杠铃弯举视频:铁血除奸5

　　
　　
　　 四 高宗武﹑陶希圣回归
　　
　　
　　 由于敌伪方面戒备森严，防范紧密，徐采丞﹑万墨林发动杜门中留在上海的人要想营救高宗武安然脱险，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高崇武想得到密约原本，更非易事。
　　
　　 这时日汪密约已进入即将签字阶段。日本和汪精卫方面担心机密泄露， 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规定日方由矢荻，汪方由梅思平负责收藏文件，不管怎样小的纸片，都不准带出会场。高宗武等便将每次参加谈判的结果牢牢记住，离开会场后逐条整理出来，并由高宗武内弟沈惟泰翻拍成胶卷，冲洗两份，准备带走。
　　
　　 日、汪之间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谈判已完成，签字仪式定在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３0日举行。
　　
　　 高宗武决心等到密约签订过后，再盗出原本，献给中央，揭破汪精卫等卖国的勾当。所以，他到１月４日才成行。
　　　　
　　　　陶希圣也是“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 谈判的主要参与者。
　　
　　 陶希圣一看日方提出的条件，就感到日本企图全面控制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他也认为，像这样“白纸写上黑字”，要借中国人之手去签署，这件事是“断不可能的”。据陶希圣儿子陶恒生回忆，日汪“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就要在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３0日这天签字了。而前一天晚上，他们家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从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陶希圣的妻子万冰如拿着枪逼问陶希圣有关日汪谈判的情况，陶希圣战战兢兢地回答：
　　 12月30号要签约了。
　　 万冰如问他：
　　 你参加签约仪式吗？
　　 陶希圣回答：
　　 不签就死，签了比死还难看。
　　 万冰如就说了：
　　 如果你签，我现在打死你。
　　 因此，陶希圣称病不参加会议，并表示拒绝在中日密约上签字。此后他一面称病不出，另一方面暗中策划如何出走。
　　
　　 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在密约上签下了名。据说，汪精卫在协议签订完以后，自我解嘲地对手下讲：
　　 这是我的卖身契，中国我是卖不了的。
　　
　　 你看，说这《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是卖国的投降书，是汪主席自己当即就承认的，而不是中国人强加給汪主席的。时下，在中文网络上称汪主席是'伟大爱国者’的若干人士，是错爱了，是错把当年的倭国当中国来爱了。
　　
　　 下面，我们回顾一下高崇武和陶希圣交流逃离汉奸集团的过程。为这事，1944年高崇武在《深入虎穴》与1962年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中分别有回忆。内容互相吻合，只是时间和他们离开上海乘的船号有差异。我们这里在时间和船号上采用1944年高崇武在《深入虎穴》的回忆。一是因为，高崇武在《深入虎穴》的回忆是事后第四年，而陶希圣在《潮流与点滴》的回忆是事后第22年，高崇武记错日期的可能性要小些。同时，1940年1月5日到香港的日期，大家都一致，所以，从上海登船的时间取高崇武讲的1940年1月3日10：00较可信，而不是陶希圣回忆的1月4日。至于他们所乘的美国客轮，也采用《柯立芝总统号》而不用《胡佛总统号》。事实上,813抗战时,《胡佛总统号》客轮在黄浦江就被中国空军误炸重伤,当时蒋政府就申明答应给予国际赔偿。
　　
　　
　　
　　
　　
　　 1939年12月30日，高崇武没有出席《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签字仪式，他留心到陶希圣也借口生病没有出席。当晚，高宗武忽然在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陶希圣住宅出现，他来探病。
　　
　　 陶希圣记得那天高宗武坐在卧榻旁边。
　　 陶希圣告诉他说：
　　 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你怎样？
　　
　　 高宗武明知要说什么，但还是先问：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陶希圣反问：
　　 我们离开？
　　 那我们还等什么？
　　 一月一号、三号和七号有船离开。我们搭哪一条？
　　 高宗武听出，陶希圣 原来跟他一样都知道开往香港的船期。不过在政治圈子里谁也不敢承担太多。虽然高宗武早已通过万墨林买好两张船票，还是故意补充说：
　　 等你决定好了，我去给你买船票。
　　 高宗武与 陶希圣一直是好朋友，但是，政治是危险的，彼此说话还是随时留意。
　　
　　 第二天，就是12月31日，陶派他的女儿给高宗武送来一封信，决定走。
　　
　　　　因陶希圣不参与签字，他的态度使汪精卫、周佛海等大起疑忌。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１９４０年元旦，陶希圣抱病往愚园路汉奸头子聚集地，逐家拜年。到汪精卫家，陈璧君主张陶希圣在《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上补签。而汪精卫以为此刻不必勉强补签，要等病愈再补。
　　
　　 陶希圣到佛海住宅拜年，稍坐即告辞。出门时周佛海说：
　　 你要保重。
　　 这话，明明是双关语。主管76号的周佛海如此说，是什么意思？ 陶希圣不尽叹道：
　　
　　 我亦不知命在何时！
　　 周佛海说：
　　 何必如此。
　　
　　 已经有人秘密通知陶希圣，说是丁默邨、李士群主持的汪伪特务机关极斯斐尔路７６号正在计划刺杀他，陶希圣两夫妇当时就决定：
　　 如果不能逃出上海，只有自杀一个办法。
　　
　　 事实上，徐采丞、万墨林已经遵照杜月笙的吩咐，替高宗武﹑陶希圣预备好了船票，同时严密制定了保护他们顺利成行的计划。
　　
　　
　　
　　
　　
　　 １９４０年１月3日，上午十时，高宗武按照预定计划登上了美国轮船“柯立芝总统号”。
　　
　　 陶希圣则独自一人，乘车到南京路固泰饭店前门，下车后，进入大厦，马上赴后门口，换乘一辆出租汽车，直奔码头，果然也告顺利成行。
　　
　　 轮船开出了吴淞口，陶希圣才从船上打了电报给妻子万冰如：
　　 我已平安出海。
　　
　　 １９４０年１月５日下午，高陶抵达香港，杜月笙、黄溯初等人心头悬着的一方巨石才轻轻落下。
　　　　
　　 顶要紧的人到了。随后高宗武夫人也在万墨林安排下，携带秘密收藏的日、汪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底片来香港。那底片是由高宗武的内弟沈惟泰拍摄的。
　　　　
　　 日、汪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底片一共冲洗了两份，一份送呈重庆中央，一份由高宗武夫妇共同署名，交给杜月笙。约好，待１９４０年１月20日陶希圣的家属最后安全到达香港后，杜月笙把这转至中央通讯社发表。
　　
　　 不料这中央通讯社不知为何变得满头脑浆糊，失去理智。
　　
　　 中央社方面因为高宗武在“密约全文”前面加了几百字的绪言，说明当时经过，他们认为不妥。还指出高宗武不曾亲自在文件上盖章，而不足以信，而且手续不全。
　　
　　 高宗武夫妇解释说：
　　 图章当然该盖，但是仓卒离沪，不及随手携带。
　　
　　 于是便为了图章的问题，双方相持不下，即将功德圆满的一件大事几乎就要闹僵。
　　
　　 杜月笙也急了起来，便悄悄关照他的手下：　　
　　 我此刻到吴铁老公馆去，你等好在这里，等到１１点钟，你再赶到吴家指明找我。你不妨质问我，到底是全文照发，还是一定要删去前言？你若见我尴尬，你就高声发话说你受高宗武之托，要立刻将全部文件收回。
　　
　　 原上海特别市首脑吴铁城这时已卸任广东省主席，小住香港。是当时蒋中央在港最高级人员。当晚１１点钟杜月笙导演的这一出戏，让他助手以强硬姿态演出。果然也使吴铁城着起急来，他亲自嘱咐'中央社’，序言密约，一概照发。
　　
　　 由于'中央社’这一折腾，香港《大公报》抢得先机，《大公报》的张季鸾和胡政之，从杜月笙求得文稿，率先发表。
　　
　　
　　 五 万冰如和她的儿女们
　　
　　
　　 提前讲了《大公报》公布文件的事。其实公布文件之前,必须先解决救助陶希圣家妻子儿女的问题。此前，陶希圣老婆孩子还控制在汪伪特务76号手里。这里的叙述顺序有点倒置。只有在本节有关陶希圣家妻子儿女如何脱险的事讲完之后，才发生公布日汪的秘密文件。也就是说，本节讲的事发生在1940年1月21日之前。
　　
　　 以下陶希圣家妻子儿女如何脱险的过程，摘自陶希圣外孙沈宁的回忆。只为叙述方便，从人称着手，略作修改。
　　
　　 1940年1月3日，陶希圣登上去香港的'柯立芝总统号’客轮后， 76号严密监视了陶希圣太太万冰如和她的五个子女。
　　
　　 知道陶希圣已顺利到达香港，万冰如就开始谋划如何带领儿女也逃出去。
　　
　　 开头几天，只要家里有人出门，76号的特务一定会紧跟着。万冰如每天带大的两儿子陶泰来和陶恒生上学，每次都由76号派的司机，开车从家门送到校门，又从校门接到家门。家门的巷子里，也有许多便衣特务，日夜巡逻，跟踪外出。
　　
　　 万冰如决定要逃离上海后，就试探着摆脱特务跟踪。老大陶琴薰是女孩，机智灵活，万冰如决定利用女儿来配合自己。1月7日，她带女儿，先上菜市场，再去杂货店买肥皂。走到电车站头，女儿琴薰忽然转身跑起来，钻进旁边一条小巷子。跟踪的76号的特务一阵忙乱，指手画脚一阵后，决定分成两组，一组追赶陶琴薰，一组继续跟踪万冰如。就在特务们忙乱之际，电车来了，万冰如便在人群里挤上电车，摆脱了76号的特务，到邮局储蓄所取出所存的钱。这大小姐跑了一阵之后，悠闲地进一家电影院，买票看电影去了。这原来是母女两事先商量好的，目的是不让特务发现取钱的事。
　　
　　 1月8日那天，陶琴薰又故意穿上一件醒目的黄色大衣，陪母亲到百货公司。上下5层楼，故意跑来跑去。店里人很多，挤挤撞撞，76号的特务紧盯着陶琴薰那件黄色大衣不放，跟了两个钟头之后，发现只跟住了女儿一人，而把女孩母亲万冰如看漏了。摆脱76号的特务以后，万冰如赶到十六铺码头，买好1月13号去香港的船票。
　　
　　 眼看就到了上船的日子，万冰如和她的儿女们，白天若无其事，东逛西荡。但一家人内心越来越不安。她的这个女儿每天荡马路逛商店，但什么都不买，逛到时间，就去看电影。大概她觉得，只有在电影院里，漆黑一团，别人才看不出她有多么紧张。两个大点的男孩陶泰来和陶恒生，每天跑无线电商店买零件装收音机。另两个小男孩晋生、范生，就陪着万冰如在家里。
　　
　　 晚上，万冰如把窗帘遮起，一家大大小小就开始忙着收拾自己的东西，把要带的都绑起来。看看太多太大，又拆开再挑拣，弄弄小。万冰如告诉孩子们：
　　这次是逃命，比以前的逃难更危险，所以连被子也不带，随身东西越少越好。到危急时刻，也许要从船上跳水，什么都可以不要，只管跳海。
　　
　　 五天过去，几个人的东西都收好了，按买好的船票，准备1月13号一早动身。
　　
　　
　　
　　
　　 五天过去，几个人的东西都收好了，按买好的船票，准备1月13号一早动身。
　　
　　 1月l2号，没有人出门，都在家里。中午时候，愚园路1136号忽然打来一个电话，通知万冰如立刻把家搬到愚园路去住。愚园路是汪精卫集团首脑人物居住的巷子，内外都有日本军警和吴世宝的特务看守。愚园路并且通知，76号已经派出人和车，马上就到环龙路（南昌路）来。
　　
　　 万冰如心急万分，她晓得，如果一家人搬进了愚园路，那就绝对再无办法摆脱日、汪的控制，再也没有机会逃离上海了。急中生智，万冰如突然间抓起电话，直接打到汪精卫公馆，找汪夫人陈璧君讲话。说想见她一面，向他们讨命，把儿女送出虎口。
　　
　　 陈璧君接了电话，她们开始对话。
　　 万冰如说：
　　 我有事要找你商量。
　　 你现在就来。
　　 我要带大女儿一道来。
　　 可以。
　　 于是万冰如带着女儿陶琴薰，坐了76号的车，到愚园路汪公馆去。
　　
　　 见到陈璧君，万冰如便说：
　　 我们家眷从香港搬至上海，只有两星期，若是陶希圣有走的打算，他不会接我们来上海。
　　
　　 见陈璧君点头，万冰如接着表示，自己可以带了儿女到香港去，劝说陶希圣重返上海。陈璧君推说自己不能作主，便将汪精卫从楼上叫下来，商量此事。
　　
　　 汪精卫听了万冰如的提议，没有立刻表示反对。万冰如便又说：
　　劝说希圣回来之前，有几件事要说明白。
　　
　　 汪精卫忙表示：
　　 只要他回来，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
　　 他提过，他与别人争执得厉害，不愿住愚园路。
　　 可以，只要他回上海，就住在你们自己公馆里，或者另外找一个住宅都可以。
　　 今天我接到76号电话，他们派了人，要把我们搬到愚园路。
　　 陶先生要回来了，还住环龙路公馆，不搬家。
　　 希圣听说76号要杀他，杀了以后再开追悼会。
　　 汪精卫马上大声说：
　　 没有的事，他们不敢。你们如果不相信，我派我自己的亲信卫队保护希圣兄。
　　 万冰如最后说：
　　 还有一条，他说过他不要签字。
　　
　　 听见这话，汪精卫有些作难，陈璧君则说：
　　 只要陶先生回来上海，其他一切都可以再商量。
　　 这时候副官走进来，递给汪精卫一封信。汪精卫站着，打开信看，不过两三秒钟读完，脸色大变，告诉万冰如说，那是陶希圣从香港发来的电报，要求他保护他家人的安全，否则他只有走极端，公开讲话。
　　
　　 陶希圣'公开讲话’的事情，那正是倭、汪最担心的问题。陶希圣参与汪精卫集团许多机密要事，汪精卫很清楚所谓“走极端”，便是全盘公布他们的卖国丑行，这不能不令汪精卫心悸。
　　
　　 万冰如见机就说：
　　 如果这样，事不宜迟，我最好马上去香港，劝他回来。若是迟了几日，他一句话讲出去，收不回来，那时我去也无用了。
　　
　　 汪精卫接口说：
　　 好，我派你马上出发，去香港。你到香港以后，一个星期之内，给我个准信。
　　 说着，汪精卫还批给万冰如1000大洋，作为路费。但是万冰如只能带两个小儿子陶晋生、陶范生同行，陶泰来﹑陶恒生和姐姐陶琴薰须留在上海，不能去香港。也就是说，要扣为人质。
　　
　　 这样的结果，三姐弟当然很伤心，但也没有办法。
　　
　　
　　
　　 这样的结果，三姐弟当然很伤心，但也没有办法。
　　
　　
　　 万冰如对儿女们讲，她先带两个弟弟去香港，找到他们父亲之后，再想办法救出三个。
　　
　　 第二天一早，就是1月13日，愚园路派了两辆汽车，送万冰如一家到十六铺码头。陶琴薰带两个弟弟站在码头上，眼看母亲和弟弟的船离去，而把他们留在上海。那年老大陶琴薰不到l8岁，身边两个弟弟不过14岁和9岁。
　　
　　 等待是万分漫长的，这三个孩子每天如常上学，但没一人的心思在读书上。盼到第五天，就是1月18日汪公馆派人送来口信：
　　
　　 万冰如已有电报发到愚园路，他们母子三人安抵香港，见到陶希圣，陶希圣已同意尽快回上海。
　　
　　 事实上，这一切都是杜月笙在运筹，做缓兵之计。陶希圣听说三个儿女被扣留在上海之后，立刻找到杜月笙求救。为了援救三个子女，杜月笙又同蒋介石商议。决定暂缓公布日汪密约，等陶希圣三个孩子救出上海，然后再公布。
　　
　　 于是杜月笙指示万墨林直接安排和主持这事。万墨林亲自开车到陶希圣所居住的上海环龙路附近勘察了好几次，细密地制定了援救陶琴薰姐弟三人，偷渡出上海的计划。
　　
　　 1月20日，万墨林派出几辆推土车到环龙路来，好像是市政公司准备开工修马路。同时，万墨林从内线打探清楚，汪精卫收到万冰如从香港发的电报之后，就放心到青岛去开会了，76号大大小小特务也都懒散起来，此时，正是展开行动的好时机。
　　
　　 于是按照策划，当天晚饭时，陶恒生开始发脾气，说是外面推土机通夜的吵，没法子睡觉，头疼得要命。陶泰来也跟着抱怨，提出到别处去睡觉。作为姐姐，陶琴薰便向76号的特务要求，把两个弟弟送到沪西表姨妈家去睡一夜，她的表姨妈在沪西开一座煤球工厂。
　　
　　 76号的特务，向机关报告之后，获得同意，便开车将两男孩送到沪西表姨妈家。讲好第二天早上，由表姨妈送两个弟弟去上学，下午则还由家里的司机到学校，接两个弟弟回环龙路的家。陶琴薰送两个弟弟走了之后，当晚仍然在自己家里住，以免引起疑心。
　　
　　 第二天，l940年1月21日，陶琴薰早上起床，跟往常一样，吃过早饭，坐了家里的汽车，由76号派的司机，送到学校。她从学校正门走进去，却不去自己的教室，而是穿过学校大厅，从后面走出去，直接走到学校后面的霞飞路（淮海中路）。一部黑色的小汽车，正在霞飞路上等着，见陶琴薰从学校后门出来，便发动起来。陶琴薰一到，车门便打开，随即飞驰而去。
　　 陶琴薰一到，车门便打开，随即飞驰而去。
　　
　　 万墨林坐前排，陶琴薰坐在后排座位上，左右两个保镖，手提短枪，警戒车窗外。陶琴薰知道，那是万墨林手下最优秀的两名枪手。他们自始至终没有开过一次口。看起来，各人行动都很保密，76号没有任何察觉，后面马路上不见有人跟随。
　　
　　 车子开到杜美路（东湖路），街两边突然人多起来，三三两两，分了几批，走的走，坐的坐，看见车子过来，都站起望着车子的后面，想来，都是万墨林事先布置在这里的一批枪手。万墨林的计划是，如果后面有76号的车子追赶，车内两名枪手便且战且走，到杜美路上，埋伏的枪手们就会拔枪阻击，掩护陶琴薰所乘的汽车脱险。
　　
　　 万墨林还在杜美路上的杜月笙新公馆(东湖路70号，杜没住过)派了两部车子接应，如果遇有枪战发生，他就带领陶琴薰换车，继续冲出76号包围。但因为一路平静，他们也就不必换车，只需将车掉头，转而驶往沪西。陶琴薰这才知道，他们是去沪西接两个弟弟了，心里很高兴。
　　
　　 根据安排，这天一早，表姨妈便将两个弟弟送至煤球厂，说是另有同学家里的车子，会接两个弟弟到学校去。实际上，接两个弟弟的车子，就是杜公馆的车。在煤球厂门口，也埋伏了一些枪手，都是煤球厂工人打扮。如果76号有车追来，这里埋伏的人就会堵截一阵。
　　
　　 陶琴薰乘坐的汽车，从煤球厂前门进，换上在那里接应的另外一辆车，依然是万墨林坐前排。在后排座位上还是两个保镖分坐陶琴薰身边，汽车又从后门开出。这时，前面两辆车也开动起来，那分别坐着她的两个弟弟。姐弟三人各乘一部车，分头去十六铺码头。如果一路都没有闪失，自然最好，三个一起上船走。要是被76号发觉而追兵不止的话，一路枪战，那时候只有逃出一个算一个。
　　
　　 总算计划周全，行动机密，三辆车子顺利地到了十六铺码头。那里也预先安排了一些人，散布周围，实行保卫。姐弟三要上的是一艘意大利邮轮，叫做'康悌威尔第号’，船票早买好了。根据安排，他们三个不走码头舷板上船，而是由杜家的人开三个舢板，一人一条，把他们一个一个送到船边，爬绳梯，从舷窗进船。
　　
　　 三条舢板绕过大船，驶到船靠江面的一侧。那天十六铺码头上，可以看见许多日本兵在入口处检查上船客人。陶琴薰绕到大船朝江面的一边时，陶恒生已经沿绳梯向船上爬了一半。第二条舢板上，陶泰来也正往绳梯上攀。绳梯不是从甲板上放下来，而是从一个圆形舱孔中放下的。陶恒生爬到了舱口，孔里有人伸出双手，把人拖了进去。这时陶泰来已在半空中了，陶琴薰等不及，急忙就往绳梯上爬，把那绳梯摇动起来，半空中的陶泰来本来紧张万分，这一摇，吓得他险些松手落水。
　　
　　 按照嘱咐，陶琴薰姐弟三人上船之后，不许相互说话，装作互不认识，各在自己铺位上等候开船，以防船上有人认出他们姐弟。
　　
　　 两兄弟住同一舱房，见面不讲话。忽然之间，陶泰来因刚才在绳梯过度紧张，腿抽筋了。他两手抱着，满铺乱滚，不敢出声。陶恒生在铺上看见，心里焦急，又不敢去问。这样闹了好一阵，才安稳下来。
　　
　　 此事陶琴薰不知道，她另住一间舱房。直到下午，邮船启动进入公海，姐弟三才终于聚到一处抱头痛哭。船上，陶希圣的一位学生特地同程照应他们。
　　终于，陷入汪伪76号虎口的三个少年男女获救了。
　　
　　 陈璧君发现陶琴薰三姐弟失踪，不禁顿足叫苦不迭：
　　 我上了这乡下女人的当了。
　　
　　
　　
　
　　
　　 陈璧君发现陶琴薰三姐弟失踪，不禁顿足,叫苦不迭：
　　 我上了这乡下女人的当了。
　　
　　 1940年3月25日，蒋政府奖励高崇武十万美元，让他离开香港经欧洲转往美国。他化名高其昌，持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头衔的中国公务护照，并电告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说是奉委座命来美暂住。
　　
　　 6月14日，陈布雷电嘱胡适大使：
　　 高君在美，奉谕请使馆及领馆多予照拂并维护。
　　
　　 1942年5月28日，陈布雷又电告胡大使，国民政府已下令撤销高宗武的通缉令，并说：
　　 此事当局去秋即有意办理，今始实现，可慰高君爱国之心，故电达转告为幸。
　　
　　 后来，陶希圣则被调到重庆，跟着陈布雷，进了蒋的秘书班子。
　　
　　 蒋对陶希圣和高宗武的态度似有区别：
　　 主要差别是：
　　 陶希圣以前与日本人来往谈判时，不具备国家官员身份而只是学者教授，而高宗武则是外交官员。国家官员与学者有差别：学者与外国人从学术交流角度谈政治问题，可以网开一面。国家官员则不可以避开监督私自对外交涉，特别是搞有损国家利益的条约。
　　
　　 陶希圣也曾站在汪集团一边指责蒋的抗日政策，这可被看成是民间学者对政府的批评，批评是否妥当，是另一回事。但国家官员公开对抗国家的抗日方针，那是不能容许的。
　　
　　 陶希圣可以重用而高宗武只适合大赦及给与物质奖励。这是他们的不同之处。
　　
　　 高陶事件引发全国对汪精卫汉奸集团的声讨。在如此声名狼藉的情况下，陈公博却逆势而动，正式投入汪精卫汉奸集团。原本，他对汪精卫汉奸集团的行为是有点保留，对汪的艳电也持不同看法，１９３９年８月在上海举行的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公博也未曾出席。高陶反水了，陈公博倒'坚定’了。陈公博的这种行为实是企图挽救汪精卫汉奸集团。
　　
　　 汪精卫汉奸集团挽救得了么？倒行逆施，其结果只有加速自己的灭亡。陈公博自投罗网，自取灭亡的行径，实不足取。
　　
　　 汪精卫为了给陈公博面子，派他代表汪方和日本海军的须贺彦次郎少将，密谈关于割让海南岛给日本的问题。陈公博按汪精卫意图，可耻地使海南岛落入日本人之手。就是这次出卖海南岛的'会谈’为他创造了便利条件。因为上海是受日本海军支配的地区，海军当然希望和他们有交情的人来当伪市长。后来伪上海市长傅筱庵被杀后，陈公博在日本海军支持下出任上海伪市长达４年之久。
　　
　
　　 六 汪记'还都南京’的丑剧
　　
　　
　　 高陶事件使《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公布于众，全国全世界一片哗然。汪精卫集团的汉奸卖国蠈面幕暴露无遗。
　　
　　 汪精卫集团只好厚着脸皮把卖国的丑剧演下去,决定粉墨登场，要'还都南京’，成立汪记傀儡政权。
　　
　　 搞汪记傀儡政权，靠汪党几个人物远不够，他们也要搞'统一战线’，要一批吹鼓手， 吹喇叭，抬轿子，搞得热热闹闹。于是，汪精卫费尽心机想出一个'中央政治会议’的机构，来装潢门面。为尽速组织'中央政治会议’，汪代（主席）令周佛海等人邀请“各合法政党领袖和社会上负重望之人”，参加上海会议。被邀请的人有中国社会党创建人江亢虎﹑国家社会党政治委员诸青来和中国青年党第二流角色的赵毓松。
　　
　　 此时，江亢虎已贫困潦倒，住在一间“落上落下”的阁楼上，天天找人借钱。他穷极无聊，便以社会党党魁的身份向汪精卫靠，但其实他手下连一个党员也没有，是以光杆司令部的'党魁’加入汪 “和平运动” 的。
　　
　　 另外有诸青来和赵毓松投靠'汪代’，他们也纯粹出于投机。汪精卫每月拨给他们二三万元“活动费”。无非花钱买他们来当吹鼓手，为伪'中央政治会议’的 “多党政治”装饰门面。参与其中的还有“无党派人士” 杨毓珣和赵正平。杨毓珣是袁世凯的女婿，而赵正平最早当过陈英士的跟班，后来在孙传芳手下办过教育，当暨南大学校长。
　　
　　 汪精卫集团网罗的就是这批封建余孽、无行文人、洋场恶少、党棍政客，来拼凑他们的'中央政治会议’的班底。
　　
　　 组织傀儡政权在紧罗密鼓中进行。
　　 可是，中间出了件令倭﹑汪苦笑皆非的恶作剧，使汪精卫集团'还都南京’的锣鼓敲响了许久，而丑剧迟迟不见开场。
　　
　　 正当汪精卫兴冲冲准备上台当汪代主席之际，倭方向汪精卫叫停。
　　 原来，日方认为与蒋方面接洽所谈条件的已有头绪。因此，倭方主张汪先生组府日期延迟。
　　
　　 汪精卫听了，犹如是日本人当头给他一桶凉水。如果倭方与蒋介石谈判成功，势必让他与蒋介石共同组府。这样，不就是日本人又把他汪精卫回卖给蒋介石了吗？
　　
　　 汪精卫悲哀至极：
　　 日本根本没有把他汪主席放在眼里。他不过只是日本呼来唤去的一只狗罢了。不需要时，就随时可以被抛弃。
　　
　　
　
　　
　　 原来，从1940年3月初开始，日本人背着汪精卫加紧了所谓“桐工作”。
　　
　　 “桐工作”就是要跟重庆的蒋方面直接谈判。日本兴亚院政务部长铃木卓尔奉命赴香港任机关长，与'重庆方面’的自称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及'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陆军少将张汉年’等4人谈判。双方在香港举行圆桌预备会议，讨论和平条件。重庆方面的'代表’原则上同意了由日本方面起草的“备忘录”。但他们坚持“和平”的先决条件应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又不愿在“备忘录”上签字，仅仅保证火速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告，誓在内部努力作到承认这一“备忘录”。
　　
　　
　　 为此，日方认为“桐工作”计划已有头绪。
　　 显然，日本人遭到戏弄。所谓的'中方参与谈判人员’完全都是冒牌货。其中，假冒宋子良的是军统特工曾广，假冒章友三的是特工叶遇霖。连曾广这个名字还是化名，真名是曾政忠。特工曾广无非是为了捣乱一下日方的部署而故意玩了一记恶作剧，如此而已。日本人久久地期盼曾政忠这个假 '宋子良’能给回个音头，却不知所终。对此，周佛海事后不无嘲讽地说：
　　 余对此事本断定其不成功，因日方由渝方所得文件，均非正确。以余观之，渝方并无诚意与决心，不过虚与委蛇而已。
　　
　　 事后周还哭笑不得地暗地挖苦日本人：
　　 数月对手之真伪尚莫辨，实一笑话也。
　　
　　 但同样，陈公博﹑周佛海也陷入困惑中。他们也正在等司徒雷登与蒋介石联系的回音。
　　
　　 汪内部的周佛海是个朝三暮四的人。1938年底，他逃离到香港时，曾与戴笠、杜月笙联系，周佛海向戴笠表示：
　　 此次离职欲劝汪勿趋极端，并无其他。
　　
　　 周佛海到上海后，派段祺瑞之侄段运凯通过杜月笙、陈果夫等各种渠道，去重庆向蒋介石传话。北平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也到上海。周佛海、陈公博与司徒雷登见了面。司徒雷登说：
　　 中国军事的力量薄弱，不足与日本相敌，如果能在这时求得合理的'和平’，就是中国之福。你们现在不宜组织政府，以免公开暴露内部分裂。
　　
　　 陈公博、周佛海表示赞同。双方详细讨论了“全国和平”有关事项，但司徒雷登走后，杳无音讯。显然，这也是重庆方面干扰汪伪行为的一个行动。
　　
　　 这两折腾，使汪精卫的好梦迟迟没能做成。
　　
　　 日本人发觉被军统特务耍了。知道与蒋介石的谈判没有希望，不得不把注意力又稍偏在汪精卫身上。于是，日本人通知汪精卫，同意他们在4月1日组成政府。
　　
　　 汪精卫闻言大喜。找来周佛海，要他即作准备。
　　
　　 周佛海听了，思忖一下，却说：
　　 4月1日？这日子不好，不吉利！
　　
　　 汪精卫吃了一惊：
　　 怎么不吉利？
　　 周佛海慢悠悠地道：
　　 4月1日是外国人的'愚人节’，选择这样的一个日子组府，显然有嘲弄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