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什么是发行保荐书:林语堂《中日战争之我见》3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2:10:54
为什么日本必败
今天我们看到的武力较量，是两个民族愿望之间的冲突。日本的愿望是征服，中国的愿望是抵抗。由于这两个愿望都同样强烈，由于日本人意志坚决，组织有素，而中国则要为自己民族的生存和自由而战，所以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有退缩和让步。这样一点是肯定的：中国的领导不会犹豫，中国的士气也不会低落。因此，结果就成了日本的财政金融和中国的士气之间的忍耐性的较量。不论哪一方，只要具备较为持久的力量，它就会胜利。日本表面上占领的地方越多，它付出的代价，它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的损失也就越大。假设中国碰到了最糟糕的局面，即日本占领了整个中国，仅仅是维持这种占领，日本也会把自己置于死地。因为日本要设法补充并保持全部占领区的100 多万军队，在一个敌对的大陆上面对四万万敌视他们的人民。进行它只能进行的防御战。这个观点当然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上的——中国的继续抵抗、团结和高涨的士气；日本无力巩固其胜利，无力继续搜刮中国的资源，以及财政的枯竭——但这些假设都是建立在铁的客观事实之上的。这就是日本为什么必败的原因。
日本将重蹈它在1905年日俄战争那场损失惨重的胜利之覆辙，最后不折不扣地崩溃，它比俄国还要渴望和平。最后被迫接受子虚乌有的胜利。在1905年那场战争结束之时，日本就像一只好斗的公鸡，在胜利的刹那间高声啼叫一番，而后就倒地而毙。日本梢疲力竭，甚至无力在和谈中向俄国要求战争赔款。因为不然的话，俄国就会威胁说要再打下去。日本的时事评论员们对罗斯福总统说，让日本从嘴里吐出它的“胜利”果实满洲，是“无法忘记的不公平”，这就是这种“不公平”背后的故事。另一个美国总统也许会强迫日本放弃中国，但他不会这么做，也不能这么做，除非日本处于日俄战争结束时那样的经济困境，现在需要中国人来创造这种困境，那时，美国和英国的干涉才会成为可能。
著者无意再深入探讨日本的财政、中国士气的高涨、中国游击队的抵抗，以及日本“占领区”实况等问题，这些都是中国始终胜利的基本条件。日本财政的衰微和羞于见人的黄金储备，是聪明的西方人士众所周知的事。集权主义的措施只是对国内的财政有利，并不能改变日本需要继续用黄金和萎缩了的出口贸易来支付必须从国外进口的军用和商用原材料这样一个事实，集权主义也无法把一个国家的外贸从战争所造成的灾难之中拯救出来。
另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日本对铁路沿线地区控制无力，在所谓“占领省份”铁路沿线的军队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在整个山东和河北的农村，还看不到日本军队的影子，那儿是由中国的国民政府加以统治和管辖的。其县吏和省官是由国民政府委派的，他们在山东和河北的权威，实际上比战争爆发之前还要稳固。中国人还是继续收税，开办邮局和银行，由乡村合作社统营各种农产品；北平傀儡政府派来的人一到乡村就被暗杀；八路军在农民中组织的完整的侦察系统，使汉奸们不可能渗透到农村中来；游击活动频仍于北平、济南、天津和上海的市郊乃至城下；中国的游击队在日本守护的铁路上跨来跨去；一批批的“满洲国”军队以及驻扎在不同城市、由日本人武装起来的中国和平保卫团开了小差。铁道时常被扒掉，日本军人彼截，日本人的前卫部队被一批批地消灭掉。中国的游击队穿上了被俘日军的服装，他们三分之一的军火要从日本人手上夺得。在这种情形下，河北、山东、山西的日本人从来不敢冒险出城，除非是在大白天，二三百人一起出动。在石家庄这个京汉线和石太线的重要枢纽，日本占领已这一年半之久，现在他们不得不在夜间退到只占三分之一的城市地盘固守，而云集在郊区的游击队则夜袭进城，获得他们的粮食供应，与被占领区三分之二的老百姓亲热一晚，然后在黎明时分悄然而逝。
最终结果是，除北平之外，日本人只占领了一些荒城，常常是由碉堡里的日军提心吊胆地守卫着。城里大部分是非老即穷，无力逃跑的人。这样的城市毫无贸易或商业开发的可能。事实上，每多占领一个城市，就意味着日军要增加一份守卫的负担，要进一步扩展其单薄而危险的交通线，并在其不断增加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消耗和浪费上再加一个项目。
现在日本人必须承认对他们的仇视和恐惧是非常普遍的。他们的野蛮、傲慢和不道德，使单纯无辜的人民蒙受灾难，使得中国所有的城市和乡村的人们在日军到来之前就远走他乡，就像逃避最使人害怕的瘟疫一样，就是给他们奖赏也没人肯回去。在这一群群现代化的野蛮人到来之前，有5000万中国城乡居民大规模地离乡背井，抛弃了房屋和财产去逃难，这是日军所作所为的最好注解，日军官兵的洗动、掠夺和强奸所获得的个人利益，使得日本作为国家不可能从占领区获利。在战争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剥削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被动的抵制，有被占领区人民的极端贫穷，还有不安全的形势。
日本人强奸中国妇女，枪杀市民，把战俘关在封闭的草棚里或者干脆在他们的头上泼洒汽油烧死，挑杀婴儿，围捕年轻人，溺杀难民，沉没渔船，大规模轰炸城市，这些令人难以想象，令人发指的暴行，已由中立国的观察家们作了一致的、多方面的报道。对这些事实①，我们如果能变得麻木无情一点，就可以从长远一些的观点来看问题，把它们看作唯一的、最了不起的幸事，因为只有这样，中国各阶层的人民才能团结起来，增强抵抗的决心。自从上帝创造人类以来，没有一个民族或者国家曾经像日本对中国那样以如此之大的规模，将一个邻国的人民无例外地置于一个更凶残、更傲慢、更冷酷、更下流、道德更败坏的统治之接受的排外教育和宣传的结果。日本正自食其反欧反华信条之果，这种信条有时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日本的高做和残酷是不会也不可能罢休的。对我这样一个生长在厦门的人来说，童年时代就目睹了日本人的劣行和日本领事馆对由日本臣民在那个港口过去30年间所开设的鸦片烟馆、赌场和妓院的庇护。无论是日本在北方的走私，日本士兵普遍的道德败坏，还是他们堕落到低于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的道德水准，我都丝毫不会惊奇。当一个民族利用治外法权这个特权，有组织、有计划地鼓励大批的兵痞用一队队的大汽艇、登陆坦克、卡车，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走私，并给予直接而明确的领事保护时，这种走私就再也不能说成是个别人的行为，这个民族已经堕落到了干一些真正的一流强国所不耻于干的事情。
①原注：参见丁伯雷（H. J. Timperley）的历史性著作《战争意味着什么：日本在中国的恐怖》。
日本今天的这些暴行和卑劣行径是与他们战前的暴行和卑劣行径相辅相成的，并且都源于同一个种族性格。在承认日本人民的一些令人羡慕的性格特征的同时，我也得不无遗憾地承认他们某些令人厌恶的“卑劣”的品质，这是我综合多年来各种印象之后所下的结论；这一点，一个诚实的、有思想的日本人也一定会认可的。
我并不想在这儿奢谈日本人的种族特性，我仅仅是指出日本在技术和军事上已经达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水平，但在道德上它却仍然是完全不合格的。日本人的水平，比方说，就远比英国人低。我想要说的是，日本对待中国大众的行为特点是不会改变的。东京的日本当局于是就被迫陷入了另一个窘境：知道这种野蛮行为会继续下去而无可奈何，却又希望这种野蛮行径所产生的压力会迫使中国人变得道德败坏，以至放弃抵抗。当然，结果是恰恰相反。
日本人拒绝承认日本是中国反日运动的教父，拒绝承认中国人都有权力憎恨所有那些日本对华政策所主张的东西，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日本人缺乏敏锐的辨别力呢，还是缺乏幽默感。日本人不能或者不愿意承认中国人非常英勇地保卫上海是因为每个中国士兵都憎恨日本人；在日本人中流传着的故事是：中国士兵即使在敌人的飞机、坦克、大炮的攻击之下也不临阵脱逃，仅仅是因为蒋介石在他们背后安置了督战队，如果他们企图退却，就要遭到蒋的机枪扫射。真正的原因——尽管这些解释也许有些悲伤——是中国士兵们的背后都站着他们被蹂躏过的姐妹们、母亲们、妻子们和被杀害的婴孩们的幽灵，是这个在激励着他们去继续战斗。这一大群被蹂躏的妻子和被杀害的婴孩的幽灵将随着战争的继续而增多，并且不论中国士兵走到哪儿都紧紧跟随。因此，如果日本战争机器的目的是轰炸、杀害、强奸中国人，以使他们热爱日本，那末，日本的战争机器将不得不杀掉4万万男女老幼中所有高尚的、具有自尊心的中国人。日本煞费苦心地渴望扑灭这种反日情绪，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对付此事的认真态度，使得此事更具戏剧性。看来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有些东西即便是炮舰或轰炸机也不能扑灭的。日本的轰炸机也不能轰炸掉作用与反作用的自然规律的存在。
在今天日本陆军和海军的头上，徘徊着致命的幽灵，一个民族命里注定要去完成一项无法完成的使命，并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毁灭它自己。日本人过于坚定，过于缺乏幽默感，以至不能放弃靠轰炸、残杀、蹂躏中国而使其抛弃反日态度这样一个丧失理智的使命，并且不到她把自己弄得实在精疲力竭的时候，不到全民族都切腹自尽的时候，不会停止这些行动，何其可悲！
“噢，人们什么都敢做！什么都可以做！人们每天都在做些什么！却又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可见，前途是毫无疑问的。从1939年起，中日战争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抵抗力量将分散在各条战线上，而不是集中在某一点，在未来的长时期中，抗日战场上不会有什么壮观的战争，但却更有效果。日本将要保卫更多以往曾由中国人保卫的地区，日本在中国土地上的部队很快就必须超过100 万，仅仅是维持这100 万士兵的消耗，就会使日本在一年之内财政全面匮乏，从现在算起，至少还要有半年的时间日本人才会意识到蒋所提出的长期抗战的全部本质。到1939年晚些时候，日本人所面临的破产会迫使他们去寻求和解。但是，这一天的到来会伴随着太平洋力量的干预。到1980年，日本就会忘记所有这一切，并会谈论美国总统强迫它吐出其“胜利”果实的“不公平”。对日本民族来说，即使在1940年，这也是一个多么值得深思的问题啊！
民众对他们领袖的无知得付出多大代价！有时候，仅仅是消息灵通一点，就是一项伟大的品质！在7 月“芦沟桥事变”的前几个星期，全面战争开始之前，一天我看到一份从东京发出的登在《纽约时代周刊》上的一篇真正悲哀的报道。这篇简短的报道说，日本的一些军国主义者向他们的政府保证，蒋介石的抵抗之谈只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而中国的团结也仍然是骗人的把戏，经不起日本的攻击。但在同一天，一位刚从中国回国不久的外交官则警告那些领导，说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国家，事变的恶化将意味着毁灭性的大战。正如我在1937年11月战争开始后不久写的（发表于《亚洲杂志》）那样，“用中国话来说，日本是‘骑虎难下’，既下不来，又不知如何继续走下去，焦虑万分。但它又不得不继续‘骑下去’。日本实际上陷入了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与此同时也巴望着一场轻而易举的胜利。当它在考虑蒋介石关于抵抗的谈话时，错误地估计为‘虚张声势’。其次，它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团结的力量。第三，它还错误地认为，向中国的妇女和儿童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就会吓倒中国人，而不是使中国的抵抗力量更加强大。因此，如果日本的发言人下次声称只有他们才了解中国人，而西方人则不行，我们只要指出这个事实就可以了”。在同一篇文章中，我告诫道“我不得不假设一场持续多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交战双方都将出现彻底的精疲力竭”，以及“我们面前是一场要打一两年的战争，唯一肯定的事，是两个民族都将毁灭”。日本军队具有勇气和进取心的美德，但也有不可原谅的缺点，他们对中国可悲地无知。孔子曰：“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很明显，孔子作为一个君子，将会从心底里憎恶今天的日本军队。孔夫子的反日态度由他的信徒子贡的进一步陈述确定下来：“恶激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论语》阳货篇第十七）
在另一篇文章中（1938年7 月30日《纽约时代杂志》），我曾经写道：“中国战斗到底的决心将促成一个僵局，我相信这是唯一确定的结果……在这场战争的末了，中国将遭到破坏，而日本则会虚弱得变成二流强国。当日本接受了来自第三者顾面子的调停而被迫停止侵略的时候，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将被用来参加完成国家民族恢复的艰巨任务。这场战争的影响，在以后的几十年都能感觉到。”
中国未来的道路
人类的一切生活无不蒙上自己过去的阴影，并把现在的阴影投给未来。
正如莎士比亚所说，一个人所做坏事的影响比他的生命还要长久。这场战争的幽灵，将徘徊在东方的大地上，在今后几十年内都会给中国和日本投下阴影。
这场战争最终会给中日双方带来不少大伤脑筋的问题。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日本将有许多麻烦需要解决——国际贸易中断之后的麻烦、国际信誉的丧失、财政的枯竭、通货膨胀、工业军事化造成的失调、卖不出去的债券、消费开支的上涨，以及战争所造就的大批野蛮和惨绝人寰的归国士兵。日本将会在各方面都受到它自己的军国主义者们疯狂冒险所造成的后果的惩罚。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将覆灭，中国也不可能强求日本支付战争赔款以补偿它给这个和平安宁的邻国所造成的灾难，如此而已。日本停止入侵，就已构成了它自己的失败和中国的胜利。但是因为日本海军仍旧未受攻击，中国现在也没有得到外援，以建立起强大的空军从而与日本继续打下去，战争的结果也就只能如此了。
日本精疲力竭或者几乎精疲力竭之时，太平洋力量的干涉是肯定的，这是由自私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事实上仅仅依靠经济和外交上的压力，各民主势力就能够使破产的日本接受和平，或者进一步，只需给俄国熊一个信号，让它扑向日本，并与之配合默契，大功也就合成了。然而由于这样做并不符合资本主义列强的本性，所以极不可能，除非俄国熊自己决定去进攻日本。
可能的情况是“太平洋力量”将稍稍提高自己的嗓门，而日本外交官将把自己的声音降得柔和一些。与此同时，美国的公众现在既然已经不再担心和摇摇欲坠的日本作战了，并且不再认为日本占领中国和俄国之时会与美国交战，他们已从这种荒唐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于是美国政府将仍然踏着忸忸怩怩的步伐与“太平洋力量”保持“同步行动”，不偏不倚地来加强东方的和平了。尽管英美的联合行动有实力作后盾，是可能代中国要求赔偿的，然而，美国的冷漠态度将决定它不会使用武力来达到这一目的。“太平洋力量”所感兴趣的，首先在于门户开放政策和《华盛顿公约》的各项原则的重申，其次在于限制日本的陆海军力量。这是消灭太平洋上一个对手的绝好机会！著者并非暗示说美国对中国缺乏友好和同情，我的见解是建立在铁的事实之上的：任何国家关于“国际友谊”的谈论只不过是一种外交辞令，一切国际外交都不是基于感情，而是出于各种利益上的争斗或联合。
然而，在明智的外交官看来，中国以及其他“太平洋力量”民族，将从日本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和平利益出发，去修复那个无论何时都能用战争来吞噬掉日本人民本身及其邻国的日本政治宪法上严重而致命的缺陷，坚决要求日本在宪法上削弱军方的势力，消灭超级内阁、超级议会和超级法律特权，要求恢复日本的真正民主。在这场灾难性的战争终了之时，提出这样的要求将很可能与已经存在于日本议会中的情绪不谋而合，并将加速日本法西斯的倾覆。日本人民应该受到保护，以免受他们自己国家那些嗜血的战争狂和急功好利的军国主义者之害，民主力量必须在日本有所加强。
如果我能够自行其道，我要强调以下“三原则”作为公平合理的和平的依据：
（2 ）必须废除日本陆军和海军的超级内阁、超级议会和超级法律特权，日本要在其他国家的帮助下建成真正的民主国家。
（3 ）日本必须放弃其反华政策，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行政主权。
这些都像广田的三原则一样动听，只是在内容上少了些邪恶和伪善，笔者也很愿意成为我国军事家们精练的代言人。如果不会破坏美丽的“三原则”，我将加上第四点：
关于中国战后的对外关系，我坚信将出现一种各民族间的友爱、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全新气氛，一种中国通过自己英勇的民族解放战争赢得的新气氛。实际上，中国将结束自19世纪与西方关系密切之后所打的第一次胜仗。
这是本世纪唯一的一次没有丧失尊严的战争。不过，正如日本将是一个困顿不堪的失败者，中国同样也将是一个困顿不堪的胜利者，眨巴着眼睛、步履踉跄、衣衫褴楼、气喘吁吁地欢呼胜利。可以肯定，这里有一种心灵深处的欢欣，一种保住了国土不受敌人霸占的喜悦。但是，在被毁坏的耶路撒冷的废墟上，不得不建造一座新的城市。胜利的欢欣与民族解放的喜悦多少会被借债的必要而冲淡。伟大的民主国家们将会运用经济这一武器，来维护他们在中国的权益。届时，肮脏的钞票将会成为远东国际友谊最大的纽带。
那时，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以及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将会十分有趣而值得一观。但从总体看，我必须说，双方的态度都将更为健康。在中国方面将会有一种重新产生的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同时被中国人传统的理智和克制以及所讲的借债的必要所冲谈一些。在外国人方面，将会有一种热望保持旧日某种特权的态度，同时也被一种真挚的友好所冲淡。中国为她自己的成功而欢欣鼓舞，民主国家们为太平洋对手的衰弱而对中国感激不尽，双方都将充满了宽宏大量的精神，因为幸福和感恩的人们有资本宽宏大量。
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是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战，也是不可避免地为一个更伟大的目标而战。她势将改变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力量平衡。
中国和日本被迫进入财政崩溃的境地，也会造成一种新的形势，那就是英、法、美和苏联的渔利。
我不敢苟同于中国外交官所谓中国是为神圣盟约的原则而战的观点；中国是在为比这更基本的东西而战，即保卫自己的家园，保卫民族生存的权利。
在这10年中，无论美国、英国、法国，还是地球上其他任何力量，没有任何一方愿意为正义的神圣原则或盟约的尊严而战；所以，为什么要期待冥顽不化的中国异教徒为一种理想化的原则而战呢？更何况据我所知，这种理想化的原则并不存在，除非在天堂；但是那个虚无缥缈的天堂谁也没见过。如果傻里傻气的中国人一开始就为白里安- 凯洛格条约或《华盛顿条约》的神圣性而战，并在几个月里就发现其他签约国家使我们失望，难道他们会继续战斗而不尽早放弃堂·吉诃德式的努力吗？
尽管我不同意关于中国加入这场战争的动机的说法，但我并不否认它实际上的含义和结果。不管中国愿意与否，她都将单枪匹马地作战，不仅为神圣盟约的道义，而且也为全体太平洋力量所热切渴望的许多东西而战。事实上，中国如果说不是出于本意，将为防止东方丧心病狂的法西斯主义的泛滥而战，她将为摧毁一个潜在的下一次欧洲战争中德国与意大利的强有力的同盟而战。她将战斗并挫败可怕而庞大的日本土地上帝国产生的可能性。否则，这样一个帝国会用它永不枯竭的人力物力威胁世界和平和国际贸易。事实上，她将为保护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者而战。这些美国人一年前还迫切希望把棉花卖给日本，好永远搞垮日本的棉花贸易。她将阻止日本成为一个经济上和军事上自足的强国。她将有效地阻止日本向菲律宾、印度支那、暹罗，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等地推进。
主人会同样地客气吗？他们会不得不这样做的。西方外交官们的谈话会充满“繁荣昌盛”、“前程似锦”等等溢美之辞，中国人也会以一些漂亮的废话作答。但要紧的是，他们将会上门借钱给你，而繁荣昌盛、前程似锦的主人也非常想去借。不起眼的中国贸易，不值得外国人为之争斗的贸易，将会变成一个没有任何风险的非常赚钱的买卖。一群群迷失了方向的中国士兵和年轻好斗的党人，不可能学日本的样子，时时地对外国人蛮横逞凶来宣泄他们新发现的自豪感。中国人与生俱来的遇事忍耐的品质又会出现。可以相信，蒋介石会制止任何对有财力的借贷者的粗鲁行为。至少中国人不会用机枪扫射英国大使的轿车，不会击沉扬子江上的美英炮舰，不会用脚去踏穿着紧身短衬裤的美国妇女，不会打美国领事馆官员的耳光，不会把美国国旗扯下来扔进黄浦江，不会用刺刀去刺保护中国妇女的法国牧师，不会要求外国记者在上海外白渡桥中国警卫面前扔掉手中的香烟，尽管人们期望中国人会做出这些粗暴无礼的排外主义和反欧主义的行为，但即使“义和拳”也没有完全做到。1900年“义和拳”的排外主义已成为一种敌视中国的一成不变的标签，并为西方公众所接受，这些西方人没有意识到近40年来中国人的民族骄傲已经被彻底摧毁，这种荣誉已经传给了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齐格菲①、裘利斯。凯撒（1 ）和太阳女神的后代们。
①齐格菲（Siegfried ）一译为西格夫里特，德国十三世纪初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相传以龙血沐浴后，全身刀枪不入。
此外，人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一个人降临此世，造物主必定会赋予他一定量的人类憎恶。这个数额因人而异，但不能超过他的心理负荷。只有那些心理变态的个人或民族才会恨所有的人，中国人幸好心理十分健全。造物主赋予他们的憎恨全部花在日本人身上了，实在就没剩多少憎恨去恨别人——无论是白种人、黑人还是褐色人种，我相信现在中国人就总体而言都认为日本人是十足的魔鬼，相比之下，便认为其他民族起码是他们的同类。难民营里的白人医生、护士以及传教女士的工作使这种对比更趋明显。那些曾经在东方受到毁谤的白人侨民在这次战争中至少已经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他们是为了他们国内的美国商人的利益而工作，但这些商人却在咒骂他们，要他们撤出中国。哦，西方人能够体会到中国人的受宠若惊这种伟大高尚的感恩戴德的品质吗？美国红十字会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他们原本可以给予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和孤儿们以同情，可以为将来美国的在华贸易赢得中国成千上万人的友善。这种疏忽是无可原谅的。身穿白大褂的美国医生和护士在各地护理中国妇女儿童的情景，在中国人心目中本来可以构成一幅令人难以忘怀的画面，而不是现在这样为数不多、孤零零的几个形象。但是，日本决不会要美国红十字会插手它在东方的事务。因此，我只是推测，而不作解释，对这种公认的失误作解释不是我的责任。据我所知，美国红十字会为救济中国，正“准备接受捐献”，不过，当积极活跃的美国精神变为消极被动，且什么事也不乐意干的时候，我就知道准是有什么地方出了些差错。
然而，事实上中国将在外国人的帮助下与日本作战，并在他们的干预下实现和平，尽管中国是单枪匹马地和日本打仗。这会有助于减轻中国人对西方人的不少痛苦和幻灭感，这些都是由于西方列强在战争开始的一年半内未能履行条约赋予他们的义务而造成的。可是，随着这场战争的进程，随着日本和西方贸易利益的冲突，由于日本向华南推进而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激烈，由于战争趋势日益明朗化，中国抵抗不会失败，日本无法胜利，来自法国、英国、美国的援助也会日趋重要。由于日本在逐渐衰败下去，英美的态度也会逐渐强硬起来。无形的联合抵制，严格地控制日本信贷，禁运物质，经济上的报复行为，官方的举动，都将逐步升级，直到主动干预的时机到来。这种反应自然会促进中外友善。一般的结果是，西方人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和租界将会很快被废除，而《华盛顿公约》的伟大原则将得到维护，中国将在外国资金的帮助下继续进行自1937年7 月由于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的民族复兴和重建。
中国的内部政体将会由国共两党的争斗，或者说由蒋介石与八路军将领朱德、毛泽东之间的争斗引出一个折衷的结果，中国文化传统的遇事忍耐的宽广基础，将会促成一个介于独裁统治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政治折衷，将产生一个有中国自身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在西方普遍理解的那种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广泛深入的斗争中，中国将倾向于民主主义。
极大的可能是倾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强有力的独裁统治，但这种独裁又有别于希特勒、墨索里尼或斯大林模式的集权主义。蒋介石的个人声望通过他在这场战争中的无畏而英明的领导将变得十分震耳，因而他将领导一群庞大的追随者并得到人民的信任。他将不仅仅是印度的甘地那样的道德上的独裁者。他没有抛弃，并且将来也不会抛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治主张。但是他将以中国的方式控制整个中国政府，双手紧握军事、财政和政治大权，在中国民主政体的框架中取得实际上的个人统治。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的重振所面临的紧急问题同样需要权力的高度集中。你会听到许多关于“三年计划”或者“五年计划”的说法。中国的环境和民族传统不会允许蒋介石宣布自己为中国的“独裁者”，而他也不会那样做，但是一个人没有那样的头衔也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领袖，像捷克斯洛伐克的马萨里克①。蒋介石已经表现出来的一些品质，比如他太狡黠，太中国式，使他不可能去搞独裁。事实上，他的手腕要比他早年决意夺权时老练成熟得多。独裁统治毕竟只是政府的一种极端形式，而中国人是何其痛恨极端！没有一个中国的政府领导人支持法西斯主义或独裁统治；而蒋介石周围将是这样一些反对独裁的人，他要同他们一道工作。他的权势已如此显赫，他没有必要去违抗民意，实行法西斯统治，从而动摇自己的领导。
①马萨里克（T. G. Masaryk ，1850—1937），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1928一 1935 ）。
另一方面，共产党青年和八路军领导的力量正在增长。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和中国抗日游击队伍活动范围的扩大，左翼人士将逐步在老百姓中得势，并将强大到足以让蒋介石注意他们的要求。朱德和毛泽东也会变得中国化、老练和狡黠起来，并避免走极端，而是致力于妥协和解吗？答案是他们已经如此这般地做了。知晓朱德和毛泽东的人都会知道他们绝不是狂热分子。他们宣布不仅在战争期间，而且在战后重新建设时期都愿意和国民党合作。这一宣布意义重大，而且共产党领导人从不食言。就今天所处的形势而言，左翼人士已经放弃他们那独特的没收地主财产的共产主义纲领，而采取民主的立场，打算以一个合法政党的身份，在民主体制下开展工作。他们从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已经认识到蒋介石的领导对中国这代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已经接受了这个领导。他们处在反对党的地位上，自然会赞成反对党通常需要具有的民主权利——换言之，要求政府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要求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权利，以及批评国民党的权利，这也是他们一贯明确的主张。正是由于这个左翼团体的存在才会阻止国民党步步陷入一党统治，这个团体会变得非常强大而不可忽视。他们的游击队在抗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赢得了一半的战争，所以人们都不会容忍蒋介石发起另一场反共运动，而蒋介石则太聪明了，他不会去冒这个险。最终的结果将会是左翼集团将形成一股健康的势力，以保证民主政体和机制不受任何一党专制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左翼分子将变成一种能代表普通百姓、农民、劳工的力量，强迫国民党重视乡村的重新建设，这也正是中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也将通过战争给农民一些自己管理自己的经验、训练和技能，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把农民武装起来，教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进行自己的战争。
乡村组织机构内部将会发生一个变化，他们将学到，政府是服务于大众的机构，而不同于旧的官场。游击区乡村人民的政治素质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所有这些使我们面临这样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人将成为中国民主政体的基石。我们即将看到的逐渐在中华民国形成的这种民主体制，将有别于美国的民主体制。正如美国的民主体制不同于英法一样。中国人知道如何制订各项制度以适应自身特点以及思考方式。人们无法事先言中政府将采取何种式，使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同的政府机构，各种代表制度都有何权利等等。用任何一个西方的模式来判断中国民主的进程都是不公平的和肤浅的。与外表上已有的西方民主模式最完美地一致起来，并不能保证一个民主体制不堕落到财阀统治。因此，即使是美国宪法也必须遵循《独立宣言》的原则以及人类平等的基本信仰，而不是追求表面形式。
我们必须把民主作为一种手段与民主自身作为目的这二者区分开来，必须把民主的机构与民主的精神区分开来。在中国，西方的民主机构将与古老的民主精神结合起来，这种精神与中国一样古老。民主政府的机构将是新的，而人类自由、宽厚、民主，政府以为民造福为己任，这些观点广泛的基础却与《孟子》和《书经》这些最古老的孔学五经一样的古老。这也同中国史学家的理论一佯古老：根据《书经》所述，一个朝代当以信治民，它承受的是“天命”，一旦政府对人民施行暴政，它就会失去委托的权利，人民有权利起来反抗，所以在中国，共和政府的新机构将是这种新民主中最不讨人喜欢的一面。甚至也许会有高尚体面的中国绅士毫不谦虚地叫他们的选民选他，所有的候选人将会忘记一旦当选，他们会多么不称职。我真害怕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在中华民国建立以来的27年里，我从未看到此类事情的发生。任何事情都是通过幕后的操纵和私下的贿赂而成功的。做得既体面又高尚。中国的议员很可能仍是被三顾茅庐之后才肯去任职，去“精忠报国”。然而，除了那些知识学人之外，亦即那些迄今仍为伟大的和唯一的行政官员之外，人们看到今天“参政会”中有来自各阶层的代表。这个议会在战争开始后进行了第一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将政府还给人民的第一步。我很想看看农民和劳工的代表在议会中将如何行使他们的权力。所有那些游说、党派政治和捞取选票时的丑恶特征以及服从多数尊重少数的权利的深刻教训，中国人民都将慢慢学到。
然后重要的是，人民已经有了明显的西方意义上的那种觉悟，在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公众舆论。战争对整个民族的政治教育，各阶层人民都积极参加到保卫国家的战斗中来，这些都将进一步加强并深化这个有组织的公共舆论。民主，归根结蒂也要依靠这种舆论。在宪法的指导下，现代的公众舆论，比起过去老百姓赖以向皇帝申诉的什么“民声”、“言路”等等会得到更好的组织和保护，而这种“民声”、“言路”则曾经是古代中国的廉洁政府向人民“开放”的最理想的形式。对公民自由的法律保障如果执行下去，将会使人们的心理和公众态度有根本改变，并使消极冷漠的中国人转变成在社会和政治上都积极上进的人，正如我在分析中国人“冷漠”的根源时特地指出来的那样。坦率他说，4 万万温顺的中国人学着“趾高气扬”和“坚持自己的权利”的前景也真的使我感到迷惑和恐惧。
但是，古老而仁慈的中国哲学家会理智地防止这个民族不加思索地闯入行为和意识上的极端。自由主义不会在西方消亡，也不会在中国消亡。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毕竟中国人的人道主义和理智精神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正是由于这种精神才使得蒋介石不像欧洲的独裁者那样地独裁，这种精神又保证了专制制度的秩序。秘密警察一旦用之于中国人民，便注定要失败。
正是这种精神削弱了古老的、专横的君主统治，使中国人不可能视皇帝为半人半神的超人，在以往的22个朝代里我们已经砍下了不少君王的脑袋，这使我们无法相信他们是神话中太阳女神的后裔。正是这种精神使我们赋予诸神以人性，同他们开玩笑，认为神也是通人性情理的，即使神也不会太神。公元5 世纪的一个民间故事，讲述了一个农夫和雷神的争论。当雷神的霹雳快要击到他时，他把雷神说服了。原来雷神并不知道实情，上了蛇精的当，对农夫产生了偏见。是蛇精吃掉了农夫饭篮里的食物——一个十分憨厚勤恳的农夫的饭篮——然后那蛇精才被农夫打败的。雷神认为自己“无理”，就转而将蛇精击死在洞穴里。正是这种精神便使中华民族不可能因为政治学教授说了句“皇帝是国家的器官而非国家本身”就去迫害他，像发生在东京的事情那样。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中国的君王们被夺去了皇冠，中国的暴君被推翻，中国的英雄被拉下了马。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中国人在看到在267 万3 千平方英里的满洲①让给日本之后日本人“不通情理”，仍然贪得无厌，他们才终于被迫奋起作战，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使得中国人起而谴责纳粹德国政权迫害那些没有保护的妇女和儿童，并且强迫他们为它自己的歹徒造成的暴乱负责，赔偿损失。这种精神也使得中国人怀疑欧洲文明是否还存在。
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与幽默感和平衡感有关，并会排除各种各样的狂热。中国的文明、个人和公众生活过去都以这种理性为基础。我们可以肯定，①原文如此。此处林以“满洲”代指“日本占领区”。
中国必将消除一切狂热，而接受一切“合乎情理”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