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团购电影票:让侵华老兵铭心刻骨50年的“土匪”马占山

让侵华老兵铭心刻骨50年的“土匪”马占山

本书简介：当新世纪的曙光就在我们面前时，许多侵华日本士兵的生命也快要走到人生的尽头了。他们回味侵华战争的血腥吗？他们忏悔自己的罪恶吗？他们思考对未来的和平贡献力量吗？他们要把侵略他国时所犯下的罪恶悄悄带进坟……[连载内容]

抗日英雄马占山

一

我用一万日元买了一台大摩托。许多中国人对一万日元的概念比较模糊，一万日元相当于一个日本男人一天的工资。中国人用一天的工资买一台旧摩托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而在日本社会这已经是不足为奇的事儿了。我的教授借给我一本书，叫《大量生产，大量浪费》，讲的就是畸形发展的日本社会。这本书用我的话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工人白天撅着屁股猛干，下班一杯清酒下肚，转身就把大彩电抬出去扔了，还能看呢，好好的，就是旧点儿。

我买的这台摩托是部好车，跑得飞快，也特别好发动，就是没有后闸。修修后闸也成，但用于修理的费用还能买三台旧摩托。没后闸不要紧，我这人能对付。在中国塔克拉玛干那一望无际的戈壁之海里泡过的人，这点儿小毛病不在话下。摩托是北海道大学的硕士生老崔帮我买的。他还帮我买了一顶头盔，又叫我去札幌保险公司上了保险，一共花了三万。一切装备停当，我们俩就一前一后上了高速公路，直奔海边。老崔的摩托也是便宜货，不过那车的马力更大。我们俩在海边沙滩上飞了几个小时，感觉良好。

有了摩托我就鸟枪换炮了。过去我是骑辆除铃不响哪儿都乱呻吟的破自行车，发现情况一捏闸，它就“咬——”地一声惨叫，方圆几十米的行人、汽车都扭头看我。骑破自行车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安全。但是北海道是一马平川，有点儿像东北的三江平原，骑破自行车颇似野猪转移——小打小闹；而有了摩托就不一样了，去大学上课或者去打工，都增加了机动性和灵活性。夏天大学放假，我就多次骑上它纵贯日本，去东京或富士山下打工。大学开学，我再骑上它往回返。一次，在翻越富士山与东京之间的箱根山时，我遇上了瓢泼大雨。在一个急转弯的地方，我一捏前闸，连车带人整个横着飞了出去。痛得休克之后，大雨又把我浇醒，拉回到人间。睁眼看看，大摩托躺在我身上睡着了。我铆足了劲把它推开，仔细一看，右腿上全是鲜血，不用脱裤子就看见了膝关节上的重伤。“这下完了。”我心里想。我的教授常说你们中国留学生就只知道打工、赚钱，不重视学习。为了改变他这个印象，我决定爬也要爬回去。

我第二位指导教授是个非常死板的人，在他心目中学生就是学习，而学生的生活来源是与他毫不相干的事情。他常对我说：“不管你是去东京还是冲绳，开学了，你就应该赶回来上课。”还有四天就开学了，我想我还能站起来走路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居然站了起来。我高兴得心直跳。右腿钻心地痛，稍微动动都不成，动作大了骨头就“咔咔、咔咔”响。天阴沉沉的，像扣着一只黑锅底。四处一片墨绿。从山坡上流下来的水哗哗地流淌。偶尔有辆日本人的小汽车“刷”地一下从我身边飞驰过去，偶尔又有一辆“刷”地一下朝反方向飞过去。没有人停车问问，只有自己救自己！我咬牙把摩托扶起来，仔细一看，它摔得比我还惨。车灯、转向灯全碎了，车把拧到了一边。

我从背包里掏出工具修理。先在附近找了一棵合适的树，绑上上前轮，把车把正过来，然后再修别的地方。如果实在修不好，我只好把它抛弃了，瘸着腿自己先走到东京再想办法了。这并不是中国男人心狠，日本侵华军队在中国败退之前一战刀把自己妻子劈死的例子都有，那么，我扔辆摩托又算得了什么呢？

折腾了几个小时，我的摩托终于恢复了一点儿本来面目。虽然用右腿踩不了发动机起动柄，但我把它挂上档从山上往下溜，发动机又嘟嘟地叫了起来。下山去！先找车铺，把车灯都装上，要不还是寸步难行。

从箱根山上下来，我的第一件事是去东京的中国大使馆。我的朋友小曲、小边在那儿，他们会帮助我。

车开到中国大使馆门口，两个日本警察用眼睛搜查我全身后，问我：“带手枪了吗？”他们看我右腿上包扎着毛巾，鲜血顺着裤子滴下来，猜想我刚才是否抢过哪个银行吧。中国使馆的医生给我受伤的腿进行了治疗，还送我两支喷洒之后就不痛的药。小曲和小边把我送上由东京驶往北海道的轮船，没有他们的帮助，大学开学之前我是绝对回不去了。

二

我在国内时，坐过一回从苏州到杭州的内河轮船。买船票的时候需要提前数小时去排队。那时我是一个现役军人，哪有时间排队？正发愁呢，排队的人们都说：“解放军同志，那边有军人窗口，你不用排队。”我去了军人窗口马上买到了一张二等舱的船票。当时我那颗心呀，真是感谢苏州市人民，感谢苏州市政府。直到现在我的念头都没变：日本侵略军再度进攻苏州的话，我如果在保卫苏州的部队里，我这条小命儿不要了，献给苏州人民。我死之前一定要多杀鬼子！一张船票给一个军人的力量就是这么大——要用生命去回报。

这次坐日本船，我先瘸着腿四处参观。绝了，到底是工业现代化的国家，造出的船就是漂亮。这艘客船有四层，长200米，只有12名乘客。连我算在内，乘客都是骑摩托或开车的人，没有交通工具的人都坐火车或飞机。因为乘客少，所以多数客房都关着门。船上有电影院、有健身房。客厅里有大彩电，吃的、喝的要比陆地上贵一倍。船内电话可以通往世界各地。船里的洗澡设备也特别好，由于没人洗，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一跳进大浴池，腿上的伤口就冒血，活像一条正在分娩的沙丁鱼。一边洗我一边想，戈壁滩上我们铁道兵的弟兄们当时若能洗上这样的澡该有多好呀。

就十几个乘客，大家都坐在客厅里聊天，于是我也瘸着腿加入进去。痛得受不了，就喷喷中国大使馆医生送我的药。客人当中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抱着一个傻孩子。他们从北海道来，又返回北海道去，东京所有的大医院他们都走遍了，可还是毫无办法。我想到中国的气功师张宝胜和他出神入化的表演，于是我当众来了个骑马蹲裆式，告诉他们如果去北京，让中国气功师发发功，也许能够治好。

由于药劲儿过去了，我这一比划，腿痛得不行，只好一屁股坐在地毯上，众人大笑。他们说你不应该当留学生，应该当漫才师(相声演员)或是喜剧演员。这时一个日本老头儿为我解围，他说别笑别笑，中国的气功真能治病呢。

三

这个老头儿叫吉村，从我一上船他就老跟着我，我上哪儿他准上哪儿。我成了瘸子，有时上楼梯不方便，他马上会出现，扶我上去。我不好意思，就说老先生请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吧。他用中国话说：“你喜欢溜达的地方，正好我也喜欢溜达溜达。”他的东北口音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说我上哪儿，您就上哪儿，那您不就成了警卫员了吗？老头儿笑笑说，50多年前，我正是关东军一个师团长的警卫员。我仔细看了看这个老头儿，身高不足1.5米，戴一副金丝眼镜，三八枪都比他高，上前线和抗日联军打仗是不够条件，也许天生是当警卫员的材料。于是我们成了聊天的朋友，我的腿后来痛得发直，离开他的搀扶，真寸步难行了。

尽管他和中国人友好，但他的思想却很成问题。他的第一个观点是日本去中国是帮助中国搞建设。他说日本在东北修建了许多铁路，建了矿山，还建了一个满洲国。“现在中国人用的东北铁路不还是我们当年在中国修建的吗？而且我们的开拓团前后去了31万人，去开垦东北的荒地。”他用一只手画着圈圈，好像他前面有幅地图。

我告诉我面前的关东军小老头儿吉村：日本军队到中国东北是侵略、掠夺，决不是建设。我教授的父亲是“满铁”的技师。他的观点和你一致：就是日本人帮中国搞建设。而你比他还多一条，就是不但进行工业建设，在农业方面也帮助中国人，就是你说的“开拓团”去垦荒。

“那你和教授的关系好吗？”吉村问我。

“作为师生关系，没有这么好的了。”我告诉小老头儿关东军，“除去常给先生做中国菜之外，我每周必写一篇小论文。我的教授特别乐意看，每一次都认真帮助改写，并复印多份分发给别的教授。我的教授还组织《中国文化讲座》让我和日本的学生交流。我到日本留学时，是三十七八岁。和教授年龄相仿，比学生大20岁。所以，每一次讲座都是拥挤、热烈。”

“论文涉及哪些内容？”

“题材很广泛，比方‘同名同姓在日中两国间的概率’、‘中国的四大菜系’、‘中国的政治与日本的政治’、‘中国的腐败和日本的腐败’、‘从新闻法看日本国的监督体制’、‘日本国的遗产税和国民对储蓄的态度’、‘日本国的全民强制保险和中国农民的看病难’、‘日本为什么不存在住房难的问题’、‘唐山大地震前一天逮捕田中角荣’‘我看日本学生打工”、‘日本酒徒和中国酒徒’、‘性观念中的日中差异’、‘采访札幌监狱’、‘我采访的三个老人养护中心’、‘从日本人的住房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等等。”

我不能坐着，只能站着或躺着。小老头儿吉村专心地听，日本客人也围过来听。我告诉小老头儿：“关于日中战争，有一次我和教授争论了起来。教授说他父亲是‘满铁’技师，年轻时抛家舍业，呕心沥血，一直帮中国搞建设。教授让我看看今天的中国地图，量量铁路线，然后写一篇‘日本人帮助中国人建设东北’的论文。”

小老头儿关东军乐了，他拍着大腿说：“你好好调查，这篇论文一定很有意思。”我告诉他我利用这次暑假，一边打工，一边去当地图书馆，调查了一个月，用了三个晚上、一个星期天才写成。

“讲一讲，快点讲一讲。”小老头儿关东军高兴地用眼睛扫扫众乘客。他用形体语言告诉大家事实胜于雄辩。

于是，我翻出我的论文，给他们讲解起来：

据我调查，1931年10月23日，“满铁”在关东军司令部支持下，拼凑成立了一个伪交通委员会。它是日本侵华日军攫取东北路权的工具。东北的全部国有、省有和民有的10余条铁路(总长约3000公里)均被劫夺而归并入“满铁”。就连“中俄合办”的中东铁路(全长1700余公里)及其附属财产，也于1935年3月被日军从苏联手中仅用1.7亿元的代价收买去了，改名为“北满铁路”。至此，“满铁”完全垄断了东北的铁路及交通运输业。

侵华日军为实现其南侵、西征、北进的野心，在我国东北的西部、西北部、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竭力修筑铁路。到1935年，在东北新修建的铁路总长为2870公里。“七？七”事变后，又修了一些大铁路辅助线，以加强日军对东北的军事控制和资源掠夺。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所需的38种重要军需原料，有24种是依赖东北供给的。1941年，侵华日军利用铁路从我国东北运往日本的物资计有：煤2463.2万吨，生铁139万吨，钢58万吨，水泥116万吨，火柴44.2万箱、棉纱14.5万包，棉布466万匹，麻袋937万条，面粉1439万袋，卷烟24.1万箱。

日本在中国修的铁路完全是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我国东北所生产的铁必须运往日本去炼钢。东北冶的少量的钢，也必须运到日本去轧制钢材。1942年，在东北生产的钢材，约占日本全部生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铣铁达到它全部需要量的一半，铝可供其需要量的44%，其它如石棉、铅、锌、铜、工业用盐均可供其全部需要。日本完全没有石油资源，便在我国东北建立了石油液化工业。由此可见“满铁”和东北工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体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有了“满铁”，东北的工业便彻头彻尾地依赖于日本。有些重工业原料，如特种钢铁、钢线材、重钢材、钢板以及黄铜，包括各种机械，绝大部分依靠日本进口。中国民族工业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到1945年8月，东北的全部工业投资中，中国民族资本仅占0.5%。

再说“开拓团”。侵华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后，便把东北农村置于它的殖民地统治之下。日本大量向东北移民，强占东北农民的土地。“九？一八”前，东京的拓务省是日本向东北移民的主管机关。侵华日军在1936年制订了向东北移民的庞大侵略计划，计划在20年内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为止，共向东北移民10　6万户，31　8万人，强占土地3900多万垧。其中为日本移民直接占用的土地为22万垧。这些移民多是日本和朝鲜的退伍军人，到了指定地点后，建立移民村。日军在1940年1月以前，在松江、滨江、北安、东安、龙江、吉林、牡丹江等地共建立8 9个“移民区”，1943年又建立了76个新移民区。日军在“防止义勇军”的借口下实行“并村”，迫使农民离开原来住处，并夺取其土地。例如1932年在沈阳等地，日军以每亩30元或40元的低价，强制租借农民土地，使我国东北广大农民失去土地。

中国东北农村在侵华日军的压榨下，农业生产由停滞走向衰落，耕地面积减少，收获量不断降低。如1933年东北的耕地面积为1580万多公顷，到1935年减少为1380万公顷。东北的主要农作物每一公顷的平均产量下降。以1924年的产量为100，到1937年，大豆降为73.3，高粱降为66.5，玉蜀黍降为69，小米降为62.7，小麦降为82.2。其它农作物也都大量减产。

侵华日军在东北强迫农民种稻，但却禁止东北人民吃大米。“偷运”或食用大米者，被判为“经济犯”。“七？七”事变后，随着粮食紧张，扩大了“经济制裁”的范围。行人携带粮食两三斤，也被日军指定为贩运粮食，重则杀头，轻则下狱。

以上便是我论文的梗概。

船上的乘客陆陆续续地来，又陆陆续续地走了，只留下关东军小老头儿和几个男人。起风了，海浪拍击着船体，发出“哗——哗——”的响声。

有个小伙子(后来得知他和我一个大学)，这次开车去东京、大阪、京都、奈良观光之后，再和车一起坐船返回北海道。他一直对我虎视眈眈，让我不能不绷紧肌肉，准备随时应战。我发现这个日本青年门牙外露，如果打起来，我头一拳的目标就是他的上嘴唇。

日本人的爱国情绪世上少见，批评他们的国家就不高兴。1995年3个美国兵在日本冲绳强暴了一个日本小姑娘，掀起轩然大波。十几万人上街游行抗议，乃至影响到美军在日的驻留问题。而日本兵强奸了无数中国妇女、朝鲜妇女、亚洲各国妇女，日本国民却可以保持沉默，好像日本兵在外国的领土上强奸外国妇女是正常的事。

四

为了缓和气氛，吉村老头儿提议大家喝啤酒。船上的啤酒很贵，但小老头儿不在乎，他让服务员给所有男人送啤酒，最后他付钱。

大家坐在沙发上或地毯上喝啤酒，默不作声，空气紧张。只有我站着，或者一拐一瘸地走一走。女船员看见了走过来，她拿一条白色湿药布把我受伤的地方包扎起来。我感到这个女船员漂亮极了，倾国倾城。她穿着黑色的船员服，肩章上两条线是黄色的，她的头发是一丝一丝的，浑身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她说：“下了船请您立刻去看医生。所有的乘客，都是我们的客人，包括您。但今天在船上我能提供给您的服务只能是这样微不足道，非常抱歉，请您原谅。”听了她的话，我心里舒服极了。

小伙子几杯酒下肚，红了脸，大步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我立刻瞪起了眼睛。打架的话一般先出拳为好，但我要看看他的眼神，搞清楚了再下手。我深吸一口气，浑身的肌肉绷紧，准备战斗！谁知这个小伙子却说：“咱俩一个大学，你研究室门前的有机玻璃牌子上写着你的名字和你教授的名字，我早注意你了。我叫喜田村一，是三年级学生。刚才听了你的议论，感到不可思议。我今年23岁，对于日中战争的历史稍稍知道一些。你刚才讲的让我感到中国人的愤愤不平。中国人都像你这样吗？中国的教科书是怎么记录这段历史的呢？我们在船上还有20小时，你给我讲讲这段历史好吗？”他的手握着我的手，使我感到他有诚意。

既然不打架，我的酒意立刻就上来了。我喜欢喝啤酒，但我喝啤酒就交不起学费，所以我在日本不大喝啤酒。因为关东军老兵说随便喝，我才又对啤酒产生了好感。日本啤酒干净、清心、爽口、充满营养，能让人在朦胧之中走向醉意的世界。

这时吉村出了个好主意。他说你别老站着，你坐在沙发上，把受伤的腿伸直不就成了吗。按照他的建议，我坐下之后，果然舒服多了。微笑迅速蔓延开来，挂在每个人的嘴角上。只要不谈战争，中国人和日本人是能够友好相处的——我一直这么认为。

但是吉村小老头儿不老实，他又掀起了风波。

五

他当着大家讲起了“马匪”的故事。他一口一个“马匪”，一口一个“马贼”地讲起了他年轻时在中国东北的故事。他讲得绘声绘色，指手划脚，吸引着日本乘客听下去——

他说，在中国东北，日中战争时有个土匪叫马占山。马占山是个神出鬼没的人物，狡猾之极。我们和他打了十几年仗，可到日本投降时他还活着。当时我所在师团的任务，就是剿灭他。有他的部队和杨靖宇的部队在，关东军就不能安静地生存下去。大大小小，我们和马匪不知打了多少仗，他还投降了一次。好，这下你就归顺吧。谁知第二天，他又把我们小股部队吃掉了。一问谁干的？马占山！马匪！你说气人不气人？

“一次，我们师团包围了他们数百人。大兴安岭的群山里，白雪皑皑，森林密布，连我都看见了马匪的部队。师团长命令：坚决围住，全部消灭。我们围了三天，不少日本兵手脚都冻黑了，走到近前一看，有几百人生活过的痕迹，连生过的火还在冒烟呢。可人都到哪儿去了，难道他们会插翅飞出去不成？我们几千人，没吃没喝，受累挨冻，能跟他们痛痛快快打一仗也好呀！可对手跑啦！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还有一次，我跟着师团长的马走，太困、太累，一不留神从山上滑了下去，陷进七八米深的窝儿里，差点儿被冻死。“这种经历你们谁有？”他问大家。

一次，马匪的游击队潜入我们军营，在井边立了块牌子，上面写着“有毒”。我们连人带马两天没敢用井水吃喝。抓来几个中国人，强迫他们喝。咳！屁事没有，多气人！

一次，我们一千多人行军，居然有马匪小部队袭击我们。枪声一响，群山回荡。师团长腿部中弹翻落马下，等我们布置好作战队形，他们20多人早在雪地上飞滑而去，那速度连子弹都追不上。抬着十几个死伤者往回走时，我们愤怒之极。“有能耐的话，咱们面对面干嘛！”他手指着我对我说。

我笑着告诉他：“我可不是马占山啊。”

吉村说，1940年10月，我亲眼见过一次马占山，那是一次秘密接触。他约见我们师团长，却不许我们带枪。他的警卫部队一律马步枪、驳壳手枪、马刀，一个个精神抖擞，精明强干，身高马大，怒目而视。马占山本人精瘦、光头、黑胡子、黑马褂，50岁上下，脸上没一点儿笑模样。

我要和师团长一起进马占山的房子，被他的卫兵抓着后脖领子给提了出来。浑蛋！马占山的兵都不会说话！你说话呀，我听得懂！

一会儿，师团长也从马占山房里走出来，脸色铁青。师团长说：他让我站着，他坐着！浑蛋！土匪！有一天我要亲手把他的头砍下来！

我和师团长去过不少大人物家，奉天市长也好，公安局长也好，都非常有礼貌。中国的礼节不比日本人差。惟独他，十分横蛮，这个土匪！当天夜里，师团长亲自率领马队急行军50多公里直扑白天秘密约会地点，可是马占山早就溜了。在附近几个村庄拉网搜查，还是没有。当时漫天大雪；师团长感叹道：“不是关东军无能，而是漫天飘来的大雪帮了马占山的忙。”关东军骑兵要把这几个村庄都烧掉，把村民都杀掉。师团长反对，他说漆黑的夜晚村庄要是烧起大火的话，几十公里以外都能看见。这次不烧也不杀，说不定马占山这个狡猾的土匪头子还会找机会秘密约见他。可是，后来始终没有找到报复他的机会。

六

自从关东军小老头儿吉村给我讲了马占山的故事，在我脑海里“马占山”这三个字就永远磨灭不掉了。

再去东京，我一头扎进国立图书馆，找到一本日本人写的《马占山传》。《马占山传》和《邓小平传》、《彭德怀传》、《蒋介石传》、《江青传》、《宋子文传》放在一起。我在国内时楞没看到过《马占山传》，而在日本却看到了。

《马占山传》一开始，引用了中国学者和历史学家的文字，这样介绍马占山：

1885—1950，字秀芳。祖籍河北丰润，生于辽宁怀德(今属吉林)。1911年，投靠奉天后路巡防营充哨长。1913年，任骑兵第二旅连长。1918年，剿匪有功升任营长。1920年，随吴俊升赴黑龙江，升任骑兵团长。1925年，任东北陆军第五旅长。1928年，任黑龙江省剿匪司令。1929年，任黑龙江骑兵总指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黑龙江省代理政府主席，率军民抗日。12月，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1932年，马假投降侵华日军，4月，在黑河通电反正，重举抗日义旗。不久与李杜等部组成东北救国抗日联合军，自称总司令。11月战败，12月率残部退入苏联境内。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东北挺进军司令，兼管东北四省招抚事宜。1948年底，参与北平和平解放工作。1950年，因患肺癌在北京去世。

图书馆要关门了，我急忙往后看。马占山去世前告诫子女：“为人民做事，为祖国做事，做普通人，做老实人。”看到此处，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来了，她说：“人家都出去了，就你一个人了，请你放下书出去。”我依依不舍地放下《马占山传》，快快地走出图书馆大门

七

当时，我在东京一家医院里打工看仓库，把仓库里的几个纸箱摞起来，就成了我的桌子。休息时间，就是我写作“‘土匪’马占山 英雄马占山”的时间。医院病人中也有一个老鬼子，他的部队在河南，他也知道马占山。他做肾透析一上床就是4小时，看他病历身上有梅毒，一问他得知是在中国打仗时传染上的。这个老头儿管马占山也叫“土匪”。他还知道关东军多少年来一直没能把“土匪”马占山消灭掉。他评论道：“马占山最狡猾。”

后来我找到了国内出版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一书。书中写到：1940年，马占山在困境中表示：“日本固有新奇的武器，我当以热血应付；日本固有猛烈的枪炮，我当以头颅拼挡。”他在一次营团以上军官会议上慷慨誓言：“作为军人，志在以身报国，苟有一线之机不减，自应鼓舞勇气，而为国家尽其最后之牺牲。凡为官为吏，不过一时职业之选择，民族之保存，始为骨头之归宿！”马占山部队和义勇军战士在天寒地冻的北国，军需供应异常困难。战士们渴饮积雪，饿食马肉，冷燃马骨，坚持奋勇杀敌的情景令我异常感动。

感动之时，一股复杂的思绪涌上心头。1991年我出国时，心目中的抗日英雄几乎都是共产党人。出国后，从原侵华日军嘴里才得知有个“土匪”马占山，让他们铭心刻骨地胆战心惊了整整50年！

什么“土匪”马占山，分明是英雄马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