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离婚专业律师:妇女的彻底解放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项重要任务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5:38:46

 

妇女的彻底解放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项重要任务

 

――批判《改良女儿经》

 

北京市顺义县天竺公社理论小组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妇女的彻底解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重大课题,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当前,在普及、深入、持久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工农兵对《改良女儿经》等坏书展开了群众性的批判。广大劳动妇女怀着对林彪、孔丘的无比仇恨,杀上大批判战场,精神振奋,斗志昂扬,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发挥出“半边天”的伟大作用。这是深入揭露和批判林彪仇视、诬蔑妇女的反革命罪行的一场阶级斗争,是继续肃清孔孟之道流毒,与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一场思想革命。这场思想革命,是上层建筑领域内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必将促使人们世界观发生新的变化,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推动我国妇女在彻底解放的广阔道路上大步前进。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男女不平等是私有制和阶级压迫的产物。在人类漫长的原始共产社会里,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男女之间是平等的。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剥削,产生了奴隶制。原始公社解体了。这时,男子在社会生产中越来越占居统治地位,从而在家庭中也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妇女的地位则被贬低,日益沦为家务奴隶和男子的附属物。

 

马克思说:“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在奴隶制下,奴隶主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和奴隶本身,这种统治和服从的阶级关系,反映到家庭生活和社会意识中,便产生了男子统治和奴役妇女的伦理观念。“家庭”这个词,在古罗马奴隶社会里,就是指全体家庭成员,包括妻子儿女在内都是某一男子的奴隶。而在古希腊社会里,“妻子除生育子女以外,不过是一个婢女的头领而已”。关于中国的奴隶社会,鲁迅曾引证《左传•昭公七年》为例,作了精辟的分析。当时社会分为十个等级,而最后一个等级叫做“台”,他们下面再也没有什么可供压迫奴役的臣仆了。鲁迅说:“‘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鲁迅的话,生动地揭露了劳动妇女被踩在奴隶社会最底层的悲惨情景。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庭关系和妇女地位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变化。正如列宁所说,“哪里有地主、资本家和商人,那里甚至在法律上也不可能有男女的平等。”历史证明,“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对妇女的压迫,归根结底,是由阶级压迫造成的。剥削制度是使妇女沦于被压迫地位的根源。

 

一定的上层建筑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为后者服务。反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就是反映和维护奴隶制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孔孟之道集中代表了没落奴隶主阶级歧视、压迫妇女的反动思想。《改良女儿经》就是以孔孟之道作为理论根据和思想基础的。以孔老二为代表的儒家,为了复辟西周奴隶制,推行“克己复礼”的政治路线,极力宣扬男尊女卑,妄图扼杀劳动妇女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意志。孔老二公开宣扬“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和“妇人,伏于人也”的谬论。

 

孟轲提出不违背丈夫和儿子,以顺从为原则,才是“妾妇之道”。儒家经典还提出“三从”、“七出”等反动信条,大肆叫嚷什么“男帅女,女从男”,“妇人者,从人者也”。古文《孝经》更加露骨地把“妻子臣妾”比作“徒役”,直接当奴隶看待,充分暴露了男尊女卑这种社会意识的反动阶级实质。所有这些反动说教,都被《改良女儿经》当作金科玉律。

 

进入封建社会后,汉儒董仲舒、班固对孔孟之道加以改造和发挥,提出了“三纲五常”一套封建礼教。东汉时开始出现了宣扬封建女教的专书。班昭的《女诫》,就是第一部系统解释“三从四德”、专门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妇女教科书。以后,唐代出了《女论语》和《女孝经》等。这些儒书,都被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奉为女教经典,广加传播,成为后来《改良女儿经》的基本内容。

 

宋代以后,地主阶级越来越走向反动,对妇女的压迫也就越来越野蛮和残酷。程朱理学公开鼓吹“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封建统治者鼓吹节烈的调门愈来愈高,缠脚之风也日益盛行。清代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曾国藩叫喊“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简直把这一套封建纲常名教,弄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腐朽的地主阶级在这个时期为什么大力表彰节烈呢?鲁迅说得好:因为他们“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或者妻女极多的阔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乱离时候,照顾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无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变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这一段话,把封建礼教的反动性、腐朽性和地主阶级的丑恶灵魂,揭露得何等淋漓尽致啊!在宋儒朱熹编的《小学集注》影响下,明清两代,地主阶级把“三从四德”、“忠孝节义”等封建礼教加以口语化、通俗化,编成顺口溜,各种《女儿经》之类的读物名目繁杂,纷纷出笼。《改良女儿经》就是在这类儒书的基础上,加工修改而成的。

 

从妇女受压迫的阶级根源和《改良女儿经》的思想渊源中,我们可以看出:男尊女卑这种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它也必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灭。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已经从政治经济制度方面基本上消除了产生男尊女卑思想的社会基础,广大劳动妇女翻身作了国家主人,千百年遗留下来的男尊女卑思想已经成为不合法的东西了。然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男尊女卑思想的彻底扫除,男女平等的真正实现,还需要经过长期的斗争和艰苦的努力。正如毛主席深刻指出的:“只有当阶级社会不存在了,笨重的劳动都自动化了,农业也都机械化了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改良女儿经》同《三字经》、《神童诗》等坏书一样,是反动统治阶级维护剥削制度的工具。它从头到尾都浸透了孔孟之道的毒汁,是宣扬封建礼教、欺骗和毒害劳动妇女的害人经,是压迫奴役劳动妇女的吃人经,是阉割劳动妇女革命造反精神的软刀子。

 

儒家关于“三从四德”的说教,是《改良女儿经》反动内容的核心,是贯穿全书的一条黑线。《改良女儿经》的反动政治目的,就是企图把妇女培训成为“遵三从、行四德”的“贤妻、良母、孝女、节妇”,即适合反动统治阶级需要的顺民,以维护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和要害。

 

所谓“三从”,是从儒家经典《仪礼》、《礼记》和《孔子家语》中搬来的黑货。它要求女子未出嫁以前服从父兄,出嫁后服从丈夫,丈夫死后服从儿子。在“三从”这根大棒的摧残下,妇女“事无擅为”,“行无独成”,根本没有独立行动的自由;在经济上,妇女“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被剥夺占有和积蓄财产的一切权利;在家庭中,男子可以随便“买妾”、“蓄妾”和休妻,妇女必须“从一而终”,完全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总之,所谓“三从”,就是把妇女看作是从属于男子的附庸。

 

所谓的“四德”,出于《礼记•婚义》篇。它规定妇女必须具备四种德行:一、严守封建礼教,绝对顺从男人,单方面保持贞操,这叫“妇德”;二、说话要符合封建礼教,要少说话,在是非面前不开口,这叫“妇言”;三、梳洗打扮,仪表穿戴,要合乎封建规矩,这叫“妇容”;四、专心家务,伺候好公婆、丈夫,这叫“妇功”。一句话,“四德”就是反动剥削阶级束缚和奴役妇女的吃人道德。

 

为什么要规定“三从四德”呢?为什么《改良女儿经》要把“遵三从、行四德”作为贯穿全书的一个总纲呢?《礼记》明白供认,“所以成顺妇也”。这就是为反动统治阶级培养“顺妇”,让妇女们服服帖帖地给他们当奴隶。正如广大革命妇女所指出的,“三从四德”是“套在妇女身上的铁锁链,宰割妇女的杀人刀”。

 

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是“三从四德”的虔诚信奉者和狂热推销者。他指使人搜集了许多宣扬“三从四德”的儒家黑话和诬蔑、仇视妇女的反动谚语。他极力鼓吹“男子读书成大位,女子读书对男应”,要妇女孝敬公婆,顺从丈夫,“低声笑脸过光阴”,妄图用“三从四德”这条绳索,重新套在已经翻身解放的广大妇女身上。

 

他还玩弄“贼喊捉贼”的把戏,把这些黑话栽到农民头上,胡说这是“农民总结出来的理论,可以补充学哲学学政治”。这是对我国亿万贫下中农的恶毒诽谤。同时,这也暴露出他贩卖这套反动谬论的罪恶目的,就是企图用吃人的封建礼教,补充他的复辟倒退“哲学”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政治”,让妇女们回到旧社会去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纯粹是痴心妄想!

 

《改良女儿经》为了宣扬“三从四德”的反动内容,着重兜售以下四个方面的黑货。

 

一、宣扬“敬双亲”、孝公婆和妯娌的孝悌之道。训诫妇女要“事公姑,如捧盈”,象捧着满满一盆水那样小心翼翼地侍候公婆,做到“公婆言,莫记恨”,“父母骂,莫做声”。为此,就要“修己身,如履冰”,象踩在薄薄一层冰上那样战战兢兢地去修身养性,以便养成对长辈以至对整个反动统治阶级绝对服从的奴才性格。

 

很明显,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奴化教育。其目的就是孔老二说的“事亲孝,故忠可以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以移于长”。意思是,对父母公婆做到“孝”,就可以对君主做到“忠”;尊敬兄长,就可以做到顺从官长。在孔孟之徒看来,“事君不忠”,对官吏“不敬”,就算不上孝悌,就叫“非孝也”。林彪在宣扬“忠、孝、节、义”的同时,特别欣赏“和敬二字,是孝之根柢”,并要人们“时时记住此格言”。这充分说明,林彪不但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而且是儒家孝悌之道的吹鼓手。不过,林彪鼓吹孝悌之道还有着更阴险的政治目的,就是妄图使人们效忠林家父子,以便网罗死党,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

 

二、宣扬反动的夫权思想。规定“丈夫说,莫使性”,“夫君话,就顺应”,“夫君怒”,“好言劝”等一系列清规戒律。这样一来,“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了;即使打死了她,那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利罢了。”天竺公社解放前在反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迫害下,许多妇女经常挨打受骂,有的被逼投井上吊,有一个妇女被逼得走投无路,曾经三次寻死。这样的悲惨事实,旧中国何止千千万万!林彪一伙也是反动的夫权论者。他们大肆鼓吹“丈夫的命运决定妻子的命运”的谬论,并且散布“妇女不打变妖精”、“新娶媳妇三日香,过了三日用棍棒”的反动谚语。这些敌视妇女的恶毒语言,活活刻画出林彪一伙是吃人肉、喝人血的法西斯恶棍,是广大妇女不共戴天的死敌。

 

三、宣扬儒家关于“妇言”的说教。什么“里有言,莫外说”,“外有言,莫内传”呀,什么“姆婶事,决莫言”,“伯叔话,休要管”呀,什么“勿唧唧,道短长”,“慢开口,勿糊言”呀,一大堆胡说八道。林彪胡说“妇女说话不当”,唱的也是这个调子。其目的,无非是要封住妇女的嘴,剥夺妇女的发言权。为了编造不许妇女说话的理由,《改良女儿经》还搬出了儒家中庸之道,公开鼓吹“无是非,是贤良”,“是与非,甚勿理”,“都说好,贤慧人”的谬论,贩卖不分敌我、不分是非的反动处世哲学和阶级调和论,妄图使广大妇女变成政治上的糊涂人。

 

四、宣扬“妇功”。从“烧茶汤”、“学针线”到“用器物,洗洁净”,从奉承“里长”、“公差”到“捉牲”、“买物”,什么都说到了。值得注意的是,它把全部家务劳动统统说成是妇女分内“当然”之事,并且提出了只有能做家务劳动“方成人”的标准。在这里,《改良女儿经》忠实地贯彻了孔丘“教令不出闺门,事在馈食之间而已矣”的原则,即不许妇女走出家门,只能在家烧茶做饭,把妇女训练成家务奴隶。其要害就是妄图把妇女关在家庭事务小圈子里,把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群众排斥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阻止妇女走上革命道路。列宁曾指出:“妇女要是忙于家务,她们的地位总不免要受到限制。”“妇功”不但是阻挠妇女解放、关锁妇女的牢笼,而且是摧残妇女的毒鞭。天竺公社楼台村,解放前有个十三岁的童养媳,一天做三顿饭,只被许可用三根火柴,有一次多用了一根,就被打得死去活来,被逼跳井自杀。群众愤怒地说:“《女儿经》是吃人经,一根火柴就要了一条人命。”

 

环绕着“三从四德”这个反动核心,《改良女儿经》还宣扬助夫作官、“劝清政”、“劝宽仁”的反动谬论,以推销儒家政治路线;鼓动做母亲的要不惜一切代价教子读经,“训礼仪,教孝经”,把子女培养成剥削阶级的奴才和接班人;鼓吹孟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教,宣扬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封建宗法思想,叫喊什么“最不孝,斩先脉”、“继宗祀,最为切”,完全把妇女当作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以“三从四德”为标准,这本书在最后特意列举了古代十八个“贤妻、良母、孝女、节妇”作为典型,鼓吹“宜以之,为法则”,企图利用这些人物和故事,向妇女灌输反动的伦理道德。然而,这些“典型”,恰好进一步暴露了吃人礼教的反动实质。历代节孝牌坊,掩盖不了无数妇女的斑斑血泪和累累白骨;孔孟之徒的花言巧语,抹杀不了“旧社会苦井万丈深,妇女被压在最底层”的历史事实。

 

"三从四德”是《改良女儿经》的核心,“天命论”则是“三从四德”的后盾。当“三从四德”这套黑货骗不了人时,《改良女儿经》便拿出“天命论”这张王牌来挥舞。它大肆宣扬“命不遇,只是贫”的“天命论”,甚至用“积阴德,贻子孙”之类的因果报应说,来诱骗广大劳动妇女“守淡薄,安本分”,掩盖血淋淋的阶级压迫的事实,阻止她们起来造反。但是,“天命论”这碗迷魂汤,过去既不能长久麻痹劳动妇女的革命意志,今天更阻挡不了广大妇女走上彻底解放的革命道路。

 

 

旧社会劳动妇女深受反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重重压迫,具有极大的革命性。斯大林说:“在人类历史上,被压迫者的任何一次伟大的运动都少不了劳动妇女的参加。劳动妇女,一切被压迫者中最受压迫的劳动妇女,从来没有而且也不会站在解放运动大道的旁边。”在我国历史上,劳动妇女就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支伟大力量。西汉末年的吕母和迟昭平,唐代的陈硕真,宋代的方百花,明代的唐赛儿,清代的王聪儿,太平天国的洪宣娇,都是农民起义队伍中著名的妇女领袖。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也曾出现过秋瑾那样的女英雄。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都曾提出过男女平等的战斗口号。她们的斗争,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然而,由于阶级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她们不可能找到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求解放的道路,也不可能争得真正的男女平等。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指明了妇女解放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一部分。被压迫妇女只有投身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妇女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当然,“无产阶级如果不争得妇女的完全自由,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历来重视妇女在革命中的作用,坚信她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毛主席说:“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广大妇女在革命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涌现了无数英雄人物,建树了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她们和全国人民一道,经过长期斗争,终于推倒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我国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几千年来妇女受压迫受剥削的罪恶制度和阶级根源,已经被根本铲除了。广大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党和国家不断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保障和促进妇女权利的实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国妇女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为祖国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广大妇女更加朝气蓬勃,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进一步发挥了“半边天”的伟大作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就拿天竺公社来说,公社党委常委中,女同志占了三分之一,近六千名劳动力中,妇女占了百分之六十五,三百八十四名理论辅导员中,女同志占了一半。贫下中农称赞她们:“批林批孔冲在前,妇女解放谱新篇,双肩能挑千斤担,双手托起半边天。”所有这一切,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不能比拟的,也是任何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不可想象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使妇女得到解放,并开辟了实现妇女彻底解放的光明前景。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是被压迫妇女的大救星。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这就是说,在彻底消灭阶级以前,在笨重的劳动都自动化和农业机械化实现以前,我们还必须为“真正的男女平等”即妇女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几千年来轻视妇女的传统观念,还没有彻底清除,《改良女儿经》一类坏书,还在散发着臭气。要把家务劳动完全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行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特别是解放后,由于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在妇女解放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战斗任务。

 

在政治上,要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妇女就必须解放思想,克服自卑感,树立无产阶级雄心壮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就指出:“妇女参加党的工作和苏维埃的工作是有重大的意义的。”“要使女工多多地参加公共企业和国家的管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党一贯把劳动妇女看成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一贯重视发展女党员和培养提拔妇女干部的工作,尤其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绩。在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上,大批女干部正在迅速成长。但是,妇女在政治生活中的“半边天”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发挥,看不起女同志的思想还有一定的市场。我们批判《改良女儿经》,要进一步发挥广大妇女的伟大作用,积极选拔、认真培养和大胆使用妇女干部。

 

在集体生产劳动中,有些单位在贯彻执行男女同工同酬原则方面,还做得不够。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妇女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更充分的发挥。我们批判《改良女儿经》,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应当认识到:实现男女同工同酬原则,绝不是争几个工分的小事情,而是关系到妇女的彻底解放,关系到坚决落实毛主席的经济政策,关系到与孔孟之道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大问题。

 

在家庭生活方面,《改良女儿经》散布的夫权思想,也仍然残存着一定的影响。有的夫妇虽然一齐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但不能共同分担家务,还存在着“女的回家做饭、喂猪、挡鸡窝,男的回家大烟袋一叼、等吃又等喝”的现象。有的甚至对男同志分担家务采取耻笑态度。这种思想应当加以克服。列宁说:“只有在开始把琐碎家务普遍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地方,才有真正的妇女解放,才有真正的共产主义。”当然,全部家务劳动的社会化,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在这一点实现以前,我们要提倡男女分担家务,以减轻妇女的繁重家务负担,使她们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在风俗习惯方面,《改良女儿经》宣扬的孔孟之道的流毒就更多一些。例如,生育上重男轻女、“多子多福”、“不生儿子不甘心”、“有女无儿是绝户”的思想,结婚要“彩礼”、“非受币不交不亲”的思想,以及教子“读书做官”的思想,都是儒家遗留的垃圾。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要扫除这些垃圾,提倡社会主义的新风尚。

 

毛主席早在三十五年前就发出号召:“须要与轻视妇女运动的观念作斗争,因为他们看不出妇女的作用,忽视妇女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今天重温这一教导,使我们倍感亲切。我们要认真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抓紧批林批孔,为实现妇女的彻底解放而努力奋斗。(《人民日报》1974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