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浦口创业特别社区:军统、中统特务始终无法打入延安的原因

边区保安处“拓荒”

隐蔽战线斗争一直是受到党中央重视的。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5日，西北政治保卫局就以原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中的政治保卫局干部为基础，在瓦窑堡正式成立，负责西北苏区和红军中的肃反、保卫工作。保卫局首任局长为王首道，1936年2月后由周兴接任。1936年6月，保卫局随中央迁至保安(今志丹县)，1937年1月迁到延安棉土沟。1937年9月，西北政治保卫局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负责陕甘宁边区的锄奸、肃特保卫工作。在延安隐蔽战线斗争史上，边区保安处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一把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利剑。

边区保安处处长一直由周兴担任，担任副处长的有杜理卿、谭政文、刘海滨、刘秉温、赵苍璧、李启明、李甫山等人。

边区保安处成立之初，完全是一穷二白，缺乏干部，没有情报资料，就连办公用房都没有。但是这一切困难一点也难不倒这些经历过长征的老战士，他们自己动手，在延安棉土沟开挖了十余孔窑洞，基本解决了办公生活用房的问题。

在陕甘宁边区，治安、情报、反间谍工作则由边区保安处负责。边区保安处设有保卫部、地方部、检察部等机构，下辖各县保安科。为了加强地方保安工作，1941 年底，在边区保安处之下又设立四个保安分处——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分处，相当于地区机关。后来又成立延属分区，形成五大分区的布局。保安处统辖边区的警察力量，各县有一个排至一个连的武装(称警卫队、治安队或特务队)，保安处直辖保安团。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从陕甘宁边区保卫处、检查处等部门抽调部分干部战士，组建延安市公安局管辖的延安市警察队，加强了延安城的卫戍力量。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连毛泽东都穿补丁裤子。但延安警察却有自己的黑色制服，甚至还有神气的骑兵队。保安系统有从边区保安团到县保安队的武装力量，还有自己的秘密情报系统、自己的电台。边区县首长的待遇是骑马，书记、县长以外，惟有保安科科长有一匹。这种特殊地位，人称“三驾马车”。出入边区的“护照”上，都盖有周兴的大印。因此，从政府机关到行商百姓，都知道周兴的大名。保安处在凤凰山下安营扎寨，机关、保卫团营房占据了大半城区，一直延伸到山麓的窑洞看守所。一次，周恩来碰到周兴，笑呵呵地喊:“周半城!”周兴“周半城”的美名，从此名扬延安。

   作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兼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和延安卫戍司令部的副司令，对延安乃至整个边区的安全负有重要责任。他尽心尽力，领导保安处上下，维护边区社会秩序，保护党中央的安全。但是在敌我交错的复杂环境之下，保卫工作很难不出纰漏。周恩来遇袭事件的发生，就让周兴深感自责。

1937年4月，周恩来计划去西安谈判，为他预备的卡车在延安城南门外停了几天。敌人在延安布置了一些耳目，南门附近的坐探冯长斗发现卡车将出动，就报告了活动在南线的政治土匪。从延安去西安，必经我方控制的延安县地面和国民党控制的宜川、甘泉地面。在敌我交界的一带地区，活跃着一股政治土匪，他们对边区安全破坏极大。这里的土匪有明暗两路。明的，由哥老会大爷李青伍等率领;暗的，是由当地土豪绅姬延寿率领的80多人枪的民团，实际上也是一股土匪力量。国民党甘泉县党部直接操纵明暗两股武装，这些土匪地形熟悉，消息灵通，武器装备也好，专门破坏我边区安全。

25日早晨，周恩来与张云逸率副官陈友才等由保卫局特务队一个班护送，共25人乘敞篷卡车从延安出发。本来，周兴对这次出行的保卫作了周密的布置，派特务队一个排，乘三辆卡车护卫。由于出发时周恩来临时有事，就派两个班乘两辆卡车先行了。这样，周恩来单车出行，护卫人员只剩三分之一。

延安与甘泉的交界处有座山叫劳山，这里森林茂盛，比较隐蔽。当周恩来乘坐的卡车刚刚驶到这里，就遭到土匪的突然袭击。我方牺牲很大，陈友才和警卫排长陈国桥率领战士拼命掩护周恩来等顺西面山沟转移。最后，仅周恩来、张云逸等4人徒步回到延安城外的三十里铺，在政治保卫局检查站将情况报告党中央。毛泽东心急如焚，他给中央警卫团长黄霖下了道死命令:“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周兴也立即命令延安市公安局派出特务队骑兵排出发营救。

劳山事件震动整个延安，保安处难辞其咎，周兴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边区政府急令剿匪，不到一个月，就消灭了这股土匪。为了加强延安城的治安力量，1937年8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陕甘宁地方部队和自卫军。8月15日，保安司令部成立，高岗任司令员，周兴任副司令员，谭希林任参谋长。

同时，为了加强对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党中央也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 ”，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判，又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1938年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部:战区部，部长杜理卿(又名许建国);城市部，部长潘汉年、副部长汪金祥;干部部，部长陈刚。后又成立“中央保卫部”，由杜理卿任部长。

1939 年2月18日，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被撤销，中共中央新组建了中央社会部(又称中央情报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边区的保卫和情报工作，康生任部长，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任副部长，后来孔原、潘汉年也担任副部长。中央社会部的机构十分精干，下设两部一室一处:第一部(侦察)，部长杜理卿;第二部(情报)，部长潘汉年、孔原、曾希圣;办公室和秘书处。中央社会部及地方各级社会部的成立，结束了以往情报、保卫工作分散、缺乏完整统一的系统的局面，提高了工作效率。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既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社会部，又是边区政府的一个部门，同时接受西北局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

日特、中统、军统三股势力都把魔掌伸向了延安

在向陕甘宁边区渗透的敌对势力中，有日本特务，也有国民党特务。

日本特务机关的主要活动方式是收买中国人，混入边区做间谍，其中有高级间谍，也有低级侦探。1941年冬，一对夫妻从敌占区来到延安枣园，受到中央社会部的接待。

男子张帆是个知识分子，女子田某是个工人，他们原本是苏军情报组的间谍。苏军试图在日军后方建立情报网，要求中共方面提供人选，协助培训外派。这对夫妻经过苏方培训后，派到敌占区沈阳工作。一天，中社部秘书王初在值班的时候接到《解放日报》寄给中社部一室主任汪金祥的一封信，把张帆投寄的诗稿退回。

王初发现，张帆短诗的内容不过是“我已经到了西北高原，遥望大兴安岭……”之类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内容。几天后，中社部又连续三次收到《解放日报》的退稿，内容基本相似。大家觉得很是蹊跷，于是，中社部派人着手开始调查。从延安到国统区到沦陷区，中社部都建有秘密交通线。中社部沿着这对夫妻的路线查问各个交通站，回电都说，这对夫妻抵达后，就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或是一首短诗。发表文章并不奇怪，但是每到一处都如此操作，就像是在通报自己的行程。中社部又询问沈阳秘密党组织，得知这二人返回延安并未经过领导同意，实属擅自行动。

中社部迅速将这对夫妇控制起来，汪金祥和中社部二室治安科长陈龙负责审讯。原来，这二人奉苏军情报组之命到沈阳做情报工作，在杂货店里隐藏无线电台，不料，在发报时被日军发现被捕。日军早想派人打入延安，苦于沿途根据地群众锄奸组织严密，难以实现。现在捉到他们，就决心为己所用。日本特务机关要求他们到延安后长期潜伏，一般不搞组织联络。为了通报情况，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中社部立即将张帆逮捕，田某坦白后被送到陕北公学学习，后来还入了党。

总的来说，日本特务在延安的活动比较弱，潜入延安的特务主要是国民党特务。

1938年4月，一个来自国统区的教授访问团来到了延安。访问团中有一位叫萧致平的教授，还带了一个名叫沈辉的私人助手。教授访问团一行参观了陕北公学、鲁艺、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观看了延安留守部队的训练情况。他们还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访问结束后，沈辉要求留在延安参加革命，得到批准，被安排在边区政府教育处普教科工作。边区保安处对他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保安处副处长王范发现自称是河南人的沈辉却是浙江口音，但是并未发现其明显的破绽。

其实，这个沈辉的真名叫沈之岳，是军统陕西工作站的特务。他是浙江仙居县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自学过俄语，精通英语，枪法也很准，很受戴笠器重。抗战初期，沈之岳在上海、杭州两地曾诱杀过七八名共产党员。戴笠曾希望派军统陕西工作站站长毛人凤潜入延安刺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但毛人凤认为希望不大，没有答应。沈之岳向毛人凤主动请缨潜入延安，力争刺杀行动成功，让毛人凤喜出望外。为了能够进入延安，沈之岳特地“认真”学习了几本马列著作，能够讲一通“革命理论”，装扮成“进步青年”模样。沈之岳为了保护自己，到延安后迟迟不敢与同伙接头。为了不引起怀疑，他没有敢走近毛泽东居住的枣园和中央机关驻地杨家岭。

一天，沈之岳在窑洞前一棵老榆树下发现了同伙送的暗号。随后，他又发现了一张烟盒纸，上面用暗语告诉他，翌日中午到甘泉县杜甫祠堂见面。看完，他立即烧掉纸条。沈之岳颇为狡猾，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不去贸然接头，并中断了与同伙的联络。

为肃清陕甘宁边区的敌特组织，周兴他们决心拔出安插在边区的“钉子”。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他们发现延安城外的麻家铺有个已还俗的僧人行踪可疑，常不定期地与一名叫谢仁义的小杂货店老板接头。谢仁义则不定期去七里铺乡镇小学，与一个姓张的小学校长接头。为了不打草惊蛇，周兴与王范派出保卫人员对其暗中监视布控。同时，李克农也转告边区保安处，中央军委的电台曾两次截获发自延安城外的可疑电波信号;而绥德县的一个天主教堂附近已测出有敌特的秘密电台在活动。保安处据此分析，敌特很可能在策划一起重大破坏行动，甚至是武装暴乱。

党中央要求边区保安处密切注视敌特动向，把握好动手的时机。王范立即带人前往延安郊区，逮捕了谢仁义和小学校长等7名特务，击毙拒捕的还俗僧人。经过审讯，王范得知特务们与延安城外一股地主武装联合起来，准备策划破坏延安通往绥德的公路，并阴谋伏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一行;他们还计划潜往枣园、杨家岭等地，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驻地的几口水井投毒，以暗杀中央领导人。已被捕的国民党延长县县长周景龙还供认，军统已派了一名杀手潜入延安，计划杀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但此人迟迟没有动静，不知是出了什么差错。

周兴、王范立即采取了果断措施，将边区的特务一网打尽。破案之后，党中央、西北局先后对周兴、王范予以表彰和奖励。在这次锄歼行动中，只有沈之岳因主动中断与其他特务的联系而逃跑。1964年，在蒋经国的极力推荐下，沈之岳担任国民党“调查局”局长。1990年，沈之岳因患肾病曾到北京治疗，1995年在台湾病死。

“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是蒋介石集团专制独裁统治的重要工具。

　　主持人(李庆英)：《潜伏》的热播引起了人们对解放前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关注，那么，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主要有哪些？

　　江绍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审)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维护和巩固其反动统治，对付中国共产党及民主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建立了“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成为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的重要工具。“军统”的前身和班底是1932年春成立的三民主义力行社特务处。力行社是蒋介石召集黄埔少壮军人滕杰、贺衷寒等20余人建立的秘密政治核心组织，对外用它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相称。力行社特务处也称作复兴社特务处，于1932年4月1日定为创业纪念日，“军统”的历史就从这时算起。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成员以戴笠此前跟随蒋介石作情报工作的密查组成员为基础，并吸收王孔安、乔家才等黄埔毕业生多人组成。1932年9月，戴笠奉派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将特务处挂靠在这一政府正式机构，以取得编制和经费，但不受这时期的军统局领导。特务处成立后，先后在南京开设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在杭州警校开设甲乙丙三种特训班及电讯班，大力培训特工人才。1935年蒋介石将对付中共苏区的南昌行营调查科划归特务处，人员扩大到700余人。特务处先后在重要地区设区一级单位，各省及大城市设站，并在军、警、宪以及铁道等部门建立起特务组织，或由特务骨干担任许多部门的要职，形成了从点到面的特务网络。

　　王久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中统(局)”是国民党C.C系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所控制的特务组织，其前身就是由C.C系分子所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科。调查科成立于1928年2月，最初分设采访、整理两个股，1930年调查科内增设“特务组”和“言文组”，以对付共产党和负责搜集各省市的报刊杂志内容和言论。1932年中央组织部将调查科扩编为特工总部。1935年党务调查科升格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务调查处，直属蒋系国民党中央。1937年，党务调查处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对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进行改组，由此，“中统”局和“军统”局正式成立。

主持人：有资料显示，蒋介石正式建立“中统”和“军统”是在抗战时期。是这样的吗？

　　江绍贞：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军统局局长由蒋介石指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组担任，戴笠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改组后的军统局人员由战前的三四千人发展到七千多人，其成员大多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从1938年开始，“军统”先后在临澧、黔阳、贵州、兰州、重庆、汉中等地开办各种训练班。淞沪抗战爆发，戴笠于1938年5月成立“忠义救国军”，人数又达万人。1942年后“军统”人员竟达四五万人。

　　戴笠凭借庞大的“军统”组织和蒋介石的宠信，先后掌握了运输统制局监察处、财政部缉私署、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财政部货运管理局的大权，以及交通警备司令部九个团的交警和上万人的缉私武装。

　　王久高：1937年8月，蒋介石将军事委员会调查局第一处扩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局由此正式成立。“中统”局内设人事科、专员室、经济调查处、交通处、统计处，以及一、二、三组(分别负责训练、党派、情报工作)。

　　抗战前，破坏共产党组织，迫害、监视、逮捕革命和爱国民主人士，是两大特务组织的基本任务。

　　主持人：那么，抗战前国民党这两大特务组织都有哪些活动？

　　江绍贞：戴笠的指导方针是“秉承领袖意旨，体验领袖苦心”，一切听命于蒋介石，在抗战前贯彻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破坏中共组织，监视、逮捕、屠杀中共党员及爱国民主人士作为基本任务。例如，1933年6月，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杀害，以威吓宋庆龄等爱国进步人士；是年底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西南方面李济深等发动反蒋抗日“福建事变”，戴笠派执行科科长邱开基等策反十九路军将领，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对福建事变进行破坏；1934年将著名报学家、爱国人士史量才杀害于沪杭公路上；是年命兆平站长陈恭澍会同天津站对著名爱国抗日将领吉鸿昌(中共秘密党员)进行暗杀，虽然吉只是受伤，幸免于难，却因这一事件被国民党当局从天津租界当局引渡到北平处死。1936年西南方面陈济棠等联合桂系李宗仁等打起抗日救国的旗帜发动“两广事变”反蒋，戴笠又指挥西南的特务组织收买粤空军将领倒戈得逞，将“两广事变”瓦解。“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将张学良扣押，其监管囚禁一直由戴笠安排特务组织执行。

王久高：“中统”早期工作中心之一就是专门破坏中国共产党组织，迫害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对被其逮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采取“非叛即杀”的残暴政策；还制定“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政策，在各省设立“反省院”。例如，1931年，曾为上海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工作的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变节，他曾编写《情报业务》一书作为调查科组织训练特务的教材，为特务们传授技术。

　　抗战时期，“军统”运用各种渠道窃取中共情报、派遣特务打入延安；“中统”则暗中打击反对党派，监控社会舆论，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主持人：进入抗战时期，“军统”和“中统”的活动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江绍贞：抗战以来，蒋介石一直想利用国共合作来消灭共产党，1938年命“军统”西北区将在西安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宣侠父，秘密杀害。1940年“军统”蓄意制造成都饥民抢米事件，将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八路军驻成都代表罗世文、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新华日报社成都分社负责人洪希宗等十多人逮捕，企图将抢米事件嫁祸于共产党，未达目的，便将洪希宗等人活埋，将罗世文、车耀先监禁到抗战胜利时杀害。在重庆“军统”对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单位设置侦察哨，广布密探对中共人员盯梢，运用各种渠道窃取中共方面的情报。围绕陕甘宁边区“军统”建立起严密的特务组织网，接连派遣特务打入延安。江南一带的“忠义救国军”频繁地袭击新四军抗日武装，并配合国民党军发动“皖南事变”。

　　“军统”除擅长于暗杀外，在情报、潜伏等方面与中共保安部门较量中一直处于劣势。如1940年向延安派遣数十名层次很高的特工打入到中共许多要害部门，是最为成功的一次，却很快被边区保安处发现掌握，不少骨干分子弃暗投明，仍以“军统”身份暗自为中共边保部门工作，有些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类事例很多。

　　王久高：“中统”局主要负责除军、宪、警等军事部门外的情报安全工作。其工作重心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监控国民党党政机关内部情况；二是暗中打击一切反对派政党，尤其是共产党；三是监控社会舆论、思想言论等。“中统”局以各级国民党党部为活动基地，在省市党部设调查统计室，在省以下党部设专人负责“调查统计”，在文化团体和大专院校、重点中学广泛建立了“党员调查网”，进行各种特务破坏活动。抗战期间，中统局各级组织在重庆、安徽、贵州、新疆、浙江等省市大肆进行罪恶活动。他们还派遣高级特务进入沦陷区勾结日伪，镇压各类抗日救国运动，包围、封锁敌后根据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举国抗战的形势下，“军统”和“中统”也进行过一些锄奸、情报及抗日游击活动。

主持人：那么，在抗日方面有哪些具体行动？

　　江绍贞：在举国抗战的形势下，“军统”也进行过一些锄奸、情报及敌后游击活动。例如，在情报方面，“军统”电讯部门成功破译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绝密情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军统”电讯部门成功破译到日本空军准备在太平洋地区有重大举动的情报，经由驻美大使馆武官郭德权告知美国防部官员，但美方根本不予置信。珍珠港事变发生后，美国防部才意识到这一情报的重要性，便派员来华，寻求与“军统”合作。双方于1943年成立中美合作所，其宗旨为“在中国沿海与中国沦陷地区，及其他日敌占领区，打击中美共同敌人”。“军统”借此得到美国提供大量的武器弹药、交通工具及医疗设备，前后开办十多个中美合作训练班，由美国教官培训“忠义救国军”、别动军武装，还帮助“军统”培训特警及美式高等特工。

　　在锄奸方面，先后刺杀了为日伪效力的上海帮会头子张啸林、伪上海市长傅筱庵、伪杭州市长谭书奎等。最大锄奸行动则是精心策划在越南河内刺杀叛逃的汪精卫，其结果以错杀曾仲鸣而收场。

　　“军统”直接对日本侵略者也有过一些行动，如河南站策反伪宣协军第一军副军长徐靖远成功，乘检阅之机打死十多名日军检阅官。上海区特工行动50余次，毙伤日军60余人。

　　必须看到，戴笠遵照蒋介石的旨意，也和汪伪汉奸头目多方勾结，名之为“策反”，曾勾结汪伪台柱人物周佛海成功，为蒋所用。

　　王久高：1939年，“中统”女特工郑苹如就曾计划使用“美人计”刺杀汉奸丁默邨，1939年至1944年，“中统”局与英国情报机构在共同抗日基础上也进行过广泛的合作。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将“中统”改为“党通局”，将“军统”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

　　主持人：请谈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发展情况？

　　王久高：1947年“中统”局改名为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1949年2月改名为内政部调查局(简称“内调局”)，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其破坏共产党组织、屠杀进步人士的目标没有改变。

　　江绍贞：1946年3月，戴笠在北平活动时受蒋电召回渝，3月17日返渝途中所乘专机坠毁殒命。蒋介石鉴于“军统”在反共方面发挥的特别作用，为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需要，将“军统”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郑介民任局长，毛人凤任副局长。组织机构仍沿用“军统”的一套体制，按省市大小及在反共内战中所处的地位，分作甲乙丙三类配备人员和装备。1947年12月，毛人凤取代郑介民任局长，他更是继承戴笠的衣钵，疯狂与人民为敌。1948年国民党大溃败时，保密局增设专门布置潜伏特务的布置组。1949年，国防部保密局逃撤台湾。

中统

  中国国民党的全国性特务组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正式成立于1938 年8月，其前身是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1935年扩大为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1937年曾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为第一处。长期在陈果夫、陈立夫的直接控制之下，是CC系的重要阵地。陈立夫、朱家骅先后任局长，徐恩曾、叶秀峰先后任副局长。中统局在国民党各省、市、县党部都有分支机构，以党政机关、文化团体和大中学校为活动重点，特务活动遍及全国。他们竭 力维护国 民党蒋 介石的专制统治，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对于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的派系以及不满蒋介石统治的人士，也秘密调查、监视，进行迫害。在抗日战争中，奉行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破坏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实现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专政，中统制造了一系列政治事件，破坏和镇压民主爱国运动。中统局于1947年改名为党员通讯局，1949年改名为内政部调查局。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国民党C.C系陈果夫、陈立夫所控制的全国性特务组织。

中统的前身是由C.C系分子所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1937年，党务调查处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由C.C系分子徐恩曾任处长。1938年3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经蒋介石提议，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为基础，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由此正式形成。

中统以各级国民党党部为活动基地，在省市党部设调查统计室，在省以下党部设专人负责“调查统计”，在文化团体和大专院校、重点中学广泛建立了“党员调查网”，进行各种反革命特务破坏活动。

中统局局长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任，而由副局长负实际责任。陈立夫、张厉生、朱家骅先后担任过局长，徐恩曾、叶秀峰、顾建中，邹学峻、季源溥等先后担任过副局长。

中统是蒋介石搞独裁统治的御用工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它的势力不只控制了党务部门，而且深入文教部门、政府机关、经济系统之中。这个特务组织除了进行反共颠覆活动外，还对国民党内及国内的思想言论进行严密的控制。

1947年，中统局改名为党员通讯局。1949年又改名为内政部调查局，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但人们将其成员仍习惯地称之为中统特务。最后，这个组织随着国民党全国政权的覆灭而垮台。

军统
1.军事方面的统率者。  

2.清末新军军一级最高官称。  

3.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省称。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之一。1938年成立。前身为复兴社核心组织力行社的特务处。1946年6月，军统局的公开武装特务部分划归国防部二厅，秘密核心部分改组为国防保密局。

详细:

中国国民党设立的特务组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1938 年8月成立。前身是军事委员会密查组（1927年建）、复兴社特务处（1932年4月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1937年建）。主要负责人为戴笠。特工人员最多时近5万名，分布到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交通运输机构，乃至驻外使领馆，专门以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手段进行活动。军统局在许多地方设有集中营、秘密监狱和看守所，囚禁和迫害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学生。1943年军统和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合作，共同组成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抗日战争期间，军统也从事一些搜集敌方情报并对敌施行恐怖活动，因此，对打击日本侵略者及汉奸起了一些作用。1946年军统局进行改组，其公开特务武装部分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由郑介民任厅长；秘密核心部分组成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为局长。1949年，军统主要机构撤至台湾。

军统的抗日历史
“军统”，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BIS）。其前身为蒋介石于1928年创立的“蓝衣社”（一说为1932年）。1934年4月，蒋介石将南昌行营调查科与蓝衣社特务处合并，成立军事委员会特务处，由戴笠（黄埔6期）任处长。1937年4月，蒋介石重组特务机关，以加强搜集共产党人情报，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兼任局长。“军统局”内设两处，第1处负责党务调查（即后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前身），由徐恩曾（黄埔4期）任处长；第2处为特务处，戴笠担任处长。1938年9月，第2处另立门户，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仍由戴笠一手掌管，内设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电讯情报处、警务处、惩戒处、训练和策反处、特种及心理作战处、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
“军统”（BIS）在其最鼎盛的时期，拥有特工以及各类准军事的交通警察大队共约10.2万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势力渗透至党政、军事、教育、文化、警务各个层面。在整个第2次世界大战中，BIS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而那时，CIA前身美国战略情报署（OSS）不过才刚刚起步而已。
抗战中，军统特工在抗日战争时期深入沦陷区，制造针对日军的恐怖活动，而隶属BIS的各个“游击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队”则深入日寇占领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寇和汉奸，起了不小的作用。

刺杀、颠覆

1938年，日军占领上海后，为稳定局面，有意拉拢有影响的中国上层人物出面组织所谓的“临时政府”。经过一番斟酌后，日本人选中民国初年担任过内阁总理的唐仪。唐经反复考虑后接受了日本人的邀请，晚节不保。蒋介石知道此事后，怒不可遏，着令BIS“剪除附逆”。
1938年，就在唐仪接受邀请出面组织“政府”后三个月，潜入上海的BIS“敌占区行动组”便用斧头结果了他。
在随后的时间里，BIS 先后策划了对殷汝耕（组织‘华北自治政府’的大汉奸）、季云卿（上海青帮‘通’字辈大佬，汪伪‘76号’后台老板）、汪精卫、周佛海等大汉奸的刺杀行动。尽管这些行动并未完全成功，但无疑有效地震慑了投敌叛变人员。

最佳答案
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国民党统治集团为维护其统治而设立的特务组织。1938年8月成立。 军统前身是“军事委员会密查组”（1927年）、复兴社特务处（1932年4月）、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1937年）。主要负责人为戴笠。 军统局内勤组织共有八处、六室、一所；外勤组织在各在城市设“区”，在各省设“站”，在一些重要城市“特别班”。其基本组织为“组”及直属情报人员。 1946年戴笠乘坐飞机失事死后，军统局进行改组，其公开特务武装部分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由郑介民任厅长；秘密核心部分组成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为局长。1949年，军统主要机构撤至台湾。 中统是国民党CC系陈果夫、陈立夫控制的全国性特务组织。即中国国民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它正式成立于1938年8月，其前身是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 中统局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任局长，实际由副局长负责。陈立夫、朱家骅先后任局长、徐恩曾、叶秀峰先后任副局长。中统局在国民党各省、市、县党部都有有分支机构，以党政机关、文化团体和大中学校为活动重点，特务活动遍及全国。

国民党的军统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处，后期发展成为军委会统计调查局、国防部保密局，因其属于军队序列，所以一般称其为军统。军统局负责军、宪、警部门以及对外的情报安全工作（类似今天美国的CIA）。

但是由于军统局成立后不久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形势严峻，军统局也担负了一些诸如对行政机关、交通、金融等要害部门的监控，这样后来就引起了与中统局的权限冲突。军统局为终身特务。抗战期间军统局大为发展，在敌后进行了大量的破坏、暗杀活动。

而中统的全称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统计调查处，中央党部调查委员会，国民政府统计调查局。因其始终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所掌控，故称其为中统。中统局负责除军、宪、警等军事部门外的情报安全工作。实际工作中也是基本上维持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因为军统局也不允许他干涉越权。

中统局的工作重心在党政机关内部，另一个重点就是暗中打击一切反对派政党，尤其是共产党。此外对于社会舆论、思想言论也负有监控责任。（类似现在美国的FBI）

在四十年代以前，中统的势力非常大，因为实际上国民党的各级基层党组织，都是中统的特务网延伸。许多基层党部的负责人，本身就是中统的基层负责人。

抗战以后，由于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对象有所改变，从以对付中国共产党向对付日本侵略转变，因此中统的地位开始下降，而军统的地位不为提升。同时，由于大片国土沦陷，中统的组织系统严重破坏，而其又不能及时的联络这些基层组织。逐渐为军统所取代。

加之军统头子戴笠对蒋有知遇之恩和师生之情，对蒋言听计从。而中统主要为国民党CC系的大老陈立夫、陈果夫叔侄所掌握，在人事上蒋不能直接控制，也逐渐失去了蒋的扶持。到了国民党退台后，中统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全部组织系统。而军统的组织系统倒是得以保存和发展。

由于中统与军统在争夺秘密工作的主导权上，进行了长期的明争暗斗，双方的合作非常有限。国民党逃台后，蒋介石对两个特务组织进行了改组，成立了国家安全局和军事情报局。这实际上就是中统与军统的延伸。对双方的工作范围也进行了区分，明确了国安局以对内安全为主，重点是侦查岛内的中共组织。

军统以对大陆为主，重点是对大陆侦察、派遣、破坏和武装袭扰。但到蒋经国后期，特别是“江南事件”以后，蒋经国开始改组台湾情报特务组织的系统与任务范围。国安局逐渐取代军事情报局，成为岛内最大的情报机关，并开始掌握对大陆的特务与情报活动的主导权。而军情局反而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情报机构了，主要负责对大陆军事系统的情报工作。

其实大部分来说是没有区别的，军统做得比较多的是台面下的事，比如说“剿共”，一些暗杀、侦探什么的都是军统在做。而中统局成立比较早，其中有些“老党员”陈立夫、 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徐恩曾等等有权高震主，尾大不掉之嫌。所以蒋才会另外扶植了戴莅成立军统作为牵制。所以蒋在很多是事情上，特别是“抓捕共”的时候，都是军统在太面下做。

CC派，是由陈家兄弟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他们两人都早在国民党执政之前，就享有与蒋介石十分密切的关系。此二人是中华革命党江浙派领袖陈其美的侄子。蒋介石于1906年在日本首次遇见陈其美时，他正在日本学习警法，从那时起他便成了蒋本人成长的楷模。
  1907年蒋介石在东京振武军事训练学校研习重武器课程时，陈其美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期间，蒋当过陈手下的一个团长，后任上海的军事头目，在进攻杭州的浙江总督衙门时领导过陈的一支“敢死队”。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蒋继续被认作是陈其美的忠实追随者，直到陈于1916年被袁世凯的秘密特务暗杀，蒋一直对陈忠心耿耿。此后，蒋介石继续同他前师的其他追随者和亲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包括这两个来自浙江离蒋的家乡不远的吴兴的外甥。1920年蒋在政治流亡期间，积极介入了陈果夫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金融活动，那是戴季陶和张静江根据孙中山为中华革命党筹资的命令而协助建立起来的。四年之后，蒋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陈果夫曾任过短期教员，接着他当了党的征募人，在浙江——江苏——安徽一带为军校招收新生。

与此同时，陈果夫的弟弟立夫从宾夕法尼亚学习了两年后回国。他在那里的匹兹堡大学获得了煤矿工程的学位，并在斯克兰顿（Scranton）的地下煤矿工作过。1926年，陈立夫谢绝了在山东煤矿工作的机会，成了蒋介石的英语机要秘书，在北伐战争中当他的密码负责人。这两兄弟很快在反共分子组织扶蒋的过程中成为主力。到了11月，他们协助在广州的革命同志会中的建立了浙江社。次月，陈果夫去了南昌，企图从中国共产党手中夺回江西革命党支部，并与段锡朋和程天放领导的“反布尔什维克联盟”（AB团）挂钩。这些人中有些后来成为CC派的核心人员。该派系于1927年6月正式成立，成为革命同志会的浙江社、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AB团，及执杖派（如此命名是因为其成员爱用棍棒来恐吓共产党对立派）的大联合。CC派在国民党内变得如此强大的秘密，在于这两兄弟对组织部十年的控制。该部负责建立和审查所有省市级党组织，并向政府、军队、工会和青年组织里的党支部派遣中高级人事干部。陈果夫于1926年成为该部部长，任职六年。而他的弟弟陈立夫负责该部的调查系统，该系统对所登记党员的政治倾向集中存档，并指导了1928－1929年的清洗运动。
  后来，到了1932年，陈立夫接替他哥哥的位置，当了组织部长，并在后来的四年里把他的活动扩展到情报、调查和安全领域，成了共产党的心腹之患。结果，陈氏在党中央形成了绝对强大的势力。1931年里72名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会）成员中，有15％属于CC派；中执会180名在1935年当选的委员中有50人是陈氏的人；而且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它的顶峰期间，CC派已有上万成员，其中大多为中低层党的干部。
  从他们在党和政府内取得的所有成就来看，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CC派期望发现或创造一批“社会的中转站，以传播他们的计划，并让全民接受”。秘密社团组织的法西斯运动，似乎向CC派人员提供了他们所寻求的传播途径。从这点出发，英国人和日本人均把CC派的机构与法西斯蓝衣社相提并论。据上海市政警察特别分局的一位高级情报人员说：
  据说，在中国发动一场法西斯运动是蒋介石将军最近一返回政坛就具有的野心。当陈立夫将军，他的最亲密的合作者，组织了一个叫做“西西园”的秘密政治团体，并由他的哥哥陈果夫将军任头目，这份野心便日益显露出来。这个团体在成立后改了名字，变成中国国民党“蓝衣团”。但由于意识到在一个党内不适合有任何具体的团体或开始宗派运动，该团体再次改变名称，起名为“蓝衣协会”。同时决定，这个协会应在其自己的组织里有不同的团体。
  日本特务部门实际上把CC派叫做“CC团”，认为是蒋介石政府的一支反日宣传力量，也是民政界与蓝衣社对等的一个组织。
  这个团体的使命是在中国组织爱国知识界，以唤醒大众和促进种族的发展，同时为祖国的繁荣而致力于恢复国民运动。该组织反对反蒋军事团体和所有具有反国民党色彩的社会或学术组织。它也以抵销外国影响为目标。这个团体活动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取得第二次革命的成果。
  日本人还认为CC团一贯忠于三民主义原则，而把蓝衣社视为“追随法西斯主义原则的专制组织”。
  这种区别方法似乎不无道理，尤其是从CC团力图在全国的学术界和青年团体中施展其影响这点来看。其渗透工具是国民党忠实同志会，它通常由蒋介石领导，向大多数省和主要城市送去了“中央干事”，这些人负有建立地方支部和在知识青年中成立外围组织的秘密使命。所有支部组织的名字都以“社”结尾，在有些情况下，尤其是派吴醒亚去的上海，有一些不同性质的团体显然用了其他的名字。从另一方面看，在北平和全河北只有一个由张厉生（既是中央委员会组织部成员，也是中央执行院党务局在河北省政府的特派员）为协助CC外围组织建立的“诚社”。 “诚社”每第二个周六在河北省党部的大礼堂开会，参加会的二三十个代表本身是五至十人小组的头目，也是大学和院校里被组织起来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