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瘦腿袜跑步:中国人的日本人化

“日本中毒”的意思，不如说是“中毒的日本”。这些“毒”，严格说来其实并非日本独有，凡是所谓的“发达国家”、“大都市”几乎都要经历。可问题是，在“哈日”之风如此盛行，中国都市年轻人不断膜拜日本流行文化的如今，“中毒的日本”是不能不为远见之士所必须提防的，我们总不该“与日俱下”。然而，从历史上看，中国人一路走来，似乎正在逐步“日本人化”。

随便举个例子。各位读者（尤其是男性）都扪心自问一下：有谁是没有看过日本的AV的？我们受了多少AV的影响，可曾想过？且不讲饭岛爱去世时的举国哀悼，也不提苍井空来沪时的万人空巷，单说我们看待一些性爱视频流传网络时的心态，就与看AV时的心理模式颇为类似。比如今年年初的“兽兽门”事件，数以万计的网民争相下载观看当事人翟凌的性爱视频，虽然众口一词谴责有伤风化，可是有几个人不同时是在享受意淫的呢？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许还比不上日本人的开放。在日本，随便走进一间便利店，就可以看到货架上公然出售成人杂志；地铁里，无论是打扮普通的大叔，还是衣冠楚楚的上班族，手握一本成人杂志阅读根本不会引来大惊小怪的。观看即是观看，在性观念上日本人早已摆脱了“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心理阶段。

如果你觉得我这么说是在为色情业呐喊，甚至是在赞美日本人，那就错了。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在“视色情为浮云”、“性开放”等外衣笼罩下的社会背景。

另一个例子是援助交际。根据汤祯兆的研究，“援交”在日本已经存在至少有几十年，在台湾、香港也有不短的历史。倘若不是因为前几年有“援交”少女惨遭杀害并被肢解的新闻暴出，这件事早已为人默认并行之正常。一般我们说起“援交”，总是咬牙切齿痛骂少女“不自爱”，牺牲肉体去换取金钱。可是，我们有没有考虑过“援交”之所以盛行，其背后的社会原因何在？没错，假如只有一两个少女去做“援交”，我们可以认为那是个别人“不自爱”；但当“援交”成为一股风潮，网上、手机上比比皆是类似信息时，我们便不能再单纯地把问题归结于个体的“不自爱”。根据日本社会学者青木雄二在其著作中的说法，“当日本经济不景气，普通连锁店食肆的时新可以低至600日元，而一次援助交际的回报往往有两三万日元，只要试过一次，想要再认真做兼职可谓难上加难”。所以，当知道以上背景时，或许我们更应该责问的是为什么社会工资会这么低，为什么这些花季少女不能找到一份收入正常的工作，而不止于用“下贱”、“卑鄙”一类词汇咒骂“援交”少女。我不清楚时下在中国内地“援交”少女的数量有多少，可是物价飞涨，迷信名牌，“拜物教”盛行等等“类日本现象”是有目共睹的。条件好的、学历高的女孩子可以选择嫁入富贵人家，但剩下的那些人怎么办，会不会也走上日本“援交”少女的老路？收入的两极分化实在令人堪忧。

收入两极分化几乎是每一个“大都会”都要遭遇的问题，不管是东京、香港还是纽约、伦敦。君不见，在如此富裕、文明的香港，穷人可以穷至家里连电饭煲都买不起的地步。收入两极分化使富人愈富、穷人愈穷，同时也会在社会上形成一批“被边缘化的人”。2007年1月，日本关东青年赤木智弘发表《想猛揍“丸山真男”——31岁飞特族。希望：战争。》一文，述说自己每晚都要通宵达旦工作，月薪只有10万日元，无车无房，不得不被迫与父母同住的“无望人生”。最可怕的是，他竟提出“希望战争论”。在他看来，那些认为战争悲惨的人，都是身有恒产的既得利益者；对他这种什么也没有的人来说，战争意味着社会资源的再分配，等于重新洗牌，他不可能再失去什么，战争等于使他多了一次机会，何乐而不为呢？这种“戾气”，正是在社会不公平的背景下萌芽的，一旦突破临界点就有可能形成思潮。别忘了“二战”的大背景，正是1929至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经济的因素可以影响一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大都市”由于人口密度高、流动性大、环境复杂等原因，是很容易形成各种社会问题的，没必要紧张，解决了这个，还会来那个。我们只要正视这些问题，然后将其摆平即可。不过，谁也不希望问题太多。于是，能够避免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汤祯兆的《日本中毒》，旨在“揭穿日本，预警中国”。我们中国人很厉害，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奇迹；更有经济学家提出“后发优势”，说明后行者比先行者更得天独厚，可以绕过前行者走过的不少冤枉路。我觉得《日本中毒》这本书，正是“后发优势”的一个体现，正在“日本人化”的中国人，应该清醒看到日本人身上的这些“毒素”，我们不要重蹈覆辙。用李敖的话说：臭鸡蛋闻一闻就可以扔掉了，难道非要亲口去尝，才知道是臭鸡蛋吗？我们中国人聪明得很，我们不要去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