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美容店怎么做活动:韩福东：两岸故宫:一个甲子的重逢(南方都市报 2009-2-23)

　　两岸的国宝文物，倏忽分隔已过60年。在台北故宫收藏的唐代怀素《自叙帖》，其原包装盒则尚在北京故宫；而乾隆皇帝“三希堂”内的所谓“三希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作为中国古代书法最精美的篇章，原本同处一室，现在却成了伤别离的见证。

　　瓜子脸，八字胡。东方面孔，但却穿着西式服装，头上还戴了长长卷起的假发套。这是雍正，爱新觉罗·胤禛，清朝第5位皇帝。他扮成西洋人物的这幅画像，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如果不出意外，8个月后，它将和其他28件雍正时期的艺术品（以雍正及其后妃的图像为主）一道，跨越浅浅的海峡，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

　　2月14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率团来到北京，向大陆“借宝”，充实秋季在台北揭幕的清“雍正大展”。受制于政治因素而长期分割的雍正时期国宝，终将在台北外双溪的展厅内短暂重逢，联袂完成这一中华文化交流的盛宴。3月1日，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也将率团访台。这是两岸故宫高层首次正式互访。

　　距国民党仓皇间运载故宫文物赴台已是一甲子。60年一个轮回，重逢仍要面对那缘于初次的诸多不适。19日下午返台的周功鑫说，两岸故宫原本考虑采取“合作展”模式举行“雍正大展”，但最后还是决定采取单纯的借展模式，这主要是顾及北京故宫要求台北故宫“相对无条件提供展品”。

　　在国台办2月1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围绕两岸故宫交流的提问，也都聚焦在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国立”名称要不要改变，台北文物在大陆展出是否会被扣押等似乎有些敏感的问题。对此，发言人范丽青均以“乐见两岸的故宫能够开展交流与合作”作答。

　　28年前，还是新华社记者的范丽青到台湾访问，她去了台北故宫。彼时负责接待的周功鑫还只是展览组组长。范丽青在《故宫宝藏在台湾》的报道中说：“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至今尚未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过交流，‘但是’，周女士笑着说，‘长期以来都看得到对方的资料’。一位台湾记者问：”何时两岸故宫珍品可合璧展出？‘周女士笑道：“那是政治的问题。’”

　　如今，政治的坚冰已渐消融，具有高度象征意味的两岸故宫交流提上日程亦属水到渠成之举。而回首纠缠故宫文物一甲子的风云，仍有太多令人感慨系之的兴叹。

　　1949年：分隔的国宝

　　南京城一片慌乱，而硕大的十只石鼓沉寂。1949年1月29日，“昆仑号”航船载着1248箱国宝启程，向东南方驶去，这是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第三批迁往台湾的文物，也是最后一批。作为中国刻石类最重要国宝的石鼓，因其太重，而留在了大陆。

　　此前半月，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致函南京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杭立武，以“患心脏动脉紧缩症，卧床两周……医生戒勿乘机”为由，不肯离北平（北京）而赴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3个多月前让他选择故宫文物菁华分批空运南京，被他一拖再拖，此次他也一并回绝。

　　马衡是金石和考古学大师，唐朝出土文物别名“猎碣”的石鼓，最初即是他鉴定为东周时秦国刻石，被郭沫若评为“不刊之论”；他同时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1924年11月5日，当溥仪及其眷属被发动政变的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清宫善后委员会”欲将紫禁城改为故宫博物院时，马衡即被聘为顾问，参与文物清理工作，并在1925年10月10日博物院成立后出任古物馆副馆长。

　　世道不太平。在军阀混战时局中，度过直鲁联军欲接收故宫等危险，又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时期应对了国府委员经亨颐“废除故宫博物院”之议案，很快到来的“九一八事变”，又让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认识到来自日本的可能威胁，经国民政府同意，遂于1933年起选故宫文物精品分5次南迁至上海、南京。

　　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迁的文物又开始西运四川。几番舟车劳顿，抗战胜利后复归南京的文物，又在内战爆发后面临何去何从的命运。1948年1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翁文灏召集故宫常务理事召集秘密会议，决定选择故宫精品运至台湾。

　　当年12月22日，马衡在北大教书时的学生、故宫文物专家庄严与同事乘“中鼎轮”军舰随第一批文物赴台。

　　1933年，庄严是亲自将石鼓层层包裹后装箱南迁者，但至其赴台时已15年未曾开箱查看。“因为石鼓留在大陆，无法得知它们的保存情形，因而悬念不已，甚至每一想起即寝食不安”。庄严的儿子庄灵说，直到很多年后得知石鼓丝毫无损后，父亲才如释重负。

　　庄灵随父亲来台时年仅10岁，但对留在大陆“稳重亲和”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尚有印象，只是要到成年之后，他才知道，原来这对师生对故宫文物是否要迁运台湾，意见竟是完全相左的。

　　在国民党政府的催促下，马衡一直以“机场不安全，暂不能运出”等理由拖延。据北京故宫博物院现任院长郑欣淼介绍，当时马衡在解放区的亲属，通过地下党组织和他取得了联系，要求他尽可能使北平文物的空运不能成为事实。在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中，马衡始终是无党无派的，在这重要关头，他做出了拒绝赴台的决定。

　　马衡挚爱的石鼓，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专馆展出。而60年前除石鼓外，国民党因舱位有限等原因留在南京岸边的还有756箱文物。总的来算，故宫运抵台湾的2972箱文物仅是南迁文物的1/4，然多为精品。

　　两岸的国宝文物，倏忽分隔已过60年。在台北故宫收藏的唐代怀素《自叙帖》，其原包装盒则尚在北京故宫；而乾隆皇帝“三希堂”内的所谓“三希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作为中国古代书法最精美的篇章，原本同处一室，现在却成了伤别离的见证。

　　寂寞北沟，热闹紫禁

　　位于北京故宫的“三希堂”，原是乾隆皇帝的书房。堂内现存有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在台北故宫，也有一间“三希堂”，内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中秋帖》和《伯远帖》民国期间收藏在郭葆昌手中，他曾表示百年之后将二帖无偿捐给故宫。据庄严生前所撰《我与三希帖的一段缘》：1949年，政府迁台，郭葆昌之子郭昭俊曾携二帖到台，旧事重提，欲履行他先父生前宏愿，但“希望政府在‘赏’他一点报酬的条件下，他再将二帖‘捐赠’出来。可惜那时政府刚来台不久，一切措施尚未能步上正轨，财源短绌，实在无力顾及于此，希望以后再从长计议，以致二帖回归故宫之事，不克实现。后来闻郭先生只好携此二帖，远去香港……”后在周恩来的批示下，国家文物局用488376港元从香港购回二帖。

　　两件宝贝这样擦肩而过，暴露出彼时战败的国民党政府在文物保护上的捉襟见肘。三批文物在台湾基隆港登陆后，先后辗转杨梅、台中糖厂，因这些地方均不适合文物保护，又于1950年4月搬到台中雾峰乡新建的北沟库房，并在那里一待就是15年。其间虽有修建小型展览室，公开展览所藏文物，但大半岁月，众多文物被尘封在黑暗的库房中寂寥无声。简陋的保存条件下，四库全书曾被雨水部分湿毁，导致时任“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主任委员”的孔德成辞职。位于外双溪的新址，在筹建过程中还曾因经费短缺而停工。

　　而海峡这一端，昔日的紫禁城内呈现了热闹的新气象。在和平解放北平之后，故宫被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据《人民日报》报道，在1949年3月16日召开的一次文化座谈会上，40余位文化名流“对于国民党匪帮盗运人民文物一事，一致表示愤慨”。

　　在接管委员会文物部4月为故宫确定的新的业务方针上：要利用文物为教育人民之工具，以启发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并协助国家建设事业为工作目标。

　　在1949年4月11日，马衡等人起草的《声讨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盗运文物的罪行》宣言公开见报，内称：“卖国党徒盗运文物至台，实不啻间接盗往美国。”“盗运文物之主持人，查为傅斯年、朱家骅、王世杰、杭立武等，素属丧心病狂，助桀为虐，应即宣布为文化战犯，无论逃至天涯海角，必须拿捕归案，严加惩处。”签名者包括王芸生、沈从文、卞之琳、马寅初、梁思成、徐铸成、黄炎培、储安平等329人。

　　被分隔的文物背后，有着更本源的来自内战的国共兄弟仇恨。“蒋匪”和“美帝”，在接下来有关故宫国宝的声讨中，被置于舆论的峰巅。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故宫先后举办了美蒋联合大屠杀照片展览会、解放军战绩展览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展览、美国政府细菌战罪行展览，以及包括展示“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合流在中国土地上所进行的一连串特务间谍的阴谋活动”在内的全国公安工作展览会等。

　　在台文物赴美展览风波

　　在台湾，国民党亦琢磨着如何将故宫文物在政治上为我所用。台北外双溪故宫博物院建成之前，有关这些国宝的最大一桩历史事件，是1961年的赴美展览。

　　赴美展览最初是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R·卢斯（HenryR.Luce）于1953年6月向蒋介石发出邀请，并迅速被蒋介石同意。此后与国民党当局的协商，卢斯则转给美国政府。但因保险、运输方式、损坏赔偿及中共可能提起文物所有权诉讼等原因，双方的谈判陷入漫长的拉锯，使展期由最初预计的1954年一直拖延到1961年。

　　台湾历史学者吴淑瑛认为，在失去大陆政权之后，说服美国中国的“正统”在台湾，是蒋介石在面临诸多风险之下，仍同意故宫在台文物赴美展出的重要原因。因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故宫国宝赴美展览可以传递出他拥有“中华文化”的继承关系，亦即所谓的“中华民国”才是中国的真正代表。

　　在当年的美展目录中，负责展览准备工作的王世杰就曾明言：“自由世界的前途主要落在美国人民的肩上。在这个多事之秋，美国人民能对中国的艺术和文化有更充分的了解，就具有新的意义。这个展览会还可以提醒人们注意：”自由中国‘的人民不但是为收复失地而战，而且是为挽救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战。“

　　在那个特殊时期，故宫在台文物被国民党赋予了太多的历史重负。而大陆方面对此的大规模反弹开始于1955年5月8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题为《坚决反对美国劫夺我国在台湾的珍贵文物》的报道。

　　而北京故宫博物院除联合其他文物机构发表联合声明外，还专门进行了一个《反对美国侵略集团阴谋劫夺在台湾文物展览》。

　　因故宫在台文物赴美展览的事一直没能敲定，大陆方面的抗议很快偃旗息鼓，一直到1960年美蒋签署了有关展览的协议，才再掀波澜。文化部声明：美国政府同蒋介石集团签订的一切劫夺我国历史文物的“合同”均属无效；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制止美国政府的强盗行为》；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文化界名流再次纷纷集会，表态谴责；德高望重的郭沫若也刊文称，美帝国主义“今天又公然企图用它的军舰劫走我国在台湾的珍贵文物了”。

　　北京故宫博物院内，也被激愤的情绪所笼罩。据新华社当时的报道，首都许多历史文物机关工作人员连日纷纷举行集会，张贴大字报和联名发表抗议书。故宫博物院全体工作人员在群情激昂的抗议大会上，一致通过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抗议书。

　　而美国的军舰还是驶入台湾，将故宫文物运至美国。自1961年5月至1962年6月，先后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等5个大博物馆内举行了《中国古艺术品展览》。美国总统肯尼迪亦和蒋介石一道，受邀担任此次展览的名誉倡导人。

　　从大陆流落到岛内的文物，在国共对峙的昔日，短暂地游离到更远的大洋彼岸，在历时一年有余的展览后，平安回到台湾。而此时，两岸在故宫文物上唯一的交集是：有朝一日分隔的国宝再度完璧。

　　台北，又一个故宫的诞生

　　故宫在台文物赴美展览，给蒋介石当局政治上相当大的欣喜。1960年9月，蒋介石当局决定将文物迁离简陋的北沟库房，另在台北兴建博物院新址。1962年6月，在士林区外双溪举办了新馆奠基仪式，3年后落成，最初命名“中山博物院”，后更名为“国立故宫博物院”。台“行政院”公布的博物院临时组织条例规程中规定，将来国家统一后（所谓“反攻大陆”成功），迁台故宫文物仍交回原博物院。

　　而大陆方面，虽政治运动频仍，但念兹在兹的仍是解放台湾后收归流离的故宫国宝。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落成前一年，1964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刊发《美国又从台湾劫走大批历史文物》报道：“台北消息：美帝国主义最近又以‘展览’为名，把蒋介石集团运到台湾的大批历史文物，劫往美国。”虽然仍称“劫走”，但也许是因1961年的展览并未导致在台文物流失美国，故在舆论和人力动员上没有大动干戈。

　　两年后，“文革”爆发。当时台湾媒体，除报道文物被红卫兵破坏外，还有诸如“故宫一珍品，匪赠送外人”这样的报道出笼（1967年11月30日《联合报》头版）。“文革”结束后，甚至到上世纪80年代末，台湾方面有关北京故宫的报道，仍基本是负面的。以1988年为例：1月30日《民生报》报道“公然指派画匠作假，北平故宫赝品充斥”；8月28日，《联合报》报道“环境维护不当故宫城墙倒塌”；11月26日，《联合报》报道“北平故宫捧着金碗讨饭：游人摊贩乱搞，犹如大杂院；管理保护不善，文物成堆放”……即便是为免器物遭破坏而限制游客数量的行为，也被《联合报》说成“北平故宫怕见人！”

　　但在1988年，大陆方面实际已向台湾释放出善意。据台《民生报》7月9日报道，中介人传来消息，北京故宫可以免费将乾隆寿典文物借给台湾展览。但台湾当局对此似无回应。1989年，让台湾当局头疼的一个问题是，当华盛顿国立美术馆拟向台湾借展故宫文物时，因此前“中华民国”已退出联合国，且中美建交导致时局变化。“担心中共刁难”，使台北故宫对赴美展览不表赞同。后美国特予台湾“安全归返”的“免予扣押保证”，台北故宫文物才放心越洋展览。

　　吊诡的是，两岸故宫文物藏品的首次碰头，正是1991年6月在美国的这次展览中。台《联合报》报道称，故宫文物由华府牵线在海外交流，北京故宫借机大做文章，但台北故宫指这次展出与中共无关。

　　本是同根生，交流遮不住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两岸故宫文物交流，热情主动的一直是大陆，而台湾当局相对冷漠。

　　1985年7月，北京故宫博物院绘画馆展出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书画的复制品56件，包括王羲之“三帖”、孙过庭《书谱》、巨然《层岩丛树图》、范宽《溪山行旅图》等。不过，复制品是来自与台北故宫合作的日本二玄社。

　　1990年，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办公室主任方国锦多次发函给台北故宫，但没有回音，而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就此接受台湾《联合报》采访时却说，北京从未与台北接触。台湾媒体也注意到两岸故宫博物院在文化交流上的不同调，大陆方面说，“交流是早晚的事”，而台北故宫说，“现阶段看不出有任何可能性”。

　　但在同年的9月5日，台北故宫也对来自北京的橄榄枝接招，提供了350件文物复制品，参加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幕的《汉字———走向二十一世纪》展览。主办者特地将它们和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100方历代印章印谱等同室展出，新华社的报道单方面称，这是海峡两岸故宫博物院40年以来第一次在大陆的合作展览。

　　次年4月，国家文物局建议两岸故宫文流，让兵马俑和现在台北的翡翠白菜互访，秦孝仪仍表态：还早。1992年9月，大陆访台18名记者在台北故宫访问秦孝仪，就文物的进一步交流转达了北京故宫的三项建议，秦孝仪也仅表示愿意考虑但不作承诺。

　　不过，1992年年底，两岸故宫决定再迈出一步，合作出书。这本汇集中国历代文物精品的大型图册《国宝荟萃》，于1993年4月在北京举行了首发式。1995年，两岸故宫的高层访问起步，杨新副院长赴台参加台北故宫庆典活动并作了学术讲演。

　　在民进党2000年执政之后，两岸故宫的交流亦未结束，2002年底，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首度访台，也去了台北故宫。不过，此次访问中国大陆媒体鲜有报道。

　　但在“台独”意识崛起的台湾，两岸故宫的实质性突破仍困难重重。早在1990年5月，民进党籍“立委”彭百显以“保管费太多”为由，要求把台北故宫文物“还给大陆”，在台湾传为笑谈，媒体揶揄说，“‘立委’问政，应有点深度嘛！”实则彭百显在“立法院”问政一直相当受好评，把文物“还给大陆”应有明显的政治意涵：并非基于大一统的中国意识，而是在文化上去中国化的努力。在民进党执政的8年，这种意识愈发膨胀。2007年，“行政院”提出修正故宫组织条例，删除“宝物来自北平故宫与中央博物院”等文字，也将现行条文的“中国古代”字句修改为“国内外”，但被国民党人占多数的“立法院”否决。时任辅仁大学博物馆学研究所所长的周功鑫说，台北故宫的文物来源为历史事实，不应删除。

　　在马英九2008年赢得台湾执政权后，周功鑫获任命为新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主动向大陆“借宝”，对一贯消极回应的台北故宫而言，是一个相当大的转圜。虽然台北故宫尚有名称和文物被扣押的莫名担忧，北京故宫博物院也在2月15日突然取消当天原定的记者会，显示出文化交流不免枝蔓上的政治困扰，但在两岸政治和解的大背景下，雍正时期文物在台北的相遇，开启并通向的是故宫国宝终将完璧愿景。

　　采写：本报首席记者 韩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