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烦民族主义？那就爱城主义吧！

　　 贝淡宁、艾维纳·德夏里特 著 吴万伟 译“我爱纽约”或许是现代历史上最成功的口号了。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复制这个口号。中国的首都常常能看到体恤衫上用英文写的“我爱北京”。人们很容易变得玩世不恭，会说所有这一切都是金钱惹的祸。“我爱多伦多”网站的广告说它是“多伦多美好生活的指南”，但实际上不过是房地产买卖。
 　　不过，这也并非口号而已：许多人真的喜爱自己的城市，但国家并没有这种口号。你不会在大街上看到很多身穿“我爱加拿大”体恤衫的人。如果历史是某种向导的话，人们就有很好的理由对期待民众在公开场合如此露骨地表达没有任何约束的爱国主义的政府感到担忧。国家太大、太复杂、太多元化，因而也太危险，不值得人们无节制的爱。
 　　 但是，现在没有一个词语能用来表达热爱城市的情感。爱国主义（Patriotism）适用于国家但不适用于城市。因此，为表达这种情感，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新词如“爱城主义”（civicism）。随着世界的都市化，爱城主义正在传播到世界的遥远的角落，原来的村庄和乡镇如今变成了国际性大都市，它们竞相争夺居民以及新移民或游客的喜爱。今天，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里，这和1800年的不足3%形成鲜明对比。到了2025年，单单中国就可能有15个人口超过两千五百万的超大城市。人们有理由欢迎这样的发展趋势。允许资本、人才、商品自由流动的国际性大都市往往对外国人和历史上处于边缘化的群体持一种更开放的态度。当然，城市无法提供村庄或乡镇给人的那种浓厚的共同体纽带感，但城市居民往往对所在城市的特定生活方式感到自豪，并愿意为此而努力。蒙特利尔人竭力推动该市的法语特征，耶路撒冷人则努力强化其宗教身份认同。实际上，表达某种身份认同或精神的城市往往表现出最强烈的都市自豪感。把全球化的开放性和强调地方特殊性结合起来的城市也往往具有吸引游客的国际性声誉。人们前往牛津去感受那里的学习精神，前往巴黎则是要参与其浪漫精神。当然，当地人或许不同意吸引游客或参观者的俗套观念，但很少有人拒绝这些精神本身。居住在牛津“边缘化”社区的人或许批评其精英主义教育途径，迫使社会行动者重新思考人们公平接受教育的问题。好莱坞式的爱情观遭到巴黎人的拒绝：巴黎人的浪漫观点是与资产阶级生活形成对比。耶路撒冷的社会批评家认为，宗教应该有一种吸引人的新解释，而不是专注于物品、石头或圣物。北京也吸引了中国最著名的政治批评家云集于此。简而言之，城市精神为居民提供了政治论证的主要来源。城市有各自独特的精神的观点有悠久的历史，这里的精神是指导居民思维和判断的共同的生活方式。在古代世界，雅典是民主的同义词，斯巴达则代表了军事化训练。耶路撒冷表达了宗教价值观，中国周朝时期作为首都的洛阳双城（成周与王城）则以商业大都市而繁荣。那么，认为城市在现代世界代表不同社会价值观的观点说得通吗？今天的都市区庞大、异质、多元化，认为某个城市代表了这种或那种精神似乎显得怪异，但是只要想想北京和耶路撒冷就明白了：还有比这两个城市差别更大的吗？这两个城市都被设计为围绕一个中心的同心圆，但一个表达的是精神的、宗教的价值，另一个表达的政治权力。显然，有些城市确实表达或特别强调了某种社会和政治价值观。甚至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城市如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北京和上海，或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似乎也表现出价值观的明显差别。芝加哥的官方网站就明确区分了它与纽约的不同城市品质。就像国家一样，城市常常成为集体自我身份认同的场所。但是，这是好事吗？如果人们过于激烈地确认自己民族的独特性，这种争夺很容易演变为仇恨和战争。但是，城市就不同，爱城主义其实能遏制民族主义的泛滥。除了像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之外，城市一般没有军队，所以城市的自豪感不大可能采取危险的形式。多数人确实需要确认某种社会特殊性，这种需要投射到城市往往更好些。拥有强烈爱城主义情感的人要自我感觉良好并不需要强烈的爱国主义。虽然首都居民的民族主义情绪确实更强烈些，但同样真实的是在危机时刻如受到外国支持的恐怖分子大袭击时，人们往往能围绕一面旗帜聚集起来。我们在世界九座城市的访谈显示，大部分“城市居民”拥有自己的无需延伸到整个国家的身份认同。确认一个城市的精神还有其他理由。全球化有黑暗的一面，这一点在中国比在任何地方都更真实。这里30年的市场改革已经摧毁了许多传统街坊和生活方式。因此，中国等国的许多城市正在花费时间、金钱、和心思去保护其独特的精神，用以帮助抗衡全球化的同质性倾向。在长沙，有机构向市民咨询该市独特性的“精神”，这些调查结果对都市规划和文化遗产保护产生了影响。打造城市品牌的努力在其他地方也很常见。特拉维夫的官方网站提到城市的目标，即要把它打造成为以色列同性恋者的首都和世界同性恋社区中心之一。拥有一种精神的城市也能实现在国家层面上难以实现的令人向往的政治目标。让美国或中国的政客来认真实施应对气候变革的计划可能需要等待很长时间，但像波特兰和杭州这样为自己的环保精神感到自豪的城市，在环境保护方面可以做得远远超过国家标准。自封为“世界首都”的纽约市根据其抱负之城的精神有效地开展其自己的外交政策。市长布隆伯格（Bloomberg）已经实施他自己的气候外交，通过直接邀请世界数百位市长来集中讨论都市领袖如何共享政策倡议和技术来减少碳排放，规避以国家为基础的高峰会。推动城市精神还有很好的经济理由。开发出一种清晰身份的城市能够帮助复兴凋敝的经济。一个漂亮的博物馆把西班牙的毕尔巴鄂（Bilbao）从一个衰落的工业城市变成了艺术世界的圣地麦加。在中国，喜欢文化的游客蜂拥参观曲阜，因为他们想看看儒家鼻祖孔子的家乡，这反过来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如果城市推动儒家学说，许多人可能不担心，但这些政策若在国家层面推行就可能就引起很多争议，因为国家应该平衡和兼顾多方的考虑。最后，一个城市的精神也能激励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和政治理论。雅典和斯巴达模式的竞争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而中国社会和政治思想最具有创造性的阶段出现在思想蓬勃发展的战国时代的城市中。约翰·洛克（John Locke）论宽容的信就是受到他在17世纪欧洲最开放和最宽容的城市阿姆斯特丹逗留的直接启发。当然并非巧合的是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多元文化主义和语言权利的理论来自蒙特利尔，那里的居民不可避免地必须在这个城市微妙的语言政治航道中穿行。所以，答案有了。请热爱你的城市，如果必须选择的话，那就爱城市比爱国更多些。作者简介：贝淡宁（出生于蒙特利尔）上海交通大学志远人文艺术讲座教授和北京清华大学政治哲学教授和比较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主任。艾维纳·德夏里特（Avner de-Shalit）出生于耶路撒冷）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和马克斯·坎佩尔曼民主和人权研究所所长。两人合著的书《城市精神---在全球化时代为什么城市身份认同重要？》（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1年）。该书的简体中文版将由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近期在大陆出版。本文的英文原文12月9日曾发表在美国最大的博客网站《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gpost）,题目是“Tired of Nationalism? Try Civicism。”本文的修改稿曾经发表在《南风窗》2012年第2期，第100页。---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