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整美立方正规吗:未来图书馆的发展走势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02:26:21
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级政府的重视和图书馆自身的努力争取,我国图书馆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的发展,有统计说20世纪80年代初,每3.7天就增加一座新图书馆。特别是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国家图书馆以后,各省市领导也纷纷仿效,视察本地各级图书馆,进一步加大了对图书馆基本建设的投入,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腾飞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是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我国目前的图书馆建设仍存在着许多问题,不仅是数量上、服务上还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且对图书馆的公益性质,一些地方和某些图书馆的同志也有模糊认识,这些都与国家和人民的要求相去甚远。   

“硬件够硬 软件过软”

  近年来,许多地方的党政领导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小康社会”的高度把加快图书馆建设作为落实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举措,把公共图书馆作为当地文化建设的形象工程,大多数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也把图书馆设计并建设成为标志性建筑。所以,不少城市和高校相继出现了颇具气魄的图书馆大楼,其规模之宏伟、气势之恢宏、装修之现代,足以与星级宾馆相媲美。一位从日本归来的留学人员参观了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以及清华、北大图书馆后说,就硬件而言,这些图书馆与日本的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相比,毫不逊色,还要略胜一筹。但论管理和服务就参差不齐了。有的图书馆终日读者盈门、每天座无虚席,工作扎实,受到读者肯定;也有的图书馆大楼是很漂亮,但门前冷落,读者寥寥无几,服务跟不上去。甚至走进大楼以后,总让读者感到压抑、失望和无奈,这就成了问题,所以就有了“硬件够硬软件过软”的说法。

  由于我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也很不平衡,从地域来分析,大城市及东南沿海地区要远好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且不论京、津、沪、穗正在建数字图书馆,仅以苏南地区为例,公共图书馆已形成了市、区(县)、镇三级网络,100%的乡镇馆都进入万册书行列,走进图书馆,利用图书馆,享受图书馆的意识在苏南地区普遍增强,推动了当地争创文化大市、文化先进县、文化先进乡镇活动的深入。

  总体来说,这些年来,我国公共图书馆的“硬件”设施是大幅度提高了,但“软件”方面还是很弱,发展进程比较缓慢。与东部地区相对比,我国中西部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图书馆事业更是“举步维艰”。

图书馆学五定律

  图书馆的宗旨是什么?是“读者第一,服务至上”。列宁在80多年前就指出应把满足读者需求作为图书馆的最高目标;印度著名的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提出图书馆学五定律:“书是为了用的;每个读者有其书;每本书有其读者;节省读者的时间;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

  以人为本首先要体现在图书馆的建筑、机构设施和环境上,要考虑到地区、人口的分布,服务半径的大小,尽量方便广大读者利用图书馆。有的图书馆偏于城市一隅,读者要跑很长的路,就是一个问题;有的新馆设备及布局并不符合专业的标准和要求,讲究豪华而不实用;还有的图书馆像个迷宫,读者被支使得跑上跑下而不得其门;多数图书馆尚未为弱势群体着想,没有为残疾人与年老体弱者设置专门的设施,必要的附属服务,比如餐饮、休息、购物等也应在考虑之内。

  最主要的是管理措施和规章制度,图书馆现有的许多规章制度大都是从有利于图书馆的文献保护和便于管理出发,而不是从有利于读者的使用出发,如读者在进入阅览室的时候,不允许携带自己的有关资料,也不允许带包,给读者带来很大的不便。

  在开放时间上,图书馆也应改变作息时间机关化的作风,实行全年开放制度,延长每天的开放时间。双休日和节假日是读者到馆的高峰期,正是图书馆开展服务的好时机。

  图书馆应该简化各种办证手续,减少各种办证条件,有些阅览室甚至可以实行免证阅览制度,尽量简化借还手续,要把尽量节省读者时间作为一项重要指标来实现,包括使用先进的技术和现代化的设备,同样要从读者易于掌握便于使用为出发点。最好能实行”一证通用”的制度,最大限度地方便读者。

  以往评估图书馆工作的优劣,常常是上级主管和文化部门进行检查,然后确定该馆的等级,这样就造成有些图书馆为应付上级检查和等级评定而搞一些临时性的突击活动。其实判定一个图书馆工作质量如何,最有发言权的还是读者。图书馆的藏书是否符合读者需求,图书馆员的服务态度、能力、效果,读者最有亲身感受。图书馆的各项规章制度是否合理,服务项目是否反映读者的利益和要求,必须由读者来加以评价。只有把服务落到实处,让更多的读者觉得离不开图书馆,使每个读者都能感受到图书馆带来的便利,这才体现出图书馆服务中的人本思想,这才是图书馆应有的形象。

图书馆不能变成“租书馆”

  图书馆界前一时期出现过“产业化”的呼声,或者要搞“一馆两制”,也要引进市场机制。说白了就是服务项目收费,办理借阅证收费,借热门书收费、听讲座收费、查阅期刊收费、存包收费,甚至进自学室、填索书条也要收费,这些都偏离了图书馆作为公益性文化教育事业的定位。把图书馆推向市场,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变图书馆为“租书馆”或经济实体,这是对图书馆性质的改变,其结果只能使图书馆的形象严重扭曲,必要业务萎缩,社会职能虚无,名不符实,如果把“图书馆产业化”,势必把图书馆引入歧途。

  国际图联(IFLA)于1975年提出了现代图书馆有四大职能:保存人类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情报,开发智力资源。同时,把图书馆的性质明确界定为公益性的文化教育机构。因此,无偿对广大读者进行文化宣传、思想教育、普及科学知识,促进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是图书馆的义务及最基本的社会职能,也是图书馆必须坚持的特有属性。

  纵观世界各国,不管其经济政治制度如何,都不以盈利为宗旨去发展公益事业。西方国家已经实行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体制,但在公益事业上仍坚持保护、尊重和扶持的态度,其图书馆大多由政府全额拨款或由社会全额资助。因此,在良好的资金环境和文化氛围之下,其图书馆整体发展一直处于先进水平,同时也对国家的综合国力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作为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并以提供文献信息为社会服务的图书馆,其资源体系必须保持相对稳定,完全随着千变万化的市场进行资源建设是不现实也是不必要的,这体现了公益事业与经济产业的根本区别。

制定切实有效的法律法规

  坚持图书馆的公益事业性质,必须有图书馆法作保证。举凡世界上图书馆事业比较发达的国家,都制定了切实有效的图书馆法。如美国1846年颁布了世界第一部图书馆法,英国1850年颁布公共图书馆法,日本图书馆协会1954年通过并公布《图书馆自由宣言》等。这些法律对这些国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根本性的保障作用。

  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具有法律意义的图书馆法,这无疑是我国图书馆界的燃眉之急。据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的制定工作已于2001年4月正式启动,这必将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一方面应有明确的规定,国家有划拨经费的义务,图书馆有享有获得经费的权利;另一方面,图书馆也要为完成自身担负的社会责任而向社会公示承诺,按照科学的管理方法对图书馆内部的工作、业务、行政进行有效管理,确保图书馆履行其职能。两方面缺一不可,其核心是要保证纳税人即公民的权益得以保护。

  世界通行的呈缴本制度,即出版单位有义务向国家指定的图书馆(通常是国家图书馆和版本图书馆)送交一定数量作品的义务,国家指定的图书馆有权向出版单位索取一定数量作品,而不支付费用,虽然在我国已公布多年,然而有相当一部分出版社并未执行。呈缴本制度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图书馆文献资料收藏的惯例,对此规定应当坚持,应将国家指定的图书馆与出版单位之间的呈缴本送缴关系纳入我国图书馆法的调整范围。

鼓励兴办私立公共图书馆和社区图书馆

  社区图书馆的出现,是社会文化进步的重要标志。它的巨大发展潜力一方面来自管理部门对社区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投入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来自社区图书馆作为“居民身边的图书馆”所具有的地域亲和力和便利、快捷的借阅优势,这是其他类型图书馆所无法替代的。社区图书馆的兴起使城市图书馆建设重心下移,向基层街道、社区有效延伸,逐步构建起市、区、街道、社区图书馆四级网络体系。同时,这一变化还为图书馆的信息网络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为实现公共图书馆资源的社会共享创造了条件。

  鼓励兴办私立公共图书馆,推进社会文化进步的举措古已有之。现代图书馆界、社会各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又将这一优秀传统予以继承并不断发展,有力促进了当代中国的文化创新。例如邵逸夫、包玉刚、李嘉诚等海内外华人大力出资援助祖国的图书馆事业,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和相关文化机构遍布大江南北,这既是对中华文明的极大发扬,同时也是对其拳拳爱国之心和卓越成就的彰显。图书馆本身也在以切实行动广纳社会资源。如烟台图书馆发动并接受社会各阶层向”烟图”捐赠书、款。市里的主要领导带头捐书,其价值都在万元以上,有的部委办局把自己的图书室及其资料全部转移到图书馆;市政府史志办把所有资料送到图书馆,并在馆内建起“方志馆”;香港汉荣书局董事长捐赠100余万元的港、澳、台图书建立了陈列室;部分市民把家中藏书放到了图书馆;烟台市建设集团发动全体员工捐书款10余万元建立了自己的阅览室,还免费投入200余万元为“烟图”大楼维修、保养……“烟图”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刻记在铜牌上,镶嵌在大厅内。这些举措在世界各国相当普遍。

  此外,相关法规的出台为社会办馆提供了法律保障。北京市人大通过的《北京市图书馆条例》鼓励民间人士兴办图书馆,并对其进行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条例规定,北京市鼓励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兴办图书馆或者以捐赠资金、文献信息资料、设备等形式资助图书馆事业发展。捐赠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享受税收等优惠。

  2002年10月29日,浙江绍兴图书馆举行百年馆庆,同时纪念古越藏书楼创立一百周年。1902年兴建的古越藏书楼是家居绍兴的清末兵部郎中徐树兰建立的,将私藏七万多卷向社会开放,置地一亩六分,建二层小楼四进,耗资白银32960两,设阅览座位60席,常年雇工8人,制定了一套完备的“章程”,向社会公众开放,以”存古、开新”为宗旨,作为教育之辅翼,开私家藏书楼向近代公共图书馆转化之先河,称得上是一代先驱。不伸手向国库要钱,不要公务员编制,每年有1000两银子作为添购中西新书及员工薪金之用,这样的私立公共图书馆应是越多越好,在百年之后的21世纪,应大力提倡。如果全社会的有识之士、有成之士都积极关注图书馆,那么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一种更为和谐向上的社会环境的形成,则将指日可待。
 
馆藏建设与购书经费

  馆藏的数量和质量是读者评价图书馆质量的一个重要尺度。我国图书馆购书经费因为没有立法保障,普遍存在匮乏甚至严重匮乏现象。一方面,因为书价上涨而购书经费跟不上,导致文献入藏量锐减;另一方面,馆舍扩大,读者迅速增加,以致文献保障率大幅下滑,读者的借阅需求常常得不到满足。长此以往,即使有再漂亮的建筑、再热情的接待,图书馆也会失去魅力,失去读者的信任。

  尽管盖了不少新馆,就市县级公共图书馆而言,还是存在购书经费不足、技术手段落后的问题。全国还有一些贫困县基本没有图书馆或有馆无舍,相当数量的图书馆馆舍狭小,设施陈旧,需改建扩建。由于购书经费不足,购书数量下降,致使图书馆功能难以发挥。下面的统计结果很能说明这一问题:与1991年相比,全国公共图书馆经费增长了185%,总藏量增加了22%,馆舍面积增加了35%,可年外借册次只增加了17%。全国公共图书馆平均每馆发放借书证2139个,但平均每册藏书年流通次数仅为0.4次。2001年2月21日《中国文化报》曾刊载《公共图书馆发展步履艰难》一文,指出”不考虑分馆、服务点的因素,目前全国共有2721个公共图书馆,平均每3529平方公里的面积内才有一个图书馆(英国是50.9平方公里),我国平均每45.9万人口才拥有一个公共图书馆(英国是1.23万人);平均每1193人才拥有1平方米阅览面积,每个阅览坐席服务人口3045人。全国公共图书馆藏书3.4亿册,人均拥有0.27册。全国公共图书馆持证读者数582万,占全国总人口的0.47%(英国是58%),相差100多倍。这些数字在提醒着人们这样一个事实: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还相当的落后。”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长期形成的陈旧的图书馆观念,工作手段、服务能力落后于社会需求的发展水平,可以说是导致图书馆的总体效益不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有些专家所提出的“衡量一个图书馆的好坏,并不完全在于馆舍的大小、藏书的多少,而在于它能为读者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和服务。基于中国的国情,图书馆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要讲适度规模,图书馆的发展更多地要强调内涵建设而不是外延发展。”据《光明日报》2002年12月7日报道,贵州省公共图书馆处境艰难,“人均购书七分钱经费出现负增长”。“九五”期间,贵州省GDP平均年增长率为8.7%,但全省公共图书馆无论是总经费还是购书经费反而出现负增长。购书经费不足万元的县(区)图书馆就有57个,这些馆每年除了能订购些报刊外,已无力再购买新书;另外,还有13个馆已连续多年没有一分钱购书经费,长年未购进一本书的馆高达39个,这些馆正常业务已很难开展,基本上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另一组数字表明,目前全国的人均购书经费为0.23元,已经相当低了,而该省2000年人均购书经费仅为7分钱,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