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三者三叶 百合:关于迟子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4:45:03
在迟子建小说中有一个恒定的主题，这就是“回望家园的存在之思”。远古的日月星辰、蓝天碧野、山川森林、各色生灵以及古老的风俗民情，都是迟子建“回望家园”的主体。这些主体那么原初、那么质朴、那么美轮美奂，而又那么生气勃勃。相对人生而言，“自然生命是无限的”。迟子建在《逝川》中，借阿甲鱼村人对泪鱼之神的宗教信仰感叹道：“泪鱼是多么的了不起，比起人小几百倍的身子，却能岁岁年年地畅游整条逝川”，而人是靠这些有着无限生命的大自然而生存。人守不住自然，“就成为它岸边的故冢”。迟子建为什么借泪鱼宣扬自然崇拜？为什么她总要回首被人遗忘的风俗？能否仅视其为怀旧？我以为迟子建对自然的崇拜是一种对人的存在的深深忧虑，是一种对生命存在根基的守护，亦是反客为主，将视自然为客体的人类中心主义彻底解构。在她笔下，一匹跟随老夫妇的老马，不仅成为他们家庭的一个成员，而且当夫妇葬身于麦田，它却以生命誓死守望着孤坟！迟子建说：“江没有鱼就没有了神话。”人没有了自然就没有了生命，人和自然的关系唇齿相依。哲人曰：“人类无一例外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万事万物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人类也不例外”。迟子建诠释了这一新的世界观。
迟子建特别钟情本真的存在之思。我特别注意迟子建的小说名称，如《到处人间烟火》《蒲草灯》《零作坊》等等，名字是那么的至朴、至美、至凡、至俗。迟子建小说中展开的世界充满了男欢女爱、人情世故、风俗民情。那里有诞生与死亡、幸福与痛苦、胜利与失败、正义与耻辱。然而，迟子建并不着力去构筑一个肮脏的、丑态毕露的、俗不可耐的居住之所，亦不凭空构筑一个光明无限的太平盛世。迟子建总是淡淡描抹一丝丝人间的瑕疵，甚或丑陋心态，但是却在不经意处重重地赋于它以“实质意义”。这一切在作家的笔下显得那样的俗雅相间、自然有趣。它淡淡如水却长流不息；它没有惊世骇俗、慷慨壮举，不加雕琢却平中见奇；它娓娓道来，却意蕴深藏。正如王安忆所言，“她好像直接从自然走来”，一切都源于自然而又深藏自然。迟子建小说的世界是一个原初的、自由的、原生态的本真世界，一个显示出生命的原始性、世俗性、常态性和本真性的世界，它为人类居住提供了暂时的“逗留之地”。这“逗留之地”自自然然、实实在在，这就是一个没有被理性文明冲撞、没有被工业文明污染、没有被虚幻遮蔽的本真世界。这里彰显了作家朝向本真生命的原初回归。
迟子建小说一个分外耀眼的亮点是她以作家的天职始终行走在诗意的追问之途，叩问存在的诗化，建构诗意的栖居。迟子建小说所描写的人物大致有三类：一类是完美化身的芸芸众生，如《日落碗窑》中的爷爷、《起舞》中的丢丢、《蒲草灯》中的骆驼、《青草如歌》中的陈生、《白银那》中的卡佳。作者赋予他们以人性的光辉、善良的天性和诗意的追求，他们实现了诗意的栖居。第二类人物是有缺点的“中间人物”。在他们身上善与恶、美与丑交织在一起，但是在他们丑的表层下却掩饰不住人性美的光晕，如《腊月宰猪》中的外乡人、《秧歌》中的小梳妆、《香坊》中的邵红娇、马六九。他们愚昧但不堕落、烦恼但不自暴自弃、自私但不损人、苦难但不失去希望。第三类人物往往是被道德的法庭判处死刑的人物，即便如此，在他们心灵深处还残存着一丝丝的良心忏悔，如《鸭如花》中的越狱犯人、《蒲草灯》中潜逃在外的杀人犯。总之，无论是何种人物，在迟子建笔下都显示出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诗意，这种诗意深深根植于他们的存在之中，人的存在本身就蕴含了诗意。迟子建的艺术直觉使其领悟到诗意是根植于大地、根植于生活、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诗人何为？诗人不是居高临下，以精英的情怀去救赎芸芸众生，而是去领悟、高扬平凡中的伟大、苦难中的崇高，迟子建有得于心，心手合一。她从来不把苦难、丑恶推向白热化的戏剧冲突情境中，而只是作为突显诗意的前景加以处理。在她的大多数作品中，尽管不乏丑与恶，但流荡的总是暖暖的诗意、本真的诗意、芸芸众生的诗意，这大抵就是海德格尔所期待的诗意的栖居，亦是迟子建永不言弃的审美追求，更是处于“贫乏时代”的人钟情迟子建文学作品的原因所在
这一篇
与迟子建谈新作《额尔古纳河右岸》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6年01月24日14:32 中国作家网胡殷红：从《伪满洲国》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你始终实践着“用小人物说大历史”这一创作理念。这两部作品的气息有相通之处，又有不同之处，能谈谈你的看法吗？
迟子建：《伪满洲国》到《额尔古纳河右岸》都浸透着我对历史的思者，当然这种对历史的思考不是孤立和割裂的，它与现实还是有着很大的关联。我总觉得仅仅凭吊历史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能把历史做为“现实”来看待，作品才会有力量。在我眼中，真正的历史在民间，编织历史的大都是小人物。因为只有从他们身上，才能体现最日常的生活图景，而历史是由无数的日常生活画面连缀而成的。所以在这两部作品中，出现在舞台上的大都是我们熟知的带着人间烟火气息的可感可触的小人物，他们的举手投足间，无不折射着大的时代的影子。这是它们之间的相通之处。不同的是，《伪满洲国》大约有七十万字的篇幅，写的是十四年的历史，以战争中的人性为切入点，演绎的是那段沧陷期岁月中的故事。我为《伪满洲国》搭建了多座舞台，比如奉天的当铺、新京的杂货铺、哈尔滨的餐馆等等。而《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只有二十多万字的篇幅，但我在里面讲述的却是鄂温克的一个部落近一百年的历史，而且舞台只有一座，那就是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森林，写作的难度也就更大一些。
胡殷红：《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主题是一个世界性话题，是关系到人类文化学的问题。你在追逐这个行将消失的鄂温克部落、面对其文化正在逐渐消失的现状时是怎样的心情？
迟子建：可以用“悲凉”二字形容我目睹了这支部落的生存现状时的心情。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以一些原始生活的永久消失和民间艺术的流失做为代价的。从这点看，无论是发达的第一世界还是不太发达的第三世界，在对待这个问题上，其态度是惊人相似的。好像不这样的话，就是不进步、不文明的表现，这种共性的心理定势和思维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为了心目中理想的文明生活，对我们认为落伍的生活方式大加鞭挞。现代人就像一个执拗的园丁，要把所有的树都修剪成一个模式，其结果是，一些树因过度的修剪而枯萎和死亡。其实真正的文明是没有新旧之别的，不能说我们加快了物质生活的进程，文明也跟着日新月异了。诚然，一些古老的生活方式需要改变，但我们在付诸行动的时候，一定不要采取连根拔起、生拉硬拽的方式。我们不要以“大众”力量，把某一类人给“边缘化”，并且做出要挽救人于危崖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摆布他们的过程。如果一支部落消失了，我希望它完全是自然的因素，而不是人为的因素。大自然是美好的，也是残忍的。就像《自然与权利》一书中引用的一位印第安酋长的那句名言一样：“我们赖以为生的肉食动物都用四条腿奔跑，而追赶四条腿的我们却只有两条腿。”我相信有了这样感慨的他们，一定会在这美好与残忍中自己找到生存的出路，比如能恰当地解决动物的驯化等等面临的问题。我向往“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因为那才是真正的文明之境。
胡殷红：读过你的很多中短篇小说，“对温情生活的辛酸表达”是你的风格。你往往是从一个小的方面入手，从乡村中的寻常百姓身上寻找美好的感情，而且把自己也融入其中。而《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从大的方面入手，艺术风格与以往的创作有所不同。你是否有意识在追求历史、文化的厚重感？
迟子建：我不会刻意追求一部作品的厚重感，因为“深刻”是求不来的，只能是自然而然呈现。《额尔古纳河右岸》其实是我的中短篇小说在艺术上的一个延伸，不同的是，写作这部长篇时激情更为饱满，大约触动了我灵魂深处的一些东西。其实写它是有难度的，首先我要把自己变成一个鄂温克老女人，其次，我要在一天中把近百年的故事讲完。好在我熟悉那片山林，也了解鄂温克与鄂伦春的生活习性，写起来没有吃力的感觉。我其实想借助那片广袤的山林和游猎在山林中的这支以饲养驯鹿为生的部落，写出人类文明进程中所遇到的尴尬、悲哀和无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问题。当然，其中浸润着我对那片土地挥之不去的深深的依恋之情和对流逝的诗意生活的拾取。如果说它与我的中短篇有什么不同的话，我觉得它在气象上更为苍茫些。
胡殷红：你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写了两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萨满，有过调查还是更多地发挥了想象？他们在作品中起着怎样的作用？
迟子建：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宗教，有学者认为，它产生于青铜器时代的西伯利亚。我写的这支鄂温克部落，就是从贝加尔湖迁移过来的（当然，史学界对他们来自哪里也有不同的见解，但我个人比较倾向来自贝加尔湖这个学说）。萨满教盛行于北方的少数民族，萨满是沟通天和地的通灵人。在狩猎文化中，最突出的便是“万物有灵”论，而萨满用他们身上神灵所赋予的能力，出色地演绎了“万物有灵”。在他们眼里，大自然中的一花一草、一石一木都是有生命和有灵魂的，这种宗教因为切近自然而呈现着浑厚、大气的特征。我在写作《伪满洲国》的时候，就做过萨满教的调查。萨满身上所发生的神奇的法力，比如说能在跳神时让病入膏肓的人起死回生等等事例，已经屡见不鲜。既然大自然中有很多我们未探知的奥秘，我们就不能把萨满的存在看成一种“虚妄”。我在作品中塑造的两个萨满，贯穿了整部长篇。尼都萨满和妮浩萨满的命运都是悲壮的。我觉得身为萨满，他（她）就是宗教的使者，他们要勇于牺牲个人身上的“小爱”，获得人类的“大爱”，这也是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身上所体现的最鲜明的一个特征。他们在我的作品中是这百年历史的见证人，缺一不可。他们在面临着瘟疫、疾病、死亡中所体现的那种镇定、从容和义无返顾，是这支以放养驯鹿为生的鄂温克人身上最典型的特征。写他们的时候，想象肯定是苍白的，因为从我掌握的资料来看，他们本身的经历就是一段连着一段的传奇。
胡殷红：从你的作品和你的生活经历中，可以看出你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浓郁的故土情结，能谈谈大自然和故乡对你文学世界的影响吗？
迟子建：没有大自然的滋养，没有我的故乡，也就不会有我的文学。我的文学启蒙于故乡漫长的冬夜里外祖母所讲述的神话故事和四季风云骤然变幻带给人的伤感。一个作家，心中最好是装有一片土地，这样不管你流浪到哪里，疲惫的心都会有一个可以休憩的地方。在众声喧哗的文坛，你也可以因为听了更多大自然的流水之音而不至于心浮气躁。有了故土，如同树有了根；而有了大自然，这树就会发芽了。只要你用心耕耘，生机一定会出现在眼前。如果没有对大自然深深的依恋，我也就不会对行将退出山林的鄂温克的这支部落有特别的同情，也不可能写出《额尔古纳河右岸》。对我而言，故乡和大自然是我文学世界的太阳和月亮，它们照亮和温暖了我的写作和生活。
胡殷红：能谈一下你的近况和未来的写作计划吗？
迟子建：去年，我在完成了中篇《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后，就开始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写作。从初稿到最后修改完毕，前后大约用了半年时间。之后，我去了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在那里住了三个月，主要是休息，也写了一部中篇，刚刚修改完毕，给了《当代》，现在是06年了，春节的脚步近了，我马上要回故乡陪母亲过年了。《额尔古纳河右岸》是我刚唱完的一支苍凉的长歌，我还是感觉出了体力的透支，所以今年想放慢一点节奏，多读些书，以中短篇的写作为主。当然，这只是我暂时的想法。（中国作家网 胡殷红）
迟子建：写我所爱 乐此不疲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7年03月19日01:36 丁杨 中华读书报2006年04月12日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90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这是迟子建年初出版的新长篇《额尔古纳河右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下称《额》）的开头，古老神秘的鄂温克部落故事由一位饱经沧桑的鄂温克酋长之妻口中不紧不慢地铺展开来，有着浓重的宿命意味。2003年出版长篇《越过云层的晴朗》，迟子建时隔3年完成的《额》，写作过程非常流畅，在两个多月里一气呵成20万字的初稿。“《伪满洲国》我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其间往来于漠河老家和哈尔滨之间，稿子放下几天还可以继续写。《额》的写作则把我变成了另一个人，写得很连贯，好像是一口气要吐出去，不能断。”迟子建很享受这次的写过体验：“这篇小说动笔前，我用来查阅、准备资料的时间远远大于写作时间。我的本子上记满了几万字的笔记，只要能找到的关于鄂温克族的资料我差不多都看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严谨的功课。我的写作不会过多考虑与文学无关的因素，那会使写作了无乐趣。我只愿写我想写的东西。”
同迟子建以往的作品相比，《额》中流露出更强烈的对生死、人性的超然态度。写了20多年小说的她，认为自己作品的这些变化与她的生活经历相关：“这篇小说中确实有一种超然的态度，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悲悯。我很羡慕鄂温克人身上朝气蓬勃的生命观，在他们心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放弃的。来自自然、来自萨满教无我的精神气质，使他们张嘴就唱歌，哪怕不知道唱的是什么，为什么唱，完全是原生态。很多诗性埋藏在他们血液里。除了超然，鄂温克人还有一种巨大的忧伤，这种忧伤不同于都市人的烦躁，这种忧伤很美好，是对生命本身的忧愁，非常自然。”
书中不仅时间跨度长达百年，众多个性分明的人物也令读者印象深刻。男男女女，生老病死，原始的力量蕴涵着最纯粹的情感。书中人物有着各种各样的“生”，伴随着的是迥异的“死”，迟子建告诉记者，书中最后一个酋长死于熊掌之下确有其事，是发生在现实中的死亡，而她最为感动的是书中妮浩萨满之死，她死于为部落祈雨灭火的一次跳神。“她为这个纷乱的世界祈雨，我写到这里，每写几句话就难过得要停下来，感动于她的精神。这种‘死’是我理想中的。”书中分为“清晨”、“正午”、“黄昏”几部分，是否预示着古老的鄂温克民族连同游牧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所将面临的命运？“我写作的时候这样设置是为了小说结构，鄂温克人每次搬迁都是从清晨开始，于是我很自然地从清晨写起，恰好整个故事的发展走向跟这个结构很契合。‘清晨’的鄂温克人，安静平和，受外来因素干扰非常少。令我难过的是‘黄昏’部分，节奏比较快，面对外面的世界，他们真正的痛开始了。”
《额》出版后，有评论质疑迟子建这位汉族作家写少数民族题材会有隔阂，在大兴安岭山林中长大的她并不认同这种评价。这些鄂温克人曾经就生活在她周围，在山林中游猎。对鄂温克人的熟悉和尊重已经渗入她的骨子里：“他们所经历的四季风景变化、白灾（雪灾）、瘟疫等我都能理解，所以写这篇小说是我灵魂深处对鄂温克部落这种情感的集中爆发，是一个宣泄口。”
文如其人，文风质朴大气的迟子建有着北方人爽朗、直率的个性，她每年都有几个月要回到漠河北极村，她喜欢那里的山林、雪原，享受远离都市喧嚣的宁静。迟子建不上网，很少读时下流行的书，最近的枕边书是辛弃疾的词选、《乐府诗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也是她心目中百读不厌的经典。迟子建不打算在今年再写长篇小说，会写几部中短篇：“虽然我写《额》的过程很快乐，但写完之后还是觉得很累，有透支身体的感觉，后反劲儿（东北方言）。”她说，当她完成这篇小说的时候，觉得书中的鄂温克人和游牧生活离她远去，令她陷入浓浓的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