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专利代理:读懂这些受益终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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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式管理就是应用中国古典思想和古代经典中的思想进行企业管理的理论，目的是达到“三个升华”：管理经验的升华、企业文化的升华、管理者修养的升华。所谓管理经验的升华，就是通过古典式管理对企业家零碎的企业管理经验进行提升、总结，阐发为符合中国古典精神的系统的理论，用以指导企业的进一步的发展；所谓企业文化的升华，就是以中国古典文化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墨家文化、中国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等促进企业文化的中国化、本土化、特色化；所谓管理者修养的升华，就是以中国经典著作熏陶企业家，提升企业家的修养和境界。

古典式管理的特征是：1、强调古为今用、学为企用、政为商用。它是中国典籍精华、学问精华、政治经典如《资治通鉴》的精华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2、强调哲学式管理。中国传统思想是哲学式的而不是宗教式的，是人生社会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做人准则的汇集，是诸如《道德经》、《论语》、《菜根谭》等格言警句式的理论。与此对应，古典式管理也不是烦琐哲学，而是“箴言哲学”对应的“箴言管理”，属于“一分钟管理”。3、强调战略管理、“境界管理”。中国古典思想属于治国平天下的战略及谋略思想，同时，中国人追求境界而非知识，崇尚圣人而非学者，推崇所谓的“宇宙境界”。古典式管理就是提升企业家战略决策能力和思想境界的管理模式。

古典式管理与所谓“中国式管理”不同，前者更加强调经典和传统文化精华的应用，摈弃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圆滑变通、随机应变、官商勾结等中国的糟粕，以及找靠山、拉关系、结帮派等“适应社会”的教化。

古典式管理的内容：按照流派、著作，可以分为儒家管理、墨家管理、道家管理、法家管理、兵家管理、纵横家管理、货殖家管理、阴阳家管理、佛教管理、禅宗管理、道教管理，以及易经与管理、诗经与管理、书经与管理、山海经与管理、战国策与管理、史记与管理、资治通鉴与管理、长短经与管理、贞观政要与管理、官经与管理、兵经与管理、三国演义与管理、红楼梦与管理、菜根谭与管理、增广贤文与管理等。

按照思想特点，古典式管理又可以分为：王道管理、仁义管理、和谐管理、中庸管理、修身管理、兼爱管理、无为管理、“无”的管理、太极管理、无极管理、弱管理、柔管理、隐管理、简朴管理、箴言管理等。

事理学是探讨做事道理、规律的学科，它与物理学一起，构成了研究“事”“物”之理的科学。而古典式管理“事理学”就是从事理学的角度总结出古典式管理的规律、定律和定理。

1、仁爱——和谐定律：仁爱产生和谐；塑造仁爱企业文化，有助于建设和谐企业家园。

孔子：“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

孟子：“爱人者人恒爱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善战者服上刑”；“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墨子：“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

2、王道——仁政——太平定律：以爱怀天下，以德治天下，以理服天下，以利养天下，修、齐、治、平尽在其中矣。能平天下，何愁不能平商贾？

孟子：“仁政”；“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尊贤使能，俊杰在位”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无恒产，因无恒心”；“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

3、修身——魅力领袖定律：惟有修身，才能服众；惟有成为魅力型领袖，基业才能长青。

孟子：“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万物皆备于我”；“人皆可以为尧舜”。

孔子：“五事”——“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迁怒，不二过”；“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不学礼，无以立”；“君子无众寡，无大小”；“君子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君子正其衣冠”；“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敏于事而慎于言”；“君子坦荡荡”；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4、中庸——免于倾覆定律：不偏激，不极端，不暴戾，才能免遭祸患；深沉厚重是第一等品质；船走得太快，易于倾覆，企业扩张得过速，难免破产。

孔子：“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温而厉”，“恭而安”。

《中庸》：“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

   《半字歌》：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半里岁月自悠远，半里乾坤舒展。半雅半俗人生，半山半水田园，半工半读半苦甜，半儒半佛幽闲。半新半古器物，半华半朴衣杉，人情半浓半清淡，菜肴半丰半俭。世事半明半昧，思虑半近半远，言语半拙半智贤，心情半佛半仙。饮酒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娇妍，犹抱琵琶半遮面，媚态半藏半显。半思浪漫梦幻，半想现实艰难，半张船帆免翻颠，马放半缰稳便。半少饶有趣味，半多反厌纠缠。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

、利益——天下大同定律：以正道谋利，奠定社会物质基础，最终实现天下大同。为职工谋利、让利于消费者，企业才能永续经营。没有利益激励、制度约束，君子国会变成小人国；丰衣足食、恪守规则，小人国也会成为君子国。

孔子：“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富之”；“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不可求，从吾所好”；“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敬其事而后其食”；“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孟子：“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

《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知进知退——创业守成定律：人生和事业都应艺术化，入世与出世并行，适时功成身退、急流勇退，才能创新生活，守住家业。

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隐居以求志”；“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易也”。

《易经》：“独立不惧，遁世不闷”；“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天地闭，贤人隐”。

7、后而先——反而正定律：分配利益时处于后，反而尽占先机；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事物总是辨证地发展的，从反面入手，反而可以达到正面。企业家不必争个人之功、个人之利，不必因企业兴而荣、企业困而馁。

老子：“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事长”；“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置之度外）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不是要表现出无私吗），故能成其私”；“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大成若缺…，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曲则全，枉则直”；“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8、守柔——以柔克刚——免祸定律：低调、低姿态、韬光养晦、以柔克刚，实现柔式太极政治、太极人生、太极事业，才能破坚克难，不取其咎。

老子：“守柔曰强”；“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弱胜刚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强梁者不得其死”；“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厚藏则多亡”；“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9、无为——无不为定律：统治者不乱干预，市场经济、公民社会自会健康发展；君主不从中掣肘，将军自会随机决断；老板充分授权，形成激励约束机制和事业部制度，企业自会壮大。

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治人事天，莫若啬（少做）”；“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让战马停下施肥）；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故无事，无执故无失”；“为无为（以无为当作有为），则无不治”；“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以智治国，国之贼”；“智慧出，有大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圣人皆孩之”。

10、上德若谷——谨慎处世——化险为夷定律：君子应上德若谷（最高的道德是虚怀若谷）、上善若水（最高的善是象水那样泽润万物），同时和光同尘，韬光养晦，谨慎处世，才能永保平安，做成大的事业。

老子：“上德若谷”；“报怨以德”；“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摘”；“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宠辱若惊”；“圣人被褐怀玉（穿着破衣服，怀揣美玉，比喻怀才不露）”；“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圣人犹难之（重视困难），故终无难矣”；“方而不割，光而不耀”；“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约，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11、王者之道——重在人心定律：王者要胸怀天下、秘密策划，收罗英雄，与人分利，最后才能平定天下。企业家也要高瞻远瞩，重用人才，采用期权期股等激励方式，才能赢得支持。

姜太公：“夫王者之道，如龙首，高居而远望，深视而审听。示其形，隐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极也，若渊之深不可测也”；“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无取于国者，取国者也；无取于天下者，取天下者也”。

《三略》：“庶民者，国之本”；“有德之君，以乐乐人”；“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罗其英雄，则敌国穷”；“千里迎贤”，“进贤者，福流子孙”；“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亲其所爱，以分其威”；“收其内，间其外”。

12、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定律：军事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企业家知己知彼，百战皆克。

《孙子兵法》：“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五事”——“道、天、地、将、法”；“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以正合，以奇胜”；“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兵之情主速”；“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善战者，求之于势”；“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修道而保法”；“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先知迂直之计者胜”；“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必以全争天下”；“君命有所不受”；“因利而制权”；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不战而屈人之兵”；“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拔人之城而非攻”；“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利而诱之，逸而劳之，亲而离之，乱而取之；饱则饥之，安则动之”；“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百战奇略》：“敌虚则我必为奇”；“凡欲征战，先用间谍觇敌之众寡、虚实、动静，然后兴师，则大功可立，战无不胜。”

司马穰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

胡林翼：“战事之要，不战则已，战则须挟全力；不动则巳，动则须操胜算” ；“军旅之事，能脚踏实地，便是奇谋。”

曹操：“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 ；“战者必用间谍，以知敌之情实也。”

13、权术——权势定律：热衷于权力，是人的本性；企业家应当利用权力，制造财富，造福人类。

《韩非子》：“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法审，则上尊而不侵”；“圣人之治国也，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也”；

“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术者，藏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御臣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权势不可以借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愚傲处其上，此其所以有劫君弑主也”；“大臣之禄虽大，不得借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率士卒。故人臣处国无私朝，处军无私交”；“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缘以侵其主”；“凡治之极，下不能得”；“圣人之道，去智与巧”；“去好去恶，群臣见素”；“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明主观人，不使人观己”；“欲为其国，必伐其聚”；“明主之国，有贵臣，无重臣”。

、揣摩——游说定律：游说必须见人下菜碟，必须揣摩人心。

《鬼谷子》：“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其钓语合事，得人实也。其张罝网而取兽也，多张其会（会合之处）而司（把守着）之，道合其实，彼自出之，此钓人之网也”；“言其有利者，从其所长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敛，欲高反下，欲取反与”；“以飞箝之辞钩其所好，以箝求之”；“听贵聪，智贵明，辞贵奇”；“钩箝之辞，说辞也，乍同乍异”；“说人主者，必与之言奇；说人臣者，必与之言私” ；“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捭阖者，天地之道”；“离合有守，先从其志”；“事贵制人，而不贵见制于人”；“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实”。

、厚重——淡泊——处世定律：先学做人，然后可做官；做好了人，才能做好企业。企业不是生产产品的场所，而且生产人的基地。

《菜根谭》等：“孤法以骇俗，不如和平以谐俗；啸傲以玩世，不如恭敬以陶世；高峻以拒物，不如宽厚以容物”；“君子对青天而惧，闻雷霆而不惊；履平地而恐，涉风波而不疑”；“自处超然，处人蔼然；无事澄然，有事斩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观操守在利害时，观精力在饥疲时，观度量在喜怒时，观存养在纷华时，观镇定在震惊时”；

“心术以光明笃实为第一，容貌以正大老成为第一，言语以简重真切为第一”；“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资质”；“自家好处要掩藏几分，这是涵蓄以养深；别人不好处要掩藏几分，这是浑厚以养大”；“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石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乔不可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傲骨不可无，傲心不可有。无傲骨则近于鄙夫，有傲心不得为君子”；“混迹尘中，高视物外；陶情杯酒，寄兴篇咏；藏名一时，尚友千古”；“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慢随天外云卷云舒”；“持身不可太皎洁，一切侮辱垢秽要茹纳得；与人不可太分明，一切善恶贤愚要容纳得”；“气象要高旷，而不可疏狂；心思在缜密，而不可琐屑；趣味要冲淡，而不可偏枯；操守要严明，而不可激烈”；“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度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君子之心事，天青日白，不可使人不知；君子之才华，玉韫珠藏，不可使人易知”；“浓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居轩冕之中，不可无山林的气味；处林泉之下，须要怀廊庙的经纶”；“家纵贫寒，也须留读书种子；人虽富贵，不可忘稼穑艰辛”；“人该省事，不可怕事；人该脱俗，不可矫俗；人该顺时，不可趋时”；“颐卦慎言语，节饮食，然口之所入者，其祸小；口之所出者，其罪多。故鬼谷子曰：口可以饮，不可以言”；“使人有面前之誉，不若使其无背后之毁；使人有乍交之欢，不若使其无久处之厌”；“无事常如有事时提防，才可以弭意外之变；有事常如无事时镇定，方可以消局中之危”；“自老视少，可以消奔驰角逐之心；自瘁视荣，可以绝纷华靡丽之念”；“石火光中争长竞短，几何光阴？蜗牛角上较雌论雄，许大世界？”“矜名不若逃名趣，练事何如省事闲”；“处世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张本；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实利己的根基”；“盖世功劳，当不得一个矜字；弥天罪过，当不得一个悔字”；“交友须带三分侠气，作人要存一点素心”；“涉世浅，点染亦浅；历事深，机械亦深。故君子与其练达，不若朴拙；与其曲谨，不若疏狂”；“事穷势蹙之人，当原其初心；功成行满之士，要观其末路”；“圣人做出来都是德性，贤人做出来都是气质，众人做出来都是习俗，小人做出来都是私欲”；“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平民种德施惠，是无位之公卿；仕夫贪财好货，乃有爵之乞丐”；“宁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详是处事第一法，谦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处人第一法，置富贵贫贱、生死常变于度外是养心第一法”；“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锻来；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宇宙内事，要力担当，又要善摆脱。不担当则无经世之事业，不摆脱则无出世之襟怀”；“世事如棋局，不著的才是高手；人生似瓦盆，打破了方见真空”；“争先的径路窄，退后一步自宽平一步；浓艳的滋味短，清淡一分自悠长一分”；“进步处便思退步，庶免触藩之祸；着手时先图放手，才脱骑虎之危”；“鱼网之设，鸿则罹其中；螳螂之贪，雀又乘其后。机里藏机，变外生变，智巧何足恃哉”；“恩宜自淡而浓，先浓后淡者，人忘其惠；威宜自严而宽，先宽后严者，人怨其酷”；“青天白日的节义，自暗屋漏室中培来；旋乾转坤的经纶，自临深履薄处练出”；“栖守道德者，寂寞一时；依阿权势者，凄凉万古。达人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宁受一时之寂寞，毋取万古之凄凉”；“处世不必邀功，无过便是功；与人不求感德，无怨便是德”；“士君子在尘世中，摆脱得开，不为所束缚；摆脱得净，不为所污蔑，此之谓天挺人豪”；“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当可怨、可怒、可辩、可诉、可喜、可愕之际，其气甚平，这是多大的涵养！”“唯得道之深者，然后能浅言。凡深言者，得道之浅者也”；“心地要宽平，见识要超卓，规模要阔远，践履要笃实”；“事后论人，局外论人，是学者大病。事后论人，每将智人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将难事说得极易”；“少年人须有老成之见识，老年人须有少年之襟怀”；“律己宜带秋气，处世宜带春气”；“眼里无点灰尘，方可读书千卷；胸中没些渣宰，才能处世一番”；“竹篱下忽闻犬吠鸡鸣，恍似云中世界；芸窗中雅听蝉吟鸦噪，方知静里乾坤”；“善读书者，要读到手舞足蹈处，方不落筌蹄；善观物者，要观到心融神洽时，方不泥迹象”；“听静夜之钟声，唤醒梦中之梦；观澄潭之月影，窥见身外之身”；“人解读有字书，不解读无字书；知弹有弦琴，不知弹无弦琴。以迹用，不以神用，何以得琴书之趣？”“文章作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作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有本然”；“君子闲时要有吃紧的心思，忙处要有悠闲的趣味”；“无事常如有事时提防，有事常如无事时镇静”；“唯宽可以容人，唯厚可以载物”；“面上扫开十层甲，眉目才无可憎；胸中涤去数斗尘，语言方觉有味”；“遍阅人情，始识疏狂之足贵；备尝世味，方知淡泊之为真”；“艺花可以邀蝶，累石可以邀云，栽松可以邀风，贮水可以邀萍，筑台可以邀月，种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蝉”；“观虹销雨霁时，是何等气象！观风回海立时，是何等声势！”“一念常惺，才避去神弓鬼矢；纤尘不染，方解开地网天罗”；“风花之潇洒，雪月之空清，唯静者为之主；水木之荣枯，竹石之消长，独闲者操其权”；“从冷视热，然后知热处之奔驰无益；从冗入闲，然后觉闲中之滋味最长”；“径路窄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的，减三分让人尝”；“忧勤是美德，太苦则无以适情怡性；淡泊是高风，太枯则无以济人利物”；“才就筏便思舍筏，方是无事道人；若骑驴又复觅驴，终为不了禅师”；“多藏者厚亡，故知富不如贫之无忧；高步者疾颠，故知贵不如贱之常安”；“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蕉与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

形成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塑造诸如儒家企业文化、道家企业文化、佛教企业文化等；

丰富当代管理思想，将重视感性、传心、战略、境界的东方管理思想与强调科学、理性、制度、法治的西方管理思想互补起来；

                  第二章  古典式管理哲学

我的企业管理十字箴言是：仁、义、礼、智、信；道、天、地、将、法。大家知道，前五个字是儒家信条，后五个字是兵家、《孙子兵法》中所说的战争取胜的五个条件。十个字放在一起，就是儒家与兵家的结合，软管理与硬管理的结合，人本、人情、文化、注重心灵、感性的管理与科学、法治、制度、注重物、理性的管理的结合，也即东方式管理与西方式管理的结合。

    一、仁：“仁”是儒家管理的核心。什么是“仁”？“仁者，爱人”，就是去爱别人、帮助别人、体恤别人；“仁”还有“忠恕”的意思，“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即好事要与别人分享，不可独占；“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即坏事不可强加于人，比如你不希望自己得大病，也就不要让你的职工在有毒的环境下工作身患重症。“仁”还有“克己”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不能私心、欲望膨胀，不择手段。

    儒家还提出实行“仁政”：“仁政”是以民为本、重视人心的，所以，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也就是说，领导人如果与人民同甘共苦，人民也会与领导人分享苦乐；孟子还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可见，宽厚待民、赢得人心是极其重要的。

“仁政”对于一个国家未必是最好的政治，“仁政”往往可能走向暴政，但是对于一个企业，实行“仁政”还是必要的。也就是说，企业负责人必须改善工作条件，重视安全生产，关心职工疾苦，为职工上医疗、养老、工伤保险，不污染环境，不坑害客户，塑造企业“仁爱”的形象，这是企业最大的无形资产。

“仁”表现了儒家的人道主义和自律精神。市场经济也要讲人道主义，企业也要有自律精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就表现了市场经济的人道主义，也就是市场经济要从剥削压迫转变为人文关怀。

企业的社会责任对内要求保障职工权益，对外要求保护生态环境。还有非刚性的要求——有条件的企业应当积极提供公共产品、参与公益事业。

实行仁政、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旨在解决公民与国家、资本与公众之间的矛盾。目前，我国私营企业主的整体声誉不高，存在着所谓的“原罪”问题、富而不捐等问题，台湾的企业家几乎百分之百都有捐款记录，大陆只有不到1%，同为中国人，为何差别如此之大？就是因为我们的有些企业家没有社会责任意识，思想境界比较低，我们的体制、制度、道德信用的建设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美国的沃尔顿有“和善”经营的理念，日本的吉田忠雄有“善的循环”理论，美国西南航空公司有“爱心文化”，可以认为，他们都是“仁”的思想的体现。

二、义：“义”就是道义，符合义理，行为恰当，符合君子风范。《礼记》中说：“义者，宜也”，也就是行为要适宜；韩愈说：“行而宜之谓之义”，可见，“义”并非很高的达到不了的要求，而是做一个行为恰当的人。

儒家倡导“君子之财，取之有道”，就是要符合“义”。我们的企业家应当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在不损害消费者、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谋取正当的经济利益。对于不义之财，不可获取。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孔子又说：“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即讲道义，实际上能够带来物质利益。日本近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最早开办《论语》讲习所，推行论语主义，认为“算盘中有论语，论语中有算盘”，就是指讲道德、道义，能够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从而为企业带来长远的利益。

松下幸之助要求售货员：在遇到顾客要求调换商品或退货时，应当比卖出商品更热情。这就是“义”、讲道义的表现。

三、礼：就是礼节礼貌、行为规范、文明准则、合同标准等。倡导“礼”，齐之以礼，实行礼治，就是要求人们文明待客、礼貌待人，遵守规范、准则和生产、安全、质量方面的标准。

惠普公司在裁员时就能做到礼遇被裁人员：走之前要联欢，大家带着笑而离开；离职时得到的比预期的多，被裁者不仅会拿到一笔奖金，还可能有期权；被裁员工的意见会被记录下来，反馈到公司决策委员会；裁员是斜着切，每一级都有人被裁，大家觉得公平；许多被裁者后来又能重新应聘进公司；走人前给员工一个月时间，工资照发，可不来上班，去找工作；还请来心理师、健康师以防意外；请来猎头公司，告知本行业哪些公司正需要人。

如何做到有“礼”？孔子说，首先要“正名”，也就是让名实相符，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具体地说，就是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君主要像个君主的样，大臣要像个大臣的样，父亲要像个父亲的样，儿子要像个儿子的样，引申开来就是：董事长的言行要像个董事长，总经理的一言一行要像个总经理，质量检验员要像个质量检验员，看门的也要像个看门的、遵守有关纪律规范。所以，实行礼，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也是极其重要的，日本住友公司的总理事小仓恒就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建立事业的头一个条件，也就是人人尽本分、尽职责”。

儒家主张通过推行教育达到“礼”，所以，孔子十分重视教育，提出了“有教无类”——不分等级、人人都有权利接受教育；“学而不思则罔”等理论。在企业实行礼治，也应重视教育，应当通过培训让员工掌握有关的规范、标准，建立学习型企业——促使员工超越自我，发挥潜力，改善精神状态，进行系统的分析，建立共同的目标，防微杜渐，整合团队，通过团体性的不断学习，学会作辨证性的、整体性的思考，增强企业的规范执行能力、创新能力和克服分裂、超越分裂的能力。

关于“和”，我们应当学习日本人。日本最早宪法的第一条就是“和为贵”。他们也自称为“大和”民族，处处强调和谐、和睦，他们的企业间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法人相互持股，企业之间组成“经理委员会”或“经理俱乐部”，协调产业政策和市场战略。日本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度、企业工会之劳资和谐——劳方成员升为科长以后脱离工会，成为资方的一员，所以，资方成员大多来自于劳方。这样，日本的职工与企业、劳资关系“和亲一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四、智：“智”就是智慧，商人必须是聪明人。商祖白圭，是战国时的魏国之相，他提出商人应有的素质为：“智、勇、仁、强”，“智”放在了第一位，白圭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他指出：商人必须反应迅速，“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史记》中描述白圭“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也就是要逆向操作、不与人趋，这些都是智慧的反映。

另外两个大管理家、大商人计然、范蠡（陶朱公），也是智慧的化身，他们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天旱时花钱造船，大水时花钱造车的反向思维模式；他们善于预测物价，“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凸显了中国式的辨证逻辑。

司马迁说：“富者必用奇胜”，孙子兵法中提出：“以正合，以奇胜”，“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而击虚”，这些都是中国人智谋的表现。经商也要出奇，如台湾商人在中东卖雨水赚了大钱，巴西人建了一个巨物城，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日本西铁城以飞机空投手表来做广告；茅台酒厂当年在世界博览会上故意打碎瓶子，香气四溢，从而赢得参观者的注意，最终获得博览会金牌；美国商人雷诺兹信奉厚利多销，他把圆珠笔改名“原子笔”以迎合原子弹热潮，笔的价格从0.5美元上升为12.5美元，反而十分畅销；美国洛杉矶开了一家宇航麦当劳，顾客在吃汉堡包时可体验宇宙飞行的感觉；法国的一些皮鞋商、意大利的一些服装商不追求流行，以“独此一家”反而引得富豪名流的光顾；日本有个村庄一直富裕不起来，该村老人提议：干脆咱们住到树上，过原始人生活，吸引游客。果然，报纸、电视纷纷报道：日本竟然还有原始部落！从而吸引了无数的游客，该村于是就富裕起来了； SONY公司创立时松下等大企业已经占领了绝大部分市场，SONY于是提出“间隙理论”：沿缝隙发展，开发别人忽视的商品。于是集成电路收音机、卧室厨房中使用的小电视机等走俏。

五、信：“信”就是讲信用，“民无信不立”。由于合同的不完全性，诚信是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的前提。在市场经济中，必须恪守信誉第一、用户至上、不欺诈、不做假冒伪劣等原则。湘财证券的座右铭就是：智、信、仁、勇、诚等，信用放在了突出的位置。

中国文明表面上是道德文明，其实是谋略文明；道德是表，是遮羞布，权谋是里；中国文化阳儒阴法，法家就是倡导阴谋权术。纵横家鬼谷子也主张暗箱操作，他称：“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如此的谋略文明，其特点是不遵循任何规则，道德信用当然无以立身其中。

如今，市场经济必须通过建立信用制度、鼓励企业参加ICE8000国际信用监督体系认证，以弘扬“信”。

六、道：“道”就是政治背景、人心所向，以及战略方针、营销战略是否正确等。主管国有企业的政府官员、厂长是否有道、是否贪官，对于企业是至关重要的。孙子提出“修道而保法”，即强调搞好内政，确立法制，同时，收拾人心，注重团结、精神的力量，所以，《孙子兵法》中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上下同欲者胜”。

“道”也指真理、规律，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志于道，据于德”，老子说：“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企业家也要掌握真理、规律、人心。

七、天：“天”即天时、机遇、季节、时机、国内外客观情势，是否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WTO的要求，是否随时代而变化、随人们的审美情趣、价值观而与时俱进，战略上是否与世而移，产品是否及时地更新换代。《鬼谷子》中说：“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企业家也要与世而移，及时地调整战略。

西方石油大王哈默就是善于随机应变、因地制宜的典型：他是最早会见列宁、邓小平的西方商人。在读大学时，他就因制药业的成功，成为当时唯一的大学生百万富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因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列宁改而采纳改革开放的“新经济政策”，哈默就成为最早到俄国淘金的西方商人，他把俄国的矿藏资源运到美国，换来俄国人果腹急需的粮食；斯大林抛弃列宁的改革开放政策后，哈默将在苏俄收集的当时被俄国人鄙弃的艺术品带到美国，又发了一笔财；罗斯福新政后，哈默敏锐地觉察到禁酒令即将废除，于是他在制酒界大展拳脚；二战后，民生急需改善，哈默又转向牧业，成为牧业领袖；六七十年代，他插手石油，成为石油大王；后来，哈默致力于化工，又成为化工领域的旗帜；中国改革开放后，他成为最早来到中国的西方商人之一，受到邓小平的赞扬。

八、地：“地”就是地势、地利、资源、交通状况。日本商界大亨中内功有“立地第一”的训示。麦当劳开店就极为重视地理位置的选择，中国的第一家麦当劳店开在了北京王府井的入口处。香港人、台湾人生产穆斯林手表、穆斯林地毯，上面的指针指向麦加，极受中东顾客的喜欢。而我们大陆，首钢、宝钢都存在不注重地利、选址不对的问题，宝钢建在了沙质地上。

良好的地势有助于形成强大的兵势，造势成为用兵的法则，所以，孙子说：“善战者，求之于势”，“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还提出了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的危机管理法，松下、日立等企业以危机管理获得了死而后生。

日本的通口后夫从围棋获得启示，一个子太孤单，三个子能够包围对方，所以，他将药店布阵为三角，即每个地方开三家药店，以“三角商法”而造势，果然成功。

美国联合碳化钙公司经营亏本之际，一群鸽子飞进了大楼，公司马上通知动物保护协会、各大媒体，连续几天的“制造新闻”与造势，鸽子最终都被放飞了，企业也开始大赚其利。

九、将：“将”就是将领的素质，孙子提出了将领的五德：智、信、仁、勇、严。智：就是智谋，孙子说：“上兵伐谋”——上等的兵法是谋略伐敌；“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拔人之城而非攻”——强调的是整体收购、双赢、非恶性竞争、非市场战的做法。

孙子还提出“利而诱之，逸而劳之”，“能而示之不能”，“形之”——伪装，“予之”——以小利调动敌人等智谋。日本历史上两企业寡头三井与三菱的较量惊心动魄，两家的轮船为了争夺顾客，竟然开船去撞沉对方的船；三菱不惜以谣言破坏三井新成立的公司；为了争夺一家煤矿，双方展开了智斗：都评估出该煤矿值450万，三井为了赢，又加5万，欲投标455万，转念一想：对方也会这样投标，于是加到455.5万，果然，三菱也是从450万，加到了455万，最后加到455.25万，略输一筹。

严：就是严格管理，“静以幽，正以治”——以严正的态度治军；“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以文的办法、宣传、教育、心灵沟通的办法号令大众，以武的办法、制度、法律的办法让部队步调整齐。企业也需要文武并用、刚柔并济。

十、法：“法”就是法纪制度、组织编制、人员配置、职责划分、产权是否分明、治理结构是否合理等。“法令孰行”：即哪一方的法纪、条例、标准能贯彻，从中可以判断一个企业的成败。“法”须统一、守信——“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法”须制约权贵——“杀贵大，赏贵小”，“法不阿贵，绳不绕曲”；还需“明法”——大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使得人人守法。

美国式的管理就是法治管理，其3S理论，强调的是战略、组织结构、制度三个方面，西方人重视对物、组织的管理、科学管理、理性管理、最佳化管理、精确管理，以及创新的、学习的、战略的、知识的管理。

中国式的管理主张董事长用弱、用柔，学习道家哲学，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贵静；“治人事天莫若啬”——人为的干预越少越好；“去好去恶，群臣见素”；“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圣人之道，去智与巧”；“明君无为于上”；“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柔之胜刚，弱之胜强”；“知其雄，守其雌”；“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去掉个人智慧，返朴归真：“以智治国，国之贼”；“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部门经理用强、用刚，用法家的强力、重罚、利益。类似于美国式的管理。

中西方的管理哲学应当结合起来。“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的、柔的管理；“道天地将法”是兵家、法家的、硬的管理。前者更多的是东方式的管理，后者更多的是西方式的管理；或者“仁”、“礼”、“道”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智”、“信”、“法”是典型的西方式的。我所概括的企业管理十字箴言其实是东西方思想的结合。

    大商谋道，小商谋利，优秀的企业家必定是哲学家。企业经营需要哲学，企业战略需要经营者先提升境界，然后才能高瞻远瞩；企业文化必定是某种哲学思想的提炼，企业使命、企业宗旨无不反映经营者的道德和修养，甚至体现了民族文化的根基。

    美国人的企业管理重视法治、制度、理性、科学、创新、战略等，谋求最佳化管理、精确管理、最大化效率，为此建立了泰罗制、福特生产方式、敏捷生产、精确农业、全面质量管理、零缺陷管理、6б管理、标杆管理等，现在他们又提出了学习型管理和创新的、战略的、文化的、知识的管理，以及顾客终身价值、客户关系管理、企业资源计划、价值链、企业核心能力、核心价值、企业再造、企业愿景、企业竞争战略等理论。

    而中国、日本的企业家哲学与之不同。我们强调以人为本，管理的核心是人，而不是物，不是技术，不是流水线。东方思想以感性为特征，注重感悟、悟性、直觉、传心、情感的作用、心灵的沟通，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强调道德、心理的需要，注重和谐，中国人遵奉“仁”、“义”、“礼”、“智”、“信”，日本人遵奉“和”、“忍”、“信”，并建立“劳资共同体”，管理人员与职工具有共同的利益基础。东方的软管理、人本管理、人文管理、文化管理、竞合管理（竞争与合作并存）、看板管理、弹性管理、柔性管理、柔性组织，以及小批量生产、用户至上、客户满意的质量观（而不是冷冰冰的ISO标准），以传播、沟通为中心的整合营销在管理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古典式管理的企业家应当创立自己的哲学，并且把它渗透进企业的每一项工作中去，形成教派般的企业文化、“企业道德”，人人恪守，自觉应用。还应当将复杂的企业哲学浓缩成“企业座右铭”，人人易于背诵和掌握。

有些企业家不一定有很高的文化，但具有很高的悟性，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企业家风格，我将之概括为“无”的哲学。这里的“无”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而是一种很高的境界，所谓“有无相生”，“无为而无不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首先要有“无”的境界、“无”的心态，即自由心态，“无”即一切，一切即“无”，世界在虚实之间，企业家奉行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并存，做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企业家应当具有修身的两面性，一方面入世，勤俭，奋斗，谨言，慎行，敢于制度创新，另一方面超世，超越世俗，飘逸，隐退，低调，稳步发展，学会放弃，奈得住寂寞，所谓“天下几人能隐遁，汉家九鼎赖渔樵”，做百年老店、使基业长青也需要博大的淡泊的超越的情怀。古人说得好：“平常心是道”，“佛即在家中”，也就是从日常的一言一行中可以了解一个人的涵养和修行；“浓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慢随天外云卷云舒”，这都是一种很高的忘我境界、“无”的境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只有在“无”的境界，“有”中不忘“无”，企业家才能把持得住，才能不翻船，才能永续经营。孔子说“隐居以求志”，诸葛亮说“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所以，“无”实际上是磨练、产生“有”的最佳时机。不过，有时候即使看见了、触摸到了“有”，也不要急于获得，所谓“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处世让一步为高，退步乃进步的根本”，要忘掉繁华名利，恢复赤子之心——“君子事来则心始现，事去则心转空”，“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或者企业家要培养厚重的品质——所谓“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深沉厚重是第一等品质，磊落豪雄是第二等品质，聪明才辩是第三等品质”。企业家如果进入了如此的“宇宙境界”，就不愁没有大的基业。

奉行“无”的管理，要求领导者——少发号施令，职员人人成为管理者；进行精简经营，提倡“大道至简”，突破烦琐哲学；使用“无”的技术，也就是简约的技术，管理学家舒马赫说“小的就是好的”，此即“无”的技术，如此企业从以技术为中心转到了以人为中心。佛教经济学也是“无”的经济学，强调人重于商品、节约资源、满足就业、发展人本技术、建立劳资共和企业，使得工作、生活都满足人性，企业成为保障自由、人的尊严同时赢利的“幸福之家”。

企业家还应当建立“无”的组织，即模糊的柔性的灵活的组织，鼓励员工打破条条框框去创新；同时创造“无”的空间、遐想的空间，让无形的知识、思想、理念自由驰骋，发挥最大的潜力；与竞争对手“无”界限，“与狼共舞”，“无”排斥，“无”恐惧，与之合作，分享成果；应当创造“无”地产——网络经营，“无”距离——贴心的交流，“无”时间——及时的服务，“无”物质——重视无形资产和市场价值，“无”语言——企业家的根本思想、企业管理的精髓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所谓“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除了“无”，企业家还应当学会“有”，学会有无相生、正奇互补的战略经营，学会出神入化的“围棋哲学”——注重整体性、阴阳辨证、超逸放达、行云流水、神龙见首不见尾；尚简、崇尚境界、重势，所谓审时度势，“善战者，求之于势”；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企业管理有时需要神出鬼没，出奇制胜。如中东缺水，台湾人就去卖雨水；加拿大议会刚刚通过把枫叶旗定为国旗的法案，台湾香港生产的大量的枫叶旗及玩具就登陆了北美；前苏联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日本商人马上推出无核辐射产品，广受欢迎。可见，商战如兵战，孙子说：“战势不过奇正”，必须“以正合，以奇胜”；老子也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伟大的企业家都应当成为“无”的企业哲学家，大商谋予，小商谋取，每个企业家都应成为回馈社会的大商。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儒家的创始者。孔子在那个乱世虽然没有机会扭转乾坤，但他的儒家学说却奠定了两千多年中国封建大一统政治的基础。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儒家资本主义”的成功，《论语》等儒家经典变成了世界性的精神财富，成为管理家的智慧源泉。

日本在东亚最早进行工业化，也是日本人最早将孔于思想应用到经营管理工作中。

日本“工业之父”涩泽荣一首先将《论语》运用到管理之中。他开设“《论浯》讲习所”，成功地倡导“论语主义”，主张“道德经济合一说”、“义利两全说”、“《论语》加算盘说”，认为“《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意即孔子也谋求正当之利，但谋利时应讲道德)，其代表作《论语与算盘》已成为企业家必读之书。

日本东芝公司总经理土光敏夫，丰田公司创始人丰田佐吉、丰田喜一郎等人都喜欢读《论语》。丰田喜一郎还将“天地人知仁勇”用作自己的座右铭。日立创始人小平浪平把孔子的“和”、“诚”列为社训。日立化成工业公司总经理横山亮次说：“日本人的终身就业制和年功序列制是'礼’的思想的体现，企业内工会是'和为贵’思想的体现。”三菱综合研究所高级顾问中岛正树称“中庸之道”是最高道德标准。“住友生命”会长新井正明以“其身正，不令而行”为座右铭，住友总理事小仓恒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建立事业的头一个条件，也即尽本份、尽责任。

不过，“《论语》迷”中最有名的，要数松下幸之助。松下称：“孔子曾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想'获得’就必须先'付出’”；又称：“'过犹不及’，这句话告诉我们不论干什么都要注意适中，因为谬误与真理往往只有一线之差”。他还把“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当作自己的座右铭。松下不仅把《论语》中的上述言论熟记于心，而且将之付诸于企业管理的实践中，成就斐然。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有“爱人”、“忠恕”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恕)、“克己”等意。在那个乱世，孔子要求统治者爱别人，尊重每一个人，为他人想一想，克制膨胀的私欲，这无疑包含了进步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应用到企业管理上即是：应对职工仁爱，对顾客热忱；不忘回报社会，对社会奉献爱心；不损人利己，不坑害客户，不污染环境；积圾参加社会公益事业，塑造企业“善”的形象。

山姆·沃尔顿是美国零售百货商店之王，其个人财富已达上百亿美元。他是一个不擅辞令的乡下人，何以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呢?其中的奥秘是：奉行“和善”制胜的经营思想。

“和善”两字一直是这位沃尔顿商业中心老板所强调的。他曾领着他的伙计立下誓言：“从今天开始，任何一位顾客走进店里，不论我们在做什么，都应该迎上前去，给他关注的目光、亲切的微笑和最贴切的招呼。”

事实上，数十年来，沃尔顿和他的职员都是这么做的。沃尔顿要求下属记下每一位顾客的名字，以便在他下次到来时能随口叫出。每位光临的顾客都被诚恳接待，受到尊重。

与沃尔顿类似，日本拉链大王吉田忠雄信奉“善的循环”哲学。对于“善的循环”哲学，吉田这佯解释道：“我一贯主张办企业必须赚钱，多多益善。但利润不可独吞。我们将利润分成三部分，1／3以质量较好的产品及低廉的价格交给消费大众，1／3交给销售我们公司产品的经销商及代理商，1/3用在自己的工厂”。“不为别人得益着想，就不会有自己的繁荣”。“如果我们播撒善的种子，予人以善，那么，善还会循环到我们。善在我们之间不停地循环运转，使大家都得到善的实惠。”

日本电器大王松下幸之助则将孔子的仁爱哲学发挥成“自来水经营哲学”。松下强调：“我的任务就是制造像自来水一样多而且便宜的电气产品，用以回馈消费大众”。

孔子的治世手段是“义”、“礼”、“信”。“义”即道义。孔子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可见，他主张见利思义，以正道生财。

“礼”即礼仪、制度。孔子提出对社会“齐之以礼”，使者百姓“有耻且格”，因此要推行大规模的教育。这些思想运用到经营管理上，就是要礼貌待客，文明经商，遵循各种制度、规范、标准、合同，建立优良的企业文化，对职工进行精神文明教育。

“信”即信誉、诚信。儒家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民无信不立”。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道德要求。即应讲究信誉第一，用户至上，诚实守信，不欺诈。

松下幸之助有—套“上帝诀”，可说是孔子的义、礼、信思想的活用。其“上帝诀”是：

与松下“上帝诀”类似，华侨生意经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即努力取得顾客和往来厂家的信用；一旦取得信用，就不顾一切地去维护它。另外，华商重视群体互助，相互鼓励、帮助，具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义气精神。可以说，这也是孔子“义”、“礼”、“信”思想的活用。

孔子治世的目标是“和”、“大同”。“和为贵”、“致中和”、“和而大同”、“民睦邦和”以及“天下为公”，是儒家的理想境界，同时也可作为经营的要则。

美国华人商会会长翁锦通奉行“祥和”的哲学。他说，祥和是指尊重下属，切不可对之疾言厉色；关心下属，了解下属，用其所长；经常和员工共商创业大计，借用“智囊团”的脑力；荨重代理商的权益，不可妄想独占利益；尊重客户的权益和要求，以公心待天下顾客。翁先生以此“祥和”哲学经营企业，赢得了巨大的成功。

“和”也是日本企业文化的最主要内容。日本企业“和”的文化，表现在总经理与职工之间的融洽关系上。总经理没有一厂之长的派头，而是经常深入基层，与工人淡心、开玩笑。总经理的淡话，是事先准备好的。例如，遇到一十工人，又遇到一个“管工”(类似于工头)，总经理就拿职位较高的管工开玩笑，说他怕太太，或者说，管工睡得太晚，今天显然还未洗澡，就勿忙上班了，等等。总经理几乎天天要和工人谈笑一段时间，哪有那么多的话题呢?原来，每天晚上，管工都要到总经理家中去一次，把自己的生活缺点提出来，叫总经理明天到车间来取笑自己。同时，管工也向总经理提供工人的秘密，例如某女工最近有男友，每天下班后都到公园去。总经理就会对这女工说：我在公园里看见了你们。女工听了以后自然惊喜不已，庆幸总经理能这样地注意她。

另外，日本的经理还要熟记每一个工人的名字，并且记下他们的家属的情况。如遇到结婚纪念日等喜庆之事，公司还会寄去礼物。用这样的方法，就使得整个工厂气氛和睦，如同一家。

孔子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其在经营管理中的应用也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地挖掘整理。如他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应当师出有名的观点，“小不忍则乱大谋”——有时必须舍弃小目标照顾大目标的观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应当遵循规章制度。不越权行事的观点，以及“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君子正其衣冠”、“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等修身思想，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仍能给领导者、管理家许多的启迪。

管子（？—公元前645年）名仲，夷吾，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年轻时曾与鲍叔牙一起经商，到分利时，管仲总要多取一倍，鲍叔牙的人心怀不平，而鲍叔牙说：“管仲不是贪财，而是家里穷，是我自愿让给他的”。管仲还曾领兵打仗，每要开战，他总是居于后队，到辙退的时候，他又成为先驱，所以，人们嘲笑管仲怯懦，而鲍叔牙说：“管仲家有老母，他要留命养母，哪里是怯懦呢！”管仲听说此言，叹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哉”，两人遂结为生死之交。

当时齐襄公病衰，二子公子纠和小白可能即位，管仲与鲍叔牙约定：“你我各襄助一人，他日嗣立，互相荐举”。后来，在争夺君位的战斗中，管仲射中小白。但小白即位为齐桓公后，听从鲍叔牙之荐言，不念射箭之仇，以管仲为相。

公元前681年，齐桓公打败鲁国，于柯地会盟诸侯。会盟中，鲁国大将曹沫突然冲到齐桓公跟前，用匕首对着齐桓公说：“要么归还侵地，要么你我同归于尽”。面对匕首，桓公只好答应要求；但回到齐国后，便想反悔。管仲进言道：“匹夫约言，尚不失信，而况君乎！”桓公只得听言归还了侵地。消息传开，天下诸侯都称赞齐桓公讲信义，两年后，共推他为盟主。这样，在管仲的辅佐下，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春秋时代的最大霸业。

管仲把百姓分为士、农、工、商四民，按职业划地而居，士、工、商居于“国”即城市之中，农居于“鄙”即农村之中。具体地说，士居“闲燕”，工居“官府”，商居“市井”，农居五属，每属为十县，这就是所谓的“叁其国而伍其鄙”的社会管理方式。

这样四民分业而居，不仅便于国家管理，而且有利于各业本身的发展。如“处工就官府”，便于官府监督；他们集中居于城市，便于技术信息交流。

管仲生活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历史时期，当时社会分工已经产生，并且越来越细化，但是还没有一个人将这种社会分工概括为士、农、工、商四大类。管仲第一个作此划分，为其后两千多年所沿用。

管仲主张寓兵于民，耕战结合，把居民组织与军事组织结合起来。如“国”中，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轨”同时又是军事组织的“伍”，“里”是“小戎”，“连”是“卒”，“乡”是“旅“。如此军民同轨，开民兵之先河。

管仲十分重视“进贤”即推举贤才的工作，他规定不论是豪门贵族，还是士农工商，只要“秀出于众”，都可被举荐，甚至可“升以为上卿之赞”。他还主张派人到列国收罗人才，以为齐用。管仲的这种“匹夫有善，可得而举”的思想，突破了贵族世袭的“世卿世禄”制，超越了当时的时代，甚至比其后的孔子之“尊尊亲亲”的“举贤才”要进步得多。

一方面是任贤，另一方面是明法。管仲主张赏善罚罪，严格执行法律。如对不能进贤者处以“蔽贤”罪，对不能退恶者处以“下比”罪。

管仲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分税政策，他说：“相地而衰征，则农不移”。即应按土地等级征税，这样，赋税公平合理，农民可安心务农。为了便于计算产量和田赋，管仲还实行均地之法，将不同地形条件下的土地按一定尺度互相折合，使“陆、阜、陵、槿、井、田、畴均，则民不撼”。

孔子曾提出：“因民之所利，利之”。孟子曾提出：“无夺农时”。不过，这些思想均源于比他们更早的管仲。管子说：“无夺民时，则百姓富”，“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可见，管仲主张顺应时节，不滥加徭役，不乱伐乱捕，从而促进生产发展。

管仲的上述富国强兵思想，使齐国迅速强大起来；诸侯列国为齐国的崛起所震撼，纷纷采取新政，效法管仲。

范蠡，春秋末楚国人，曾为越国大夫。越国被吴国打败后；他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终于一举灭吴。后因越王猜忌功臣，他遂去齐国，为相。不久，又弃官而去，定居隐地（今山东定陶）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为巨富，人称“陶朱公”。

白圭，战国初洛邑（今河南洛阳）人，曾为魏文侯之相。他重视商业经营，主张兴办水利、减轻租赋，遂闻名于诸侯，亦被后世尊为商祖。

范蠡、白圭同为商家百世先师，其经营思想载于《史记·货殖列传》之中。

范蠡在灭吴复国之后，曾喟然叹道：“计然之策七，赵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于是，他弃官经商，“遂至巨万。”计然，字文子，一说他是范蠡的老师，另说他就是越大夫文种。根据《货殖列传》，计然之策以及陶朱公的经营决策思想为：

因为“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岁星处在金位，是丰年；处在水位，是荒年；处在木位，有饥荒；处在火位，有旱灾。每六年一个丰年，每六年一个旱年，每十二年一次大饥荒），所以要根据时用而修备，即在丰年时购粮储备，在歉收时抛售牟利，从而赚取差价。计然还说：“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意思是，天旱时应造舟船，以便水灾时及时售出；水灾时应造车子，以便天旱时尽快占领车子市场。即经营者应当有较远市场预见能力，克服短期行为，以便在需求改变后能尽快地占领市场。

谷物的价格应“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农民卖给商人的粮食价格不应高于市场价的80%，不应低于30%，这样，“农末（“末”指商业）俱利”；否则，若谷价太贵，则影响商业，“九十病末”，而“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所以，国家应吞吐物资，调节供求，对物价加以合理的限制，以保护农商两方面的利益。范蠡计然由此称：“平粜齐物（意即吞吐谷物，平抑物价），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计然强调“积著”（囤积货物）、“以物相贸易”，并且提出要“务完物”即保证商品的高质量。

计然说：“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即根据市场供求的多少，可以判断物价的涨落；并且，物极必反，“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因此，不可“居贵”不可贪高价而迟迟不抛售货物。在这里，计然实际上看到了供求规律的作用。

当价格贵到一定程度时，应把商品当作粪土一样抛出；“贵出如粪土”；当价格便宜到一定程度时，应像对待珠玉一样收购廉价商品，“贱取如珠玉”。切不可贪贵而守货，也不可因贱而等待。

计然主张加速商品和资金的周转，“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无息币”，这样，在一定的时间内可经手更多的货物，同量的资金可产生更多的利润。

《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段话充分反映了白圭的经营观——掌握商机，不与人趋。

白圭说：“吾治生产，犹伊、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因此，他认为经商者要有“智”、“勇”、“仁”、“强”（坚忍不拔，耐心等待）的人格，“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迅速行动，不失良机。

一般人经商总是缺乏远见，好赶时髦，而白圭能从天时变化预测丰歉从而掌握商机：“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今，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当太阴在卯位时，将是丰年；第二年年景不好。到午位时，将出现干旱；第二年年景好。到酉位时，将会是丰；第二年年景不好。到子位时，将出现大旱；第二年年景好，不雨水。经过十二年太阴再出现在卯位时，积贮的粮食将按年成倍增加）。如此三年一个小周期，十二年一个大周期，白圭所做的便是根据时节，趁“岁熟”农民急于卖出粮食时“取谷”（收购进来），这样，客观上调节了商品的供求，对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都有利。

白圭还奉行薄利多销、给农民提供优良品种的经营原则。他取“下谷”（下等品谷物）“上种”（上等的种子）而“长钱”，并增加粮食供应，反应了一代商祖的优秀品质。

尤其令后人称道的是，白圭虽成了巨富，但他“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成为后世商人学习的榜样。

范蠡、白圭作为商祖，其经营思想具有共通的内核，即注重“时断”——预测市场、把握商机；“智断”——选准经营对象，讲究取予之道。此外，他们都反对投机居奇，强调商业道德，富而济人。这此思想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具有借鉴的价值。

司马迁是著名的史学家。公元前 99年，抗匈奴名将李陵兵败被俘，司马迁为之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判死刑，后改腐刑。司马迁虽倍受屈辱，但他发愤著述，终于完成“史家之绝唱”——《史记》。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经济管理作了详细的记述和探讨。有人认为，司马迁堪称为市场经济的鼻祖。尽管这是皮相之论，但由此可见，其学说的确超越了时代，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研究。

司马迁认为，经济的发展是有其内在动力的，此动力便是人们天生的求利求富的欲望。他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军士“不避汤火之难”，奸人“不避法禁”，歌女“不择老少”，猎人“不避猛兽之害”，以及农工商贾从事各项活动，都是为了“求富益货”、“奔富厚”。由此，司马迁得出结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司马迁认为，整个社会的经济不需要谁去命令、召唤，而会自动地运转，趋于平衡。人们“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因此应当采用放任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最好的办法是顺应自然，听之任之，其次是以利益加以引导)，“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使万物“商而通之”(形成商品而流通)，这样，“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当然，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国家也可对经济加以干预，“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次一等的办法是教育、劝诫，再次一等的办法是强制、干预，而国家直接经营工商业最为不利)。

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可分为农、虞、工、商四个领域，“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在这些领域中通过诚实劳动而致富，是正当的、合理的：“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贤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因此，他反对国家对财富分配进行调控，认为那是违背“物之理”的。

不过，对于那些通过非法、不正当途径致富的，则应“严削”以“齐之”。司马迁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从事农业致富为上，从事工商业致富为次等，从事“弄法犯奸而富”可耻)。

司马迁说，“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商品价格贱时，就会导致价格上涨，从而变贵，商品价格贵时，就会导致价格下跌，从而变贱)，这样价格就可自发地对生产、供求和流通起着调节作用，不必加以干预。他对当时政府采取的平抑物价法——“平准”、“均输”不甚苟同，认为正是“诸官各自市，相与争”，才引起了物价的“腾跃”。

司马迁考察了各行业的获利水平，“百万之家则二十万”，无论是经营“牧马二百蹄”，还是种“千亩亩钟之田”，都可获得相当于二十万钱的收入。由此，他得出结论：“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盈利不到十分之二的行业，就不是我们说的生财之业)，所以，应当把20％的利润率作为投资、经营的低限。

一且投资成功以后，应当如何守财呢?司马迁将“守财之道”概括为“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即致富要从工商业入手，获得财富后购买土地，则可保住自己的财产。

司马迁说：“富者必用奇胜”。他还采用大量的事例加以说明：秦国破赵后，强迫赵国人卓氏等迁蜀，其他人都贿赂官吏，要求迁到近处，而卓氏反而请求远迁到临邛，到临邛后，他经营铁矿，成为滇蜀首富。吴楚七国叛乱时；列侯、封侯向富商借贷，因其封地战事未决，无人肯贷，只有无盐氏看准了机会，拿出千金出贷，利息是本金的十倍，等到吴楚之乱平定后，他囊括了关中地区财富的一半。

司马迁对这类“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之术推崇倍至，认为它是“智”和“勇”的结合。

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其生卒年大致与孔子同时。他原是陈国公子陈完的后代，因陈国内乱，陈完逃到了齐国，改姓田；孙武的祖父田书又被齐国国君赐姓为孙。公无前532年；齐国产生内乱，孙武逃到了吴国。后来，经伍子胥的推荐，孙武以《兵法》十三篇晋见吴王阖闾。吴王读罢《兵法》虽赞不绝口，但也怀疑作者是否只是一个理论天才，于是，他召宫女一百八十人，令孙武操练。

孙武将宫女分为左右二队，命吴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称为左姬右姬；又设一人为执法；二人为军吏，主传令之事；二人值鼓；力士数人，充为牙将，执斧镰刀戟，列于阵前，以壮军容。宫女们一个个身披甲骨，头戴兜鍪，右手操剑，左手握盾；嬉笑不止。孙武于是当众宣布军法：一不许行列不整，二不许言语喧哗，三不许违背军令；然后他亲自教习了“前”“后”“左”“右”“坐”“起”等项“约束”，并三令五申之。演练开始，击鼓宣令“右”，宫女们掩口嬉笑，行列参差不齐，孙武说：“纪律不明，军令不熟，是我为将的责任”。于是他再申前令。鼓吏又击鼓宣令“左”，二姬及宫女无不笑者。孙武大怒，叫道：“执法者何在？”执法者前跪。孙子大声道：“纪律不明，军令不熟，，是我为将的责任，但现已三令五申，士兵仍不听令，这是士兵的罪过。按军法当如何处置?”执法者答：“当斩！”孙子喝令：“士不尽诛，罪在队长。将左右二姬斩首示众！”力士们不敢违令，便将二姬绑缚；吴王在台上观看操演，忽见斩爱姬，大为惊骇，让大臣伯pi持符驰救。孙子说：“军中无戏言。臣已受命为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于军前。宫女们见状，无不大惊失色。孙武于队中再取二人，为左右队长，并申令击鼓，女卒们左右进退，回旋往来，皆毫发不差，寂然无声。于是，孙子向吴王汇报道：“兵已整齐，愿王观之，唯王所用，虽使赴汤蹈火，亦不敢退避矣。”

孙子练兵，闻名后世。它说明，任何组织，没有严格的纪律，不能做到令行禁止，它就会失去凝聚力和行动力；只有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才能破坚克难，无往而不胜。孙武连被污为“小人”的女子都可练成“赴汤蹈火”的士兵，更何况男子汉呢！吴王不得不承认其“通天御地之才”。孙武于是被封为上将军，号为军师，责成伐楚。

伍子胥请教如何伐楚?孙子说：凡用兵，先除内患，后可外征。现吴王之政敌掩余在徐国，烛庸在钟吾，随时准备叛乱，因此必须先将之除掉，伐楚才无后顾之忧。于是，吴国派兵擒杀了掩余、烛庸，并灭掉了徐国和钟吾。可此时，孙武仍不主张贸然兴兵，他认为我方民力疲惫，敌方士气未消，因此必须积蓄力量，待机而起，他派部队反复袭扰楚国边境达六年之久，使楚国兵疲而力惰。公元前506年，楚之属国蔡国反楚，向吴求救，孙武趁机兴兵六万，杀向楚国。吴兵擅长水战，但逆水行舟，速度太慢，达不到快速机动，出其不意之效。于是，孙武下令舍舟登陆，千里直趋汉阳。楚将听说吴军舍长取短，大笑孙武徒有虚名。孙子兵至大别山，先派敢死队员三百名，击败楚军先锋，然后将计就计，设下圈套，趁敌军夜间劫营大破楚营。楚之主帅子常只身逃脱。在进攻郢都、纪南城时，孙武引漳江之水灌入城中，楚王弃城而逃。这是历史上有史可查的借水歼敌之先例。

大败强楚不久，孙武退隐归山，不知所终。据载，孙子还曾力劝伍子胥激流勇退，可惜未果，或许他已经预料到了伍子胥的下场、吴国灭亡的终局?未为可知。但不管情况如何，孙子的智慧谋略，已彪柄史册，千古流传。

古时作战前，要在庙堂举行谋划会议，称为“庙算”。庙算不仅在于准确地分折敌情，还在于如实地了解自己一方的战斗力和其他主客观条件，做到成竹在胸，未战而先胜。

孙子认为，“五事”、“七计”是知胜之道。“五事”即“道”、“天”、“地”、“将”、“法”。“七计”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应用于一般组织的管理，则从上可知，决定组织效能的因素有：政治背景，人心所向，战略方针；智、信、仁、勇、严等领导者的素质；环境，条件，天时，地利；法纪制度，人员配置，职责划分，成员素质，等等。

除上之外，孙子认为，还可以“相敌”、“角之”、“用间”等方法来获得情报，从而稳操胜券。所谓“相敌”，即直接观察敌情；应用于一般组织的管理，指要善于通过蛛丝马迹的现象了解竞争对手，要开展市场调查以把握消费者的心态等等。所谓“角之”，即通过与敌人小规模直接较量而知敌我的实力及特点，孙子说：“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在一般管理上，此即在人事方面建立试用制度，在营销方面透过试销摸清市场的需求，在谈判方面先私下接触以知对手的高低与虚实。所谓“用间”，即使用间谍，从而获得许多绝密的信息；在当今的商战中，用间也是非常普遍的，不过，它不应以搞垮对手为鹄的。

孙子认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应该“因敌而制胜”，“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此随机应变之策的应用应考虑四个方面：

①自不可乱。孙子说：“纷纷纭纭，斗乱而(自己)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自己)不可败也”。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一是“修道而保法”(搞好内政，确立法制)，二是“分数”(建立各级组织)。实际上，这里谈的不仅是军队管理，而且是一切管理的法宝。

②出奇制胜。为了出奇，行动应迅速，应当使用诈术。故孙子说：“兵之情主速”，“兵以诈立”。

③择人任势。作战时，要使土气旺盛，并造就强大的兵势。故孙子说：“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又说：“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为了发挥人在危机时的巨大燥发力，孙子还提出；“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这是颇为惊心动魄的造势之法。应用到企业管理上，即企业家应设法造就员工的士气，利用焚舟破釜的危机管理法，使企业走出困境，走向新生。

④杂于利害。因敌制胜，应当考虑正反两个方而的因素综合决断，以免失之偏颇，反为敌所诳。孙子说：“先知迂直之计者胜”。迂直之计即：能从迂中见直，直中见迂；不利中见利，利中见不利。在企业管理上也是如此，开发新产品，引进新技术，建设新项目，都要预知利弊善于化弊为利。

孙子十分重视谋略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兵者，诡道也”，“上兵伐谋”。为了以谋略“不战而屈人之兵”，一方面将领应当提高自身的修养素质和领导水平，做到“静以幽，正以治”，“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因利而制权”，另一方面君主应当放手让将领去发挥自己的才干治军用兵，发号施令。孙子说：“将能而君不御”，“君命有所不受”。只有这样，才不会错过战机，导致失败的局面。将孙子的这些思想应用于领导科学即意味着厂长经理应提高自己的经营决策水平；有关政府部门应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转换职能使政企分开；在企业内部，厂长经理也应充分授权于部下，使各分支机构灵活经营，逐步形成事业部制度。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孙子的古典式管理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对于如何加以运用，的确值得企业家、管理学家认真揣摩。

老子，名聃，又叫李耳，春秋时期楚国人，遗有《老子》一书。传说他做过史官，因此有机会通览历史，总结前人和社会的祸福得失，从而提出了一套崭新的治世理论和管理思想。

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是对某种类似于现代市场经济之自动均衡社会的憧憬。在古人的阐释中，“无为”有四个含义，一是君王清静修身，二是“与民休息”的社会不干涉主义，三是“君无为而臣有为”，君王操纵大臣去做，四是少“为”间接地“为”顺应自然地“为”。所以，在现代，“无为而治”可引伸为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和国家间接的宏观调控。

可见，老子是原始自由社会的设计师。美国前总统里根就称誉《老子》一书包含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思想。

老子认为，统治者不要过多地干涉人们的行为和民间的活动，这样，整个社会能够自然而然地处于有序状态。所以他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进一步指出：“为者败之”(强行做一些事情，只会把事情弄坏)，”以智治国，国之贼”(试图运用个人的小智慧去治理社会，只会有害于国家)。因为当时天下大乱，并不是由于缺少智谋，不是有许多事情还没有做，恰恰相反，是由于能人、英雄太多，折腾人民，把国家搞乱了。所以，老子主张“绝圣弃知”，实行“无为而治”。

我们过去搞计划经济，就是试图依靠行政部门和领导人的“智”去配置资源，结果只能是挂一漏万，造成巨大的浪费。现在，中国的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就是要求国家政府“处无为之事”，以“啬”(少干预)去搞活经济；让市场处于资源配置的中心地位，让人民“自化”、“自富”。

老子认为，为人处事首先要“知常”(了解事物发展的规律)，然后顺应规律采取行动，而宇宙中最根本的规律就是：“弱者道之用，反者道之动”(柔弱有用，物极必反)，因此应当利用“弱者”，以“柔弱胜刚强”；应当利用“反者”，从反着手，达到正面。所以，老子说；“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可见老子深谙“弱者”的作用和相反相成的道理，他“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以便以退代进，最终达到“身先”的目的。

信息管理思想：老子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老子是通过广征博览，收集各种信息而知天下大事的。他是史官，有条件阅览各种典籍和当时朝廷的各种“文件”，所以，他是利用“信息”而设计治世方案的。

顺世管理思想：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可见，老子主张顺应自然，顺应百姓之心去管理社会，认为不可逆民情而动。老子还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顺应自然为最高法则。

和平管理：老子主张和平，反对轻率用兵。他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故应“恬淡为上”。他还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

非仁义管理：儒家主张以仁义道德平治天下，而老子否定仁义，主张以“无为”平治天下。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圣人不应讲仁义，应听任百姓休养生息)。可见，老子管理社会的办法不是进行教化，而是归真返朴，还人们以本来的生活方式。

非暴政管理；老子反对暴政和一切形式的压迫，他警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不要逼得人民无法安居，不要堵塞人民谋生的道路)，“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政治严苛，人民就抱怨不满)。老子还强烈地抨击剥削，断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他痛斥道：“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统治者住着楼台殿宇，而人民农田荒芜，谷仓空虚，那些穿美服，带利剑，厌吃美味，财货有余的人就是强盗头子)。可以看出，老子幢憬的是建立一个人道的，无压迫的、社会自然均衡的理想社会。

墨子(约公元前468年—公元前375年)．姓墨名翟，是我国先秦时期的伟大的平民思想象；他的学说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呼声，因此在当时引起广泛的共鸣，一度十分显赫，甚至与儒家分庭抗礼。墨子的管理思想直到今天仍对我们起着借鉴作用。

所谓“兼爱”，就是同等地、无差别地爱一切人。墨子及其门徒都是“游侠”出身，因此，“兼爱”思想实际上是侠士见义勇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精神的提炼和延伸，孔子的“仁”也是“爱人”之意，“仁者，爱人”，不过，儒家的爱是有差别的爱，首先是“亲亲”(爱亲人)，然后才爱其他的人，这也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赡养自家老人然后惠及别家老人，抚养自家幼儿然后惠及别家幼儿)之意。而墨于则不然，他出身贫民，自然希望社会上人人平等，相互尊重，长幼贵践皆爱，即使奴隶也不例外。所以，他提出“兼相爱”、“周爱人”，并将之作为人际管理的准则。墨子生于乱世，看到国与国之间互相攻打，人与人之间互相残杀，他痛心疾首，急于寻找动乱的根源、救世的良方。因此，墨子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说：“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如果人们“兼相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则干戈化为玉帛，天下必然太平。

墨子关心的是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因此，与“耻于言利”。斥责问稼问圃为“小人”行为的孔子下同，他处处言利，并且以功利主义解释“兼爱”，说“爱利万民”，“爱人利人生”。他还以“观其中国家人民之利”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著名口号，使国家富，万民和，社会走向“大同”。

在西周，天子、诸侯、贵族都有其军事专家和武士。随着贵族制度的瓦解：这些武士流落各地，云游四方，仗义勇为，成为“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其诺必诚，不爱身躯，赴士之厄困”的游侠。墨子及其门徒就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能够进行政治军事行动的游侠团体，该团体的首领叫做“巨子”，他对于所有成员具有决定生死的绝对权威；谈团体的组织管理原则是“尚同”，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绝对服从。

墨子针对当时诸侯大夫重用骨肉之亲而不问德行的做法指出，这是政治混乱的根源，只有“尚贤”，“察能”、“事能”(用贤之意)，才是“为政之本”。所以，墨子主张根据人才能力的大小授予官位，“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如果为官不称职，可以“抑而废之”，使官无常贵，不存在终身制。

墨子主张“节用”、“非乐”，反对奢侈浪费和享乐主义。他认为，对于“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贫穷劳动者来说，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上层文化过于浮华、奢侈和虚伪。仁义礼乐之类只是贵族们的享乐品，对百姓没有什么价值．因此，墨于本人从早年接受儒家教育，发展成了孔子的反对者。墨子在生产财富方面，则要求劳动者“强力疾作”，因为“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而统治者厚敛于百姓，美食锦衣，大兴宫室，“民力尽于无用”，是应当制止的。

墨家虽然是武士集团，崇尚“力”，认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但并不主张侵略、用兵，而是希望和平。所以，有人认为，墨于是世界最早的和平主义领袖。据载，有一次宋国受到楚国侵略威胁时，墨子为宋国布置了军事防御，并赶到楚国劝说休兵，与公输般进行了攻防模拟表演，结果墨子的防御手段极多，公输般赢不了他，楚王只好罢兵。又载，墨子之徒胜绰三次率兵侵略别国，有违于墨家“非攻”思想，墨子便设法使他丢了官。

孟子(前390年—前305年)，字子舆．名轲，战国的邹国(今山东邹县)人。他幼年丧父，其母三迁，择邻而处，使他好学成材。成年后，他广收门徒，游说堵侯，在齐国一度位列三卿。但由于他的主张与当时诸侯各国称霸的要求相差很远，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未能得到推行。最后，孟子退居讲学，整理古籍，成为儒家学说的主要传人。其言论思想记载于《孟子》一书中。

孟子的统治思想是建立在他对人性的认识——“性善”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人生来具有“仁心”、“善端”；“侧隐之心，仁之端；羞恶之心，义之端；辞让之心，礼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这“四端”与生俱来，人人都有，将其保持、发展，便成为“四德”：仁、义、礼、智。所以，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万物皆备于我”。

可见，依照孟子的看法，圣贤无有他奇，只是将人人固有的道德萌芽加以培养而已；野汉无有他异，只是缺乏教育，丧失了“善端”而已。由此，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通过学习、修身，“人皆可以为尧舜”。

长期的战争，诸侯国的兴亡，使盂子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人心向背的关键作用。他说，只要人心所归，即使用木棒也可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而桀纣之所以丧失天下，是由于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那么，如何才能赢得人心呢?孟子说：“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也就是说，应当投人民之所好，让他们得到希望得到的东西，而不要将他们厌恶的东西强加其身。人民最希望得到的无疑是土地，最厌恶的无疑是战争。所以，应当让每家拥有“百亩之田”，使人民“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同时，统治者勿犯“善为战”的“大罪”，则必然会获得人民的支持。

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并且主张宽厚待民，实行“仁政”。“仁政”之本便是“制民恒产”，即让人民拥有足以“养生送死”的财产，使百姓安居乐业。

孟子严厉谴责不顾人民死活、只知掠夺享乐的暴政：“仓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食人也。”因此，他反对李悝、吴起、商鞅等人推行的“霸道”，认为“以力服人”最终必然丧失民心，归于灭亡。只有实行“以德服人”的“王道”，才可使人“中心悦而诚服也”。所以说，“仁者无敌”。

孟子认为，“仁政”能否推行，关键在于用人，而用人之本，在于“尊贤使能，俊杰在位”。他说，天下有作为的君王都能以贤能者为师：“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所以，统治者应当效法他们，使用“仁贤”，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从而“安富尊荣”。

孟子提出，统治者要摆正自己与臣下的关系，不可傲视臣民，因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虽然把“义”和“利”对立起来，认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但他还是鼓励发展生产的。他主张“薄税敛”，实行“耕者九一”的低赋税政策，以保护农民的利益。同时，他还主张对工商不征税：“去关市之征”、“关市饥(稽)而不征”，以保护工商的利益。孟子还提出要“不违农时”、“无夺其时”，即在春种秋收等农忙季节不去妨碍人民的生产劳动，不征徭役。这样来保证人民“数口之家可以无饥”。

孟子的上述统治谋略尽管有剥削阶级欺人的一面，但其仁政理想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我们今天管理科学的发展也有借鉴、吸收的价值。

中国人是世界民族中最庞大、最复杂的一群， 她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幽玄莫测的韬略令世人叹为观止。

曾有西方画家，想用漫画表现出中国人的智慧特点，都难以成功。因为中国人的形象有时是方的，有时又是圆的，有时看似简单，有时又透出复杂。他们象水，既有形又无形，既可量又不可量。利刃割水水不断，彩笔描空空不染。

中国人聪明。他们经天纬地，以平定天下为己任，他们朝乾夕惕，为治国兴邦而苦思。

中国人明智，深谙人生策略。他们遁迹人海，匿影藏形，不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中国人憨厚，讲究礼尚往来，王道人情。他们默默承受着已经或将要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种种不合理，从不申诉。而对于滴水之恩，必定涌泉相报。

中国人平和，感情上不轻易显山露水，举手投足之间也显得温文尔雅。

中国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轻视玄想，不关心死后世界，不受各路神灵的愚弄，道教中的神也只不过是年高寿长的人。

中国人是浪漫主义者，他们落拓不羁，放浪形骸，追求精神上的自由自在。

中国人最简单，他们知道不做就是做了，无为而无不为。他们崇尚不战而胜，攻城非战而屈人之兵。

中国人最复杂，他们含敛光芒，心藏不露。他们的表面和内心最大程度地背道而驰。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型的中国人的理想。

“但愿老死花草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这是唐伯虎型的中国人的追求。

自本世纪以来，许多名土哲人孜孜以求，探索中国人的思想特征，总结东西方观念的不同。

严复说：中国人是亲情的，孝治的，节流的，淳朴的，谦屈的，而西方人是尚贤的，法治的，开源的，享乐的，发泄的。

李大钊说：中国人是直觉的，艺术的，精神的，向天的，而西方人是理智的，科学的，物质的，立地的。

陈独秀说：中国人以和谐、家庭、感情和意识形态为本位，而西方人以战争、个人、法律和实利为本位。

孟德斯鸠说：“开疆拓土是罗马的目标…宗教是犹太的目标…太平是中国法律的目标”。

黑格尔说：“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

有一则故事，一个美国姑娘和—个中国姑娘同时走在大街上，她们都戴着帽子，穿着裙子。突然，一阵风吹来，两个人反应各异：美国姑娘双手捂住帽子，唯恐风吹走了帽子，又要化钱去买。中国姑娘则双手捂住裙子，裙内的机密泄漏不得。这个小小的笑话说明这样—个事实，即西方人重物质，中国人重伦理道德。

还有一则故事，一位教授拿出一幅现代派画家画的《断臂的维纳斯》，让在座的中国学生和西方学生指出画中的错误或败笔。结果，中国人说它不平衡、不完美，而西方人则一眼看出维纳斯的现代服饰。这里反应的，是另一个事实，即西方人注重局部，具有分析头脑。而中国人强调的是整体性与和谐性。

悠悠五千年，中国人一边劳作，一边思索。近取诸身，远取万物，涌现出许多知名的和不知名的思想家。有的锋芒毕露，有的不露圭角，有的迅如流星，有的灿若北斗。他们将自己的聪明才智汇聚成民族的思想洪流，后浪推前浪，一浪高一浪。

“问渠哪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从远古到今天，中华智慧之河滔声不绝，震彻环宇。

俗话说：“一方水土一方民”。中国人的智慧深深地扎根于脚下的土地，来源于土地。在这块既富饶又贫瘠、既温情又暴戾的大地上，我们的祖先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活剧，同时从中凝聚和升华出自己的思想。

中国是个大陆国家，其北面是人烟罕迹的荒漠和草原，西面是无法逾越的黄土高坡和崇山峻岭，东面和南面则是一望无垠海洋。这块天然封闭的大陆号称“地大物博，”内部回旋的余地也很大，以至于古人把它看作是整个“天下”。在这个巨大的相对不变的生活舞台上，几千年来中国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过着与世隔绝的田园生活。他们很少有人到海上去冒险，统治者为了巩固他的“万世基业”，甚至实行海禁政策。由于生活范围限制在陆地，不会遇到海上的惊涛骇浪，很少体会到大自然的乖张暴虐，从而形成了中国人的热爱大自然的性格特点。

庄子赞赏“山天地与我合一，万物与我并生”的自然生活，并希望人类文明不要破坏原始的生态环境，保持“山无道路，水无舟楫”(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人与禽兽同处，与万物共存”(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古朴风貌。陶渊明则更是忘情于山水。在他汪洋恣肆的笔下，不仅大自然充满勃勃生机，人与物之间也显得圆融无碍。请看他的诗句：

真可谓涉笔成趣，他把布衣蔬食、寂寞劳顿的农村生活写成了自得其乐、避世绝俗的人间天堂模样，这里所表现的就是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的崇高精神境界，是将个人的思想感情溶入宇宙之中，以喜悦的心情看待万物。

西方人的地理背景和思维模式与此大相径庭。他们的国土面积狭小，对海上贸易的依赖性很大，人民必须往来穿梭于大海之上进行商业活动，甚至从事海上冒险。西方文明的发祥地古希腊和古希伯莱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不仅视海洋为国家的生命，而且其地理环境恶劣，山呼海啸，飞沙走石，人民由畏惧大自然而逐渐产生战胜大自然的想法。所以，我们说，西方人的性格是竞争型的，是海洋型的。黑格尔就说：“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而中国的孔子却不喜欢水性而赞扬山性，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在这里，“仁者”是比“知者”处于更高思想境界中的人。由此可见，东西方人的思想有时有着天渊之别。

由于中国是个内陆型国家，人民以农业为主，所以土地是财富的基础，是中国人的命根子。纵观中国历史，归根结底就是一部土地的兼并和分配的历史。地主通过收购破落农民的田地而发家，农民变得流离失所，于是挺而走险，举起“均田地”的大旗。推翻前朝后，农民可能会得到一些土地，但最终又将失去。从汉代张鲁起义到太平天国，甚至到以“平均地权”为口号的辛亥革命都是演着相似的历史。毛泽东说：解决了土地问题，就赢得了农民；赢得了农民，就赢得了中国。可见，解决土地问坛成为解决政权的问题。当年斯大林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为一次农民土地改良运动，他认为农民一旦分得土地便一哄而散，革命也就终止了。这是斯大林不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了解土地改良在中国的重要性而得出的错误结论。

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的政策历来是“尚农”、“抑商”，“重本轻末”，“本”就是农业生产，“末”就是工商活动。而农业这个“本”又是建立在个体农业的基础上，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老子所推崇的理想社会就是一个安宁封闭的小农社会：

“国小人少，即使有物品也无人使用，百姓安土而不远迁。虽有车船，无物可载。虽有兵器，无地存放。人民回到结绳记事的年代。食虽粗但津津有味，服虽朴但美不自禁，虽是茅屋但心有所安，虽是陋俗但自得其乐。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兵甲，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与其类似，孔子设想了一个“路不拾遗”、“外户不闭”的乡村大同世界，孟子则对“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的“仁政”社会充满憧憬之情。他们的最高理想都只不过是一个弊绝风清的乡土社会而已。

中国人靠土地为生，而土地是不能搬迁的，所以，炎黄子孙只有祖祖辈辈各自生活在固定的一个地方。一家几代人生活在一起，甚至依血缘形成一张巨大的宗族网络，这就是中国所特有的家族制度，也称伦理宗法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各成员处于不同的家庭地位之中，宗主或家长甚至拥有生杀予夺之权。

家庭是中国社会的核心，中国封建政权是按家庭的模式构造的。这样，王朝国家建立在广阔的社会基础之上，是超稳定的。家庭内的父子、夫妇、长幼关系的延伸就是君臣关系。

人们一般把古希腊国土上的各个国家叫做“城邦”，因为社会是以城市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城荣则乡富，城灭则民殃，履巢之下焉有完卵，所以各个城邦的公民在遇到外敌时总是能够同仇敌忾、共同对敌的。依此，我们也可以把中国封建国家叫做“家邦”，因为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家邦社会不仅影响和促成了孔子的和谐观念，韩非子的集权思想，董仲舒的伦理设计，而且由于对祖先的祭奠和崇拜，造成了中国人的崇古心理。孔于向往“郁郁乎文哉”的周期初期社会，老子追慕“结绳而用之”的原始社会，庄子则情愿回到“行而无迹，事而无传”的蒙昧时代。

中国人的思想，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都源于土地。诸如，孔子的“仁”、“礼”、“和”，是乡间亲情的延伸和概括，老子的“无为”本质上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小农智慧，韩非子的封建专制思想则是农业社会的必然产物。所以，我们说，中国人是离不开脚下的土地的，生于斯、死于斯，在泥里劳作，在泥里思想……

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中央之国的土地上。这样一群黄皮肤的人们在与大自然相处时凝聚起来，形成了自身的传统、思想和性格。

中国人的性格首先表现在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上——那就是感性强、理性弱。

中国人所擅长的思维模式是感性的，而不是西方人那种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理性思维，对于后者，中国人不擅长，更不感兴趣，认为是雕虫小技。而中国人所崇尚的是一种直觉的、感性的、暗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心灵体验和顿悟，是对大自然、对社会、对人生的体会和感受，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境，因而很多中国古代的哲人都推崇“无言”，推崇“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推崇简洁的大众化的思维方式。正因为中国人的思想是模糊的，悟性的，所以它必然不清晰、不明确，它不可言传是因为它难以言传，它要求一个人用自己的心灵亲身去体验，得出有关事物的直接的结论。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特点，中国人对大自然的认识始终都是模模糊糊的，没有能够形成明确的自然科学体系。如中国史籍里记载了哈雷彗星出现31次，是世界最早最完整的记录，但发现其平均周期的却是英国人哈雷。中医以及针灸技术是世界医学的一枝独秀，它许多西方人疑惑不解——中国医师把几根针插在人体上就能有西医望尘莫及的疗效。而中医及针灸技术的理论基础——经脉学说，至今是说不清、道不白的。难怪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圣哲投有走这两步，那用不着惊奇，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所有这些都明显体现出中国人不善严格的理论分析的特点，中国人只注意现象，却从来不想透过事物的表象去抓住背后隐藏着的本质，也就是说，中国人从来没有形而上的冲动。对现实之外的东西不感兴趣，它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理论的肤浅和不成体系，更进一步的后果就是技术的落后，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而陷入停滞。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而近代却被动挨打，难道不是这种思想模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吗

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有其弊则必有其利，中国人的性格使中国入在自然科学上显得异常笨拙，而另一方面，中国人在哲学和文学艺术上身手则要矫健得多。

中国哲学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哲学，是简明的大众哲学。其中没有繁琐的逻辑分析和抽象思维，有的只是言简意赅的片段言浯，但寥寥数语，却包含了丰富的内涵。

中国哲学简洁，不复杂，故能普及推广。在封建时代，每一个识字的中国人都要学学，儿童入学，首先读《三字经》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而三字经》最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就

是孟子的哲学观点。如果说，西方是基督教文化，印度是印度教文化，西亚是伊斯兰教文化，它们都是宗教型文化，那末可以说，中国是哲学型文化，哲学在中国已不是少数哲学家关在屋里苦思冥想的对象，而是每—个人的心理过程和行为方式。因为中国哲学思考的是与人生直接关联的东西，学哲学的目的就是成其为人。但是中国哲学并不庸俗，它强调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它发展起来了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精神，它充满了韵味无穷的暗示和隐喻。可以说，中国伟大的哲学家老子、孔子、庄子并不比任何一个西方历史上的哲学家逊色。

中国被称为诗的国度。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有着独特的韵味。唐诗宋词，于只言片语之间，便道出一个美妙清新的意境，谁不曾读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谁不曾咏过“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读罢之后，余音绕梁可以三天不绝，使多少中国人为之沉醉！不仅如此，中国诗歌还广泛采用比喻和暗示的手法，诗中隐含着没有说的内容，聪明的读者往往能读出言外之意。例如，骆宾王《在狱咏蝉》诗中的“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就是以蝉来代表诗人自己。孟浩然的诗句：“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所暗示的是他对显宦之士的羡慕。这种隐喻内心，间接表达的诗歌艺术被西方现代的意象派诗人广为推崇，其代表人物庞德就翻译了不少中国诗词。

再看中国的水墨山水画。一位游者独立于浩邈山水之间，淡泊清新，云遮雾掩，空空寂寂，幽幽荡荡，让人沉思，让人倾醉，不禁为之叹惋，为之流连！有人说，中国画中的人物太渺小了，太不“像”，殊不知，它所要表达的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是天人合一的精神，是一种神韵，是作者自身诸多心灵体验的自然抒发。而西方人呢?关在屋子里对着石膏球体一次又一次地画素描，仔仔细细画出每一根光线，每一层明暗的对比。在中国人看来这又太“死板”，又是“雕虫小技”，那里有水墨画的意境高远，气贯如虹

中国人写诗作画，讲究的是“气”。但如果你抓住一个中国人问他：“什么是气：”那你—定会失望，他一定答不上来，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直接把它说个明白。因为那是每个人心中的体验，是“得意而忘言”的意境。

老子说：“可以道出的真理，不是永恒的真理”(道可道，非常道)。中国人的真理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更概括地说，在人生世俗方面，中国人不仅远胜于东方民族，而且超越了西方民族。

诸如社会生活，印度人几乎全盘否定它，西方人只把它看作是通向天堂的历程和手段，中国人则全身心地追求道德的、实在的生活体验，这种体验可能在家庭中，也可能在仕途中得以实现。

诸如欲望：印度教(现代印度最主要的宗教，不同于佛教)有纵欲的一面，但印度文化从总体上讲是禁欲的。西方在中世纪以神扼杀人的欲望，而现在又走向另—个极端，放纵人的情欲。中国人则既不禁欲也不纵欲，强调节欲——用理性引导和节制欲望，同时适度满足欲望。这样做是现实的，既可满足中国人子孙满堂的愿望，又有利于调养身心。

诸如生命：印度人认为生命是痛苦的，而痛苦的根源又在于人的主观上的“无明”，所以，有必要尽早结束人的一切意念活动。而西方人视生命为神所赋予，现实的活动是为了报答神，也是为了获得神的拯救。中国人则不然，他们不再到生命之外去寻找生命的意义，而极端地重视生命过程本身。谚语所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即反映了这一观念。战国时期的杨朱的“重生”哲学和中国道教的强烈的生命意识也透露出或多或少的信息(道教与道家不同。道教是主要流传于民间的神仙信仰体系，它主张违反自然地吞吃丹药而延年益寿，道家则是主要流传于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中的追求恬淡虚无、顺应自然的哲学理论)。

再如神话和宗教：印度是个神话传说异常发达的国度，诸如牛神崇拜、树神崇拜、湿婆崇拜(湿婆是毁灭神、舞神、生殖神和保护神，他保护穷人，保护艺术，保护苦行者)和毗(Pī)湿奴崇拜(毗湿奴是世界保护神，他从魔鬼手中夺回世界，他救了人类的祖先摩奴)等等早已与艺术和生活水乳交融、冰连玉结了。印度人还没有什么历史观念，直到近代才出现史书，它的历史资料只能通过神话故事的渠道口碑传载，因而承继下来了。印度还是个宗教的国度，印度教教徒占人口总敢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他还有耆(qī)那教教徒、伊斯兰教教徒和佛教教徒等。

西方文化的发祥地是古希腊和古希伯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古希腊的丰富的神话以及与人感情相通、同样悲欢的神的形象早巳为世人熟知，起源于古希伯莱犹太人的基督教也已经融入西方人的精髓之中，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

与以上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人似乎不爱想像，不受神灵的捉弄。中国只传有支离破碎的不成系统的神话故事，如盘古、女娲(Wā)等等，即使他们不是从异域传来的(有人考证盘古是古代波斯的神)，也不能给中国人的玄想力增添多少光辉。中国还是一个基本上没有宗教的国度，佛教东来而蜕变为不是宗教的禅宗，成为一种现实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佛教的另一流派净土宗是仅凭口诵佛号便能超度到净土的极其简单的宗教。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是道教，它已经不符合宗教的束缚教条，而主张迎合人的欲望，通过内丹(据说修炼后身体内都可得此丹药)、外丹(长生不老之药)而延长人的寿命。后期的道教甚至有纵欲的倾向。道教中的“神仙”也不是西方神话中存在于世界之外的“神”，而是寿命极长因而传说能腾云驾雾的人。从上可见，与其说道教是相信神的宗教，不如说是相信人的一种生活信仰。其它如祭拜关公、孔子、财神、灶神等，就更算不上是宗教，只是人们心中愿望的简单表达而已。

中国人不相信上帝，基督和其它神明，却有着宗教式的献身精神和拯救世界的道德理想，同样可以“杀身成仁”，可以“内省不疚”，这些不是通过服从于神，而是自觉于“仁”来达到。中国人不追求三生业报、转世再生、灵魂不灭和天堂乐园，而是把“天堂”，放在此生世间，就像洪秀全那样，向往着在地上建立“天国”。

中国人就是如此，不是以神秘的狂热或冰冷的理智，而是以现实的，合理的态度对待一切事务，所有的问题都放在实用的理性天平上加以衡量、厘定和处理；

中国古代的学问不是纯智活动，不是“为知识而知识”，而是为了自身的“觉悟”和尽教化的责任，是为了人格的高超。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对征服宇宙、了解自然规律不感兴趣，他们认为人与自然是可以感情相通、和谐共处的。困扰中国人的不是自然界的现象，而是人间的风云变幻。所以，《左传》中说，“天道远，人道迩(近)”。

中国人不争取“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主张政治和法律“合情合理”。

中国的史书是世界上最为丰富的，但它不是客观的历史的记录，不是繁琐的学问的堆积，而是古代的实用人际关系手册，是为人处世的指南，是治国安邦的前车之鉴。

中国的医学不追求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而强调实际疗效。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主要不在于玄之又玄、高深莫测的逻辑思维结论，而在于高度发达的实用技术，如火药，造纸术和冶炼技术等。中国古代天文学发达，是因为历法是农业国家的要务，而且统治者自称“授命于天”，所以鼓励对星象的观测。而西方人却不喜欢须先了解科学研究的实用性。据说，有一个学生问欧几里德学几何的用处，欧几里德立即给这个学生一个金币，然后叫他离开。

那么，是不是中国人完全没有过理想和幻想呢?不是的。基于农业社会的大同理想、太平天国的乌托邦幻想从来不绝于中国。再者，因为有一部分中国人(儒家)殚精竭虑地从事对人的设计，给人套上伦理的枷锁，那么必定还有一部分中国人(道家)希望挣脱锁链，还人以自由的本来面目。于是乎，出现了“御风而行”的列子、“造遥游”的庄子、“负雅志于高云”的陶渊明、“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的李白、“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的李贺和“把酒问青天”的苏轼，……他们的想像力与西方人的玄想不同，前者是针对人生的，后者是针对大自然的；前者是对天空的瑰丽的想像，后者是对规律的艰辛探索。

中国人也萌发过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屈原在《天问》中间道：“太古之初，宇宙从何而来？混沌无形，如何探讨它?谁又能了解它?”(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meng)暗，谁能极之?)，他还独具慧眼地继续发问：“焉有石林?何兽能言?…女娲有体，熟制匠之?”与屈原同一时代的庄子一向关心的是人的精神自由，可他在《天运》篇中也提出了天问：“天是运动的吗?地是静止的吗?日月交替出现，又是谁主宰着他们?是谁推动着他们?…我敢问何故?”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惟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事？…敢问何故?)另一个中国哲学家荀子(荀况，荀卿)甚至提出了“战胜大自然”(戡天)的光辉思想，他不像孔子，孟子以及庄子热衷于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而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可惜的是，中国人对宇宙的兴趣到此为止矣，并没有进一步深入下去探个究竟的想法和决心。而且，在中国占主流的思想并不是“析万物之理”，而只是“判天地之美”，以至于中国古人嘲笑杞人的“忧天”和屠龙术的“无用”，到近代则讥讽西方科学技术为“奇巧”、“鬼工”。

但是，回过头来说，西方人征服自然，同时破坏自然，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由此面临巨大的威胁。而中国人的有情宇宙观主张的天人和谐、天人感应和与物为春的思想在当代却有着重大的价值，可以说，中国人最早提出了生态思想。

看来，西方人的天人敌对的思想与中国人的天人为友的思想可以相互补充，取长补短，以完善人类对宇宙的认识。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人重实际，并不是重视机关发明，而是重视人生和社会实际。西方人也有重实际的一面，但偏重的是科学技术和人生享乐。例如，美国人将实用主义作为美国的“国家哲学”，实用主义即倡导冒险、创造、享受和判定是非的个人主义标准。

如果我们说西方民族是爱好玄想、擅长抽象思维、富于理性精神同时又充满非理性精神的民族，那末可以说中华民族是偏重实际、诉诸于感性经验、具备实践的理性精神的民族。

《易经》中有这样的话：“不事奉王侯，高尚所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就是不以做官为意，以表示自己德行的崇高。这正反映了中国文化有崇尚隐退的—面。

总体上说，中国文化是“两面文化”，既有执着于现实和冲突的“入世”(介入世俗)的一面，又有喜爱恬淡无为的“出世”(逃出世俗)的一面。而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都是“单面文化”，西方文化的单面性在于只强调入世精神(貌似出世的基警教思想实际上是世俗生活的翻版，只有劳动、竞争、节俭才能进入天堂)，印度文化的单面性在于只发展起来了出世观念(厌弃今生，追求来世。因印度土地非常肥沃，故只要参加极少的生产劳动)。中国文化与它们都不同，一方面是现实主义的儒家思想，一方面是理想主义的道家追求，同时儒家中含道家观念，道家中有儒家哲学，入世与出世相辅相成，紧紧缠绕，共同组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如果我们用中国古代太极图来描绘之，白“鱼”代表儒家，黑色“鱼”代表道家，“鱼目”反映儒道互相渗透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画出如下的“中国文化太极图”：

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人强调世俗生活，以官为本位(崇拜权力、官主宰一切)，以家庭为本位(家庭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皇权是父权的延伸)，以伦理为本位 (伦理是家族社会的产物，是古代礼治社会之本)，以“修身、齐家(整顿好家庭)、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满怀一腔济世(救济和拯救世界)热情，这都表现了积极入世和现实主义的民族精神。然而，中国人还有耐人寻味的另一面，即以佛家和道家为代表的出世思想、以庄周和陶渊明为代表的隐士风范。具体地说，佛教的摒弃外物、解脱人生的观念被中国人几乎全盘接受，并被发展成追求自然适意、取缔外在束缚的掸宗哲学，这是中国式的出世理论。还有，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其恬淡虚无、清静无为的人生理论被历代士大夫捧为圭臬，民间的道教则以其神仙信仰和巫符咒术迎合了中国人骨子深处超脱纷繁世俗的出世心理。典型的出世者便是隐士，这是中国文化的“特产”。隐士们不是偶然产生的一两个社会游离分子，而是一种社会现象。他们与假出世真入世的基督徒不同在于，喜欢和谐、宁静、超脱和顺应自然，与悲观的印度人不同在于，他们始终是乐观主义者。中国人即使历尽灾难但从不放弃幻想和理想，乐观的人生态度成为我们民族的生存动力，这不像西方人在痛苦时不能自拔甚至以自杀而告终的偏激心理。

有人说，没有悲剧的文化(大团圆文化)是肤浅的，但是我宁愿说，中国人是在看穿了一切之后反而觉得轻松喜悦，这是一种超越了悲观的乐观主义，而不是还没有达到悲观主义的高度。更具体地说，中国隐士的乐观表现在“以在野之身应朝廷之命”(以在野之身应在朝之命)。隐士们大都不是真的归隐，而是像诸葛亮、刘伯温随时准备出世以实现自己的雄才大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所以，孔子说：“隐居是为求志”(隐居以求志)，老子说：“君子背运则散发跛足而行，逢时则一鸣惊人”(君子得其时则鸣，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可见中国人是怀着世俗名利之心而迫不得已隐居的。中国隐士还有一个特点，他们不一定要遁迹于山林、逃身于大野，而是主要在世俗之中隐匿，正像苏东坡所说的“万人如海一身藏”。隐士逸人仍然做一切人所做的事，照样出仕做官，为宦作宰，照样“往来争名利”，只是因为自己有了更高的思想境界，做这些平常事的意义就不同罢了，所以俗语中说：“大隐隐于朝，中隐隐市，小隐隐于野”。当然，也有个别人是以拒绝做官来表示自己清高的，他们仍然是“大隐”，如庄周、陶渊明。

为什么中国古代会出现大批隐士呢？这恐怕与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政治模式和文化背景都有关系。中国是个小农经济的大国，许多地方自然环境十分优美，加上小农相对自由的游走机会和生活上的自给自足，使得隐逸成为可能。专制政治使一大批有才干的人不得以施展抱负，尔虞我诈异常激烈的中国官场使士大夫倍感紧张、疲惫和痛苦，他们于是借助隐逸而自娱。另外，在官本位的封建社会，做官便有了一切，于是必然会出现拒绝做官、以示清高的人。特别是当仕途遇到挫折时，中国人一般并没有跌倒再爬起、拼死竞争的悲剧精神，而是很容易心灰意冷，从儒家一下子遁入道家或禅宗，过着自然适意、清静无为的与世无争的出世生活。就连对人生理想满怀激情的孔子也说：“如果真理不被世上接受，我则乘舟隐去”(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也不例外，提出：“仕途通达则救民于水火，穷困潦倒则隐遁而修身”(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理想。

从上可知，《周易》中拒绝做官、崇尚隐逸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表现了中国人处事韬略之深，也暴露了中国人思想中消极的成分。

也有人不认为中国人具备实践的理性精神，例如，严复、陈独秀都断定中国人崇尚的是“虚文”。这要从两方面来看，一则虚文者乃是中国人重视此生此世功德文章的不朽、而不探讨灵魂不灭的表现，这也是一种现实主义；二则中国人的确希望超越现实，以获得宗教之外的更高的精神境界，于是浪漫主义应运而生。特别是在文学领域，中国人的浪漫情绪还表现得十分突出。例如《诗经》中的句子，

其描写是何等的绮丽、婉转，又是何等地充满了情感！可以说，它们开了中国抒情文学的先河。

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祖先在集体劳动中，为了协调动作、减轻疲劳、交流思想，便发出“杭育”、“邪许”等号子声，这大概便是最早的歌。鲁迅曾说：诗歌是在劳动中产生的，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既然文学与生产劳动有关，那末必然也与生产方式，经济背景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思想特点和文化传统密不可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特别是其核心——中国诗歌就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农业文化和中国民族性之中。

1.重抒情轻叙事。中国文学多是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表达平治天下的志向和发泄仕途失意的牢骚之作，因此，抒情性很强。如周瑜之“大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屈原之“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都直接或间接地抒发了胸臆。即使象著名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也是有着浓重的抒情色彩的。而西方的诗歌，如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拜伦的《唐·璜》以及现代诗人艾略特的《荒原》，都偏重于叙述一个神奇精彩的故事。

2.重意象轻议论。中国诗歌要么直抒其志，要么隐喻内心，很少有对事物的评论和分析。唐诗宋词都讲究比喻和象征，籍之来间接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情绪。如骆宾王的《咏蝉》诗：“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歌咏的实际上并不是蝉，而是人。再如李白的《行路难》诗，“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是以“大道”隐指仕途。诗歌的这种形象思维方式非常适合于在抽象思辩方面比较笨拙的中国人，这可能就是中国之所以成为“诗国”的原因。现代的西方人开始学习中国人的这种作诗方法，在欧美各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象征主义诗歌流派就主张借用外在形象表达内心，认为诗歌应该象一个方程式，供人分析和揣摩。其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的著名诗人庞德甚至邯郸学步，附会了不少中国式的诗歌。

3.重形式轻思想。中国的诗歌乃至抒情散文都十分强调音韵美和对仗工整，这在客观上限制了作品的容量，使之不可能如同西方诗歌那样篇幅巨大、含量丰富。中国古诗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一首诗只抒唯一之情，只述唯一之事，一方面显得朗朗上口，易记好背，另一方面又显得单纯，甚至有时给人以玩弄文字游戏的感觉。这不足为怪。因为在重视辞藻和韵律这一表层现象之后深藏着的是中国人爱面子、重形式的民族性，而这一民族性又是虚伪的农业文化的产物。

4.重感觉悟性轻历史跨度。中国人擅于捕捉瞬间的感觉而成篇章，许多名篇都是微妙的悟性的结晶。如:张继的“夜半钟声到客船”，李白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贾岛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以及李商隐的“留得枯荷听雨声”等等都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美好感觉的抒发，这里虽然没有气势诙宏的历史，却打动了历史上无数吟诵者的心。

5．重功名轻爱情。西方人的骨子里渗透了个人主义，他们的诗歌也给爱情以特别重要的位置。诸如普希金、海涅、拜伦、雪莱、裴多菲、布朗宁夫人以及莎士比亚都以其爱情诗享誉遐迩。而在中国，妇女的地位一直比较低下，特别是在儒家传统之中，视谈情说爱为纨绔子弟所为，不是一个大丈夫溢于言表的事，所以，爱情诗自《诗经》以后便难以为继了，偶尔有人写几首，也是因为仕途无望而“自暴自弃”，就像柳永自嘲为“奉旨写诗”而沉溺于“靡靡之音”那样。中国人不讲爱情，却讲功名，功名失败与其说对个人是个损失，毋宁说对社会是个贡献，因为以诗来吟咏个人的悲愤之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绝招。所谓的“诗言志”是也。在现实中的受挫，并不能真正地打击崇尚“文死谏，武死战”的儒生，相反，他们还是要以诗抒发高傲壮烈、愤世疾俗之情，不忘流露出中国人的乐观心态，绝对摒弃西方人面对炼狱和地狱时的悲壮心情。

以上议论的是诗歌。下面我们再看看中国文化的主流——哲学中的浪漫主义。

庄子是对中国人的性情影响极大的一位哲人，他所追求的精神自由的境界，也是一种中国式的浪漫主义。他这样描述他心中的理想：“在遥远的姑射(ye)之山，有神人居住。肌肤若冰雪洁白，风姿绰约若处女；不食五谷杂粮，吸风饮露为生。乘云气，驾日月，游荡于四海之外”(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于四海之外)，这是不依赖于任何外在条件的“无待”(无倚靠)的生活，是“游无穷于放荡”的“天放”(天然奔放)生涯，它似乎反映出庄子的浪漫主义是没有人间烟火味的，可望而不可及。其实不然。所谓的“神人”终归还是人，不是神，只是这样的人心理上超脱一些，精神上自由自在一些。庄子本人也并没有腾云驾雾，相反，他“宁游戏于污渎(du)之中自快”，恪守着“游世”(游入世俗但又不忘“同流不污”)的生活态度。

1.它是精神上的而主要不是行为上的。庄子的“心斋”(去除杂念，保持内心平静，用心感应宇宙)、“坐忘”(忘掉一切客观事物，忘掉自己的肉体，去掉一切认识活动)是要达到一种精神幻觉，庄子的“游乎无人之野”、“无何有之乡是游历个人的精神世界。而西方人的浪漫主义主要是一种行动哲学，例如冒险主义。

2．它是被迫的而不是自觉的。庄子是在看透了政治的虚伪(“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社会的险恶(“凡人心险于山川”)、经济的不平等(“无耻者富”)、战争的残酷(“今世殊死者相枕”“刑戮者相望”)和生死的不测 (“未终天年而中道亡夭于斧斤”)之后才遁身养性的，而不象西方的浪漫主义多出于个人的特殊喜好，以及无条件的对自由的追求。

3．它是安之若命的表现。庄子说：“生死，命也”，“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于是一切都用不着抗争、用不着刻意追求，只剩下一个“无为”了。“无为”还是有所为，就是试图与宇宙沟通——“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西方人的浪漫主义并不是源于命定的，而是充满了主观情趣的，正像萨特所说：“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换言之，不容有决定论。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

4．它是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庄子提出的“丧耦(ou)”(抹去事物差异和矛盾对立)、“虚无恬淡，合于天德”、“至乐无乐”和“天人契合”、“神与物游”等等都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本领，为士大夫知识分子们广为接受和付诸实践。而现代西方的浪漫主义流派是为反对现实主义才兴起的，它与其说是为人立事的原则，下如说是一种学问和一种职业。

从上可以看出，一方面是现实主义，一方面是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浪漫主义，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这样两个方面既有主次之分，又相辅相成。如果没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成为无根浮萍；如果没有浪漫主义，实用理性文化也就索然无味，不可能千年不绝。正因为两者结合，才使得中国文化追求世俗但不显“俗”，热衷玄想而不显“玄”。

《周易》是中国最宙的一本哲学书，它成书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之间，其中的八卦符号的出现还要早得多，可追溯到公元前五千年到一万年之间。传说中，中国最早的帝王伏羲氏“近则参照自身，远则取材万物”(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尔后，周文王在被纣王囚禁时研习易道，终于写成《周易》一书。

有人认为，《周易》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源头，而且对它的研究有助于解开世界文明的发祥之谜。据报道，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出土的七千年的印地安人彩钵上发现了“复卦”符号，与中国半坡文物上的符号一致，所以可以断定，七千年前中国半坡氏族的一支即已达到美州。另据报道，在希腊出土的三千二百年前的陶器上有“河图” (先古时黄河地区遗留的图案，详见下述)图案，陶器底部还有中文铭文：“连山八卦图，中国的历数，在遥远的东方”，这证明商末周初时易经的内容就已传入希腊。正因为(易经》对于研究世界文化都有重要的价值，所以国际上多次举行这方面的学术讨论会，美国还成立了“易经考古学会”，组建了“易经博物馆”。在国际上，一些人试图从哲学、宗教的角度来解《周易》，另一些人则努力挖掘其中的科学思想，提出“周易代数学”、“周易物理学”等等学科。

更为有趣的是，不少人甚至认为从《易经》可推导出现代物理学的所有定律、定理，这样就可省出大部分烦琐的数学，而直接从古老的八卦入手得出科学结论。实际上，当代物理学中的“质朴性理论”就是探讨如何用更简明、更直接的方式推导、验证和理解物理学原理的，这与“周易物理学”的主张不谋而合。台湾学者薛学潜在爱因斯坦四维空间之外，加上“质”与“电”共同组成的第五维，提出“五维宇宙”理论和“超相对论”，引起极大反响。他根据“五行”(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原理 (指五种元素相互助长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应用“河图”、“洛书”(史前洛水地区遗物)和八卦，导出了近代物理学上的所有重要定律，如高斯定律、泊洼松方程、薛定锷方程、麦克斯韦方程、爱因斯坦方程、波尔量子力学方程、德布罗意物质波公式、海森堡量子公式等等。另据报道，一个名叫王锡玉的自学成才者研究《易经》取得重大突破，他用“统一场数”理论可解决许多物理学难题并最终为破解诸如气功、特异功能的奥秘奠定了基础。王锡玉认为，宇宙元素之间的变化和分类完全按照宇宙的正、反、合之演数即统一场数进行，足数则生，增数则长，减数则衰，尽数则亡，所以宇宙的秩序完全蕴藏在正、反、合数之中，即八卦之中。

《易经》中说：“一阴一阳为宇宙之奥秘（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宇宙观。在《易经》中，“阴”用符号“--”表示，“阳”用符号“—”表示，分别称之为阴爻(yao)和阳爻，爻的不同组合即成为八卦，他们是：乾、坤、兑(duì，泽)、巽（Xun,风）、离(火)、坎(水)、震(雷)、艮(gen,山) 。八卦的不同组合就是六十四卦，著名的六十四卦卦名有：重乾，重坤，恒，遁，既济，未济。

郭沫若认为阴阳符号起源于男女生殖器崇拜，所以中华文化最早是生殖崇拜文化，或至少是性别文化。中国人以阴“- -”，阳“—”类比万物，这与西方弗洛伊德将实物想像成性器官，两者似乎有殊途同归之妙。但是现在很多人把阴阳二爻看作是先人结绳记事的产物，而渔网的使用和结绳记事是同一时期的发明，所以我们可以把诸如“既济”卦看成是先人对绳索或渔网的抽象。

还需指出的是，最初的卦爻并非只有阴阳两者，如考古证明卜骨符号也是一种易卦，卦爻还有    、    、十，八等，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祖先把卦爻给简化了。之所以能流传下来阴阳两种卦爻，还与中国人的二值逻辑思维方式有关，即我们传统的思想只把事物想像成彼此对立的两类，好人与坏人，是与非，官与民……，他们之间无法妥协，没有调和的余地。

据史料记载，微积分的发明者、伟大的数学家莱布尼兹正在潜心研究二进制数学时，忽然收到在中国游历的他的朋友白晋所寄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给了他很大的启示，于是二进制数学应运面生。

原来，阴阳卦爻实际上是数学符号。如果我们把阳爻“—”当作二进制数1，把阴爻 “- -”当作二进制数0，那末八卦就正好分别对应于八个二进制数，如下：

乾

二进制数学是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基础，没有二进制，便没有计算机。可见，《周易》对现代人类文明有启迪意义。

另外，《周易》中还有这样的话：“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圣人效法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也是中国人研究宇宙奥秘的一大成果。

所谓“河图”，即如下图案：图中，白圈代表“阳”，是奇数，黑圈代表“阴”，是偶数。

图中所有偶数或奇数之和皆为20，且两边上下数字之差等于中间数5。所谓“洛书”即如下图案：

洛书的直、列、斜三个数之和都是15。洛书也被后人称为“九宫”或“纵横图”，它反映了中国先人对数字的认识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八阵图的八环中任何一环上八个数之和皆为260，连环图中13环中八数之和皆为292。八阵图运用到军事上，按照环中数字配备兵力，则各方向士兵人数总是一样多，首尾相接，环环联络，形成一个坚强的包围圈。连环图用于军事上，则为连环阵，敌人只要进入了阵中，则休想逃出，找不到薄弱环节。八阵图和连环图都集中地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和韬略。它们和《易经》一样永远放射出异样的光彩。

中国人以谋略智慧著称于世，《老子》、《孙子》等谋略名著早巳盛传于海内外。中国现存的历代兵书达二千三百○八部，其议论之诙宏、智慧之深遽令世人颇有仰之弥高之叹。在这些兵书中，最著名的有“武经七书”，除此之外，《握奇怪》，《虎钤经》，《太白阴经》，《百战奇略》等也为荤荤大者。中国人还善于引史为鉴，直到十八世纪，中国的史书之多超过世界各国这类书籍的总和。在这些浩如烟晦的历史著作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政治、军事和人生谋略思想。另外，诸子百家都以谋略见诸于世，这些谋略大到治国平天下，小到修身避难，为历代官僚士大夫所揣摩运用。

中国人的谋略智慧既然如此博大精深，那末，建立中国谋略学的科学体系势在必行。我们有必要也有责任去系统地发掘、整理和开发运用这些谋略，使之服务于现代社会，造福于人类。

所谓谋略，又称韬略，指为达到目的所采用的间接的、迂回的、神奇的和事半功倍的做事、为人的方法。具体地说，它是隐藏不露的政治计谋，是运筹帏幄的军事战略战术，是进退自如的人生策略。

所谓中国谋略学，即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军事和人生谋略的科学，它重在探讨中国谋略的渊源、核心内容、基本特征、所起的历史作用和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

中国谋略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交叉学科，它涉及政治学、军事学、哲学、心理学、人际关系学、管理学、系统科学以及运筹学等学科。

中国谋略学可分为政治谋略学、军事谋略学和人生谋略学。政治谋略学包括君王南面术、官僚统治术以及纵横捭阖之术的研究；军事谋略学包括对军队组织的统御、战略战术等的探讨；人生谋略学包括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仕与隐、揣摩术及人际关系等的讨论。

从社会作用来看，中国谋略学还可分为道德谋略学、功利谋略学和超越谋略学。道德谋略学研究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程、朱、王阳明等人的谋略观，功利谋略学研究管子、孙子、吴起、墨子、韩非子、吕不韦、秦始皇、张良、孔明、曹操、颜元等人的谋略观，超越谋略学研究庄周、陶渊明、嵇康、苏轼、唐寅、郑板桥等人的谋略观。当然，以上三部分的界限不是绝对的。

另外，还可以从人的角度，将中国谋略学分为语言谋略学、心理谋略学和行为谋略学等。

下面，我们从政治谋略学、军事谋略学和人生谋略学三个方面简述中国谋略的内容。

中国政治谋略的鼻祖是姜太公，即姜子牙。他辅佐周文王，最终建立了周王朝。姜太公的政治谋略的特点是强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 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因而对人民要“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 喜而勿怒”。在姜太公之后，政治谋略的大师有周公、孔子、老子、齐桓公、管仲、晏婴、秦始皇、韩非子、张良、汉武帝、董仲舒、孔明、曹操、李世民、赵匡胤、司马光、朱元璋等人。

中国军事谋略的始祖是孙武，他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战争的规律，强调“不战而胜”，“知彼知已”、未战先谋、正兵与奇兵相结合以及创造有利的军势。在孙武之后，军事谋略的巨擘还有：吴起、司马穰苴、尉缭、韩信、汉光武帝、孔明、曹操、周瑜、司马懿、隋文帝、李靖、岳飞、刘基、曾国藩等人。

中国人生谋略的奠基人是孔子、老子和庄子。孔子的人生谋略重在治国平天下，另外，他追求崇高的人格。老子人生谋略的特点是利用事物相反相成的运动变化规律，做事从反面开始以达到正面，例如，由“守柔”而达到刚强，由“无为”而达到“无不为”，由“无争”而达到“莫与之争”，由“无私”而达到“成其私”。庄子的人生谋略既有钻空隙而生存的一面(“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天下皆知有用之用，不知无用之用”)，同时，又有隐逸超脱的一面(“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傍日月，挟宇宙”，“至人无已，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等)。庄子的思想对后人影响尤为巨大，不仅成为佛教禅宗和玄学的直接来源，而且构筑了中国人的心态。在孔子，老子和庄子之前后，重要的人生谋略家还有：陶渊明、阮籍、刘伶、司马迁、唐寅、郑燮以及苏秦、张仪、列御寇、范蠡、张良、严于陵、曾文正等人。

中国谋略的代表性著作有：《周易》、《老子》、《四书》、《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三略》，《司马法》、《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太白阴经》、《虎钤经》、《逸周书》、《左传》、《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明史》、《鬼谷子》、《风后握奇经》、《莱根谭》、《幽梦影》、《曾文正公文集》等。

中国谋略学即是对以上内容进行整理、分析和总结，去其糟粕，吸取精神，将古代的谋略智慧运用于现代社会的一门综合学科。

吸取古代纵横捭阖之术的精华，将之运用于外交；吸取古代兵法的精华，将之运用于反侵略战争和企业管理；吸取古代人生哲学的精华，将之运用于人际关系，这些都是中国谋略学所重点研究的内容。

1.中国谋略可以与西方智慧互补。西方人不喜欢使用太多的计谋，认为这是不诚实的表现，例如克劳塞维茨就认为战争不能以阴谋诡计取胜。与之相反，中国人把克敌制胜的奇谲计谋看作是富于韬略的反映，所以孙子说：“兵者，诡道也”。另外，西方人崇尚武力取胜，偏重逻辑推理，谋略也是推理的结果(如侦探片所显示的);而中国人奉行王道取胜，谋略上讲究的是“奇”，—般不遵循逻辑规律。中西的这两种性格和行为方式是互补的。

2.中国谋略可以应用于当代政治。纵横捭阖之术可以用于应付和处理当前动荡不定的国际形势；韩非子等人的权术思想可以用于洞察和分析现代人的政治表现；管仲等人的富国强兵谋略可以用于发展“国之富”；孔子试图以“仁”、“礼”、“和”构造“大同社会”的思想可以用于窥视中国人的政治心态和政治理想。

3.中国谋略可以应用于现代战争。姜太公的集中用兵思想(“凡兵之道，莫过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慑思想、《逸周书》中的政治战、外交战、经济战、心理战并用的“柔武”思想，以及具体的战略战术都可能服务于反侵略战争。

4.中国谋略可以应用于当代企业管理和人际关系。不仅《论语》、《孙子》、《三国演义》、《红楼梦》可以成为企业用人、营销、组织管理的“通鉴”，其它的谋略著作，如《周易》、《史记》、《鬼谷子》、《管子》、《老子》等都可对现代经济科学、管理科学、系统科学和人际关系学作出应有的贡献。而之所以可以将古代优秀的谋略遗产运用于现代很多领域，其理论根据就在于中国谋略学。

4.中国谋略可以应用于当代人生。老子的“宠辱若惊”，“和光同尘”思想可以为现代人们所参照；庄子的“我周旋于亿万人间，如处独焉，如蹈虚焉。御至纷如至少；视多事为无事”的“游世”思想，以及“与物为春”“物我两忘”的超脱于大自然的博大胸襟，都对当今世人的性格修养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谋略学，这一新兴的中国独有的交叉科学终将成为人类科学园地的一株奇葩。

中国是一个政治本位的国家，也就是说，政治权力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支配一切、主宰一切的巨大威力。政治风浪不仅左右着社会航船的去向，而且不时地猛烈扑打着每一个社会成员，警示着人们不可须臾离开早已被统治者指定的“画地之牢”。这样，个体小农的安土重迁、老死不相往来的心理不断地得到加强，它成为封建专制的最佳土壤。所以说，民众的贫穷、愚昧既是统治者强制束缚农民于土地的结果，又成为专制政权得以长存的最佳社会条件。

①中国的哲学经典除《庄子》外，全都是教导人们如何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书籍，与其说孔子、老于是哲学家，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家。

②中国的历史经典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居世界各国之最，这些史籍中也包含了丰富的政治思想。特别是《逸周书》、《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明史》等不仅能起到“可以知兴替”的史镜作用，而且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如何控制人的艺术。

③中国的兵书也蕴含了大量的政治谋略思想。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有句名言：“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延续”，的确，在中国，激烈的政治斗争常常导致战祸。据统计，三千年来的中国历史，累计有一千年时间是在血腥的战争中度过的，中国的内战之多也达到了世界之最。战争的结果之一就是共计三千三百八十余部兵书的问世。而中国人统兵御众还特别强调“仁政”、“爱民”、“恤兵”等，所以，兵书几近于政书。在著名的“武经七书”(《孙子兵法》，《六韬》，《三略》，《吴子兵法》，《司马法》，《尉缭子》，《问对》)中，尤其以《六韬》、《三略》二书阐述了大量的政治谋略。下面，我们专题讨论一下这两本书。

《六韬》一书旧本题作“周文王师姜望撰”。姜望即姜子牙，又称姜太公。他辅佐周文王、周武王怀柔诸侯，制御四方，最终以少击众，打败了骄奢淫逸、予智自雄的商纣，为周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司马迁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谋，皆宗太公为本谋”，又说，灭纣前，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计谋居多”。司马迁是—位作风严谨的历史学家，他的这番议论当然是言之凿凿，确可信据的，《史记·留侯世家》中即提到《太公兵法》一帙三卷。

因此，我们说，《六韬》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家学者根据周代史官记载的太公言论整理而成的古代重要兵书，它基本上反映了姜子牙的政治和军事思想。

周王朝封国林立，周初共封大小国家一千七百余个。这些封国的君王要么是功巨，要么是三皇五帝的后裔，及至春秋时代，各个封国家族中的长老遗民都保存有记载其祖先言行的古籍，此即《左传》中所谓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三坟即记录三皇(伏羲、神农、黄帝)言行的书，因藏之于坟墓之中，故名。五典即记录五帝 (少昊、颛顼、高辛、尧、舜)言行的书，典指成册的史籍。八索即结绳时代记录和解释伏羲氏所作八卦的绳索符号，九丘即记录九州风物的书籍，通常藏之于山丘洞穴之中。总之，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是中华古圣先民的智慧的结晶，它们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着源头活水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这样一些先古文献，就不可能出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竞相著述、士子客卿各以学说游说人主的局面，就不会有解释伏羲氏以及周文王所作八卦的《易经》的问世，就不会有《尚书》和《史记》的出现，同样，保存姜太公言论的《六韬》一书也就不可能见诸后世。

周初，作为功臣第一的姜太公被封于齐，建都营丘(今山东淄博以东)，成为势力强大的齐国的开国者。姜太公的言论被周室和齐国的左右史官和后裔子孙所记载和保存，直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炼钢技术的发明和铁器的普遍使用，使得当时的书写工具“刀笔”更加坚固锋利，从而促使整理和撰写书籍的学术活动蔚然成风，《六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前面已经谈到，《六韬》一书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学者整理姜太公的言论而写成，它主要体现了姜太公的思想。不过，由于此书是由后人整理而成，因此不可避免地掺入了后人的言辞和观点。特别是在中国古代，整理兵书主要并不是为了学术目的，而是为了实战，可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形式与商末周初又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整理者在书中反映这些新的情况是情有可原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因为《六韬》中出现了后人斧凿的痕迹，就否认它主要体现了姜太公的思想，正如我们不能因为《管子》《墨子》《庄子》等书中掺进了后学观点，就否认它们代表了管仲、墨翟和庄周的思想一样。

姜太公，名望，字子牙，其祖先在尧舜时做过大官，因与大禹一起治水有功，被封于吕(在今河南南阳)，因此部族又以吕为姓。姜太公年轻时在殷商朝庭做官，因屡次劝谏帝纣不听，反被忌恨，于是他逃到东海之滨，垂钓于尚湖(以他的名字而命名，位于江苏常熟县内)之畔。后来，姜太公又回到中原，寻访有为明君。在这期间，为生活所迫，他先在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屠牛卖肉，后又到盂津(今河南孟律)开铺卖食。直到七十二岁时，姜太公听说周文王为仁德之君，他便西奔到达歧山脚下。不久后得知，周文王经常到渭河北岸打猎，姜太公于是天天到渭河钓鱼，等待着遇到文王的机会。一天，文王的车马果然浩浩荡荡地驱驰而来，此时，姜太公不但不起身拜谒迎送，反而故意看也不看一眼，此举引得周文王下车主动与他攀谈。文王问道：“您乐于钓鱼吗?”姜太公答道：“臣听人言，君子乐于实现自己的志向，小人才满足于完成具体的琐事。今天我垂竿而钓，与此十分相似，并非乐于钓鱼。”文王又问：“钓鱼与实现志向有什么相似之处?”姜太公答道：“操钓在手，有三种权谋变化：有以厚禄竭人才智的权谋，有以视死如归精神鼓励士兵的权谋，有以高官显位降服能人的权谋。”姜太公一边说，一边观察文王，见文王正洗耳恭听，态度谦虚，并且对陌生人的高谈阔论毫不介意，他便继续侃侃而谈：“只要鱼吞食诱饵，就会受到鱼线的牵制；同样的道理，只要给大臣以厚禄，他就会屈服于君主。所以说，以饵食取角，鱼可捕杀殆尽；以厚禄待人，人可竭其才智；以家族为基础攻取诸侯之国，此国可克；以诸侯之国为基础攻取天下，天下可得！”一席话，打动了文王的内心。两人越谈越深，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年届古稀的姜太公得以施展抱负，运筹其经天纬地的韬略。

一、个人素养：主要在于要求王者做到韬光养晦、威而不猛、胸怀天下、清静无为。“天王者之道，如龙首，高居而远望，深视而审听。示其形，隐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极也，若渊之深不可测也”，“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

二、人心战略：阐述了与天下分利，利民而不害民，从而赢得人心的道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无取于国者，取国者也；无取于天下者，取天下者也。”

三、人才战略：提出了人才的标准以及鉴别人才的方法，并详尽列举了各种品性不良，的人。“富之而观其无犯(让他富裕，看他是否逾越礼法)，贵之面观其无骄(让他显贵，看他是否骄横)，付之而观其无转(交给他任务，看他是否意志坚强)，使之而观其无隐(使用他，看他是否隐瞒事情)，危之而观其无恐(让他面临危难，看他是否镇定自如)，事之而观其无穷(让他处理事务，看他是否智能无穷)”。

“知之有八征(考察人才有八种方法)：一曰，何之以言，以观其辞(通过言语问答，而观察他的表达能力)。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追根问底，以观察他的机变能力)。三日，与之间谍，以观其诚(使用暗探，以考察他是否忠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明知故问，看他是否说真话)。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让他理财，看他是否廉洁贪财)。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让他接近女色，看他是否好色)。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告诉他危难的事情，看他是否见义勇为)。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以酒灌醉他，以观察他酒后的失态)”。四、立国战略：制定了富国国强兵、抚御诸侯的国策，奉行奖惩与无为并用的治国方针。“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人君必从事于富”，“无疏其亲，无怠其众，抚其左右，御其四旁”，“杀贵大，赏贵小”，“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太上因之(最高明的治国方针是因循自然，无为而治)，其次化之(次等的治国方针是教化人民，遵守道德)，夫民化而从政”。

五、完师战略：推祟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柔武战略，提出了分化瓦解敌人的许多具体措施。“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亲其所爱，以分其威”(拉拢对手的爱臣，以瓦解他的威权)，“收其内，间其外”(收买敌方朝内大臣，离间敌方朝外将帅)。

从上可以看到，《六韬》阐述了延揽人心，控制四方，富国强兵，分化瓦解敌人等政治谋略，其观点之深刻、议论之丰富，在先秦兵书中无出其右者。

另一本重要的政治谋略书籍是《三略》。《三略》一书，相传为张良的老师黄石公所作。据记载，张良隐匿下邳(今江苏睢宁北)、图谋反秦之时，得到圯上老人黄石公赠与的兵书。张良从此刻苦研习兵法，终于成为“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刘邦语)的名臣。

与其它兵书不同的是，《三略》很少直接涉及军事，多谈论政治韬略。

一、它提出了“民本政治”，“庶民者，国之本”，“有德之君，以乐乐人(让人民欢乐)这实际上是懂得人心向背对政权的决定作用，所以，要争取民心，广施仁政，“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

二、它阐述了重用贤才的思想：“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罗其英雄，则敌国穷”，“千里迎贤”，“进贤者，福流子孙”。不过，该书中也流露出对有才干之士的抑制甚至杀截的思想，如：“豪杰低首，国乃可久”，“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这些可以说是专制制度下富有中国特色的屠戮功臣的谋略。

三、《三略》重视奖赏，同时保留惩罚的措施：“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结士以信，使士以赏”，“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再者，《三略》还强调对臣民的教化：“贤人之政，降人以体；圣人之政，降人以心”，“帝者，体天则地(体察于天，取法于地)，四海化行(人民自然受到淳化)”。

四、《三略》提出了权术思想：“还师罢军，存亡之阶。故弱之以位，夺之以国”(大将得胜还朝，这是存亡的关键。君王要赐给他爵位，而收回他的兵权；封给他土地，而剥夺他的军队”；“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所以要“审权变”，“制士以权”(以权谋控制部下)。

《三略》还教导领导者根据人的各自特点去操纵他们：“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趣其利，愚者不顾其死”，所以要“因其至情而用之”。对于被剥夺了权位的大臣，要以“美色珍玩，以悦其心”，对于“枝叶强大，比周居势”的奸人，应采取的对策是：“犯上者诛，贪鄙者拘”。总之，一个有作为的人，必须明了盛与衰的根源，通晓成与败的端倪，审视治与乱的机理，深知进与退的节度(圣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败之端，审治乱之机，知去就之节)。

从上可以看到，《三略》中包含了丰富的政治见解和斗争策略，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闪烁着耀跟的光辉。

中国是个政治化国度。以《六韬》《三略》为代表的政治谋略是中国人治社会之树上的成熟之果。把它摘下来品尝，我们既欣慰仁德之甜润，又深感权术之苦涩。

被誉为中国和世界兵家圣祖的孙武堪称是中国军事谋略家的杰出代表。他在《孙子兵法》首篇即说：“兵者，诡道也”(用兵在于诡计和韬略)，这与比孙子晚两千年年的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不以计谋取胜”的观点迥然异趣。

中国人的军事思想的核心是“不战而胜”，“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所谓以“王道”服众，“以仁制暴”而“全其国”。孙子即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并声称：“上等兵略是用计，其次是外交，其后是用兵，最次是攻城”(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拔人之城而非攻”，可见，孙子有一套独特的以智取胜的军事韬略。其“智”具体有现在：

一、以相反者迷惑敌人，使敌人中计。即应用“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的策略。

二、以突然快速行动，达到军事目的。即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贵速，不贵久”。

三、想办法使敌人丧失战斗力，然后趁乱取之。 即“利而诱之，逸而劳之，亲而离之(若敌人团结亲密，则离间之)”，“饱则饥之，安则动之”，使敌人上当后，便“避实而击虚”，“乱而取之”。

四、随机应变，根据敌情变化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因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应该“因敌而制胜”。

五、使用间谍，收集敌方的情报。孙子总结了五种间谍方式，即“因间”(利用乡亲关系而聘用的间谍，“因”即各种关系)，“内间”为我所用的敌方官吏)，“反间”(为我所用的敌方间谍)，“死间”(将死置之度外的一次性间谍)，“生间”(能往返亲自汇报敌情的间谍)。

六、充分发挥最佳态势，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孙子就指出：“善战者，求之于势 (态势、状态)”， 也就是说，一方面组织好我方力量，“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治待乱，以静待哗”，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另一方面，陷敌于困境，不失时机予以痛歼，例如不在河中进攻敌人而等敌人一半已渡一半未渡时击之(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

七、采用危机管理，发挥人在危机时的巨大爆发力。即“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八、精于治众，善于用将，使军心统一。孙于说：“率百万大军犹如治数人小组一样轻松，原因在于建立了各级组织”(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可见。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孙武就揭示了社会和军队行动的机制。孙子还认为，要做到上下一心，则要与士卒同甘共苦，申明奖惩法纪。

九、能看到潜在事物，正确预测，进攻前稳操胜券。孙子称之知“迂直之计”(曲中见直，直中见曲，善中见不善，不善中见善)，懂得从五要素：“道”(民心)，“天” (天时)，“地”(地利)、“将”(领导者素质)，“法”(法纪)来判明胜负。

十、重视心理战，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善之善者也”。从上可以看出，孙子的军事韬略之丰富是举世无双的。

在具体战术方面，孙子采取的是“柔武”韬术，行动上刚柔兼济，心理战与武力并用。“柔武”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时《逸周书》上，书上说：“善战不斗，故曰柔武，”还宣称：“善为政者不使用武力；迫不得已使用武力则不首先进攻；必须首先进攻则想办法让敌人先动手；必须先动手，则不打大规模阵地前决战；必须打大规模阵地前决战则不正面对垒；必须正面对垒则不肉搏；必须肉搏，则应有必胜的把握”(善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阵，善阵不战，善战不斗，善斗不败)。与孙子同时代的老子也宣称：“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老子还说：“善用人者”要“用人之力”。中国武术就讲究用人之力，这不象西方的拳击。以上都反映出中国人的“柔武”智慧。

中国人的行为可称为“柔为”。从好的方面来说，中国人做事懂得变通，机灵，聪明，从坏的方面来说，中国人圆滑、世故，喜欢勾心斗角、搞阴谋诡计。这些全反应在一个“柔”字里。

与孙子的“王道”、“全师”战略观点几乎相反，西方人的军事思想是以“霸道”取胜，“以力争雄”而“灭其国”。在历史上，有许多国家被亚历山大大帝、彼得大帝的铁蹄所踏碎。在具体战术方面，西方人强调阵地前决战、大规模调动和包抄，也主张速战速决。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写了—本名叫《不战而胜》的书，他所采用的“不战而胜”的策略实际上是孙子的思想，只不过西方人越来越体会到了它的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