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温州教会的特点

温州教会发展至今可以让我们看到很多的特点，当然“特点”本身应该说并不存在优点和缺点。在此不妨列举部分特点，从这些特点之中可以让我们思考更多的内容，包括特点产生的原因、带出的优点、存在的不足等。

（一）温州教会的“四多”现象

温州教会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就是“四多”现象：即信徒多、堂点多、聚会多和义工多。

“信徒多”：是指着温州基督徒人口的密度在全国是居首位，[1]在温州社会的各个领域中都有基督徒，城镇、农村屋前到处可以看到张贴的“基督教年历表”。有好些村镇还出现了基督教的“福音村”现象，比如苍南县的钱库镇后谢村、金乡镇的灵峰村、马站镇的后岘村、永嘉县瓯北镇的花园岙村等，信仰基督教的户数占整个村的95%以上，类似大面积信仰基督教的村还为数不少。还有龙湾区的蒲州镇下埠村有三分之二是基督徒，这个村邮电局的职工中有一半以上是信主的。

“堂点多”：就这一特点笔者在前面已经有过交代。当然在2179个堂点中与“两会”有联系的有1391个，与“两会”没有联系的有788个，可能还有一些堂点是不在这个统计的范围之内，其中还有一些没有登记在册的。即或这样，温州基督教的堂点比例在全国算是最高的，几乎每一个乡镇都有3-4个教堂，最多的是苍南龙港镇有26个堂点。这就自然为基督徒做礼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一般来说信徒不需要走很多路就可以到教堂参加聚会或者崇拜。

温州教会堂点多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信徒人数的不断增加是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信徒人数多势必需要有更多的聚会场所才能满足信徒过信仰生活的需要。同时教会经济实力的增加也使得教会有实力去建造信徒聚会所需的教堂。当然这绝对是与温州的经济发展、与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一个个新教堂才能拔地而起。中国教会的经济在1950年以前主要是靠外国差会的供给。1950年以后，中国教会不再接受外国差会的经费，截止1986年的资料显示，当时的教会还很穷。20世纪80年代对国外的捐助还有严格的限制，只能捐助给设在南京的爱德基金会，再由爱德基金会按各地的申请批给一定的经费，主要是用于翻修教堂以及公益事业。[2]社会经济发展了，教会的发展自然也成了受益者。

“聚会多”：不仅是指聚会次数多，而且也是指聚会的式样多。在温州市区的教会每一个主日总有三次的聚会，从礼拜一到礼拜六还有各种各样的聚会，如祷告会、青年查经会、老年信徒查经会、识字班、青年、中年唱诗班练唱、造就聚会、福音聚会、讲道聚会、青年聚会等，几乎每一个晚上都有活动。在农村教会每一个周间也会安排很多不同内容的聚会活动。每个教会至少一年要举办一两次信徒培灵会，有的教会每个季度都要举行培灵会，目的是要培养信徒的灵性生命。温州教会的聚会式样也是比较丰富的，一直以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聚会形式，如学道班（专门为训练讲道人员、提拔义工的培训班）、培灵会（是对广大信徒的灵性生命的一种造就聚会）、布道会（一般是为初信的信徒或者是传福音的聚会，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教会中来）、查经学习班、慕道学习班（初信栽培或是为将要接受洗礼的信徒预备的培训班）、探望培灵会（对参加教会探望工作的热心信徒进行带领的聚会）、青年团契、神学生联谊会、同工退修会、奋兴会、敬老聚会、姐妹聚会、还有大年会（大议会）等。因为有式样众多的聚会自然就可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信徒的需要，丰富了温州的教会生活。

“义工多”：是指参与教会各样事工的义务同工多。所谓“义工”就是指在教会做工或服侍，但不从教会领取薪水的同工们。在温州教会，义工侍奉的层面很广，既有做教会行政工作的义工，也有做服务工作的义工，等等，他们除了在教会做工或服侍之外，一般还有其他“教外的工作”。[3]其实温州的义工侍奉群体的人数也是很难统计的，至少有上万的信徒参与到这个行列之中。单就参与义工传道的，也就是讲道的义工人员就有4361人，这批义务同工有相当一部分是文革期间与1980年代兴起的，他们勤读圣经、渴慕真道，也切慕追求讲道的恩赐，对讲道内容和讲道技巧下了很深的功夫，讲道也很有吸引力，实际上很大一部分讲道义工的讲道水平绝对不亚于受过神学院训练的专职教牧人员。温州教会的义工传道[4]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本身构成了温州教会的一个发展特色。温州教会义工队伍的庞大自然就丰富了讲台的信息供应，同时也缓解了温州教会庄家多作工的人少的压力。当然这一特点和现象也是长期存在的一个教会事实。

温州教会义工队伍的扩大除了需要满足牧养众多信徒的成长之外，与传统关系也很密切。很大一部分（以中老年的义工为主）不乏在文革期间就开始代替被囚的专职传道人去带领以及培训信徒，并且负责讲台信息的供应、教会管理的工作。[5]而且这样的传统还自然的延续下来。随着教会的不断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的义工领袖们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义工都有自己的职业，有的是公司、企业的主管、董事等。为应付教会发展的需要，这一群体的信徒，也不断地在提升自己的水平，参加各类的培训班以提高自己的素质。有的义工是自学成才，有的义工是参加温州市基督教两会举办的培训班，也有的参加了浙江省基督教培训中心的学习，从而提高了自己参与教会侍奉的资本。

（二）温州教会重视福音事工

温州教会重视传福音的特点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温州的信徒无论跑到哪里，都希望有自己特有的聚会场所和聚会形式，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如此。在国内一般的大中型城市中都会或多或少的举办温州人自己的聚会（有的也有温州人自己的聚会场所），有的是与当地教会共用一个礼拜堂或聚会场所，有的是自己单独购房或租房进行聚会。比较早的时候在各大城市中举行温州人聚会是因为需要用温州话讲道和主持仪式，到后来也渐渐地对外开放用普通话举行仪式和讲道了。不仅是为温州信徒服务，也适当地增加了很多温州以外的信徒参加到聚会中来。

二是温州教会对外来的务工者（或来温州的创业者）进行积极的传福音，努力做好吸引人归主的工作。并且有的教会也举行外来务工人员的聚会和牧养工作。温州本身就有30%的人到外地经商或创业，而外来的民工在温州也有几百万（其中也包括一些受到良好教育的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这些人为温州地区的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几百万的外来民工无论在城区，或是在人迹罕至的小山沟，处处有他们的身影。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镇或工业园区，外来创业者比温州本地人还要多，民工中有的是夫妻二人来打工，也有孤身一人来温州闯世界的，还有是在他们的家乡没有稳定的收入，举家迁移来温州打工的。现在，温州每一个农村和城镇，如温州市区、瑞安、龙湾、乐清、虹桥、苍南、永嘉等地生活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外来创业者，有从遥远的新疆来的，从湖南、湖北、陕西、安徽、江西等地来的所占比例较大。在一些城镇外来的人超过了本地人，在一些公司中，外来员工比例占到了90%以上，这已经在温州是一个普遍不争的事实了。温州教会为了吸引和牧养这些外来的务工人员，专门举办了一些福音聚会，也探望和关怀这些外来的人员；在圣诞节或春节期间有的教会专门安排一些外地信徒或非信徒的特别聚会，让外来的人员就好像是到了自己的家乡一样。

三是温州人兴起了外出传道、拓荒的工作。[6]温州教会遵行着圣经的教导：“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7]而且随着温州教会渐渐地富裕起来，或有许多的基督徒老板到外地经商等也自然把福音带出去，建立起了许多具有温州特色的聚会点。温州也有很多教会差派传道同工（有专职同工、也有义工传道的）到外地传福音牧养教会（温州本地的信徒在外地），又有进行福音拓荒工作的（没有听闻耶稣基督救恩的村庄或城镇）。之所以有这样的现象，原因是温州教会在某种程度来说继承了“福音派”的信仰传统；同时与温州传统的教派热心传福音事工的特点也分不开，因为温州教会至今还有形无形地遗留着原教派的背景。

（三）温州教会中新型群体正在兴起

这是一个“老板基督徒”[8]的群体，这群基督徒的经济实力很强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基督徒，特别是温州基督徒，除了过去那种农民信徒群体、城市街道居民信徒群体之外，正在和已经出现了一个以老板信徒为主的新型基督徒群体。按照社会学的类型分层，过去基督教内的信徒主要是农民身份的基督徒和旧的城市居民的基督徒，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逐渐形成了两个新型群体，一个是以私人经济为基础的个体经营主，以及公司的经理、董事，通称“老板基督徒”。另一个是以北京、上海、杭州、广州、南京等大城市中出现的“知识精英”基督徒，这些知识精英基督徒虽然目前还为数不多，主要是在一些大学、医院、研究所、中外合资企业任职。目前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老板基督徒的群体。[9]在温州教会有很大一部分这样身份的基督徒。他们中有的经过适当的培训然后被按立为长老、教师，或者没有经过按立直接就当选为一个堂的堂务主任的，他们参与到教会的管理之中，然后他们也聘请一些专职牧师或专职传道人在教会中管理讲道、查经和灵修的工作。

温州教会正在形成中的“新型基督徒群体”是同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相联系的，他们活跃在现代中国的城市、城镇和港口。他们有基督徒身份的企业主、公司经理、老板、雇员等，他们大都已取得该城市的户口，也可能是来自外地、来自农村，但是在这里经商和任职。这个概念的内涵是：它必定是现代生产方式和经济活动的产物，同市场经济有必然的联系；接受同新型经济关系相适应的关于基督教义和神学的解释和观念（在神学上、对教义的阐释上是与时俱进的），这个群体的温州信徒是摒弃了20世纪70-80年代初还相当流行的“教徒不许经商”、“教徒不可个人发家致富”、“教徒不可当老板”等旧的观念。……这一群体明显的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同过去普遍存在的“三多”现象（即：妇女多、文盲多、老人多）不同，这一群体的基督徒文化水平比较高，20-50岁之间的信徒居多，而且男女性别的比例也较平衡。二是这个群体的信徒一般是财力比较雄厚，是当今温州教会建造新教堂、发展教会慈善事业的支柱力量。三是这个新型群体的信徒也是见识比较广，思路比较开阔，活动能量比较大、社会联系也比较广。[10]这些特点对当今温州教会的建设和发展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在浙江省基督教培训中心整个的培训和教学过程中也可看到这个新型基督徒群体兴起的迹象。最近几年浙江省基督教培训中心也越来越重视教会中这个新型群体的基督徒，所以多次举办了“商人基督徒培训班”。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应时代和企业发展的需要，针对现代企业管理的现状，结合基督教的信仰与实践，提供交流与沟通的平台，使基督徒企业人明白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和宗教法规的现实性，提高他们的信仰素质和服务社会的意识。为了更新现代企业管理的知识和理念，在企业中彰显基督的慈爱，遵纪守法，荣神益人，以及回馈社会，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积极应有的贡献。在培训班上专门邀请了国内外知名的企业管理专家、教授，企业文化师等授课。主要课程有：《基督徒企业伦理》、《现代企业管理》、《专题讲座》——包括圣经、社会服务、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在课堂外，还安排了学员灵修、管理经验交流等内容。这些基督徒企业家（很大一部分是温州的基督徒）在浙江的教会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教堂的建造、在教会的管理中，还是在为社会所做的福利贡献之中都是如此。

（四）温州教会世俗化倾向也渐趋严重

随着教会经济实力的加强，温州教会的世俗化也渐趋严重。其实这不仅是温州教会的现象，只要是教会在发展，教会的物质生活、经济实力在上升的话，都会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是在教会中一个既普遍又复杂的现象。事实上，基督教的世俗化是自古就有的，这是由基督教的本质与基督教的社会性所决定的。基督教的世俗化一定有许多的表现，当然也不是说有了一些现象就是世俗化的表现了，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着非常微妙的联系。就如教会要发展需要适应整个社会、教会的神学观点的思考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教会对经济的看法，教会对经商的看法，教会在建造教堂时一味的追求豪华、时髦，甚至是盲目的攀比，教会不断的举办商人基督徒培训班，研究如何提高传道人的生活待遇，教会各类设备的现代化和更新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等等。这些本来都是好事情，但是如果处理不当，或者没有一个强而合理的理论作指导就很容易导致教会世俗化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