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出CIA：一封来自海外的神秘电邮（节选）

在写完上述文字，翻看以前留下的记录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再提起另一个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注释：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信息经济学创始人，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著作有《信息与竞争价格制度》、《公共部门经济学》？《喧嚣的九十年代》、《全球化及其不满》等，并曾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环境署任职)。那个时候，就是在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他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虽然我与他从未谋面，但这些年来，我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同路人：我们都深深卷入过那场灾难，并几乎在同一时间，因为不同的人生际遇先后告别了主流社会，开始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当时，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在处理东南亚危机过程，因为”亲眼目睹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对这次危机的措施及其阴谋”，而在一种”难以置信的震惊”中开始反思这个世界。

从2001年开始，这位一直试图将学术研究与公共服务结合起来的顶级经济学家，开始公开出书批判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活跃在全球的金融资本。

天才并不都是孤独的。

只有当天才要去承担为自己所知觉的使命后，他才会走向孤独，而且，在使命的前面等着他的，一定是孤独。

这正如后来我接触到的迈克尔·哈德森（注释：美国最具创建性的金融和经济分析专家，现为美国长期经济趋势研究所所长、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有杰出贡献教授，是加拿大、墨西哥、俄罗斯和美国等国政府以及联合国训练研究所(UNITAR)的经济顾问，出版了《超级帝国主义—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全球分裂》、《贸易、发展和外债》等影响深远的著作），这位不到30岁就负责为美国政府撰写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形势分析报告的天才金融学家，因为洞悉了美元的秘密，觉察到了这一趋势的危险，以至在报告中公开警告美国政府如果执行这一政策，将要为看得见的短期利益而在未来遭遇灭顶之灾，而受到美元势力长期敌视，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直到2008年危机爆发，他30多年前的观点全部应验后，他在国内的处境才稍微有所改观。

师从著名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曾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个人作风放荡不羁的斯蒂格利茨，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我个人看来，因为接触、研究领域更为广泛，斯蒂格利茨比后者走得更远，也为这个世界带来了更多有价值的观点。

斯蒂格利茨创建并丰富了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信息经济学，这门学问发现，任何具体经济行为，都是对所接收到的”信息”的反馈，但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社会乃至个人本身所具有的结构性差异，又导致这些决定具体经济行为的“信息”，具有不透明、不对称、不均衡等特性，这些特性足以使传统经济学所定义的经济运行环境、规则和目标“失效”。也即，构成经济学基础之一的“理性人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如果无视这种现实差异，则将让经济运行产生错误和不公平，并由此出现难以估测的道德风险和经济危机。

蒂格利茨的这一研究，打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延续了数百年的学院传统，第一次从现实，而非学理角度去发现、研究问题，他也因为这一突破性的发现，随后多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1993年，斯蒂格利茨进入克林顿政府，担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顾问，后任顾问团主席，1997年，他进入世界银行，任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在这家拥有全球性影响的机构，一直秉承“让穷国在制定政策方面有较大发言权”和“承认政府必须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两大信念的斯蒂格利茨发现，世界银行的实际运作与它对外公开主张的理念相去甚远。并实际主导了全球范围的资源，甚至有关“市场”、 “进步”、”发达”、”发展”等观念的单向流动，这引起了素有“大炮”之称的斯蒂格利茨的不满，屡次向媒体抱怨西方对发展中国家“开错的药方”。并因此引起了大多数同事的“抵触”与“对抗”。

2000年，因为公开指责和曝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处理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的阴谋，斯蒂格利茨被迫离开了世界银行。

2001年，他向外抛出了《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正式开始了对主流社会的宣战，在该书中，他利用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获知的数据，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在过去几十年，通过“全球化进程”对拉美和中亚进行了不公平、乃至密谋似的疯狂掠夺，并使这些地区孕育或已经出现了社会动荡。在这个过程，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世界银行和华尔街，均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第二年，他再接再厉，出版了《喧嚣的90年代》，认为90年代错误的乐观和成本概念，已经让全球金融市场，无论是规模，还是权利，都过于膨胀了，并已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埋下了严重隐患。他认为，金融领域风行一时的CEO管理机制，存在”让整个社会承担交易风险，但基于这种风险交易的好处，却是个人的”这种结果，这种管理模式正在放大管理者贪婪的本性，并将通过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无度扩张给整个世界带来灾难。

这两本书，把斯蒂格利茨打造成为了“一名战士”、 “一名主流社会孕育的异端”、 “一名姿态强硬的批评者”。

对这位来头不小的批评者，美国主流社会在以胜利者的姿态报道完“斯蒂格利茨离开了世界银行”后，随即对他采取了用沉默进行封锁的冷处理，事实上，当下的主流学术界，也再找不出一个人敢于与他当面叫板。对美国所有主流经济学派而言，他无疑是一座最高的高峰，对于任何想直接与他对抗的人，都意味着是一场噩梦，一场毫无悬念的必然失败。

尽管主流社会对他保持了可耻的沉默，但斯蒂格利茨并没有终止自己批判的脚步，2005年，他把矛头对准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引为楷模的“美国模式”，透过几乎人人皆知的“美国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却依然需要举债，向那些远不如美国富裕的国家借款”这一事实，指出“美国的货币体系是行不通的”， “从长远来看，这是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我记得，在南斯拉夫之行，我和小史迪威曾专门讨论过美国的媒体，那个时候，无论是小史迪威，还是我，都对美国的媒体持肯定和褒扬态度，认为它们具有维护美国传统和凝聚社会认同的优点，是美国值得骄傲的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几年后，当我们手里握着无可辩驳、对美国前途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证据，多次找到他们，希望得到他们的关注、却被婉言谢绝，甚至遭到他们集体性嘲笑后，小史迪威和我才发现，也许我们以前对自己国家的传媒业的认识，非常表面和肤浅。

结合人人所见的斯蒂格利茨的遭遇，也许现在我可以坦白地说，没错，或许正是媒体，喜欢化身为“社会正义守护神”的媒体，在似乎给予了我们自以为可以轻易获得的透明、公正、力量、繁荣和希望的同时，也使我们的生活随之陷入了相对主义、折中主义、享乐、盲从、贪欲和谎言的泥潭之中。

如果我们觉得，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世界，用“资讯的海洋”来概括可能才最为恰当，那么，实际上我们也承认了另外一个事实：那些左右了我们生活的资讯的掌舵人、评论家、内幕调查者、热点话题和流行趋势的制造者——媒体，实际控制了我们对世界的判断和有关生活的观念。

与之直接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则是，谁在控制媒体？他们控制的目的是什么？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也许他们知道华尔街是犹太人的天下，但未必知道，看上去彼此竞争得热火朝天、敢于揭露内幕、丑闻、密谋，以戏弄政治人物和社会名人为乐的报纸、电视，包括唱片公司和影视公司，也大多在犹太人，或与华尔街关系密切的大财团的掌控中。

基于传媒在现代社会举足轻重的位置，这个行业的垄断速度和程度，远远超过任何其他行业：1982年，美国传媒业控制在50家财团手中；1996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0家，四年后，也就是2000年，整个美国的传媒娱乐业，被5家大财团所垄断，它们分别为：美国在线/时代华纳集团、沃特·迪士尼集团、通用电器集团、新闻集团、Viacom(维亚康)集团。这五大公司中，有三家——时代华纳，沃特迪士尼，维亚康集团都掌握在犹太人手里。此外，一些独立于这些大财团之外、对社会舆论走向有着重要影响的精英传媒，也实际为犹太人家族把控，如《纽约时报》，该报1896年为犹太富商阿道夫·奥什收购。《华盛顿邮报》也早在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被以犹太金融家尤恩·梅耶为首的犹太人小圈子收入囊中。

这些传媒的所有权分布，非常直白地显示出了一个对绝大多数美国普通人——虽然2009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已有63%的美国人觉得他们从媒体获得的信息经常是大错特错的——而言，至今可能都没思考明白甚至完全没意识到的可怕事实：财团不但掌握了美国社会的财富，控制了财富产生方式和分配大权，而且通过控制舆论掌握了社会注意力和社会正义的裁判权，并成功让我们长期生活在谎言和幻觉里。

如果有人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那么让我们来回忆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在“言论最自由”的美国，有哪家大企业是在媒体揭露其“滥用信用欺骗公众，其实早已资不抵债”后，才不得不宣布破产的？

没有，没有任何一家破产的大财团有过这样的经历，所有破产的大企业，都是在消耗完自己的信用，欠了社会巨额贷款，实在难以为继，自己主动宣布破产后，公众才知晓它们糟糕透顶的财务状况的。

在3大投行垮台之前，公众知道这三家企业涉及公众资金上万亿的公司真实的财务状况吗？

在通用破产之前，公众了解这家庞大的制造企业糟糕的财务状况吗？

克莱勒汽车、世界通讯公司、华盛顿互惠银行、CIT（金融）集团、Conseco保险公司、印地美银行、环球电信、新世纪金融、太平洋瓦斯电力集团、卡尔潘电力公司……所有这些近10年来破产的、声名显赫的大企业（涉及资金数万亿美元之巨），都是自己宣布破产后，其糟糕的财务状况才随之公之于众。

简而言之，美国公众对于消费着大量社会公共资源的大企业的经营状况的了解程度，甚至比不上一直被美国传媒不遗余力地嘲笑的中国。而同时我们又被告知，我们处在这个星球上“最自由”的国家。

甚至，就是在这些企业破产后，我们也看到了在其他国家难以想象的事——被斯蒂格利茨关注和指责的”CEO机制的贪婪和无耻”，在“雷曼破产案”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当这家牵涉资金超过6000亿美元的超大企业被迫破产后，导致其破产的管理者们，获得的却是“将得到高额补偿”的承诺，这个“无耻的承诺”，不但激怒了所有知道了这个消息的普通美国人，甚至也激怒了白宫。

2009年圣诞节期间，在为祭奠威廉．班尼特意外身亡而发起的一个小型聚会上，小史迪威对这一状况作过精彩描述：他们（传媒）宁愿耗费50万美金，去掀开帕丽斯·希尔顿（注释：希尔顿酒店女继承人）最后一层内衣，尽管那里面什么都没有；也不愿花50美金，去解富尔德（注释：雷曼主席兼行政总裁）一颗上衣纽扣，尽管那里面藏着太多对美国公众利益至关重要的秘密……在共同的利益机制和默契下，媒体成了美国社会一道特殊的防火墙，有效阻止了公众去了解资本权贵的秘密，并过滤了那些试图或已经出现的追问这些秘密的声音，比如对911的质疑，以及美国货币协会发起的货币改革提案等等。这种过滤是通过向社会投放过量娱乐化新闻、政治人物无伤大雅的所谓丑闻和渲染其他国家的缺陷得以实现的。比如，纽约时报可以连篇累牍地报道英国小王子的生活秘事，或者帕丽斯·希尔顿的风流韵事，或者布兰妮大幅走光的照片，或者克林顿的拉链门，或者小布什皱着眉头啃生玉米的细节，或者中国的什么事件、德国的什么丑闻、法国佬的闹剧……它们让我们的世界看上去一片喧嚣，热闹、丰满、充实，唯独（让我们）无法看到主宰了和主宰着我们利益分配和未来前景的资本运营内幕。

我想，对美国社会存在这样一个“雷区”， “大炮手”斯蒂格利茨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在所有针对美国问题和金融危机的发出的批评中，他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美元本身这个问题。

比如在向媒体谈到2008年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时，他往往将炮火对准“管理层的贪婪”，或将其归咎于格林斯潘的失误，最多只曾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货币体系”、 “现在的货币体系是美国经济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来对美元本身的邪恶和带来的问题虚晃一枪，而再不愿深入谈论这个暗藏杀机、已夺去无数人性命的敏感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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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逼迫依然在紧锣密鼓筹划“倒向中国”的印尼就范，同时遏制韩国民众针对外资收购本国大企业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反扑”，美国财团在大洋彼岸再出狠招——通过粮食期货市场，人为制造了一出粮食涨价的好戏。

本来，无论是印尼，还是韩国，传统上都是农业国，尤其是印尼，在与西方接轨之前，一直是农产品输出国，但是，70年代开始，由于产业转移所诱导的产值差异和前景迥异的发展预期，印尼、韩国很多农业庄园开始纷纷转型，要么成了新的工业开发区，要么转而种植对接西方市场和转移产业的经济作物，这些因素加上人口迅猛膨胀，导致印尼和韩国都很快成为了粮食纯进口国。

货币在疯狂贬值，粮食在疯狂涨价。两个国家的形势顿时雪上加霜，本来就已焦头烂额的政府事务，不得不再加上“打击市场突起的囤积居奇，稳定粮食供应”。

饶是我经过了一年多有关危机的亲身历练，也为此惊讶得目瞪口呆——投机商们左右局势的势力和可以随意调动的资源，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真没想到，他们实在太强大了”，看着粮食期货市场一个劲往上窜的价格曲线图，我向克劳特惊叹。

“这是全球市场一体化的结果”。

“它们之间也存在这样一种关系吗”？

“是的，因为‘全球市场一体化’有利于降低成本，延长有效管理，便于产业扩张，所以它一直被视为是一种进步的趋势，但另一方面，它也几乎无限度地扩大了资本的权利，让它们左右局势的能力超过了当今地球上任何一个政府，我想至今，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界，都没有对这种状况重视的程度都不够，对它的运作目的、运作方式、左右局势的能力以及可能引起的后果的研究，也非常有限”，在说这些的时候，克劳特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张图，“不过，我想，也许它们最成功的地方，并不是左右了今天粮食价格的走势，或者昨天石油的巨幅涨跌，而是它们成功制造出了一个主流学术圈子，并通过这个圈子让整个社会相信这些涨跌和走势是‘正常’的，以及由资本主宰发展是一种社会管理模式乃至人权上的进步”。

“虽然我惊叹这种大规模调动资源对一些国家进行经济围剿的能力，但是，克哥，我并没觉得它有多高深，在我看来，它依然可以属于一种东方智慧，实际上，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曾这么做过”，我想起了大学时看过的一本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小册子。

“是吗？这倒挺有意思，迈可，你似乎对这些东方国家颇有研究，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你说起什么‘东方智慧’了”，我这番话显然激起了克劳特的兴趣。

“我确实对这些国家很感兴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很偶然地加入了这个团队”，我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小史迪威的情景，”这么说吧，那个时候的中国版图上，存在很多国家，它们之间不时发生战争，其中有个国家拥有一个非常有计谋的总理，为了打败邻国，他想了一个办法，声称自己国家的贵族喜欢山羊皮，并向自己的邻居大量重金收购，结果，邻国那些老百姓见有利可图，不愿种粮食了，纷纷改养山羊，几年后，这个国家粮食入不敷出，得完全依靠进口，这时，声称喜欢山羊皮的国家，把住关口，禁止出售一粒粮食给热衷养山羊的邻国，结果全国遍地是山羊、却粮食奇缺的这个国家，不战自败，不得不向自己的对手俯首称臣，以换取养活自己百姓的粮食（注：这是春秋时的一个故事，发生在齐国和鲁国之间，那个非常有计谋的“总理“，是在齐国有“仲父”之称的宰相管仲）”。

“天哦，两千多年前就有这么高深的智慧？！那时英国人还在草棚里呆着呢”。克劳特表情有些夸张。

“准确地说，那时还没有英国，法国甚至德国，当然更没有美国，那是个属于中国、埃及、希腊、印度和巴比伦的时代”。

“说真的，谈到历史，以及文明的发育和传承，我想我太有理由感慨了，我曾利用因为结婚而得到的假期，和凯瑟琳（注：克劳特的太太）游遍了整个非洲，你知道在这个漫长的旅途，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克劳特顺手吸了一口烟，陷入对过去的回忆中，”虽然差不多过了20年，但是，迈可，我实在太震惊于我的沿途所见了——在那个据说诞生了人类的大陆上，我看到很多地方的人，还住在非常简陋的窝棚里，实际连房子都算不上，就是几根树干支在一起，周围胡乱围了一些野草编织物之类的东西，吃的大多则是树上的果实，或森林、河流里的野物，几千年的文明延续似乎在这些人面前失效了，在他们面前，你根本看不到历史、科技、文明的演进，也看不到财富的累积，这让他们看起来更象是群穿着衣服的猴子，不，实际上，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连衣服也穿得很少”。

“克哥，您这个审视文明的角度还真与众不同”，克劳特这番侃侃而谈，让我有耳目一新的新鲜感，“是哦，照您这个角度，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词，‘意义丧失’，那些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比如萨特、卡缪、雅斯贝尔斯，从文化的角度阐述过这种生存焦虑，但是，对您看到的那些非洲人而言，这种‘意义丧失’可能不仅仅是指文化，而是他们的全部历史……可是，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丧失’？如同您所说——这几千年来，他们仿佛被什么东西催眠了，仿佛才刚刚从树上下来一样”。

“不，我不知道，我对非洲原住民问题几乎没有研究，在没去非洲之前，那地方在我眼里就是个动物世界，成群的野牛、狮子、斑马、羚羊、大象、犀牛......摄影师给我们刻画的就是这种形象，但是，当我实实在在踏上那片土地，从开普敦一路往北，我才因为很多反差巨大的场景，逐渐有了诸如此类的困惑，我想，如果有一天你踏上那个地方，在刚刚走出高楼林立的城市不到一个小时，就陷入一种巨大的、似乎没有尽头的荒凉后，你也会产生这样的疑虑——那里的很多地方，至今还相当原始，原始到你几乎无法在那里发现任何历史和财富的累积迹象，我想这肯定不正常，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在一场漫无边际的交流后，克劳特和我都乐观认为，也许危乱中举起的粮食大棒，会让一切变得简单——印尼很快也会象韩国那样乖乖就范，总部交办给我们的任务，虽然借助了我们还不了解的外部力量，但好歹也算大功告成了。

但没想到，让克劳特和我大跌眼镜的是，这根“粮食大棒”在印尼引起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在突遭粮食短缺变故之下，印尼不但没有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一步屈服，反而更坚定了向中国求助的决心，甚至连一些以前反对向中国求助的议员和军方人士也相继倒了戈，不再反对苏哈托向中国求助。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印尼爆发粮食危机后，中国开始在一些公开场合有意无意释放这样的信号：中国粮食多得吃不完。如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在回答一些外国记者有关国际粮食突然涨价的提问时，乐观表示“即使中国连续遭受3年自然灾害，也不会出现粮食短缺”，后来更赤裸裸地对外宣布，“正在准备出台粮食流通改革方案，想办法消化农民手中吃不完的粮食”。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有能力、也愿意向印尼紧急提供粮食方面的帮助。

“真是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看着从印尼传来的简报，克劳特泄气地瘫坐在沙发上，“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很高明的手腕，反倒帮了中国人的忙”。

我也很沮丧，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还会在这件事上忙个没完没了，而且显然，处理起来也比没有这事前更为棘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为什么中国人不直接告诉印尼，他们可以提供帮助，而是显得有些躲躲闪闪欲言又止的样子”？

“中国人的谨慎是有原因的”，克劳特两眼仍没离开简报，“迈可，我们曾经谈到过，没有西方国家愿意看到中国染指这个地区，尤其是染指印尼，对这一点，中国人当然心知肚明。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太想和这个地区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了，也尤其是印尼，我似乎曾经和你提过，印尼有很多华裔，而他们在最近30年，也就是6、7、80年代，曾多次遭到过当地土著的屠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看到自己的侨民在海外遭受这种灾难，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因为与印尼隔着数千海里的大海，海上军事力量薄弱。且很大程度上，这些屠杀实际受到了西方世界的纵容——没有任何一次屠杀行动遭来过国际社会的实际惩罚，西方国家都乐于看到这个东方国家受到诸如此类的灾难折磨，甚至将这种屠杀视为引中国人前来自投罗网的陷阱......所以，在这些屠杀发生后，握在中国人手里的唯一武器只有‘谴责’、‘再谴责’、‘强烈谴责’，谴责了这么多年，也有这么许多鲜活的生命被残忍虐杀，但国际社会没人把这当回事，大家都把这个当笑话看了”。

“你这么一说，我倒真看出古怪了”，我被克劳特的谈论吸引住了，“真的，以前您提起过的那些屠杀，任何一桩都算得上是恶性人权事件，国际社会对此完全不应该无动于衷，但正如您所说，他们居然没有受到过一次实质性的惩罚，太奇怪了，难道这一切的原因，真的仅仅只是为了看中国的笑话”？

“当然不只是看笑话那么简单，因为这实际是在损害中国的声誉，打击他们的尊严，自信，你应该知道，在一个商业世界，这三个东西都可以置换到利益......而印尼也会在程序上作一些处理，他们对于每次冲突，都会归纳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如种族冲突，或者清除共产主义余孽，或者失控性突发事件等等等等，因为有西方默许和纵容，国际社会被迫认同这些理由，这就是印尼能一次次逃避惩罚的原因”，克劳特谈性渐高，“就拿美国来说，既然每年的国情分析报告，都把中国列为战略对手，它会介意看到一个国家用某种极端的方式作出有损中国利益、尊严和威信的事来吗？不，不会，它更乐于去做的，是为这些事做些顺水推舟的工作......我想，这次印尼之所以改弦易辙，决定倒向中国，除了银行的事（指苏哈托儿子的银行在危机中倒闭）可能真的触怒了苏哈托家族外，还有就是他们手里有华裔这个巨大的筹码，这个筹码可以为它用极低的代价，换回一大堆有利于解决燃眉之急的资源，甚至，如同传闻中所说，顺便还可以弥补些自己儿子的银行倒闭带来的巨额损失，而中国，我想，也乐得与它做这么一桩赔本买卖，这是当前它改变印尼境内的华裔处境的最好的、也几乎唯一行得通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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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隐约约之间，我感到克劳特似乎对华裔有着某种难以说清、超乎寻常的感情，比如我在上海戏弄了一个女孩后，他对我大光其火，在接到总部语焉不详的指令后，又对印尼的华裔处境表现出明显的焦虑，每次提到中国人时，都有种几乎难以察觉的宽厚和亲切。

有一天，在一个下午茶上，在周围只剩下我俩的时候，我忍不住向他说起了我心里这个奇怪的感觉。

出乎我的意料，克劳特对我唐突提出的问题并没感到吃惊，他沉默了一阵后，坦率向我承认，他确实对华裔有种超乎一般的情感。他甚至向我讲起“这事与他少年时的一段经历有关”。

8岁那年，他那位墨西哥籍母亲离家出走后，他遭到了小伙伴们的奚落和疏远，备受打击，一个离他家不远的开杂货铺兼出售一些二手书的华裔近邻，唯一没有嘲笑他，而是对他表现出了很大的善意，比如经常邀请他去他家玩，理由是“又来了一批‘新书’”，有时克劳特爸爸加班，这个华裔家庭也乐于叫他一起晚餐，他在那家杂货铺狭窄过道尽头的一只矮木凳上，陆陆续续看了《草叶集》、《北回归线》、《纽约人》、《追求孤独》、《美国大城市的兴衰》、《一百万个青少年罪犯》、《在路上》、《预言的少数》、《新激进分子》等林林总总的杂书，直到16岁那年，那家华裔家庭因为攒足了钱，打算去邻近一个大城市开一间更大的杂货店，搬离了他居住的那个小镇，他才终止了这一漫长而快乐的“精神大餐”。

克劳特把这段经历描述为是他的“重要的阅读时光”。孤独，苦闷，却又内心充实，眼界大开。也让他对中国人充满了莫名的感激之情。在他前往非洲度蜜月之前，他还带着新婚妻子去拜访过老邻居一家，昔日的老邻居已在那座大城市开了好几家超市和餐厅了。

“迈可，你对中国人很有研究，那么，在你看来，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讲完这个故事，克劳特似笑非笑地盯着我，抛给我了一个问题。

“谈不上研究，我只是很感兴趣，中国，东方，这些地方的文化、历史，对我来说很神秘、很古老，有很多足以让我感到新奇和惊讶的典故，就像我给您提到过的那些典故，那样的故事在中国还有很多很多，而一些典故甚至成为常用语，在儿童之间口头流传，这些和我们国家不太一样，我想也许他们并不象我们电视和报纸上描述的那么古板和木讷，他们实际很幽默、风趣，甚至很浪漫、很有智慧，值得...我下功夫关注”，我对克劳特居然有如此经历深感意外，还在脑子里想着当初他没落的神情究竟是啥样，被他突然一问，有些没反应过来，说起话来有些结结巴巴，但是克劳特完全理解了。

“说得没错，有一个问题，至今我还没想透彻，中国人并不是基督教的发源地，但据我观察，他们中的不少人，居然完全称得上是天生的清教徒，拘谨，和善，勤奋工作，生活节俭，比如在我居住的那座小城市，他们可以说相当受歧视，但他们中不少人，竟能通过默默无闻干一些不起眼的活，如开杂货铺，小餐厅，洗衣店，补鞋店，在数十年间积累出一笔不小的财富，这简直是让人敬畏的奇迹——比犹太人的敛财方式更值得敬畏的奇迹，这是我在活生生的生活中观察到的事实，和一些书籍关于东方人的介绍，比如那位海军中将的航海日记和一些传教士的记录大相径庭”。

“是的，我也常有这种困惑，甚至推测这也许是那些记录者有太执着的宗教情结，或者被亚洲人、南美人诟病了100多年的殖民优越感，才导致他们出现了带有明显偏见的记录……不过，克哥，你真的觉得现在印尼的华人有危险？你的焦虑来自这种担心”？我对过分抽象讨论中国人的话题兴趣不大，除了意外获悉克劳特少年时的经历，我更感兴趣的是当时整个东南亚民间隐隐约约渗透出来的、针对中国人的敌意，这让我有种莫名的兴奋，让我觉得也许确实会有难以想象的大事发生，它们会是什么？它们会改变什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承认，那段时间，我心里不时冒出各种幸灾乐祸的念头，间或夹杂着好奇和不安。当然，我万万没想到，接下来突然发生的事，竟然是那样血腥和残暴，而我也完全被所看到的场面吓坏了……

“是的，我有这个预感，根据北京方面传来的消息，在获知中国政府确切的态度后，我们的同行已经启动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意在局部扰乱——”

“等等，克哥，您的意思是，这个计划的执行范围，并不只局限在东南亚”？

“是的，记得你和海西里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曾所过，这是一个堪称‘二战后最大的一场战争’，是一场‘可以改变历史…到我孙子读10年级的时候，他会在历史课上读到的新型战争’”，克劳特张开双手，夸张地做了一个合围的姿势，“虽然总部在这个计划上对我们保持了沉默，但北京方面的动向和我在印尼看到的情况告诉我，也许‘他们’会铤而走险，我熟悉‘他们’的风格”。

“‘他们’？‘他们’是谁”？

“我不知道，可能和‘麦克阿瑟基金’的人有关，你听说过麦克阿瑟基金吗”？

“麦克阿瑟基金？是1978年成立的那个在全球很活跃的麦克阿瑟基金吗”？我在大学时听人说起过这个关注科技和环境的基金会的名字，。

“不，不是，而是陆军、海军和中情局在二战结束不久联合成立的一个秘密基金，它也许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基金（注释：当时还没有比尔盖茨基金，），很少有人知道它真实的名字，只是因为牵头的人是麦克阿瑟，所以大家习惯称它叫麦克阿瑟基金，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叫作X基金，或者Y基金，总之就是这么一家拥有巨额财富的组织，资金主要来源于缴获的日本掠夺的东南亚各国的财宝，也许还有些纳粹的资产，据说经不完全折算，这笔钱在40年代末就超过了200亿美元”。

我想起了汤姆，瘸腿的老海员汤姆和他的故事，但表面依然装得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假装惊讶地叫起来，“哦上帝！在1950年，这该是多大的一笔钱！我记得，拯救整个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最初的预算也没超过200亿美元，不过我不明白，克哥，这场危机和它们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也许他们觉得，任何区域争端和可能改变世界既有格局的趋势，都与他们有关”。克劳特在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明显的揶揄表情。

“可是，我想我还是不太明白”，这些对我而言，完全是闻所未闻的新事物。

“其实，我得感谢你，迈可，你那句估计是日本人在插手印尼局势的提示，让我想起了中情局内部的一个传说，在最近几天，尤其在分析了北京方面传来的消息后，我愈来愈觉得，也许东南亚的局势，已经完全脱离了我们的掌控，我们甚至已经无法准确判断下一步这个地区究竟会发生什么”。

这是一个沮丧、又让我大涨见识的下午，按照克劳特的说法，我们遇到了强劲而又行动诡秘的对手，虽然他们与我们来自同一个阵容，但却又不和我们有任何交叉，既不受我们的控制，也不会和我们有任何正面接触，甚至可能——当他们觉得我们成为他们的目标的障碍的时候——成为我们真正的对手。

这简直是一种我闻所未闻的关系。

这种复杂的关系源远流长，始于我父亲的童年时代，也就是二战结束的最初的那几年，与二战中功勋卓绝的将军和战后出现的数目庞大的剩余物质的支配直接相关。

在世界主要大国差不多经历了5到10年、耗费巨大、死亡惊人的战争后，出于对人类未来安全负责的考虑，一些战功显赫的将军和当时最有影响的学者经过秘密集会，成立了一个松散而高度机密的组织，核心主旨是关注和研究全球的局势变化、科技发展和环境问题，并以此将盟军从德国、日本缴获的、数目庞大的战利品——最大部分是纳粹从犹太人手中掠夺的财富和日本从东亚、东南亚各国掠夺的财宝——归入自己的帐下。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托辞，目的是秘密、正当地占有对战后剩余物质和战利品的支配，以及通过这种方式延续对世界发展与格局变化的主导权。

这个组织依靠手中庞大的财力和社会影响，不但推动了欧洲、日本的重建、成立巴解组织围困以苏联为首的红色联盟、发起对残余纳粹的追杀、秘密启动一些新型武器如气象武器、生化武器的研究，甚至还催生了一门新的学问——战略学的诞生。这不是一门关注某个局部或某一专业的学问，而是从人类生存的全局着手研究社会结构、变化与趋势，以及国家间的关系与前景的新的社会学科，虽然它在很多年内没得以正式命名，但著作方面却硕果累累，影响巨大，比如《不战而胜》、《文明的冲突》这些大学热门专著，都是在这一组织的影响、甚至或明或暗的支助下完成的，从表面看，它们都是严谨的、中立的、高瞻远瞩而富有思辨的学术著作，但事实上，它们看问题的标准，却是不折不扣的西方立场。是从西方既有传统和价值来剖析这个世界，它们的写作目的无外是告诉世界为什么西方会主导这个世界，以及西方如何继续主导这个世界。

和美国上流社会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沙龙比较，这个组织的最大特征是与中情局、陆军总部有直接关系——它的资金本身就是这两个机构从战场谋取的财富的一部分，它的缔造者是在美国的威望一度超过总统的麦克阿瑟。

只是，也许是出于小史迪威的原因，克劳特当时没有向我讲起麦克阿瑟从欧洲转战亚洲后，为独吞本该由史迪威参与支配、全部数额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之巨的“山百合”藏宝，对一直奋战在亚洲战场的美军统帅史迪威的刻意疏离。乃至战争结束后，史迪威很快淡出了公众视野，而麦克阿瑟家族则一跃成为美国社会举足轻重的“权贵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