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可口可乐公司待遇:郑永年：中国如果发生危机或更严重

　　和讯网消息 12月17日，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经济观察报年会”上接受和讯网访谈时称，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和美国华尔街没有什么区别，大到不能倒，绑架政府政策，绑架整个社会。

　　郑永年认为，现在西方发生危机，并不意味着中国体制就更好，因为中国体制完全是靠强力的政府支撑。中国目前是国富民穷。所以中国的改革任务比其它国家更重。中国更具有紧迫感，如果危机发生了那真是危机。

　　郑永年认为，中国要改革，首先不管用什么方法要复制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没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这个社会就不会稳定。

　　以下是访谈实录

　　中国的问题就是国企的问题。国企绑架政府政策，绑架整个社会。

　　和讯网：您刚才也提到全球经济现在都不是特别好，回到中国本身问题，您之前也提到中国经济发展其实也需要去政治化，能不能详细给大家解读一下？

　　郑永年：实际上中国自己的问题现在也很多。上午我们也在讨论，美国的问题可能是华尔街的问题，欧洲的问题是政府债务危机，中国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的问题。中国国有企业现在所产生的一系列的效果跟美国华尔街没有什么区别，过大而不能倒，绑架政府政策，绑架整个社会。因为中国和美国危机性质不一样，美国、欧洲，包括日本，其社会经济水平已经发展到那么高，它们的危机跟中国现在还是中等偏下收入居多的危机不一样，中国如果真正发生危机了，那真是一个大的社会危机。西方发达国家有它的问题，这个问题跟中等收入国家问题不一样。中国更具有紧迫感，如果危机发生了那真是危机，人家这个危机就是生了一场病，人家抵抗能力比较强一点，中国有什么抵抗能力呢？中国政府部门强大一点，社会很弱，最近政府根据国际标准调整贫困线，中国的贫困人口一下子增加了1.2亿，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现在美国的问题是中产阶级受挤压的问题，欧洲也是，中国大部分人还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一闹革命就会非常彻底。中产阶级革命则比较和平，占领华尔街都是比较和平的。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现在西方发生危机了，中国体制就更好，不是这样的，因为中国体制完全是靠强力的东西，靠国家来支撑。西方像欧洲、亚洲的日本，没有政府都没问题。中国一天没有政府天下就大乱，因为人家是社会强大政府弱。包括欧洲、美国都是国穷民富，中国刚好相反，国富民穷。社会稳定即使没有政府也没有问题，社会不稳定政府再强也不稳定。所以中国的改革任务比其它国家更强。

　　中国改革首先需培养大批中产阶级

　　和讯网：您刚才也提到像中国绝大多数还是无产阶级，对于中国来讲未来怎样来调整贫富不均的问题？

　　郑永年：中国改革的任务是什么？中国以前是无产阶级革命，从整个历史来看，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但是无产阶级是最不负责任的，尤其流氓无产阶级是最不负责任的。所以我觉得中国改革在于首先不管用什么方法复制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没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这个社会就不会稳定。我们用了那么多精力来维稳，社会还不稳定，为什么不稳定呢？社会不稳定就是民生问题，就是中产阶级太小。日本、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用了20多年培养庞大的中产阶级，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中产阶级越来越小，因为财富分配不均，少部分人消费过度，大部分人消费不足，消费社会建立不起来。

　　中国下一步是社会改革的战略机遇期

　　郑永年：未来怎么走？今天上午大家也讨论了，第一社会要改革，社会保障、医疗、教育、房地产这些都是社会政策领域，政府必须投资，现在政府有钱了必须把它做好。另外工人工资要提高，只有这两块慢慢一起做中国才有希望有庞大的中产阶级。有了中产阶级，如果现在年收入是四千美元，一下上了一万多美金，完全是上了不同台阶，社会形态就不一样。现在年收入四五千美金的多，社会不稳定因素非常多，中国政府发展那么多年经济，中国政府也积累了很多财富，我今天上午说中国下一步是社会改革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老说有没有机遇，如果中国现在有那么多财政收入不去投资社会领域，等经济下坡就永远没有机会。历史上都如此，像德国社会保障，就是俾斯麦做出来的。法国的公平的教育制度就是拿破仑时候做出来的。

　　如果不把这些基本国家制度建立好，中国一旦民主化肯定是非常烂的民主，不可避免像非洲那些国家一样。 所以 “十二五”规划已经出来了，怎样找到一个突破口非常重要，如果找不到突破口就麻烦了。中国也不是说不能找到这个突破口，我上午一直在讲经济改革在80年代没有找到突破口，这样走那样走，然后用政治改革来推动经济改革，到邓小平南巡以后，南方讲话以后就找到突破口。社会改革也是改革了十来年，从2002年到明年就是十来年了。这十年来也不能说一点没做，该做还是做了一点，但还是没有找到突破口。下一个阶段如果找不到突破口那就麻烦了。当时邓小平是政治强人，他提出“要杀出一条血路”的口号，我们现在领导层也要有这个决心去找到这个突破口，没有突破口就麻烦了。

　　和讯网：最后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中国现在急需复制一大批中产阶级，现在有专家的观点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有真正中产阶级存在，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能不能从财税政策入手？

　　郑永年：这个我不同意，什么叫真正的中产阶级，衡量中产阶级我们说简单就是依据收入。当然中产阶级在欧洲来说，欧洲人更多是文化概念，对美国来说、亚洲来说更多是经济的概念。中国就说过有恒产就有恒心，这是对中产阶级最重要的表述，只有拥有恒财，财富阶层才有责任感，如果大家都是无产阶级就没有责任感。中国的中产阶级当然可以培养，中国中产阶级80年代开始就有“万元户”，到朱镕基抓大放小的改革，基本上中国中产阶级就出现了。中产阶级在这几年才减少。为什么减少呢？国内国企扩张太厉害，没有发展空间，民营企业家就跑了。看看西方、日本、亚洲四小龙的中产阶级怎样起来的？第一个群体就是贵族阶层，那是少数，第二个阶层最大的群体就是企业家，他们叫资本家，我们叫企业家、私营企业家，还有为企业服务的一些专业人才。最后一个群体，企业家雇佣工人阶级，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工资的基础上变成中产阶级。中国中产阶级如果要产生也不可避免地会走这条道。现在企业家移民的较多，企业家为什么跑出去，就是因为国家法制环境不安全，把他们都赶跑了。企业家都跑掉了，财富都跑掉了，那国内还有什么呢，就是贫穷，贫穷就是不稳定，所以道理很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