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称三本书让他信仰马克思主义

[导读]毛泽东1936年对斯诺的谈话中称，有三本书建立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一本就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鲁迅称赞陈望道说：“把这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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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者陈望道

原标题为：造访陈望道得到的新史料

今年是陈望道诞辰120周年。我1949年11月28日到复旦大学任教时第一次拜见了陈望道，他给了我诸多勉励。当时，我任教中国现代革命史，1955年调新闻系改教中国新闻事业史。因我感到在这方面的知识浅薄，特在到新闻系的次年（1956年）登门向陈望道求教，受到很大启发。1963年3月18日，我偕本专业的丁淦林老师，再次造访陈望道先生。我们把两次访问记录，合成《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回忆》一稿。这里结合这篇访谈稿的情况，谈谈有关陈望道的几个问题。

关于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历史细节——鲁迅称赞道：“把这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1920年初，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赴沪途中，二人曾相商建党问题。陈独秀于2月抵沪后，就把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作为一项紧要任务。他得知陈望道留日时对马克思主义原著了解颇多，特请《星期评论》社的戴季陶函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感到，这是适应我国革命文化界迫切需要的一项重任。他在“浙江一师”的实际斗争中，感到自己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严重缺乏，这也是一次让自己潜心学习的良好机缘。于是，他以高涨的热情接受了这一翻译任务，在一间破旧的柴屋里，冒着时时袭来的寒风，花了平时译书的数倍时间，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在1920年4月译完，这是我国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起初出版困难，直至1920年8月才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首次出版，付印前由陈独秀作了校阅。当时销售的形势大好，初印千余本被抢购一空，之后不断重印，至北伐期间1926年5月，已先后印了17版。陈独秀在该书出版后，迅即寄给北京的李大钊及其他领导。毛泽东1936年对斯诺的谈话中称，有三本书建立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一本就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鲁迅称赞陈望道说：“把这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这本书的印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译本中最多的。

■关于参加建党的重要活动——陈望道主编《新青年》时，对稿件采取某种宽松态度，主张不同思想倾向的稿子，可以照登

陈望道于1920年4月末来沪后，与陈独秀建立了密切联系。当时，建党成为他们整个工作的核心。于是，一些新的重要任务兴起了，居于首要地位的是对工人阶级的组织与教育。他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担任了3个月的劳工部长，亲自下厂组织工会、开办职工补习学校、指导斗争，成就是很大的。可是，这些他未曾有过的工作经历，与他的秉性并不甚适应。他在“一师”斗争中所表现出的高水平文化宣传，仍然是建党工作中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报刊宣传成了当时他所承担的主要任务。

这期间，陈望道拥有两大报刊的宣传阵地。影响最大的是扬名全国的《新青年》月刊，他来沪后即被陈独秀任为编辑，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宣传，深受赞誉。1920年11月，陈独秀调赴广州工作，陈望道担负起该刊主编的重任（八卷五号开始）。他对此很认真，为便于工作，将自己的住地搬到了渔阳里陈独秀寓所。楼上是《新青年》编辑部，楼下是当时上海建党小组的办公室。陈望道称，他和参加编辑工作的“李汉俊、沈雁冰、李达等，天天碰头商讨问题”。他非常注意坚持该刊原有的优良传统，但又着力进行一些适应形势的改革。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对稿件采取某种宽松态度。当时的《新青年》已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党刊了，但他认为对原有作者一些不同思想倾向的稿子，可以照登。这既可以扩大影响，使他们跟过来，又可以在舆论高压政策下，起掩护作用。《新青年》还增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着力宣传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不断发展的新成就，鼓舞人民奋勇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另一报刊宣传基地是《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该刊的主编是与陈同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邵力子（陈曾寄居邵家），他们相互合作得很好，邵忙时陈就代为编辑。在当时激烈的思想斗争中，《觉悟》奋起和《新青年》并肩战斗。不同的是，《新青年》打的是实力拼搏的“阵地战”，而《觉悟》副刊进行的是机动灵活的“游击战”。陈望道在和我们谈话时称：“我们常常利用它来进行游击性的战斗。”《觉悟》副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文章约50余篇。《觉悟》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不着意发表系统性专论，而是注意从社会实际生活的体验中、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探讨与争论中精心阐发，参与者大多为学校师生和知识青年，文字朴实，通俗易懂，社会影响很大。

■关于上海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名称——陈望道提到“内部叫共产党”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期间，上海出现的第一个组织，就是1920年5月成立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年8月，陈独秀召集包括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开会，决定成立上海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书刊上纷纷称其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或就其性质称“共产党发起组”，避用“中国共产党”称呼。有些文稿中虽提及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一史实，但其正文仍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如胡绳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就是这样。近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2002年版），发现在介绍上述1920年8月会议时，直称“取名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词消失了。这是我所见的第一次，这种尊重历史事实的精神，令人赞赏。陈望道是1920年8月会议的参加者，当然知道其组织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一情况。可是，他在和我们的谈话中却未提及，只是讲了一句“内部叫共产党”，也算透露了一些实情。

陈望道对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一名称的认识，在1920年8月前不存在什么问题。其后，他和大家一样，放弃“中国共产党”真名，而采用盛行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不同之处在于，他同时把“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列为党的发起组名称。这种情况，他在和我们的谈话中常有发生。如把1920年末他接替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刊物”。对于陈望道把“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列为上海党的发起组名称，我认为还是有其道理的。因为这一新建的党组织成员，差不多全来自“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领导成员并无变动，所奉行的纲领也是一脉相承。在这种情况下，说它也属上海党的发起组，是有合理依据的。不过，这里也要分清“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1920年8月前后之别，其前三个月不在本讨论之列。

■关于未参加“一大”、退党的问题——陈望道称：“同陈独秀意见不合，做法有距离”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望道被确定为代表，却不去参加。一般的说法是，因为当时陈独秀到处说陈望道和李汉俊要夺他的权，争当书记，陈遂愤而拒参。但陈望道仍是共产党员，不久出任新成立的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1922年5月该委员会改选时，因他正式提出辞呈，不再当选，就此也离开了共产党。

陈望道离党的原因，在和我们谈话中称是“同陈独秀意见不合，做法有距离”。其他场合也有类似的说法。1923年，党组织曾派沈雁冰劝说陈望道取消退党。他称：“我既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故我，我如何又能取消退党？”

看来，陈独秀蛮横的家长作风，工作上专断的做法，是造成陈望道退党的直接原因，这当时是大家的共识。但我又想，把这看作全部缘由所在，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当时党还处于初创时期，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规程，党员的组织观念也相应淡薄，这和陈的退党有很大关系。这里我尤其要指出的是，陈望道本人具有某种自由散漫的秉性问题。他的挚友邵力子称：“陈望道好静，喜欢搞研究工作，不习惯于经常过组织生活”（朱顺佐：《邵力子传》）。在“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就团体组织问题投票时，他赞成：建立严密组织的团体，“但是自己不能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同上）。他还不了解组织性对党的工作的重要性，曾对沈雁冰说：“我在党外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

但是，陈望道退党后（包括宣布退党期间），一直忠诚于党的事业，不论何时何地都真心实意地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于退党的错误也渐有悔悟，解放后他曾作恳切的检讨，并于1957年重回党的怀抱。他和陈独秀的关系，原来还是密切的。在和我们的谈话中，他说陈独秀对革命工作“很有勇气，胆大，能吃苦，没有架子，也能身体力行”，发生矛盾后也渐有改善的表现。1940年秋，陈望道去四川重庆任教时，和同时寄居四川江津的陈独秀曾有一次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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