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雷电2安卓:[转载]民国旧事

    革命党人毕竟热血多于枪炮，真刀实枪远不是“北洋之祖”袁世凯的对手。为避免袁世凯成为第二个曾国藩，“权位还革命”的交易迅速促成。于是，袁世凯摇身一变从清政府柱国之臣，变成革命元勋，接替孙文成为临时大总统。革命党人过高估计法律条文的作用，不明白法律一旦不被信仰就是空文，于是袁世凯凭借手中的武力轻易“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并将有名无实的总统权力扩大为有实无名的独裁权力

    如果说袁世凯是民国的董卓，那么孙文则成为民国的袁绍。孙文当时如日中天的威望，不亚于当年“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于天下”的袁绍，并组织了一系列的“反袁”运动，从二次革命、到护国运动，生存不息，奋斗不止。袁世凯过迷信权力，当他击败孙文集团后，迫不及待准备登基大典，这可是董卓、曹操、司马懿都不愿意的昏招，结果就是激起众怒。蔡锷的首倡义兵，“北洋之虎”段祺瑞、“北洋之狗”冯国璋坐山观虎斗，结果袁世凯一病不起一命呜呼。

   段祺瑞、冯国璋在袁世凯死后收拾残局，维持着北洋系对南方军事集团的优势，从而控制着朝政，如同董卓死后李傕、郭汜联手控制东汉政权。当段祺瑞、冯国璋联手时当然无往而不利，可是一旦段祺瑞、冯国璋“李郭交兵”，北洋系就大势已去。同为北洋系的张作霖甚至借助日本的支持，控制朝政。

   孙文终于认识到“依靠一排军阀打到另一派军阀”只是与虎谋皮，当年唐王朝依靠藩镇削平藩镇劳而无功，与此相同。要真正统一全国，无论是“联省自治”还是“国民大会”都是画饼充饥，只有武力统一才是唯一的选择。苏联“赤化”后急需要国际支持，于是在支持土耳其凯末尔革命的同时，也支持中国孙文革命。为避免土耳其革命胜利后的“尾大不掉”，苏联同时支持中国共产党建党，并促成孙文国民党与陈独秀共产党的联合。两党联合的目标当然是“打倒列强除军阀”，具体措施就是创办黄埔军校。

   孙文的力量也许不是袁世凯对手，甚至不是段祺瑞、冯国璋联手的对手，但是一旦北洋系同室操戈，孙文不再“仰人鼻息”，那么孙文的力量就不再是四分五裂北洋系可比。如同袁绍夺取了冀州，孙文也夺取了广东，并驱逐了陈炯明，至于陈炯明叛变云云，更多是胜利者“欲加之罪”。不过，孙文没有活到北伐成功的那一天，国民党内部出现了权力真空，后来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三驾马车”维持着暂时的统一。

   北伐军迅速席卷湖广战场，北洋系骁将吴佩孚兵败如山倒。随后，孙传芳也败退，北伐军期年取得南方各省，中国出现南北朝局面。国人向来是勾践的子孙，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富贵，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向苏联支持的共产党亮出了屠刀，于是国共合作破裂，十年内战开始。不过，此时的共产党势单力薄，“海龟”的革命理论也水土不服，只能在穷乡僻壤“工农武装割据”。

   蒋介石以退为进的“下野”，使国民党认识到没有蒋介石难以彻底打败北洋军阀。同时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的“中美合作”，使蒋介石逐渐从军阀政客成长为政治家，如同接受毛玠“奉天子以讨不臣”的曹操。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大联合”，迅速击败了北洋残余势力，窃据国家元首地位的张作霖退往关外，自号“幽州牧”，成为另一个公孙度。日本受不了张作霖的首鼠两端，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并扬言出兵东北。

   北伐大军夺取北京、天津，立即按兵不动，蒋介石以南京政府名义要求东北“归顺中央”。张学良秘密回到沈阳后控制了大权，面对蒋介石的类似于曹操当年的“隔岸观火”，宣布“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名以上同意了全国，不过面对割据东北的张学良（幽州牧）、割据山西的阎锡山（并州牧）、割据陕西的冯玉祥（雍州牧）、割据两湖两广的李宗仁（荆州牧），一起其他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例如唐生智、石友三、韩复榘等，蒋介石只能扮演曹操的角色，“以干戈济世”。

   蒋介石一方面可以“奉天子以讨不臣”，另一方面有日美支持，加上黄埔系军事集团力量雄厚，先后击败冯玉祥、李宗仁、石友三等挑战实力。面对被蒋介石消灭的军事压力，阎锡山联合冯玉祥、李宗仁等实力发起了“讨蒋战争”，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原大战”——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此时的张学良拥兵观望，举足轻重。在蒋介石许以骠骑大将军、幽州牧（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甜头下，张学良终于“入关助蒋”，帮助蒋介石赢得了这场生死之战，冯玉祥解甲归田，阎锡山亡命大连，李宗仁逃往香港，张学良占据着东北、华北大片富庶之地，蒋介石大将军、录尚书事（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的地位更加牢不可破。

    解决了实力强大的军阀势力，蒋介石开始向“武装割据”的共产党和红军“亮剑”。张学良坐镇武汉进剿鄂豫皖苏区，蒋介石坐镇南昌进剿赣南闽西苏区（也就是中央革命根据地）。长于正规战的蒋介石并不擅长游击战，于是进攻连续受挫。

    日本借助中国内战，发动“九一八事变”抢占东北，企图摆脱经济危机。张学良为保存军事实力，蒋介石为借刀杀人削弱割据东北的张学良实力，“不抵抗”也就堂而皇之成为国家战略。连战皆胜的共产党不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联蒋抗日，而是听命于苏联“另立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现在江西版图上，从而使国共两党内战从政治之战演变成你死我活的大搏斗。“海龟”王明等人排挤“土鳖”毛泽东等人，共产党看起来“形势一片大好”，其实却是危机四伏。

    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着当年崇祯皇帝的窘困，那就是“内忧外患”。凭借南京国民政府实际控制东南五省的实力，要想“两个拳头打人”既攘外又安内，显然力不从心，明朝灭亡的教训让人想来都是不寒而栗。既然汉朝可以向匈奴委曲求全，唐朝可以向突厥忍辱负重，而日本暂时还没有灭亡中国的野心，共产党则公开宣布“武装推翻”南京国民政府，那么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不失为明智的办法。蒋介石开始一方面派出小股部队参加上海、长城抗战，另一方面以主力围剿南方红军，内战规模迅速扩大。

    如果说短期战争是军事问题，那么长期战争则是经济问题。面对政府军的雄厚实力，红军必须打赢每一场战役才能够生存。在政府军的重兵围剿下，共产党与红军被迫离开南京国民政府直辖区，退往“天高皇帝远”的西部地区。蒋介石一方面“围三阙一”将红军逼向西南，另一方面严令西南军阀消灭红军，而自己的追缴大军却与红军保持两天左右的路程距离，明显是当年曹操的“驱狼吞虎战术”。不过，红军不是刘备，西南军阀也不是吕布，李宗仁等人担心剿灭红军后自己会成为“大将军”下一个目标，“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大家都不陌生，于是红军借助西南军阀的“放水”，终于逃出生天，远遁大西北，在黄土高坡占据一席之地。借助“海龟”派指挥军事反围剿失败，毛泽东为首的“土鳖”派通过遵义会议控制了军事指挥权，并逐步夺取了党政大权，还借口与共产国际电台出现故障，拜托了苏联的遥控。

    丢失东北家园的张学良，先是被推上湖北剿共前线，后又被腿上陕北剿共前线，“天子门生”胡宗南的精锐中央军坐山观虎斗，明显是要坐收渔翁之利。当张学良被共产党消灭的3个师不是被“大将军”补充完整而是被取消番号，张学良知道蒋介石不能容忍杂牌军实力的存在，与红军拼尽实力的贵州军阀王家烈就是榜样。为了生存，张学良与红军“停战”也就是必然选择。备受欺压的冯玉祥旧部杨虎城与张学良一拍即合，趁着蒋介石西安督战，发动了“西安事变”，兵谏抗日。蒋介石不是楚王，张学良也不是鬻拳，于是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不是被释放“戴罪立功”，而是被终身监禁，古人之高风亮节不是今人可以望其项背。当然，张学良也没有自杀成仁或负荆请罪，于是张学良的老部下怨恨蒋介石，一部分在抗日战争中成了伪军，另一部分加入共产党军队，拘禁一人而失万人军心，这可是蒋介石没有料到。

    从七七事变到八一三事变，日军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面对民族危机中国实现了空前的大联合，无论是地方军阀还是红军，都整装待发积极要求抗日。蒋介石通过庐山谈话明确抗战决心，“以空间换取时间”成为中国政府的战略。共产党取消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全民族抗战终于到来。

    蒋介石毕竟不是一流的军事家，对于屋大维“与一流对手交战，应当尽量避免决战”的军事名言，对于费边“避免主力决战”拖垮汉尼拔的成功范例，并没有全面的了解。毛泽东《论持久战》其实就是费边战略的中国版，那就是一方面在力量不够时尽量避免主力决战，另一方面发展壮大军事力量从而赢得最终的胜利。于是，在抗战初期的一年半里（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国民政府丧失了华北、华中、华南大片富庶国土，国府迁播重庆，而八路军和新四军则从4.5万、1.05万扩大到15万、4万，具备了敌后抗战的军事实力。兵法有云，以正合以奇胜，政府军正面抗战成为正兵，共产党军队敌后袭扰成为奇兵，两支军队、两个战场逐渐消耗的日军的冲击力，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希特勒上台后，为取得中国的钨矿发展军工，德国成为中国最大的武器供应国，这些武器提高了国民政府军队的战斗力。卢沟桥事变爆发，德国在日本的压力下中断了对中国的武器出口，而“唇亡齿寒”的教训和日本关东局一再挑衅的压力，促使苏联迅速与中国政府“和解”，苏联成为中国最大的武器供应国，甚至派出支援空军和军事顾问支援中国抗战。陷入中国战场的日本陆军越多，那么日本有能力“北进”的可能性就越小。日本用尽了陆军精锐，海军却“至则无所用”，后来向英美开战也就理所当然。苏联为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牺牲中国换取日本与之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中国被所有的大国抛弃。不过，日本毕竟是资源贫乏的国家，支撑长期作战的石油、橡胶等资源并未能从中国获取，于是“南进”不仅成为海军发挥作用的选择，也是将这场战争坚持下去的唯一办法。日本偷袭珍珠港，终于将自己拖入了一场可怕的东西两线作战，直到被盟军的战争机器绞杀。日本偷袭珍珠港，也使美国不再观望，美国取代苏联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武器供应国，陈纳德的航空队也从“志愿者”正式成为美国正规军。

    战争一旦进入相持阶段，就说明日本已经没有能力消灭中国的军事抵抗，国共两党迫在眉睫的危机已经消失，于是“窝里斗”的老毛病又犯了。晋南事变、皖南事变，大批抗日军人不是死在抗日战场上，而是长眠在内战的血泊中。不过，美国、苏联、英国都不希望此时的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从而削弱抗日力量，以免加大本国的军事负担，因此毫无例外的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于是在外来压力下国共双方虽然不合，毕竟没有翻脸。共产党也清醒认识带与国民党合作的巨大风险，开始放开手脚扩大军队，消极抗战不仅出现在正面战场而且出现在敌后战场，于是日本也就得以将大批陆军精锐抽调到太平洋战场，能征惯战的甲种师团仅在镇江地区保留一个作为威慑力量。

    借助反法西斯战争，美国认识到中国的重要作用，于是“大将军”蒋介石顺理成章当上了中国战区司令官，为保证英国人听话，蒋介石强拉美国中将史迪威担任参谋长。在美国“盟主”的支持下，中国成为与美国、苏联、英国并肩的“四大国”之一，进入大梦寐以求的“大国俱乐部”。无论中国在该大国俱乐部是否名不副实，但是这种大国地位不是经济力量可以争取的，后来的日本、德国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即使贵为经济巨人，也只能在“大国俱乐部”外苦苦哀求。当然，作为1944年恢复地位的法国，也在苏联支持下进入“大国俱乐部”，“五大国”按照罗斯福的意见成为“国际警察”，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承担特殊责任。

    由于国共双方的消极抗战，反法西斯战争的风头被美国人抢走。如果说中国军队还有亮点的话，那就是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战场与日军作战。中国军队的表现之好，出乎几乎所有人意料，甚至傲慢的英国军队都不得不甘拜下风。当然，面对日伪军的“扫荡”、“清乡”、“治安强化运动”，八路军、新四军的小兵团战术还是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样也就铸造了一流军队。

    日本在美苏打击下的迅速投降，完全超出了中国的计划。不过，八路军、新四军本就在日战区，因此“抢占战略要地”具有天时地利。等到蒋介石将其远在大西北、大西南甚至缅甸、越南的军队开赴到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共产党已经控制了东北的绝大部分、华北的一部分、华中一部分。共产党虽然存在“山头”，但是党对军队的决定领导决定了他们可以“全国一盘棋”，于是陈毅部破坏津浦铁路、刘伯承部破坏平汉铁路、贺龙部破坏平绥铁路，一方面八路军、新四军精锐源源不断向东北开进，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因为铁路被破坏不得不选择最缓慢的海运，从而当杜聿明的大军进入东北时，林彪所部已经站稳了脚跟。

    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如同项羽放走了刘邦，蒋介石也放走了毛泽东，《双十协定》只是一纸空文，战场上的对话看起来对国民党有利，其实这时的共产党岂是八年前可比？于是，“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运动战，在丧失了大片解放区以后，遏制住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兵力不足，蒋介石开始对陕北、山东重点进攻，前者是“斩首行动”，后者则是阻止共产党对南京的直接威胁。彭德怀面对10倍的敌军，采取伏击战术消灭“落单”的国民党军队，三战三捷粉碎了胡宗南的进攻。陈毅集中华东战场全部精锐在孟良崮消灭“御林军”整编74师，首开歼灭“五大主力”的记录。

    当国民党机动兵力被吸引到陕北、山东，中原防御空虚，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谢兵团挺进伏牛山，陈粟兵团进入豫皖苏，“逐鹿中原”实现了战略进攻。虽然刘邓大军丢失重炮导致战斗力严重削弱，但是战斗在敌人心脏里，其政治意义远非军事意义可比。后来，三路大军联合作战，直到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消灭刘峙、汤恩伯主力，加快了内战时间表。

    林彪所部集中了全国半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五分之一的中央委员，十几万大军几乎都是个战场的精华，于是东北战场成为首个兵力占优势的地区。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林彪大军在华北老战友聂荣臻协助下消灭了卫立煌、傅作义集团，成为首个拥兵百万的军事主将。后来林彪大军南下，从湖北打到海南，解决了白崇禧集团、余汉谋集团、薛岳集团，完成了解放中南的任务。

    “兵败如山倒”，政治生存的法则就是“看风使舵”，既然国民党败局已定，那么地方军阀就没有必要观望，于是纷纷下注到共产党一边，各地起义、投诚、和平解放络绎不绝，终于在1951年完成全国基本统一。国民党败退台湾，孤悬海外，沿用中华民国纪年和正朔。

    政治就是一场游戏，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孙中山、蒋介石都有完成全国统一的机会，可惜他们都失去了，如同三国时期的董卓、李催郭汜、袁绍、曹操，最终完成一统的却是司马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