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服裤什么面料:晋商、徽商与现代商帮的道德差异

晋商、徽商与现代商帮的道德差异  

隋唐之间的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武士貜（武则天之父），可以说是晋商的鼻祖。李渊父子从河东起兵，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河东精卒、武氏的财力，以及三晋的地理优势，李渊父子得以袭取关中，最后奄有天下。武氏因之被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武氏以富商从政，从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从某种意义上，也延续了河南濮阳人吕不韦的经商之道。后世晋商利己惠国，恐怕血脉盖由于此。

由于李唐王朝，五代诸国，帝王将相多出于河东，宋卫之间，忙于封侯拜将的晋人还不屑于商贾，直至明末，这种局面才根本改观。明代将相，多出于淮泗、江左、山东。朝廷重心在江淮和幽燕，晋人为改变山河贫瘠，功名难再的局面，才图利求存求大，转而经营财货，以边地贸易为重。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即呼和浩特市旧城）贸易。这里地接山陕,而没有沙漠阻隔，直接以河套与山西贯通，自然是晋人先得通商之利。清兵入关后，军费递增，财政困难。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由是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后金政权采纳此议，对晋商多有招抚，由是渐渐由口外，把贸易做到大江南北。顺治初年，清廷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入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至康熙、乾隆，南北征战，东西杀戮，多有晋商供货其中，享有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遂以财力扶持大军，渐渐自成规模，富甲天下，形成了天下无商不晋的局面。

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从1656年到1888年，晋商建在全国各地的山西会馆有500余座之多。晋商以这些会馆为依托，拜关公崇忠义，团结乡人联合发展，缔造了自己的商业帝国，甚至影响清帝国的政经决策。自明末至民初，左右着全国的经济大势。可谓利在春秋，功在家国。

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鼎盛时期。徽州涵盖今安徽省黄山市、绩溪县及江西婺源县,位居长江下游，地处江汉浙赣交界，有水陆交通之便。但地多山区，不利农耕，乡民遂以诗书耕读传家，兼营徽州特产纸张与茶叶。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8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植根扬州，雄飞于中国商界。财富曾经占有全国总资产的4/7。因为诗书礼乐传承，徽商亦儒亦商，辛勤力耕，讲求仁义礼智信，又能吃苦，赢得了“徽骆驼”的美称。活动范围遍及城乡，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徽商进入黄金时代，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商人集团首位。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从商者70%，极盛时还要超过。商业全覆盖，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泰国）、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无论晋商、徽商，在儒家修身立命，利惠天下道义教诲下，都信守三条原则。其一是以国为本，不忘保家卫国，反对侵略。可以说，青史无处不有晋商、徽商爱国的记载。其二是以诚信无欺为核心。士大夫、缙绅和小商贩皆半儒半商，诗书礼乐，兴家安邦，形成了一代儒商阶层。奉行买卖公平、童叟无欺，绝不制假贩假，坑蒙拐骗、囤积居奇的处世为人原则，建立了影响深远，以商德为核心的一代商帮。其三是以消费者为上帝，表现在价实、货真、量足、守义上。也即商品价格公开透明，薄利多销；商品质量上乘可靠，经久耐用；商品计量守信无贰，买卖公平；经营服务信守承诺，周到详尽。晋商、徽商的这三条古老道德，保证了经济活动的正常有序，商业交换的公平公正和信誉，实际上维护了社会的安宁和谐，促成了经济的发展进步，也促成了自身的繁荣和经久不衰。

清末民初，因为战争、赔款和三座大山对民生经济的掠夺，传统的以晋商和徽商为代表的中国十大商帮先后衰微。只有沿海一带，因为兼顾海外贸易，甬商，闽商、粤商尚在苦苦支撑局面。到新中国成立，因为单一所有制和计划经济，商帮消弭于无形。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多种经济形式并存，沿海地区有通海之便，信息、交通发达，经济基础扎实，而人民富有探索冒险精神。所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率先启动。瓯商（温州）敢为人先，以家庭作坊和小型工场，从名牌仿制入手（假货），先声夺人，利用改革开放之初，物资商品紧缺，属于卖方市场的契机，逐渐做大作强。最后到做真货，做品牌，由皮鞋行业、制衣行业、电器行业到小家电、轻工产品制作，崛起了一大批中国的企业家群。后来，有买办传统，善于利用近海便利进行海上贸易和金融投机的甬商（宁波）驾轻就熟，带动婺商（金华）、龙游商、南浔商、台州商等，从丝绸、电器、汽车、建筑、影视文化、金融做起，成就了新一代浙商群，影响遍及世界，贸易做到欧美。而新粤商从潮汕开始，逐渐遍及梅州、东莞、佛山、江门、茂名及广东全境，由食品加工业到小家电、家电、电子产品、造纸，陶瓷，从劳动密集型工厂及外销起家，使广东率先进入经济最发达地区和商品输出大区。京商后起于浙粤，却有浙商、粤商没有的背景优势。他们或依托于权势背景，或依托于高科技基础，或轻车熟路于外贸领域、微电子领域、信息通讯领域、房地产领域，手眼通天，耳聪目明，近水楼台先得月，又有政策扶持优势，大多没有经历浙商、粤商和其他地域商帮那样的反复曲折和艰难创业的历程，而在巨人的肩膀上捷足先登，成就了许多一代巨富。闽商则利用通海之便，从走私开始，或者如莆田商人从制药、保健品（包括假药）开始，积累第一桶金，然后以新型私营医疗机构洗钱成为正式合法企业家。

至于山东，在学习温州模式的基础上，利用自己的优势，从原材料工业做起，形成了鲁商群，也使山东的经济有了历史性的飞跃。苏南商则借助沪东和长三角的开发，台商的助阵，以人才优势、区位优势、市场优势、交通优势，辐射海内外而后来居上。从而与前三大商帮一起促进了改革开放以后民营企业的崛起和国家经济的腾飞（仅浙江一地，2007年，民营经济，也即浙商，就创造了60%以上的税收,76%的外贸出口）。为GDP的高速持续增长，解决新增劳动力就业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天下熙熙，皆为利往；天下攘攘，皆为利来”的穷则思变的新形势下，新一代商帮，严格说并未成型定性。他们鹊起之初，眼睛盯着发财致富，并无一定成规。在一切朝钱看的功利思想下，少了点社会责任，社会公德和某种利国惠民，造福桑梓的晋徽商风范。除了依靠科技、制造业、长途贩卖，开山采矿发迹外，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多以农民的狡黠，无视法规而从事过各种走私，制假、投机、甚至坑蒙拐骗的勾当和营生。这就是中国商界三氯氰胺、甲醛名酒、苏丹红、瘦肉精、数不清名目的各种食品添加剂和其他化学代用品泛滥的原因之一。无论浙商、粤商、京商、闽商，既没有前徽商、晋商那样约法三章，按一定之规，奉行利国惠民，造福桑梓准则的行业组织，也没有一定的公行的信仰道德来约束本乡土商贾的买卖原则和行为。所以，他们和前晋商、徽商在人品、道德、社会声誉上相去远矣。也许，随着法制社会的建立，商人本身约束自己，奉行公德蔚然成风，他们才能升华成真正的一代影响国计民生，造福家国的商帮。

任何国家，和古代一样，发展商品交换都需要一个度，这就是必须以强大的持续发展的，技术升级、更新换代的能源、新材料、制造业——实业为基础，不能以商业喧宾夺主。限于体制，自2003年以后，国家掌控上游企业、抓大放小的结果，某种程度上促使了国进民退。因为权力以国家的名义将重要的市场、广阔的有效益的生产部门掌控在自己手中，形成垄断，而主要的商品生产销路——能源和战略物资也被国家控制，银行信贷又以各种名义扶持国有垄断企业而很少为民营企业输血，提供信贷支持。遇到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即2008年以美国次货危机为先声的经济颓势。外贸不畅，利润下滑，资金链断裂，成本增高的制造业，也即民营企业大规模地倒闭关门，使中国民营资本，新一代商帮又重新面临专制时代民间资本缺少出路的危机。在一个信念、信仰缺失、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环境里，以经济效益为先而缺乏古代晋商、徽商传统道德和家国责任的新商帮在将大量资金转移到煤炭等能源行业又受阻的情况下，只能转向金融投机——投资股市或金融期货，或者干脆投资房地产，促其暴涨来囤积居奇牟利，而不愿再甘冒制造业出路萎缩，收益下降的风险，更不愿投资制造业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所以，大肆制假造假，制毒，成为他们中的一些不法分子钻政策空子，贿赂地方官员，买卖通行证，非法牟利的有效手段。这样，商帮或将崩溃；或将由推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动力变为扰乱市场和金融秩序，大肆投机钻营的奸商而成为国之蛀虫。经济困局中商帮的消极作用还在于对金融业的负面影响。假如商帮将大量资本从银行转移，转而进行金融投机和房地产博弈，或者干脆携款移民国外，中国的银行业怕经受不住如此重大的打击而变成空壳。因为，银行业存款60万亿元，属于银行自身的虚拟资产仅仅是开动印钞机器十年间多印的63万亿人民币的一部分，其他大部分则是民间存款和民间资本存款，及国有、民营工商企业以流动资金为主体的存款。如果商帮资本大规模地从银行撤退，毫无疑问，浙商、粤商、京商们的现金提取会引发民间的挤兑潮，从而抽空库存现金，迫使多家银行停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衰退和社会动乱。日本由房地产危机引发的持续十年的经济萎缩已给我们提供了先例。此难道不是商帮伤邦？

虽然工商皆本，但不能因商而废主业。假若全民经商，全民炒股和投机房地产，而不事发展生产，振兴实业，真正的财富，源头的财富从何而来？假如企业倾向于制假造假，以次充好，中国制造业的信誉从何而来，何以占据国内外市场而使消费者信任有加而必欲倚赖？商品流通是依靠商品交换中的差价来换取财富，本身不能创造实际的财富。一个国家归根结底要靠综合实力，而不仅仅是虚假的商业繁荣来发展自己。涸泽而渔，则鱼有尽的一天；童山取薪，则薪尽而祸至。所以，商帮可以兴邦，过犹不及，超越了度，也可能伤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