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采夫

核心提示： 文化真的不是产业，也不是工程，更不是什么文化央企和上市公司，文化就是软实力。实力再硬，没有亲和力，没有感染力也是白搭。

近期文化界最大的事儿当然是文代会和作代会，文联的九大，作协的八大，大人物纷纷出席，讲话都相当重要，让人感慨，“文化大发展”要来真格的。再联想起明年几家大型国有文化集团要上市的传闻，让人对这波文化大行情，又多了几分敬畏。

看到一条有趣的新闻，铁凝是作家协会的当家的，她的平民路线走的很坚决，开会的时候，一个作家称她为“铁凝主席”，铁凝迅速纠正他，并要求该作家“喊我一声”，作家乖乖地叫了声“铁凝”，举座皆欢。这样的新闻，成为主席亲民的象征，但怎么看怎么别扭，这样的场景，和当年领袖们“亲民报道”何其相似，几十年了，还是老一套，文化味道又在哪里？

莫言新当选了作协副主席，不知道莫言老师心情如何，但我的心情有点复杂，评茅盾文学奖的时候，莫言最好的作品一个没评上，《丰乳肥臀》《檀香刑》等遭遇冷落，眼看人家已经不抱指望了，给了个茅奖。作协副主席这事也是，年富力强能做事的时候你不给，都心如死灰了，准备含饴弄孙了，突然又给加了担子，让莫言情何以堪？

港澳台同胞也来参加作代会，记得前几年陈映真先生还加入了中国作协，这次会上，一位香港作家蔡益怀说，他一直以香港多元文化为傲，虽然不知情者常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但他认为香港是文化绿洲，对大陆文化也有辐射作用。

这位作家提出了一个老话题。太多的内地人藐视香港了，多年前连王朔都说，香港是个文化沙漠，只有流行文化，金庸相当害人之类。王朔是我的导师，但在这一点上，我很不同意他的观点，相对于内地的文化来说，香港当然是个绿洲。

想证明这件事并不难，而且也不需要一项项拿出来比拼，这事谁都能拿出一大堆论据。我想讲两件小事，通过事可以看出，香港人有文化，这就足够了。

有天晚上入睡前看围脖，看到大家热转刘德华的一条视频，原来他在成都开演唱会时，维持秩序的保安殴打前排亢奋的歌迷，刘德华跳下舞台怒斥保安，并保护歌迷离开现场。围观群众一边谴责保安野蛮“维稳”，一边称赞刘德华的文明素质确实高。刘德华没上过大学，上的无线演艺培训班顶多算“职业中专”，还当过理发师，但他的一举一动，就显得那么儒雅，那么有文化。

这让我想起不久前朋友讲的一件事，不久前梁朝伟去复旦大学，在活动期间，梁朝伟的几个年轻随从打听校门在哪里，被询问者不知他们要做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要跑到校门外抽根烟。因为在香港，大学校园里抽烟是被禁止的，这几个年轻人文明有礼的行为，让围观者又感动了一把，这不是有文化是什么呢？

这两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至深，当几乎所有人都在感叹世风日下的时候，香港同胞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义勇和文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在举手投足间，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做有文化。

从金庸到黄沾，从倪匡到刘德华，从梅艳芳到周慧敏，以及接触过的普通香港人，都有我非常陌生又熟悉的中国传统的味道，从1949年左右，大批知识分子逃难香港，香港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中华文化的诺亚方舟，让中华文化的余脉不至于断绝。那里虽然商业气氛浓厚，市民拜金普遍，但那里也有表达的自由，人们享受各种思想的激荡，起码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虽然随着一代知识分子的去世，香港的传统文化精神有所衰减，但我们说人家文化沙漠，还真是有点“苍井空”——一代苍生坐井观天望着人家自由的天空。

文化真的不是产业，也不是工程，更不是什么文化央企和上市公司，文化就是软实力。实力再硬，没有亲和力，没有感染力也是白搭。胡适说过，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要我看啊，文化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向文化进军”是个不安的信号

凤凰网评论专栏作家 潘采夫
2011年11月16日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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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采夫

核心提示： 一出口就几十上百亿的文化幌子，真的能促进文化发展吗？能让当地成为旅游胜地吗？这其中有多少会成为烂尾工程？巨额的贷款由谁来买单？谁来监督钱的使用？谁来保证文化工程不成为官员寻租的狂欢？这些，通通不知道答案，只听到印钞机隆隆开动，只看到无边的豪奢，却闻不到“文化”两个字应该带来的一点点清香。

一个叫郭美美的，扯出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内幕，导致一个官方机构形象崩盘，并连累一个行业出现了信誉危机，宋庆龄基金会也未能幸免。最近，危机未去，风波又起，河南宋基会为献礼辛亥百年，在郑州打造一座高8层楼的宋庆龄雕像，整个工程耗资8个亿，引出了好大的事端。宋庆龄女士在天上看见自己的“金身”，不知该如何心绪难平。

一个雕像耗资8亿，又是一个文化工程，而且雕像的背后又是各种盖房子，这样的套路实在看着眼熟。这让我有兴趣搜集一些资料，查找我听说过的文化工程，再简单相加一下，看看他们到底要花多少钱。凭借记忆，以及输入“故里、耗资”这样的关键词搜索，仅仅几亿元以上的工程，不妨简单陈列一下，看看这些项目，是多么奢侈的数字盛宴。

下面这些文化工程，有的正在进行，有的已成烂尾，有的也许是吹牛，但大部分已经花了真金白眼，这是确定无疑的。

我第一有印象的，是2006年初，浙江横店集团宣布筹建圆明新园，对圆明园进行异地重建，这个工程耗资达200亿元。现在不知建设情况如何，但没有听见停工的消息。

出手最雄浑的，是山东的中华文化标志城，69名两院院士签署倡议书，人大副委员长担任咨询委员会主任，著名学者葛剑雄担纲《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课题组首席专家，省委书记亲自赴京开新闻发布会，计划面积达300平方公里，造价超过300亿元人民币，宣称要建成中国的“文化副都”。这个消息披露之后，引起了很大争议，108名政协委员联名反对，目前推进情况不详。

而资金最为庞大的，要数西安投资120亿筹建唐代大明宫遗址，连同公园周边的旧城改造，总投资号称达到1400亿元。这个1400亿不知怎么算出来的，但其气魄之大，轻松就盖过山东。

同样是在西安，还有一个“大唐西市工程”正在进行，这个项目要重建唐朝西安一个贸易市场，再开现代丝绸之路，总投资35个亿。

河南也不甘落后，今年10月，洛阳“龙门石窟园区发展战略规划”出台，要在5年内投资260亿元，打造大唐风味的唐城古镇，复建大唐寺院“让游客来到龙门，恍如迈进大唐盛世。”他们这么快就忘了，当初为了申遗，龙门方面已经拆掉了投资上亿的“龙宫”。

 前几年，河南新郑搞过一个“华夏第一祖龙”工程，一开口就投资上亿，结果在公众的强烈批评下，成了一个丑陋的烂尾龙。同样烂尾的是“桂林东方巨龙主题公园”，占地240公顷，投资5亿美金。

频放卫星的，不止这几个“文化大省”，几个月前，云南大理公布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全力实施一批重大文化旅游项目，其中要在大理古城北门建造“梦蝶庄”，总投资3.5亿。“禅意大理”项目总投资12亿。还要花15个亿，建一个大理古城国际旅游小镇。等等。 

今年4月，山东临沂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建造诸葛亮故里，包括诸葛亮城、诸葛亮文化旅游区等，总投资额已经超过15亿元。在我的记忆里，诸葛亮一直被河南南阳和湖北襄樊哄抢，如今临沂携15亿杀入，这种抢祖宗的战争，迅速向“大规模杀伤性”升级了。

还有河南许昌，当地政府宣布，禹州将和北京一公司合作，投资6个亿打造万亩许昌三国文化苑，包括“300个三国文化景点”、顶高369米的“中国东方第一摄影棚”、“三国古战场拍摄基地”、“明星公寓”等。

“炎黄二帝”向来是各地争抢的香饽饽，对黄帝的争夺早已战火纷飞，如今“炎帝故里”也成了湖北随州、陕西宝鸡、山西高平、湖南株洲等四省五地争夺的目标，据有人不完全统计，这种“寻根祭祖”经济的竞争，让四省五地总投资超过百亿。

缺少炎黄二帝、诸葛亮等大牌的地方，也想办法另辟蹊径，比如争夺“西门庆故里”“金瓶梅文化”，而山东梁山前年宣布投资25亿建造水浒文化主题公园，包括水浒民俗文化村、北宋街、汴京大街、水浒山寨旅游区、水泊梁山影视基地等。

......

大致陈列这些吧，如果读者有兴趣，自己动手找找看。将上面所列相加，大约是2400亿元。

我是个外行人，但也大概知道，这些文化项目里面，不少是文化搭台，地产唱戏，打着老祖宗的名字抢地皮，盖房子的，所以真实投入产出是个谜。我要问的是，这些一出口就几十上百亿的文化幌子，真的能促进文化发展吗？能让当地成为旅游胜地吗？这其中有多少会成为烂尾工程？巨额的贷款由谁来买单？谁来监督钱的使用？谁来保证文化工程不成为官员寻租的狂欢？这些，我们通通不知道答案，我们只听到印钞机隆隆开动，只看到无边的豪奢，却闻不到“文化”两个字应该带来的一点点清香。

上周听一个文化官员讲话，他回忆起自己的老领导说的话：如果看文化大发展，你看看天安门广场的四周，东边的国家博物馆从8万平米扩建到20万平米，广场的北边是故宫，广场的西边是国家大剧院，你不能不感叹我们文化建设的辉煌成就。

从文化官员的豪迈抒情里，不难找到那些遍地开花的文化工程的“思想起源”。那些热衷于文化产业的官员们：搞文化就是盖房子吗？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官员谈文化，在文化的幌子下面，究竟有多少不见天日的私人算盘？ 

我更担心的是，刚刚结束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宣布，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这个“向文化进军”的号召，会不会带动新一轮文化工程投资的狂潮？谁来给我们答案呢？

“中产”为何成了章台柳？

凤凰网评论专栏作家 潘采夫
2011年10月13日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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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采夫

核心提示： 中国的中产阶层不仅成分上被侵蚀，在境况上，也与前些年不可同日而语。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以来，尤其房地产价格高速膨胀，以GDP为王的、缺少社会保障的经济政策，正掠夺着中产阶层的财富，直接造成中产阶层的贫困化。一旦买了价格畸高的房子，或者家里有人生大病，基本上就从中产坠入了贫困阶层。

“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不知为何，当我因一则新闻想起当下中国的中产阶级，唐朝诗人韩翃的这首情诗总是进入我的记忆，仿佛两者有着某种联系。

那则新闻是这样写的：前几日北京晨报报道，安联集团发布了《全球财富报告》，称中国的富裕中产人数占到了全球的四分之一。安联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海瑟说：“现在亚洲（日本除外）有大约2.2亿人口属于富裕中产，其中超过一半住在中国。这意味着全球四分之一的富裕中产说中文。”

安联报告里的“富裕中产”，指的是人均财富介于6000欧元到36200欧元之间，我对这个数字标准有些怀疑，更加不敢相信的是，全球真的有四分之一的富裕中产在中国？不过，1亿多的人口属于中产，对于这个绝对数字，我倒是异议不大，因为在2006年的时候，中国社科院有报告称，中国的中产阶层人数超过了1.5亿，占全国人口的11.5%，2010年，社科院还曾公布，我国的中产阶层占了全国城市人口的23%。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也说过，中国的中产阶层目前大约占总人口的10%。这几个数字相差不大，所以说我国中产人数1亿多，应该是靠谱的。

但是，中产这个概念实在太过混乱，去年亚行发布了一份报告，按照该行的“每天消费2-20美元”的标准，甚至估算出中国的中产阶层为8.17亿人口，这个显然把能吃饱饭的都算上了。

我理解安联集团这个报告的意思，它仿佛在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其富裕中产阶层发展得也相当迅速，而且绝对数量已经比较庞大。但事实也许并非如此，作为一个已经高速发展30余年的经济大国，其经济实力已稳居世界第二，按说中产阶层的比例，应该与世界比较发达的国家的比例接近了吧，但是，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标准为：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70%以上（2010年数字）。

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呈现出的是典型的橄榄形，这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也是当今民主国家的基本社会结构。而中国的收入贫富差距之大，已经在亚洲名列前茅，少数掌握巨额财富的豪富阶层，1亿多的中产阶层，加上超过10亿的中低收入阶层，中国的社会结构，按照学者的说法，是一个“地雷型”社会结构，富人和穷人矛盾突出，作为社会动力源和稳定阀的中产阶层力量弱小，因此具有很大的隐患和不稳定性。

2010年的一份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可望达到49%，但它的前提是，去年有30%的中国人属于中产阶级，这显然太过乐观了。

现在我们知道，与中国庞大的人口比起来，中国的中产阶层人数一点都不多，反而显然偏少，那么，当下中国的中产阶层究竟发展得怎么样？它什么时候能达到一个健全社会的比例呢？

在我看来，自九十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随着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外资企业的进入，中国的中产阶层经过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那个阶段的中产阶层，以中小民营企业主和外企、民企高级白领为主体。但是近几年来，中国的中产阶层的组成，正明显发生着变化，呈现出一个“国有中产阶层”的趋势。

这首先表现在，伴随着“国进民退”这一时代大背景，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了严重挤压，民营经济的活力出现停滞，温州等地民营企业主欠债逃路即是一个缩影。而相反地，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处于大肆膨胀的时期。央企与权力的结合有一个后果，即它可以通过各种机制，实现财富的转移，由民营企业向央企转移，由民间向国家转移。因此，依托着民营企业的中产阶层，其规模必然停滞不前，而央企型中产阶层的快速崛起，亦是必然的趋势。

国有企业之外，还有政府部门的膨胀，从近年的公务员考试的火热可以看出，到政府部门任职，是有利可图的好职业。这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由于国家权力主导社会资源的现象越发严重，政府官员利用权力寻租的机会越来越多，到政府去当公务员，也成了发财致富的好门路。所以，实际上，政府人员也成为数字相当可观的“隐性中产阶层”。

十年前我大学毕业时，进入外企当白领拿高薪，还是同学们的第一就业选择，远远超过当政府公务员的吸引力，而近些年，与当政府公务员和进央企比起来，外企的收入已很难具有竞争力了。“有权就能有钱”成为社会的主要价值观，这是社会正在腐败的信号。

由此看来，随着市场经济让位于权力经济，中国的中产阶层，也正从民间走向“国有”，从市场型中产走向权力型中产，中国的中产，成分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中国的中产阶层不仅成分上被侵蚀，在境况上，也与前些年不可同日而语。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以来，尤其房地产价格高速膨胀，以GDP为王的、缺少社会保障的经济政策，正掠夺着中产阶层的财富（当然也掠夺着广大低收入阶层的财富），直接造成中产阶层的贫困化。一旦买了价格畸高的房子，或者家里有人生大病，基本上就从中产坠入了贫困阶层。已经有专家对此提出了警告。

在经济地位的困境之外，日趋恶化的食品安全、环境安全以及交通状况，也引发了中产阶层的集体焦虑，三聚氰胺事件、厦门PS风波、温州动车事故、大连海油污染等，就是中产阶层在维护自身权利方面的爆发，但这方面的活动正在受到打压。这些事件往往影响较大，中产阶层显示出了强烈的不安全感，并由此带来了移民与送孩子出国的倾向。对社会理性与稳定负有最重要责任的中产阶层产生动荡，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坏消息。

在市场经济环境恶化的中国，中产阶层的“生态平衡”正遭遇严重的困境。而在当下语境中，“中产阶层”和“中产阶级”两种提法也有区别，似乎“中产阶层”这种说法更能够被接受。关于中产阶级还有一个定律：“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中产阶级，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开头所写“章台柳”那首诗，之所以引起我的联想，也许是它正好映射出了当下中国的“中产阶层”的命运吧。

当鲁迅遇见杨海鹏

凤凰网评论专栏作家 潘采夫
2011年09月23日 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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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采夫

核心提示：我看到也有人这样质疑杨海鹏，甚至有人以谣言揣测杨海鹏的动机，但我以为，不能因为我做不到，你做不到，就以为他做到了是有问题的。在中国，向来缺少单身对抗整个体制的孤胆英雄，反而对为大局为集体做出巨大牺牲的人予以颂扬。犬儒遍地，方显真汉子本色。

从上围脖以来，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去关注一个人，不仅上班的时候去看围脖，每晚睡觉前，也要翻过去，看看今天又说了什么，事情有什么进展，才能带着不安入睡。我关注的人是杨海鹏，一位懂法律的资深调查记者，一位为了救出妻子不惜当地权力机关公开对抗的汉子。

这几天，"蟹妈"（杨海鹏妻子）的案子正在开庭，我这个法盲，也持续关注着庭审的进展，哪个证人被允许出庭了，其他证人被拒之门外了，法院外什么人去声援了，法官有没有吹"黑哨"了，等等。那位当园林设计师的"蟹妈"，其命运被无数人牵挂着。当然，也被很多女人羡慕着，记得杨海鹏还是谁讲过，一个权力机关里供职的女人问她的丈夫："如果我进了监狱，你会像杨海鹏那样去救我吗？"

随着杨海鹏声称要贴出内幕资料，我对"蟹妈"的庭审结果隐隐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莫非杨海鹏也感觉到了？贴出各种长文，是想以公开案情的办法挽回败局，继续推动法院公正判决，还是对结果已经有了预判？不过依照杨海鹏的性格，他一定会像戴高乐那样说："谁说败局已定！"

我对杨海鹏一个人的抗争非常佩服，但也不是没有疑问，那就是，哪一种斗争的方式更好？和一位女孩聊天，她也是关注着杨海鹏媒体人。我特意问她，如果你是杨海鹏，权力机构私下与你谈价钱，如果不公开抗争，蟹妈可判缓刑，事实上不坐牢，如果选择公开挑战，那么蟹妈将判实刑，也许三五年，你将选择哪一种方式？

这位女孩思考之后，说如果公开抗争会让妻子坐牢，那么她将选择沉默，一定不能让妻子坐牢，先要救妻子，然后再徐图其他。我默然，因为这个问题，我也在心中盘算过很多遍，如果魔鬼来找我谈判，我是和魔鬼交易，还是选择与其作战？而每次衡量的结果，都会选择忍气吞声那一条路。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过是安慰自己罢了。

我看到也有人这样质疑杨海鹏，甚至有人以谣言揣测杨海鹏的动机，但我以为，不能因为我做不到，你做不到，就以为他做到了是有问题的。在美国的《秋日传奇》《与狼共舞》等片子里，从来歌颂的是一个人对抗一个组织，虽战败而尤荣的英雄人物，而在中国，向来缺少单身对抗整个体制的孤胆英雄，反而对为大局为集体做出巨大牺牲的人予以颂扬。所以，当杨海鹏单枪匹马出现的时候，有人的心里会出现某种不适，也许是本能的怀疑，也许是内在的自卑。不过，我虽然不够勇敢，但还算有判断力，还是知道杨海鹏是一位英雄。而且，我自己没有能力单挑检察院，并不代表杨海鹏没有这个能力，不可能去努力尝试。尤其以他的法律背景、调查记者的身份、在法律界的影响力，再加上围脖的直播，谁又能说，杨海鹏就真的“败局已定”呢？犬儒遍地，方显真汉子本色。

在一篇电影《武侠》的影评里，我评点过"侠"的标准："武侠精神并非一定是像《七剑下天山》那样，一群侠客为了素不相识的一个村庄父老，基于侠义道的自我要求并辔下山，救村民于水火之间。像甄子丹这样的，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保护妻儿，与歹人殊死相搏，同样是武侠精神的一部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保村护家，在中华传统文化里，家和村庄，宗族和天下，本来就是一回事。"杨海鹏就是一个现实的武侠片样本。

9月25日，是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一家上海报纸约我写"与鲁迅先生的虚拟对话"，我以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请教，鲁迅以他书中的原话作答。这几天，杨海鹏奔走着他的案子，长眠上海的鲁迅也正被纪念。我想，如果鲁迅遇见了杨海鹏，该是怎样一幅情景？如果让杨海鹏和鲁迅对话，鲁迅又该如何评价杨海鹏呢？鲁迅一向提倡韧的战斗，反对去做无谓的牺牲，那么，如果鲁迅活在当下，有了杨海鹏的遭遇，他会如何选择？是韧的战斗，还是猛的战斗？

于是，不妨假设一个场景，让杨海鹏和鲁迅先生隔着时空，简单聊上几句。

杨海鹏：先生，您对我正在打的官司怎么看？

鲁迅：声罪致讨的明文，那力量往往远不如交头接耳的密语，因为一是分明，一是莫测的。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

杨海鹏：也许，他们并没有您想的那样强大。

鲁迅：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

杨海鹏：看样子您是悲观的，那么您反对我这样做么？

鲁迅：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

杨海鹏：那就是要抗争吧，但我感觉很孤独，同路人太少了。

鲁迅：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杨海鹏：如果真的败了，历史将怎样看我？

鲁迅：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

郭美美的行情是从哪里来的

凤凰网评论专栏作家 潘采夫
2011年09月15日 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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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采夫

核心提示：郭美美是按照娱乐圈炒作学做事，媒体是遵从社会新闻的报道原则，才造成了尴尬的报道场面。媒体要的是新闻，娱乐要的是传播率。看来，在这个全民娱乐无极限的时代，其他行当的记者都要懂一点娱乐圈，全当用来防身了。

郭美美一声干爸，掀起了中国红十字会不堪入目的一角，从那之后，青基会、宋庆龄基金会、徐永光、卢美美接连中枪落马，使中国官办慈善业以及冒牌慈善公司遭受重创。目不暇给之时，我以为郭美美会像那位高官公共情人李薇一样，事了拂衣去，江湖中深藏身与名，没想到，时代变了，这位一身蛋白质的女孩回马一枪，又掀起一波新的行情，演了一出“风云再起”。

简直是有点猝不及防，在两三天之内，娱乐杂志《嘉人》对郭美美做了采访，还邀其进入摄影棚拍了大片，《名》杂志做了个炫富专题，其中采访了郭美美，《南方都市报》做了郭美美对话，《新京报》做了三个版郭美美，但在见报前又撤下。除了这些，还有一些郭美美有邀约但没做的，如《南都娱乐周刊》、《财经》杂志。这还只是我随手记下来的。

郭美美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登陆，突袭了大众的神经，于是讨伐声四起，一种是对郭美美的声讨，另一种就是对媒体的不满。媒体外人士普遍认定这是一次合谋，媒体在某种驱动之下，对郭美美进行了一轮炒作，为了发行需要不顾职业伦理，挑战大众的接受底线。而了解内情者，却别有一番滋味。

正当议论不休的时候，央视新闻1+1栏目做了郭美美，对“审丑郭美美”和“媒体恶炒”同时进行了批评，其中也提到没做郭美美的媒体，有“以示嘉许”的味道，但赞者也许心中苦涩，这不是一件好事，他们宁肯不要这样的表扬。然后《嘉人》公开道歉，郭美美反击1+1，一次完整的媒体事件就这样出炉了。

在我看来，这件事情背后并没有复杂的背景，只有一方小小的策划，也完全算不上一次“媒体炒作”，虽然它看上去挺像集体炒作。如果把事件梳理一下，你会发现原来事情这么简单。

让我们来还原一下“案情”，本来的样子也许是这样的：

第一个阶段，在郭美美和红十字会事件出来的时候，众多媒体要求采访郭美美，但郭对此不知所措，也许是被要求闭嘴，就对媒体用了拖字诀。在这个阶段，有郎咸平专访郭美美母女，被外界解读为一次走向娱乐圈的炒作，老郎充当了可耻的推手，但实际上，据促成此事的媒体私下说，他们只不过尝试了一下，郭家母女听说是郎咸平专访，就挺乐意地去见了郎咸平，属于临时起意，激情访谈，所以并不是什么策划，而老郎却不幸趟了浑水，背了黑锅，不得不在围脖上大骂红会以洗清自己。这应该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第二个阶段，红会事件渐渐消散，“创了祸”的郭美美要走自己的路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还有几分姿色，突然因新闻事件成为公众人物，当需要谋生的时候，进入娱乐圈是她自然的选择。有璩美凤、芙蓉姐姐、凤姐、兽兽等珠玉在前，尤其芙蓉姐姐还成了励志典型，凤姐的出场费已不下于小明星，郭美美的选择属于绝对理性。据知情人说，这个时候的郭美美，已经有了自己的团队，她要开始走向星光大道了，而第一个台阶必是媒体。

第三个阶段，郭美美反驳新闻1+1说，她没有主动联系媒体，那么应该是这样的，是很早就媒体主动联系她，她后来“答应”了，而且一下“答应”了很多家，于是媒体就“不约而同”地集体报道了。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这次采访她的主要是时政记者，问的问题也一本正经，但郭美美的回答相当无厘头，“我妈麻将打得好”能应付一切问题，有点关公战秦琼。

这大约就是事情的经过，肯定不是一次集体炒作，只不过媒体没防备，被郭美美“策划”了，“运作”了。当然郭美美的团队能达到目的，也有一些阴差阳错，首先采访郭美美的是时政记者，他们仍然把郭当成新闻事件当事人来采访，但实际上郭美美身份已经在变，她以娱乐人物自许了。如果是娱记，对郭家这种低端的操作手段早见怪不怪，才不会给她这么大的机遇。这个身份的错位，成就了一次“策划性报道”。其次，媒体对自己的独立性比较自信，认为自己的报道是批判和质疑的，并非对郭的炒作，实际上，单个看，媒体采访多是批判性，但跳出来看，媒体被这个小姑娘摆布了。每个媒体都自以为是独家，其实从时间、定位上已经被布局，被排进郭美美合唱队里的一个分唱部。你以为是批判，但娱乐圈的规则是，不管正面负面新闻，都是娱乐生产力，都可以提高身价，负面新闻更有利于传播。你当时政采，她当娱乐做，于是你被玩了。

从这两点可以看出，郭美美是按照娱乐圈炒作学做事，媒体是遵从社会新闻的报道原则，才造成了尴尬的报道场面。媒体要的是新闻，娱乐要的是传播率。看来，在这个全民娱乐无极限的时代，其他行当的记者都要懂一点娱乐圈，全当用来防身了。

如果媒体都不报道郭美美，那就很像一次封杀，如果都去报道，又成了被操纵，当然比较好的是报道的同时继续揭黑幕，但是又被贴了胶带做不出来，如果一边报道一边痛斥其恶俗炒作，那就给了有些人以“禁止”的口实。最后，拼的只能是谋略，套人而不被套，处处陷阱，何其难也。

所以，我个人觉得，郭美美挺进娱乐圈，利用媒体宣传自己，这是她的自由，虽然她被人瞧不起，你却没有权利封杀她，媒体需要提高警惕，吸取教训，但不应该被斥为恶炒郭美美。对这两个阵营，我很难举起道德批判的武器，那么该批判的应该是谁呢？

审查的喜剧 冯导的忧伤

凤凰网评论专栏作家 潘采夫
2011年09月04日 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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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采夫

核心提示： 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冯小刚向电影审查制度开了一炮，说的还是老问题，但在这样级别的会上，已经很多年没见到过这样有力量的发言。起码没有公开看到过。冯小刚在《我把青春献给你》中对电影审查的声讨，在围脖上的抒情，在政协会上的发言，让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值得尊敬的东西。

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冯小刚向电影审查制度开了一炮，说的还是老问题，但在这样级别的会上，已经很多年没见到过这样有力量的发言。起码没有公开看到过。

冯小刚从自己的电影说起，指出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正极大地伤害和桎梏中国的电影创作，“积极和消极”有时成了决定电影生死的唯一因素。

在大家的印象里，政协一般并不需要这么较真，但冯小刚有备而来，有感而发，且痛心疾首，让人感觉到，对于这个话题，冯小刚有着难以言说的痛伤。在电影审查这一块，冯小刚有过“不堪回首的过去”，  他导演的《一地鸡毛》、《月亮背后》、《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我是你爸爸》等四个作品连续被毙，开办的第一个公司也因此破产。

前阵子人艺的话剧演出，《喜剧的忧伤》，由陈道明出演，讲的是国民党时期的审查官千方百计折磨刁难编剧的故事。冯小刚也去捧场，看完之后他写了一条围脖，记录自己当时的心情：“全场观众爆笑不止,笑声多次淹没台词，坐在台下，我的内心翻江倒海五味杂陈。散了场约朋友聊戏，情绪失控，手举杯落玻璃台面应声砸了个粉碎，妻子动容掩面而泣，夫妻俩扫了一桌人的兴。喜剧变悲剧。”这个场景很有戏剧感，但是冯小刚的愤懑和伤心显而易见。

冯小刚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生长在北京，跟王朔姜文郑晓龙等一起在影视圈谋生，从一个美工干起，经过辛苦经营，成为中国最挣钱的电影导演，取得的成就不下其他几人，按说本应得到敬重和认可。但奇怪的是，在一帮北京大爷的回忆文字里，冯小刚却相当不受待见。马未都在讲《编辑部的故事》拍摄历史时，说有人可能偷了王朔他们写好的剧本，他没有明说，但有人猜是冯小刚；叶京在他的自传体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更是特意找了一个酷似冯小刚的演员，出演爱哭的“冯裤子”，并自始至终讽刺挖苦以及各种鄙视。王朔是冯小刚的“精神导师”，结果在王朔的钢牙利齿下，冯小刚也未能幸免，两人曾经决裂。

在朋友们眼里，冯小刚是个可笑又可叹的人物，一个做事做人不太上台面的人，一个几十年过去仍然被当年哥们埋汰不休的可怜人。用崔永元的话叫“鸡贼”。但在冯小刚的书里，以及他的各种发言，我们又看到冯小刚是一个敢担当的人，有底线有勇气的人，尤其这次批评电影审查制度，更是为他的形象加分不少。这好像是一个矛盾。

其实这没有什么，一起从小玩大的伙伴里面，总有不同的角色扮演，有的是领袖，有的是狗头小军师，有的是佞臣，有的是“异见人士”，有的就是受气包，像冯裤子那样的，绝对不会少见。这种“分工不同”，相信我们都有生活经验。筷子兄弟的小电影《老男孩》里面，经常被主角胖揍的小弟，长大后比大哥混得好，还把大哥的梦中情人据为己有，但改变不了他在伙伴们中间的“口碑”。所以，冯小刚无论做的再好，在当年伙伴中间，也很难挺起高傲的胸膛，这完全是“历史遗留问题”。几十年后回顾，那些当年情都是无伤大雅的小节，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成为浮云。

而另一方面，冯小刚在《我把青春献给你》中对电影审查的声讨，在围脖上的抒情，在政协会上的发言，让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值得尊敬的东西。导演那么多，有谁这么公开说的，虽然说他到了一定的地位，掌握了不小的话语权，说出来风险也不太大，但位高权重的导演有多少，又有谁这么说来着？导演都养着一大班子人，一语不慎也许整个团队遭殃，很多导演咬咬牙就忍了。又有几个媒体直接批评过？所以，这就是冯小刚的可贵之处。

对于冯小刚的做法，我们实在应该鼓掌而且呼应，让声音更高一些，让力量更大一些，能推动一寸，就是一寸的进步，能撬动一点，就有些许的改善。否则中国电影就会一直带着镣铐，电影人只能在车辙的小水洼里相濡以沫，呼吸艰难。

冯小刚最近写过，他和王朔、姜文、刘震云他们小聚，看来经过《非诚勿扰2》的合作，冯小刚和王朔已经冰释前嫌，这就是冯小刚的长处，他真的很谦虚好学，对于他崇拜尊敬的人，也能够虚怀若谷。成功人的人自有他成功的理由，跟着那老三位经常来往，冯小刚就还能继续进步，他这次批评电影审查制度，姜文王朔他们亦有贡献也说不定呢。

茅盾文学奖的现实主义密码

凤凰网评论专栏作家 潘采夫
2011年08月26日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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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采夫

核心提示： 茅盾文学奖是某一种文学独大的地方，是一个讲究秩序的地方，是“现实主义杰作”频出的地方。必须承认茅奖评出过众多的好作品，但我们想看到参差多态的中国文学，他们在哪里呢？茅奖作为中国长篇文学的奥运会，当然应该有他们的位置。

今年的茅盾文学奖结果出来了，张炜、刘醒龙、毕飞宇、莫言、刘震云成为新科茅奖得主。

我感觉，这届茅奖倒是近几期受到靠谱质疑最少的一届。初选阶段，前十名作品的作者中有8名为作协主席或副主席，而最终获奖者张炜的《你在高原》是四百多万字的超长篇幅，这两点受到了很多质疑，但并不有力。莫言、刘震云、毕飞宇这三位入选，无论文坛地位、作品实力还是公众知名度，都属众望所归。尤其莫言，每次都是热门，每次都落选，成为茅奖历史上标志性的悲情人物，此次莫言终于得到茅奖的正式“追认”，沉冤昭雪，皆大欢喜。在评奖程序方面，今年实行了评委实名制，评委人数也大大增加，暗箱成了玻璃箱，评奖过程走向透明，所以，往年对评奖程序的质疑基本消失。这是本届茅奖最大的一个进步，批评者围观者是能够看在眼里的。

但是，这次的获奖者的作品整体有些“小”，分量有些轻。而且作家得到肯定的，往往不是他们最优秀的作品，如莫言的《蛙》，跟他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等比起来逊色不少，毕飞宇的《推拿》也是如此，他们的本次获奖，就难免有“迟来的正义”之憾。整体分量不足，缺少能列入茅奖“英雄谱”的作品，这是文学收成的问题，应该怪不上茅奖吧？

其实不然。对茅奖的评选质疑少了，挑战评选黑幕的少了，但我还是要批评茅奖，程序和技术上的进步，遮盖不了茅奖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茅奖自身的问题。

我曾试过，默数获得茅奖的小说，能想得出来的大概有《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尘埃落定》《穆斯林的葬礼》《李自成》《抉择》《白门柳》《张居正》《秦腔》《无字》《东藏记》《暗算》等等。虽然有现实主义小说、历史小说、类型小说、反腐小说等门类，且也有不同的变种和创新，但他们统统被归于现实主义文学。

这代表了茅奖的风格。茅奖喜欢什么样的作品？听到这个问题，人们通常会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拿出来举例子，这说明大家对茅奖的取向是有所感知，大致就是现实主义的、史诗的、民族性的等等。

按照茅奖的喜好，还可以列出一堆的失意者名单，而贾平凹的《废都》没戏，颓废，不健康；莫言的《丰乳肥臀》名字就没戏，低俗，《檀香刑》没戏，对义和团的描写偏离了官方定调；李洱的《花腔》没戏，虽然是杰作，但有政治讽刺；余华的《活着》没戏，太短，调子灰暗；李佩甫的《羊的门》没戏，破解了政治密码；《受活》没戏，写什么政治寓言……

在茅奖那里根本没戏的好作品，还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而且我的视野狭窄，阅读以反映现实的小说居多，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小说，各种主义的小说，不用说都不在茅奖的视线范围之内了。看起来，茅奖只取了不违背官方价值观的现实主义文学，通过对入选标准的把关，评奖程序的设计，通过对获奖作品的过滤，使一类作品获奖，淘汰其他类型的作品，从而掌握着中国文学的走向，用一根指挥棒操纵着中国文学的旋律。太多年过去了，中国文学依然不是文学，它被当做一种工具，一种意识形态。

在本届茅奖初选的时候，前10名中有8名作协主席和副主席，这说出了一个公开秘密。

因为有一条“规定”，凡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有资格当上省级的作协主席，获得被认可的文学权力与文学地位，通过这种对遵“茅”学“茅”并表现优秀者的奖赏，对文学资源的定向分配，就实现了对整个中国主流文坛的掌握。这种模式，是茅奖最厉害的地方。

所以我们知道了，茅盾文学奖是某一种文学独大的地方，是一个讲究秩序的地方，是“现实主义杰作”频出的地方。必须承认茅奖评出过众多的好作品，但我们想看到参差多态的中国文学，他们在哪里呢？茅奖作为中国长篇文学的奥运会，当然应该有他们的位置。

文学应该是自由的，在本来就贫瘠的文学土壤里，如果只有现实主义这一瓢水，如何能浇出参差多态的文学森林？

他人地狱与人人地狱

凤凰网评论专栏作家 潘采夫
2011年08月11日 14:37   

.cppTip{float:left; width:600px;padding:0 0 2px 0;}.img2{float:left; width:78px; background: url(http://res.news.ifeng.com/5f4a67b74f493daa/2011/0308/d20110308001.gif) no-repeat 0 0; padding:8px 20px 0 5px;}.img2 img{ padding-left:2px;}.img2 h3{font-weight:normal; padding-top:18px;}#artical_real .tipTxt{float:left;width:470px;margin-top:10px;border-left:2px solid #95a09a; line- height:24px; padding-left:22px; font-size:14px; margin-bottom:0;}.line01{clear:both; height:21px; line-height:0; font-size:0;background:url(http://img.ifeng.com/page/dot.gif) repeat-x top;}

作者：潘采夫

核心提示： 乡土中国的有序依赖熟人社会，费孝通先说过，熟人社会的协调半径只有30公里，而生人社会用法律能协调所有的人。当乡土中国开始转型，它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我们想象，当体制和法律的跟不上转型的加速度，整个社会就可能变成扭曲无序，直接从熟人社会进入到坏人社会。

动车追尾事故过去两周多，我知道有些东西会埋在心里，仿佛一笔不定期存款，总有取出来的一天。但确实有人在问，我们是不是已经把这事忘了。我的心里也渐渐凉了下来，在愤怒之后，悲哀开始浮了上来。脑海里泛着李白那句话，行路难，难于上青天。我想起不少在路上的故事。

在记忆里，我七八岁就学会了骑车，脑袋还没车把高，从28车的大梁下面跨脚蹬子，意气风发得像在草原上骑马，那时候村里根本没有车，村边也没有公路。

还记得一天晚上，我正睡得迷迷糊糊，母亲在耳边对我说，她要出去一下，叫我自己别害怕。第二天早上，看到一大堆小石子，用板车拉得好几趟。原来我们那一片发现了石油，中原油田要从我们村西边修路，用卡车拉了石头子放在路边，准备第二天施工。一夜之间，我母亲和我们村的人，把那些石头子全部偷运回到了各家。后来家里用这些石子打了几个麦缸，还打了一个挺时髦的条几。

公路修好了，汽车多了，我却感觉到恐惧。在路边玩时，每次大货车经过，我都要跑出好远，害怕大轮胎崩起的石子会把我击中。有一次，一个邻居用板车拉着他父亲在公路上走，结果父亲被车撞死了。车逃得没了踪影，村里人就把棺材放在路上，邻居披麻戴孝，所有车辆必须交钱才能通行。在村人看来，让汽车交钱是一种正义，否则能找谁说理去。

路通了，油田越来越多，工人们开车到村里挥着钞票，什么都买，知道了什么叫钱的村人如梦初醒。就像你在《铁道游击队》看到的情景，他们身手矫健地扒上汽车，把车上的各种原料扔下来抢走。后来偷油开始了。我听过一些故事，有的村妇去找油田的看守，用肉体去换油，别人也视为寻常，仿佛进行的是普通的物物交换。还有的用车拉上七八十的老婆婆，开到油井，见到管理员，老婆婆扑上去不放手，管理员往往吓得不敢动，怕把老人摔骨折，老婆婆的儿子孙子趁机挖了油就走。还有一次，我也是听来的，油田有人骑着摩托进我们村，可能是调查偷油案子的，一六旬老妇在旁边跳起来突袭，一巴掌扇得车倒人伤，传为美谈。

十来岁我进了城，中学时候跟同学在公路骑车，不小心蹭着一骑车小贩，他顺势倒地，哎哟叫个不停，说被我撞坏了，要我叫家长赔钱。小贩一边诈伤，一边威胁我，还掐了我的脖子，让我感到羞辱。后来父亲赶到，父亲的朋友也到了，他跟小贩一个村子，是来说合的。结果是被讹了几百块钱。

那次经历给我内心留下了创伤。我的乡亲们，以及那个小贩，在自己的乡里，基本上都被评价为好人，在熟人社会里，他们有着不错的名声，孝敬父母善待孩子，村子里也长幼有序。但走到陌生人穿梭的路上，一切规则好像就不存在了，如置身野蛮的道德荒原，伤害别人填饱自己，成了大家默认的一种“规则”。当地的口头语是“偷公家的那不叫偷”。亲戚告诉我，某天有卖大米的人拉车到村里，结果被村人哄抢而光，卖米人在路上痛哭，村里人嬉笑依旧，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完全没有愧疚感。

也许我们当地民风太坏，不具有普遍意义，但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叫“普遍规律”的东西，熟人社会的伦理约束之外，就成了规则的空白地，那里本来应该驻扎着法律，但当人人心中都没有法律，或者成为可以任人捏弄的胶泥，那么它就是不存在的。

难道这就是乡土中国的一个特点？乡土中国的有序依赖熟人社会，费孝通先说过，熟人社会的协调半径只有30公里，而生人社会用法律能协调所有的人。当乡土中国开始转型，它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我们想象，当体制和法律的跟不上转型的加速度，整个社会就可能变成扭曲无序，直接从熟人社会进入到坏人社会。

从这个角度，再去看近年发生的一些事，毒奶粉、毒馒头、毒大米、70迈、黑窑工，最终到了“723”动车追尾事件，你会发现，整个社会系统都染了毒，当他人即是地狱，那就成了人人即地狱。

“723”事件的发生，看上去跟这些并没有关系，但真的没有关系吗？高铁、动车这个超级控制系统，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部分，当系统染了毒素，动车这个体系凭什么能够自外？

孙立平教授提出一个概念叫“底层的沦陷”，他认为底层在经济层面的沦陷，必然伴随着道德的坍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但是，从来就没有单独的沦陷，底层的沦陷背后，必然是整个社会体系的沦陷，是道德底座的坍塌，是对社会伦理的抛弃，这一点在相当长时期内已经无可挽回。

中国，你的刹车板丢了。

崔卫平老师说过一段话，“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这句话本是鼓励人奋进的，从改变自己开始改变中国，但如果黑色地去理解它，发现竟然也能够成立。想到这里，悲从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