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侦查讯问方法:论宋以来北方人口素质的下降——程民生

论宋以来北方人口素质的下降
　　【作 者】程民生
　　【作者简介】程民生(1956-)，男，回族，河南开封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宋史、中国经济史。
　　
　　 宋代以来经济重心南移之后，北方地区既失去了劳动人口的数量优势，在人口质量方面也呈现下降趋势，至明清两代更为明显。通过与南方的比较看出，主要表现在文化水平的落后，思想观念的陈旧，精神的萎靡与懒惰。以绝望的心态面对穷困的经济状况，以消极的态度对待生产，丧失了信心和再开发能力。片面重农却是粗放耕作，造成产业结构性的贫困，既无开展副业、手工业的技术，更不善于或不屑于从事商业，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低下。人口素质的下降是宋以来北方社会经济落后与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无论自然条件是否均质相同，地域经济差异产生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人为因素。地域经济增长过程就是劳动力利用其它资源创造财富的过程。人口是社会基本生产力，人口分布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着生产力布局、购买力强弱、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人的能力本身就是真正的社会财富和最大的生产力，人的全面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石，在生产力诸要素中，人始终处于主导和能动的地位。还应特别指出的是，人口质量不是一个永恒的自然范畴，而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历史范畴。在我国历史上，北方地区曾长期是人口重心，宋代以来发生变化，与经济重心的南移几乎同步，既是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原因，也是重要标志。在研究北方经济演变史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宋代以来北方人口的素质也下降了，至明清更加严重。对此，笔者尚未见到有关专论，认为有必要加以论述，先将一些粗浅的看法求教于大方，以期引起对这一重要问题的重视。
　　　　　　一、文化水平的落后
　　
　　　　所谓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在人口数量相等的情况下，人口质量对社会经济便发挥着主要作用；而在人口质量差距过大的情况下，人口数量的多少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古今概莫能外。
　　　　从人的生物性而言，人口的质量表现为身体素质即体格。在这方面，北方占有优势。宋人曾分析指出：“地势西北高、东南下。地高而寒，其民体厚而力强，气刚而志果。地下而温，其民体薄而力弱，气柔而志回……此士大夫咸知之也。”[1]（卷17）南宋初吕颐浩也强调说：“中原之人强悍壮实，东南之人柔脆怯弱。”（卷176）由于地理环境等原因，北方人体魄高大健壮，气勇劲悍。如宋代的河东路即现在的山西，居民“天性劲勇，耐辛苦”；[3]（卷上）京东路徐州（今江苏徐州）“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4]（卷26）又如清代陕西，“人材壮健，强勇者多”等，[5]（卷10，雍正二年五月甲辰）都是具体的说明。而南方相对弱些：“东南民素柔脆。”[6]（卷223）在社会生产力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情况下，北方人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从人的社会性而言，人口的质量表现为文化素质和思想观念。当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更多地需要智力的投入时，文化素质和思想观念的作用便突出出来。北宋中后期，南方人口数量超过了北方，个体体力的不足由人数弥补，更重要的是，南方文化水平即人口的文化素质也开始赶上并超过了北方。为了便于量化说明问题，比较系统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统计正史列传人物的地域分布，可视之为各地人口素质的代表。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曾对两《唐书》列传作了统计，其中有确切籍贯者1868人，北方地区共1582人，占总数的85%；南方地区286人，占总数的15%。[7](P571-630) 北方居绝对的优势。笔者据《宋史》列传也作了统计，入传的人物（不含连北方还是南方人都不清楚者）2213人，其中北方地区1030人，占46.5%；南方地区1183人，占53.5%。南方比例超过了北方。由于宋代分北宋、南宋，南宋时期只有南方领土，如此笼统的比较还不能说明问题。为了便于对比，只能以北宋一朝为准。北宋朝入传的人物1484人，北方地区906人，占61%；南方地区578人，占39%。显然，北宋时期的北方地区仍有较大的优势。
　　　　北宋是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南移的关键时期，所以我们再将北宋入传的官员（指正传和《循吏传》）1058人分为3个时期统计，又发现了明显的变化轨迹。北宋前期，北方地区278人，占84.5%，仅比唐代的85%下降了1个百分点；南方地区51人，占15.5%，仍处于明显的弱势；北宋中期，北方地区274人，占63.9%，南方地区155人，占36.1%；到了北宋后期，北方地区121人，占40.3%，南方地区179人，占59.7%。 [8](P131-157)这就意味着，南方文化大约是在北宋后期赶上并超过了北方。
　　　　我们看到的具体记载，与此完全一致。如河北“人性质厚少文”；[9]（卷86）陕西边防地区“其人劲悍而质木”；[9]（卷87）京东地区 “大率东人皆朴鲁纯直，甚者失之滞固”。[9]（卷85）宋神宗也认为“河北人愚”。[10]（卷246，熙宁六年八月己卯）而同时的南方人则以聪颖灵巧著称。北宋后期的京东钜野（今山东巨野）人晁补之概括道：“夫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便捷而多能，轻清而好奇”[11]（卷51）表现在智力上，就是头脑灵活机敏：“南方人性皆慧黠”即是事实。[12]（卷38）北宋中期的江西人吴孝宗从历史角度，指出了这一巨大变迁：“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两浙与夫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天下。”[13]（卷5）他以亲身的观感，指出了东南地区文化从宋代开始盛况空前，一举改变了不能与中原相比的落后状况。如两浙的明州（今浙江宁波）：“衣冠文物，至我朝而始盛。”[14]（卷8）福建也是如此： “自有宋，闽中之士始大振发。”[15]（卷19）北宋后期的苏辙所说，则是民间文化程度的南北对比：“四方风俗不同，吴、蜀等处，家习书算……至于三路（引按：指河北、河东、陕西）等处，民间不谙书算。”[16]（卷45）南宋的叶适甚至说道：“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17]（卷 9）虽不免夸张，至少道出了南方人口文化素质普遍较高的事实。
　　　　南方文化在宋代的兴起及文化重心的南移，奠定了以后文化的基本地域格局，影响深远。明人也是这种看法，现举几例如下：
　　　　吾吉（今江西吉安）自有宋逮今，贤才辈出。[18]（卷19）
　　　　四明（今浙江宁波）自宋以来，衣冠之家，栋宇相望[19]（卷42）
　　　　自宋以来，江东文学之盛，首称金华（今浙江金华）。[20]（卷7）
　　　　吾邦（指今江西广昌）自宋以来，号称多士。[21]（卷11）
　　　　今之茶陵州（今湖南茶陵），自宋以来多显者。[22]（卷76）
　　　　自北宋后期以来，南方尤其是东南文化一直稳居鳌首，人口的文化素质明显优于北方。元代郑思肖记载：“北人深叹讶江南技巧之人，呼曰‘巧儿 ’。”[23]南方手工业等社会生产的技术含量，显然远远超过了北方，其技术水平令北方人深感惊讶，自愧不如。元代官办地方学校多在南方，许有壬说：“□□龙兴，列圣崇教，天下郡邑莫不建学，独县治之附所属者，其为学则不一。在江南则建设毕备，越河而北，附路、府者且不两有，而况于州乎？”[24]（卷 8）明代地方学校的基本格局与元朝类似，洪武二十年（1387年）即“以北方学校无名师，生徒废学，命迁南方学官之有学行者教之”。[25]（卷17）从明洪武四年（1371年）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的245年间，共产生状元、榜眼、探花、会元244人，南方有215人，占总数88%，北方仅有 29人，占总数的12%。[26](P21)清代初年，王夫之又作了全面对比：“天地之气衰旺，彼此迭相易也……吴、楚、闽、越，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宋之去今五百年耳，邵子（雍）谓南人作相，乱自此始，则南人犹劣于北也。洪（武）、永（乐）以来，学术、节义、事功、文章，皆出荆、扬之产……今且两粤、滇、黔渐向文明，而徐、豫以北，风俗人心益不忍问。”[27]顾炎武又言：“北方之人，鲜能识字。”[28]北南方地区文化、思想、道德境界等素质的差距愈来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