杜林先生只能说出下面这样“真正中肯的意见”： “显然，罗也永远不能完全抛弃上述基础<即“贵金属的基础”>，可是他促使纸币的发行达到极端，就是说，达到整个制度的崩溃。”(第94页) 实际上，纸蝴蝶，即单纯的货币符号，在公众中飞舞，并不是为了“抛弃”贵金属的基础，而是为了把贵金属从公众的钱袋诱入空虚的国库里去。321在回过来谈论配第以及杜林先生在经济学史上让他所起的渺小作用的时候，我们首先听一听杜林先生关于配第的直接后继者洛克和诺思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洛克的《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和诺思的《贸易论》，是在同一年即1691年出版的。“他(洛克)关于利息和铸币所写的东西，没有超出重商主义占统治地位时所流行的、以国家生活的各种事件为转移的思考范围。”(第64页)现在，这个“报告”的读者应该完全清楚了，为什么洛克的《降低利息》在18世纪后半期对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产生这样重大的影响，而且是多方面的影响。“关于利率自由，许多生意人抱着类似的<和洛克类似的>意见，而且随着事态的发展也产生这样的倾向，即认为限制利息是无效的。当一个叫作达德利·诺思的人能够按自由贸易的精神著述《贸易论》的时候，一定已经有很多东西似乎在流传，使得反对限制利息的理论不致成为某种奇闻。”(第64页) 这样，洛克为了发表利息自由的理论和说些并非“奇闻”的东西，只须采纳同时代的某些“生意人”的思想，或把当时很多“似乎在流传”的东西接过来就够了!但实际上，1662年配第已在《赋税论》中把利息，即我们叫作高利贷的货币租金(rent of moneywhich we call usury)同土地的和房屋的租金(rent Of land andhouses)相对比，并且向那些想用法律来压低货币租金(自然不是地租)的地主解释，制定违反自然法的成文民法是徒劳无益的(thevanity and fruitlessness Of making civil positive law against thelaw of nature)(注释：参看威。配第《赋税论》1662年伦敦版第28—29页。---编者注)。所以配第在其《货币略论》(1682年)一书中宣布，用法律来调节利息，和调节贵金属的输出或汇率一样，都是蠢事。在同一著作中，他还对于货币价值的提高(例如，为了使半先令具有一先令的名义，就用一盎司银铸造出两倍数量的先令)说出了永远具有权威意义的见解。关于最后一点，洛克和诺思差不多只是照抄配第。关于利息，洛克从配第把货币的利息和地租相提并论这一点出发，而诺思则更进一步把利息作为资本的租金(rent of stock)和地租相对立，把资本家[Stocklords]和地主[Landlords]相对立(注释：参看达·诺思《贸易论))1691年伦敦版第4页。---编者注)。但是，洛克只是有条件地接受配第所要求的利息自由，而诺思则先条件地加以接受。杜林先生---他自己还是“更加微妙的”意义上的严厉的重商主义者---在评述达德利·诺思的《贸易论》的时候，说它是按“自由贸易的精神”写的，只用这一句话就把它打发过去，这时他就超过了自己。这和有人在谈到哈维的时候，说他是按照血液循环论的“精神”写作一样。诺思的著作---抛开它的其他功绩不谈---是关于自由贸易(国内的和国外的贸易往来)学说的古典的、始终—贯的论述，在1691年这确是“某种奇闻”！ 此外，杜林先生告诉我们，诺思是一个“商人”，而且是—个坏家伙，他的著作“不可能博得任何赞许”。当时正是保护关税制度在英国获得最终胜利的时候，这样的著作怎能得到身居领导地位的混蛋们的“赞许”!可是这并不妨碍这部著作立刻发生理论上的影响；这一影响，在随后不久于英国出版的(其中一部分还是在17世纪出版的)一系列经济学著作中，都可以看到。洛克和诺思的例子向我们提供了证明：配第在政治经济学的几乎一切领域中所作的最初的勇敢尝试，是如何一一为他的英国的后继者所接受并且作了进一步的研究的。这一过程在1691年到1752年这段时期的痕迹，就是对于最肤浅的观察者说来，也是十分明显的，因为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经济学著作，无论赞成或者反对配第，总是从配第出发的。因此，这个充满有创见的思想家的时期，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逐渐产生来说是最重要的时期。“具有大风格的历史记述”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如此重视．配第以及那一时期的其他著作家，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而这个“历史记述”则干脆把他们从历史上一笔勾销。这个“历史记述”从洛克、诺思、布阿吉尔贝尔和罗直接跳到重农学派，然后在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殿堂的入口，出现了大卫·休谟。请杜林先生允许我们来恢复年代的顺序，把休谟放在重农学派的前面。休谟的经济学《论丛》出版于1752年（注释：大·休谟《政治辩论》175Z年爱丁堡版。---编者注）。在《论货币》、《论贸易差额》、《论商业》这一组论文中，休谟一步一步地，往往甚至在一些古怪的想法上都跟着杰科布·范德林特的《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一书走。尽管杜林先生不知道这位范德林特，可是在18世纪末，就是说在亚当·斯密以后的时代的英国经济学著作中，都还一直提到他。 像范德林特一样，休谟也把货币看成单纯的价值符号；他差不多是逐字逐句照抄范德林特(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本来还可以从其他许多著作中去抄袭价值符号理论)关于贸易差额为什么不能总是有损或有利于某国的意见；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教导说，贸易差额的平衡是按各个国家的不同的经济状况而自然地建立的；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提倡自由贸易，不过没有那么勇敢和彻底；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提出，需要是生产的推动力，不过是以更浅薄的形式提出的；他跟随范德林特，也误认为银行货币和一切国家有价证券影响商品的价格；他和范德林特同样反对信用货币；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以为商品价格取决于劳动价格，也就是取决于工资；他甚至抄袭范德林特的关于货币贮藏会压低商品价格这种古怪的意见，如此等等。 杜林先生早已神谕式地诉说有人误解了休谟的货币论，他特别咄咄逼人地提到了马克思，说他除了误解休谟以外，还在《资论》中违犯警章谈到了休谟同范德林特和约。马西的秘密联系（注释：《资本论》第1卷第2章第2节b和第14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34—143、555—566页。---编者注）；关于马西，后面还要谈到。 关于这种误解，情况是这样的。根据休谟的确实的货币论，货币只是价值符号，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价格按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增加的比例而提高，按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减少的比例而降低，对于这个货币论，杜林先生无论如何努力，即使是使用他特有的明快的叙述方法，也只能重复他的先驱者的错误见解。可是休谟在提出上述理论之后，对自己提出这样的异议(孟德斯鸠从同样的前提出发，已经提出过这种异议（注释：参看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48年日内瓦版。---编者注））： “毫无疑问”，自从美洲的金银矿发现以来，“除了这些矿主的工业以外，欧洲各国的工业”也都有了发展，这种发展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金银的增加”。 对这种现象，他解释道： “虽然商品价格的昂贵是金银增加的必然结果，可是这种昂贵并不紧跟着这种增加而来，而是需要一些时间，直到货币流通到全国并使各界人民都感觉到它的影响的时候。”在这一期间，它对于工业和商业起着良好的影响。在这个论述的最后，休谟还向我们说明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影响，虽然他的说明比他的许多先驱者和同时代人要片面得多：“要观察货币通过整个社会的运动，是很容易的；在观察时我们将看到，货币在提高劳动价格以前，一定会鼓舞每个人的勤勉心。”（注释：大·休谟《若干问题论丛》1777年伦敦版第1卷第303—304页，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 换句话说，休谟在这里是描写贵金属的价值所发生的革命所造成的影响，即它们贬值的影响，也就是贵金属作为价值尺度所发生的革命所造成的影响。他正确地发现，在商品价格只是逐渐平衡的状况下，这种贬值只在最后才“提高劳动价格”，即一般所说的提高工资；所以它是在牺牲工人的情况下来增加商人和工业家的利润(在他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并这样“鼓舞勤勉心”。可是他没有提出真正科学的问题：贵金属的供给的增加，在其价值不变的情况下，是否影响和怎样影响商品的价格；他把“贵金属的‘任何’增加”都和它的贬值混为一谈。因此，休谟所做的，正是马克思说他做了的那些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73页)（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50—151页。---编者注）。我们在下面还要简单地谈到这一点，可是首先来看看休谟的论文《利息论》。休漠明确反对洛克的论据，即利息不是由现有货币量来调节，而是由利润率来调节，以及他关于决定利息率高低的原因的其他说明，---所有这些，都可以在1750年，即休谟的论文发表前两年出版的《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一书中找到，这本书在论述方面要精确得多，而文笔较少机智。这本书的作者是约·马西，他是一个多方面的作者，拥有很多读者，这从当时英国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来。亚当·斯密对于利息率的说明，接近马西甚于接近休谟。马西和休谟两个人对于在他们学说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利润”的本性，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有说到。杜林先生教导我们：“人们在评价休谟时，大都总是带着很大的偏见来对待他，并且把他所完全没有的观念加到他的身上。” 杜林先生本人就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对待”的不止一次的明显例证。 例如，休谟在利息论中开始就说： “某一民族的繁荣状态的最可靠的标志是利息率低，这是有道理的，虽然我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和人们通常所想的有些不同。”（注释：大·休谟《若干问题论丛》1777年伦敦版第1卷第313页。---编者注）这样，休谟在第一句话中就引证了利息率低是某一民族的繁荣状态的最可靠的标志的看法，这在他那个时候已经是陈腐的老生常谈了。而且事实上，这一“观念”，自柴尔德以来，经过了整整100年，已经流行于世。然而：“在<休谟>关于利息率的看法中，应当主要地强调这一观念；利息率是状态(什么状态?)的真正的晴雨表，而晴雨表的低度数则是某一民族的繁荣的几乎不会出错的标志。”(第130页)说这些话的那个“有偏见”的、陷于窘境的“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杜林先生。而且，我们的批判的历史编纂学家对于下面这一点表示出自己的天真的惊讶；休谟在发挥了某种出色的观念之后“甚至没有自称是这种观念的创立者”。这样的事情在杜林先生身上是不会发生的。 我们已经看到，休谟是如何把贵金属的任何增加，同引起它们贬值、引起它们自身的价值发生革命，即商品的价值尺度发生革命的那种增加，混为一谈的。这种混淆对休谟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完全不了解贵金属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他不可能了解这种职能，因为他丝毫不懂得价值本身。“价值”一词，在他的论丛中，也许只在一个地方出现过，在那里，他想纠正洛克关于贵金属具有的“只是想象的价值”的错误见解，而结果越纠正越糟，竟认为贵金属具有的“主要是虚构的价值”。（注释：大.休谟《若干个问题丛》1777年伦敦版第一卷第314页。---编者注）他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远不如配第，而且远不如他同时代的一些英国人。他仍然用老一套办法赞扬“商人”是生产的第一盘发条，这个观点早已被配第所抛弃，所以他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得同样“落后”。至于杜林先生要人相信休谟在其论丛中所研究的是“主要的经济关系”，那么只要把亚当·斯密所援引的康替龙的著作(该著作和休谟的论丛都是1752年出版，但那时作者已经死去多年下)322比较一下，人们就会惊异地看到休谟的经济学著作的范围是多么狭窄。正如前面所说（注释：“正如前面所说”是指从“可是，为什么休谟……”开始到“……如此顽强地闭口不谈的忌妒心，才能到现在为止还忽视这样的经济学泰斗的意义”为止的两段话(见本卷第283页)。这两段话在第一版和第二版中是接在“大卫·休谟”的后面(见本卷第277页倒第lo行)。恩格斯在为第三版变动正文的顺序时，保留了“正如前面所说”这几个字，未作相应的修改。---编者注），尽管杜林先生给休谟以特许证，谟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也还是—位值得尊重的人物，但是在这里，他不能被认为是有创见的研究者，更不是什么划时代的人物。他的经济学论丛之所以能影响当时的知识界，不仅是因为卓越的表达方法，而且更多地还是因为他的论丛对当时繁荣起来的工商业作了进步的和乐观的赞扬，换句话说，也就是对当时英国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进步的和乐观的赞扬，因而他的论丛自然要得资本主义社会的“赞许”。在这里只要提一下就够了。每个人都知道，正是在休谟的时代，英国的人民群众是多么激烈地反对间接税制度，这种制度是臭名昭著的罗伯特·沃尔波尔为了有计划地减轻土地所有者和一切富人的负担而实行的。可是休谟在他的《论租税》的论文中，不指名地同自己的始终仰望的权威范德林特---间接税的最猛烈的反对者，土地课税的最坚决的拥护者---进行辩论：“如果工人不能在不提高劳动价格的情况下靠更加勤勉和节俭来交纳消费税，那么它们(消费税)实际上必定是很重的，是很不合理的。”（注释：大·休谟《若干问题论丛))1777年伦敦版第l卷第367页，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我们以为是罗伯特·沃尔波尔本人在这里说话，特别是再把《论公债》的论文中所说的一段话联系起来，更觉得是这样里，关于向公债持有者课税的困难是这样说的：“他们收入的减少，是不能由消费税或关税的一个单纯的项目的外表来遮掩的。”（注释：大·休谟《若干问题论丛》1777年伦敦版第l卷第379页，着重号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休谟对于资产阶级赢利的羡慕，决不是纯粹柏拉图式的，对于一个苏格兰人来说也不可能指望他会有别的态度。他出身贫穷，可是后来却达到每年1 000英镑的巨额进款，因为这里不是说的配第，所以杜林先生就对这一事实作了如下的周到实用的表达： “因为他善于经营私人经济，所以他以很少的资财作本钱，就达到不必为迎合任何人而写作的地位。”杜林先生关于休谟还说道：“他从未对党派、君主或大学的影响作过丝毫的让步”，虽然确实还不知道休谟是否同一个叫作“瓦盖纳”的人有过文字上的共事关系323，可是我们知道，他是对“教会与国家”颂扬备至的辉格党寡头统治的热烈拥护者，为了酬谢他的这些功劳，他最初被授予巴黎使馆秘书的职位，后来被授予位置重要得多、收入大得多的副国务大臣的官职。 施洛塞尔老头说： “在政治方面，休谟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具有保守思想和强烈的君主主义思想的人。因此，他受到当时的教会制度的拥护者的攻击，没有像吉本受到的那样猛烈。”（注释：见弗.克.施洛塞尔《供德国人民意味阅读的世界通史》1855年美国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7卷第76页。---编者注）平民出身的“粗野”的科贝特说：“这位自私的休谟，这位历史的伪造者”，曾骂英国僧侣是肥胖的、不结婚的、没有家庭的、乞讨为生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家庭或者妻子，他本人是一个大胖子，在很大程上靠社会的钱财来养活，却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真正有益于社会的事情。”（注释：见威.科贝尔特《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1824年伦敦版第149、116、130节。---编者注)杜林先生说:休谟“在对待人生的实际态度上，在基本方面要比一个叫作康德的人高明得多”。可是，为什么休谟在《批判史》中被捧得这样高呢?只不过是因这位“认真的和缜密的思想家”荣幸地扮演了18世纪的杜林。一个叫作休漠的人可以证明“整个科学部门(经济学)的创造是更有见识的哲学的事情”，同样，休漠的前驱作用也极好地显示了这整个科学部门将保证会由一位非凡的人物在最近的将来完成。这位人物把仅是“更有见识的哲学”改造为绝对光辉的现实哲学，这位人物也和休漠一样，把“狭义的哲学的研究同国民经济的科学研究联系起来……到现在为止，这在德国是没有先到的”。于是，我们看到，作为经济学家无论如何还是值得尊重的休谟，被吹嘘成第一流的经济学泰斗；而只有到现在为止对杜林先生的“划时代”的成就还如此顽强地闭口不谈的忌妒心，才能到现在为止仍然忽视这样一位经济学泰斗的价值。 ————大家知道，重农学派在魁奈的《经济表》250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为解开这个谜，经济学的以前的批评家和历史编纂学家绞尽脑汁而毫无结果。这个表本来应该清楚地表明重农学派对一国总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观念，可是它对后世的经济学家仍然是一团模糊。在这里，杜林先生也要给我们以终极的启示。他说：只有“首先准确地研究魁奈所特有的主导概念，才能确定关于生产和分配的关系的这一经济图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注释：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因为到现在为对这些概念人们总是带着“动摇的不确定性”来说明，甚至亚当。斯密也“不能认识它们的本质的特征”，所以上述研究就更加需要了。杜林先生现在要永远结束这种传统的“轻率的记述”。可是他用整整五页的篇幅来愚弄读者，在这五页上，使用各种夸张言词，不断重复，有意搅混，都不过是为了掩盖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即关于魁奈的“主导概念”，杜林先生所能告诉我们的，未必多于他不断警告读者去反对的那些“最流行的东拼西凑的教科书”。这个引论上的“一个最可怀疑的方面”是：甚至在这里，到现在为止对我们来说只知其名的《经济表》，也已经偶然地被杜林先生嗅到，但接着就消失在各种各样的“思考”中，例如，消失在对“耗费和成果的区别”的思考中。如果说这种区别“不能在魁奈的观念中现成地找到”，那么一旦杜林先生从他的冗长的引论上的“耗费”转到异常短命的“成果”上来，即对《经济表》本身的说明上来，他倒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这种区别的光辉范例，现在让我们引证他认为围绕魁奈的经济表应该告诉我们的一切，而且是逐字逐句引证的这一切。在“耗费”上，杜林先生说道：“他（魁奈）认为，收入<杜林先生刚才说过纯产品>应当被作为货币价值来理解和对待,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他立刻把自己的思考和货币价值联系起来，他假定货币价值是第一手出卖全部家产品的结果。用这种方法，他就在《经济表》的项目中运用数十亿的数目<即货币价值>。”（注释：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这这样，我们第三次知道：魁奈在其经济表中，运用的是“农产品”的“货币价值”，其中包含“纯产品”或“纯收入”的货币价值。往下，我们在本文中读到：“如果魁奈采用真正自然观察方法，如果他不仅放弃对于贵金属和货币量的考虑，而且还放弃对于货币价值的考虑……但是他只计算价值数额（注释：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而且一开始就把纯产品想象为货币价值。”在这样我们就第四次和第五次听到：在《经济表》中只有货币价值！“由于他<魁奈>扣除了开支,并且主要是想着<不是传统的,然而是更加轻率的记述>那种作为地租而为土地所有者得到的价值,他得到了它的<纯产品>。”（注释：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到此还是毫无进展；不过现在出现了：“可是<这个“可是”是一颗珍珠！>另一方面，纯产品作为自然对象进入流通中，它因此变成……维持……所谓不结果实的阶级的一个要素。在这里，立刻可以看到一种混乱，这种混乱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思想进程在一种情况下为货币价值所决定，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为事物本身昕决定。”(注释: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一般说来，任何商品流通看来都免不了这样的“混乱”，即商品同时作为“自然对象”和“货币价值”进入商品流通。可是我们还是围绕“货币价值”转圈子，因为“魁奈要避免国民经济收入的双重计算”。请杜林先生允许我们指出：在魁奈自己写的《经济表的分析》中，在经济表图式的后面，各类产品作为“自然对象”出现，而在前面，在经济表本身内出现的则是它们的货币价值。魁奈以后甚至让他的助手、修道院院长勃多，把自然对象和它的货币价值并列在表上。（注释：参看勃多《经济表说明》，1767年首次刊载于《公民历书》杂志。---编者注）在如此“耗费”之后终于有了“成果”。听一听就会感到吃惊：“只要问一下：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不连贯性(考虑到魁奈赋予土地所有者的作用)就立刻显露出来了。这里，对重农学派的思想方式和对经济表来说，只可能是一种趋于神秘主义的混乱和任性。”结果好，就一切都好。这样，杜林先生不知道“在经济的循环<经济表中所显示的>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经济表对于杜林来说，是一个“化圆为方问题”。他自己承认，他不懂得重农学派的ABC。在兜了各种圈子、说了各种空话、进行纵横跳跃、耍了滑稽把戏、加进插话、离题发挥、一再重复、令人迷惑不解的语无伦次之后---而这一切只是准备让我们去听取关于“经济表对于魁奈本人具有怎样的意义”的有力说明，---在经过所有这一切之后，杜林先生终于羞愧地承认，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既然摆脱了这个痛苦的秘密，这个在他驰骋重农学派国度时骑在他背上的贺拉斯式的黑暗的烦恼(注释:参看贺拉斯《颂歌》第3册第l篇。---编者注)，我们的这位“认真的和缜密的思想家”，又精神抖擞地大吹大擂：“魁奈在其本来相当简单”，使人们有理由考虑，在“这些奇异的相交的线中”，是否隐藏着某种数学的幻想;使我们想到魁奈是在研究化圆为方问题，等等。因为杜林先生自己承认，尽管这些线很简单，他还是不懂，所以他就不得不以他惯用的手法去怀疑它们。现在他可以放心大胆地给予这个讨厌的经济表以致命的打击了：“由于我们从这个最可怀疑的方面考察了纯产品”(注释: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等等。就是说，他自己不得不承认，他丝毫也不了解《经济表》以及其中的纯产品所起的“作用”---杜林先生就把这称为“纯产品的最可怀疑的方面”!这是多么绝望的滑稽! 但是，为了使我们的读者不致于像那些从杜林先生的“第一手”材料去吸取经济知识的人们所必然遭遇的那样，对于魁奈的经济表一无所知，我们作以下的简短说明：大家知道，重农学派把社会分成三个阶级：(一)生产阶级，即真正从事农业的阶级，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生产阶级，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提供剩余---地租。(二)占有这种剩余的阶级，包括土地占有者和依附于他们的家仆，君主以及所有由国家付给薪俸的官吏，最后还有以什一税占有者这一特殊身分出现的教会。为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第一个阶级简称为“租地农场主”，把第二个阶级简称为“土地所有者”。(三)从事工商业的或steril(不结果实的)阶级，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不结果实的，是因为从重农学派的观点看来，他们在生产阶级供给他们的原料中所加上的价值，只是等于他们在生产阶级供给他们的生活资料上消费掉的价值。魁奈的《经济表》就是要通过图解来清楚地说明：一个国家(实际上就是法国)每年的总产品，怎样在这三个阶级之间流通，怎样为每年的再生产服务。经济表的第一个前提，是租佃制度以及与之并存的大规模的农业(在魁奈那个时代的意义上)到处被采用，而且，对于魁奈说来，其标本地区是诺曼底、皮卡第、法兰西岛和法国其他一些省份。所以，租地农场主作为农业的真正领导者，在《经济表》上代表整个生产的(从事农业的)阶级，付给土地所有者以货币租金。全体租地农场主共计拥有创业资本或总财产100亿利弗尔，其中5，即20亿，是每年应被补偿的经营资本，这种计算又是以上述各省经营最好的农场为标准的。另外的前提是：(一)为简单起见，采用固定价格和简单再生产；(二)在一个阶级内部发生的任何流通，都置之不顾，而只考虑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流通；(三)在生产年度内阶级与阶级间所进行的一切买卖，都合算成一个总数。最后应该记住，在魁奈那个时代，在法国，而且或多或少地在整个欧洲，农民家庭自身的家庭工业供给了极大部分非食品类的必需品，所以在这里，它作为农业的当然附属物被当作前提了。经济表的出发点是总收成，是土地上每年所生产的总产品(因此，这种总产品列在表的最上端)，或一个国家(在这里就是法国)的“总的再生产”。这个总产品的价值量，是根据通商各国的农产品的平均价格计算的。价值量等于50亿利弗尔，这个数额依据当时可能的统计估算，大致表示法国全部农产品的货币价值。正是这种情形，而不是别种情形，才使魁奈在经济表中“运用数十亿的数目”，即运用50亿的数目，而不是5个图尔利弗尔324。这样，价值50亿的全部总产品掌握在生产阶级的手中，也就是说，首先是掌握在租地农场主的手中，这些租地农场主每年花费20亿经营资本(与100亿创业资本相适应)来生产全部总产品。为了补偿经营资本，因而也为了维持一切直接从事农业的人的生活所需要的农产品、生活资料、原料等等，是以实物形式从总收成中拿出来的，并且花费在新的农业生产上。因为，正如前面所说，固定价格和既定规模的简单再生产是作为前提的，所以总收成中预先拿出去的部分的货币价值，等于20亿利弗尔。因此，这一部分没有进入一般的流通，因为正如已经指出的，任何在每一个别阶级的范围内部进行的而不是在不同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都没有列入表内。除开补偿经营资本的数额以外，在总产品中还有30亿的剩余，其中20亿是生活资料，10亿是原料。可是租地农场主不得不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只占了这个剩余的?，即20亿。为什么只有这20亿被列在“纯产品”或“纯收入”的项目下，马上就会看到。农业的“总的再生产”的价值为50亿，其中30亿进入一般的流通；可是除这个农业的“总的再生产”以外，当经济表上所描写的运动尚未开始以前，租地农场主手中还握有全国的“储金”，即20亿现金。这些储金的情况如下： 因为经济表的出发点是总收成，所以这个出发点同时也就成为一个经济年度例如1758年的终点，在终点之后，开始了新的经济年度。在1759年这个新的经济年度中，总产品中预定进入流通的那一部分，经过一定次数的支付即买卖，分配在其他两个阶级中间。但是，这些前后相接的、分散的、延长到整年的运动，被归并为(这无论如何是经济表所必需的)几种各具特征的行为，其中每一种行为都一下子就包含整整的一年。这样，在1758年末，租地农场主阶级在1757年以地租形式付给土地占有者的货币，又重新流回这个阶级的手中了(至于怎样进行，经济表本身就说明了)，就是说20亿数额又重新流回来了，于是租地农场主阶级在1759年又可以把这个数额投入流通。因为这个数额，正如魁奈所指出的，大大超过一个国家(法国)的全部流通所实际需要的数额(由于支付是不断以零星数额重复进行的)，所以租地农场主手中的20亿利弗尔就代表国内流通的货币总额。收取地租的土地所有者阶级，最初起了付款收取者的作用，这种情况现在偶尔还可以见到。按照魁奈的前提，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只得到20亿地租的47 ；其余27归政府，17 归什一税的收取者。在魁 奈那个时代，教会是法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而且除了这笔收入以外，它还从其他的一切地产上征收什一税。“不结果实的”阶级在整年内所支付的经营资本(年预付)，是价值10亿的原料，而且只是原料，因为工具、机器等等算是这一阶级本身的制造品。但是，这些制造品在这一阶级本身的工业生产中所起的多种作用，以及只在这一阶级内部进行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在经济表中都没有涉及。不结果实的阶级在把原料转化为工精品时所花费的劳动的报酬，等于它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些生活资料，一部分是直接从生产阶级获得的，另一部分是间接地经过土地所有者而获得的。虽然不结果实的阶级本身分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可是根据魁奈的基本观点，它作为整个阶级是被生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雇用的。工业的全部生产，从而它的全部流通(这种流通分布于收获以后的一年中)，也归并成为一个总数。因此，这是以下述情况为前提：当表内所描写的运动开始的时候，不结果实的阶级每年的商品生产完全掌握在它自己的手中，所以它的全部经营资本或价值10亿的原料，转化为价值20亿的商品，其中一半是这个转变时期中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在这里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异议：不结果实的阶级为了自己的家庭需要也消费工业品；如果它自己的全部产品都通过流通而转归其他阶级，那么它自己所消费的工业品列到哪里去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了如下的回答：不结果实的阶级不但自己消费自己的商品的一部分，而且还企图尽可能多地保留一部分商品。因此，它把投入流通的商品卖得比实际价值要高，它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是把这些商品计算在它们的生产的全部价值内的。但是，这种情形不会在表上引起任何变化，因为其他两个阶级只有付出工业品的全部生产的价值，才能取得这些工业品。这样，我们现在就知道经济表所描述的运动开始时三个不同阶级的经济状况。 生产阶级在以实物补偿自己的经营资本以后，还拥有30亿的全部农产品和20亿的货币。土地所有者阶级开始出现时还只是拥有向生产阶级要求20亿地租的权力。不结果实的阶级拥有20亿的工业品。仅仅在这三个阶级之中的两个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重农学派称为不完全的流通，而在所有三个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则称为完全的流通。现在来谈《经济表》本身。第一(不完全的)流通：租地农场主付给土地所有者20亿货币，作为归于他们的地租，并且没有回报。土地所有者用其中的10亿向租地农场主购买生活资料，所以租地农场主为支付地租所花费的货币，有一半又流回到自己的手中。魁奈在他的《经济表的分析》中没有再谈到获得地租的27的国家和获得地租的17的教会，因为二者的社会作用是大家都知道的。关于真正的土地所有者，他却说，他们的费用，其中也包括他们的全部仆从人员的费用，至少极大部分是不结果实的费用，只有用来“维持和改善他们的地产并提高他们的耕作技术”的很小的一部分，才是例外。可是依据“自然权利”，他们的真正职能正是在于“关心良好的管理和关心维持他们的世袭财产所必需的费用”（注释：见《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68页。---编者注），或者像后来所解释的，在于avances foncieres，即支出一笔费用，以准备土地并供给租地农场以一切必需的东西，这笔费用使租地农场主可以把其全部资本只用在真正的耕种事业上。第二(完全的)流通：土地所有者用他们手中余下的10亿货币向不结果实的阶级购买工业品，而不结果实的阶级又用这样得到的10亿货币向租地农场主购买生活资料。第三(不完全的)流通：租地农场主用10亿货币向不结果实的阶级购买工业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农业工具和农业所必需的其他生产资料。不结果实的阶级又把同量的货币送还给租地农场主，来购买价值10亿的原料以补偿自己的经营资本。这样，租地农场主用以地租的20亿货币，又重新回到他们的手中，运动于是完成了。这样，“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这个大谜，也就解开了。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过程开始的时候，生产阶级手中握有30亿的剩余。其中只有20<, /FONT>亿作为纯产品以地租的形式付给土地所有者。剩余中的另外10亿，成为租地农场主整个创业资本的利息，对100亿来说，就是：10％的利息。这种利息，他们--请注意---不是从流 通中得来的；它以实物形式存在于他们的手中，他们只是经过流通把它转变为同等价值的工业品，才把它实现的。没有这一利息，租地农场主，即农业的主要当事人，就不会创业资本投到农业上。在重农学派看来，租地农场主对于这一部分代表利息的农业剩余收人的占有，即使从这一观点来看，也和租地农场主阶级本身一样，都是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因此，这个组成部分不能放在国民“纯产品”或“纯收入”的范畴中；因为“纯产品”或“纯收入”的特征，正是在于它可以不考虑国民再生产的直接需要而被消费。但是这10亿基金，根据魁奈的说法，大部分是用作一年中必要的修缮和创业资本的部分更新，其次，用作防止意外事故的准备金，最后，在可能范围内，用来增加创业资本和经营资本，以及改良土壤，扩大耕种。 整个过程确实是“相当简单的”。投入流通的有：租地农场主拿来交租的20亿货币，以及30亿的产品，其中23是生活资料，13是原料，不结果实的阶级的20亿的工业品。在价值20亿的生活资料中，一半为土地所有者及其仆从人员所消费，另一半为不结果实的阶级所消费，用来支付他们的劳动。价值10亿的原料补偿本阶级的经营资本。在流通中的价值20亿的工业品内，一半为土地所有者所得；另一半为租地农场主所得，对于租地农场主说来，这一部分工业品只是他们创业资本的利息的转化形式，这种利息是他们从农业再生产上直接得来的。租地农场主交付地租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通过出卖自己的产品又回到他自己的手中，这样，在下一个经济年度，同样的循环又可以重新进行了。 现在让读者来赞赏杜林先生的如此无限地优越于“传统的轻率的记述”的、“真正批判的”说明吧!他接连五次神秘地告诫我们说，魁奈在其《经济表》中仅仅运用货币价值(而且这是不真实的)是多么令人可疑；在这以后，他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 只要他问一下，“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那么“对经济表来说，只可能是一种趋于神秘主义的混乱和任性”。 我们已经看到，经济表这种对于以流通为中介的年度再生产过程所作的简单的、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说明，非常准确地回答了这种纯产品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究竟成了什么这一问题。这样，“神秘主义”以及“混乱和任性”，又只是杜林先生才独自拥有的，是他的重农学派研究的“最可怀疑的方面”和唯一的“纯产品”。 杜林先生对于重农学派的历史影响的认识，是和他对于他们的理论的认识完全一样的。他教导我们说： “到杜尔哥，法国重农学派在实际上和理论上都告终了。” 但是，如果米拉波按其经济学观点来说实质上是—个重农学派，如果他在1789年的制宪议会上是第一个经济学权威，如果这次制宪议会在其经济改革上把很大一部分的重农学派原理从理论变成了实际，特别是对土地占有者“没有回报”地占有的纯产品即地租还征收了重税，那么所有这些，对于“一个叫作”杜林的“人”是不存在的。 杜林先生大笔一挥，便把1691年到1752年这一时期勾掉了，同时也就把休谟的一切先驱者勾销了，同样，再把笔一挥，他又把休谟和亚当，斯密之间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勾销了。后者的大作（注释：指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两卷集)1767年伦敦版。---编者注），撇开其历史重要性不谈，经久地丰富了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关于这部著作，我们在杜林先生的“企业”内，没有看到片语只字。可是，对于斯图亚特，杜林先生却把自己的词典中最恶毒的谩骂的言词都搬出来了，而且还说在亚当·斯密时期，斯图亚特是“一位教授”。可惜，这种怀疑完全是凭空而生的。实际上，斯图亚特是苏格兰的大地主，他因有参加斯图亚特阴谋的嫌疑，而被逐出英国。他长期在大陆居住，并且游历大陆各地，所以熟悉各国的经济状况。 总而言之，根据《批判史》，以前一切经济学家之所以具有价值，只是在于他们的学说要么可以充当杜林先生的“标准的”、更加深刻的基础的“萌芽”，要么由于他们的不中用，可以更好地衬托出杜林先生的基础的优越。可是无论如何，在经济学上还存在着一些英雄，他们不仅是“更加深刻的基础”的“萌芽”，而且还提供了一些“定理”，使杜林先生的更加深刻的基础---像杜林先生在自然哲学中所提示的那样---不必由此“发展”，而只要“凑合”就成了。这样的英雄中，有“无可比拟的卓越的大人物”李斯特，他为了德国工厂主的利益，把一个叫作费里埃的人和其他人的“较微弱”的重商主义学说吹嘘成为“较有力”的词句；其次是凯里，他的下述言论暴露了他的智慧的本质： “李嘉图的体系是一个不和的体系……其结果是制造阶级的敌视……他的著作是那些企图以分配土地、战争和掠夺的方法来获取权力的蛊惑家的手册”（注释：见亨·查·凯里(过去、现在和将来}1848年费城版第74—75页。---编者注）；最后，在这些英雄中还有伦敦西蒂区的糊涂人麦克劳德。 因此，凡是想在现在或最近的将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史的人们，与其依靠杜林先生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还不如去熟悉“最流行的东拼西凑的教科书”的“白水似的作品”、“老生常谈”与“施给乞丐的稀汤”，要可靠得多。 ————我们分析了杜林的政治经济学的“自造的体系”，最终得到了什么结果呢?只有这样一个事实：在一切豪言壮语和更加伟大的诺言之后，我们也像在“哲学”上一样受了骗。从价值论这块“经济学体系的纯洁性的试金石”得出的结果是：杜林先生把价值理解为五种完全不同的、彼此直接矛盾的东西，所以最多也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如此大吹大擂地来宣告的“一切经济的自然规律”，原来全都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往往甚至是理解得极差的、最糟糕的老生常谈。自造的体系关于经济事实向我们提供的唯一解释是：这些事实是“暴力”的结果，这是几千年来一切国家的庸人在遭遇到一切不幸时聊以自慰的词句，在读了这些以后，我们丝毫没有比未读以前知道得多一些。杜林先生不去研究这种暴力的起源和作用，而只叫我们感恩戴德地安于“暴力”这个字眼，把它当作一切经济现象的终极原因和最后说明。在他被迫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对劳动的剥削时，他最先把这一剥削笼统地说成是以课税和加价为基础，在这里他完全窃取了蒲鲁东的“预征税”(pre1evement)观点（注释：参看蒲鲁东《什么是财产？》1840年巴黎版。---编者注），以后又用马克思关于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理论来具体地解释这种剥削。这样，他一口气把二者都抄袭下来，并做到了把两个完全矛盾的观点巧妙地调和起来。他在哲学上觉得对黑格尔骂得不够，但同时又不断剽窃黑格尔的思想并且使之庸俗化，同样，他在《批判史》上对马克思的最放肆毁谤，也只是为了遮掩这一事实：在《教程》中关于资本和劳动的一切稍微合理的东西，同样是对马克思的庸俗化了的剽窃。在《教程》中，作者把“大土地占有者”放在文明民族的历史的开端，而对于真正是全部历史出发点的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则一无所知，----这种在今天看来几乎是难以理解的无知，几乎又被《批判史》中以“历史眼光的广博远大”而自诩的无知所超越，关于这种无知，我们在上面只举出几个惊人的例子。一句话：最初为自我吹嘘、大吹大擂、许下一个胜似一个的诺言付出了巨大的“耗费”，而后来的“成果”却----等于零。第三编 社 会 主 义 一、历 史 我们在《引论》里（注释：参看《哲学》第1章325）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326早先许诺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化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么，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注释：指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编者注）化为竞争中的蓄意刁难和忌妒。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大量的通*作为补充。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那时只是还缺少指明这种失望的人，而这种人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就出现了。1802年出版了圣西门的《日内瓦书信》（注释：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3年巴黎版。---编者注）；1808年出版了傅立叶的第一部著作（注释：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08年莱比锡版。---编者注），虽然他的理论·基础在1799年就已经奠定了；1800年1月1日，罗伯特·欧文担负了新拉纳克（注释：苏格兰拉纳克城附近的一个棉纺厂，创办于1784年，在工厂周围形成了一个小镇。---编者注）的管理工作。但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兴起的大工业，在法国还不为人所知。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成为绝对必然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开始形成，那么，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在当时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它表现为一个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的受压迫的受苦的等级。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这一点已经弄清，我们不再花费时间去谈论现在已经完全于过去的这一方面了。让杜林之流的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这些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去宣扬自己的清醒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的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见的。圣西门在《日内瓦书信》中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人人应当劳动”。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他向他们高声说道：“看吧，当你们的伙伴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在了饥荒！”（注释：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的第二封信。----编者注）但是，认识到法国革命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327如果说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那么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高明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战争期间，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其次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障。328在1815年向法国人鼓吹去和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建立同盟，这比起向德国的教授们宣布进行一场舌战，当然是需要有更多一点勇气的。329如果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发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么，我们在傅立叶那里就看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的、但并不因此就显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叶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的革命前的狂热的预言者和革命后的被收买的奉承者所说的话。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同启蒙学者关于只是由理性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诺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华丽的词句作对比；他指出，同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绘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欺诈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习气。他更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330但是，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他指出：“这种文明制度使野蛮时代每一以简单方式犯下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注释：傅立叶《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第1卷和第4卷；《傅立叶全集》1843年巴黎版第2卷第78—79页和1841年巴黎版第5卷第213—214页。---编者注）；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注释：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人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27—46、390页。---编者注）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所以，譬如说，“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注释：《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5页。---编者注）我们看到，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注释：参看《傅立叶全集》1941年马巴黎版第1卷第50页及以下几页。---编者注），而且他把这个看法运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把地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引入自然科学一样，傅立叶把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引入了历史研究。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但是并不因此就显得缺乏力量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转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飚时期。社会越来越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现在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弊病：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这时有一个29岁的厂主作为改革家出现了，这个人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他的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五百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1800年到1829年间，他按照同样的精神以股东兼经理的身分管理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只是在行动上更加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2 500人，这些人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让成长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满一周岁以后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几乎领不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13至14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工人只劳动10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4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一直给企业主们带来丰厚的利润。欧文对这一切并不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允许进行自由的生命活动了。“可是， 这2500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给社会主义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60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2500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60万人本来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者的手里去了，他们除了领取5%的基本投资利息以外，还得到30万英镑（600万马克）以上的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贵族的社会原则战争。而这种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注释：罗·欧文《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或将来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渡》1849年伦敦版。---编者注）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以前仅仅使个别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欧文的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这种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面向实际的性质。例如，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年度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注释：参看罗·欧文《关于在都柏林举行的几次公众集会上的报告……3月18日、4月12日和19日、5月3日》1823年都柏林版。---编者注）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对各种技术上的细节，都作了非常内行的规划，以至他的社会改革的方法一旦被采纳，则各种细节的安排甚至从专家的眼光看来也很少有什么可以挑剔的。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尊敬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革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报刊对他实行沉默抵制，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30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例如，经过他5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妇女和儿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331。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总工会。332同时，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从这时起至少已经在实践上证明，无论商人或厂主都决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333，即借助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来交换劳动产品的机构；这种机构必然要遭到失败，但是充分预示了晚得多的蒲鲁东的交换银行136，而它和后者不同的是，它并没有被说成是医治一切社会弊病的万灵药方，而只是被描写为激进得多的社会改造的第一步。这些就是至上的杜林先生从他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高度以轻蔑的态度向下俯视着的人们，关于这种轻蔑的态度我们已经在引论中举出了几个例子。这种轻蔑态度从某—方面看来，也不是没有自身的充分的理由：它本质上是来源于对三个空想主义者的著作的真正惊人的无知。例如关于圣西门，他说：“他的基本思想本质上是中肯的，而且除去—些片面性以外，在今天还能给真正的创造以指导性的推动。”但是，尽管杜林先生好像真有圣西门的几部著作在手边，我们在有关的27页中去寻找圣西门的“基本思想”，却像以前寻找魁奈的经济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一样，是白费力气的，最后，我们不得不满足于下面的空话：“想象和博爱的热情……以及属于后者的夸张的幻想，支配着圣西门的全部思想！”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杜林先生只知道并且只注意那些描绘得像小说中的情节一样的关于未来的幻想，而这对于确证杜林先生无限地优越于傅立叶，要比研究傅立叶怎样“企图附带地批判现实状态”确实“重要得多”。附带地！其实，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贫困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这正像说杜林先生仅仅“附带地”宣布杜林先生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一样。至于论述罗伯特·欧文的12页，那么杜林先生在这里应用的资料绝对没有别的，而只有庸人萨金特写的蹩脚的传记（注释：指威.鲁.萨金特《罗伯特.欧文和他的社会哲学》1860年伦敦版。---编者注）这位先生同样不知道欧文的最重要的著作，即关于婚姻和共产主义制度的著作（注释：指罗·欧文《新道德世界的婚姻制度》(1838年)，《新道德世界书》 (1836—1844年)和《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1849年)。---编 者注）。因此，杜林先生才能大胆地断言，在欧文那里“不能假定有明确的共产主义”。无论如何，如果杜林先生手头哪怕仅仅有过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书》，那么他就可以看到，这本书不仅主张实行有平等的劳动义务和平等的取得产品的权利(正如欧文经常补充说明的，平等是按年龄的大小来说的)的最明确的共产主义，而且还提出了为未来共产主义公社所作的带有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图的详尽的房屋设计。但是，如果像杜林先生一样，把“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界的代表者的原著的直接研究”局限于只看标题或最多还看看少数著作中的提要，那么确实只会作出这种愚蠢的和纯粹杜撰的断语。欧文不仅宣传了“明确的共产主义”，而且还在汉普郡的“和谐大厦”143这一移民区实行了为期5年(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共产主义，那里的共产主义就其明确性来说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我自己就认识几个以前参加了这种共产主义典型试验的人。但是关于这一切以及1836—1850年之间欧文的活动，萨金特毫无所知，所以杜林先生的“更加深刻的历史记述”也就陷入了漆黑一团的无知之中。杜林先生把欧文称为“一个在各方面都过分博爱的真正怪物”。但是，当这位杜林先生向我们讲授他连标题和提要几乎都没有看过的那些书籍的内容时，我们千万可别说他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过分无知的真正怪物”，因为这出自我们之口就叫作“谩骂”。我们已经看到，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想出新社会的要素，因为这些要素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只能求助于理性来构想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但是，如果说在他们出现以后差不多80年的今天，杜林先生登上舞台，要从他的至上的头脑中，从他的孕育着“最后真理”的理性中，构想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标准”体系，而不是根据现有的历史地发展起来的材料，不是作为这些材料的必然结果来阐述这个体系，那么，到处嗅出模仿者的杜林先生本人则只不过是空想主义者的模仿者，最新的空想主义者。他把伟大的空想主义者称为“社会炼金术士”。就算是这样吧，炼金术在当时还是必要的。但是从那时以来，大工业已经把潜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发展为明显的对立，以致这种生产方式的日益迫近的崩溃可说是用手就可以触摸到了；只有采用同生产力的现在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力本身才能保存并进一步发展；由以往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并在日益尖锐的对立中不断再生产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遍及一切文明国家并且日益剧烈；而且人们也已经了解这种历史的联系，了解由于这种联系而成为必然的社会改造的条件，了解同样由这种联系所决定的这种改造的基本特征。如果说杜林先生现在不是根据现有的经济材料，而是从自己至上的脑袋中硬造出一种新的空想的社会制度，那么，他就不仅仅是在从事简单的“社会炼金术”了。他的行为倒像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在现代化学的各种规律被发现和确立以后，还想恢复旧的炼金术，并且所以要去利用原子量、分子式、原子价、结晶学、光谱分析，唯一的目的是要发现---哲人之石。 二、理论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注释：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的日益觉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问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那么，照此看来，现代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大家几乎都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现在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创立的。资产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其他一切资产阶级的美妙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可以自由发展了。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存在于事实中，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那么，这种冲突表现在哪里呢? 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之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业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也照例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承担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怎样从15世纪起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这三个阶段历史地实现了这种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篇中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但是，正如马克思在那里所证明的，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纺纱机、机械织机和蒸汽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机和手工锻锤；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现在工厂所出产的纱、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 但是，在自发的社会内部分工成了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具有商品的形式，而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要。中世纪的情况就是这样。例如，农民把农产品卖给手工业者，从他们那里买得手工业品。在这种个体生产者即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渗入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在整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自发的无计划的分工中间，确立了在个别工厂里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分工；在个体生产旁边出现了社会的生产。两者的产品在同一市场上出卖，因而价格至少大体相等。但是，有计划的组织要比自发的分工有力量；采用社会劳动的工厂里所制造的产品，要比分散的小生产者所制造的便宜。个体生产在一个又一个的部门中遭到失败，社会的生产使全部旧的生产方式革命化了。但是它的这种革命性质并不为人所认识，结果它反而被用来当作提高和促进商品生产的手段。它的产生，是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定的已经存在的杠杆即商人资本、手工业、雇佣劳动直接联系着的。由于它本身是作为商品生产的一种新形式出现的，所以商品生产的占有形式对它也保持着全部效力。 在中世纪得到发展的那种商品生产中，劳动产品应当属于谁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当时个体生产者通常都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产的原料，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用自己或家属的手工劳动来制造产品。这样的产品根本用不着他去占有，它自然是属于他的。因此，产品的所有权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即使利用过别人的帮助，这种帮助通常也是次要的，而且往往除工资以外还得到别的报酬：行会的学徒和帮工与其说是为了吃饭和挣钱而劳动，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学成手艺当师傅而劳动。后来生产资料开始集中在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场中，开始变为真正社会的生产资料。但是，这些社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还像从前一样仍被当作个人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来处理。从前，劳动资料的占有者占有产品，因为这些产品通常是他自己的产品，别人的辅助劳动是一种例外，而现在，劳动资料的占有者还继续占有产品，虽然这些产品已经不是他的产品，而完全是别人劳动的产品了。这样，现在按社会方式生产的产品已经不归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占有，而是归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的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因而在这种形式下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形式（注释：这里无须解释，虽然占有形式还是原来那样，可是占有的性质由于上述过程而经历的革命，并不亚于生产所经历的革命。我占有我自己的产品还是占有别人的产品，这自然是两种很不相同的占有。顺便提一下：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越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 如上所述，最初的资本家就已经遇到了现成的雇佣劳动形式。但是，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辅助办法，—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几亩土地，不得已时单靠这些土地也能生活。行会条例是要使今天的帮工明天成为师傅。但是，生产资料一旦变为社会的生产资料并集中在资本家手中，情形就改变了。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他们除了受雇于资本家就没有别的出路。雇佣劳动以前是一种例外和辅助办法，现在成了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种副业，现在成了工人的唯一职业。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此外，由于同时发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封建主扈从人员被解散，农民被逐出自己的家园等等，终身的雇佣劳动者大量增加了。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入了商品生产者即通过自己产品的交换来实现社会联系的个体生产者的社会。但是，每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有一个特点：这里的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控制。, 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个人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在市场, 上会, 出现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到底是否能卖出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但是，商品生产同任何其他生产形式一样，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开的规律；这些规律不顾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通过无政府状态而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规律在社会联系的唯一继续存在的形式即交换中表现出来，并且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对各个生产者发生作用。所以，这些规律起初连这些生产者也不知道，只是由于长期的经验才逐渐被他们发现。所以，这些规律是在不经过生产者并且同生产者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他们的生产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而为自己开辟道路。产品支配着生产者。 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已消费。它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有当他们在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向封建主交纳实物租税以后还能生产更多的东西时，他们才开始生产商品；这种投入社会交换即拿去出卖的多余产品就成了商品。诚然，城市手工业者一开始就必然为交换而生产。但是，他们也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他们有园圃和小块土地；他们在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并且从这些森林中取得木材和燃料；妇女纺麻，纺羊毛等等。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是统一的；农村中有马尔克（注释：参看恩格斯《马尔克》，见《马克思格斯全集》第19卷第351—369----编者注），城市中有行会。 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就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有力地发挥作用了。旧日的束缚已经松弛，旧日的壁障已经突破，生产者日益变为独立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表现出来，并且越来越走向极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每一个别生产企业中的生产作为社会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这一杠杆结束了旧日的和平的稳定状态。它在哪一个工业部门被采用，就不容许任何旧的生产方法在那里和它并存。它在哪里控制了手工业，就把那里的旧的手工业消灭掉。劳动场地变成了战场。伟大的地理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并且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斗争不仅爆发于地方的各个生产者之间；地方性的斗争又发展为全国性的，发展为17世纪和18世纪的商业战争334。最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个斗争成为普遍的，同时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剧烈性。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工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死存亡都取决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淘汰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来的达尔文的个体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生而具有的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它毫无出路地处在早已为傅立叶所发现的“恶性循环”中。诚然，傅立叶在他那个时代还不能看到：这种循环在逐渐缩小，运动无宁说是沿螺线行进，并且必然像行星的运动一样，由于同中心相碰撞而告终。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多数人日益变为无产者，而无产者群众又将最终结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工业中的机器无止境地改进的可能性变成一种迫使每个工业资本家在遭受毁灭的威胁下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的强制性命令。但是，机器的改进就造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增加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么，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造成一批超过资本在经营上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我早在1845年就这样称呼他们（注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109页。），这支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供随意支配，而由于必然随着这个时期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同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这样一来，机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成了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劳动资料不断地夺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资料，工人自己的产品变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注释：《资本论》第l卷第13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6—477、534页。---编者注）于是，劳动资料的节约，一开始就同时成为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职能的正常前提的剥夺（注释：同上，第506—507页。---编者注）；机器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时间转化为可以随意用来增殖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于是，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成了另一部分人失业的前提，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采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资本论》第671页)（注释：见本选集第2卷第259页，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而期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另一种产品分配，那就等于要求电池的电极和屯池相联时不使水分解，不在阳极放出氧和在阴极放出氢。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机器的已经达到极高程度的改进的可能性，怎样由于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而变成一种迫使各个工业资本家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不断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的强制性命令。对资本家来说，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命令。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反作用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反作用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新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自从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野蛮程度不同的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交易停顿，市场盈溢，产品大量滞销积压，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停工，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生产和交换又逐渐恢复运转。步伐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拼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从1825年以来，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历了整整五次，目前(1877年)正经历着第六次。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crise plethorique[多血性危机]，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所有这几次危机的实质。（注释：参看《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93—394页。---编者） 在危机中，社会性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剧烈地爆发出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 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它之旁并凌驾于它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家自己也由于资本的猛烈积聚而感觉到这一事实，这种积聚是在危机期间通过许多大资本家和更多的小资本家的破产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制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它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资本；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可供支配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因素，都过剩了。但是，“过剩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傅立叶)，因为正是这种过剩阻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为资本。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要不先变为资本，变为剥削人的劳动力的工具，就不能发挥作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属性的必然性，像幽灵一样横在这些资料和工人之间。唯独这个必然性阻碍着生产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结合；唯独它不允许生产资料发挥作用，不允许工人劳动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是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使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一开始规模就很大，它们，例如铁路，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注释：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的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比利时国家出于纯粹日常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而自己修建国家的铁路干线，俾斯麦并非考虑经济上的必要，而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更好地适用于战时，只是为了把铁路官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335、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么，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多余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除了拿红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像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已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现在，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社会性反过来反对生产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并且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性地和破坏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而随着社会占有生产力，这种社会性就将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 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像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像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日益迫使人们把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336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欺诈和蒙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 但是，如果说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精神的破产甚至对他们自己也未必是一种秘密了，而他们的经济破产则有规律地每十年重复一次。在每次危机中，社会在它自己的而又无法加以利用的生产力和产品的重压下奄奄一息，面对着生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消费是因为缺乏消费者这种荒谬的矛盾而束手无策。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把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但是还不止于此。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但它确实是出现了。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 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三、生 产 看了上述的一切以后，读者得知上一章中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论述根本不合杜林先生的胃口，是不会感到奇怪的。相反，杜林先生一定会把它扔到堆放一切废弃物的深坑中去，扔到“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荒谬的观念”、“混乱的模糊观念”等等那一堆东西中去。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根本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更不是粗糙物质的、单纯为了喂饱肚子的现代经济条件的产物。他的货色要好得多。他的社会主义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 它是“社会的自然体系”，它植根于“普遍的公平原则”之中，如果说他不得不留意以前的罪恶历史所造成的既存状况，以便加以改善，那么这宁可看作是纯粹的公平原则的不幸。杜林先生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正如创造其他一切一样，是通过他的著名的两个男人进行的。这两个傀儡不是像过去那样扮演主人和奴隶的角色，这次变换了角色，这两个傀儡上演了一出表现权利平等的戏，---于是杜林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就奠定了。 因此，自然而然地，在杜林先生看来，周期性的工业危机，决不具有像我们认为它们应该具有的那样的历史意义。 在他看来，危机不过是对“常态”的偶然偏离，最多不过是为“更有规则的秩序的发展”提供一个理由。用生产过剩解释危机的这一“通常的方法”，决不能满足他对问题的“更确切的理解”。诚然，对“特殊领域中的特殊危机’’来说，这样的解释方法“也许是可行”的。例如，“适于大量销售的著作，突然宣布可以自由翻印，于是它们就充斥于书籍市场”。 诚然，杜林先生尽可以高枕无忧：他的不朽的著作是永远不会引起这样的世界不幸的。 但是，对巨大的危机来说，“储存和销售之间的鸿沟最后竟大得如此惊人”，这不是因为生产过剩，而是“因为人民消费的落后……因为人为地造成的消费不足……因为人民需求在它的自然增长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而他还为他的这种危机理论幸运地找到了一个信徒呢。 但是，遗憾的是，群众的消费不足，他们的消费仅仅限于维持生活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东西，这并不是什么新的现象。自从有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以来，这种现象就存在着。即使在群众的状况特别好的历史时期，例如在15世纪的英国，群众的消费仍然是不足的。他们远没有能支配自己的全部年产品来用于消费。因此，如果说消费不足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而由生产过剩所引起的、爆发于危机中的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最近50年来才变得明显，那么，只有具备杜林先生的庸俗经济学的全部浅薄见解，才能够不是去用生产过剩这种新的现象，而是用存在了几千年的消费不足这一老现象来解释新的冲突。这就像在数学上不从变数发生了变化这一事实，而从常数没有发生变化这一事实去解释一个常数和一个变数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一样。群众的消费不足，是—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因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群众的消费不足达到危机的地步。因此，群众的消费不足，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在危机中起着一种早已被承认的作用；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 杜林先生关于世界市场的观念是非常奇特的。我们已经看到，他怎样以真正德国著作家的身分力图用想象的莱比锡书籍市场上的危机来说明真正的工业上的特殊危机，用杯中水的风暴来说明海洋上的风暴。他进一步地想象，目前的企业家的生产不得不“主要地在有产阶级自身的圈子里寻找它的销路”，这并不妨碍他在仅仅16页后就按人所共知的做法把制铁工业和棉纺织工业看作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现代工业，而正是这两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只有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为有产阶级所消费，它们比其他任何产品都更多地为群众所消费。在他那里，不管我们怎么看，能见到的都只不过是空洞的矛盾百出的胡说。我们就举棉纺织工业中的一个例子吧。在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奥尔德姆---这是分布在曼彻斯特周围、经营棉纺织工业、各拥有5—10万人口的十几个城市之一---仅在这一个城市里，从1872年到1875年的4年当中，单单纺 32支纱的纱锭，就从250万增加到500万，就是说，在英国一个中等城市纺一种纱的纱锭数就达到了整个德国(包括阿尔萨斯)的棉纺织工业所拥有的纱锭总数。如果注意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棉纺织工业的其他部门和地区也获得了差不多同样规模的发展，那么只有蛮不讲理的人才会用英国群众的消费不足，而不用英国棉纺织厂主的生产过剩，来解释目前棉纱和棉布的普遍滞销（注释：用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起源于西斯蒙第，在他那里，这种解释还有一定的意义。洛贝尔图斯从西斯蒙第那里借用了这种解释，而杜林先生又以他惯有的肤浅方式从洛贝尔斯那里把它抄袭过来。）。 够了。同那些对经济学无知到竟把莱比锡的普通书籍市场当作现代工业意义上的市场的人，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所以，我们只是指出关于危机，杜林先生在以后的论述中仅仅能够告诉我们说： 这只不过是“过度紧张和松弛之间的一场寻常的游戏”，过度的投机“不仅仅是由于私人企业的无计划的积累而引起的”，而且“个别企业家的急躁和个人考虑不周，也应该算作造成供给过剩的原因”。 那么“造成”急躁和个人考虑不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正是资主主义生产的这种无计划性，这种无计划性表现在私人企业的无计划的积累上。把经济事实变成道德非难，并认为这样做就是发现了新的原因，这也正是过度的“急躁”。 关于危机的问题，我们就此结束。在上一章中，我们指出了危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它作为这一生产方式本身的危机、作为社会变革的强制手段的意义，在这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再多说一句话来批驳杜林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浅薄之见了。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积极的创造，看看他的“社会的自然体系”。 这一建立在“普遍的公平原则”之上、因而对讨厌的物质事实不屑一顾的体系，是由经济公社的联邦组成的，在各个公社之间存在着 “根据一定的法律和行政规范规定的迁徙自由和接受新社员的必要性”。 经济公社本身首先是 “具有人类历史意义的广泛的模式”，远远地超越于例如一个叫作马克思的人的“陷入迷途的不彻底性”。它是“人们的共同体，这些人由支配一个区域的土地和一批生产企业的公共权利相互联合起来，共同活动，共同分配收入”。公共权利是“对自然界和生产设备的纯粹公共的关系意义上的……对物的权利”。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让未来的经济公社的法学家去伤脑筋吧，我们在这方面不打算作任何的尝试。我们只是得知， 这种公共权利和“工人社团的团体所有制”决不是一回事，后者似乎不排除相互竞争，甚至不排除雇工剥削。 然后他顺便说道， 在马克思那里也可以看到的“公共所有制”的观念，“至少是不清楚的和可疑的，因为这个关于未来的观念，总是具有这样的外貌，好像它是指工人团体的；团体所有制”。 这又是杜林先生所惯用的许多偷梁换柱的“卑鄙手法”之一，“对于这些手法的庸俗的特性<像他自己所说的>只有无耻这个粗俗的词才完全适用”；这是凭空捏造的假话，正和杜林先生的另一个虚构一样，这个虚构是：“公共所有制”，在马克思看来，是“个人的同时又是社会的所有制”。 无论如何有一点看来是清楚的：某一经济公社对自己的劳动资料的公共的权利，至少对任何其他经济公社，以至于对社会和国家来说，是排他性的所有权。 但是，这一权利不应该使用自己和“外界……相隔绝，因为在各个经济公社之间存在着根据一定的法律和行政规范规定的迁徒自由和接受新社会员的必要性……就好像……现在人们从属于某一政治组织和参与村镇的经济事务一样”。 因此，将出现富裕的和贫穷的经济公社，它们之间的平衡是通过居民脱离贫穷的公社挤入富裕的公社的方法来实现的。因此，杜林先生虽然想通过全国性的商业组织来消除各个公社之间在产品上的竞争，但是他却听任生产者方面的竞争安然存在下去。物被置于竞争之外，而人仍旧要服从于竞争。 但是，我们由此还远不清楚什么是“公共的权利”。两页之后，杜林先生向我们宣布： 商业公社扩展得“首先像政治一社会领域一样地广大；这个领域的成员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权利主体，并且由于这种身分而支配着整个土地、住宅和生产设备”。 可见，具有支配权的终究不是个别公社，而是整个民族。“公共权利”、“对物的权利”、“对自然界的公共的关系”等等，不仅“至少是不清楚的和可疑的”，而且简直就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权利实际上---至少当每一单个经济公社同样是权利主体的时候---是“个人的同时又是社会的所有制”，因此，这后—个“模糊的杂种”，又只有在杜林先生本人那里才会遇到。 无论如何，经济公社是为了生产来支配自己的劳动资料的。这种生产是怎样进行的呢?根据我们在杜林先生那里所看到的一切来判断，这种生产是完全依照从前的样式进行的，只是公社代替了资本家而已。顶多我们还看到，只是现在每个人才能自由地选择职业并具有同等的劳动义务。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一方面是社会内部的分工，另一方面是每个生产机构内部的分工。杜林的“共同社会”是怎样看待分工的呢?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照杜林先生的说法，这个对抗“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以为农业和工业之间的鸿沟……是不可能填平的，这倒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它们之间已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连续过渡，这种连续过渡在将来还可望大大加强”。现在侵入农业和农村经济中的，已经有两种工业：“第一、酿酒业，第二、甜菜制糖业……酒精生产具有这样大的意义，以致容易被人估计过低，而不会被人估计过高”。如果由于“某些发现使工业的范围更加扩大，使生产经营必须在农村中进行，并且直接同原料的生产挂钩”，那么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就可以因此减弱，而“文明发展的最广泛的基础就可以获得”。但是，“同样的事情也许还可以由别种方法产生。除技术上的必需外，社会需要的问题将越来越多地被提出，当社会的需要成为人类活动的组合的标准时，就不能再忽视田间作业和技术加工之间的有系统的紧密结合所带来的好处了”。 而在经济公社中正好存在着社会的需要这个问题，这样，公社不会急于充分利用上述的农业和工业联合的好处吗?关于经济公社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杜林先生不会不用他所喜爱的冗长文字把他的“更确切的理解”告诉我们吧?如果读者相信他会这样做，那就要受骗。上面那些贫乏的、吞吞吐吐的、在施行普鲁士邦法的酿酒区和制糖区内又流传开来的老生常谈，就是杜林先生关于现在和将来的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所能告诉我们的一切。 让我们来详细地谈谈分工吧。在这里，杜林先生已经多少“确切些”了。他谈到 “应该专门投身于一种职业的人”。如果说到建立一个新的生产部门，“那么问题只是在于：能否把致力于生产某一种物品的一定数量的人，连同他们所需要的消费，可以说一起创造出来”。在共同社会中，任何一个生产部门，都“不需要许多居民”。在共同社会中，也会有“根据生活方式而区分的”人的“经济变种”。 这样，在生产的范围内，一切都差不多是照旧不变的。的确，在到目前为止的社会中，总是“错误的分工”占支配地位；但是，这种错误的分工表现在哪里，它在经济公社中将被什么所代替，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只听到下面的话： “至于分工本身的问题，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只要注意到各种不同的自然状况的事实和个人的能力，就可以说是解决了。” 除能力外，还有个人的爱好在起作用： “促使人们去从事需要有更多的能力和更多的训练的那些活动的刺激，将完全基于对有关行业的爱好，以及对从事恰恰这一种事物而不是别种事物(从事于一种事物！)的乐趣。” 但是，这样一来在共同社会中就将引起一种竞争心，而且 “生产本身引起了某种兴趣，而把生产仅仅看作获利手段的呆板的经营，将不再是各种社会状态的占支配地位的特性”。 在生产自发地发展起来的一切社会中(今天的社会也属于这样的社会)，不是生产者支配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支配生产者。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种新的生产杠杆都必然地转变为生产资料奴役生产者的新手段。这首先是大工业建立以前的最强有力的生产杠杆---分工的特点。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如果说农民占有土地，城市居民占有手艺，那么，土地也同样占有农民，手艺也同样占有手工业者。由于劳动被分割，人也被分割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人的这种畸形发展和分工齐头并进，分工在工场手工业中达到了最高的发展。工场手工业把一种手艺分成各种局部操作，把每种操作分给个别工人，作为终生的职业，从而使他一生束缚于一定的局部职能和一定的工具之上。“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 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马克思)（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9页。---编者注），这种自动工具在许多情况下只有通过工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真正的畸形发展才达到完善的程度。大工业的机器使工人从一台机器下降为机器的单纯附属物。“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从小就变成局部机器的一部分，，(马克思)（注释：同上，第462—463页。---编者注），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用来从事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这种观念作为独立的力量支配着他；一“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短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接受专门教育和终生从事一个专业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哪怕这种专业纯屑无所事事，情况也是这样。 空想主义者已经充分地了解到分工所造成的结果，了解一方面是工人的畸形发展，另一方面是劳动活动本身的畸形发展，这种劳动活动局限于单调地机械地终生重复同一的动作。欧文和傅立叶都要求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作为消灭整个旧的分工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他们两人都主张人口应该分成l 600人到3 000人的许多集团，分布于全国；每个集团居住在他们那个地区中央的一个巨大的宫殿中，共同管理家务。虽然傅立叶在有些地方也提到城市，但是这些城市本身又只是由4个到5个这种相互毗连的宫殿组成的。根据这两个空想主义者的意见，每个社会成员都既从事农业，又从事工业；在傅立叶看来，手艺和工场手工业在工业中起着主要的作用，相反，在欧文看来，大工业已经起着主要的作用，而且认为在家务劳动中也应该应用蒸汽力和机器。但是，无论是在农业还是在工业中，他们两人都要求每个人尽可能多地调换工种，并且要求相应地训练青年从事尽可能全面的技术活动。在他们两人看来，人应当通过全面的实践活动获得全面的发展；劳动应当重新获得它由于分工而丧失的那种吸引人的力量，这首先是通过经常调换工种和相应地使从事每一种劳动的“会期”(用傅立叶的话说)（注释：参看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第2、5、6章。---编者）不过长的办法来实现。他们两人都远远地超出了杜林先生所承袭的剥削阶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它拘泥于这样的狭隘观念，即似乎一定数量的“人”无论如何必然注定要从事某一种物品的生产；它要使根据生活方式而区分的人的“经济变种”永世长存，这些人据说对恰好从事这一种事物而不是从事别种事物感到乐趣，就是说，他们落到了竟然乐于自身被奴役和片面发展的地步。即使同“白痴”傅立叶的最狂妄的幻想所包含的基本思想相比较，即使同“粗糙、无力而贫乏”的欧文的最贫乏的观念相比较，还完全被分工奴役着的杜林先生也是一个妄自尊大的侏儒。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目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现在，这已不再是什么幻想，不再是什么虔诚的愿望了。在生产力发展的当前情况下，只要有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这个事实本身而出现的生产的提高，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障碍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足以在普遍参加劳动的情况下使劳动时间减少到从现在的观念看来非常少的程度。 同样，消灭旧的分工，也不是只有靠牺牲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的一种要求。相反，它已经被大工业变为生产本身的条件。“机器生产不需要像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种职能，从而把这种分工固定下来。由于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因此不断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 最后，年轻人很快就可以学会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培养一种特殊的工人成为机器工人。”（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61—462页。---编者注）但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方式不得不继续实行旧的分工及其僵死的专业化，虽然这些在技术上已经成为多余的了，于是机器本身就起来反对这种时代的错误。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洗劫而放纵地表现出来。这是消极的方面。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那么，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马克思《资本论》)（注释：见本选集第2卷第213页。---编者注） 大工业教会我们，为了技术上的目的，把几乎到处都可以造成的分子运动转变为物体运动，这样大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使工业生产摆脱了地方的局限性。水力是受地方局限的，蒸汽力却是自由的。如果说水力必然存在于乡村，那么蒸汽力却决不是必然存在于城市。只有它的资本主义的应用才使它主要地集中于城市，并把工厂乡村转变为工厂城市。但是，这样一来它就同时破坏了它自己运行的条件。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就是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因此，虽然向城市集中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但是每个工业资本家又总是力图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迁移到农村地区去经营。关于这一过程，可以在兰开夏和约克郡的纺织工业地区详细加以研究；在那些地方，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地从城市迁往农村，因而不断地造成新的大城市。在金属加工工业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形，在那里，一部分另外的原因造成同样的结果。 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又只有消灭现代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 因此，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必需，同样它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必需。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的大众把粪便用于促进植物的生长，而不是任其引起疾病。 资本主义的工业已经相对地摆脱了它本身所需原料的产地的地方局限性。纺织工业所加工的原料大部分是进口的。西班牙的铁矿石在英国和德国加工；西班牙和南美的铜矿石在英国加工。每个煤矿区都把燃料远销本地区以外的逐年扩大的工业地区。在欧洲的全部沿海地方，蒸汽机都用英国的，有的地方用德国的和比利时的煤来发动。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的社会可以在这方面更大大地向前迈进。这个社会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他们懂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而且其中每一个人对整整一系列生产部门从头到尾都有实际体验，所以这样的社会将创造新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会绰绰有余地抵偿从比较远的地方运输原料或燃料所花费的劳动。 因此，从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这方面来说，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也不是什么空想。的确，文明在大城市中给我们留下了一种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力量才能消除的遗产。但是这种遗产必须被消除而且必将被消除，即使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论普鲁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国可能遭受怎样的命运，俾斯麦总可以高傲地进入坟墓了，因为他的宿愿---大城市的毁灭，肯定是会实现的。338 现在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的下述的幼稚观念：无须从根本上变革旧的生产方式，特别是无须废除旧的分工，社会就可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只要“注意到……自然状况和个人的能力”，就一切都解决了。而与此同时整批的人却依旧为生产某一种物品所奴役，整批的“居民”依旧被要求就业于一个生产部门，而人类却依旧和从前一样，分成一定数目的不同的畸形发展的“经济变种”，就像现在的“推小车者”和“建筑师”一样。社会应该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同时让每一个人依旧做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奴隶，而仅仅有选择哪一种生产资料的权利。同样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怎样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看作“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只能在烧酒酿造业和甜菜制糖业这两个具有普鲁士特有的结合方式的部门中发现一点小小的缓和剂；他怎样使工业在全国的分布取决于将来的某些发现以及取决于生产直接靠近原料开采的必要性---这些原料，现在已被用于离开原产地越来越远的地方了!---他在结束时又怎样力图用下面的保证来给自己留下退路：社会的需要终究要使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即使这违反经济上的考虑，就是说，似乎这样做会造成经济上的牺牲! 诚然，要看到那些将消灭旧的分工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将使全部生产发生变革的革命因素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包含在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条件中，要看到这些因素在其发展中受到现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阻碍，就必须把视野放宽些，稍稍超出普鲁士邦法的适用地区，因为在那里，烧酒和甜菜糖是主要的工业产品，而商业危机竟可以根据书籍市场的状况来研究。为此，必须从大工业的历史中，从它目前的现实状况中，特别是从那个成为大工业发源地并唯一地使大工业获得典型发展的国家中，去了解真正的大工业；这样就不会想到要把现代科学社会主义浅薄化，并把它降低为杜林先生的独特的普鲁士的社会主义。 四、分 配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注释：见本卷第530页。---编者注），杜林的经济学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好，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很坏，一定得消失。现在我们看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会”不过是这一命题在幻想中的实现。事实表明；杜林先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就其本身来说)几乎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他要保持旧的分工的一切基本方面，所以对他的经济公社内部的生产，也差不多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的确，生产是同确凿事实打交道的一个领域，所以在这个领域内，“合理的幻想”只能给自己的自由心灵提供极小的飞翔空间，因为出丑的危险太大了。分配就不同了，据杜林先生的意见，分配是和生产根本没有联系的，在他看来，分配不是由生产来决定，而是由纯粹的意志行为来决定的---分配是他的“社会炼金术”的再合适不过的用武之地了。 在经济公社和包括许多经济公社的商业公社里，平等的消费权利是和平等的生产义务相适应的。在这里，“一种劳动……按照平等估价的原则和别种劳动相交换…… 贡献和报酬在这里是真正相等的劳动量”。而且，这种“人力的相等，不管个别人的贡献是多些还是少些，或者甚至偶然丝毫没有”，都是有效的；因为“任何行动，只要它花费时间和力量，都可以看作劳动的支出”’---因此，玩九柱戏和散步也在此列。但是，因为集体是一切生产资料从而也是一切产品的所有者，所以这种交换不发生在个别人之间，而是一方面发生在每个经济公社和它的各个社员之间，另一方面发生在各个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之间。“特别是各个经济公社，将在它们本身的范围内，用完全有计划的销售去代替小商业。”批发商业也同样被组织起来：“所以，自由经济社会的体系……仍旧是一个巨大的交换组织，它的活动，是通过贵金属提供的基础进行的。我们的模式和一切模糊的观念---甚至现在流行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最合理的形式也还没有脱离这种模糊观念----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对这个基本特性的绝对必要性有所认识。” 为了进行这种交换，经济公社作为社会产品的最先占有者，必须根据平均生产费用“给每类物品规定一个统一的价格”。“现在所谓生产成本……对价值和价格的意义，<在共同社会里>将由……对所需劳动量的估计来实现。根据每个人在经济上也具有平等权利的原则，这种估计最终可以归结为对参加劳动的人数的考虑，这种估计将产生既跟生产的自然关系又跟社会的价值增殖权利相适应的价格比例。贵金属的生产，仍然像现在一样，是规定货币价值的决定因素…… 由此可见，在经过变更的社会制度中，对于价值以及产品借以进行交换的比例来说，决定原则和尺度不但没有丧失，反而第一次恰如其分地得到了。” 著名的“绝对价值”终于实现了。 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一定也会使各个人有能力向公社购买已经生产出来的物品，因为它每日、每周或每月付给每个社员以一定数目的货币，作为他的工作报酬---这个数目对于一切人来说都应该是一样的。“所以，从共同社会的观点看来，说工资应该消灭或者说工资应该成为经济收入的唯一形式，这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但是，同等的工资和同等的价格，“即使不造成质量上的消费平等，也造成数量上的消费平等”，这样一来，“普遍的公平原则”就在经济上实现了。 至于这种未来的工资额如何规定，杜林先生仅仅告诉我们： 在这里也和在其他一切情况下一样，“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所以劳动6小时，就应该得到同样体现6个劳动小时的货币量。 但是，决不能把“普遍的公平原则”和那种粗陋的平均主义混淆起来，后者激起资产者极其愤怒地反对一切共产主义，特别是反对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这一公平原则远不是像外表看起来那样不能通融。 “经济上的权利要求的原则上的平等，并不排除对公平所要求的东西再自愿地附加上特别赞许和尊敬的表示…… 当社会通过适当地增添消费来表彰摆在较高位置的工种时，社会只是表示对自己的尊敬。” 当杜林先生把鸽子的纯洁和蛇的智慧(注释：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0章第16节。---编者注)融合起来，并如此令人感动地惦念未来杜林们的消费的适当增添时，杜林先生也是在表示对自己的尊敬。 这样，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就最终地被消灭了。因为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假定谁真正拥有私人资料的剩余，那么他也不能为这些剩余找到任何资本式的应用。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为了生产向他取得这些剩余，那他们只能以交换或购买的方式向他取得，但是决不会向他支付利息或利润。”所以，“和平等原则相适应的遗产”是可以允许的。它是不能避免的，因为“某种遗产总是家庭原则的必然的同伴”。继承权也“不能引起巨大财富的积累，因为在这里财产形成……再也不能以创造生产资料和完全过食利生活为目的了”。 这样，经济公社似乎是顺利地建成了。我们现在来看看这种公社是怎样经营的。 我们假定，杜林先生的一切假设都完全实现了；因而我们假定，经济公社因每个社员每天劳动6小时，而付给他们以同样体现6劳动小时的货币量，譬如说12马克。同样，我们假定，价格确切地与价值相符合，就是说，根据我们的前提，它仅仅包含原料费、机器损耗、劳动资料的消耗和所付的工资。一个拥有100个从事劳动的成员的经济公社，每天生产价值为1 200马克的商品，一年以300个工作日计算，生产36万马克的商品，公社以同样的数目付给它的成员，每个成员都可以随意处置他一天得到的12马克，或一年得到的3 600马克。在一年之末，甚至在一百年之末，这个公社并没有比开始时富裕一些。在这个时期内，如果公社不愿动用它的生产资料的基金，那么，它甚至无法适当地增添杜林先生的消费。积累完全被遗忘了。更坏的是：因为积累是社会的必需，而货币的保存是积累的方便形式，所以经济公社的组织就直接要求它的成员去进行私人积累，从而破坏公社自身。 怎样避免经济公社的本性的这一矛盾呢?公社只能求助于杜林先生所得意的“课税”，即加价，把它的年产品卖48万马克，而不是卖36万马克。但是，因为其他一切经济公社也处在同样的情况下，所以都不得不采取同样的做法，这样，每一公社在和别的公社进行交换时都不得不偿付和自己额外所得相等的“课税”，结果“贡税”还是完全落在它自己的成员身上。 或者，公社把这件事情处理得更简单；每个成员劳动6小时，公社付给他少于6小时劳动的产品，譬如说4个劳动小时的产品，就是说，一天不是付12马克，而只付8马克，但是让商品的价格保持原来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直接地公开地做了它在前—情况下隐蔽地转弯抹角地企图做的事情：它按纯粹资本主义的方式付给社员以低于社员所生产的物品的价值，而社员只能从公社买得的那些商品却要按照全部价值来计算，这样它就造成每年总计12万马克的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所以经济公社要能获得后备基金，就只有暴露自己实行的是最广阔的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高贵的”实物工资制（注释：实物工资制(truck system)是英国人的说法，在德国也为人所熟知， 在这种制度下，工厂主自己开设店铺，强迫工人在这些店铺中购买商品。） 这样，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经济公社以“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积累基金来维持和扩大生产的，就不是公社，而是私人。或者是它要造成这种基金，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能以“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 经济公社中的交换的内容就是这样。交换的形式怎么样呢?交换是以金属货币为中介的，杜林先生颇以这种改良所具有的“人类历史意义”自傲。但是在公社和它的成员之间的交易中，这种货币决不是货币，决不执行货币的职能。它成为纯粹的劳动券，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只证明“生产者个人参与共同劳动的份额，以及他个人在供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中应得的份额”，在这一职能中，它也“同戏票一样，不是‘货币”。（注释：《资本论》第1卷第3章第1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2—113页脚注(50)。---编者注 ）因此，它可以为任何符号所代替，例如魏特林就以“交易簿”来代替，在这个帐簿中，在一方记下劳动小时，在另一方记下为此而领得的享受资料339。一句话，在经济公社和它的社员之间的交易中货币只是起欧文的“劳动小时货币”的作用，这是杜林先生非常傲慢地蔑视的“狂想”，但是他自己又不得不把它应用于自己的未来经济之中。标明所完成的“生产义务”和从而获得的“消费权利”的尺度凭证，无论是一张废纸、一种筹码，或者是一块金币，这对这个目的来说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对其他目的来说就不然了，这一点以后就会看到。 这样，如果说，, 在经济公社和它的成员之间的交易中，金属货币已经不执行货币的职能，而是执行化了装的劳动券的职能，那么在各个经济公社之间的交换中，它就更不执行货币的职能了。在这里，在杜林先生的前提下，金属货币完全是多余的。实际上，这 里只要有簿记就足够了，在实现等量劳动的产品同等量劳动的产品的交换时，如果簿记以自, 然的劳动尺度---时间，即以劳动小时为单位来计算，这就比预先把劳动小时转换为货币简单得多。实际上，交换是纯粹的实物交换；全部余额可以很容易地和简单地用转到其他公社帐上的办法来结清。但是，如果某一公社真的对其他公社有了亏空，那么所有“宇宙间的黄金”，无论它们怎样“天然就是货币”，都不能使这个公社(如果它不愿意由于欠债而隶属于其他公社)避免这样的命运，即用增加自己的劳动的方法来补偿这种亏空。此外，请读者经常记住，我们在这里决不是设计未来的大厦。我们只是采用杜林先生的假设，并且从中作出不可避免的结论。 因此，无论是在经济公社和它的成员之间的交换中，还是在各个公社之间的交换中，“天然就是货币”的黄金都不能实现它的这种天然的本性。尽管如此，杜林先生却硬叫它在“共同社会”中也执行货币的职能。因此，我们不得不为这种货币职能寻找别的活动舞台。而这样的舞台是存在着的。虽然杜林先生给每个人以“等量消费”的权利，但是他不能强迫任何人这样做。相反地，他感到骄傲的是，在他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货币。因此，他无法阻止下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些人积蓄起一小部分货币，而另一些人靠所得的工资不够维持生活。他甚至使这种事情成为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明确地承认家庭的共同财产的继承权，从而就进一步产生父母养育儿女的义务。但是这样一来，等量消费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裂缝。独身者用他一天8马克或12马克的工资可以过得舒适而愉快，可是家有8个未成年小孩的鳏夫用这么多工资却只能凄惨度日。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不加任何考虑地接受货币的支付，于是就提供一种可能，不通过自己的劳动而通过其他途径去获得这些货币。金钱没有臭味340。公社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这样就造成了使以前只起劳动券作用的金属货币开始执行真正货币职能的全部条件。现在，一方面出现了贮藏货币的机会和动机，另一方面出现了借债的机会和动机。货币需要者向货币贮藏者借债。借得的货币作为支付生活资料的费用为公社所接受，从而又成为目前社会中那样的货币，即人类劳动的社会体现、劳动的现实尺度、一般的流通手段。世界上的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对它都无能为力，就像对乘法表或水的化合成分无能为力一样。因为货币贮藏者能够迫使货币需要者支付利息，所以高利贷也和这种执行货币职能的金属货币一起恢复起来了。 直到现在，我们只是观察了在杜林的经济公社所管辖的领域内保存金属货币这件事的影响。但是在这一领域以外，其余的罪恶世界当时还是一切都照老样子进行。在世界市场上，金银仍然是世界货币、一般的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财富的绝对的社会体现。由于贵金属的这种特性，在经济公社的单个社员面前，出现了贮藏货币、发财致富和放高利贷的新的动机，即对公社和在公社范围以外自由地、独立地行动，并在世界市场上使积累的个人财富增殖的动机。高利贷者变成借助流通手段来做生意的商人，变成银行家，变成流通手段和世界货币的支配者，因而变成生产的支配者和生产资料的支配者，虽然这些生产资料在许多年内名义上还是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的财产。因此，变成了银行家的货币贮藏者和高利贷，者也就是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本身的主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会”，实际上是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模糊观念”根本不同的。如果它真的能拼凑起来并维持下去，那么，它的唯一目的就是重新产生金融巨头，它将在金融巨头的控制下并为他们的钱袋勇敢地竭尽全力地工作。它的唯一可以获救的道路，也许就在于货币贮藏者宁愿借助他们的世界货币尽快地逃离公社。 在德国人对旧的社会主义普遍缺乏了解的情况下，一个天真烂漫的青年，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例如欧文的劳动券是否也会引起类似的滥用呢?虽然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来阐述这种劳动券的含义，但是，为了把杜林的“包罗万象的模式论”和欧文的“粗糙、无力和贫乏的观念”作一比较，我们还是可以指出下面几点：第一，要使欧文的劳动券被这样地滥用，就要假定它已变成真正的货币，而杜林先生是以真正的货币为前提，可是却想禁止它执行单纯劳动券以外的其他职能。在欧文那里，是假定发生了真正的滥用，而在杜林这里，是内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货币本性为自己开辟道路：货币对抗着杜林先生由于自己不懂货币的本性而要强加给它的那种滥用，去实现它本身所固有的正确的应用。第二，在欧文看来，劳动券只是社会资源实现完全的公有和自由利用的一个过渡形式，此外，顶多还是一个使共产主义易于为英国公众接受的手段。所以，如果某种滥用迫使欧文的社会废除劳动券，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向它所追求的目的前进了一步，进入了一个比较完全的发展阶段。相反，杜林的经济公社一废除货币，它就立刻消灭了自己的“人类历史意义”，消除了自己的最特出的妙处，不再成其为杜林的经济公社，而下降为模糊观念，而杜林先生为了使它从这种模糊观念中摆脱出来，曾花费了多少艰苦的劳动去从事合理幻想啊。（注释：附带说一下，杜林先生完全不明白劳动券在欧文的共产主义社会中 所起的作用。他是从萨金特的书上知道这种劳动券的，在那里它们只是出现在自然要遭到失败的劳动交换市场里，这种交换市场试图以直接交换劳动的办法从现存的社会转变到共产主义社会。） 杜林的经济公社遭遇到的所有这些奇怪的迷误和混乱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不过是从存在于杜林先生头脑中的对价值和货币的概念的模糊观念中产生的，这种模糊观念最后竟驱使他企图去发现劳动的价值。但是，因为杜林先生决没有在德国垄断这种模糊观念，相反地，他还有许多竞争者，所以我们“愿意暂时耐着性子来清理”他在这里造成的“乱线球”。 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什么是商品?商品是在一个或多或少互相分离的私人生产者的社会中所生产的产品，就是说，首先是私人产品。但是，只有这些私人产品不是为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他人的消费，即为社会的消费而生产时，它们才成为商品；它们通过交换进入社会的消费。这样，私人生产者就相互处于社会联系之中，组成一个社会。因此，他们的产品虽然是每个个别人的私人产品，同时也是社会的产品(但这不是有意的而且似乎是违背他们意愿的)。那么这些私人产品的社会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显然表现在两种特性上；第一，它们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不仅对生产者自己，而且也对别人具有使用价值；第二，它们虽然是各种极不相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但同时也是人类劳动的产品，是一般人类劳动的产品。因为它们对别人也有使用价值，所以它们都可以进入交换；因为在它们里面都包含着一般人类劳动、人类劳动力的简单耗费，所以它们可以在交换中按照各自所包含的这种劳动的量相互比较，被认为相等或不相等。在不变的社会条件下，两个相同的私人产品可能包含不等量的私人劳动，但总是只包含着等量的一般人类劳动。一个不熟练的铁匠打五个马掌所用的时间，另一个熟练的铁匠却能打十个。但是，社会并不把一个人的偶然的不熟练性当作价值，它只承认当时具有正常的平均熟练程度的劳动为一般人类劳动。因此，第一个铁匠的五个马掌中的一个，在交换中并不比第二个铁匠在相等的劳动时间内所打的十个马掌中的一个具有更多的价值。私人劳动，只有在它是社会必要劳动的时候，才包含着一般人类劳动。 这样，当我说某一商品具有一定的价值的时候，那我就是说：(1)它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产品；(2)它是由私人为了私人的打算生产出来的；(3)它虽然是私人劳动的产品，但同时又是社会劳动的产品(这一点似乎是生产者所不知道的而且似乎是违背他们意愿的)，而且是以社会方法即通过交换来确定的一定量社会劳动的产品；(4)我表现这个数量，不是用劳动本身，也不是用若干劳动小时，而是用另外一个商品。因此，如果我说，这只表和这块布价值相等，这两件物品中每一件的价值都等于50马克，那么我就是说：在这只表、这块布和这些货币中，包含着等量的社会劳动。因此，我确认，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劳动时间是以社会的方式计量的，而且被看作是相等的。但是这种计量，不像通常用劳动小时或工作日等等来计量劳动时间那样，是直接的、绝对的，而是迂回地、以交换为中介来进行的，是相对的。因此，即使这一确定数量的劳动时间，我也不能用劳动小时表现出来，因为我仍然不知道劳动小时的数目，而同样只能迂回地、相对地通过另外一个代表等量的社会劳动时间的商品把它表现出来。一只表的价值和一块布的价值相等。 但是，当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迫使建筑在它们之上的社会采取这种迂回途径的时候，它们同时也迫使这个社会尽可能地缩短这条途径。它们从一般的平常商品中选出一种权威性的商品，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可以永久由这种商品来表现，这种商品被当作社会劳动的直接体现，所以能够直接地无条件地同一切商品相交换，这种商品就是货币。货币已经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价值概念中，它只是发展了的价值。但是，当商品价值在商品本身面前独立化为货币时，在生产商品和交换商品的社会中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一个具有新的社会职能和社会影响的因素。我们暂且只确认这一事实，而不作详细的探讨。 商品生产的经济学，决不是考察我们仅仅相对认识的因素的唯一科学。在物理学上，我们也不知道，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之下，一定体积的气体包含着多少个气体分子。但是我们知道，在波义耳定律有效的范围内，在相同的压力和温度下，一定体积的一种气体和同一体积的任何他种气体包含着同样多的分子。所以，对不同的压力和温度条件下的不同的气体的各个不同的体积，我们可以根据它们的分子容量来加以比较；例如我们以0℃和760毫米压力下的1公升气体为单位，用这个单位去测量上述的分子容量。---在化学上，我们也不知道各个元素的绝对原子量。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它们的相互的比例，所以我们相对地知道它们的原子量。商品生产和商品生产的经济学根据各个商品的相对劳动量来比较各个商品，因而使它所不知道的、包含于各个商品中的劳动量获得一个相对表现，同样，化学根据各个元素的原子量来比较各个元素，把一个元素的原子量表现为另一个元素(硫、氧、氢)的原子量的倍数或分数，因而使它所不知道的原子量的大小获得一个相对表现。商品生产把黄金提升为绝对商品，提升为其他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提升为一切价值的尺度，同样，化学，把氢的原子量当作一，并把其他一切元素的原子量还原为氢，使之表现为氢原子量的倍数，因而把氢提升为化学上的货币商品。 但是，商品生产决不是社会生产的唯一形式。在古代印度的公社里，在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里，产品都没有转变为商品。公社成员直接为生产而结合为社会，劳动是按照习惯和需要来分配的，产品只要是供消费的，也是如此。直接的社会生产以及直接的分配排除一切商品交换，因而也排除产品向商品的转化(至少在公社内部)和随之而来的产品向价值的转化。 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性质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那时，一个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个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100公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100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劳动小时。因此，到那时，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不断波动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产品中包含的、现在已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的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来表现这个量，而是会用它们的自然的、最恰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同样，化学一旦能够以最恰当的尺度，即以实际重量，以1012分之一或1024分之一克，来绝对地表现原子量，它也就不会想到再通过迂回的途径，用氢原子来相对地表现各种元素的原子量了。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不会赋于产品以价值。生产100平方米的布，譬如说需要1 000劳动小时，社会就不会用间接的和无意义的方法来表现这一简单的事实，说这100平方米的布具有1 000劳动小时的价值。诚然，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来安排生产计划，这里特别是劳动力也要考虑在内。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注释：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支出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德法年鉴》216第95页)。但是，可以看到， 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插手其间。 价值概念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泛的表现。因此，在价值概念中，不仅包含了货币的萌芽，而且还含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切进一步发展了的形式的萌芽。价值是私人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的表现，在这里已经存在着社会劳动和同一产品中所包含的私人劳动这二者之间出现差别的可能性。这样，如果一个私人生产者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的时候，仍用旧的方式进行生产，那么他会深切地感到这一差别。当某类商品的全体私人生产者生产的商品超过社会所需要的数量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现象。一个商品的价值只能用另一个商品来表现并且只有在和另一个商品交换时才能实现，在这里包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或者是交换根本不能成立，或者是交换虽然成立却实现不了商品的真实的价值。最后，如果在市场上出现了特殊的商品---劳动力，那么，劳动力的价值也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按照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企图用制造“真正的价值”的办法来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这等于企图用制造“真正的”教皇的办法来消灭天主教，或者等于用彻底实现某种最全面地表现生产者受自身产品奴役的经济范畴的办法，来建立生产者最终支配自身产品的社会。 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那么还隐藏在价值中的各种萌芽就显露出来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成社会的共同体内部的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共同体的各种纽带，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人生产者。最初，正如在印度所看到的，货币使个人的耕种代替了共同的耕种；后来，货币以最后的分割取消了还实行定期重分办法的耕地公有制(例如在摩泽尔流域的农户公社中，在俄国村社中也开始出现)；最后，货币促成了余留下来的公有森林和牧场的分配。无论促进这一过程的还有什么其他基于生产发展的原因，货币始终是这些原因借以对共同体发生作用的最有力的手段。如果杜林的经济公社能实现的话，货币也必将以同样的自然必然性，不顾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而使它解体。 我们在上面(《经济学》第6章)已经看到，谈论劳动的价值，这是自相矛盾。因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劳动不仅生产产品，而且也生产价值，而这种价值是由劳动来计量的，所以它不能有特殊的价值，正像重本身不能有特殊的重量，热不能有特殊的温度一样。但是，胡乱思考“真正价值”的一切社会糊涂虫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他们想象，在目前的社会中，工人没有获得他的劳动的全部“价值”，而社会主义的使命就是要矫正这种情况。为此，首先就要探索什么是劳动的价值；这些人企图不用劳动的最恰当的尺度即时间，而用劳动的产品来衡量劳动，这样就发现了劳动的价值。根据这种观点，工人应当获得“全部劳动所得”。不仅劳动产品，而且劳动本身都应当可以直接和产品相交换，一个劳动小时和另一个劳动小时的产品相交换。但是，在这上面立即发生了一个非常“可疑的”困难。全部产品被分掉。社会的最重要的进步职能即积累被剥夺，并且被个人所掌握和支配。个人可以随意处置自己的“所得”，在最好的情况下，社会的穷富程度仍然是和以前一样。这样，这些人把过去积累的生产资料集中于社会手中，只是为了使未来积累的一切生产资料重新分散于个人的手中。这些人是给自己的前提一记耳光，达到了纯粹荒唐的地步。 根据这种观点，流动的劳动，即能动的劳动力，应当和劳动产品相交换。于是它和应当与之交换的产品一样，也是商品。于是这种劳动力的价值就决不会根据它的产品来决定，而是根据它里面所体现的社会劳动，即根据目前的工资规律来决定。 但是，这正好是这种观点认为不应当有的情形。流动的劳动，即劳动力，是应当可以和它的全部产品相交换的。这就是说，它应当不和它的价值相交换，而和它的使用价值相交换；价值规律应当适用于其他一切商品，但是对于劳动力，它是应该被废除的。隐藏在“劳动的价值”背后的，正是这种自己消灭自己的混乱观念。 “劳动和劳动根据平等估价的原则相交换”---这句话如果还有某种意义的话---也就是说，等量社会劳动的产品可以相互交换，就是说，价值规律，恰好正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从而也就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在目前的社会中，它以各种经济规律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唯一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那种方式为自己开辟道路，即作为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不以生产者的愿望或活动为转移的、盲目地起作用的自然规律为自己开辟道路。杜林先生把这一规律提升为他的经济公社的基本规律，并且要求公社完全自觉地实施这个规律，这样，他就使现存社会的基本规律成为他的幻想社会的基本规律。他要现存的社会，但不要它的弊病。他和蒲鲁东完全在同一个基地上进行活动。像蒲鲁东一样，他想消除由于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弊病，办法是利用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去反对这些弊病，而这些弊病正是由这一规律的作用产生的。像蒲鲁东一样，他想以幻想的结果来消灭价值规律的现实结果。 我们现代的唐·吉诃德，无论怎样傲慢地骑上他的高贵的洛西南特---“普遍的公平原则”，在他的威武的桑乔·潘萨---阿伯拉罕·恩斯的跟随下，来作骑士的远征以夺取曼布里诺的头盔---“劳动的价值”，我们还是担忧，非常担忧，他除了古时有名的理发用的铜盆以外，什么也拿不到家里去。341 五、国家，家庭，教育 在前两章里，我们也许可以说大体上概括了杜林先生的“新的共同社会结构”的全部经济内容。还要提一下的顶多是，“历史眼光的普遍远大”丝毫没有妨碍他去关心自己的特殊利益，至于我们已经知道的适当地增添消费就更不用说了。由于旧的分工继续存在于共同社会中，所以经济公社除了建筑师和推小车者以外，还必须考虑到职业作家，而且还发生了那时怎样处理著作权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使杜林先生更加劳神。无论在什么地方，例如在提到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时候，著作权总是把读者缠住不放，这样他就能在《教程》中终于以整整九页的篇幅不厌其详地讲述著作权，并用神秘的“劳动报酬”的形式(但没有说是否连带适当地增添消费)把它平安地引进共同社会的海港。这样，把跳蚤在社会的自然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写上一章，似乎是同样恰当的，并且无论如何不会那样乏味。 关于未来的国家制度，《哲学教程》作了详细的规定。在这方面，卢梭虽然是杜林先生的“唯一重要的先驱者”，但他奠定的基础不够深刻；他的更加深刻的后继者从根本上补救了这一点，办法是把卢梭的东西最大限度地稀释，并加上用同样方式调制成的黑格尔法哲学废弃物的稀汤。“个人的自主权”构成杜林的未来国家的基础；它在多数人的统治下不应当被压制，而应当在这里真正达到全盛状态。这是怎样发生的呢?非常简单。“如果假定人和人之间在一切方面都有协定，如果这些契约以相互帮助来反对不正当的侵害为目的，那么这时维护权利的力量就会加强，而仅仅从群众对个人或多数对少数的优势中就引伸不出某种权利。” 现实哲学戏法的活力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越过最有容易通过的障碍，而如果读者认为，他听了这些以后并没有比以前更聪明一些，那么，杜林先生就这样回答他；不能这样轻易地对待这件事，因为“在理解集体意志的作用时，最微小的错误都会毁灭个人的自由主权，而这种自主权正是唯一能从引伸各种现实权利的东西。” 杜林先生在嘲弄他的读者时，正是以读者似乎理应受到的对待来对待读者。他甚至还能做得更无礼些；现实哲学的学生们确实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个人的自主权主要是在于“单独的个人被迫绝对地服从国家”，但是这种强迫，只有在它“真正地为自然的正义服务”时才是正当的。为此目的，将有“立法和司法”，但是它们“必须在集体的掌握之中”；其次还要有防卫的联合，它表现于“军队里面或者负责内部安全的执行机关里面的共同行动。”所以也将要有军阴、警察、宪兵。杜林先生确实已经不止一次地表明自己是一个勇敢的普鲁士人；在这里，他证明自己和那些标准的普鲁士人出身相同，这些普鲁士人，用已故的罗霍大臣的话来说，“心中都有自己的宪兵”。但是这些未来的宪兵将不像现在的宪警那样危险。无论宪兵怎样侵犯有自主权的个人，个人总是有一种安慰： “个人视各自的情况从自由社会方面遇到的正义或非正义，决不会比自然状态所带来的更坏些！” 于是，杜林先生再一次用他那无法避免的著作权绊住我们以后，向我们保证，在他的未来世界中将有一种“不言而喻是完全自由的和普遍的律师制”。 “现在设想的自由社会”变得越来越混杂了。建筑师、推小车者、作家、宪兵，还有律师!这个“坚固的和批判的思想王国”酷似各种宗教的各种天国，在那里，信徒在大彻大悟中总是能重新找到使他的人间生活带有甜蜜色彩的那种东西。杜林先生正是属于“人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升入天堂”342的国家。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我们需要什么，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在于，杜林先生需要什么。杜林先生不同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地方是，在杜林先生的未来国家中，决不是人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升入天堂的。在这个未来国家的宪法上写着： “在自由的社会里，不可能有任何膜拜；因为每个社会成员都克服了幼稚的原始的想象：以为在自然界背后或自然界之上有一种可以用牺牲或祈祷去感动的存在物。”“所以，正确理解的共同社会体系……必须除去宗教魔术的一切道具，因此也必须除去膜拜的一切基本组成部分。” 宗教被禁止了。 但是，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根据比较神话学，这一最初的过程，至少就各印欧民族来看，可以一直追溯到它的起源---印度的吠陀经343，以后又在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中间，而且就材料所及的范围而言，也可以在克尔特人、立陶宛人和斯拉夫人中间得到详尽的证明。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想的形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注释：神的形象后来具有的这种两重性，是比较神话学(它片面地以为神只是自然力量的反映)所忽略的、使神话学以后陷入混乱的原因之一。这样，在若干日耳曼部落里，战神，按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语，称为提尔，按古代高地德意志语，称为齐奥，这就相当于希腊语里的宙斯，拉丁语里的“丘必特”(替代“迪斯必特”)，在其他日耳曼部落里，埃尔、埃奥尔相当于希腊语的亚力司、拉丁语的玛尔斯。）。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这样就产生了一神教，从历史上说它是后期希腊庸俗哲学的最后产物，并在犹太的独一无二的民族神雅赫维身上得到了体现。在这个适宜的、方便的和普遍适用的形式中，宗教可以作为人们对这种支配着他们的力量的关系的直接形式即有感情的形式而继续存在，只要人们还处在异己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支配之下。但是，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在目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就像受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受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因此，宗教反映活动的事实基础就继续存在，而且宗教反映本身也同它一起继续存在。即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这种异己支配力量的因果关系有一定的认识，事情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变。资产阶级经济学既不能制止整个危机，又不能使各个资本家避免损失、负债和破产，或者使各个工人避免失业和贫困。现在还是这样：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己支配力量)。仅仅有认识，即使这种认识比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认识更进一步和更深刻，也不足以使社会力量服从于社会的支配。为此首先需要有某种社会的行动。当这种行动完成的时候，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现在，人们正被这些由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但作为不可抗拒的异己力量而同自己相对立的生产资料所奴役)，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理由很简单，因为那时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了。 可是杜林先生不能静待宗教这样自然地死掉。他干得更加彻底。他比俾斯麦本人有过之无不及；他颁布了严厉的五月法令344，不仅反对天主教，而且也反对一切宗教；他唆使他的未来的宪兵进攻宗教，以此帮助它殉道和延长生命期。无论我们向什么地方看，总是看到普鲁士特有的社会主义。 在杜林先生这样顺当地把宗教消灭以后， “只依靠自身和自然界的、成熟到认识自己的集体力量的人，就可以勇敢地踏上事物进程和他自己的本质为他开辟的一切道路”。 现在我们改变一下话题，看看那依靠自身的人在杜林先生的领导下，能够勇敢地踏上什么样的“事物进程”。 人借以依靠自身的第一个事物进程就是他诞生的进程。以后， 在自然的未成年期，他始终处在“儿童的自然教养者”即母亲的保护之下。“这个时期，正如古代罗马法所说的，可以延长到青春期，大约到14岁。”只有当比较大的未受教育的少年不十分尊敬母亲的威严的时候，父亲的协助，特别是社会教育措施才来消除这种缺点。如果具有这种“无可争辩的真正的父亲身分”的父亲确实存在，那么儿童在到达青春期后，就处在“父亲的自然监护”之下，否则，公社就指定监护人。 杜林先生以前曾设想，不必改造生产本身，人们就能以社会的生产方式去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现在，他在这里想象，人们可以把现代的资产阶级家庭同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分隔开来，而不会由此改变家庭的全部形式。这个家庭形式，在他看来是这样的不可改变，以致他甚至把“古代罗马法”(即使它具有某种“完美的”形式)当作家庭永远奉行的标准，并且设想家庭只是“继承遗产”的单位，即拥有财产的单位。在这个问题上，空想主义者比杜林先生高明得多。在空想主义者看来，随着人们自由结成社会和私人家务劳动转为公共事业，青年教育的社会化，从而家庭成员间真正自由的相互关系，也就直接产生了。此外，马克思已经证明(《资本论》第515页及以下各页)，“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注释：见本选集第2卷第214页。---编者注）杜林先生说， “每一个社会改良幻想家，自然事先备有和他的新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教育论。” 用这个观点来衡量，杜林先生是社会改良幻想家中的“真正的怪物”。他对未来学校的关注，至少不亚于他对著作权的关注，这可真了不起。他不但为整个“可以预见到的未来”，而且还为过渡时期详尽地制定中小学计划和大学计划。不过，现在让我们只考察一下，在最后的终极的共同社会中，将要向青年男女传授些什么东西。 一般的国民学校，把“凡是本身和在原则上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的东西”，从而特别是把“涉及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一切科学的基础和主要结论”教给学生。所以这种学校首先要教数学，而且要把从简单的计数和加法起直到积分为止的一切原理性概念和方法“全部教完”。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这种学校里要真正去做微积分。相反地，不如说在这种学校里，将教授综合数学的崭新的要素，这些要素包含普通的初等数学以及高等数学的萌芽。虽然杜林先生自己断定，这种未来学校的“教科书的内容”“在他心目中大致有了一个梗概”。但是可惜直到现在，他还不能发现这种“综合数学的要素”；而他不能做的事情，“实际上也应该有待于新社会制度的自由的和更加提高了的力量来做”。 但是‘如果说未来数学的葡萄眼下还是非常酸的，那么，未来的天文学、力学和物理学就会困难少一些，并将成为 “全部学校教育的核心”，至于“植物学和动物学，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主要地总还是具有记述性质”……不如说是“一种轻松的谈话资料”。 在《哲学教程》第417页上就是这样说的。杜林先生直到如今还只知道主要是记述式的植物学和动物学。包括有机界的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和古生物学在内的全部有机形态学，杜林先生甚至连名称都不知道。当生物学领域内崭新的科学几乎成打地在他背后兴起的时候，他的幼稚的情感还总是从拉夫的《儿《童自然史》中去获取“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卓越的现代教育因素”，并且把有机界的这部宪法也强加给整个“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在这里，正像他习惯做的那样，化学又被完全忘记了。 至于美学方面的教育，杜林先生不得不一切重新做起。从前的诗对此都不适用。在一切宗教都被禁止的地方，学校里自然不能容忍从前的诗人惯用的“神话式的或其他宗教式的剪裁”。“例如歌德非常喜爱的诗的神秘主义”，也是为人嫌弃的。这样，杜林先生自己不得不下定决心，向我们提供诗之杰作，这些作品“符合于某种同知性相称的幻想的更高要求”，并描述出“显示世界的完成”的真正理想。但愿他别踌躇。经济公社只有以那种和知性相称的亚历山大诗体的急进步伐前进，才能起征服世界的作用。 至于语文学，正在成长的未来公民大可不必为此伤脑筋。 “死的语言完全被屏弃……但是活的外国语将……仍然是次要的东西。”只有在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扩展成为人民群众本身的运动的地方，外国语才能按照需要，以容易的方式，为每一个人所接受。“真正有教益的语言教育”，将从某种一般语法中找到，特别是从“本族语言的质料和形式”中找到。 在杜林先生看来，现代人的民族狭隘性还是过于世界化了。他还想消灭在目前的世界上至少有可能使人超越狭隘的民族观点的两种杠杆，一个是至少为各民族中受过古典教育的人展现一个共同的广阔视野的古代语言知识，一个是可以使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并熟悉本国以外所发生的事情的现代语言知识。相反地，他认为应该把本族语言的语法读得烂熟。但是，要了解“本族语言的质料和形式”，就必须追溯本族语言的形成和它的逐步发展，如果一不察它自身的已经消亡的形式，二不考察同源的各种活的和死的语言，那么这种追溯是不可能的。而如果进行这种考察，我们就再次进入了明确划定的禁区。杜林先生既然把整个现代的历史语法从他的教育计划中勾掉，那么在他的语言教学上就只剩下一种老式的、完全按照旧的古典语文学仿造的技术语法了，这种语法由于缺乏历史的基础而带有自己的全部的诡辩性和任意性。对旧的语文学的憎恨，使他把旧的语文学的最坏的产品奉为“真正有教益的语言教育的中心”。显然，我们与之打交道的这位语言学家，从来没有听说过近60年来这样有力地和这样成功地发展起来的全部历史语言学，所以他不是到博普、格林和狄茨那里，而是到已故的海泽和贝克尔那里去寻求语言教育的“卓越的现代教育因素”。 但是正在成长的未来公民还远不能通过这一切而“依靠自身”。为此还要奠定更深刻的基础，借助于对 “最后的哲学基础的领会”。但是自从杜林先生在这里扫清了道路以后，“这种深刻化……就不再是一项巨大的任务了”。其实，“如果从关于存在的一般模式论引以为荣的少量严密知识中清除掉错误的烦琐的装饰品，如果决定处处只承认(杜林先生)所证明的现实是有意义的”，那么初级哲学也将为未来的青年所完全了解。“大家回想一下我们用来促使无限性概念及其批判具有空前影响的那些极其简单的说法”，就“完全不能想象，为什么由于现代的深刻化和尖锐化而变得如此简单的普遍时空观念的因素，不能最终地转入基本知识的行列…… <杜林先生的>最根本的思想，在新社会的普遍教育体系中不应当起次要的作用。”相反地，物质的自身等同状态以及可以计数的不可计数之数负有使命，“不仅使人站稳脚跟，而且还使他从自身了解到，他已经把所谓绝对的东西踩在他的脚下了”。 可见，未来的国民学校只不过是稍微“完美”一些的普鲁士中等学校，在那种学校里，希腊文和拉丁文被更为纯粹些和实用些的数学，特别是被现实哲学的诸要素所代替，而德语教学又倒退到已故的贝克尔时代，就是说差不多退到四五年级的程度。事实上，“完全不能想象”，为什么杜林先生的“认识”(我们现在已经证实，这种认识在他所涉及的一切领域中都是十足小学生的认识)，或者无宁说是杜林先生的“认识”经过事先彻底“清除”以后留下来的东西，不能全部“最终地转入基本知识的行列”，而它在现实中又从来没有脱离过这一行列。杜林先生自然也会略有所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既使多方面的技术训练也使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得到保障；因此，这一点也被他照例用于共同社会。但是，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旧的分工在杜林的未来的生产中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所以学校中的这种技术教育就脱离了以后的任何实际运用，失去了对生产本身的任何意义；它只有一个教学上的用途：可以代替体育。关于体育，我们这位根底深厚的变革家是什么也不愿意知道的。因此，他也只能告诉我们几句话，例如；“青年人和老年人都按照工作这个词的最严格的意义工作。” 这种空泛的无内容的清谈，同《资本论》第508—515页上所说的一比，真是可怜到了极点，在那里马克思发挥了这样的见解：“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0页。---编者注) 我们不再谈未来大学的问题了，在这种大学里，现实哲学：降构成一切知识的核心，并且除医学院外，法学院也十分兴旺；我们也不再谈“专科技术学校”了，关于这种学校我们仅仅知道，它们只开“两三门课程”。我们假定，年轻的未来公民在读完了学校全部课程以后终于能“依靠自身”，以致能够去物色妻子。在这里杜林先生给他开辟的是什么样的事物进程呢? “鉴于繁殖对各种素质的保持、淘汰、混合以至新质的培育具有重要意义，人的东西或非人的东西的最后根源大部分必须在性的结合和选择之中去寻找，此外，还必须在促进或阻止一定生育结果的考虑中去寻找。对在这个领域中盛行的粗野和愚昧所进行的审判，实际上必须留给以后的时代去做。但是，哪怕在偏见的压力下，至少从一开始就必须弄明白：对自然或对人的周密考虑来说是好的或者差的生育质量，无疑比数量重要得多。的确，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法律状态下，畸形人都招致毁灭;但是这个从正常人到不再像人的畸形人的梯子是有许多梯级的…… 如果劣等人的产生得到了预防，那么这件事实显然是有益的。” 在另一个地方也说：“未出生者有权要求尽可能好的组合，这对哲学的观察来说是不难理解的…… 怀孕，至少还有生育，提供一种机会，使得在这方面可以采用预防的或者在例外情况下采用选择的办法。” 再往下： “当人们负担起较少艺术性的、从而对千百万人的命运远为重大的任务的时候，就是说，当用血和肉完成人的创造的时候，用大理石把人理想化的希腊艺术，就再也不能保持它以前的历史意义了。这种艺术不是纯石头的艺术，它的美学和对死的形象的直观无关”等等。 我们的正在成长的未来公民从天而降。结婚同纯石头的艺术无关，也同对死的形象的直观无关，这些即使没有杜林先生，他也肯定会知道的；但是杜林先生曾经向他许诺过：他可以踏上事物进程和他自己的本质为他开辟的一切道路，以求得女人的同情心连同属于这颗心的肉体。现在“更深刻的更严格的道德”对他厉声申斥道；决不能这样。首先要做的是：抛弃在性的结合和选择这个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粗野和愚昧，并且要考虑新出生者要求尽可能好的组合的权利。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们的年轻公民要用血和肉完成人的创造，成为一个所谓有血有肉的菲迪亚斯。从何下手呢?杜林先生的上面那些神秘的陈述，并没有在这方面给他任何指导，虽然杜林先生本人也说，这是一种“艺术”。莫非杜林先生已经“在心目中大致”拥有这种艺术的指南，就像目前在德国书店中销行的种种秘本之类的东西?事实上，我们在这里已经不再处于共同社会中，倒不如说是处于《魔笛》345中，只是脑满肠肥的共济会牧师查拉斯特罗同我们的更深刻的更严格的道德家相比，简直算不上“二等教士”。这位牧师对他的弟子中的一对情人所做的试验，同杜林先生在允许他的那两个有自主权的个人进入“道德的自由的婚姻”状态之前强加给他们的可怕考验相比，简直是儿戏。这样一来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虽然我们的“依靠自身”的未来的塔米诺两只脚都立在所谓的绝对物之上，可是他的一只脚离开正常的位置还有两三个梯级，于是嘴巴刻薄的人就说他是跛子。同时也会有这种可能；他最心爱的未来的帕米纳，由于右肩略略偏斜而不是完全直立在上述绝对物之上，于是好忌妒的人就把这种偏斜称为小驼背。那怎么办呢?，我们的更深刻的更严格的查拉斯特罗是禁止他们从事于用血和肉创造人的艺术呢，还是对他们采用怀预孕时的“预防的办法”或“生育”时的“选择的办法”呢?事情十之八九是另一种结局，即这对情人将撇开查拉斯特罗--杜林而去找婚姻登记员。 住口!---杜林先生喊道。这不是我的意思。让我来说说。 在“有益的性结合具有更高的、真正人的动机时……性冲动---其高涨表现为热恋---的人间完美形式，就其双向性而言，正是结果也有益的结合的最好保证…… 从本来就是和谐的关系中得出一种具有和谐特性的产物，这只是第二级的效果。从这里又得出结论：任何强迫都必定发生有害的影响”等等。 这样一来，在这个最美好的共同社会里，—切都安排得尽善尽美。跛脚男人同驼背女人彼此热烈相爱，从而就其双向性而言，也为和谐的“第二级的效果”提供了最好的保证；这就像小说中说的那样，他们恋爱，结为夫妇，而所有“更深刻的更严格的道德”，像往常一样，到头来化为一堆和谐的胡说。 杜林先生对女性究竟抱有什么样的高尚观念，可以从他对目前社会的如下控诉中看出： “在以人口买卖为基础的压迫社会里，卖淫被认为是对强制婚姻的有利于男人的当然补充；类似的情况对女人来说是不可能有的，这是极容易理解的，但也是意味极深长的事实之一。” 女人们对杜林先生的这套恭维话所应表示的那种感谢，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受用的。此外，难道杜林先生完全不知道那种在目前并不算很特别的收入---女人的倒贴?杜林先生自己曾经是见习官346，而且住在柏林，在那里，还是我在的那个时候，即36年前，别说尉官，就是见习官[Referendarius]同受倒贴者[Schurzenstipendarius]也往往是押韵的! &, nbsp; ———— 让我们同我们这个确实常常是枯燥无味的和令人不快的题目和和气气地、高高兴兴地告别吧。在我们不得不讨论各个争论之点的时候，判断总是受到客观的无可置疑的事实的制约；根据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常常不免是尖锐的、甚至是无情的。现在，当我们谈完哲学、经济学和共同社会的时候，当我们不得不逐点加以评论的这位著作家的全貌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就可以直截了当地摆出对他这个人的看法了；现在我们可以把他的许多本来无法理解的科学上的谬误和武断归结为个人的原因，而把我们对杜林先生的全部判断概括为一句话：无责任能力来自夸大狂。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3——677页注释：
233 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是以《反林论》这个名称载入史册的。这部著作全面地阐述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想斗争的直接产物。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注意到杜林著作，是由于杜林在1867年12月《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3卷第3期上发表了对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的评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书信，特别是1868年1—3月这段时间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当时已经确定了对杜林所持的批判态度。 70年代中期，杜林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影响颇大。最积极的杜林分子有爱.伯恩施坦、约·莫斯特、弗·威·弗利切，甚至奥·倍倍尔也一度受杜林体系的影响。1874年3月，倍倍尔在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纳赫派)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以《一名新共产主义者》为标题匿名发表了两篇关于杜林的文章。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向该报编辑威·李卜克内西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到1875年初，杜林体系的传播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杜林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第2版(1874年11月问世)和《哲学教程》(最后一册在1875年2月问世)的出版尤其助长了这一点。在这两本书中，自命为社会主义信徒的杜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极其猛烈的攻击，这就促使李卜克内西在他1875年2月1日和4月21日的信中直接建议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上反击杜林。1875年10月和1876年5月，李卜克内西把该报拒绝发表的阿·恩斯特及约·莫斯特吹捧杜林的文章寄给了恩格斯。 恩格斯第一次针锋相对地反驳杜林，是在1876年2月。他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1—52页)一文，点名批判子杜林的言论。 杜林体系对刚刚于1875年5月在哥达合并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部分党员产生了影响并在他们中间传播，这一形势迫使恩格斯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以便全力反击这个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学说，捍卫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政党唯一正确的世界观。 这个决定是在1876年5月底作出的。恩格斯在1876年5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表示打算批判杜林的著作。马克思于5月25日回信坚决支持这个想法，恩格斯便立即着手这项工作。他在5月2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确定了他的著作的总计划和性质。 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用了两年的时间，即从1876年5月底开始到1878年7月初止。 该书的第一编大体上写于1876年9月至1877年1月。这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以一组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于1877年1—5月的《前进报》(1月3、5、7、10、12、14、17、24、26日，2月9、25、28日，3月25、28日，4月15、18、27、29日，5月11、13日第1、2、3、4、5、6、7、10、11、17、24、25、36、37、44、45、49、50、55、56号)。这一编还包括后来第一次出版该书单行本时抽出来作为整个三编的独立的总的引论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该书的第二编大体上写于1877年6—8月。这一编的最后一章即论述政治经济学史的第十章是马克思写的。第一章的第一部分写于1877年3月初以前，而分析魁奈的《经济表》的第二部分，则写于8月初以前。第二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发表于1877年7一12月的《前进报》学术附刊和附刊(7月27日，8月10、17日，9月7、14日，10月28日，11月4、28日，12月30日第87、93、96、105、108、127、130、139、152号)。 该书的第三编大体上写于1877年8月至1878年4月。这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发表于1878年5—7月的《前进报》附刊(5月5、26日，6月2、28日，7月7日第52、61、64、75、79号)。 《反杜林论》的发表引起了杜林分子的激烈反抗。1877年5月27—29日在哥达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他们曾力图阻止在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该报在发表《反杜林论》时时断时续，不能不说是杜林分子的影响所致。 1877年7月，恩格斯这部著作的第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为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1878年7月，第二和第三两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为题也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同时，即在878年7月8日前后，全书在莱比锡出版了第1版，由恩格斯署名并写了序言，标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在以后的德文各版中，该书均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为标题出版，未加副标题《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1886年该书第2版在苏黎世出版。经过修订的第3版于1894年在斯图加特出版，这是《反杜林论》在恩格斯生前所出的最后一版。 恩格斯这部著作的书名是讽刺地套用了1865年在慕尼黑出版的杜林的著作《凯里在国民经济学说和社会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书名。杜林在该书中吹捧庸俗经济学家凯里，凯里实际上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导师。 1878年10月底，德国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后，《反杜林论》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一样遭到查禁。 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写成一篇独立的通俗著作，这一著作最初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后来又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题出版。---343。234 恩格斯在这里采用了席勒的剧本《唐·卡洛斯》第1幕第9场的一段话中的说法； “我再也无所畏惧了，因为和你手挽着手 我就可以向当代挑战。”---343、498。235 1876年5月10日第六届世界工业博览会在费城开幕，有40个国家参展。为了在英国和法国工业占领的国际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德国也参加展出。可是，德国政府任命的德国展品评判委员会主席，柏林工业学院院长弗·勒洛教授不得不承认，德国产品的性能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德国工业遵循的原则是“价廉质劣”。此事由1876年6月27日柏林《国民报》第293号首先披露，致使舆论哗然。《人民国家报》在7至9月 就此事专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345。236 “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这句流传很广的话据认为出自法国海军上将 德·巴纳1796年的一封信，有时人们又认为此话出自法国外交大臣达来 朗之口，是针对保皇党人而言，认为他们没有能够从18世纪末法国资 产阶级革命中吸取任何教训。---345。237 指鲁·微耳和1877年9月22日在德国自然研究家和医生慕尼黑第五 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见鲁·微耳和《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1877 年柏林版第13页。---345。238 神圣同盟是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了镇压各国的革命运动和维 护各国的封建君主制度，于1815年建立的欧洲各专制君主的反动联 盟。---346。239 杜林（1863年起任柏林大学编外讲师，1873年起任私立女子中学教员） 从1872年开始就在自己的著作中猛烈抨击大学的教授们。例如，在《力学 一般原则批判史》（1872年）第一版中，他就指责海·亥姆霍兹故意对罗. 迈尔的著作保持缄默。杜林还尖锐地批评了大学的各种制度，因此遭到了反动 教授们的迫害。1876年，根据大学教授们的倡议，言词更加激烈。1877年7 月，根据哲学系的要求，他被剥夺了在大学任意执教的权权利。 恩·施韦宁格从1881年起任俾斯麦的私人医生，1884年年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教授。---348240 恩格斯于1869年7月1日停止了在曼彻斯特的欧门一恩格斯公司的工作，于1870年9月29日迁居伦敦。---349。241 尤·李比希在他关于农业化学的主要著作的导言中谈到自己的科学观点的发展时指出；“化学正在取得异常迅速的成就，而希望赶上它的化学家们则处于不断脱毛的状态。不适于飞翔的旧羽毛从翅膀上脱落下来，而代之以新生的羽毛，这样飞起来就更有力更轻快”。见尤·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31862年不伦瑞克第7版上册第26页。---349, 。242 指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亨·威·法比安1880年11, 月6日给, 马克思的信(参看恩格斯1884年4月11日给考茨基的信，1884年9月13—15日给伯恩施坦的信和1885年6月3日给左尔格的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章中谈到了 -1 (见本卷第463页)。---349。243 指恩·海克尔在他的《自然创造史。关于一般进化学说，特别是达尔文、歌德、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的通俗学术讲演》1873年柏林第4版第83- 88页，即第四讲---《歌德和奥肯的进化论》结尾部分提出的意 见。---350。244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运动的基本形式》一章中探讨了黑格尔和亥姆霍兹关于力的概念的见解(见本选集第4卷第346—363页)。---350。245 关于康德的星云假说，见注257。 关于康德的潮汐摩擦理论，见《自然辩证法》的《潮汐摩擦》一节。---351。246 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马克思的数学手稿。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共有1 000多页，写于19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351。247 指英国物理学家托.安德鲁斯的著作(1869年)、法国物理学家路· 保·凯叶泰的著作(1877年)和瑞士物理学家劳·皮克泰的著作(1877年)。---351。248 前者是指鸭嘴兽，后者显然是指始祖鸟。---352。249 根据鲁·微耳和在《细胞病理学》(第一版于1858年出版)中所阐述的观点，动物个体可以分解为组织，组织分解为细胞层，细胞层分解为单个细胞，所以归根到底，动物个体是单个细胞的机械总和。见鲁·微耳和《细胞病理学31871年柏林第4版第17页。 恩格斯谈到这一观点具有“进步党的”性质，是暗指微耳和是德国资产阶级进步党党员，并且是该党的创始人和著名活动家之一。这个党于1861年6月成立，它在纲领中提出了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实现地方自治原则的要求。---352250 魁奈的《经济表》于1758年在凡尔赛以小册子的形式首次发表。353、592。 魁奈的《经济表》 总的再生产：50亿生产 土地所有者、君主 不生产阶级的 和什一税征收者的 阶级的年预付 收入 预付20亿 20亿 10亿10亿用于支付收入和原 10亿预付利息 10亿的数额 10亿年预付的 10亿 支出：20亿 总计：20亿 总计：50亿 其中一半被该 阶级留下一 年的预付(摘自勉奈的《经济表的分析》一书)251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这个地方加了见本卷第719—720页。---356。252 按照卢梭的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财产的形成和不平等的占有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进一步发展破坏了这种社会契约，导致某种新的自然状态的形成。能够消除这一自然状态的，据说是以某种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 卢梭在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以 及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的《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这两部著作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356、720。253 恩格斯在这里是指“真正平等派”，又称“掘地派”。他们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极左派，代表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通过集体开垦公有土地来实现这种思想。---357、721。254 这里首先是指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托·莫尔的著作《乌托邦》(1516年出版)和托·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年出版)。---357、721。 255 德·狄德罗的对话《拉摩的侄子》写成于1762年前后，后又经作者修改了两次。最初由歌德翻译的德译本于1805年在莱比锡出版。第一个法文版发表在1821年巴黎版《狄德罗轶文集》上，该文集实际上1823年才出版。---359、733。256 亚历山大里亚时期是指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7世纪的时期。这个时期因埃及的一个港口城市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地中海沿岸)成了当时国际经济关系最大中心之一而得名。在这一时期，许多科学，如数学和力学(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地理学、天文学、解剖学、生理学等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359、734。257 根据康德的星云假说，太阳系是从原始星云(拉丁文：nebula---雾)发展而来的。康德在1755年柯尼斯堡和莱比锡出版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或根据牛顿原理试论宇宙的结构和机械起源》中阐述了这一假说。这本书是匿名出版的。 拉普拉斯关于太阳系的构成的假说最初于法兰西共和四年(1796年)在巴黎出版的《宇宙体系解说》第1—2卷最后一章中得到了阐述。由他生前编好，死后即1835年出版的此书的最后一版(第6版)中，这个假说是在第七个注中阐述的。 宇宙空间存在着类似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所设想的原始星云的炽热的云雾体，是由英国天文学家威·哈金斯于1864年用光谱学方法证实的，他在天文学中广泛地运用了古·基尔霍夫和罗·木生在 1859年发明的光谱分析法。恩格斯在这里参考了安·赛奇《太阳》1872年不伦瑞克版第787、789—790页。---362、736。258 指宪章运动，见注122。---364、738。259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1版(1882年)中，恩格斯对这个原理作了如下更加确切的表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65。260 恩格斯称米希勒为“黑格尔派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显然是由于米希勒始终不渝地笃信被肤浅理解的黑格尔主义。例如，1876年，米希勒开 始出版5卷集的《哲学体系》，其总的结构完全是模仿黑格尔的《哲学全书》。见卡·路·米希勒《作为精确科学的哲学体系(包括逻辑、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1876—1881年第1—5卷。 关于“永世流浪的犹太人”，见本卷第909页。---374。261 1885年准备出版《反杜林论》第2版时，思格斯曾经打算在这个地方加一条注释，后来，他把这条注释的草稿(《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的无限的原型》)列为《自然辩证法》的材料(见本选集第4卷第364—370页)。---375。262 暗指普鲁士人奴仆般的顺从态度，他们通过了1848年12月5日在解散普鲁士制宪议会的同时由国王钦定(“恩赐”)的宪法。这部由反动大臣曼托伊费尔参与制定的宪法于1850年1月31日经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最后批准。---378。263 在《反杜林论》第一编中所引用的页码都出自杜林《哲学教程》一书。---379264 此处列举的是19世纪欧洲历次战争中的几次最大的会战。 奥斯特利茨会战是1805年12月2日俄奥两国军队和法国军队之间的会战。这次会战以拿破仑第一的胜利而告终。 耶拿会战是1806年10月14日法军和普军之间的会战。这次会战普军被击溃，普鲁士投降了拿破仑法国。 克尼格雷茨会战又称萨多瓦会战(见注18)。色当会战是1870年9月l-2日普鲁士和法国在色当进行的会战。这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一次决定性会战，普鲁士军队挫败了麦克马洪指挥的法国军队，并迫使它投降。---381。265 见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1812---1816年纽伦堡版。这部著作共分三册：(1)客观逻辑，存在论(1812年出版)；(2)客观逻辑，本质论(1813年出版)；(3)主观逻辑或概念论(1816年出版)。---385。266 指杜林对德国大数学家卡，弗·高斯关于非欧几里得几何学体系，特别是关于多度空问几何学体系的思想所进行的攻击。---390。267 见黑格尔《逻辑学》第2册本质论的开头部分。 关于后来谢林的“不可追溯的存在”这个范畴，见恩格斯的著作《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06—269页)。---392。268 关于运动的量守恒的思想，笛卡儿曾在他的《论光》(《论世界》一书的第一部分，该书写于1630—1633年，笛卡儿死后于1664年出版)和他1639年4月30日给德·博恩纳的信中表述过。这个论点在笛卡儿的《哲学原理》(1644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部第36节中得到了最充分的 阐述。---3930 269 关于哥白尼体系，1886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作过论述，参看本选集第4卷第226页。恩格斯在论 述过程中所提到的行星是指1846年9月23日柏林天文台观察员约”加勒发现的海王星。---397。270 根据后来的准确材料，水在100度蒸发时发生的潜热为538．9卡／克。---403271 1885年，准备出版《反杜林论》的第2版时，恩格斯曾经打算在这里加一条注释，后来，他把这条注释的草稿(《关于“机械的”自然观》)列为《自然辩证法》的材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4—599页)。---406。272 见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72年伦敦第6版第428页。引文中的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这是经过达尔文作了补充和修订的最后一版。该书的第1版以《物种起源》为题于1859年在伦敦出版。 恩格斯在后面，即在本卷第414页，引用的是达尔文这本书的同一版本。---412。273 见恩·海克尔《自然创造史。关于一般进化学说，特别是达尔文、歌德、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的通俗学术讲演H873年柏林第4版。该书第1版于1868年在柏林出版。 原生生物(来自希腊文πρ?τιος。----最初的)---按照海克尔的分类，是最简单的有机体的一大组，它包括单细胞的和无细胞的有机体，在有机界中构成除多细胞有机体的两界(植物和动物)以外的一个特殊的第三界。 原虫(来自希腊文μου?ρης---简单的)---按照海克尔的见解，是无核的完全没有结构的蛋白质小块，它执行生命的所有重要职能：摄食、运动、对刺激的反应、繁殖。海克尔把原始的、通过自生的途径产生而目前已经绝灭的原虫(最古的原虫)同现代的还存在的原虫区分开来。前者是有机界的三个界发展的起点；细胞就是从最古的原虫历史地 发展出来的。后者属于原生生物界，并构成该界的第一个最简单的纲；在海克尔看来，现代的原虫具有不同的种：Protamoeba primitiva(原变形虫)，Protomyxa aurantiaca(原胶胞子)，Bathybius Haeckelii(海克尔深水虫)。 “原生生物”和“原虫”这两个术语是海克尔于1866年(在他的《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使用的，但是未被科学界确认。目前，曾被海克尔看作原生生物的有机体或者被划为植物，或者被划为动物。原虫的存在后来也没有得到证实。但是，关于细胞有机体由前细胞组织发展而来这一总的思想和把原始生物划分为植物和动物的思想已为科学界所公认。---413。274 《尼贝龙根的戒指》是理·瓦格纳的一部大型组歌剧，它包括以下四部歌剧：《莱茵的黄金》、《瓦尔库蕾》、《齐格弗里特》和《神的灭亡》。187年8月13日，首届拜罗伊特戏剧节上演了这部组歌剧。 瓦格纳曾于1850年出版了他的著作《未来的艺术作品》，因而瓦格纳的音乐作品被他的批评者和推崇者们称为“未来的音乐”。这一概念在当时非常流行。“未来的作曲家”显然是从“未来的音乐”这一概念而来，在这里，恩格斯是以此来讥讽杜林，因为德语中“作曲”和“组合”是同一个词“Komposition”。---416。275 植虫(Pflanzentiere---植物动物)是16世纪以来对无脊椎动物组(主要是海绵动物和腔肠动物)的称呼，它们的某些特征与植物的特征相同(例如固定的生活方式)，因此人们认为植虫是介于植物和动物之间的中间形态。从19世纪中叶起，“植虫”这个术语是作为腔肠动物的同义词来使用的，现在这一术浯已不再使用。---418。276 这里提到的分类法是托·亨·赫胥黎在他的《比较解剖学原理讲义》1864年伦敦版第五讲中提出的。这种分类法为亨·阿·尼科尔森的《动物学手册》(该书第l版在1870年出版)奠定了基础。恩格斯在写《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时参考了尼科尔森的这一著作，但未弄清是哪一版本。---418。277 特劳白的人造细胞是一种无机构成，它是活细胞的模型，能够进行新陈代谢和生长，可以用来研究生命现象，是德国化学家和生理学家摩·特劳白用混合胶体溶液的办法研制的。1874年9月23日在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布勒斯劳第四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特劳白宣读了自己的试验成果。马克思和思格斯对特劳白的这一发现评价极高(见马克思 1875年6月18日给彼.拉·拉甫罗夫的信，马克思1877年1月21日给威·亚·弗罗恩德的信)。---421。278 恩格斯在这里叙述了发表在1876年11月16日《自然界》杂志上的一篇简讯的内容。这篇简讯报道了德·伊.门捷列夫1876年9月3日在俄国自然研究家和医生华沙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在发言中阐述了1875-—1876年同约·埃.博古斯基一起验证波义耳一马略特定律的结果。 这条脚注，显然是恩格斯在校对《反杜林论》的这一章(1877年2月28日发表于《前进报》)时写的。脚注末尾，即括号里的话，是恩格斯在1885年准备《反杜林论》第2版时加的。---432。279 指卢梭《沦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该书于1754年写成，1755年出 版，见注252。---439。280 指麦·施蒂纳的著作《唯—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马克思 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这部著作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6—530页)。--440。281 指沙皇俄国占领中亚细亚时期发生的事件。在1873年希瓦远征时期， 俄国的一支部队遵照考夫曼将军的命令，在戈洛瓦乔夫将军的指挥下，于7—8月对土库曼的约穆德人进行了残暴的讨伐性远征。恩格斯引用的有关材料，显然主要来源于美国驻俄外交官尤·斯凯勒的著作《突厥斯坦。俄属突厥斯坦、浩罕、布哈拉和伊宁旅行札记》(两卷集)。见该书1876年伦敦版第2卷第356—359页。---442。282 见《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3节A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引用的是《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只是在第2篇第10章中，恩格斯为了出版《反杜林论》第3版而修改这一章时，才引用了《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3版。--448。283 拉萨尔于1848年2月因被控教唆盗窃一只存放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离婚案(1846—1854年拉萨尔是该案的律师)需用文件的首饰匣而被捕。拉萨尔案件于1848年8月5—11日审理，拉萨尔本人被陪审法庭 宣判无罪。---450。284 刑法典是法国的法典，1810年通过，从1811年起在法国以及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施；1815年莱茵省归并普鲁士以后，刑法典仍和民法典并行于莱茵省。普鲁士政府曾力图采取一系列措施在莱茵省推行普鲁士的法律，但遭到莱茵省的坚决反对。三月革命后，根据1848年4月15日的命令，这些措施被取消。---450。拿破仑法典是1804年通过的法兰西民法典。恩格斯称它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见本选集第4卷第253页) 这里指广义的拿破仑法典，即1804—1810年拿破仑统治时期通过 的五部法典的总称，这五部法典是：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450。286 无知并不是论据，是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第一部中针对持僧侣主义目的论的自然观的代表人物讲的一句话。这些人提出“上帝的意志”是一切现象的原因的原因，他们进行论证的唯一手段就是求助于对其他原因的无知。---452。民法大全指罗马的民法大全，是调整罗马奴隶占有制社会的财产关系的一部民法汇编；于6世纪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编纂。恩格斯称它是“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见本选集第4卷第252 页)。---452。288 关于在普鲁士强制实行出生、结婚和死亡等民事登记的法律于1874年3月9日最后批准并于同年10月1日开始生效。1875年2月6日在全德意志帝国范围内也颁布·了同样的法案。这一法案主要是针对天主教会的，它剥夺了教会登记户籍的权利，从而大大地限制了教会的影响和收入。这是俾斯麦的所谓“文化斗争”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453。289指勃兰登堡、东普鲁士、西普鲁士、波兹南、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六省，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前这些省份归属普鲁士王国。经济、政治、文化最为发达的莱菌省不在此列，莱茵省是1815年归并普鲁士的。---454。290 人差指确定天体通过已知平面瞬间的系统误差，这种误差是以观察员的心理生理特点和记录天体通过时刻的方式为转移的。--455。291 马克思在撰写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的过程中曾不止一次更改这一著作的卷册划分计划。从186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时起，马克思的计划是：全部著作分三卷四册出版，第2册和第3册构成一卷即第2卷(参看《资本论》第1版序言)。马克思逝世后，思格斯出版了第2册和第3册，作为第2卷和第3卷。最后一册即第4册---《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恩格斯没有来得及出版。---464、558。292 1867年《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3卷第3期第182—186页刊登了杜林对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的评论。---465。293 见拿破仑回忆录《对1816年巴黎出版的<论军事学术>一书的十七条意 见》，第三条意见：骑兵。载于蒙托龙伯爵将军编《拿破仑执政时期法国 历史回忆录，与拿破仑—同被俘的将军们编于圣赫勒拿岛，根据完全由 拿破仑亲自校订的原稿刊印}1823年巴黎版第1卷第262页。 恩格斯在他的《骑兵》一文中直接采用了拿破仑回忆录中的这段话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320页)。---471。294 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7节。恩格斯在这里和后面几处引用的是 《资本论》第l卷德文第2版(1872年)。这里所引用的段落，在德文第4 版中有一些改动。---473。295 指卢梭的著作《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见注252)，写于1754 年。恩格斯在后面所引用的是这一著作(1755年版)的第2部第116、 118、146、175—177页。---482。296 见恩·海克尔《自然创造史}1873年柏林第4版第590—591页。按照海克尔的分类，Alali是在本来意义上的人出现以前的那一阶段。Alal就是“没有语言的原始人”，确切些说，是猿人(直立猿人)。海克尔关于类人猿和现代人之间存在一个过渡形态的假说在1891年得到证实。当时荷兰的人类学家欧·杜布瓦在爪哇岛找到了远古人化石的残片，这种人也被称为“直立猿人”。---482。297“determinatio est negatio”这一用语的意思是“规定即否定”，见斯宾诺莎1674年6月2日给雅·耶勒斯的信(巴·斯宾诺莎《通信集》第50封信)。“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亦即“任何规定即否定”，在黑格尔的著作中使用较多，因此为人们所熟知(见《哲学全书》第1部第91节附释；《逻辑学》第1册第1篇第2章关于质这一节的注释；《哲学 史讲演录》第1卷第l部第1篇第1章关于巴门尼德的一节)。---484。298 这一用语出自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的第一首讽刺诗。---492。299 在《反杜林论》第二编中，除该编第十章外，所引用的页码都出自杜林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第2版。---494。300 爬虫报刊是指从政府那里得到金钱援助的反动报刊。1869年1月30日俾斯麦在普鲁士下院发表演说时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了这一用语。当时俾斯麦把政府的反对者称为爬虫。但是后来这一用语却恰好被人们用来指那些卖身投靠政府并为其效劳的记者。俾斯麦本人于1876年2月9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发表演说时不得不承认“爬虫”一词的新含义已在德国广为流传这一事实。----497。301 恩格斯在这里引用了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奥·威·施勒格尔的德译本)前篇第2幕第4场中福斯泰夫的话：“即使论据像乌莓子一样便宜，我也不会在人家的强迫之下给他一个论据。”---501。302 恩格斯的这些材料引自恩.库尔提饭乌斯的《希腊史》1869年柏林3版第2卷第48和731页。大约在1876年3月底至5月底，恩格斯对该书全三卷曾作过大量摘录。---504。303 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是把正规军中服满现役和规定的预备期限的年龄较大的应征人员编成一支武装部队的制度。后备军在1813—1814年反拿破仑战争期间是以民团的形式组建的。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后备军被派来和正规部队共同作战。---512。 304 在1870年8月18日圣普里瓦会战中德国军队以巨大的伤亡为代价，打败了法国莱茵军团而获胜。历史文献中，这一会战又称格拉沃洛特会战。 这里所引用的关于普鲁士近卫军伤亡的材料，很可能是恩格斯在研究普军总司令部战争史处编纂的1870—1871年普法战争正史的材料后得到的，见《1870—1871年普法战争》1875年柏林版第1部分第2卷第669页及以下各页，第197—199、223页。---513。305 麦·耶恩斯的报告《马基雅弗利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思想》，载于1876年4月18、20、22和25日《科隆日报》第108、110、112和115号。引文中的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515。 306 克里木战争是1853—1856年俄国对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又称东方战争。--515。307 注的末尾圆括号中的话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94年第3版中加的。---517308 杜林把自己的“辩证法”称作“自然的辩证法”，以便区别于黑格尔的“非自然的”辩证法。见欧·杜林《自然的辩证法。科学和哲学的新的逻辑基础》1865年柏林版。---519。309 格·路·毛勒有关同一题目的著作(共十二卷)是研究中世纪德国的土地制度、城市制度和国家制度的。这些著作是：《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和城市制度以及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埃朗根版；《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年埃朗根版第1—4卷；《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埃朗根版第1---2卷；《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1871年埃朗根版第1—4卷。在第一、二和第四部著作中，德国马尔克制度是研究的专题。---519。310 德国一小邦罗伊斯幼系的两个领主王公之一亨利希七十二世的称号是罗伊斯—罗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格雷茨是罗伊斯长系(罗伊斯—格雷茨)公国的首都。施莱茨是罗伊斯幼系另—-王公(罗伊斯-施莱茨)的领地，它不属于亨利希七十二世。----519。311 这一用语引自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给普鲁士军队的新年文告(1849年1月1日)。1849年以来，这一用语就在革命的工人运动中被用来表示普鲁士一德意志的军国主义行为。对这一文告的批判，见马克思的《新年贺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86—192页)。----527。312 指欧几里得的著作《几何原本》(共十三册)，这一著作阐述了古希腊罗马的数学原理。---529。313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第一节中，对拉萨尔的口号“全部的”或“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作了详尽的批判(见本卷298—309页)。---546。314 这里套用了罗马剧作家忒伦底乌斯的喜剧《兄弟》第5幕第3场中的一句话。---552。315 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二封：基尔希曼的社会理论和我的社会理论》1850年柏林版第59页。引文中的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564。 316《人民报》是德国的民主派日报，1853年4月9日起在柏林出版。恩格斯在1860年9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了这家报纸的“自作聪明的鄙俗言论”。---567。317 指杜林于1866年在柏林出版的著作《国民经济学说批判基础》。--567318 套用麦·施蒂纳的主要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书名，见注280。---573。 319威·配第的著作《货币略论》于1682年写成，1695年在伦敦出版。马克思用的是1760年的版本。 威·配第的著作《爱尔兰政治剖视》写于1672年，1691年在伦敦 出版。--579。320 参看法国化学家安·罗·拉瓦锡的经济学著作《论法兰西王国的土地财富》和《试论巴黎的人口、财富和消费》，以及拉瓦锡和法国数学家约·路·拉格朗日合著的《政治算术试论》。马克思用的这两本著作载于 《政治经济学文集》，附欧·德尔和古·德-莫利纳里编写的作者传略、评注和注解，1847年巴黎版第1卷第575—620页。---580。321 英国财政经济学家约翰·罗曾经企图实现他的根本站不住脚的主张：国家可以依靠把不可兑银行券投入流通的办法来增加国内的财富。1716年他在法国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1718年这家银行改组成国家银行。罗氏银行在无限发行信贷券的同时从流通中收回了硬币。结果交易 所的买空卖空和投机倒把活动空前风行，直到1720年国家银行完全倒闭和“罗氏制度”本身彻底破产才告完结。---581。322 理·康替龙《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是在1755年出版的。亚-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中提到了康替龙的这部著323 1866年俾斯麦通过自己的顾问海·瓦盖纳建议杜林起草致普鲁士政府关于工人问题的条陈。宣扬资本和劳动的和谐的杜林，接受了这一委托。但是，1867年这一文件未经他本人同意就发表了。起初是匿名发表，后来是瓦盖纳冒充作者署名发表。于是杜林对瓦盖纳提出诉讼，控告他侵犯著作权。1868年，杜林胜诉。在这一事件引起轰动的时候，杜 林出版了小册子《我致普鲁士内阁的社会条陈的命运》。---590。324 图尔利弗尔是因图尔城而得名的法国货币单位；从1740年起，1图尔利弗尔相当：于l法郎，1795年，这种货币为法郎所代替。--597。325 指《引论》第一章的开头部分(见本卷第355—356页)。最初，《反杜林论》前十四章以《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为总标题发表在《前进报》上。从单行本第1版开始，头两章划为全书的总的《引论》，后面十二章构成了第一编《哲学》，各章的序数没有改变，引论和第一编的各章仍用同一序数。脚注“参看《哲学》第一章”，是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在报上发表时就加上的。这一脚注在恩格斯生前出版的所有 版本中都保留下来，未作过更动。---606。326 恐怖时代指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时期(1793年6月一1794年7月)，当时雅各宾派为了对付吉伦特派和保皇派的反革命恐怖实行了革命的恐怖。督政府(由5个督政官组成，每年改选一人)是法国执行权的领导机关。它根据雅各宾派革命专政于1794年失败后所通过的1795年宪法建立，存在到1799年波拿巴政变。它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606、722。327 指《昂·圣西门给一个美国人的信》第八封信中的一段话。这些信载于昂·圣西门论文集《实业，或为贡献出有用和独立的劳动的一切人的利益所作的政治、道德和哲学的议论》1817年巴黎版第2卷。---609、726。328 参看圣西门和他的学生奥·梯叶里合著的两本书《论欧洲社会的改组，或论欧洲各民族在保持各自的民族独立性的条件下联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的必要性和手段)1814年10月巴黎版和《关于应当用来对付1815年同盟的措施的意见)1815年巴黎版。1814年3月3l日第六次反法同盟参加国(俄国、奥地利、英国、普鲁士等国)的同盟国军进入巴黎。拿破仑帝国垮台，拿破仑本人宣布退位后被流放到厄尔巴岛。百日指拿破仑恢复帝制的短暂时期，1815年3月20日他率军从流放地重返-巴黎时起，到同年6月22日在滑铁卢失败后第二次退位止。--609、726。329 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的军队在滑铁卢(比利时)被威灵顿指挥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击败。这次战役在1815年的战局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预先决定了第七次反法同盟(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西班牙等国)的彻底胜利和拿破仑帝国的崩溃。关于杜林和德国教授的“舌战”，见注239。--609、726。330 这一思想在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中已作过阐述，该书包含这样一个总的论点：“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度相适应的，而社会秩序的衰落是同妇女自由减少的程度相适应的。”傅立叶在下述公式中概括了这个论点：“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见《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1卷第195—196页)---610、727。331 1815年1月，欧文在英国格拉斯哥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改善童工和成年工人状况的措施，遭到工厂主们的反对。根据1815年6月欧文的倡议提出的法案直到1819年7月才被议会通过形成法律，而且还大大地打了折扣。调整棉纺厂劳动的法律禁止九岁以下的儿童做工，限定十八岁以下的工人的工作日为十二小时，规定所有工人有两次工间休息作为早饭和午饭的时间，共一个半小时。---614、731。332 1833年10月，由欧文主持在伦敦举行了合作社和职工会的代表大会，会上正式成立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国产业部门大联盟；联盟的章程于1834年2月被通过。按照欧文的想法，这个联盟应当把生产管理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对社会的彻底改造。但是这个空想的计划遭到了失败。由于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强烈反对，该联盟于1834年8月宣告解散。--614、731。333 指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见注137。--614、731。指欧洲各大国之间为争夺同印度和美洲通商的霸权以及殖民地市场而在l7世纪和18世纪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最初主要的竞争国家是英和荷兰(1652-1654、1664—1667和1672—1674年的英荷战争是典型的商业战争)，后来决定性的战争是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展开的。所有这些战争的胜利者都是英国，到18世纪末，它手中已经集中了几乎全部的世界贸易。---624、747。 335 海外贸易公司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部门经纪人的作用。1904年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628、752。336 “自由的人民国家”是7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纲领性要求和流行口号。对这个口号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见本卷第312—319、324—325页，并见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第1章第4节和第4章第3节(《列宁全集》第31卷第14—20、6l一63页)。--631、755。337 这里关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部财富的材料引自罗·吉芬的报告《近来联合王国的资本积累》。这个报告是1878年1月15日在统计学会上宣读的，发表在伦敦《统计学会杂志》1878年3月号。---633、757。338 这里很有可能是指俾斯麦于1852年3月20日在普鲁士议会第二议院的发言(从1849年起俾斯麦是第二议院议员)。俾斯麦的发言反映丁普鲁士容克(地主)对作为革命运动中心的大城市的仇恨，他发出号召，—旦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就把大城市夷为平地。---647。339 关于“交易簿”，参看威·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2部分第10章。按照魏特林的空想计划，在未来社会中，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每天都必须工作一定的小时，并因此而得到生活必需品。除这个时间之外，每个工作的人有权再工作几个附加的“交易小时”并因此而得到奢侈品。这些附加的工作小时和由此而得到的物品都记在“交易簿”上。---653。340 没有臭味，即金钱没有臭味---这句话是罗马皇帝韦斯帕西安(69—79年)对他的儿子说的，因为他的儿子不同意他实施专门的厕所税。---655341 关于夺取曼布里诺的神奇头盔---一个理发用的普通铜盆的冒险，在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第1部第21章中作了描述。 阿·恩斯曾因1877年1—2月《前进报》发表《反杜林论》前几章而撰写了一部著作，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664。342 这一用语引自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年7月22日对大臣勃兰德和教会法庭庭长赖辛巴赫关于新教普鲁士国家是否容许天主教学校存在的咨询所作的答复。--666。343 吠陀经是印度宗教和文学中最古老的文献，吠陀是梵文“知识”的音译，最早产生于约公元前1500年以前，最晚形成：r公元前6—4世纪。主要 为诗歌颂曲，或散文。内容除宗教教义外，还包括一些神学和哲学理论。印度古代婆罗门教将其奉为只准口头流传的神圣经典。---669。344 五月法令是普鲁士宗教大臣法耳克根据俾斯麦的创议于1873年5月 11—14日通过国会实施的四项法令的名称，这四项法令以此名而载入史册。这些法令确立了国家对天主教会活动的严格控制，是俾斯麦于1872—1875年采取的一系列反对天主教僧侣的立法措施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所谓“文化斗争”的顶点。天主教僧侣是代表德国南部和西南部分裂派利益的中央党的主要支柱。警察迫害引起了天主教徒的激烈反抗并为他们创造了获得殉教荣誉的机会。1880—1887年，俾斯麦政府为了联合一切反动势力对付工人运动，不得不在实施这些法令时采取缓和的态度，最后便取消了几乎所有反天主教的法令。---668。345 《魔笛》是莫扎特的最后一部歌剧(爱.施卡奈德尔作词)，于1791年写 成并上演，反映了共济会派的思想，歌词的作者和莫扎特本人都属于这一派。下文提到的查拉斯特曼、塔米诺和帕米纳均是这部歌剧中的主要人物。--675。第五章１．《****主席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分组讨论会上发言》，《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００年９月８日。****主席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分组讨论会上发言中国国家主席****在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期间，于７日上午参加了分组讨论会，并就经济全球化、联合国作用和人权与主权关系等重大问题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根据联合国的安排，千年首脑会议除举行全会外，还安排了四次分组讨论会。各国领导人分成四个跨地区小组，围绕“２１世纪联合国的作用”的同一主题展开讨论。７日上午的讨论会由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主持。 ****主席发言内容如下： （一）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的发言 主席先生： 我想就经济全球化问题谈以下几点： 一、经济全球化是随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客观趋势。现代科技的进步，先进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产生，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近十年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趋势正在给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带来深刻影响，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二、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哲人就曾提出过天下大同、安居乐业的美好理想。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也为各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的地位和处境是很不相同的。在发达国家尽享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却仍饱受贫穷落后之苦。发展资金匮乏、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以及技术水平的落后，使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四十年前，全世界最富的人口和最穷的人口人均收入是３０：１，而现在已上升到７４：１。目前联合国成员国中有４８个最不发达国家，而二十年前仅２０有余。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正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这不仅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也给一些国家的社会稳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带来威胁。 三、我们需要世界各国“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所有国家，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应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我们需要世界各国平等的经济全球化，少数国家的富裕不应该也不能够建立在广大南方国家的贫困之上；我们需要世界各国公平的经济全球化，世界的贫富差距应逐步缩小，而不是不断扩大，否则人类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需要世界各国共存的经济全球化，只有相互尊重，相互促进，保持经济发展模式、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世界文明才能生机盎然地发展。 四、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我认为，关键在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联合国在这方面理应发挥自己的作用，尽可能使各国都有权平等参与世界经济的决策和规则的制定，建立新的合理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制，减少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面临的风险。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联合国还特别应致力于推动国际社会在人力资源开发和科技领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使其赶上新一轮技术进步的浪潮。人类只有携手努力，才能共同战胜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一个和平、繁荣、公正的新世界才能真正呈现在我们面前。 谢谢主席先生。 （二）关于联合国作用的发言 主席先生： 五十五年前，联合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重要历史时刻成立了。《联合国宪章》反映了人类的共同愿望：建立一个和平与稳定、平等与合作、发展与繁荣的新世界。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联合国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现在，会员国从最初的５１个增加到今天的１８９个，联合国的活动已涵盖了人类生活的众多领域。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一个机构具有像联合国这样广泛的代表性，也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够通过国际合作对世界产生如此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在新的世纪，联合国应该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值此千年之交，我们在此聚会一堂。我们面临的一个共同任务，就是如何适应形势的需要，满足时代的要求，进一步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我想谈四点看法： 第一、我们应该共同致力于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五十多年的岁月是一块很好的试金石。实践证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仍然有效。中国有句古话：“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宪章》就是一部国与国关系的指南，为我们指明了应循之路，各国都应该严格照章办事。 第二、我们应该共同致力于维护安理会的权威。维护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首要责任是《宪章》赋予的庄严使命，也是全体会员国的庄严承诺。安理会是集体安全体制的核心。任何甩开安理会，采取单边主义行动的做法都是危险的，是违背全体会员国的意愿的。 第三、我们应该共同致力于加强联合国在发展领域的作用。创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多年来，联合国在这方面作出了一些努力，但发展问题还应该摆到更重要位置。在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和科技进步迅猛发展的今天，发展问题面临新的挑战。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就谈不上世界的繁荣和发展。联合国有１８９个成员，最有资格讨论和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应当把这个问题列为优先努力的事项。 第四、我们应该共同致力于联合国决策的民主化。联合国是我们大家的联合国，所有成员不分大小、强弱、贫富，应该一律平等。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应该承认世界多样性的客观事实。大家的事情还是应该由各国协商解决才好。联合国的改革应该充分体现广大会员国的共同意志，特别要充分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和根本利益。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更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愿与其他会员国一道，为联合国在新世纪更好地发挥作用作出自己的贡献。 谢谢主席先生。 （三）关于人权与主权关系的发言 主席先生： 五十五年前，在旧金山通过的《联合国宪章》序言开宗明义地申明，“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从而确立了尊重人权和主权平等的两项基本原则。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指导下，众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和解放，世界各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 回首百年，沧桑巨变。在这新世纪和新千年之交的历史时刻，国际社会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两项原则。一方面，充分实现和享受人权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促进和保护人权是各国政府的神圣职责。任何国家都有义务遵照国际人权文书，并结合本国国情和有关法律，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民的人权与基本自由。另一方面，各国主权平等和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仍然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和强弱，一律平等。维护本国的主权和安全，是每个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神圣权利。各国人民有权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创造自己的生活。 中华民族历来尊重人的尊严与价值。中国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在近代历史上长期遭受外强入侵和欺凌，中国人民深知一个国家不能保障自己的主权，就根本谈不上人权。所以，我们特别珍惜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斗争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人民解放和国家主权。我相信，这对任何国家都是同样的。今天中国所焕发出的巨大活力，是中国人民拥有广泛自由、民主的生动写照。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国家主权是一国人民充分享受人权的前提和保障。这两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人民走过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有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延续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是世界多样化的体现。我们应当承认差异，有差异才能有进步。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一道，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并进，共同建设新世纪人类和平、繁荣的美好家园。 谢谢主席先生。 新华社2000年９月７日 ２．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７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北京６月２６日电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2005年2月19日） 胡锦涛 中央举办这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目的是集中研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特别是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问题。这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下面，我讲四个问题。 一、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强调，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是要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还强调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我们党要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明确提出来，这在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是第一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强调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并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我们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就是要求全党同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更加自觉地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从国内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因为应对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综合起来看，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随着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断完善，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调整加速，随着我国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革加快，我们正面临着并将长期面对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必须认真把握的新趋势新特点，主要是：资源能源紧缺压力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十分迫切；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缩小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更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特别是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体制创新进入攻坚阶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劳动者就业结构和方式不断变化，人员流动性大大加强，社会组织和管理面临新问题；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新要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上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以及各类严重犯罪活动等也给社会稳定与和谐带来了严重影响，等等。我们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正确应对这些矛盾和问题，花更大气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和谐。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前提。 从国际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把握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有力应对来自国际环境的各种挑战和风险的必然要求。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国际形势继续处于深刻复杂的变化之中。世界格局处于向多极化过渡的重要时期，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入发展，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国际产业升级和转移速度加快，各国注重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从总体上看，这些因素给我国的改革发展带来了难得机遇和有利条件，只要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方针，牢牢掌握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就能够营造有利于我国的战略态势，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较长时期的良好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今世界仍很不安宁，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由于世界力量失衡的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由于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挑战和风险，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信息、军事等方面面临着严峻压力。由于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恐怖主义活动依然猖獗，地区和国际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在这样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要有力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必须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始终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局面。这是我们集中全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保障。 从我们党肩负的使命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党实现执政的历史任务的重要条件。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要求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把人民群众以及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都充分发挥出来，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必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不断在发展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必须抓紧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夯实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的人际环境，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只有把这些工作都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做好了，我们党才能不断增强执政的社会基础，才能更好地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 总之，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也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为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关系到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全党同志都要从这样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自觉承担起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任务。现在，我们党明确提出并积极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具备许多有利条件的。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其次，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已经具备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可以为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发展社会事业、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等提供更充分的物质保证。第三，在我国，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政治上享有平等地位，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第四，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并不断得到巩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教育科技文化事业不断发展，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民族凝聚力显著增强。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教育科技文化水平还不高，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任重道远。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经历一个很长历史过程一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一个需要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的很长历史过程。我们既要立足国情，根据已经具备的条件，积极主动地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又要着眼长远，做好长期努力的准备，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扎扎实实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 二、全面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任务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 我国历史上就产生过不少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比如，孔子说过“和为贵”；墨子提出了“兼相爱”、“爱无差等”的理想社会方案；孟子描绘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状态；《礼记·礼运》中描绘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样一种理想社会；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提出要建立“务使天下共享”，“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要建立一个“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这些思想虽然带有不同时代和提出者阶级地位的烙印，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然，在存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旧制度下，这些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勾画了美好社会的蓝图，指明了实现美好社会理想的正确途径。大家知道，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理论来源之一。1803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发表《全世界和谐》一文，指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必将为“和谐制度”所代替。1824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也以“新和谐”命名。1842年，德国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把社会主义社会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并指出新社会的“和谐”是“全体和谐”。马克思称这本书是工人阶级“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有关主张给予了肯定，明确提出：“提倡社会和谐”是“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局限性和理论缺陷，认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矛盾，也没有找到实现社会变革的正确途径，结果只能陷于空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战略策略，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飞跃。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作出了科学设想。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形成和谐的关系。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就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他明确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大力帮助农民，消除城乡对立；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必须发扬民主，改革国家机关，精简机构，反对官僚主义，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时时处处千方百计地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设想，指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进方向。 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探索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进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取得革命胜利的基础之上的，而我们党则是在生产力很不发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不可能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找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现成答案，必须结合我国实际、通过实践来不断加以回答。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个重大课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1956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著作，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对正确处理我国社会的一些重大关系作出了深刻论述。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著作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创立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要求学会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解决科学文化领域里的矛盾，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解决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矛盾，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以解决全国城乡各阶层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矛盾，等等。他还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由于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实践，人们对如何走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还缺少规律性认识，加上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和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发生过曲折，特别是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正确思想没有得到全面贯彻。但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正确思想，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断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邓小平同志科学阐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也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要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们党肩负的新任务，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同志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强调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等等，都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总之，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新进展，既是对党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国外一些执政党执政经验教训的借鉴；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三、切实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它们既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又有各自的特殊领域和规律。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提供重要条件。我们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切实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创造更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使国家的整体实力不断增强，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包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关键还是要靠发展。只有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我们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才能形成更完善的分配关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求。经济发展不仅要持续快速，而且要协调健康，这是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保证，也是人民群众对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的重要保证。要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要认真汲取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深入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不断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科学调控的能力，通过改革创新建立健全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体制机制，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确保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农民占多数人口的国家里，农民是否安居乐业，对于社会和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大农民日子过好了、素质提高了，广大农村形成安定祥和的局面了，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就会更加牢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充分发挥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作用，逐步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稳定、完善和强化对农业的支持政策，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努力实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促进城乡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二）切实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使人民群众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出来，促进党和人民群众以及执政党和参政党、中央和地方、各阶层之间、各民族之间等方面关系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职能，密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要通过广泛发扬民主，拓宽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形成能够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利益协调机制。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争取人心、凝聚力量的作用和优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认真做好党的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鼓励和支持宗教界继承和发扬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在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迈出新步伐。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进一步做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工作，努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要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进一步完善城乡基层政权、基层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开展基层民主实践，努力实现广大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要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广泛密切地联系各方面群众，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三）切实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从法律上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定和完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规范社会建设和管理、维护社会安定的法律。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坚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建设法治政府，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的监督机制。要落实司法为民的要求，以解决制约司法公正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为重点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作用，促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觉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四）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不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要全面落实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战略任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着力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引导全体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要深入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教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使全体人民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要积极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广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风尚。要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大力倡导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提倡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热爱集体，热心公益，扶贫帮困，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社会氛围和人际关系。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问题，既要以理服人、解决思想问题，又要实实在在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要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地位，保障教育公平，构建健全的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促进全民族素质不断提高。要积极推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大力提高基层特别是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服务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五）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基本着眼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要坚持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妥善协调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要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更好地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既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并推动先富带未富、先富帮未富，同时也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等措施，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切实保障各方面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让他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要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从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政府施政、执法司法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逐步做到保证社会成员都能够接受教育，都能够进行劳动创造，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参与社会生活，都能够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六）切实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方面的创造活力，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要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要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和科技进步加快的国际环境，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开放，力争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营造平等竞争、共谋发展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要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弘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大力营造鼓励创造、尊重创造、保护创造的良好社会氛围，支持人们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其他方面的创新，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充满蓬勃的创造活力。 （七）切实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 只有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才能形成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相协调的社会秩序。要善于把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同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同满足群众多样化的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同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社会建设和管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要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提高依法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体系。要加强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建设，从建设和谐社区入手，使社区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发挥服务作用，在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发挥桥梁作用，在维护社会稳定、为群众创造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上发挥促进作用。要以服务群众为主题，增强社会服务功能，拓展社会服务领域，提高社会服务水平，形成社会服务网络化的新格局，积极开展面向特殊群体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优抚保障服务，面向群众的便民利民服务，面向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要建立科学有效的体制机制，加强和改善对公共信息、公共资源、公共物品的管理和应用。（八）切实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道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在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中不断前进的过程，就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加和谐因素的过程。随着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我国社会存在的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多发多样的状况。这是我国社会深刻变革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关键是我们要正视矛盾，找到化解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方法，形成妥善处理矛盾的体制机制，而不能让矛盾积累和发展起来、以致影响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要深刻分析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原因特别是深层次原因，注重从源头上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发生。要认真检查我们的各项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是否切合实际，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着力避免因决策失误和工作不当引起群众不满和抱怨。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加强矛盾纠纷的排查工作，及早发现可能发生的各种矛盾，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加以解决。当前，要重点解决好在土地征用、城镇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坚决依法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进一步完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把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结合起来，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要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坚持依法办事、按照政策办事，既依法维护群众正当权益，又依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九）切实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工作 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目前，我国的生态环境形势相当严峻，一些地方环境污染问题相当严重。随着人口增多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还会更加突出。如果不能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民群众也无法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由此必然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要科学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学会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更加科学地利用自然为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发展服务，坚决禁止各种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做法。要引导全社会树立节约资源的意识，以优化资源利用、提高资源产出率、降低环境污染为重点，加快推进清洁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促进自然资源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要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抓紧解决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环境污染问题，保证人民群众在生态良性循环的环境中生产生活，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要增强全民族的环境保护意识，在全社会形成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良好风尚。 （十）切实做好保持社会稳定的工作 没有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要进一步落实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责任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大力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真正吸取血的教训，切实加大工作力度，认真抓好安全生产，坚决防止重大安全事故。要抓紧建立健全社会预警机制，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和社会动员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四、加强和改善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领导 在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进程中，能否建设一个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加强和改善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项工作的领导。 第一，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项重大任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有效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要经常分析社会建设状况，及时了解和谐社会建设相关工作的情况，认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和突出问题，不断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本领、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开展群众工作的本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落到实处。 第二，要深入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量工作同党的群众工作有密切联系，要求我们把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团结群众的工作做得更好。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都要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带着深厚的感情做群众工作，千方百计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要改进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教育、协商等手段，高度重视和维护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高度重视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困难问题，努力使党的群众工作取得实效。要结合正在进行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和管理，真正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哪里有党的组织哪里就有健全的组织生活和坚强的战斗力。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坚持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发扬求真务实、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愿望，关心群众疾苦，扎扎实实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以自己的优良作风和良好形象带动群众做好各项工作。 第三，要加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新的重大课题，很多问题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正确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妥善处理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各种复杂问题和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要求全党同志必须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问题、开拓新思路、提出新办法，使我们的思想观念、政策措施、工作部署、工作方式更加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特别要围绕一些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课题，领导干部带头，组织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开展调查研究，加强理论分析。比如，如何有效整合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各种力量良性互动；如何建立健全有关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法律法规，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如何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人民团体、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组织等的积极作用，形成社会管理的整体合力；如何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进一步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和人际关系；如何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特点和规律，形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如何建立社会协调机制，促进社会成员和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如何建立健全维护公共安全的有效机制，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如何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等。要注重把握新趋势、新特点、新动向，努力取得有分析、有见解的研究成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完）３．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大难临头，出路何在？[79]列宁
（1917年9月10—14日〔23—27日〕）
饥荒逼近
不可避免的灾难威胁着俄国。铁路运输已经十分混乱，而且愈来愈混乱，不久就会全部停顿。工厂需要的原料和煤的运送将要停止。粮食的运送也要中断。资本家一直故意在暗中破坏（危害、停止、破坏和阻挠）生产，指望空前的灾难能使共和国和民主制度破产，使苏维埃和所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团体瓦解，这样就便于恢复君主制和恢复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无限权力。
规模空前的灾难和饥荒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报纸都无数次地谈到这一点。各政党、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通过的无数决议也都承认灾难是不可避免的，灾难已经迫在眉睫，必须同它作殊死的斗争，人民必须“英勇努力”以防止毁灭，等等。
大家都在谈论这一点，都公认这是事实，都决定这样去做。
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做。
革命已经半年了，灾难更加逼近，大批人员失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国内有足够的粮食和原料，但是却不见商品，国家因食品不足、劳动力缺乏而面临灭亡的危险，就在这样的国家里，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却又有大批人员失业！革命（有人称之为伟大的革命，可是，暂时称之为腐朽的革命也许更公道些）半年来，既有民主共和制，又有许许多多傲然自命为“革命民主的”团体、组织和机关，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认真的措施来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我们正愈来愈快地接近崩溃，因为战争是不等人的，它在人民生活各方面造成的混乱正在不断加剧。
其实，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和思索一下，就会相信，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办法是有的，并且十分简单明了，完全切实可行，用人民的力量完全能够办到；没有采取这些办法，只是因为，纯粹是因为实行这些办法将触动一小撮地主和资本家的闻所未闻的利润。
情况确实如此。可以保证，任何一次演说，任何派别的报纸的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会议或机关的任何一个决议，都十分明确地承认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基本的主要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由国家实行监督、监察、计算和调节，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正确调配劳动力，爱惜人民的力量，杜绝力量的任何浪费，节约力量。监督，监察，计算，——这就是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首要办法。这是无可争辩的，是大家公认的。然而这也正是人们所不敢做的，他们唯恐侵犯地主和资本家的无限权力，唯恐侵犯地主和资本家靠抬高物价和军事订货（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为战争“服务”）而得来的空前的惊人的巨额利润，这种利润谁都知道，谁都看到，谁都为之惊叹不已。
可是国家方面丝毫没有实行稍微认真的监督、计算和监察。
政府不起任何作用
国家的任何监督、监察、计算以及要调整好这项工作的任何尝试，在各地不断遭到暗中破坏。只有幼稚到了极点的人才不懂得，只有虚伪透顶的人才假装不知道，这种暗中破坏是从哪里来的，是用什么手段进行的。因为银行家和资本家的这种暗中破坏，这种对任何监督、监察、计算的破坏，都是同民主共和的国家形式相适应的，同“革命民主”机关的存在相适应的。资本家老爷们很好地领悟到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一切赞成科学社会主义的人在口头上都承认的，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的朋友占据了部长、副部长等职位之后，就立刻把它忘掉了。这个真理就是：用民主共和的管理形式代替君主制的管理形式，丝毫也不会触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经济本质，相反地，只要把保护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利润的斗争方式改变一下，在民主共和制下照样可以顺利地保持这种利润，如同在专制君主制下一样。
当前有一种最新的、适应民主共和制的暗中破坏监督、计算、监察的手段，就是资本家在口头上“热烈”拥护监督“原则”，承认它的必要性（所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当然也是这样），不过坚持要“逐渐地”有计划地“由国家正规地”实施这种监督。其实，这种好听的词句不过是用来掩盖他们对监督的破坏，把监督化为乌有，使之有名无实，成为儿戏，把任何切实认真的步骤都搁置起来，建立各种非常复杂庞大、毫无生气的官僚监督机关，而这些机关完全依赖资本家，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也不可能做。
为了不致空口无凭，我们可以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找出一些证人。正是他们在革命头半年内在苏维埃中占多数，参加了“联合政府”，因此，他们在俄国工农面前，要对纵容资本家、对资本家破坏任何监督负政治责任。
在“革命”民主派的所谓“全权”（这可不是说着玩的！）机关中的最高机关（即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917年9月7日第164号上，登载了一个处理监督问题的专门机关的决议，这个专门机关也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的，并且是由他们把持的。这个专门机关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经济部”。它的决议正式承认，“政府所设调节经济生活的各中央机关不起任何作用”是事实。
难道还有什么证据比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亲手签字的这个文件更能证明他们政策的破产吗？
早在沙皇制度下人们就认为有调节经济生活的必要，并且为此也建立了一些机关。可是在沙皇制度下，经济破坏不断加剧，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革命共和政府的任务，本来是要立刻采取重大的坚决的措施来消除这种经济破坏现象。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刚一成立，就在5月6日的告全国人民的郑重宣言中，答应并保证实行国家监督和调节。那时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以及所有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都赌咒发誓说，他们不仅对政府的行动负责，而且他们所掌握的“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正在实际监视和检查政府的工作。
从5月6日到现在已经4个月了，在这漫长的4个月中，俄国因实行帝国主义的荒谬“进攻”而葬送了几十万士兵，在这期间经济破坏和灾难飞速逼来，夏季无论在水运方面，还是在农业和矿山勘探等等方面本来完全有可能做出许多事情，但是4个月之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竟不得不正式承认政府所设的监督机关“不起任何作用”！！
而现在（我写这篇文章正好是在9月12日民主会议[80]召开的前夕），这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俨然以政界大人物的姿态侈谈什么只要同工商界的基特·基特奇[81]之流，即同里亚布申斯基、布勃利科夫、捷列先科之流搞联合，以代替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事情还能补救！
试问，怎样来解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种惊人的盲目呢？是否应该把他们看作政界的黄口小儿？他们是由于极端鲁莽幼稚，才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是真心诚意而犯了错误，还是由于占据了部长、副部长、总督、委员等等许多职位，就必然产生一种特殊的“政治”盲目症？
监督办法是众所周知和轻而易举的
这里可能发生一个问题：也许监督的办法和措施是一种极端复杂困难、没有经过试验、甚至人们都不知道的事情吧？也许监督之所以迟迟没有实行，是因为立宪民主党、工商业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中的国家要人虽然已经累得满头大汗，用了半年的时间来探求、研究、发现监督的措施和办法，但这个任务过于困难而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吧？
唉！的确有人竭力想“蒙蔽”那些不识字的闭塞无知的农民以及那些不动脑筋而轻信别人的庸人，就把事情说成这样。其实，甚至沙皇政府，甚至“旧统治当局”在建立军事工业委员会时就已经知道监督的基本措施、主要办法和途径：把居民按各种职业、工作目的、劳动部门等等联合起来。可是沙皇政府害怕居民联合起来，所以极力限制和故意排斥这种众所周知、轻而易举、完全可行的监督办法和途径。
各交战国在遭到极端严重的战争灾难和不同程度的经济破坏和饥荒时，早已拟出、决定、采用并试行过一系列的监督办法。这些办法归结起来，总不外是把居民联合起来，建立或鼓励各种各样的团体，这些团体由国家派代表参加，受国家的监察等等。所有这些监督办法都是众所周知的，并且讲过许多，写过许多。各个参战的先进国家所颁布的有关监督的法律已经译成俄文，或者在俄国报刊上已作详细介绍。
假如我们的国家真正想切实认真地实行监督，假如它的机关不是甘当资本家奴才而注定“不起任何作用”，那么国家只要从大量可供选用的监督办法中把已经知道、已经采用过的办法随手拿来就行了。这里的唯一障碍，也是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向人民所隐瞒的障碍，始终在于：实行监督就会暴露资本家的骇人听闻的利润，就会损害这些利润。
为了把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任何一个愿意把俄国从战争和饥荒中拯救出来的真正革命政府的纲领问题）解释得更加明白，我们把这些最主要的监督办法列举出来，逐一加以考察。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个政府不是为了开玩笑才叫作革命民主政府，那它只要在成立的头一星期中，颁布法令（作出决定、发布命令）来实施最主要的监督办法，规定认真的而不是儿戏的惩罚办法，来处分那些用欺骗手段逃避监督的资本家，并号召居民自己来监视资本家，监视他们是否诚实执行有关监督的各项命令，只要这样，监督早就在俄国实现了。
以下便是最主要的监督办法：
（1）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并由国家监督它的业务，或者说实行银行国有化；
（2）把各个辛迪加即资本家最大的垄断组织（糖业、石油业、煤业、冶金业等等辛迪加）收归国有；
（3）取消商业秘密；
（4）强迫工业家、商人以及所有企业主辛迪加化（即强迫他们参加各种联合组织）；
（5）强迫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或者说鼓励加入并且对此实行监督。
现在我们把这些办法逐一地加以考察，看看它们在用革命民主手段来实行的条件下究竟具有什么意义。
银行国有化
大家都知道，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整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谈“调节经济生活”而避开银行国有化问题，就等于暴露自己的极端无知，或者是用华丽的词句和事先就拿定主意不准备履行的漂亮诺言来欺骗“老百姓”。
要监督和调节粮食的运送以至食品的生产和分配，而不监督和调节银行的业务，那是荒谬可笑的。这就象只抓偶然碰到的“几个戈比”，而闭眼不看成百万的卢布。现代银行同商业（粮食及其他一切商业）和工业如此密不可分地长合在一起，以致不“插手”银行，就绝对不能做出任何重大的、任何“革命民主的”事情来。
然而，国家“插手”银行也许是一种非常困难复杂的事情吧？有人常常就是竭力拿这一点来吓唬庸人，而这样做的当然是资本家及其辩护人，因为这样对他们有利。
其实，银行国有化决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也绝对没有任何技术上和文化上的困难，障碍完全来自一小撮富人谋求卑鄙的私利。人们常常把银行国有化同没收私有财产混为一谈，这应当归咎于散布这种混乱概念的资产阶级报刊，因为它们一心想欺骗公众。
银行所支配和银行所汇集的那些资本的所有权，是有印制和书写的凭据为证的，这些凭据就叫作股票、债券、期票、收据等等。在实行银行国有化，即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时，这些凭据一个也不会作废，一个也不会改变。谁的存折上有15个卢布，在银行国有化以后，他仍旧是15卢布的所有者，谁有1500万卢布，在银行国有化以后，他仍然握有1500万卢布的股票、债券、期票、货单等等。
那么，银行国有化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在于对各单个银行及其业务不可能实行任何真正的监督（即使取消了商业秘密等等），因为无法查出它们在编制资产负债表、虚设企业、成立分行、冒名顶替等等时所采取的种种极复杂、极纷繁、极狡猾的手段。只有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这种合并本身丝毫也不改变财产关系，再说一遍，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才有可能实行真正的监督，当然，同时还要采取上述其他各种措施。只有实行银行国有化，才能使国家知道几百万以至几十亿卢布流动的来去方向、流动的方式和时间。只有监督银行，监督这个资本主义周转过程的中枢、轴心和基本机构，才能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做好对全部经济生活的监督，做好对最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监督，才能做到“调节经济生活”，否则这必将仍然是欺骗老百姓的一句部长式的空话。只有把各个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对它的业务进行监督，再采取一系列简单易行的措施，才能真正征收到所得税，才不致发生隐瞒财产和收入的事情，而现在的所得税在极大程度上都落空了。
银行国有化只需颁布一项法令，银行经理和职员自己就会付诸实施。不需要国家设立任何特别机构和采取任何特别的准备步骤，这项措施只, 要下一道命令，就可以“一举”实现。因为资本主义既然发展到了通用期票、股票、, 债券等等的程, 度，那它也就恰好在经济上造成了实行这种措施的可能性。这里剩下的事情只是合并帐务。如果革命民主国家作出决定：立刻用电报通知在每个城市中召开银行经理职员会议，在各州和全国范围内召开银行经理职员代表大会，以便立刻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那么这一改革在几星期内就可以完成。当然，那些经理和高级职员会进行抗拒，竭力欺骗国家，故意拖延等等，因为这班老爷将会失去他们收入特别多的职位，再不能施展他们获利特别大的欺诈手段，全部实质就在于此。可是，合并银行并不会有丝毫技术上的困难，如果国家政权不只在口头上是革命的（即不怕破除一切因循守旧的积习），不只在口头上是民主的（即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维护一小撮富人的利益），那么，只要颁布一项法令，用没收财产和监禁的办法来惩治那些对事情稍有拖延和企图隐瞒文据报表的银行经理、董事和大股东；只要——比如说——把那些穷职员单独组织起来，并给他们中揭发富人的欺骗和拖延行为的人发奖金，银行国有化就可以极顺利极迅速地实行。
银行国有化对于全体人民，特别是对于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大众，而不是对于工人（因为工人很少同银行有来往），好处是非常大的。劳动将大大节省，假定国家仍保持银行原有职员的数量，那就是说，在使银行得到普遍利用方面，即在增加分行数目，银行业务便利公众等等方面会有极大的进步。正是对小业主，对农民来说，信贷将变得非常方便和容易。国家也就第一次有可能首先是考察一切主要的金融业务，不准加以隐瞒，接着监督这种业务，然后调节经济生活，最后是获得几百万以至几十亿的巨款，用于国家经办的大规模的业务，而不必再向资本家老爷们支付巨额“佣金”，作为他们的“酬劳”。正因为这样，而且只因为这样，一切资本家、一切资产阶级教授、整个资产阶级以及所有为它效劳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和波特列索夫之流，都怒火万丈地叫嚣反对银行国有化，臆造出几千个借口来反对这个极简单而又极必要的办法，这个办法即使从国家“防御”的观点，即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也有极大的好处，它可以大大地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
这里也许会有人反驳说：象德国和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做得非常好，为什么却没有想要实行银行国有化呢？
我们回答说：因为，这两个国家虽然一个是君主国，一个是共和国，可是二者都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既然是这样的国家，在实行它们所必需的改革时就要采用反动官僚的手段，而我们在这里说的则是革命民主的手段。
这个“小小的差别”有极重大的意义。关于这个差别，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照例不”想的。“革命民主”一语在我国（特别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那里）几乎成了一句口头禅，就象“感谢上帝”这句话一样，即使不是愚昧到相信上帝的人也常常会说的，或者象“可敬的公民”这个称呼，有时甚至也用来称呼那些《日报》或《统一报》的撰稿人，虽然几乎人人都看得出来，这些报纸是资本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创办和出钱维持的，因而所谓的社会党人参加这些报纸本身是很少有“可敬”之处的。
如果不是把“革命民主”当作公式化的装饰门面的词句，当作口头禅来用，而考虑到它的意义，那么要做一个民主主义者，就要真正重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只顾少数人的利益，要做一个革命者，就要最坚决最无情地打破一切有害的过时的东西。
无论在美国或德国，无论是政府或统治阶级，就我们所知，根本不追求“革命民主”这个称号，而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追求这个称号（其实是玷污这个称号）。
在德国一共只有四个全国性的私人大银行，在美国只有两个。对于这些银行的金融大王来说，用私下的、秘密的、反动的手段而不是革命手段，用官僚手段而不是民主手段来实行联合，比较容易，比较方便，比较有利；他们收买国家的官吏（这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成了通例），保持银行的私有性质，这正是为了保守业务秘密，正是为了从国家那里赚取亿万“超额利润”，正是为了确保金融诈骗勾当。
无论美国或德国，“调节经济生活”的结果都是给工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给农民）建立了军事苦役营，给银行家和资本家建立了天堂。这些国家的调节就是把工人“勒紧”到挨饿的地步，就是保证（在私下用反动官僚手段）资本家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润。
这种办法在共和制的帝国主义的俄国也完全可能实行，而且正在实行，不仅米留可夫之流和盛加略夫之流在实行，克伦斯基同捷列先科、涅克拉索夫、别尔纳茨基、普罗柯波维奇等等也在实行，他们也是用反动官僚手段来掩护银行的“不可侵犯”，掩护它们获取暴利的神圣权利。最好还是说真话吧：有人想在共和制的俄国用反动官僚手段来调节经济生活，可是，由于“苏维埃”的存在，“常常”难以实行，第一个科尔尼洛夫曾想驱散“苏维埃”，没有成功，第二个科尔尼洛夫又会竭力设法来驱散它的……
这就是真话。这句朴实的真话虽然很辛辣，但对人民的启发却比说什么“我们的”、“伟大的”、“革命的”民主等等动听的谎话要有益得多。* * *
银行国有化将会大大有助于保险事业的一并国有化，也就是把一切保险公司合并成一个，把它们的活动集中起来，受国家的监督。只要革命民主国家颁布一项有关法令，责令各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和大股东各自认真负责地毫不迟延地实行这种合并，那么，通过保险公司职员代表大会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立刻实现这种合并。保险事业方面的几亿资金是资本家投入的，全部工作是由职员进行的。把这一事业统一起来，就可以减低保险金，使所有投保者能够获得许多便利，并大大减轻他们的负担，在原有人力和资金的条件下可以增加投保者的数目。除占据肥缺的一小撮人的因循守旧和自私自利以外，决没有任何其他东西阻碍这种改革，而这种改革又能提高国家的“防御能力”，节省国民劳动，为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调节经济生活”又开辟一些极为重要的途径。
辛迪加国有化
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前的旧的国民经济体系不同，它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形成了一种极密切的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顺便说一句，要是没有这一点，任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在技术上都是不能实现的。由银行统治生产的现代资本主义，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发展到了最高峰。银行和各大工商业部门不可分割地长合在一起。一方面就是说，不采取步骤对工商业辛迪加（糖业、煤业、铁业、石油业等等辛迪加）实行国家垄断，不把这些辛迪加收归国有，而只把银行收归国有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就是说，要认真调节经济生活，就要把银行和辛迪加同时收归国有。
就举糖业辛迪加这个例子来说吧。这个辛迪加在沙皇制度下就已经建立起来，那时已把许多设备好的工厂合并为一个极大的资本主义联合组织，自然，这个联合组织充满了最反动的、官僚的气息，它保证资本家获得骇人听闻的高额利润，使职员和工人处于绝对无权的、卑*的、受压制的、奴隶的地位。国家在那时就已经对生产实行监督和调节——有利于资本巨头和富人的监督和调节。
这里要做的事情，只是发布一些简单的法令，规定召开职员、工程师、经理、股东的代表大会，采用统一的报表，由工会实行监督等等，从而把反动官僚方式的调节变为革命民主方式的调节。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然而正是这件事情至今还没有做！！事实上在民主共和制度下，在制糖业方面仍旧用反动官僚方式进行调节，一切都是老样子，浪费国民劳动，因循守旧，停滞不前，让鲍勃凌斯基之流和捷列先科之流大发其财。应当号召发挥独立主动精神，向民主派而不是向官僚号召，向工人和职员而不是向“糖业大王”号召，要不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用“联合”这些糖业大王的计划来模糊人民的意识，这本来是能够而且一定会在几天之内一举做到的。然而正因为同富人实行联合，政府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不起任何作用”也就完全不可避免了。[注]
［注：写到这里时，我在报纸上看到克伦斯基政府正在实行糖业垄断，实行的方式自然是反动官僚的方式，不召开职员和工人的代表大会，不明文公布，也不制裁资本家！！］
再拿石油业来说吧。资本主义先前的发展已经使石油业在极大程度上“社会化”了。两三个石油大王——就是他们操纵着几百万以至几亿资金，靠剪息票为生，从那个在事实上、技术上、社会意义上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并且已经由数百数千个职员、工程师等经营着的“事业”中获取惊人的利润。石油工业国有化是可以立即实行的，而且是革命民主国家必须做的事情，在国家经受极大的危机，必须千方百计节省国民劳动和增加燃料生产的时候，尤其如此。当然，官僚式的监督在这里不会有丝毫结果，丝毫不会改变情况，因为“石油大王”无论对付捷列先科之流、克伦斯基之流、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或斯柯别列夫之流，都象对付沙皇的大臣一样容易，对付的办法就是拖延、推托、许诺，以至直接和间接地收买资产阶级报刊（这就是所谓“舆论”，而这种“舆论”是为克伦斯基之流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所“重视的”），收买官吏（那些在原封未动的旧国家机构中被克伦斯基之流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留任原职的官吏）。
要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就必须从官僚制度转到民主制度，而且要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来实行这种转变，就是说，要向石油大王和股东宣战，用法令规定，如果他们拖延石油业国有化，隐瞒收入或报表，暗中破坏生产，不采取增产措施，就要没收他们的财产并处以监禁。应当唤起工人和职员的主动性，立刻召集他们开会和举行代表大会，只要建立起全面的监督并增加了生产，就分出一部分利润给他们。如果能在1917年4月立刻就采取这种革命民主的步骤，那么作为世界上液体燃料储量最丰富国家之一的俄国，就能够在夏季利用水运在供给人民必需数量的燃料方面做出许许多多的事情。
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或者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政府，都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玩弄了一套官僚主义的改良把戏，连一个革命民主的步骤也不敢采取。仍然是那些石油大王，仍然是那种停滞，仍然是工人和职员对剥削者的憎恨，仍然是这一基础上的瓦解，仍然是对国民劳动的侵占，一切都和沙皇制度下一样，改变的只是“共和国”各办公厅发文和收文上的名称！
至于煤炭工业，它在技术上和文化上同样“具备”了实现国有化的“条件”；掠夺人民的煤业大王在管理上也同样卑鄙无耻，工业家公然怠工、公然破坏和停止生产的桩桩事实有目共睹。甚至孟什维克部长的报纸《工人报》也承认了这些事实。那又怎么样呢？除了举行几次工人代表和煤业辛迪加强盗的代表各占“半数”的旧的反动官僚式的会议，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连一个革命民主的步骤也没有采取，丝毫也没有想到要建立唯一切实的来自下面的监督，即通过职员联合会，通过工人，用恐怖手段来对付那些危害国家、停止生产的煤炭工业家！怎么可以这样呢？要知道，我们“大家”都主张“联合”，不是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就是同工商界“联合”，而联合就意味着把政权留在资本家手里，让他们横行无忌，让他们阻碍事业，把一切都归罪于工人，使经济破坏加剧，从而准备新的科尔尼洛夫叛乱！
取消商业秘密
如果不取消商业秘密，对生产和分配的监督，要么仍旧是空洞的诺言——立宪民主党人用它来愚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又用它来愚弄劳动阶级；要么可能完全用反动官僚的办法和措施来实现。尽管这一点对任何不抱成见的人来说十分明显，尽管《真理报》一直坚持取消商业秘密［注］（为资本效劳的克伦斯基政府封闭《真理报》，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这件事），但无论是我们的共和政府或是“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对真正监督的这一首要条件连想也没有想过。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71—172、285、286—288、364—366、367—369、370—372页。——编者注］
这正是实行任何监督的关键。这一点正是那些掠夺人民并暗中破坏生产的资本家的最敏感之处。正因为这样，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也就害怕触及这一点。
资本家通常提出的、小资产阶级不加思索一再重复的理由，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绝对不容许取消商业秘密，因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各企业对市场的依赖，使商业帐目和商业周转（当然银行周转也在内）必须保持“神圣不可侵犯”。
凡是这样或那样地重复这种理由或类似理由的人，都是自己甘愿受骗，又在欺骗人民，他们闭眼不看现代经济生活中两个众所周知的极其重大的基本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大资本主义，这是银行、辛迪加、大工厂等等的经济特点。第二个事实就是战争。
现代大资本主义到处都在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正是它消除了商业秘密的任何合理性，使商业秘密成为虚伪的东西，成为只是掩盖大资本的金融诈骗行为和惊人利润的手段。大资本主义经济，就其技术本性来说，是社会化的经济，就是说，它为千百万人工作，它通过自己的各种业务把成百、成千、成万个家庭直接或间接地连在一起。这并不是小手工业者或一般农民的经济，他们根本不记商业帐，所以取消商业秘密同他们没有关系！
在大经济中，它的业务反正有几百人以至更多的人知道。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在这里并不是为生产或交换的需要服务的，而是为投机买卖和用极不正当的手段牟取暴利，以及真正的诈骗行为服务的。大家知道，在股份企业中这种诈骗行为特别流行，而且用伪造得足以欺骗公众的报表和资产负债表非常巧妙地掩盖起来。
如果说在那些生产本身还没有社会化、还是分散零星的小商品经济中，即在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中，保持商业秘密是必不可免的，那么在大资本主义经济中保护这种秘密，便是保护真正一小撮人的特权和利润而损害全体人民。既然规定股份公司必须公布报表，那就是说，法律也已经肯定了这一点，不过这种监督（这在一切先进国家以及俄国都可以实行）正是反动官僚式的监督，这种监督不是擦亮人民的眼睛，而是不让人民知道股份公司业务的全部真相。
按革命民主方式行事，就应该立刻颁布另一种法律：取消商业秘密，要求大企业和富人有最完备的报表，让任何一个公民团体（在民主的意义上说已达到相当人数的团体，譬如1000或10000选民）有权审查任何一个大企业的一切文据。这样的办法只要有一项法令就完全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只有这个办法才能通过职员联合会，通过工人联合会，通过各政党来调动人民对监督的主动性；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使监督成为认真的和民主的监督。
此外还要考虑到战争。现在绝大多数工商企业不是为“自由市场”服务，而是为国库、为战争服务。所以我已经在《真理报》上说过，用不可能实施社会主义这一理由来反驳我们的人是撒谎，是彻头彻尾的撒谎，因为这里所说的，不是要现在立刻直接实施社会主义，而是要揭露盗窃国库的行为[注]。
［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86—288页。——编者注］
为“战争”服务的资本主义经济（即直接或间接地同军事订货有关的经济）在法律保护下一直在盗窃国库，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和反对取消商业秘密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无非是盗窃国库的帮手和庇护者。
为了战争俄国现在每天耗费5000万卢布。每天5000万，这个数目大部分是付给军火商的。在这5000万中每天至少有500万，也许有1000万以至更大的数目成了资本家和同他们有某种勾结的官吏们的“正当收入”。特别是那些为军事订货提供贷款的大公司和大银行，在这里赚取了闻所未闻的利润，它们大发横财就是靠盗窃国库，因为这种乘战争灾难的“机会”，乘几十万、几百万人死亡的“机会”来欺诈和掠夺人民的行为，决不能叫作别的。
关于这种从军事订货中获得的可耻的利润，关于银行隐匿的各种“保证书”，关于靠物价飞涨发财的是些什么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社会上”也用嘲笑态度谈论着这些事，甚至那些通常避而不谈“不愉快的”事实、绕开“棘手”问题的资产阶级报刊，对这点也明确无误地多次提到。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都不说，都忍气吞声，都听任政府冠冕堂皇地谈论“监督”和“调节”！！
革命民主主义者，如果他们真是革命者和民主主义者，那他们就应该立刻颁布法律：取消商业秘密，责成军火商和商人公布报表，未经当局允许不得擅自丢弃他们所经营的业务，用没收财产和枪毙［注］来惩治那些隐瞒实情和欺骗人民的人，组织来自下面的、民主的检查和监督，即由人民自己，由职员联合会、工人联合会以及消费者团体等等实行检查和监督。
［注：我有一次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指出过，只有在剥削者为了维护剥削而用死刑来对付劳动群众的时候，才能认为反对死刑的理由是正当的。（参看本卷第90—93页。——编者注）不用死刑来对付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这是任何革命政府都未必能做到的。］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完全称得上是被吓倒的民主派，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重复所有被吓倒的市侩的话，说什么采用“过严的”办法，资本家就会“逃走一空”，说没有资本家“我们”就不行，说也许英法百万富翁也会因此“见怪”，而他们本来是“支持”我们的，如此等等。使人觉得，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从未试行过的东西，是“乌托邦”。其实早在125年以前，在法国就有过真正的“革命民主派”，他们真正相信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御的战争，他们真正依靠同样有这种真诚信念的人民群众，——这些人能够建立起对富人的革命监督，并且获得了举世钦佩的结果。而在这125年中，资本主义发展了，建立起银行、辛迪加、铁路等等，这就使工人和农民对剥削者，对地主和资本家实行真正民主监督的措施要容易和简单百倍。
就实质来说，监督的全部问题归根到底在于谁监督谁，就是说哪一个阶级是监督阶级，哪一个阶级是被监督阶级。直到现在，在我们共和制的俄国，在所谓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参与下，仍旧承认地主和资本家是监督者，仍旧让他们当监督者。结果，资本家激起人民公愤的掠夺行为就必然出现，资本家故意维持的经济破坏现象也就必不可免。应当不怕打破旧的，不怕大胆建设新的，坚决彻底地实行由工人和农民对地主和资本家的监督。而这正是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最害怕的事情。
强迫参加联合组织
强迫辛迪加化，即强迫参加联合组织，例如强迫工业家参加联合组织，在德国已经这样做了。这里丝毫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过错，共和制的俄国在这方面也是完全陷于停滞状态，这两个不那么可敬的政党还在和立宪民主党人，或者和布勃利科夫之流，或者和捷列先科及克伦斯基跳起卡德里尔舞[82]供俄国“消遣”。
强迫辛迪加化，一方面是国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推动，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普遍地使阶级斗争成为有组织的斗争，使联合组织的数量增加，名目繁多，作用增大。另一方面，强迫“联合化”又是任何一种稍微认真的监督办法和任何一种节省国民劳动的办法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例如，德国的法律责成当地或全国的制革工厂主组成一个联合组织，由国家派代表参加这个联合组织的董事会，进行监督。这种法律丝毫没有直接（指法律本身）触动财产关系，没有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也没有预先决定，这种监督是用反动官僚的方式、方针和精神来实施，还是用革命民主的方式、方针和精神来实施。
这种法律可以而且应当在我国立即颁布，哪怕一个星期的宝贵时间也不要失掉，让社会环境本身去规定实施法律的更具体的方式、速度以及监督法律实施的办法等等。为了颁布这样的法律，国家并不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专门的考察以及事先的调查，只要有决心同那些“不习惯”这种干预、不愿意丧失超额利润（按老规矩经营又不受监督而得来的）的资本家的某些私人利益断绝关系就行。
为了颁布这样的法律，并不需要任何机构，任何“统计”（切尔诺夫曾想用“统计”来代替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因为这种法律应当由工厂主或工业家本身，由现有的社会力量来实施，并由现有的社会（即不是政府的，不是官僚的）力量加以监督，不过这种社会力量一定要来自所谓“下层等级”，即来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因为这些阶级的英勇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和集体纪律，在历史上总是比剥削者高出无数倍。
假定我国有真正革命民主的政府，它规定每个生产部门中凡是雇用工人两个以上的工厂主和工业家都必须立刻参加县和省的联合组织。首先要责成工厂主、经理、董事、大股东始终如一地执行法律（因为这些人都是现代工业真正的领袖、真正的主人）。如果他们规避立刻执行法律的工作，就把他们当作逃避兵役者加以惩办，并实行连环保，各人用自己的全部财产担保，大家对一人负责，一人对大家负责。其次，所有职员也有责任执行这个法律，他们也必须成立一个团体，所有工人和工会也有责任执行这个法律。“联合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最完备、最严格和最详细的报表制度，而主要是把购买原料、销售产品、节省国民财力和人力方面的业务联合起来。分散的企业联合为一个辛迪加，就能大大节省，这是经济学告诉我们的，也是一切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的例子说明了的。应当再重复一遍，联合成一个辛迪加，这本身丝毫不改变财产关系，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这一点必须再三强调，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一直在“吓唬”中小业主，说社会党人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想“剥夺”他们；这种说法显然是骗人的，因为社会党人就是在完全的社会主义变革时也不想剥夺、不能剥夺并且不会剥夺小农。我们说的始终只是最紧迫最必要的办法，这些办法在西欧已经实现了，凡是稍微彻底一点的民主派都应当立刻在我国采取这些办法，以便同日益逼近的不可避免的灾难进行斗争。
如果要小的和极小的业主都参加各种联合组织，那无论在技术上或者文化上都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因为他们的企业非常分散，技术简陋，业主本人又不识字或无知识。然而正是这些企业可以不包括在这项法律之内（我们在上面假设的例子中已经指出了），即使不把它们联合起来，更不用说联合得晚一些，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障碍，因为为数众多的小企业在生产总额中的比重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意义都是微不足道的，况且这些企业通常都是这样或那样地依赖大企业的。
有决定意义的只是大企业，这种企业在技术和文化方面已经具备了“联合化”所必需的手段和人力，所缺少的只是革命政权调动这些人力和手段所必需的严厉无情地对待剥削者的那种坚决果断的主动精神。
国家愈缺乏受过技术教育的人才和一般知识分子，就愈迫切需要尽可能迅速、尽可能坚决地下令实行强迫联合，而且要从大的和最大的企业开始，因为正是联合才能节省知识分子，才能充分使用和更合理地调配这些力量。既然沙皇政府统治下的穷乡僻壤的俄国农民，努力排除政府所造成的无数障碍，也能在1905年以后，在成立各种联合组织方面大大跨进一步，那么现在大工商业和中等工商业的联合自然就能够在几个月内实现，或者还要快些，只要真正革命民主的政府能强制执行，能依靠“下层”即民主派、职员、工人的支持和参加，使他们从中得利受益，并且号召他们起来实行监督。
调节消费
战争迫使所有交战国和许多中立国都实行了调节消费的办法。面包配给证出世了，成了很普通的现象，接着又出现了其他各种配给证。俄国也不例外，也采用了面包配给证。
然而，正好用这个例子，我们也许可以把对付灾难的反动官僚办法同革命民主办法作一个最鲜明的对比，前一种办法力求局限于最微小的改革，而后一种办法要名副其实，首要任务就是强制地同过时的老一套决裂，尽可能加快事情的进展。
采用面包配给证，是目前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消费的一个典型例子，它的任务，它所要做到的只有一点（至多也只能做到这一点）：把现有粮食分配得让大家够吃。规定最高消费量的远不是一切食品，而只是几种主要的“大众”食品。如此而已。别的就再也不管了。官僚式地统计现有存粮，按人口分配，规定定量，付诸实施，这样就算完事。奢侈品是不涉及的，因为这些东西“反正”很少，“反正”很贵，“人民大众”是买不起的。所以在无一例外的所有交战国中，甚至在德国这样一个无可争辩地可以说是最准确、最精密、最严格调节消费的模范国家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富人一直不受任何消费“定量”的限制。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大家”谈起来都是加以嘲笑的。德国社会党的报刊（有时甚至是资产阶级的报刊），不管德国军营般森严的书报检查机关如何横暴，经常登载一些短评和消息，报道富人的“菜单”，披露富人在某某疗养地（凡是……有钱的，都可以托病到那里疗养）可以无限制得到白面包，富人吃的是难以见到的珍馐佳肴，而不是大众食品。
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害怕损坏资本主义的基石，雇佣奴隶制的基石，富人经济统治的基石，害怕发挥工人以及所有劳动者的主动性，害怕“煽起”他们的要求；这样的国家除了面包配给证，其他什么也不需要。这样的国家在任何时候采取任何一个步骤，都不会忽略自己的反动目的：巩固资本主义，不使它受到损害，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尤其在调节消费方面，仅仅采取一些使人民不致挨饿所绝对必需的办法，而决不打算真正调节消费，就是说，并不想监督富人，并不想把战时更多的负担加到那些在和平时期养尊处优、享有特权、饱食终日的富人身上。
用反动官僚办法解决战争向人民提出的任务，就只限于实行面包配给制，平均分配那些生活绝对必需的“大众”食品，一点也不放弃官僚主义和反动性，就是说，一点也不放弃自己的目的：不调动穷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平民”）的主动性，不容许他们监督富人，更多地为富人留下享受奢侈品的漏洞。在所有国家中，重复一句，甚至在德国，更不消说俄国了，这样的漏洞是留得很多的，“老百姓”在挨饿，而富人却到疗养地去，除官方规定的很少一点定量外，还得到各种“补贴”，而且不许别人对自己监督。
在刚刚完成了反对沙皇制度、争取自由平等的革命的俄国，在按实际政治制度来说一下子就成了民主共和国的俄国，大家看到富人可以轻易躲过“面包配给制”的限制，这特别使人民感到刺眼，特别引起群众的不满、恼怒、痛恨和愤慨。他们这样做非常容易。他们“暗地里”用特别高的价格，尤其是“依靠交情”（这种交情只有富人才有），就能得到一切，而且数量很大。人民却在挨饿。调节消费受到最狭窄的官僚反动的框框的限制。政府方面丝毫没有想到，丝毫没有设法根据真正革命民主的原则来进行这种调节。
“大家”都吃到排队买东西的苦头，可是……可是富人却派仆人去排队，甚至雇用专门的仆人来做这件事！这也叫作“民主制度”！
在国家经受空前的灾难的时候，为了战胜当前的灾难，革命民主政策应不限于实行面包配给制，还要加上以下的办法：第一，强迫全体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因为不这样就无法充分贯彻对消费的监督；第二，对富人实行劳动义务制，要他们无报酬地在这些消费合作社中从事文书之类的劳动；第三，把一切消费品真正平均分配给居民，使战争的重负真正平均分担；第四，实行监督，要使富人的消费受到居民中贫苦阶级的监督。
在这方面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在组织人民中最贫苦阶级实行监督方面表现真正的革命性，就能大大推动现有的每个知识分子努力工作，就能发挥全体人民真正的革命干劲。然而现在，共和制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俄国的部长们，和他们在其他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同行一样，说些“为人民利益共同劳动”、“调动一切力量”这样的漂亮话，可是人民到底还是看到了、感受到了、觉察到了这些话的虚伪性。
结果是踏步不前，瓦解现象日趋严重而无法控制，灾难日益逼近，其原因在于：按照科尔尼洛夫方式，按照兴登堡方式，按照一般帝国主义方式来让工人服军事苦役吧，我国政府无法做到，因为革命的传统、记忆、痕迹、习惯和制度还活生生地存在于人民之中；真正认真地沿着革命民主的道路前进几步吧，我国政府又不愿意，因为它完全依赖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搞“联合”，生怕触犯资产阶级事实上的特权，这样就把它浑身上下都束缚住了。
政府破坏民主组织的工作
我们探讨了战胜灾难和饥荒的各种办法和方法。我们处处都看到了，以民主派为一方，以政府以及支持政府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为另一方，彼此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证明这些矛盾不仅我们说存在，而且在实际上存在，为了证明这些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已为具有全民意义的实际冲突所证实，只要提一下我国革命半年来的历史中两个特别典型的“总结”和教训就够了。
帕尔钦斯基“当权”的历史是一个教训。彼舍霍诺夫“当权”和垮台的历史又是一个教训。
上述各种战胜灾难和饥荒的办法，实质上就是要从各方面鼓励（直到强迫）居民，首先是民主派即大多数居民“联合化”，也就是说首先鼓励被压迫阶级，鼓励工人和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联合化”。为了克服战争所带来的空前的困难、重担和灾难，居民自己已经自发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沙皇政府曾千方百计地阻挠居民自动地和自由地“联合化”。但在沙皇君主制崩溃后，民主组织便在俄国各地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自发的民主组织，即各种供给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燃料会议以及诸如此类的组织，进行了克服灾难的工作。
在我国革命半年来的全部历史中，在这个问题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自称为共和的革命的政府，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革命民主派全权机关”的名义支持的政府，竟反对民主组织，并且搞垮了这些组织！！
帕尔钦斯基由于进行这个斗争，臭名传遍了俄国。他藏在政府背后进行活动，而不在大庭广众公开出面（所有立宪民主党人也喜欢以这种方式活动，乐意推出策列铁里来“对付人民”，自己却在暗中包办一切重要事情）。帕尔钦斯基阻挠和破坏了自发民主组织的一切重大措施，因为任何一项重大措施都不能不“损害”基特·基特奇之流的无限利润和专横气焰。而帕尔钦斯基正是基特·基特奇之流的忠实卫士和奴仆。事情弄到这种地步，——这是报上公布过的事实——帕尔钦斯基竟公然下令撤销自发民主组织发出的指示！！
帕尔钦斯基“当权”的全部历史（他“当权了”好几个月，而且正是在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切尔诺夫当“部长”的时候），完全是一部讨好资本家、为了资本家的卑鄙私利而践踏民意、破坏民主派决定的见不得人的丑史。自然，报纸上能够发表的只是帕尔钦斯基“功绩”的极小一部分，要把他阻挠克服饥荒的罪行彻底查清，只有无产阶级的真正民主的政府才能做到，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会把帕尔钦斯基及其同类人物的案件毫不隐匿地提交人民审判。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帕尔钦斯基只是一种例外，他不是已经被赶走了吗……可是问题正在于：帕尔钦斯基不是例外，而是通例；赶走了帕尔钦斯基，情况丝毫也没有改善；代替他的只是一些名字不同的帕尔钦斯基罢了；资本家的全部“影响”，为讨好资本家而破坏克服饥荒的全部政策，仍丝毫没有触动。因为克伦斯基之流不过是维护资本家利益的屏风而已。
对这一点的最明显的证明，就是粮食部长彼舍霍诺夫退出内阁。大家知道，彼舍霍诺夫是个最最温和的民粹派。可是他在组织粮食工作方面很想老老实实地做些事情，同民主组织取得联系，把它们作为依靠。彼舍霍诺夫的工作经历和退出内阁之所以更值得注意，是因为这个极温和的民粹派分子，这个“人民社会”党党员，虽然决心同资产阶级作任何妥协，还是不得不退出内阁！原因是克伦斯基政府为了讨好资本家、地主和富农而提高了粮食的固定价格！！
请看玛·斯米特在9月2日《自由生活报》[83]第1号上对这个“步骤”及其意义的描写吧： “在政府决定提高固定价格的前几天，全国粮食委员会里曾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右派代表罗洛维奇这个顽固维护私人商业利益、激烈反对粮食垄断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人，洋洋得意地当众宣布，据他所知，粮食的固定价格很快就要提高了。
而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回答说，他丝毫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只要革命还在俄国进行，决不会有这种事，不同民主派的全权机关经济委员会和全国粮食委员会商量，政府无论如何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农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也同意这个声明。
但是，可惜！事实对这个反声明作了非常严酷的修正：言中的不是民主派的代表，而是有产者的代表。关于准备侵犯民主派权利这件事，他消息很灵通，而民主派的代表连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也愤慨地加以否认。”
总之，无论工人代表或农民代表，都以绝大多数人民的名义明确地申述了自己的意见，而克伦斯基政府为了资本家的利益却反其道而行之！
罗洛维奇这个资本家的代表对于民主派不知道的那些事情，消息是非常灵通的，这正象我们常常看到而且现在还能看到的情形一样：资产阶级报纸《言语报》和《交易所小报》对于克伦斯基政府中所发生的事情，消息是非常灵通的。
这种消息灵通说明什么呢？显然说明资本家有自己的“门路”，并且在事实上掌握着政权。克伦斯基是一个傀儡，他们要怎样使用他，就怎样使用他，要什么时候使用他，就什么时候使用他。千百万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成了一小撮富人利润的牺牲品。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怎样回答这种令人愤慨的嘲弄人民的行为呢？也许他们已经发表了告工人和农民书，宣告干这种事情的克伦斯基及其同僚只配进监狱吧？
根本没有这回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仅仅以他们所把持的“经济部”的名义通过了一项我们已经提到的虚声恫吓的决议！他们在这个决议中声称，克伦斯基政府提高粮食价格是一种“有害的办法，使粮食工作以及全国经济生活遭受莫大的打击”，说实施这些有害的办法是公然“违反”法律的！！
这就是妥协政策的结果，这就是向克伦斯基讨好并想对他“宽恕”的政策的结果！
政府讨好地主和资本家这些富人，采取这种对整个监督工作、粮食工作和整顿摇摇欲坠的财政的工作有害的办法，就是违反法律，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继续谈论同工商界达成协议，继续同捷列先科磋商，继续宽恕克伦斯基，只是通过了一纸决议表示抗议，但就是这个决议也被政府若无其事地束之高阁了！！
这里特别清楚地揭示了一个真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背叛了人民和革命，而布尔什维克才是群众（甚至包括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群众）的真正领袖。
这是因为，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才能肃清克伦斯基之流所造成的混乱现象，才能恢复被克伦斯基及其政府所破坏的粮食、供给等等的民主组织的工作。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极其明显地看出，布尔什维克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即做好粮食和供给工作、满足工人和农民的迫切需要这样的利益，这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动摇的、不坚决的、真正叛卖性的政策正好相反，他们的政策竟使国家干出了提高粮价这种可耻的事情！
财政破产和挽救的办法
提高粮食固定价格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价格的提高意味着更多地滥发纸币，物价更加高涨，财政紊乱加剧，财政破产逼近。大家都认为，滥发纸币是一种最坏的强制性借款，它使工人这一部分最贫困的居民境况尤其恶化，它是财政混乱的主要祸害。
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支持的克伦斯基政府恰恰采用了这种办法！
要认真克服财政紊乱和必不可免的财政破产，除用革命手段同资本的利益决裂，组织真正民主的、“来自下面的”监督，即工人和贫苦农民对资本家的监督之外，也就是除前面我们所说的办法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滥发纸币就是鼓励投机，让资本家靠投机大发横财，并且给亟需扩大的生产造成莫大困难，因为材料、机器等等的价格日益昂贵，不停地飞涨。富人把投机得来的财富隐瞒起来，那该怎么办呢？
可以对数额很大和极大的收入征收税率很高的累进所得税。继其他帝国主义政府之后，我国政府也实行了这个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多半是落空的，是一纸空文，因为第一，货币贬值愈来愈快，第二，收入来源愈是靠投机，商业秘密保守得愈严，隐瞒收入也就愈厉害。
要使税收实际可靠，不致落空，就必须实行实际的而不是停留在纸上的监督。如果监督仍然是官僚式的，那就不可能对资本家实行监督，因为官僚本身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里，不管是君主国也好，共和国也好，整顿财政完全靠实行“劳动义务制”，而实行的办法就是让工人服军事苦役或者说沦为军事奴隶。
反动官僚式的监督是帝国主义国家（法国和美国这两个民主共和国也不例外）把战争重担转嫁给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唯一手段。
我国政府政策的基本矛盾就在于：为了不同资产阶级闹翻，不破坏同它的“联合”，就不得不实行反动官僚式的监督，同时为了不断欺骗人民，又把这种监督叫作“革命民主的”监督，这样就激起了刚把沙皇制度推翻的群众的愤怒和痛恨。
其实，只有采取革命民主的办法，把工农被压迫阶级，把群众联合在各种团体中，才能对富人实行真正的监督，才能最有效地与隐瞒收入的行为作斗争。
现在正在大力鼓励用支票流通的办法来防止滥发纸币。这种办法对穷人没有意义，因为穷人反正是过一天算一天，一星期就完成一次“经济周转”，把挣来的很少几个钱又还给资本家。对于富人，支票流通则有巨大的意义，特别是在实行银行国有化和取消商业秘密之后，支票流通就能够使国家真正监督资本家的收入，真正抽他们的税，真正把财政体系“民主化”（同时加以整顿）。
但是这里的障碍正是那种害怕侵犯资产阶级特权、害怕破坏同它的“联合”的心理。因为不采取真正革命的办法，不使用极严厉的强制手段，资本家就不会服从任何监督，不会公开自己的收支情况，不会向民主国家“申报”储藏的纸币。
联合在各种团体中的工人和农民，只要把银行收归国有，实行一切富人都必须依法执行的支票流通的办法，取消商业秘密，规定没收隐瞒收入者的财产，等等，就能非常容易地使监督成为真正的和普遍的监督，正是这种对富人的监督，能使国库发行的纸币从一切拥有和隐藏纸币的人手中交还国库。
为此就必须有革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派的革命专政，就是说，为此民主派就必须成为真正革命的民主派。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关键。这正是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愿意做的事，他们打着“革命民主”的旗帜来欺骗人民，实际上支持资产阶级的反动官僚政策，而资产阶级总是遵循下列原则：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après nous le déluge”）[84]！
我们平常甚至没有察觉到，所谓资产阶级所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种反民主的习惯和成见是如何深刻地侵蚀了我们的心灵。某个工程师或银行家公布工人的收支情况，公布关于工人工资及其劳动生产率的材料，被认为是非常合理合法的事情。谁也不认为这是侵犯工人的“私生活”，是工程师在“侦探或告密”。资产阶级社会把雇佣工人的劳动和工资看作自己的公开帐簿，任何一个资产者都有权随时查看，随时揭露工人如何“奢侈”、如何“懒惰”等等。
可是，如果反过来进行监督呢？如果职员、办事员和仆役的团体应民主国家的邀请来检查资本家的收支情况，公布这方面的材料，协助政府与隐瞒收入的行为作斗争，那又会怎样呢？
那资产阶级就会大嚷大叫地反对“侦探”，反对“告密”了！“老爷”监督仆役，资本家监督工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人们认为被剥削劳动者的私生活并不是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有权要求每个“雇佣奴隶”报帐，有权随时公布他的收支情况。而被压迫者要监督压迫者，要查清他的收支情况，要揭露他的奢侈生活——哪怕在战争期间，在这种奢侈生活已经直接引起了前线军队的饥饿和死亡的时候——啊，那可不行，资产阶级是不容许“侦探”和“告密”的！
问题归结起来还是在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和真正革命的真正民主的制度是不可调和的。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如果害怕走向社会主义，那就决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
害怕走向社会主义能不能前进？
以上所说的，很容易引起那些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流行的机会主义思想侵蚀的读者的反驳，说这里描述的实质上多半不是民主的措施，而已经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了！
这种在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上常见的（用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流行的反驳，是对落后的资本主义的一种反动的司徒卢威式的辩护。他们说什么我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实施”社会主义还为时过早，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应该做资产阶级的奴仆（虽然法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125年以前就对一切压迫者，即地主和资本家采取了恐怖手段，从而使革命成了伟大的革命！）。
那些替资产阶级效劳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也转到他们那边去了）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不懂得（从他们这种意见的理论根据来看）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什么是国家，什么是革命民主制。因为，懂得这些东西的人决不会不承认，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
大家都在谈论帝国主义。但是帝国主义无非是垄断资本主义。
俄国的资本主义也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点可以由“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糖业辛迪加等等充分证明。而这个糖业辛迪加又使我们亲眼看到垄断资本主义怎样转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什么是国家呢？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的组织，例如在德国便是容克和资本家的组织。所以德国的普列汉诺夫分子（谢德曼、伦施等人）称之为“军事社会主义”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得简明些，就是使工人服军事苦役，使资本家的利润得到军事保护。
如果试一试用革命民主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摧毁一切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容克资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会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
因为，如果资本主义大企业成了垄断组织，那就是说，它面向全体人民。如果它成了国家垄断组织，那就是说，由国家（在革命民主制的条件下，国家就是居民的、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组织）来指导整个企业。但是为谁的利益服务呢？
——或者是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服务，那就不是革命民主国家，而是反动官僚国家，是帝国主义共和国；
——或者是为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服务，那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
在这里，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客观的发展进程是这样：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从垄断组织（战争使垄断组织的数目、作用和意义增大了十倍）向前进。
或者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那就不能害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或者害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象普列汉诺夫、唐恩、切尔诺夫那样，借口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实施”社会主义等等来非难这些步骤，那就必然会滚到克伦斯基、米留可夫和科尔尼洛夫那边去，即用反动官僚式的手段来压制工农群众的“革命民主的”要求。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我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也就在这里。
在整个历史上，特别在战争期间，站在原地不动是不可能的。不是前进，就是后退。在用革命手段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20世纪的俄国，不走向社会主义，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这些步骤为技术和文化的水平所制约和决定．在农民的耕作业中“实行”大机器经济固然不行，在糖业生产中要取消大机器经济也是不行的），就不能前进。
害怕前进，那就意味着后退，而克伦斯基之流先生们在米留可夫之流和普列汉诺夫之流的欣然赞赏下，在策列铁里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的愚蠢帮助下，正是这样做的。
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 * *
对于社会主义问题，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抱着学理主义的态度，即根据他们背得烂熟但理解得很差的教条来看待的。他们把社会主义说成是遥远的、情况不明的、渺茫的未来。
其实，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
什么是普遍劳动义务制呢？
这就是在最新的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前进了一步，是朝着按照某一总计划来调节整个经济生活的方向，朝着节省国民劳动、防止资本主义加以滥用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在德国，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是容克（地主）和资本家，所以它对工人来说必然成为军事苦役。
可是这一制度如果由革命民主国家来实行，那么请想一想，它会有怎样的意义呢？由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实行、调节、指导的普遍劳动义务制，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了。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巨大步骤，在保持充分民主的条件下，除非对群众施加空前未有的暴力，决不可能从这样的步骤退到资本主义去。
消除经济破坏和战争问题
既然谈到战胜日益逼近的灾难的办法问题，我们就得说明一下另外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关系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之间、罪恶的掠夺战争和正义的民主战争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上面已经指出，我们所描述的一切战胜灾难的办法，会大大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换句话说，会大大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不把侵略战争变为正义战争，不把资本家为了本身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变为无产阶级为了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那么这些办法就不能实施。
情况确实如此。实行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同时取消商业秘密和实行工人对资本家的监督，不仅可以大大节省国民劳动，可以节省人力和物力，而且会使居民中的劳动群众即大多数居民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大家知道，在现代战争中，经济组织是有决定意义的。在俄国，粮食、煤、石油、铁都很充足，在这方面，我国的状况比欧洲任何一个交战国都好。如果在用上述办法消除经济破坏时，发挥群众在这方面的主动性，改善群众的生活状况，实行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俄国就能利用自己的革命和自己的民主制度把整个国家的经济组织水平大大提高。
假如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同那些阻挠一切监督办法、暗中破坏生产的资产阶级搞“联合”，而在4月间就使政权转归苏维埃，并且不把自己的力量用在玩弄“更换阁员的把戏”，用在争取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分享部长、副部长等等官位，而是把力量用来领导工农实行他们对资本家的监督，领导工农进行反对资本家的战争，那么俄国现在就会成为一个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造的国家，成为一个土地归农民、银行国有化的国家，也就是说，在这些方面（而这是现代生活极其重要的经济基础）会超过所有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
实现了银行国有化的国家，它的防御能力即军事实力超过银行留在私人手里的国家。土地由农民委员会掌握的农民国家，它的军事实力超过保留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国家。
人们常常拿法国人在1792—1793年所表现的英勇爱国精神和奋勇作战的奇迹作例证。但是，他们常常忘记了当时唯一可能造成这种奇迹的物质条件，即历史经济条件。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摧毁过时的封建制度，使全国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过渡到自由的农民土地占有制，并且是以真正革命民主主义者那种迅猛、果敢、坚韧和忘我的精神来实现这种过渡，——这就是那些用“神奇的”速度挽救了法国，把它的经济基础加以改造、加以革新的物质经济条件。
法国的例子告诉我们的唯一的一点就是：要使俄国成为具有防御能力的国家，要使俄国也出现群众英勇奋斗的“奇迹”，就必须用“雅各宾式的”无情手段来扫除一切旧的东西，在经济上革新俄国，改造俄国。这在20世纪不是光靠推翻沙皇制度（法国在125年前就已经不限于此了）就能办到的。这甚至也不是光靠用革命手段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我们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背叛了农民！），光靠把土地转归农民就能办到的。因为现在是在20世纪，只有对土地的统治，而没有对银行的统治是不能改造和革新人民的生活的。
18世纪末，法国在物质方面即生产方面的革新是同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革新，同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政（当时民主派还没有同无产阶级分开，无产阶级几乎还同民主派融合在一起），同向一切反动势力宣布的无情战争联系着的。全体人民，特别是群众即各被压迫阶级，都充满了无限的革命热情；大家都认为当时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御战争，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革命的法国抵御了反动君主制欧洲的侵犯。不是在1792—1793年，而是过了很多年，在国内反动势力取得胜利以后，拿破仑的反革命专政才把法国进行的战争由防御战争变成了侵略战争。
俄国的情况怎样呢？我们继续在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这个战争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是同其他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遵照沙皇同英国等国的资本家签订的秘密条约进行的，这些条约允许俄国资本家掠夺别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利沃夫、亚美尼亚等等。
只要俄国还没有提出缔结公正的和约，还没有同帝国主义断绝关系，从俄国方面来说，战争仍然是非正义的、反动的侵略战争。战争的社会性质和它的真正意义并不是由敌军盘踞在什么地方决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是这样想的，他们堕落到了无知农夫的庸俗水平）。决定战争社会性质的是战争所继续的是什么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由哪一个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
引导群众去参加履行秘密条约的掠夺战争，还指望群众表现热情，这是不可能的。革命俄国的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日益清楚地认识到战争的罪恶性质，资产阶级不仅不能打消群众的这种信念，群众对战争的罪恶性质的认识反而日益提高了。俄国两个首都的无产阶级已经完全成为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了！
这里怎么谈得上群众拥护战争的热情呢！
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是彼此紧密联系着的。没有人民在果敢地实现伟大的经济改造中所表现的大无畏的英勇精神，就不能使国家成为具有防御能力的国家。而不同帝国主义断绝关系，不向各国人民提出缔结民主的和约，不用这种办法把侵略的、掠夺的、罪恶的战争变为正义的、防御的、革命的战争，就不能激发群众的英勇精神。
只有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完全彻底地同资本家断绝关系，才能挽救我们的革命，挽救我们这个被帝国主义的铁钳钳制着的国家。
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
目前俄国的民主派要想成为真正革命的民主派，就应当同无产阶级结成最紧密的联盟，一起前进，支持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所进行的斗争。
分析了同规模空前的不可避免的灾难作斗争的办法问题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
战争造成了如此重大的危机，使人民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达到如此紧张的地步，使整个现代社会组织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因此人类必须作出抉择：要么是灭亡，要么是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最革命的阶级，以便最迅速最激进地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
由于许多历史原因（俄国比其他国家落后得多，战争带给它的困难特别大，沙皇制度腐朽透顶，1905年的传统还充满活力），俄国比其他国家先爆发了革命。革命在几个月以内就使得俄国在政治制度方面赶上了先进国家。
但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严酷地尖锐地提出问题：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
这是可能的，因为在我们面前摆着许多先进国家的现成经验以及它们在技术和文化方面的现成成就。欧洲日益高涨的反战浪潮，全世界工人革命日益发展的气氛，给我们以精神上的支持。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极为罕见的革命民主的自由正激励着我们，鞭策着我们。
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在这样的时刻，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态度证明布尔什维克的老提法（只要形式上相应地作些改变）是正确的，即必须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挽救革命。
而农民在整个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是人数最多的。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担任了反动的角色：他们让农民继续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引导农民去同资产阶级联合，而不是去同无产阶级联合。
革命的经验迅速地教育了群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反动政策正在破产：他们已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中遭到失败[85]。在这两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的内部都有“左的”反对派在成长。1917年9月10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社会革命党市代表会议上，趋向于同无产阶级联盟而拒绝同资产阶级联盟（联合）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三分之二的多数。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重复资产阶级所喜爱的对比方法，即拿资产阶级与民主派作对比。但是，这种对比实质上就象拿尺与斗作对比那样荒谬。
有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也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只有对历史和政治经济学都十分无知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所以要作这种不正确的对比，是为了掩盖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那就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还有一个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阶级的经济地位，必然会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小资产阶级拉去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他们整个“联合”的实质、整个联合内阁的实质、克伦斯基这个典型的半立宪民主党人的全部政策的实质就在这里。在这半年的革命中，这个政策已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立宪民主党人幸灾乐祸，说革命遭到了破产，革命既没有消除战争，也没有消除经济破坏。
这话不对。遭到破产的是立宪民主党人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因为半年来是这个联盟在统治俄国，而且在这半年中使经济破坏加剧了，使战争局势变得更加混乱、更加困难了。
资产阶级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破产愈彻底，人民受到教育也就愈快。人民也就会更容易地找到正确的出路，那就是：贫苦农民即大多数农民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
1917年9月10—14日
1917年10月底由波涛出版社彼得格勒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在第34卷第151—199页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宁全集第32卷1917.7-1917.10/列宁全集(第2版)
[79]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这篇著作是1917年9月在芬兰赫尔辛福斯写的，1917年10月由波涛出版社印成了小册子。在此以前，它的最后两章《消除经济破坏和战争问题》、《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曾发表于1917年10月1日（14日）《工人之路报》第25号。——181。
[80] 全俄民主会议是根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召开的，1917年9月14—22日（9月27日—10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苏维埃、工会、陆海军组织、合作社和民族机关等方面的代表共1582人。这个会议是为解决政权问题而召开的。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以后，妥协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失去了在苏维埃中的多数地位，他们便伪造民主会议，企图以此代替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建立新的联合临时政府，使政权继续留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力图把国家纳入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轨道，阻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布尔什维克参加了民主会议，目的是利用会议的讲坛来揭露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9月18日（10月1日），布尔什维克党团在民主会议上宣读了党中央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宣言，给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们的妥协政策以尖锐批评。9月19日（10月2日），会议就政权问题进行表决，结果是赞成同资产阶级联合而把立宪民主党排除在外（四分之三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的代表反对联合）。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决议案，由于妥协派内部的分歧只得到了183张赞成票。9月20日（10月3日），民主会议主席团通过决定，由组成会议各集团分别派出名额为其人数15％的代表组成常设机关——预备议会，以履行民主会议的职能。成立预备议会是企图造成俄国已经建立了议会制度的假象。但是9月25日（10月8日）组成的新的联合临时政府把一大批立宪民主党人及其他资产阶级地主组织的代表补充进预备议会，并且限制了它的权利和职能。根据临时政府批准的条例，预备议会仅仅是它的谘询机关。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于9月21日（10月4日）决定从民主会议主席团召回布尔什维克，但不退出会议，同时以9票对8票决定不参加预备议会。由于双方票数大体相等，问题又交给民主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讨论，结果却以77票对50票作出了参加预备议会的决议，并经中央批准。列宁批评了布尔什维克在对待民主会议问题上策略错误，坚决要求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集中力量准备起义。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讨论了列宁的建议，不顾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等人的反对，作出了退出预备议会的决定。10月7日（20日），在预备议会开幕那天，布尔什维克代表宣读声明后退出。10月25日（11月7日），预备议会被赤卫队解散。——187。
[81] 基特·基特奇（季特·季特奇·勃鲁斯科夫）是俄国剧作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无端遭祸》中的一个专横霸道、贪婪成性的富商，这里用作工商界大亨的代称。——187。
[82] 卡德里尔舞是一种有四人参加、分为两对的民间舞蹈，在欧洲颇为流行。——202。
[83] 《自由生活报》（《Свободая Жизнь》）即《新生活报》。1917年9月2—8日（15—21日）《新生活报》被临时政府封闭期间，曾用这个名称继续出版。——210。
[84] “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句话据说出自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路易十五在位时横征暴敛，榨取全国钱财来维持宫廷奢侈生活，根本不顾人民死活，曾说他这一辈子已经足够，死后管它洪水滔天。——215。
[85] 指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政治决议案首次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中获得通过。1917年8月31日（9月13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会议以279票赞成、115票反对、50票弃权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决议案。决议案坚决否定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号召将全部政权转交给苏维埃，并提出了在国内进行革命改造的纲领。几天后，9月5日（18日），莫斯科苏维埃也以355票的多数通过了类似的决议案。9月25日（10月8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进行改选，苏维埃选出的主席团基本上由布尔什维克组成。列·达·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取代了孟什维克尼·谢·齐赫泽。同时，维·巴·诺根当选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取代了孟什维克列·米·欣丘克。——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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