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衣流行趋势:范曾《我记得-那一缕炊烟》

　　我当时七八岁，懵懵懂懂，只知道先是二兄于1945年去了香港，1946年大兄又离家远行。他们二人在家时，住西屋，两张破床。二兄是文艺气质极浓的人，不问政治，自顾作诗、写字、吹箫；大兄则思想左倾，一天到晚看书。二人偶然发生路线斗争，争吵几句，最严重的一次是有一晚大兄二兄大打出手，大兄当头给了二兄一巴掌，二兄则拿起小榔头作兵器，想敲大兄的脑瓜，在父亲的怒斥下停战。我则吓得大哭，事后倒是二位兄长来哄我玩，其时穷窘殊甚。大兄送我一只料器无足的小犬，二兄给我一块糖了事。二兄说，我的字和八指头陀（敬安大师）的字相似，命我抄八指头陀的诗稿，每抄完数页，给我一块糖。而大兄则叫我唱“在胜利的九月，祖国，你从英勇斗争里解放……”二兄远行时，我写了“南无阿弥陀佛”几个字给他祝福，而大兄之逃逸则是我睡了一觉起来，父亲风尘仆仆地回来后才知的。童年的孤独是最无援无告的，二位兄长是我的偶像，以为他们是天底下最有本事的人。而今我只有在家中自己练字，再也没有二兄的欣赏、大兄的赞扬了。这孤寂的年月中，最快乐的事，是等待二兄的信，他总会在香港弄到一些外国邮票来给我收藏。还有令我对大兄深怀感激的是有一天他寄给我一个小木盒，其中有十只高可三寸的石猴，都是一个动作捧着桃子蹲坐着。南通地摊上出卖的石猴都是一寸大小的，动作也完全一样。我一下子成了拥有至宝的巨富，每天给它们洗澡，然后让它们排队躺在我枕边，与我同时入寝。

　　1949年对我家是充满了阳光的，入城的解放军，个个和蔼可亲，分别暂住在老百姓的家中。父亲已得到大兄的信息，知道他1948年年底又去到苏北，拿着大兄的相片，问一个排连长模样的人。他们安慰父亲，说好像在部队里见过这个人。终于有一天，大兄竟背着一个盒子炮回来了，一身灰军装，腰里扎着皮带。倒不像电影中常见的见到家人还行什么军礼，像过去一样依旧叫一声“父父”、“娘奶”，我则哇的一声哭着奔向大兄的怀抱，这倒使大家乐极悲来了。二兄不久也回来探亲，教我唱“解放军，向南开，我们受苦的老百姓，天天盼望你们来……”阖家团聚之乐，非一言可尽者。

　　我其时十一岁，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也难免对自己有影响。看到上海印的儿童画刊上，有云某家鼠患，主人养猫捕鼠，鼠一绝迹，主人则把猫赶走。有一天大兄回来，我拿着画刊问大兄，这猫就是蒋介石，鼠就是日本人，现在日本人被赶跑了，你们又把蒋介石赶跑了，是不是如此？大兄起先一惊，继之大怒，讲了四个字：“胡说！放屁！”大兄一辈子只骂过我这一次，大概也只给过二兄一个巴掌。一般说来，长兄如父，他对我们都是十分爱怜的。后来，我很琢磨过这“胡说，放屁”四字的深刻内涵和大兄愤怒的原因，终于内心里原谅了大兄的詈骂。

　　这其后几年，大兄当上南通市委宣传部科长、南通市报副主编，恋爱、结婚，写书出版，这是大兄生命史上最幸福的日子。

　　1957年，反右开始，父亲是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反右的座谈会上慷慨陈词，在报纸上发表《好小子，你来吧》，意思是无产阶级的铁拳头正等着你呢。然而不久大兄被作为南通市大右派揪出，反党言论虽然没有，但江苏省委领导来视察，以大兄的气质，不知逢迎为何物，加上犟脾气，好顶牛，于是被敏锐地发觉大兄有反党情绪。倒霉的大兄被省里的大吏坚持定为“右派”，打入另册。大兄当然不服，不过这次的大发脾气适成极右的阶级本性。终于有一天大兄真的要去劳改了，他回到家中长跪于父母亲面前泣不成声。父母亲扶起他，母亲说：“你是品学兼优的好人，我们知道，去吧，无以家为念。”此后，我家由革命干属而成地富反坏右之属，每于苦中作乐。我常嘲讽父亲，您那“好小子，你来吧”，应改为“好儿子，你来吧”，父亲苦笑而已。此后很多年，我已名满国中，到南京，当年整过大兄的人杯酒迎迓时，他们固不知这范曾的兄长会姓王，叫王子昌（大兄范恒参加革命后改名王子昌），我却深知面前的这些断狱老吏，正是他们把大兄推向人生苦难的深渊。

　　1957年到1971年大兄逝世，这14年大兄受的是难以言喻的折磨，无法一一详述，略举其大者：“四清”时，大兄劳改的乡村中，有一地痞“四清”工作组干部，本人五毒俱全，而阶级立场特坚。他把全村的地富反坏右一一捆绑掷向村边大树下，一个个吊打致残甚至致死。大兄平日在村中待人极好，村民忧其不堪，在混乱嘈杂中命一小童以剪刀断其绳索，劝其快逃。大兄爬起，夤夜步行奔回家中，找到革命挚友、时任南通市长的曹从坡。宅心仁厚而又顾念旧情的曹从坡兄立刻各方面通融、联系，把大兄上调到南通市图书馆整理古籍。对于这项工作，以家学渊源而又博通经史、学贯中西的大兄，真是如鱼得水。两年中他分类编目著录，对图书馆贡献至巨。其间他更把家藏的珍本图书，上溯十二世的诗人范国禄的《十山楼诗稿》和曾祖范伯子先生的《三百止遗》，在父亲的同意下，捐献给图书馆。这是一个身在苦难之中、无路请缨、报国无门的人对祖国的一份拳拳之爱。

　　大兄住在家中，父亲无法安慰这长空折翅的爱子，只有在萧瑟的囊橐中挤出一些钱，买一些可口的小菜和好酒，等待大兄下班归来。今天我每当听到《北国之春》“家兄酷似老父亲，一对沉默寡言人。可曾闲来愁沽酒，偶尔相对饮几盅”时，都不免潸然泪下。

　　两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兄又被揪到工厂劳改。工人中有几个平日里吊儿郎当的，这时成了风云人物，对大兄下手之重是令观者失色的。他们斗争他、抽打他，甚至弄残大兄的腰椎，直到大兄去世，他的腰上总围勒着一条宽宽的皮带，以支撑身体不使蜷瘫。每天晚上回来，大嫂哭着给那皮开肉绽的受伤处上药包扎，等待着的是第二天更残酷暴虐的抽打。即使如此，大兄没有叫过一声痛，他继续读毛主席的著作，做了很多的笔记，也写了不少深自忏悔的诗作。这其中，他没有任何虚伪，他直到死，都认为苦难是自己的改造不力，以致违背了党的教导，是罪有应得。大兄读《资本论》的笔记和其他读书杂录数百万字，都在“红卫兵”的一把火中化为灰烬，这其中饱含着大兄晨昏昼夜的心血。大兄被造反派反背着手，低头向着烈焰，看着自己的生命在火光中消逝。

　　大兄爱上了酒，那是没有丝毫浪漫的诗人意味的。他拼命地劳动，被殴打、读“毛著”、喝劣质的酒，然后睡去。在把他划为“右派”之后，十几年他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二十年后再重新入党”。然而他没有等到那一天。1971年他终于病倒，是直肠癌。酒，尤其劣酒，绝对是腐肠之鸩。大兄在医院中，其精神深深感动了医生和护士，他们说，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意志力如此坚强的人。他从来没有哼过一声痛，只是越来越频繁地请护士注射度冷丁，在麻木中昏厥过去。清醒的时候，他睁大着两只眼，等待脱去“右派”帽子的消息。这是大兄抗拒死亡的最后一点希望，但是人们并没有满足他。

　　没有追悼会，火化的那一天十分凄凉，大嫂泪眼已干，她知道自己深爱的人，学识那么渊博，人品那么崇高，而今天他去得何以如此的寂寞。我和几个侄儿在场，我看着轻烟从火化炉烟筒中飞出，啊，大兄！啊，大兄！

　　人生天地之间，谁非沧海之涓滴、宇宙之微尘？而生命的奄忽又只是一刹，“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往事似烟，人们恐怕总还有不泯的良知，而这良知总会汇聚着扎起无形的花环，献给我亲爱的大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