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糯米提示无网络:毛泽东“挨骂”真相

毛泽东“挨骂”真相

近年来，不少报纸发表了毛泽东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延安“挨骂”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有些内容与史实颇有出入。笔者根据《学习时报》的有关文章记载，以及延安一些老农民、老干部、老红军、老游击队员的回忆记述资料，毛泽东两次“挨骂”的史实应该是这样的：

毛泽东第一次“挨骂”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的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当天下午正在开会的时候，突然狂风暴雨，一个炸雷，击断了礼堂里的一根木柱，坐在旁边的延川县县长李彩云猝不及防，不幸触电身亡。同一天，一个农民饲养的一头毛驴也被雷电击死了。

噩耗传开以后，人们议论纷纷，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保卫部门闻讯，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逮捕这个“竟敢咒骂毛主席”的农民，公开处理，杀一儆百。

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得知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毛泽东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工作和政策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去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这一件事情以后，毛泽东不时的和同志们说过：“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啊！”

毛泽东第二次挨骂

不久，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一起类似的事情。

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犁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等。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后，决定在清涧县枪毙。以此来稳定社会局势和群众情绪。

毛泽东从社会调查部部长康生派人送来的《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随即对社会调查部的人说：“你们不能这么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凭这些，人家骂得就很有道理呀！”

当天晚上，毛泽东的心情仍然难以平静，就叫来中央军委保卫部部长钱益民，要他立即把伍兰花带来。在会客室里，毛泽东和伍兰花聊天唠家常，了解到伍兰花的家里共有六口人，七十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三个孩子，大的才十岁，小的还不到三岁半；里里外外全靠丈夫一人支撑着。1935年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她家分了五亩地，头几年还好，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的粮食吃不完，过了几年好日子。这几年变了，干部只管多收公粮，还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死亡了，家里的顶梁柱就没有了。

毛泽东又把钱益民叫来，当面嘱咐：“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罪过，是个敢于讲真话的好人。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不管老百姓死活的那一套。

伍兰花回村后，对乡亲们讲了自己在延安的经历。乡亲们听了以后说：“古人讲，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头上跑快马。毛主席太了不起啦，真是个不怕雷打的大人物！”

深刻反思改进工作

毛泽东从群众的怨气骂声中深刻反思，举一反三，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一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进工作。调查中发现确实存在公粮过多、群众负担太重的现象，并立即进行了调整。

在1941年11月6日看开幕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接受了李鼎铭先生的建议，会议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从根本上解决了“鱼大水小、鱼多水少”的矛盾；在减轻人民负担，减少消费支出，提高干部素质和工作效率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面对当时十分严峻的形势，毛泽东于1942年12月，及时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示。

1945年4月24日党的“七大”召开，在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强调：“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从此，批评和自我批评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永远保持和发扬的“三大优良作风”。

执政党，一个明智的执政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必须允许讲真话，鼓励讲真话。古人也有“忠言逆耳”之说，何况今人乎！毛泽东认为伍兰花讲了真话是个好人；朱镕基从政几十年，以敢于讲真话深得国人拥戴；温家宝不但自己讲真话还要求各级政府创造条件让民众讲真话 。可见讲真话多么重要。但是，现实中真话太少，讲真话太难，讲真话轻则有“被精神病”的危险，重则还能带来“跨省追捕”甚至牢狱之灾。一些党政官员甚至党政要员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耳边习惯于掌声和奉承。老百姓更是不敢“犯上”，如有“犯上”言行，必以“刁民”冠之。正常的民意诉求，也会在维稳中被沉没。。。。。。

如果延安的伍兰花生活在今天，不知“骂人”以后的结局会不会那样幸运？

笔者之所以旧事重提，意在表达民众对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怀念和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