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汉：现代文学史要重写2

牛汉：中国这部现代文学史啊，得重新写。对中国作家作真正全面的调查、遴选，重新评判、识别，哪些是真正的作品，哪些不是，这个是需要的。

假如鲁迅活着

人物周刊：近年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左翼文人、包括鲁迅多有微词，好像有意重新评估左翼文学作品的价值和历史意义，您觉得有没有道理？

牛汉：有道理。这个我和施蛰存深谈过好几次。诗人戴望舒、杜衡、施蛰存都是所谓“第三种人”。他们原来都是共青团员，大革命失败后有了一点冷静。我特别欣赏施蛰存，哪怕不算大彻大悟，也是一直在坚持自己的人生态度。鲁迅写文章批判他，他一直没有写过文章去反驳。他告诉我，理解鲁迅，理解他受身边左翼文人的影响。

毛泽东在《讲话》中树鲁迅为旗手，意在团结知识分子和文艺界的人。为什么是鲁迅呢？他有个性。“人性”、“个性解放”、“人道主义”鲁迅都提过，《讲话》全部否定了。但初期总需要一个众望所归的人来“统一”，想来想去只能是鲁迅。

解放后看出来了。1949或1950年，周作人写信问《人民日报》文艺部：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我看到过这封信，收信人是编辑李离。当时郭沫若是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信转请他答复。郭沫若的回答是：鲁迅和大家一样，首先要改造思想，再根据改造的情况分配适当工作。以鲁迅的脾气是不会接受改造的，对不对？鲁迅身边亲近的朋友全被打成异己、“反党分子”、“右派”，一个没剩，是不是？把鲁迅作为一个旗手、一个神坛上的人物看待，是政治的需要。

人物周刊：王元化先生晚年对“五四”、对鲁迅也有过一些反思。

牛汉：王元化看问题要比我更清楚一点，他思考问题很周到很冷静很细致。80年代初他到我这儿来过，我也去过他家里。我们谈过鲁迅。我们当时准备出个刊物，就是《新启蒙》，王元化领头。光这个名字就肯定不许的：你们要重新启蒙、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周扬的眼泪

人物周刊：说到胡风、王元化，不能不提周扬。贾植芳先生说，“胡风要是做了周扬，比周扬还要周扬。”

牛汉：周扬这个人啊，文艺界的人对他不信任。晚年周扬有变化，王元化先生写过文章的，我也当面见过。好像81 年吧，政协礼堂，开春节团拜会，我去参加了，周扬坐着，旁边有徐迟、张光年这些人。他握着我的手说：“牛汉啊，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这些‘胡风分子’，对不起你们家里的人。由于我的错，55年让你们遭受了很大的苦难，我向你们全家人道歉……”边说边流泪。唉！我就说：我也老了，快60了，请保重身体呵！

人物周刊：周扬为什么掉眼泪呢？

牛汉：我回去跟严文井说。严文井说，哎呀，他在延安开会的时候就是这样，会表演。当时跟你痛哭流涕，很诚恳，第二天照样毫不含糊批斗你，不要相信他。后来艾青打电话来也说不要相信他。但我作为一个晚辈、《新文学史料》主编，因为工作关系需要走近他。你回顾一下他一生的经历：一个有影响的左翼老作家，从延安时期开始，特别是《讲话》确立文艺思想以后，他是文艺界的主要领导，建国以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实际上是全国文学艺术界的大前台。

89年夏天周扬去世，他的儿子叫周艾若，鲁迅文学院教务长，特地来我家，希望我去。我去不是代表个人，是代表《史料》去的。我催请他写回忆文章，他答应下来。一次电话里告诉我他摔了一跤，讲话也变得很慢。他说他记得一些事，但夏衍比他更清楚，以后再说。当时夏衍不在北京，到日本去访问了。后来严文井看到追悼会的报道，就说：“牛汉啊，你怎么去参加周扬的追悼会呢？”

人物周刊：文汇出版社不是出过一本《晚年周扬》吗？

牛汉：好像看过。我这个人脾气比较倔，但处理问题还注意边界，不能因自己的情绪影响了工作。我也不知道延安“ 表演”那段，就看他还挺诚恳的。人都是会变化的，即使周扬那样的人，他也会变化的。当时我就是这个观点。王元化也跟我说过，“周扬是有一点变化哦。”至于别人，艾青啊，严文井啊，跟他有误解，批判太多。

为什么我问题老出在右边

人物周刊：您最初写诗时受过艾青影响？

牛汉：38年就认识他啦。那时在西安民众教育馆漫画班，我是学生，他是“蒋先生”。后来在华北大学见到他，当时他是副院长。

我一直喜欢他和田间的诗。他早期的诗论对我很有帮助。他天天鼓动我，我写了几首赞美大自然的小诗，挺得意，请他看，他却说：“不要再让别人看了。”他是善意的。艾青去延安后没写出好诗来，我当面跟他说的，他点头承认，光叹气。

我回北京以后，跟他经常来往。印象最深是57年被划进“胡风集团”以后，有一天开批判大会，突然听到有人高声叫我名字，是艾青，离我就一丈多远，很大声问：“你的事情完了吗？”我说，“没有完，算告一段落。”想不到他站起来，眼睛睁得很大很亮，不是对着我，对着文联礼堂坐满的人，大声说：“你的问题告一段落，我的问题开始了！”然后像朗诵诗歌一样用拖腔说：“时—间—开—始—了！”这是胡风一首诗的题目。他简直就像一座青铜雕塑站在那里，那种神态和声音，今生今世我都不会忘记。毕竟是写过《向太阳》、《火把》、《芦笛》的诗人！

人物周刊：后来他们一家人去了新疆吧？

牛汉：是啊，76年他回来我见到了。有天下班在西单买熟肉，看见一个排在前面的老人，身上是又脏又旧的黄棉军装，戴顶战士冬帽。我看看像他，走近了叫“艾青，艾青”，他认出我，大叫一声：“你还活着！”快20年没见了。他告诉我他右眼快瞎了，回北京是来治眼睛的。我后来在西城找到他家，一家人挤在10平米的一间破平房里。后来他跟我谈到失明的右眼，自嘲：“为什么我这一辈子问题老出在右边？”也有感伤：“人活在世上只靠左眼可不行！老摔跟头。”艾青……唉，也很复杂。

人物周刊：您提到好些人，都用了“复杂”这两个字。

牛汉：对对对，大人物都如此。每个人都不简单，不复杂就没法生活。何其芳、成仿吾、丁玲……都是。人与人之间，针锋相对时都会展现某一面。随着时间流逝，又都在变化。

人物周刊：您的那本口述，等于梳理了一遍中国新文学史上那么多人的名字。

牛汉：我对许多人的诗有偏爱，像阿垅、曾卓、路翎、戴望舒、冯至……太多了。我觉得文学史上应该留下他们的名字。

人物周刊：北岛最近出了本新书《青灯》。

牛汉：他老打电话来。我跟他关系不一般。他和我儿子是同学，北京四中，他高一，我儿子初三。76年，他每次来，俺跟俺老伴儿都招待他吃饭。

人物周刊：那时候他在做什么？

牛汉：他修马路，后来不干了，生活困难。我不是执行副总编么，就给他搞了个特约编辑，给他每个月发120块钱，呵呵，又抽烟又喝酒的。出差嘛就带他去，到上海、青岛什么的，好吃好住。他是真正有才，当时《中国》发了好多朦胧派的诗，都是北岛拿来的。跟我谈他的诗，碾稿，几乎每个礼拜都来我家，呵呵。

每个人都有写不尽的故事

人物周刊：聂绀弩先生说过一句话：监狱是学习之地，而且里面卫生医疗之类都很方便。他好像出来以后还想回去？

牛汉：他那么说就是了。他是关在山西，无期徒刑，“四人帮”垮台以后出来的。回来以后给他生活费很低，18块钱一个月，还不如在监狱里呆着舒服呢，胡思乱想，看书，写文章，都可以。他回来后谈过这个。晚年的时候外号叫散宜生。

人物周刊：散宜生是西周的一个大臣哎。

牛汉：对对，他就是在铁板一块的体制下，引出一个“散”字来，是个人意识、自由的觉悟，这真是太难得了。所以后来我出了本书叫《散生漫笔》，喜欢这两个字，连起来就是“散漫”。聂绀弩跟我特别亲近，什么事都找我谈——他闷，总要找个人解闷吧。我们不是自由主义，只是求得真正的自由……唉，我们这一生每个人都有非常非常惨痛的写不尽的故事。

人物周刊：胡风先生说过，心有余力的话，他要论一论郭沫若、茅盾和田汉。

牛汉：对，他在给我的信里面提过。他对茅盾有看法，对郭沫若更不要说了。

人物周刊：那田汉呢？

牛汉：就我的印象，他觉得田汉还可以。老前辈，人很好，跟我关系也不错，晚年没什么钱。

人物周刊：重论茅盾是为什么？

牛汉：茅盾就比较复杂了，说了大人物都复杂，不能绝对肯定地谈。他解放后当了第一任文化部长，但他又不是党员，没给他恢复党籍。1954年年底吧，开一个党内的会，我作为《人民文学》的党组织代表去了，冯雪峰也参加了，茅盾列席这个会。我看茅盾那么气愤，举了好多例子，在台上批了一个钟头。后来周扬马上就把他的文化部长撤掉了。

这段茅盾回忆录没写。这说明他内心并不是没有痛苦的，他晓得实际上他没有权，周扬在操纵他，所以很气愤。

就怕搞得不是人了

人物周刊：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你们这几代人经历了漫长的、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其中一些人终于有了自己的思想？

牛汉：是的。就我接触到的，像丁玲，晚年对历史，对政治，对那些观点、路线，她有她的看法了。巴金是比较善良、单纯的人，最后比较纯净，就算政治需要他当个主席，就当着吧。

人物周刊：如果生命可以重来一遍，您还会走当年那条路吗？

牛汉：唉，我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38年想去延安没去成，我父亲不让去；40年、42年也想去，路费都准备好了，父亲又把我拉住了。我父亲早年也参加地下党活动，对政治有一些清醒的看法，不是绝对服从的。他就怕我搞得不是人了，就害怕这个。唉，中国历史，任何人类历史，都不是单线的，都很复杂，都是慢慢地往前流。所以我有个座右铭：有容乃大，得大自在。你容纳，才能让心胸阔大，不那么狭隘；心胸开阔以后，你自在了。

人物周刊：现在这个时代您跟得上吗？

牛汉：中国是有变化的，比过去那个时代要好多了。但历史性的变化，不光是楼盖高了，衣服穿好了。

人物周刊：这个时代好像没有诗人了，文学也凉了。

牛汉：是，现在是这样，可怕哎。文学艺术，以前是无产阶级的、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没有人性哪有诗歌文学？现在这个也不正常。中国这部现代文学史啊，得重新写。对中国作家作真正全面的调查、遴选，重新评判、识别，哪些是真正的作品，哪些不是，这个是需要的。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