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衡平律师事务所:六朝民间巫觋鬼神崇拜与地名

六朝民间巫觋鬼神崇拜与地名

——以蒋子文和苏峻为例

提  要：六朝民间巫觋鬼神崇拜盛行，当时一些地名与此有关。比如蒋神崇拜盛行于今日南京及其附近地区，“蒋王庙”的地名一直流传至今。苏峻虽为叛将，战败而亡，但后被尊为苏侯神，历史上留下“苏峻湖”的地名。

关键词：六朝  巫觋鬼神崇拜  蒋子文  苏峻  地名

六朝时期，除了盛行的佛教和道教以外，民间巫觋鬼神崇拜也非常兴盛。历史记载的一些地名中，打下了其深深的烙印。

蒋神崇拜与“蒋王庙”

蒋神崇拜是从三国吴开始流行于今天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一种民间巫觋鬼神崇拜^[1]。据《搜神记》记载，蒋神崇拜是从吴先主孙权时期开始兴起的：传说蒋子文者是广陵人也，汉末为秣陵尉。他“嗜酒好色，挑达无度。常自谓己骨清，死当为神”，有次他追击盗贼到钟山脚下，不幸战死。在吴主孙权时，他显灵要求立为土地神，否则灾祸频发。最后孙权不得不“封子文为中都侯，次弟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印绶。为立庙堂。转号钟山为蒋山”，从此以后“灾厉止息，百姓遂大事之”。^[2]

以后蒋神成为六朝保佑风调雨顺的灵验的大神。《艺文类聚》卷一百录有梁代陆倕《请雨赛蒋王文》和任孝恭《赛钟山蒋帝文》。陆倕《请雨赛蒋王文》称赞他，“陆周祚胤，钟岳降精。聪明正直，得一居贞。无方无体，不疾不行。化驰九县，位冠百灵”。^[3]陈武帝曾亲自去钟山拜谒蒋庙求雨，“是时久不雨，（永定三年四月）丙午，舆驾幸钟山祠蒋帝庙，是日降雨，迄于月晦”（《陈书·高祖纪上》）。

传说蒋神在淝水之战中能力挽狂澜，拯救晋室安危，《晋书·苻坚载记》记载，会稽王司马道子在淝水之战前向蒋神求助：“初，朝廷闻坚入寇，会稽王道子以威仪鼓吹求助于钟山之神，奉以相国之号。及坚之见草木状人，若有力焉。”钟山之神，也就是蒋神。所以后代帝王对他愈加敬信。《宋书·元凶劭传》，宋孝武帝刘骏讨伐元凶刘劭时，刘劭“以辇迎蒋侯神像于宫内，启颡乞恩，拜为大司马，封钟山郡王，食邑万户，加节钺。……使南平王铄为祝文，罪状世祖”。《南齐书·东昏侯纪》记载东昏侯“又信鬼神，崔慧景事时，拜蒋侯为假黄钺、使持节、相国、太宰、大将军、录尚书、扬州牧、钟山王。至是又尊为皇帝。迎神像及诸庙杂神皆入后堂，使所亲巫朱光尚祷祀祈福。”南朝战争频仍，朝代更迭频繁，蒋神无疑成了当时相当灵验的战神。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王对蒋神的崇信反过来又导致民众更狂热的崇拜。当时普通民众，遇到灾祸都向蒋神求助，如《搜神记》记载有人碰到老虎掠取妻子，就大声呼喊蒋神帮助，果然得到蒋神的救助，顺利救回妻子。去蒋王庙祭祀求福是当时习见的行为。如《南史·綦母珍之传》记载，“（綦母）珍之有一铜镜，背有‘三公’字，常语人云：‘征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乃就蒋王庙乞愿得三公，封郡王”。六朝时期，蒋王庙无疑成为一个重要的宗教祭祀场所。

蒋神崇拜形成具有深厚的宗教人文地理背景。

今日南京地区，东汉三国时期属于丹阳郡。丹阳郡与九江郡、庐江郡、会稽郡、吴郡、豫章郡、广陵郡等在分野上均属于吴地，自古以来淫祀巫风盛行。众所周知楚地“信巫鬼，重淫祀”，而“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汉书·地理志》）。这一带，汉代以来多有淫祀的记载。“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财产以之困匮，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发病且死先为牛鸣，前后郡将莫敢禁。”（《后汉书·第五伦传》）东汉末孙坚、孙策平定江东时，吴地淫祀巫风依然昌盛。

而对败军死将的巫觋鬼神崇拜，是六朝时期流行的信仰。败军死将往往摇身转变为鬼主、瘟神，受到尊崇。台湾学者李丰楙研究认为，“类此败军之将为何成为鬼主？瘟神？实涉及当时人，尤其道教众人的瘟神疫鬼观：其中蕴涵有两种意义，一是战役、大兵之后尸体未能完善处理，导致传染病流行的恐怖经验，这是根据经验原则所形成的认知；另一则是对于凶死者成为厉鬼，基于怖惧情绪乃相信在阴界雄将率领鬼卒为祟”。^[4]

正源于吴地积习已旧的浓厚淫祀巫风，加之对败军死将的鬼神崇拜，因此巫祝能利用灾疫频发的时机，附会败军而死的蒋子文显灵的事迹广为传播，并迅速被当地百姓信从接受。

最后，当时统治者孙权转变父兄对巫觋鬼道的一贯拒绝压制政策，转为崇信其术，并借此巩固对江东的统治。

孙氏对待巫觋鬼道的态度向来是严厉镇压。如孙坚就是依靠镇压“妖贼”发家，“会稽妖贼许昌，起于句章，自称阳明皇帝。与其子韶，扇动诸县，众以万数。坚以郡司马募召精勇，得千余人。与州郡合，讨破之。是岁熹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状，诏书除坚盐渎丞”。（《三国志·孙坚传》）孙策平定江东时，依然对巫觋鬼道采取高压政策，曾诛杀当时往来吴、会传道的著名道士于吉。

但到孙权时，情况有所变化，经过孙坚、孙策两代的武力征服，孙氏对江东的控制已渐趋巩固，转而寻求缓和的手段来扩大统治基础，求得对江东的长久统治。孙策临终的遗言正反映了这一政策转变的端倪：“（孙策）呼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权延揽江东诸多名士以及徙治秣陵，都是其“以保江东”的有力举措。王永平认为：“在侨寓儒学士人的代表张昭等人的辅助下，孙权在黄武年间逐步起用了江东大族名士代表陆逊、顾雍等执掌军、政大权，实现了所谓的孙吴政权的‘江东化’。”^[5]

虽然起初孙权对待蒋子文显灵一事，延续了其家族对巫觋鬼道的一贯排斥态度。但是在其江东名士的智囊集团劝说下，孙权态度发生前后巨大转变，由“未之信也”，转为册封蒋子文，并为之立庙堂，鼓励百姓大事之。册封蒋子文，这无疑是孙权巩固江东统治的有效举措，也是其“江东化”政策在宗教信仰上的体现。

蒋神崇拜随着孙权的“江东化”的政策而兴起，东晋时得以盛大，至宋、齐、梁、陈走向巅峰，到明、清才逐渐衰微，长达一千多年，可谓影响深远。至今，南京依然保存着“蒋王庙街”的地名。

苏侯神崇拜与苏峻湖

与蒋神崇拜相似的是随后兴起的苏侯神崇拜。苏峻是东晋的流民统帅，历史记载，他是一名叛将，曾攻入当时京城建康烧杀戮掠，异常凶残。《晋书·苏峻传》记载，“（苏峻）与王师战，频捷，遂据蒋陵覆舟山，率众因风放火，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遂陷宫城，纵兵大掠，侵逼六宫，穷凶极暴，残酷无道。驱役百官，光禄勋王彬等皆被捶挞，逼令担负登蒋山。裸剥士女，皆以坏席苫草自鄣，无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号之声震动内外”。其骁勇善战，当时被誉为“所向无敌”，“朝士之奔义军者，皆云：‘峻狡黠有智力，其徒党骁勇，所向无敌。惟当以天讨有罪，诛灭不久；若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

后来他也像蒋子文一样暴死，“（苏峻）因舍其众，与数骑北下突阵，不得入，将回趋白木陂，牙门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坠马，斩首脔割之，焚其骨”。因为苏峻是无恶不作的叛臣，东晋官方绝不可能加以祭祀，所以对于他的祭祀情况，在东晋不见史籍记载。但是其生前骁勇善战，又是横死，按照六朝时对败军死将的巫觋鬼神崇拜，可以推断民间巫觋很快将他列为神灵，加以祭祀。因此我们才能看到，到刘宋时期，他开始跟随蒋神，从民间堂而皇之进入宫廷，成为帝王祭祀求助的对象。如上文提及刘劭，他除了“以辇迎蒋侯神像于宫内，启颡乞恩，拜为大司马，封钟山郡王，食邑万户，加节钺”以外，还拜“苏侯为骠骑将军”。蒋子文是殉职的忠臣，苏峻是横死的叛臣，但是在刘劭看来，他们都是民间尊崇的灵验的神灵，效果差不多。六朝时期，苏侯神和蒋侯神一样都是灵验的战神，如刘宋始安王刘休仁出征时，为求得胜利，居然与他结拜兄弟，“初行，（刘休仁）与苏侯神结为兄弟，以求神助。及事平，太宗（即宋明帝）与休仁书曰：‘此段殊得苏侯兄弟力。’”（《宋书·始安王休仁传》）当梁武帝讨伐东昏攻打郢城，“（薛）元嗣等处围城之中，无他经略，唯迎蒋子文及苏侯神，日禺中于州听上祀以求福，铃铎声昼夜不止”。（《南史·张冲传》）苏侯神和蒋神一样成为人们在危急关头祈求保佑的神灵。

苏侯神的影响一直扩展到北方青齐地区，这可以从《齐书·崔祖思》传中得到印证。“崔祖思字敬元，清河东武城人……初州辟主簿，与刺史刘怀珍于尧庙祠神，庙有苏侯像。怀珍曰：‘尧圣人，而与杂神为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苏峻今日可谓四凶之五也。’怀珍遂令除诸杂神。”此条记载，《南史·崔祖思传》略有不同，说他是“随青州刺史垣护之入尧庙”。但不管怎样，这些记载都说明在宋齐之际，苏侯神的影响范围已经非常大，不但从南京地区一直扩展到北方山东地区，他居然还可以与尧这样的圣人并驾齐驱，享受民间的祭祀。但是作为叛臣，苏峻毕竟被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人所不容，最终被清除出庙宇。但是民间的祭祀崇拜依然盛行，这是官方力量难于控制的。

《六朝事迹编类》引《南徐州记》：“苏峻湖，本名白石陂。”引《建康实录》：“晋成帝咸和二年，苏峻举兵，逼帝迁于石头，陶侃、温峤、庾亮阵于白石，使将军杨谦攻峻于石头。峻轻骑出战，谦诈北奔白石垒，峻逼之，才交锋，峻坠马，侃督护李阳临阵斩峻于白石陂岸。至今呼此陂为苏峻湖，在城西北十五里，周回十里。”^[6]此湖不可能是东晋官方以苏峻的名字命名，很可能就是苏侯神崇拜流行后，民间开始流传的名称。这种民间的地名称呼，是官方的力量无法干涉的。随着苏侯神在宋、齐、梁的势力大增，白石陂的本名最终被苏峻湖取而代之。叛臣的名字竟然在民间信仰的支撑下，在地名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从上面两个地名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历史上似乎普通无奇的地名背后往往都有值得探索的内容。因此研究那些盛行于六朝而当今已消亡的民间信仰，不仅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历史上某些地名的来历及其背后的宗教信仰，更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六朝宗教与政治文化纽结的史实。

参考文献：

[1]参见林富士：《中国六朝时期的蒋子文信仰》，林富士、傅飞岚主编《遗迹崇拜与圣者崇拜》，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

[2]《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

[3] 《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4]李丰楙：《行瘟与送瘟——道教与民众瘟疫观的交流和分歧》，《民间信仰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4年。

[5] 王永平：《略论孙权父子之“轻脱”——从一个侧面看孙吴政权之性质》，载（台湾）《汉学研究》2004年第1期。

[6]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本文即将发表于《中国地名》２００６年第１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