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期的漱口水有什么用:毛远新和父母的珍贵合影

毛远新和父母的珍贵合影

毛泽民朱丹华和儿子毛远新

这里介绍一下毛远新父母的爱情婚姻生活。

一、邓发发现新疆一次财经会议的缘分

1939年初春的一天，盛世才主持新疆省政务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讨论财政开支预拨款问题。省财政厅代厅长毛泽民（周彬）汇报了全省目前的财政状况，随后，又逐条宣读并解释了由他起草的文件《要在全疆实行财政预算和决算制度及实施办法》，提请委员们讨论。

毛泽民的话音刚落，莅会者便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很显然，新的预算和决算办法首先触犯了各层官吏的直接利益，他们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行为将要受到约束和限制。可在座的心里都明白，新疆财政的危局已接近无法支撑的境地。整整一个下午，会议都没有讨论出统一的意见来。

这时，坐在长型会议桌尽头的一位年轻的女委员突然站了起来，公开表态，支持周厅长的发言。她言简意赅地阐述了支持这个方案的理由后说：“周厅长的意见对整顿新疆混乱的财政无疑是一剂良药，对新疆人民有利。当然，要建立这套制度困难很多，但我们新政府有‘六大政策’，一定会得到全疆各族百姓的支持，也会得到督办和在座的各位的支持！”

在一片议论声中，会议终于有了结论：凡是预算外开支必须得到财经委员会批准，否则，财政厅一律不予拨款。财政改革对盛世才的确是无奈之举。

几天后，在新疆“八办”负责人会议上，毛泽民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他对中央代表邓发说：“那天，在督办府政务会议上，有位带江浙口音的女委员把省政府要建立预算、决算制度的高帽子戴在盛世才头上，逼得盛世才不得不明确表态。”

真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省政务会总共两位女委员，一位是盛世才的夫人邱毓芳，另一位是从延安来的迪化女中的教导主任朱旦华。邓发知道毛泽民与钱希均婚姻已经“触礁”，便开玩笑地说：“她叫朱旦华，是我们的同志。她还没有结婚，怎么，我给你搭个桥？”

二、毛泽民朱丹华同志式的姻缘一线牵

当时党内有规定：在新疆工作的同志不得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即使同是从延安来的同志，也是常相见、不相识。邓发不管毛泽民是否接受他的建议，便一股脑儿地将朱旦华的详细情况介绍给毛泽民。

原来，朱旦华名叫姚秀霞，是浙江宁波慈溪人。她的父亲早年在家乡经营传统土布，后来把买卖做到了上海。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民族工商业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父亲的国布庄很快就被日本廉价的洋纱、洋布挤垮了。姚秀霞就读的务本女中是上海一所不错的学校，她的学习成绩也非常优秀。因为家道中落，她无法继续读高中，只得选择学费低廉又不收生活费的本校高中师范科。毕业后，她留在学校教务处做了一名办事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姚秀霞由上海地下党介绍去了延安，考入陕北公学，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2月，党中央应盛世才的请求，派出第一批干部到新疆工作，姚秀霞就在其中。到达迪化后，她被分配在新疆省立迪化女子中学任教导主任，不久，又被增补为新疆省政务委员。在从延安赴新疆途中，姚秀霞化名朱旦华，以后这个名字竟陪伴了她一生。

邓发是个急性子，没过几天，竟把朱旦华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谈话：“小朱啊，你今年也有二十七八岁了吧？早该有个家了。在新疆工作，斗争复杂，如果找爱人，他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啊。”

朱旦华大方地回答：“我也这么想。”

邓发在中央苏区就是政治保卫局长，善于察言观色。谈话间，他一直在观察朱旦华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见朱旦华落落大方，他也直截了当：“其实，这个人你见过，就是财政厅的周彬厅长。”

“省财政厅的那个周彬？他也是我们的同志？”朱旦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续问了两个大问号，又不无嘲讽地说：“我还以为他是盛世才手下的幕僚呢！”

邓发几乎笑出声来：“他当然是我们的同志，老布尔什维克了！在中央苏区，我们就认识。他的真名叫毛泽民，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弟弟。”

这下可把朱旦华弄糊涂了。

邓发收住笑，一本正经地解释说：“周彬都是泽民同志的化名。他是去年2月来迪化的，本来是去苏联治病的，后来，中央决定他留在新疆工作。”

“毛主席的亲弟弟，难怪他的发言如此高屋建瓴！”崇敬之情在朱旦华的心中油然而升。

邓发趁热打铁：“泽民同志结过婚，他的妻子钱希均是位老红军，因为性格差异，他们已经很长时间不在一起了。”

（这里说明一下，1939年冬天，党组织同意钱希均要求到抗日前线工作的意见，让她和“新兵营”的同志一道离开新疆。同时，党组织也批准了钱希均和毛泽民的离婚请求。钱希均于1940年初回到延安。

对于最终与毛泽民分手，钱希均是后悔的，也是痛心的。她在《从岳麓山下到西北边陲—忆毛泽民同志》一文的结尾，写下了她最真实的感情：“泽民同志牺牲的消息我是在延安知道的。霎时，头晕目眩，痛苦不已！没想到1939年在新疆一别、竟成永诀！在这里，本来我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每当这时，悲痛欲绝，泪眼模糊……泽民同志安息吧！”）

邓发停顿了一下又说：“别看盛世才对我们共产党人很客气，其实他对我们很不放心。泽民同志身边有不少特务，没有一个贴心的人照顾他的生活，会影响党的工作的……”

见朱旦华没有表示反对，邓发进一步说：“我看，你和泽民同志很有缘分。那天，你在政务会议发言支持周厅长的计划，事后，泽民同志就主动打听你了！”说罢，他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未了，毛泽民正巧推门走了进来，身上还带着室外的寒气。

“方林同志，你找我？”

“噢，你来得正好。这位是朱旦华同志，你们见过面，你们先聊着！”

这场“相亲”戏就是邓发导演的。见两位“主角”都到场了，邓发做了一个鬼脸，掩上门离开了。

谈话间，毛泽民仔细地打量着朱旦华，白皙的圆脸盘，齐耳的短发，金丝眼镜后边有一双美丽善良的大眼睛，在那件灰色条纹棉袍的映衬下，更显得端庄秀雅。此时，朱旦华也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毛泽民，但她不想第一次见面就谈婚论嫁，有意把话题岔开了。她向毛泽民谈起在延安见到毛主席的情景。

那是陕北公学开学的第一天，毛主席来给同学们讲课。毛主席洪亮的湘音深深地吸引着在广场上听课的每一个人。毛主席说：“你们像朝圣进香一样，一群群地来到延安。你们是来追求真理的。你们的路走对了！我们欢迎你们的到来！”毛主席一口气讲了3个多小时，从劳动创造世界，从猿到人的社会发展史，讲到全民动员，持久抗战，他号召大家“要安心坐下来，认真学点马列主义”。在延河水、小米饭、马列主义“乳汁”的哺育下，朱旦华像许许多多进步青年一样茁壮成长起来。回想起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她秀美的脸庞上仍然洋溢着喜悦。

春天来了，柳枝吐绿，百花争艳，毛泽民约朱旦华到迪化市中心的红山嘴去游玩。他们登山远望，心旷神怡。毛泽民第一次向朱旦华敞开心扉，谈起自己的身世：从如何在毛泽东的帮助下，走出韶山冲，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党组织派他去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从在上海领导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到如何进入中央苏区担任国家银行行长；以及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来在陕甘宁边区国民经济部的工作。接着，毛泽民又谈到自己的两次婚姻。

朱旦华静静地听着，她的心潮跟随着毛泽民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激荡起伏着。

说着，毛泽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照片，递给朱旦华看。照片上是一个清秀而带点腼腆的大姑娘。毛泽民告诉朱旦华：“这是我的女儿远志，她冒着风险从湖南老家到延安找父亲，可是我已经离开延安了……”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说：“这孩子命苦啊！小小的年纪就备受艰辛……”

那一瞬间，朱旦华仿佛理解了一切。她被眼前这位中年汉子坚忍、执著的情感世界深深地打动了。

5月底，毛泽民要启程去苏联治病、学习。邓发让“八办”食堂多炒了几个菜，为毛泽民饯行。他也把朱旦华请来“做客”。席间，邓发突然举起酒杯，高声宣布道：“今天的聚餐，既是为泽民同志饯行，也是为他和我们的女教师朱旦华举行的订婚仪式！”说完，他向毛泽民和朱旦华诡谲地挤了一下眼睛。

在场的人先是一愣，紧接着就热烈地鼓起掌来。年轻人甚至高兴地欢呼起来。毛泽民和朱旦华也沉浸在幸福中……

三、毛远新是毛泽民朱丹华革命爱情的结晶

1940年2月，毛泽民从苏联回到迪化。他和朱旦华的婚事也进入议程。他们选择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婚礼。

那时，新疆督办府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高级官员办喜事，都要提前一个月给属下发请帖，从他们的薪水中扣除礼金，还要动用公款大宴三天。省财政厅长是省府的高级幕僚，还是一省之“财神爷”。按照盛世才的旧传统，“财神爷”办婚礼，可要兴师动众的。

然而，毛泽民结婚既没有花费公家一分钱，也没有向属下发请帖，更没有克扣人家的薪水。参加婚礼的宾客一律以茶水招待。迪化女中学生歌咏队自发地前来贺喜。姑娘们围着新郎、新娘，唱起美好的赞歌，跳起欢快的维族舞蹈。

婚后，毛泽民和朱旦华又投入紧张繁忙的工作。毛泽民依然早出晚归，每天晚饭后，还要起草文件，或审阅各种报告和报表，经常工作到深夜。

不久，朱旦华怀孕了。她仍旧勤奋地工作和学习，不愿意让毛泽民为自己分心。看着妻子渐渐隆起的肚子和疲惫的身体，毛泽民对她也更加体贴。他们的住地离迪化女中比较远，尤其是雨雪天，道路泥泞，很难走。每当这时，毛泽民都让马车送朱旦华去学校，自己却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雨雪去上班。

1941年2月14日，朱旦华在迪化医院生下一个白胖胖的儿子。毛泽民已经45岁了，中年又得子，自然喜出望外。他满心欢喜地给儿子取名“远新”。“远”是韶山毛家的字辈牒序，也含有对生在遥远新疆的纪念，以及任重道远，革故鼎新的希冀。

四、毛泽民牺牲后朱丹华和方志敏的弟弟结婚

朱旦华的产假刚过，就把孩子交给保姆，又为抗日宣传、募捐忙碌起来。她找到赵丹、徐韬、叶露茜、俞佩珊、鲁少飞等当时在新疆的文化艺术界名流，以及从延安来的于村、白大力等人，请他们来迪化女中辅导话剧团，排练演出《朔风》《妇女解放二部曲》《乱世男女》《雷雨》《屈原》《北京人》和《武则天》等著名剧目。通过不辞辛劳的巡回义演，用募集的资金购买了一架飞机，支援抗日。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为名，将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的领导人秘密软禁在满城邱公馆。朱旦华和1岁半的儿子也随毛泽民一起被软禁起来。后来，他们又被转移到刘公馆。

1943年2月7日那个漆黑的深夜，毛泽民和陈潭秋等人被盛世才投入第二监狱。临别前，刚满2周岁的儿子睡得正香，毛泽民走到小床旁，在儿子稚嫩的小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为他塞好被子，然后转过身来，把满面泪水的朱旦华搂在怀里，用那双温暖的大手在妻子娇柔的背上轻轻地拍了拍，安慰说：“坚强些，带好孩子！”他穿上外衣，戴上帽子，双眼怒视着等候在门口的特务们，从容不迫地消逝在寒夜中。

不久，朱旦华以及被关押在刘公馆的家属和小孩子都被投入第四监狱。中共在新人员在集体软禁时，党组织就及时做了准备，按性别组织了学习干事会，即狱中秘密党支部。转入第四监狱后，朱旦华被指定为女牢党组织的负责人。根据男牢学习总干事会秘密转来的指示，朱旦华和女牢学习干事小组的同志们以“百子一条心，争取集体无罪释放回延安”作为狱中斗争的口号。她曾写下《狱中四时歌》《我们要胜利回延安》《缝衣》等不少诗歌，鼓舞大家的斗争士气，寄托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自从陈潭秋、毛泽民等被敌人关进第二监狱的秘密牢房，便与外界失去了联系。这年端午节，朱旦华终于收到了署名周彬的纸条，上面写着“下次把高靿儿皮鞋及捆肚子的绑带捎来”。

望着这张纸条，朱旦华禁不住泪如泉涌。

眼下已是夏天，泽民为什么还要高靿儿皮鞋呢？更何况那双高靿儿皮鞋很硌脚，穿着不舒服，泽民早就不穿了。朱旦华明白了，一定是敌人给他拷上脚镣，磨破了他的脚踝，穿上高靿儿皮鞋可能好受一些。至于捆肚子的绑带，自泽民从苏联治病回来，已经很长时间不用了，她就没有带进监狱来。现在他又要用，肯定是受了酷刑，旧的伤口又崩裂了……

朱旦华抹去泪水，用她带进监狱的手摇缝纫机给毛泽民制作了一条绑带，还有一双她一针一线做好的新布鞋。她又把住远新的小手，在一块小白布上写了“爸爸好”三个字。她自己又写了一句“我们妇女和小孩都在一起”。她找出一顶旧棉帽，将白布字条缝在帽衬里。朱旦华把这些东西捆成一个小包，交给狱方，转交毛泽民。

中秋节到了，朱旦华好不容易又盼来能送东西的日子。可是，她再也没有见到毛泽民的只字片语……

毛泽民牺牲后，因为没有找到他的遗骨，他和陈潭秋的牺牲一直没有被党中央所确认。朱旦华曾经抱着一线希望，沉浸在漫长的等待之中。

1949年春天，大批干部南下。正在待命的中央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方志纯（方志敏烈士堂弟），特意来全国妇联看望朱旦华。这一举动引起妇联大姐们的关注。

方志纯的夫人娄曼文（方朗）同是朱旦华在新疆监狱的难友。1946年，她们一起回到延安。不久，娄曼文被食道癌夺去了生命。

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大姐一再开导朱旦华：“不要再等了，泽民同志已经等不回来了！”组织部部长帅孟奇更是坦诚地劝朱旦华与方志纯成家。新疆监狱的难友、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更是从中积极撮合。朱旦华在大姐们面前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后，决定开始新的生活。

不久，全国妇联的大姐们为朱旦华和方志纯举行了热闹的婚礼。

新中国成立后，朱旦华一直在江西工作，曾任省妇联主席、省政协副主席。作为毛泽东思想熏陶走过来的老一辈革命者，她对韶山有着挥之不去的眷恋之情。方志纯也多次在回忆录和纪念文章中，表达对毛泽民烈士的钦佩和怀念之情。　　

1992年，朱旦华主动捐出1000元人民币，支援韶山革命烈士陵园和毛泽东诗词碑林建设。

1993年12月26日，朱旦华在儿子远新、儿媳全秀凤的陪同下，第一次来到韶山，参加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1995年12月，当韶山毛泽东纪念园隆重开园时，82岁的朱旦华再次来到韶山，以表对毛泽东、对毛泽民的一片深情。

五、毛远新的革命妈妈朱丹华的遗嘱

毛远新的母亲朱丹华同志2005年10月15日写过一封《给党的信》，下面摘录几段：

“我一九三七年只身从上海去延安参加革命，在将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坐过敌人的监牢，也被下放劳改过。但我从不后悔，只觉得自己为党和人民所作的贡献太少。毛泽民烈士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方志纯同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们永远是我也是我的子女们学习的榜样。我已九十多岁了，我想在现在住的房子继续住下去，我死后，房子交公。我还有一点存钱，交给我的大儿子，全部用于我的后事开销，尽量不要再给组织增加负担，我认为，毛泽民烈士和方志纯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格，是留给子女们最宝贵的遗产。

……

最近得知，省委要以低廉的价格为一些老同志，包括我，提供新房子，我理解并感谢省委对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关心和照顾。趁我现在头脑还清楚，正式向领导表明：我不要买新房子，请组织上把这个指标留给那些比我更需要的老同志吧。同时，也请领导监督，不许任何亲属打我的旗号，利用这个指标。

这是我认真思考后做的决定。也是我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遗嘱吧。”

朱丹华遗嘱中提到的房子，是这么回事。

在前些年江西省委为了照顾老干部，在风景优美的青山湖畔修建了一片副省级以上干部的别墅楼房，给朱旦华老人分了一套省级干部的别墅楼，老人家只需花十万元左右，就可买下属于自己的别墅楼，而这套别墅目前就价值270万。在许多干部都争着购买别墅楼时，朱旦华老人给省委书记孟建柱同志写信，说感谢省委对老同志的关心，但明确表示自己不要，还说把这个指标分给更需要的老同志吧。

省里曾派人来作朱老的工作，说这套房子可以作为遗产留给子女，劝她还是买下来。朱老却回答说：我参加革命时，连自己的命都交给党和人民了，根本没有想过自己还要什么财产。至于说给子女留下遗产，毛泽民烈士为革命事业不惜献出生命的精神，方志纯同志一心为人民利益奋斗，一生正气，两袖清风的精神，就是留给子女最好的遗产。据说，孟建柱同志要求有关部门要好好照顾老人的晚年。朱老对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曾说过：从报刊上看到，一些过去自己心目中十分崇敬和尊重的老同志去世后，他们的子女为了争夺遗产闹得不可开交，甚至闹上了法庭，真给他们的父辈丢脸，也给我们共产党脸上抹黑呀。好象老一辈人革命一辈子，就是为了给自己子女弄这点财产？实在太令人寒心了！

这里我们又想起毛主席的话：“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主席家里的亲属就是“两个务必”的典范。一直到现在仍然是这样的。

2010年5月29日，朱旦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南昌逝世，走完了她100年的人生历程。

人们习惯称呼的朱大姐去世后的第二天，江西省政协主席傅克诚叫人从办公厅的档案柜里面，找出了五年前朱大姐写给省政协并转省委的亲笔信，并复印了给其家属子女。

朱丹华不仅没有要那座高档房子，现在她原住的房子也交公了。她遗嘱中所列的这些，全部做到了，就如同战争年代牺牲的英烈们一样，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此事传开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人民群众对朱旦华更加敬佩。有的说：“朱大姐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有的说：“朱大姐了不起！”

　　朱旦华大姐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她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她的“遗嘱”更证明了她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