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广州有sm酒店吗:南方周末：我的秘密书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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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我的秘密书架（4）
(南方周末 2002-07-18 13:30:16
何怀宏
西潮东渐以前，中国有的学者曾有“读尽天下可读书”的抱负，现在我们大概则只能选择自己最想读或必须读的书来读了，“弱水三千，吾只取一瓢饮”。但究竟哪些书是自己读过之后感觉最爱读的，却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我想还是就人来说书，回想一下我的读书生活，除去有专著或专文谈过的帕斯卡尔、陀斯妥耶夫斯基、梭罗等人之外，近十年来我最爱读、学术上也颇得力的西方典籍大概有以下三个人的书：
托克维尔的两本书。这两本书一本是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本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以下我们简称两书为《民主》和《革命》，而读者马上会看到，这正是我们时代的两个关键词。托克维尔是现代性的一个深刻的把握者和预见者，他指出平等和民主的潮流势不可挡，是世界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标志，而革命也常常是在所难免。有时是民主先行，革命后进，民主走慢了，革命就超越它，有时则是革命直接代替民主。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一观念是近代留给西方、也是20世纪留给中国的巨大遗产，它也许会陪伴或引领人类走到历史的终点。托克维尔的过人之处是他能够深刻地同时察觉和分析民主的优越和弊病、民主的灿烂和暧昧；也能够同时感受到旧制度和大革命的各自意义，以及两者之间一种深藏的相互联系。
托克维尔的方法和风格也颇使我喜欢，他的两大卷《民主》是建立在对美国的实地走访基础上的———虽然只有9个来月！而薄薄的《革命》一书则翻阅了大量的原始档案，这都是道地的为现代学人所推崇的方法，然而，书中却不见大量的引证和专门概念。他的风格是一种洋洋洒洒、生动有力的风格，好读，且充溢着深刻的睿智乃至热烈的感情。
康德的伦理学著作。康德的书不是很好读，却很耐读。但只要用心，应该说康德的伦理学著作比起他的纯哲学著作还是相对比较容易进入的，而且，作为一种弥补，我们特别需要关注康德的这一面。康德这方面的著作除了著名的《实践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这些具有哲学基础意味的著作之外，还有他的包含了法学的《道德形而上学》，包含了史学的、可以名之为《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的一组文章，其中很著名的一篇是《永久和平论》，以及他早年的《伦理学讲演录》等。眼光宽泛一点，还可以包括其中含有许多对人性的精辟分析和观察的《实用人类学》和探讨人类根本的恶和内心斗争的宗教哲学著作。
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近代以来的伦理学和认识论、美学一样，看来怎么也都绕不过康德。思想史上有两种富有意味的思想，一种是较偏向批判性的，一种是更具有建树性的，康德的思想却同时兼具两者。康德试图为“脱魅”的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政治提供一种普遍主义的理性基础。既然“神圣已去”，我们还留下什么？我们还可以指望什么？伦理学到了康德这里有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即从以人格、德性、幸福、善为中心转向以原则、规范、义务为中心。自此，康德式的伦理学和功利主义的伦理学互相争论、交迭消长，成为现代社会伦理学的两种主要的建构性形态。
柏拉图的对话。这是我目前正在读的书。对话这种形式今人已经不大喜用，也不大能用了，而柏拉图的著作几乎全部都是对话。列在柏拉图名下流传至今的对话有35篇，估计全部译成中文有一百多万字。我最感兴趣的有以下几组：一组是有关苏格拉底最后生活的，即展示苏格拉底在被起诉后的《尤息弗罗篇》、在法庭上的《申辩篇》、在狱中的《克利托篇》和就死之日的《斐多篇》；一组是直接有关伦理学论题的，如讨论政治道德的《高尔吉亚篇》、讨论节制的《查密迪斯篇》、讨论勇敢的《拉黑斯篇》、讨论德性的《曼诺篇》等；另一组是柏拉图形式上最富戏剧性、内容也最深邃和宽广的一组对话：有探讨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最好的国家的《理想国》，探讨美与爱的《会饮篇》和《斐德若篇》等。后来柏拉图的著作就转向一种比较冷峻的智慧了，例如《法律篇》。为什么要读柏拉图？我还不能充分有把握地回答这些问题，我只能说，我深深被其吸引，我正在努力读他。
再看一下上面列出的自己爱读的这些书，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一个是它们都是属于过去的、19世纪以前的经典，二是它们的领域都是宽广的：托克维尔把政治和历史结合在一起；康德的伦理学不仅横向地与法学、政治学紧密联系在一起，还纵向以及垂直地与历史、宗教联系在一起；柏拉图的著作则更是如其名字一样宽广（“柏拉图”在古希腊语中的意思就是“宽广”），其对话不仅包含了哲学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美学，还有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修辞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历史、神话等。他们都不是仅仅一个领域里的专家，所以也应该可以为许多不同领域里的读者阅读。
最后还想说一点，我想这些书都体现出一种非凡的文学或文字的表现力，甚至在常被认为是艰深晦涩的康德那里也是如此，我甚至认为这种文学的表达力是所有大师都在某种程度上具备的能力———虽然表现风格可能很不一样。我们有时因为缺乏其他专业领域的知识，不好判断作者专业能力的高下，那么，一种文字乃至文学的表现力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判断的标准。而重要的还在于，作为一个读者来读这些书，我们不仅可以有一种思想和知识的训练，还能获得一种美的愉悦。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喜欢的10种书
苏 力
一个人喜欢的书是变动的，也应当变动，没有变动意味着人没长进。
如果说到法学学术著作。对我影响大的中国人的著作主要来自法学之外，主要是有关问题和方法的著作。有：
1.《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和发现，在我看来，是任何一个有志于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都绕不过去的。集中在三点，首先是，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以及解决其问题必须考虑的知识和制度的特殊性；其次是，中国问题与国际问题的交错，即所谓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三，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毛的基本命题是正确的，尽管犯了许多实践者的错误。
2.《乡土中国》。费孝通先生的这本小册子以及其他著作深刻剖析了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制度，将许多人们习以为常的制度都做了学理上的分析，并且这种分析与我们的经验感受非常一致。这本书是任何一个外国学者都无法写出来的。必须是对生活有观察力、同时又眼光开阔的中国学者才可能写出来的。在这种意义上，费的著作以及上面提到的毛的著作都是无法替代的。
对我学术影响大的更多是外国学者的著作，主要有圣奥古斯丁、休谟、马克思、尼采、詹姆斯、维特根斯坦、哈耶克、伽达默尔、福柯和罗蒂。这些学者并不能归为一类，有些甚至有很多矛盾，但一般说来，经验主义特别是实用主义哲学、分析哲学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在具体法律制度理解分析上，我最喜欢的是美国法官的一些著作。除了霍姆斯、卡多佐之外，一个重要的人物是波斯纳。具体说来，
3.霍姆斯的《普通法》以及散见于各种霍姆斯选集的论文、判例和书信。霍姆斯是美国法律历史上的一个巨人，知识广博，同时文笔很好，有常识，有英美哲人的智慧、机智、敏锐和怀疑主义。他的《普通法》是对具体法律制度变迁的详细分析，综合了各个学科以及当时还在学科之外的各种洞识，思想开放又有一定之规，敢于且更能够说出一些常人不敢说的“真理”。此书由于太老，谈的又是外国的许多已经消失的制度，许多中国学者未必喜欢读，但是如果要研究法律和制度，特别是英美法，不能不读，尽管不一定需要读完。
4.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也是一位法官的经验之谈，同时是美国司法哲学的经典著作。此书很小，题目似乎也很偏，讨论的是法官的司法问题，但是其所涉及的问题却很广。此书与霍姆斯的著作都是文采出众，言简意赅。
5.6.7.8我选择了波斯纳四本书，《法律的经济学分析》、《法理学问题》、《法律与文学》以及《性与理性》。这种选择并不是因为波斯纳特别伟大，特别正确，而仅仅因为这四本书分别代表了当代法学研究前沿的四个方面的突出研究成果：法经济学、法理学、法律与文学以及法学与社会生物学。就在某一个方面而言，有学者可能比波斯纳深刻、先锋，但是没有其他任何一位法学学者可以同时在这些以及其他法律方面同时达到如同波斯纳具有的高度和融贯。波斯纳是美国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他第一次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对普通法国家之法律制度作出了系统全面分析，他的工作如今已经不在法经济学的最前沿，但是此书对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全面理解法律制度的意义重大，可以说至今无人逾越。
它也可以使得人们看到简洁的理论所具有的丰富解释力和组织力。《法理学问题》将当代的许多哲学发展纳入了法理学讨论，从根本改变了先前法理学的模式，更新了法理学；波斯纳提出的实用主义的法理学在某些人看来具有某种后现代的意味，尽管他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法律与文学是美国法学的一大流派，涉及到许多问题，波斯纳从其实用主义法学出发，参与了这场讨论，对文学与法律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和讨论，同样展示了他的洞察力和学识，许多分析往往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性与理性》更多采纳了社会学和社会生物学的研究结果，对性、婚姻、家庭制度进行了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考察，把现代社会科学对“人性”的研究成果融入了法律制度分析，对法学是一个发展。这些著作的结论都不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它们使我们看到法学对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包容和吸纳，看到法学的生动性，法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9.福柯的《惩罚与规训》是一部研究法律制度历史变迁的杰出著作，其创造性、洞察力（尽管未必正确）都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可能最重要的启示是福柯的具有想象力的细致分析，把一个个小问题分析的如此精致，并且视野是如此开阔，即使你不赞同，也总是会感受到一种智识的愉悦，他让人们看到了许多因为太明显而看不到的东西。
10.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哈耶克如同福柯一样，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家，但是他对法律制度的分析是独到的、深刻的，并同样让人感受到对法律制度的理解不可能陷于法律本身，必须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纳入法学。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我的偏好：法律理论。这只是在一般层面上对法律的关注，这一层面与法律实务差距很大。真正研究法律的人不可能没有一种开阔的学术视野，但是真正从事法律实务的人又必须超越甚至背离对理论的偏好，必须进入具体的法律分析。因此，想学好法律的人千万不要上了我的贼船。务实地研究具体问题永远是读书不能替代甚至是不能弥补的，哪怕是你仅仅想成为一个学者。
此外，不要相信我的话，而是发现对你自己有启发的、认为重要的著作，哪怕别人不这样看（注意这句话是个悖论）。
“漂亮”的书
刘星（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只是漂亮总有区分。此一漂亮和彼一漂亮终究不同。书的内容好看，也是一种“漂亮”。我不认为书的包装漂亮一定低于内容漂亮，前者也是陶冶情趣的方式，为培养适度“布尔乔亚”的人文精神所必需，有如找情人不能光找心里美一样，但是，我的确更喜欢书的内容“漂亮”。
当然，不论怎样的“漂亮”，都是一种时尚。这是说，“漂亮”也有语境化的问题。我们难免是在一个特定时空里来欣赏它，谈论它。说一本书漂亮，甚至说最喜欢它，一定是指特定时间个人的一个感受。一旦条件发生变化，比如，社会公众的思想嗜好发生了变化，你的思想嗜好，还有我的思想嗜好，发生了变化，“漂亮”的感受也会发生变化。于是萝卜白菜偏好的对峙就出现了。这是时尚的特点。
说三个例子。
多年前，就看过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原是英文，为美国学生了解中国哲学而作，是为“导论”，后翻译成中文，相信一直到现在都是学生手里及学界的畅销书，毕竟，近来就连资讯最发达的大众网站都相继报道，又有新译本出来，而且以往销量已是了得。这本书就是内容“漂亮”。当时我是至为喜欢。
《中国哲学简史》写得流畅，一读起来，就能被牢牢地吸引住，期待一口气翻完，不能停下。其中首要的部分就是讲中国哲学的精神。讲“一种精神”，是很大的企图，对学问者来说尤其如此。可是大企图容易走飘，在有限的“简史”、“概论”之类的文本空间中，一不小心就会空洞，变成想遭人瓦解都没法被人瓦解的宏伟叙事。而《简史》干得牢实，可谓星星之火步步燎原。《简史》其余部分，分讲中国哲学的若干基本派别的思想，自然同样是伸缩自如。作为一种导论，读者定位又是外国学生，这就需要写得易理解、好阅读，当然还要有“想法”，也就是要有点有道理的“想法”，因为，有品位的学生不仅想知道一般性的知识资讯，还想知道推理、体会智慧，以从中摹仿一二。冯先生是哲学家。哲学家写哲学史和“档案家”写哲学史，自是有所分别。
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美国法学家德沃金的《法律帝国》。我读这本书一小部分缘由是业内的任务，要从事法学研究。初读时，见英文本，也是多年前看的。当然现在依然时时“再回首”。记得前些日子，德沃金来中国，随从他到访的一位批判法学的领军人物David Kairys对我说：“德沃金是ghost（鬼）。”我问为什么，他就说：“反正是ghost、ghost……”Kairys倡导法律的批判理论，其意思是，要好好看看法律到底是什么货色，那可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老百姓不是什么福音，研究法律首先是要站稳阶级立场，“先红后专”。而德沃金讲的是所谓自由主义法律理论，把法律说得像朵花儿一样，他说，只要在法律中把权利这一根本坐实，“认真对待权利”，法律的魅力可是无法估量。两人相互之间当然是要叫劲的。不过，“ghost”在Kairys那里还有“出神入化”的意思，虽说立场各异，但学问还是有个佩服与否的标准，而Kairys佩服德沃金的论说能力，固有“ghost”一词的多义使用。
《法律帝国》说法官是法律帝国里的王子，重要得不能再重要了。从法官自身的角度，从法官的审判活动，德沃金娓娓道来法律的肌理。有意思的是，通过爬梳整理，一步一个脚印，以小见大，他居然可以将法律说成“富有弹性”的制度ghost，其中包含了规则、原则、学理，还有政治道德。我们都说法律是一类规则，但德沃金就可以论证得让你信服法律不单是规则，更重要的是另外一些需要靠思考推理才能获得的理论和理想。这本书真像一棵树，有根，有枝，还有叶，有层次地伸展、开放，读来也是“漂亮”。我开始读的时候，当然是那个特定时候，的确觉得这书是极品。
这本书也有中文本。
再一个例子是《柏拉图对话录》。读《对话录》，你会发现各种人物的对话，对话很有意思，一来一往，互赠学问，而且没完没了。那是一种到现在都有人还要模仿的叙事体。对《对话录》，评论的人太多了，并且常是专家，我这里只提一点。这就是我以为其中最有趣的地方也许是“理论的想象”。有人说理论是可以推论出来，只要有经验和推理前提。这没错。不过我倒觉得“想象”有时对理论是更重要的。固然应该说，一个人可以“想到”、“说道”、“谈出”什么理论，另一个人不行，但是，就像有人可以想象出一个世界而另外一个人不行一样，我们也能说一个人可以“想象”出一些理论，另外一个人缺这个能力。不然，我们就难理解为什么《对话录》中的推论可以不断延展，没完没了……理论之间的关系，我以为，有如字词之间的关系，像无限的网可以编织在一起甚至可以交互续接，而真要编织续接在一起，是一定要有想象力的。这也是我以前一个时光里的最为深切的感受。
于是，先要让人觉得有“想法”，次之有“伸展”，接下来就是带上“想象”。它们都是书之内容的漂亮。人人都爱漂亮，既然漂亮就会喜欢。编辑说，写写你最喜欢的几本书。我觉得前面几本书“漂亮”，故将其奉为特定时间里的最喜欢者。其余就要听高人的了。
菌子的气味
周克希，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在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任教期间赴法国巴黎高师进修黎曼几何。回国后一边从事数学教学，一边业余翻译数学与文学作品。1992年调至上海译文出版社任文学编辑（编审）。
翻译的文学作品有《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节本）》（普鲁斯特）、《包法利夫人》（福楼拜）、《小王子》（圣埃克絮佩里）、《幽灵的生活》（萨勒纳弗）、《三剑客》（大仲马）、《王家大道》（马尔罗）、《古老的法兰西》（马丁"杜加尔）、《不朽者》（都德）、《费代》（司汤达）、《成熟的年龄》（波伏瓦）等小说和《贝多芬》（奥代克西埃）、《罗丹》（皮内）、《瓦格纳》（戈德福瓦）等传记。
与人合译作品有《基督山伯爵》（大仲马）、《追忆似水年华"第五卷"女囚》（普鲁斯特）、《未婚妻》（格勒尼埃）等。
著有随笔集《译边草》。
有本数学书，我一直有所偏爱：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的《直观几何》。这本出自大师之手的小册子，中译本仅薄薄的上下两册，封面很朴素，但插图极精美。那些立体感很强的几何图形，以粗细变化有致的线条，准确地表现出物体在空间的透视关系，给人以审美的欣喜。“拓扑学”一章Mö；bius带和Klein瓶的示意图，在我心目中就如印象派名画那般令人神往。
决定翻译贝尔热（Marcel Berger）的《几何》，也和作者“强调视觉印象、图画和几何的‘造型艺术’”有关。这套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俗读物，它是写给数学系学生看的参考书，五卷的书名分别为：群的作用，仿射与射影空间；欧氏空间，三角形，圆及球面；凸集和多胞形，正多面体，面积和体积；二次型，二次超曲面与圆锥曲线；球面、双曲几何与球面几何。作者贝尔热是我在法国进修期间的导师（俗称patron，老板），他对“造型艺术”的热爱，激发了我和两位合作者的翻译热情。
我的人生轨道，后来从数学转到了文学翻译。回想起来，根子是少时埋下的。中学时代爱看杂书，爱看电影。至今珍藏的初版《傲慢与偏见》译本，见证了我少年时代对这本书的痴迷。王科一的译本，宛如田野上吹过的一阵清新的风，我觉得译本中俏皮、机智的语言妙不可言，对王科一这位不相识的译者心向往之。
日后我也没有机会认识他。他在文革中用惨烈的方式离开了人世。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我现在做的正是他当年做的事情。我翻译小说，往往诉诸直觉，有朋友半开玩笑地说我是“感觉派”。我认为这是对我的肯定和鼓励：往高里说，我的翻译是和傅雷、王科一这些前辈同调的。
我喜欢归有光的文章，喜欢其中的“笔墨情趣”。《项脊轩志》当年是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老师对这篇看似平淡无奇的散文的激赏，调教了我们的阅读口味。“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姐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这些寓抒情于叙述之中，冲淡、温润而蕴藉的文字，从此留在了记忆中最柔软的部位。后来又读《寒花葬志》等篇。“目眶冉冉动”之传神，之鲜活，让我赞叹不已。
汪曾祺的散文，我也爱读。他的散文恬淡、潇洒、飘逸，而又处处见真情。他是用心在写文章。用他的话说，“得不断地写，才能扪触到语言，”而“语言艺术有时是可以意会，难于言传的。”我读书一般比较粗率，对汪曾祺的散文，却读得稍稍仔细些。他的小说，我也是当散文在看，注意的是他所说的“用字”和“神气”。像《桥边小说三篇》那样“经过反复沉淀”的作品，真是可以“从容含玩”的。我有时想，对心仪的作家心慕手追，也许正是避免翻译腔的办法？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读到肖华荣的《华丽家族》，心折之余，又读了他的另一本《簪缨世家》。这两本都是“述说历史”的书，副题分别是“两晋南朝陈郡谢氏传奇”和“两晋南朝琅邪王氏传奇”。把历史写得这么有情致，真让人钦慕。“王谢并称，自古而然。一样的源远流长，一样的显赫华贵，一样的冠冕相承，一样的风流相尚”，这是《簪缨世家》的开篇，跳荡空灵的文字，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而终篇前的“孝感河边，芦花似雪；秦淮水上，月色如烟”，则以对仗、平仄入散文，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那恬淡的意境。
说来惭愧，读数学、教数学时，读书很勤，而且看的大都是杂书，与文学有关。正儿八经从事了文学翻译工作，书反而读得少了，翻译小说更是看得少而又少。曾经影响过我的作家的作品，现在也很少再看。然而（借用汪曾祺先生引用过的句子）：
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
冯克利
冯克利，山东省社科院儒学所副研究员，1955年生，译有《民主新论》、《学术与政治》、《政治的浪漫派》、《宪政经济学》、《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经济、科学与政治》、《致命的自负》等；著有《尤利西斯的自缚：政治思想笔记》
人这一辈子，有一项任务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的。大体上，一到两日内，至多不出三日，必须入厕卸货。次数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不然肯定是皮囊出了大问题。当然也可适当加快或延长完成任务的时间，但成效相当有限。年轻时有过一段干重体力活的经历，每有入厕需要，便想在里边多呆会儿；有时正玩的痛快，则狠不能把那些东西比小解还快地打发掉。但是这样争取来的快乐时光，每次也不过十分八分而已。
由此算来，若以人寿七五，每日一番，一番耗时十五分钟计，则人生需以蹲姿或坐姿，在厕所里度过七千小时上下。我们这时只能在孤独中与异味相伴，西人雅喻大小便为nature’s call（自然在召唤），非常传神，也很能传达此时的无奈。有一次去大学会朋友，恰好那儿的对面开了家豪华商场。听说里边的厕所香气扑鼻，有些学生宁花十几分钟跑去方便，也不阿在宿舍楼里。可见今人提倡厕所革命仁心可嘉，这是为尽量减少数千小时的人生痛苦着想啊。
不过，即使厕所被彻底现代化了，通体光亮如鉴，灯火辉煌，仍是没有多大魅力可言的。人体的进出口两个环节，颇能反映人性的两面：每有美食，大家便喜欢相聚而餐，这反映着人的社会性；入厕者则多孑孑而行，成帮结伙的甚少见。不管厕所盖得多么富丽堂皇，尚未见过引来公款消费的热潮，可见厕所不是个能够享乐的地方。倒是前几年看过一篇游记，谓某个边陲之地的茅厕全无遮拦，只一根大木头横亘于一排深邃的茅坑之上。宽衣解带入座后，不但有四面清风为君荡尽污浊之气，且可把一片青山绿水尽收眼底。这种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一般人享用的机会恐怕不多。在都市里的我们，此时仍然只能默默地坐着，顶多闭目养颜，动动坏心眼儿。盖入厕姿态虽如面壁，你是断断不敢祈祷念佛的，这有“妇人读经于厕竟卒于厕”的前车之鉴。因为按弗洛伊德的分析，肛门（anus）不但负责排污，还是表达肉欲的器官之一呢。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这项差事不管多么无趣，却有个莫大的好处：你只管坐着就成，用不着动脑子它便自动完成。所以，为消磨这新陈代谢夺去的时光，自打粗通文字起，我就养成了一种如厕阅读的习惯。
因为时间有限，这样的阅读面是极受限制的。最适宜此种场合的，要首推小时候到处可见的“小人书”了。回想起来，至今犹能记得三国中一些情节，并不是年近弱冠时读三大卷正本的结果，倒要感谢光着屁股看画的经历。收获之一便是看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话，居然让曹操“闻言大喜”，使我后来很顺畅地领悟了看问题为何要有“辩证眼光”，对一些不明就里的迂阔分子，老想还曹操在三国志里的清白，也就不太在意了。其实，歪曲不光是渲染夸张的修辞手法之一，更是一种潜意识的流露。作恶的冲动，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灵魂深处，曹操的形象，一向就有不知多少人暗自倾慕。所以三国志的读者群才远不及三国，更遑论社戏中的捉放曹了。此乃民族心理发育史的题目，遵循时下的犬儒精神，不便多讲。不过，常听见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却对宋宰相赵普“臣有一部论语”的原话从不再提。我一直就纳闷，为啥从未听人说出此种现象的正解呢？为防继续谬种流传，不妨本着“明言与未明言者同样重要”的原理，把它的心理重组机制说破罢：以整部论语治天下是要出麻烦的，故只可用半部，另外需以半部三国补充之。而没了白脸曹操，补了岂不是也白补么？
有这么点儿见识，自然要感谢当年离我家不远处那个砖砌的小屋。里边发生的另一件有纪念意义的事情是，有时别人的小人书催要得急，只好一鼓作气，难免蹲得太久。等事完之后，腿脚麻得我半天站不直，也就顺便知道了不论曹操的雄材大略，还是他的奸诈用邪，我这身子骨的本钱都差得远，所以从此没了抱负。
再往后，马齿见长，不好意思翻小人书了，于是把诗歌散文小品之类渐渐请进厕所。我知道人粪在《本草》中还有个“人中黄”的雅号，便是厕所里“讽诵”周作人的成果。他也有篇写厕所读书的应景文章，记一日本诗人把寺庙的方便处刻画得风雅无比，拿来跟中国寺院周围的污秽斑斑做比较。我这人从不在乎考证他什么汉奸不汉奸的，读到这里心里还是打鼓，人家老爱骂他，是不是真有道理呀？不过最令我感动的，当是在钱钟书的《七缀集》里看到，中国也有个无比美丽而我闻所未闻的雅号——“繁花似锦的故土”（the flowery land），钟先生直来直去地把它译为“华国”，虽略显会通中西的功夫，却未免有些扫人的兴。当然聪明如钱钟书者，也给我留下不少感佩。他曾借用以赛亚"伯林的大作《俄国思想家》中“狐狸多智巧，刺猬只一招”的著名隐喻，意不在突出执着与圆滑的对立，而要说明风格迥异之人也可相互“爱好”与“仰企”，这比故意制造紧张气氛的伯林厚道多了。至于他讲到有些令画家无从描绘的状态时，是以《拉奥孔》中地狱“没有光，只有无碍于观察的黑暗”为例，这种淡漠阴阳两界的混杖说法，让我在好久一段时间里，无法摆脱不知生活在何处的惶惑。
钱著我读得不多，但脑子里有这本《七缀集》的只鳞片爪的印象，对于后来仰慕钟氏者要创“钱学”的计划，也着实捏着一把汗。因为以我的感觉，他不但是个狐狸，而且狐狸得一塌糊涂。对于现今的学术门类，他是从不入套的，只身一人悠然穿行于故典（或古典）丛中，不但让脚注和文中注充斥着英法德拉数种洋文，且把伯林与苏轼和司空图置于一起讲论，以休谟讥讽中西诗歌交流史上的荒唐事，还能拿荣格去声援林琴南。对于那些把钱先生当“国宝”的人，他之不好对付的程度，可想而知。
这样的阅读得来的，也只能是以上这些鸡零狗碎的小感悟。入厕求学的范围，大致也以此为界，不能再求更愉悦更高深的东西了。看小说不可以，这容易导致废寝忘便。海德格尔更是万万读不得，就如纯金锻造的马桶不会给屁股带来丝毫富贵相，在厕所里读这个，等于把数千时辰的人生全瞎了。
不过这种经历中，也有真长我不少见识的。汪荣祖先生的《史传通说》，书名听上去像部严肃的学术专著，其实“甚不入流”。或者说，它仿佛是柯林伍德把《历史的观念》改编成了明清笔记体。汪先生以准古文的笔调写成此书，行文博雅归博雅，却让受众的范围大为缩减，想必只是为了给同好说些私房话。刘勰的《文心雕龙》过去是粗读过的，里边还有“史传”一章，我却是全不记得。作者从中撷取只言片语置于各篇之首，然后调动古今中西的大量史论资源，发微掘幽，专在“殊语一义、貌异心同”处下工夫；下笔虽潇洒肆意，文脉却紧凑得很。这让我大有感悟：看书要看出大门道，缺了眼力与学识是不行地。
此书最大的好处有三。一是各章选题十分精当，举凡盛衰轮回之史见，信史与传奇之异同，圣典而法则之巨变，全是史学理论中大有来头的话题，让你不管愿不愿意点头称是，都不会把时间浪费在锁细小事上。二是从中可学到不少中外史学的名句名典。盖作者多引论而少自矜，几乎句句有出处，事事讲传承，绝无放言蹈空的毛病。三在于它打破中西间的樊篱，疏浚史家胸怀的良苦用心。只要有耐心读文言的人，不需水平多高，这书很容易为你带来中西一家、其乐融融的美感，尽管那可能只是一种幻觉。对此，书中所引法儒波德莱尔的名句：“美者未必真，真者未必美”，倒是可以引为警策。
近些日子在厕所里看的，恰好便是这位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收入了作者称为散文诗、“总之，还是《恶之花》”的千字文。确实，那调子依旧阴暗得很，把艺术家追求美的努力称为失败前的哀号，又把自然与上帝丢在一旁，只从狡黠的猫眼中寻找永恒。但书中也有两件让我高兴的事。有一段讲到中国的文字，以“青翠的木叶”和“精美的花草”来形容华夏大地，这与前面“繁花似锦的故土”之说出于同一时期，既可印证“华国”之译欠缺时代意识，又提醒我们欧洲左派于文革时表现出的东方朝圣情结，病根是在百多年前就种下的。另外书中有数十幅木刻插图，每看一页，便有重温儿时入厕读小人书的感触——只是在那细腻而僵直的刀工中，古典与浪漫时代必备的优雅曲线已踪迹全无，与波氏颠覆真善美统一性的用心倒是十分相契。《穷人的玩具》一篇说到“汽车制造工”这个工种，让我始终不太明白。一个半世纪前的巴黎，怎会有汽车工厂呢？我估摸着是“汽船”的误植，却懒得如诗学专家那样去寻检法语原著了。
话说到这里，便想起一件不时遇到的事情。与朋友交杯换盏时，常有些在座而不相熟的人问：“先生曾在何处就读？”以我这种从未就读于某学府的人而论，若不怕倒了人家胃口，倒是大可以说：“在下不才，只能如厕就读”。地方是寒碜了点儿，但说句良心话，现在的就读条件，比看小人书那阵子，可有天壤之别了。
多藏与"寡读"
徐国栋
我从大学（1978年入学）开始藏书，到如今已27年，家里有一面墙的书，办公室及其对面的助理办公室各有两面墙的书，这些还不包括我在调动过程中赠送给学术机构或他人的书，过去买书或得书记账，后来太多不记了，因此不能述其册数。从内容来看，先是文学类，次是哲学历史类，再次是法学类，再再次是……类，基本是按兴趣的转移顺序排列；按出版社看，最多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长期以来都是见一本买一本；从语言看，先是中文书，然后是英文，然后是意大利文、拉丁文、西班牙文、法文、罗马尼亚文，等等，也是按我接触各语种的顺序排列。我的藏书多，到了无论研究课题如何转移也基本不用去图书馆的程度，到图书馆，也多是为了查某一不值得买的教材上的一句话以成就一个注释。吾可谓坐拥书城者矣！
这些书读得如何？这得分时期说。在1994年当教授前我曾试图征服所有我已购之书，希望买一本看一本，不然白买了。为此，我利用寒暑假借研究生宿舍看书，逃避家庭的喧嚣。“不动笔墨不看书”是征服了我的格言，因此，凡读书必做卡片，必做眉批、旁批，因此读得极慢，越是好书看得越慢，每天50页左右。每从头至尾看一本书，不论厚薄，必在此书最后的文字后记下“某年月日国栋一阅（或N阅）此书”字样并在读书账上添一笔，年终再盘点今年读书几何。记得最好的记录是一年24本，其中还包括《国际歌》这样的几十页的小册子呢！经几年操练，始悟得人的阅读能力有限，以此等有限之能力探无穷之书海，必败无疑。按从20岁完成高等教育进入研究状态到60岁退休共40年算，人只能读960本书。由此悟得须珍惜此等阅读能力，若滥用它们于旁门左道，则“明镜催人白发多”之日可待矣！尽管如此，前教授时期的读书生活仍带给我许多收获。简言之，我摆脱了自己所受教育的“课程约束”，建立了一个能满足自己研究需要的知识结构，这是许多作为现在的应试教育产品的哪怕是优秀的学生所缺乏的。我时常指着我曾读之书上的眉批、旁批和“某某年月日国栋三阅此良书”之类的字样对他们说：没有下过俺这样的功夫，在这些书所涉的领域内你们甭想跟俺较劲！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为了照顾俺的面子，反正他们都连连点头了，呵呵！
进入后教授阶段后，俺变得“寡读”起来，除了一本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被俺誉为“其重要性仅在《圣经》之后的西方著作”列为厦门大学法学院的罗马私法教材从头到尾读、反复读、在各种语言的译本的比较中反复读之外，俺很少从头到尾再读他书。原因者何？很简单，俺变得忙碌起来。两件“年”常工作就要耗费俺的大量时间。其一，是《罗马法与现代民法》年刊的编辑，该刊至今已出4期，每期基本上都是俺一人唱独角戏从组稿、译稿到编辑一手包圆，其中的每篇文章我都以挑错的眼光认真读过。它们总起来就是一本书，因此，俺还每年从头到尾读一本俺自编的年刊并从中学到许多新知识。我从最近的意大利之行才知道，这是亚洲惟一的一本罗马法刊物。其二，是俺主编的《外国民法典译丛》，至今已编出《越南民法典》、《阿尔及利亚民法典》、《埃塞俄比亚民法典》、《智利民法典》、《蒙古民法典》、《魁北克民法典》。对每部民法典我都自任校对，在原文与译文两种文字的比较中阅读它们，力图达到一种最深入的理解并做笔记记录之。在找不到适当的人写它们的序言时，我便自任之。由此，我差不多每年都从头到尾地读一本自编的外国民法典，它们中的多数是名著，我从这种阅读中获益良多。至此我可以一言以蔽之俺的后教授阶段的阅读经历：阅读通过工作。年轻时做无明确目的的专业阅读的光阴已经不再，自由的丧失导致寡读。
如果“寡读”不可避免，多藏还有必要吗？俺认为还有必要。理由一，买书是对写书人的支持，是对知识的敬畏和虔敬，因此是一种生活道德，不具此德的人不足以与之言道，因此，俺一直看不起舍不得买书的人。实行俺这种道德久了，藏书自然日广。理由二，“家有书城气自华”，俺一直相信俺供奉的那些藏书在默默地熏陶着俺的性情，看与不看都这样。而且要考虑到一本俺不经意之间买的一本小书可能影响俺的孩子或朋友的孩子一生的因素！这样的例子在学术史上俯拾皆是。理由三，“寡读”的有效进行以“多藏”为条件，犹如蜜蜂的有效采撷以花源的丰富为条件。
以上讲的是俺的专业收藏与阅读。其实，俺还长期订阅《中篇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我把这种阅读称为“换脑筋”的。在职业活动之外我读这些刊物，由此得知在我的圈子之外人们的生活。另外还学习一些写作的技法，一个没有文学修养的社会科学写作者是难以获得真正的成功的。
三本思想传记
韦森
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说过：“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便选择什么样的哲学。”这句话不无道理。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费希特的这句话似也可反过来说：“你选择了什么样的哲学，也就决定了你的人生道路”。
学术人生之路，各学者自有不同。乍看来，人生之路，学术之旅，充满着诸多随机事件，而一些小的随机事件，就可能由“路径依赖”效应而导致不同的人走向了不同的路。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学术思考的深入，当回过头来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时，朦胧觉得，人生与学术之路，好像是按照某种类似于编好的计算机程序一样展开的。
他人是否这样认为，我不敢揣度，但我自己的生活和学术之路，却清楚地警醒我这一点。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三本学术传记，恰好构成了引领我学术人生探索道路上的三块路标。
“文革”后恢复高考，我有幸考入了山东大学经济系。1980年代初的中国大学经济系，《资本论》是主课。马克思的《资本论》，“文革”后期自学过，但似懂非懂。入了大学，有老师讲解《资本论》，自是如鱼得水。为了弄透马克思的巨著，自然而然地喜欢上了黑格尔。从黑格尔读马克思，在《资本论》研读课的期末考试中，竟然在山大创纪录地得了个100分。正当我沉迷在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五里云雾中沾沾自喜的时候，商务印书馆在1981年出版了苏联哲学家古留加的《康德传》。偶然从图书馆中借到了这本小册子，初不识深浅。但一口气读了下来后，方觉如醍醐灌顶。读到深刻动情处，竟一个人在寝室中呜呜地哭了起来。
读了《康德传》，又读同一作者的《黑格尔传》，看穿了黑格尔。从那以来，再也没读过黑格尔的任何东西，倒是对康德哲学，痴迷起来，对康德的思想和人格，也总存有一种敬畏的心。这多年来，《康德传》的开篇第一句话，始终存在脑际，藏在心底：“哲学家一生的标志，就是他的那些著作，而哲学家生活中的那些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就是他的思想。就康德而言，除了他学说的历史以外，他自己就没有别的传记”。这句话，引领了我二十余年的学术探索道路，也自然成了支撑我生活、学习和著述的一块信念基石。
如果说《康德传》始引领我进入了博大精深的康德思想世界的话，香港三联出版的赵敦华的《维特根斯坦》，则把我带入了五彩缤纷的当代哲学。大约是在1993年吧！那时，我还在澳洲悉尼大学读博士。记得很清楚，我是从靠近悉尼大学的一个小社区图书馆中借到这本传记的。这家只有二三十平方米、藏书可能只有一两千册的小英文图书馆，竟藏有这部中文的维特根斯坦传记！你说奇巧不奇巧？随机？偶然？任由他去。读了赵敦华的这本书，又喜欢上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维特根斯坦说过，每个理解他的人都将会正确地看待这个世界。也许只有进入“维特根斯坦思想俱乐部”的人，方能理解维氏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如果说读《康德传》使我认清了黑格尔，那么，当我进入了维特根斯坦哲学后，我才真正理解了哈耶克。进入康德的思想世界，你时时会感到震撼，总会惊讶不已，也会不断加深你的敬畏之心，但惟读维特根斯坦，那才真叫过瘾！每读《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总会把我的思境带回到英国剑桥附近的那如诗如画的小村子“格兰切斯特”：那清凉沁肺的乡间微风，那碧绿如毡的牧场草地，那逢春花绽树的“果园”，那就是维特根斯坦哲学！
在《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中，我梳理并诠释了哈耶克的思想；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中，我在市场交易的程式中重新解读了康德的道德哲学；在近两年的语言哲学和语言学文献的研读中，我却一直在与维特根斯坦对话。这种思想对话，又初录在我最近的新作《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的部分章节中。沿着康德和维特根斯坦哲学路径一路走来，又遇见了奥斯汀和乔姆斯基，还有索绪尔和洪堡特。阅读中的生活，生活中的思考，学术中的人生，人生中的探究，哪是哪？谁是谁？当你与这些人类思想史上的大师对话时，才会忘记了这种分辨，才会忘记了学术生活中的个中乐趣，也才能领会思想人生的真谛。
影响我最近思想探索的一部重要传记，是王浩的《歌德尔》。国外有人称，在人类思想史上，歌德尔是与柏拉图和康德有着差不多地位和分量的思想巨人。但歌德尔本人则说，他喜欢莱布尼茨和维特根斯坦，却不喜欢康德。照歌德尔看来，康德那洋洋洒洒的广博体系，只是把一些既不精确又未达到纯思维深刻洞察力的“草率杂烩”。数学家康托尔对康德更是不敬：“在下是康德老儿的一个不折不扣的对头。在我眼中，对哲学，甚至对人类，他老儿都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喜欢康德也好，臭骂康德也罢，在现代和当代，有分量的哲学家、数学家、伦理学家、法学家、人类学家，哪个能绕过康德这座桥？就连那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先天语言官能说，不也有康德哲学的影子？
青年朋友们，如果你未来想吃哲学或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甚至数学、物理学———中的一碗饭，读读古留加的《康德传》吧！如没有收获和助益，我没有能力与你付这碗饭钱，但却可以替你付这本书钱。
韦森于2005-3-9晨谨识于沪上复旦书馨公寓
南方周末 2005-06-09 15:48:18
王汎森
一个人思想形成过程中总是受到许多书的影响，要从其中选出最重要的一部或几部，有其困难度与不准确性，不过如果要勉强举出一个例子（而不是惟一的例子），我或许会说在我二十来岁时，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几部书对我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我所读的第一本韦伯著作是《基督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当时这本书早已有了台北协志出版社的简译本，译者是台大经济系的张汉裕先生。协志是大同公司出资创办的，历史相当长，我幼年时代便见到父亲书柜中有好些协志的书，像《如何使思想正确》、《蒙田文选》、《培根论文集》等等。
台湾在1980年代有过一阵“韦伯热”，打先锋的是几本韦伯的选集（编者按：由台湾学者编译的《韦伯作品集》正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引进，目前已出版七本：《学术与政治》、《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支配社会学》、《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类型学》），接着是大量翻印韦伯著作（英译本）及讨论韦伯的书。仔细回想起来，我读张译是在这波“韦伯热”之前。在读完张译《基督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之后，我又受到“韦伯热”的影响，如痴如醉地搜读相关书籍。现在还记得1983年－1985年服兵役期间，每天晚上利用仅余的空闲生吞活剥地阅读韦伯《宗教社会学》等书的情景。
但是我决非韦伯专家，也从未发表过任何与他有关的文章，我只是一个业余的爱好者而已。现在，我试着搜寻自己的脑海，举出几点可能的影响。
首先，我自己对韦伯最重要旨趣kk为什么只有西方发展出理性化的文明———并不特别感到兴趣。印象最深的倒是有两点：首先是韦伯对表面看来相近似的历史现象的精细分疏，譬如他一再强调资本主义精神不是人类远古以来的营利行为，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斯的商业活动与富兰克林时期宾州的商业活动是截然不同的；表面看来没有什么不同的营利行为，其中有深刻的不同，受新教伦理影响的人是把赚钱当作目的本身，是一种专业，是一种天职，是要把一个人所有的能力全部押上去的工作。
韦伯提醒人们在意图与行动之间有各式各样的联结方式，所以看似相反的东西，可以联结在一起。在《基督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中，韦伯便常常从两种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相斥的东西，找出其间的微妙关系。
基督新教高度的制欲精神如何与最强烈的现代营利性发生关联，新教的“预选说”看来如此神秘而不合理，却与现代营利活动中的合理经营作风串合在一起，用张汉裕先生的话说：“即因为喀尔文教的预选（predestination）及义证（proof）的教义，信徒为获知或确信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即拯救，必须在职业中实行合理的制欲生活。因之，信徒的心理中，便发生为获宗教上的安心就非追求制欲的职业生活不可的动机。这动机乃促成有规律、有系统的，即合理的职业作风，而终于导致近代的合理的企业精神经营作风的成立。”
韦伯提醒人们，近代企业精神的诞生决非喀尔文教所企求或预料的结果，两者之间毋宁存在一种吊诡性，而且在近世资本主义精神诞生之后，因为财富增加而对原来具有宗教成分的职业伦理世俗化，以致后来两者分道扬镳。
但是从韦伯的书中，我也看到一个现代心灵的不安。我推测这种不安也是他精神几度崩溃的原因之一。如果我的记忆不错，韦伯虽然花了很大力气推论理性化的文明只在近代西方发展出来，但是他对近代西方文明其实有所保留，带有既兴奋又“不得已”的味道，并未在价值层面上全盘肯定它。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基督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后面要用如此悲观的话说“清教徒曾渴求为职业人，我们却被迫为职业人”，而且这种生活方式“恐怕直到最后一吨化石燃料烧尽时为止，还要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它像“铁笼”（ironcage）一样罩在现代人身上。韦伯的不安也深深地感染了当时的我，使我很早便对现代文明感到一种彷徨与不安，而这种彷徨感与我先前研读章太炎的心得交缠在一起。在1970年代后期，我花了不少时间精读章太炎的著作，撰写了《章太炎的思想》一书，章太炎的否定性思维，对现代世界所抱持的悲观与不安，深深地影响了我。一东一西两位思想家的著作，使得我少年时代一往无前的乐观与期待，悄悄地让位给一种审慎的忧郁。
因着对韦伯的兴趣，我在1990年旅行欧洲时，曾经专程到海德堡寻访韦伯的故居。陪我前往的朋友一再宣称韦伯并没有那么了不起，但是我们还是去了。那是一栋河边的楼房，据说已经作了学生宿舍，我们在楼下客厅停留了半晌，便默然离去。
台湾的韦伯热早已消褪得无影无踪。过去20年，一波又一波的西方思想不断被介绍进来，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后现代、后殖民，一切“后”的思想都有它的信奉者，而韦伯也常被批评攻击得体无完肤。不过我个人认为思想资源是待人灵活运用的，不是用来“套”的，不管“新”还是“旧”，任何大学问家都有一些贵重的品质，不因潮流的改变而消失。我推测韦伯思想中的某些部分，总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
王汎森，1958年出生，台大历史系学士、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院士。主要著作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Fu Ssu－nien：A Lifein Chinese Historyand Politics、《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晚明清初思想十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