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立案后侦查时间:JBC3.1 两河地区失落的文明

JBC3.1 两河地区失落的文明<<上一篇 下一篇>>作者：修木读史 提交日期：2010-11-1 12:40:00 | 分类:犹太人 | 访问量：3335
　　 犹太人，《圣经》与基督教的产生： 第三章 神话，传说与历史
　　
　　 3.1 两河地区失落的文明
　　
　　 创世记之中所记载的那些以色列老祖宗的故事，到底有几分历史真实，是二十世纪考古与圣经研究之中，曾经反复争论过的问题。时至今日，在《圣经》之外并没有找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这些传说的真实性。内中原因也不难理解：这些故事讲的都是一大家子里的私事，难以找到相佐的资料。虽然有些叙述之中也会提到周边一些国王、城市的名字，但是基本都无法与现在已知的人名、地名对上号。比如说，创世记第十四章中，讲到亚伯拉罕卷入一场四个王对五个王之间的战争，一口气就列了九个城市与国王的名字。后来的学者们花了老大力气，去查对现有的历史记录，却无人可以指证出其中任何一位国王，更不用说找到这一场战争的痕迹[1]。
　　
　　 但是这些传说却肯定是发生在古代的中东，而关于这一大地区的历史与社会背景，却有相当多的史料可以参考。历史上，在欧洲人的眼中，他们自己是西方，而代表着东方（Orient）的是西亚与埃及。到后来，他们与中国、日本有了接触之后，有了“远东”这个名称，而原来的“东方”则变成了“中东”（Middle East）或是“近东”（Near East）。这些当然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名称，在现代却也都成为国际上通用的叫法。
　　
　　 古代中东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这一段历史却在后来被人遗忘。除了犹太人的《圣经》之外，古代中东没有一本比《圣经》更老的古藉流传下来，因而欧洲人一直以为《圣经》是历史最为悠久的文字记载。这一状况的改变，要等到拿破仑入侵埃及的时候，法国军人发现罗塞塔石碑，从而开启了对中东的考古研究。欧洲人在十九世纪的重大发现，并不只局限于科学与技术，也包括在中东、希腊的一系列考古挖掘，由此重新发现了古代中东那一段不是保存在书本中，而是埋藏在沙土层里，历时好几千年的文明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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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十：十九世纪以来，两河地区出土了大量铭文石板，让历史学家们重新发现了已经被人遗忘的两河地区的古文明。这些用小棍子戳在粘土板上的文字，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许多的楔形符号，因而又称为楔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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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河地区与埃及都是靠河流滋润的沙漠地区，干燥的气候为埋藏在沙堆里的古代物品提供了保存的基本条件。像陶片这一类坚固的物品自不必说，连植物残余，动物毛发，工艺雕刻，金属工具等等易腐蚀物品，都得以历经几千年保存下来，给后人留下大量的考古文物与证据。这其中最有价值的发现，是在两河地区出土的大量铭文石板。当地古代的文字记录，不是写在纸上，而是用一根硬棍，戳在粘土板上，写成一个个楔形字。写好后，为了永久保存，粘土板放在高温下烘烤，变成石板。王宫、寺庙、贵族家的帐本、档案与藏书，都是这些大小不一的石板，虽然笨重，却有一个极为难得的优点：当外族入侵，宫院被毁的时候，那一把大火可以将房屋烧成废墟，可是埋在废墟之中的铭文石板，却不会化为灰烟，只是渐渐埋入沙堆里，静静地等待后代有心人的挖掘，虽然其中难免有些破损。从十九世纪至今，在两河地区出土的石板，以十万计，总的文字数要比《圣经》多出许多。最为难得的是，石板的内容不是编辑整理过的历史，而是第一手的原始记录，不但有帐本，官方信件，还有教人识字的课本，祈祷文，神话等等。从这些资料，现代的我们可以对古代两河地区的社会状况有相当详细的了解。
　　
　　 十九世纪的欧洲，以解读这些出土文字出名的人，有过好几个。这其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是英国人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公元1840-1876）。他出身贫穷，14岁初中毕业之后便裰学，到印刷厂当学徒养家糊口，学习银行票据的刻印。在工余时间，他却迷上了两河地区出土的文物。每天中午的午饭时间，他都要跑到离他所工作的印刷厂不远的大英博物馆，去研究那些写着楔形字的铭文石板。博物馆工作人员注意到他记忆力惊人，在识别形状上很有天才，于是推荐他来博物馆担当研究助理，拼凑石板碎片。1872年，他在成千上万的石片之中，发现一片上边记载着大洪水，靠山停下的船，以及嘴里叼着树叶的鸟，联想到这些情节与大洪水故事的相似之处。这些石板凑在一起，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神话，“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其中有一段讲的正是大洪水的故事，内中许多细节都与创世纪之中相应的故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史密斯的发现及后来的研究证明，大洪水是一个在两河地区广为流传的故事，后来经过以色列人的改编，也收集在《圣经》之中。这一发现当即引起轰动，史密斯在圣经考古协会讲解他的研究结果时，连当时的英国首相格莱斯顿（Gladstone）都亲自到场聆听。当然，也有基督教会保守人士不肯相信《圣经》的故事竟是从别处抄来的，认为这是对《圣经》的不敬。学徒出身的斯密斯，一夜之间成为著名的考古研究者，很快得到资助，亲身前往伊拉克考察。在其后的四年之中，他三次前往中东，却不幸在第三次考察时，染上痢疾。由于旅途劳累，加上当地医疗条件太差，时年只有36岁的史密斯竟然因此病逝在当地[2]。
　　
　　 由于大量铭文石板的发现，现代人可以通过考古来了解远古时代两河地区社会与文化的详细程度，可以说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就以同在中东的埃及来说，那里的记录大多写在用埃及特有的莎草做成的纸上，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900年。这些莎草纸如果能埋在地下的，保存下来的也有，因为埃及同样是干燥气候。但是，两河地区的河流经常改道，城市或定居点在河床改道之后被放弃，其遗址在日久天长之后就变成了沙漠之中的一个大土丘，内中埋藏着砖瓦，陶器，坟墓，文物及铭文石板。埃及的尼罗河却是河道相对稳定，沿河两岸每年的洪水季节都要被水淹一次，而且世世代代一直到如今都还有人居住。因而河岸边，即使有东西可挖，也无从挖起。埃及的考古，主要集中在离河岸较远的墓葬群中，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是为法老们所建造的金字塔。因而现代人对古埃及知道得最多的，只限于其墓葬文化[3]。
　　
　　 为《圣经》找证据，是西方人热衷于考古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尽管由此得来的不少证据（比如像史密斯所发现的大洪水的神话），不见得就加强了《圣经》的权威性。巴勒斯坦周边是西方现代考古的一个重点区域，还专有一个名称，叫作“圣经考古”。这一不大的地区，的确有不少土丘可以挖掘，而且不少遗址都能与《圣经》上所叙述的地名联系起来。以此为理由，考古学者们很容易从教会或是宗教组织那里申请到挖掘起来所必不可少的经费，拉起一支队伍，带到荒郊野地里风餐露宿，细致检查每一个土块，比较著名的遗址甚至开挖了还不止一次。相形之下，在与巴勒斯坦紧邻的约旦，叙利亚，虽然有更多的土丘，却与《圣经》扯不上关系，也就不容易得到赞助，也因此大多还埋在沙漠之中，有待挖掘。然而圣经考古，虽然规模不小，得到的有价值的文物却不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巴勒斯坦是落后地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靠近沿海，每年都有一定的降雨，保存下来的东西自然不如干燥的埃及和两河地区。《圣经》之中的文字虽然也保留了不少古代的信息，但是其写作开始于公元前900年，在古代中东的历史上算是晚的。
　　
　　 现在大家一般都公认中东是最为古老的文明发源地。说来，其它地方的农业种植，金属冶炼，或是文明的开端不一定就比中东晚，但是却大多缺乏适宜的自然条件，把证据保留到现代。我们的历史上，流传下来了一些古代的文本，比如《诗经》，《尚书》等等，也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与《圣经》相若。但是以我们所享有的降雨量，考古所能够挖得到的文字记录不多，因为不论是竹简还是纸张，多半都难以保存下来。像《左传》，《春秋》这些历史，都是带有官方色彩的二手记录，内中不免带有作者的立场与偏见，而不是像账本、通信那样，没有经过编辑的原始记录。我们史藉之中的年份、称号虽说可靠，但是后代的考证也多半只能在人名与地名之上下功夫，对实际的经济、社会、技术状况，已经没有原始记录来作为深入了解的依据。我们的老祖宗，虽然在书藉的流传之上比中东人做得更好，但是人家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在不经意之间留下了更多的文物让现代的人们可以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
　　
　　 以考古所挖掘出来的文物来了解历史，也有其特殊的问题：考古所得来的资料缺乏系统，有很大的偶然性。某一个土丘遗址之中，可以因为某个重大发现而找到许多文字资料，让一个研究者一辈子都读不完。但是地区与地区之间，时代与时代之间，却也留下大片的空白，收集不到任何资料。十九世纪以来在中东的考古，是西方人来做的，而且也不完全是以学术为目的。他们收集那些文物与石片，常常为的是金钱，或是帝国的荣耀，这在两河地区、埃及、希腊都是类似的情形。开初的挖掘者，有的是探险家，有的是军人，有的是外交官，并不是专业的考古人士，找到古物只是为着带回欧洲卖给当地的博物馆。他们不懂得保护遗址，不懂得系统地挖掘整理，甚至连出土的地点都没有记录。两河地区历史悠久，经过多次的入侵，同化。从公元前六世纪波斯帝国开始，外来入侵者们所使用的都是拼音文字，逐渐取代了那些楔形字。目前发现的时间最迟的一块楔形字石板，年份定在公元74年[4]。从那以后，楔形字变成失传的文字。到公元七世纪穆斯林征服之后，中东地区通用的是阿拉伯语，也是拼音文字，宗教上则改信伊斯兰，古代的文化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对夏商周还有文化传承的意识，就是看着那些无法破译的甲骨文也都还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现代的伊拉克人，却已经不记得两河地区的古老文明。现代考古是西方人发明的，重新发现的这些石板数量巨大，大多也流落到西方，其中大英博物馆、耶鲁大学、宾州大学是几个比较著名的收藏点。西方人在文化、语言、生活环境上，更是与那个世界有着相当的距离，许多铭文石板还躺在博物馆的仓库之中，等待整理，出版。说来，反倒是《圣经》特殊，那本书倒是一直有人在读，而且读得极为认真。但是，在十九世纪之前，读《圣经》者几乎都是神学的角度，也只有从十九世纪开始，才有人系统地从历史的角度来解读《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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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参见Hershel Shanks (ed.), “Ancient Israel, a Short History from Abraham to the Roman Destruction of the Temple”, p.1-2 (Prentice Hall, 1988)
　　
　　 [2] 参见David Damrosch, “The Buried Book: The Loss and Rediscovery of the Great Epic of Gilgamesh”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07)。关于史密斯的章节，也曾登在Smithonian Magazine上，可以在以下网址上查看：http://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archaeology/gilgamesh.html
　　
　　 [3] 参见Daniel C. Snell, “Lif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3100-332 B.C.E. ” , p.1-8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4] 参见Jean Bottero，“Religion in Ancient Mesopotamia”, translated by Teresa Lavender Fagan, p. 17-18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