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睿斯首保多少公里:中国近代的牛人们2

以上几点都是一些国家的特种部队，在训练中经常提到的逃脱的基本知识。
　　西方有句谚语：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这就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用意志和知识、智慧武装起来的人，就好像有上天赐给的好运。
　　顺便再说一下，在逃脱时，身上要有现金，这点也非常重要。
　　张国焘和李立三，在八一起义失败后，准备乘船逃往香港时，没想到遇到的船老大是个水匪，看他们几个有钱，准备在中途下手，杀人越货。
　　幸亏在出发前，有好心人通知他们。
　　但是张国焘他们，也不敢把已经付了的船钱再要回来了。因为那样就会打草惊蛇，说不定这伙水匪就会立即动手，直接就在岸上开抢了。虽然那是整整一百大洋，不小的一笔数目。
　　不光不能要，还要装作乘船的计划不变。以麻痹这些水匪。一面和这些水匪虚与委蛇，另一方面赶紧找可靠的船，要马上离开是非之地。后有国民党的追兵，前有水匪，进退两难，处境够险恶的。“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真是各种危险都赶到一起了。
　　幸好还有钱，还是用同样的价钱，找到一个老船夫，在当天的夜里就出发了。这个老船夫冒险载他们，实在不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因为钱。
　　可见钱在紧急逃脱时的作用。
　　有钱就意味着你的活动范围很大，因为你有机会利用各种交通工具。
　　在身处险境时，钱有时还能起护身符的作用。
　　就像《水浒》里，林冲发配到沧州，交了银子后不但免了一百杀威棒，还得到一份看天王堂的轻松差事。难怪林冲感叹到“有钱可通神”。
　　喜欢读《水浒》的毛泽东，也曾把这种“紧要关头，拿钱说话”的方法，运用的淋漓尽致。使自己躲过一劫。
　　也是在张国焘逃往香港的同一年，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去铜鼓领导秋收起义。一天，为了多赶点路，毛泽东一早就起来了，然后就在这个浏阳张家坊的一户农家小院里，和另外几个同志一起吃早饭。
　　但是很不幸的是，这时一伙挨户团的人闯进来，把毛泽东他们几个抓了起来。并准备把他们几个押到总部去。
　　一位哲学家说过：“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必须听听他的敌人对他的评价”。因为和你不和、跟你很不对付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你某方面的优点时，那真就是你的优点。
　　张国焘虽然在回忆录里，说了毛的一些不好的话，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毛的“老练”。
　　“老练”的毛泽东，当然不会束手待毙，以他的机敏和这些押他的团丁，展开了斗智斗勇的游戏。
　　毛泽东假装脚受了伤，一瘸一拐的慢慢向前走，以这样的速度，很快的就落在了队伍的后面，毛泽东边走，边镇定的和最后一个团丁闲扯，然后瞅准机会，把兜里所有的钱都塞到了那个团丁的手里。
　　这个团丁见钱眼开，心领神会。毛泽东趁机逃走，直到跑出很远，这个团丁才大叫，“有人跑了”。这为毛泽东的安全逃脱，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机会。
　　别瞧不起兜里的那几块钱，没有这些钱，就买不来那个团丁的配合和默契。而正是这种配合和默契，才使毛泽东能够死里逃生。
　　我们都知道西方那个“因为掉了一个马钉，就失去了一个国家”的故事，有时一个极小的细节就会对结果有巨大的影响。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
　　这次毛泽东的逃脱经历，也应该是这种理论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没有那几块钱，也许就没有了毛泽东，没有了毛泽东，中国的近代史会变成什么样？
　　所以西方的军事专家，喜欢做这种很细致的总结和研究。从一些发生过的事件中，寻求规律和启发，加以总结提高，上升为理论。这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
　　比如在朝鲜战争时，美军从他们的作战日记中，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志愿军的连续攻击的时间，没有一次超过七天，所以他们判断出了志愿军的后勤供应能力。
　　西方部队分工的细腻程度令我们吃惊。
　　比如在美国部队中，开坦克的不能开轻型军车，原因是你开坦克习惯后，一旦再开轻型的军车，就会潜意识地提高驾驶速度，增加车的潜力耗损。
　　还有机械化部队的技师，也不准到战场上来。为什么呢？因为技师一旦受到某场战争的影响，就免不了会对某些车辆进行改装，因为技师觉着改装后更能适应战场需要，但是这种认识往往是片面的。因为他们对战场的印象往往也是片面的。至于要不要改装，都是由专门的专家来决定。
　　这些看起来有点“怪”的规定，可都是在分析过大量的事实后，所总结出来的规律，而不是凭空想象。
　　有个驻伊拉克的美军士兵，曾经讲过他的一次经历。
　　有一次，他发现轮胎有点跳动，可能是螺丝松了，于是自己用扳手拧了几下，但是拧过后还是跳。
　　这时一个机械师走过来，问清原因后，这个机械师也拧了几下，但是马上就好了。
　　这个士兵感到很奇怪：同样是拧几下，为什么我拧不好，而这个机械师同样是拧几下就好了呢?
　　这个机械师向他解释说，每个螺丝拧进去多少，几圈，都是有力学道理的，如果拧六圈松弛，但是拧七圈就多了。这是写在车辆维修手册上的。
　　这就是西方人的思维和态度。喜欢分析总结，剖析，不放过任何看起来很细微的细节。
　　　　
从张国焘这次的逃脱经历，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们，所处的环境是多么的险恶。
　　不过张国焘应该也学聪明了，因为在此以前，就是1924年的5月21日，张国焘在北京曾经被捕，并过了五个月的监狱生活。并差一点送命。
　　在那次被捕的头一天，李大钊就告诉张国焘，北京的曹锟当局，列了一张黑名单，其中第三名就是张国焘。要张国焘赶紧躲藏起来，但是张国焘防范意识不够。没有采取相对快速的应对措施。结果被北京的军警抓个正着。
　　危险很可怕，但对于危险的麻木更可怕。
　　看看这些被暗杀的人，从宋教仁，张作霖，到廖仲恺，他们在被暗杀前，都得到比较准确的情报，说他们所处的形势危险，有人对他们下手，但是他们对于这种预警的麻木，使他们迅速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光有“胆大”没有“心细”。结果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找死。
　　不过张国焘命够大的。
　　当有人请示曹锟，应该怎样处置张国焘时，曹锟说“把他枪毙了吧”。但是江苏都督齐燮元正好坐在曹锟的旁边，他建议说“这些乱党如果枪毙他一个，他们要大叫大嚷，不如给他一个永远监禁，让他瘐死狱中。”
　　就是因为齐燮元的这句话，张国焘捡了一条命。五个月后，曹锟垮台，冯玉祥进京，张国焘被无罪释放。
　　不过这次监狱经历，对张国焘的影响极大。在监狱里被刑求，在满地老鼠，臭虫肮脏逼仄的牢房里，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这种人间地狱般的生活，使张国焘变得沉稳老练了很多。
　　人一旦被关进牢里，往往只能被动的等待命运的裁决。如果长时间一个人坐牢，很多人会被关疯关傻。李敖说他一个人坐牢时，会不断的自己跟自己讲话，因为如果一个人长时间不说话，就会丧失语言能力。
　　所以监狱有时也是一个极度摧残人性的的方。
　　令人想不到的是，在三年后，同样是在北京，曾经提醒过张国焘的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可惜他没有张国焘的好运气。
　　王凡西在他的回忆录里曾经提到，张作霖一开始并没打算处死李大钊，再加上一些人的积极活动，眼看李大钊就能脱离险境，但是蒋介石给张作霖的一封信，彻底终结了李大钊活下去的希望。
　　抓张国焘的曹锟想杀了他，但是意外的是，本是局外人的齐燮元却救了他。
　　抓李大钊的张作霖没打算杀他，但是作为局外人的蒋介石，却向张作霖施压，要张处死李大钊。
　　这就是历史的诡异，往往峰回路转，变化多端。
　　但是透过历史事件，我们可以在这些变化中，能找到某些不变的规律。有规律，就意味着我们能预测，预防，控制危险的发生和出现。
　　比如，美军在经历过很多“人体炸弹”后，经过研究，总结发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规律。然后用这些规律，来有效的预防自杀者袭击。
　　他们总结了如何判断自杀袭击者的一下几个tips。
　　1.分辨阿拉伯自杀袭击者，最重要的不是服装，而是眼神。自杀者的眼神中有一种可怕的坦然，并且嘴里会念念有词。
　　2.自杀袭击者往往穿着新的运动鞋，这和他们身上的服装很不协调。之所以要穿新运动鞋，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行动方便，还有一个就是宗教的原因。
　　3.对年轻的孩子，千万不要轻易接近。因为很多自杀袭击者就是孩子。
　　4在伊拉克人聚集的地方，千万不要关心和任务无关的事。
　　5.陌生的尸体不要轻易靠近。
　　 所以很多危险，包括暗杀，袭击等等，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好的训练和经验的总结，有助于提高对这些危险的抗击能力，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所以躲避各种各样的危险，也可以看做是一门很有技术含量的活儿。现在“野外生存”类的书很畅销，但是在乱世里，怎样在“人群”里生存，才是最难的。
　　在历史上有一类人，很有能力。做事也很光明磊落，勇敢正直，但是这类人的缺点是：擅长“阳谋”而不太懂“阴谋”，往往对低估对手的卑劣与狠毒。所以惨遭毒手。在国民党中就有两个这样的人，一个是我们前文所说的廖仲恺，还有一个就是宋教仁。
　　宋教仁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他手段灵活，活动能力极强。当时作为大总统的袁世凯对此很是恐惧。
　　很有政治能量的人，往往都只有两种选择：与当权者合作，高官厚禄。或者与当权者不和，招致杀身之祸。
　　很遗憾的是，宋教仁的结果是显然是后者。
　　袁世凯对宋教仁，曾经以内阁总理的职位相许，孙中山和黄兴也劝宋教仁出任。但是宋教仁拒绝，很有傲骨。
　　但是表现傲骨有时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傲骨”就是把自己的立场，直接向对方挑明：老子不屑与你们为伍。
　　1912年10月18日，宋教仁离开北京南下。袁世凯派人来送行。
　　作为一个油滑的政客，袁世凯当然不是简单的“送行”，而是借着“送行”的名义来给宋教仁“送东西”：一件价值3000元的西服，还有一张50万的交通银行的支票。并表示，如果不够，还可以商量。
　　但是宋教仁只收下了3000元西服，而退回了支票。
　　这使袁世凯认识到宋教仁“非高官厚禄所能收买”，结果是“乃暗生杀意”。宋教仁这是典型的“高洁之士”的表现。
　　这种表现会让所有蓄意收买他的人彻底绝望。
　　但是历史上会有对这种收买，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文化怪杰辜鸿铭做袁世凯的议员。一次开完会后，袁世凯为了收买人心，每个议员发三百块大洋的“出席费”。辜鸿铭照收不误，领了这三百元后，立即逛妓院去了。
　　蔡锷在袁世凯身边时，整天花天酒地，逛妓院。用这些举动来麻痹袁世凯。当袁放松警惕后，马上出逃。然后组织力量讨袁。
　　宋教仁南下时一路演讲，并且不断发表攻击袁世凯的言论。当然这些言论会很快的传到袁世凯的耳朵里，这就更曾加了宋教仁的面临的危险。
　　太锋芒毕露了。一点也不懂得韬光隐晦。
　　但也不是没人提醒宋教仁。
　　尤其是谭人风曾经明确告诉宋教仁说，陈狄龙在北京侦知，上海流氓应桂馨“领有中央巨款”。
　　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没能引起宋教仁的足够重视。
　　1913年3月20日，上海火车站，随着一声枪响，宋教仁倒在血泊里。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把宋教仁送到医院。
　　谁也没想到，曾目睹宋教仁被暗杀的廖仲恺，在十多年后，同样倒在政敌的枪口下，他和宋教仁有一点很相似：对于提前预警的麻木。
　　但是在杀死这么一个在当时社会上，那么有知名度、那么有政治能量的人，所引发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在当时，杀个平常人，也许花点钱就很容易摆平了。但是别忘了，被干掉的是宋教仁，他的交际网生活圈，全是身居要职的权势人物。
　　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袁世凯焦头烂额，他甚至花重金收买了一个女学生，来当替罪羊。但是最终还是不能糊弄过去。
　　参与此事的袁世凯的大舅子、当时在内务部任职的洪述祖，按说和袁世凯的关系够铁的吧，但是也不得不躲到青岛租界里，一直不敢出来。
　　直到1917年，即宋教仁被刺四年后，洪述祖觉得时间这么久了，“宋案”应该被大家忘了吧，他在青岛的租界里也实在呆不住了，就侥幸出来到上海来逛逛。
　　我们在遥远的异乡遇到故人时经常会说：世界真的很小。
　　洪述祖可能在上海更有这种感觉，因为他在上海逛街时，恰好遇到他最不想遇到的人：宋教仁的儿子和秘书。这种概率真的很小，和中彩票应该差不多。
　　该着倒霉，什么也别说了。
　　宋教仁的儿子和秘书把洪述祖扭送到法院，1918年4月洪述祖被绞死。
　　不过洪述祖也应该感到幸运了，因为他比其他涉案的那几个活得都长。
　　主谋之一的内阁总理赵秉钧，1914年2月19日，袁世凯又给他升官了：兼任民政总长。但是在八天后，赵秉钧某明奇妙的中毒，七窍流血而死。有人说是袁世凯杀人灭口。
　　具体实施刺杀的上海黑帮应桂馨，还真有点能量，在入狱后，竟被劫狱给劫了出来。劫狱的难度不比“劫法场”小。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没在上海白混。
　　他被劫出来后，也逃到青岛的租界里，和洪述祖一样。但是在1914年1月19日乘火车去天津时，被干掉。看样子流氓最终还是玩不过革命党。
　　杀手武士英死的比较干脆，1913年4月，直接在监狱里就挂了。
　　流氓不能乱耍，人也不能乱杀。杀到宋教仁这种政界明星，社会名人，后果很严重。没人能罩的住。
　　　　
　　
　　
　　上海黑帮老大杜月笙曾经说过：你以为我们是什么？我们不过是夜壶，用得着的时候才拿出来。
　　看来当黑帮也有当黑帮的心酸。
　　有些当权者，勾结利用黑帮，做一些见不得光的暗箱操作，一旦舆论曝光，当权者会赶紧撇清，把黑帮当成替罪羊。
　　这就像杜月笙所说的夜壶：平时见不得人，摆不上台面，只有在尿急时，才迫不得已拿出来用一下。
　　黑帮杀名人，这种模式中，最惨的就是所谓的“黑帮”了：收买方会杀人灭口，被杀方会拼命反击。所以黑帮的处境往往是腹背受敌，两面受夹击。
　　另外名人被杀，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会产生“政治地震”，使涉案的政治人物，遭受重创。
　　从宋教仁案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现象。
　　但是，历史的微妙让人感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这种“黑帮被当权者收买杀名人”的模式，再一次的上演。
　　这就著名的“江南被杀案”。
　　江南是台湾作家，在美期间，他写了一部《蒋经国传》，虽然江南是蒋经国一手培养起来的政工人员，但这本书可不是那种歌功颂德之作。
　　江南在他这本书里，披露了蒋氏父子一些不太光彩的行径。这使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大为光火。“光火”到要找黑帮干掉江南。
　　他们找到的黑帮是有“台湾第一大帮”之称的竹联帮。竹联帮在台湾极有势力，鼎盛时有一万多人，在政府的很多部门都有自己的人。当时有很多影视明星也加入该帮派，以寻求庇护。
　　这个帮派的老大和精神领袖，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启礼。
　　在政府的重金还有地位的许诺下，陈启礼伙同帮派其他人员，在美国江南的住所附近把江南干掉。返回台湾后，情报局三处处长陈虎门亲自给他接风洗尘，又是给钱，又是封官许愿。
　　陈启礼也感觉到自己前途一片光明，这就是典型的宋江式的心态：觉着只有跟着政府走，才有希望，才是正道。所谓的“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受招安往往被土匪认为，就是走上了“希望之路”。
　　但是别忘了，宋江的结果是什么。在政府的眼里，匪永远是匪，“招安”只是利用你的力量。最脏最累最危险最不讨好的活，往往都是交给这些“被招安”的人士去做。
　　所以他们注定没有好的结果。
　　尤其是国民党，很多共产党的叛徒跑过去，没有一个有好的结局，这些所谓“投诚者”，往往成为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果然，江南的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美国政府也介入调查。随着真相慢慢的浮出水面，国民党毫不犹豫的“丢车保帅”。
　　陈启礼万万没想到，明明是这次暗杀是“政府行为”，怎么一下次他成了主谋。几乎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他的身上。
　　之前许诺的什么重金，高位，光明的前途化为泡影，等待他的只有监狱。一开始被判无期，后来虽然一再减刑，但是六七年的牢还是要做的。
　　原来他以为，他们这些黑帮“黑”，但是他经过这件事才知道，政府比他们“黑”多了。和搞政治的这些国民党比，这个黑帮老大真是太幼稚了。跟国民党玩这种权谋游戏，他还差的远。
　　不过做替罪羊的不止陈启礼一个人，还有情治机构的几个官员。真正的“主谋”蒋孝武等，却全身而退。
　　但是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蒋孝武不得不逐渐淡出权力核心。江南事件也是蒋孝武政治生命的终点。
　　这起事件使国民党，本来就走下坡路的形象，更是雪上加霜。
　　暗杀一个名人，要付出极大的成本。
　　江南的死，同时也救了另外一个人，本来一开始国民党准备让陈启礼，先“教训教训”这个人，但是江南的死所引发的巨大影响，使国民党不敢再轻易对这些有知名度的人下手。
　　这个人就是李敖。
　　李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得到了胡适的赏识。后来李敖也成长为“飞天蜈蚣式”的一代怪才。
　　所以胡适一辈子没白活，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所有的一流人物，都和他有联系。
　　孙中山在病重时，西医已经无能为力了，所以身边的人想让孙试试中医，但是因为孙中山对中医一贯的不信任，大家只好请一个人，出来做说服工作。
　　做说服工作的人就是胡适，可见胡适和孙中山的关系。
　　还有一次，胡适在北大演讲时，一个有浓重湖南口音的青年人向他提问，但当胡适知道这个提问的年轻人，并不是北大的注册学生时，他拒绝回答。
　　这个被胡适很难堪的拒绝了的年轻人，有一个大家不陌生的名字——毛泽东。
　　　　
　　所以在北大，毛泽东和胡适生命的轨迹，多少算有点交集。
　　据李敖回忆，有个教授叫许子明，原来是北大的教授，在跟着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因为他痛恨胡适，便到处演讲说：我当年亲眼看到胡适一手把毛泽东提拔上来的。
　　　　
　　当张国焘，周恩来，还有一些中共中央的领导，在上海艰难的和国民党周旋时，也就是1928年前后，蒋介石也没闲着。
　　他联合冯玉祥等军阀，和奉系的张作霖大战起来。最后张作霖兵败，退守东北。蒋介石这方获胜。
　　在1928年5月1日10时，蒋介石进驻济南。并在济南的山东督办公署里设立总部。但是随着蒋介石的到来，意想不到的灾难，也悄然来到这个城市。
　　和张作霖打仗，免不了要纠缠到日本人。因为张作霖和日本人的关系太深了。日本人是蒋介石的死穴之一，他内心有深深的“恐日症”。我们上文中也提到过。
　　但是恐日恐到何种程度，我们可以通过蒋介石在济南的表现可以看出来 　　日本军队也紧随蒋介石来到南京。这样做的借口是保护日本的侨民，实际上是替张作霖站台。
　　张作霖和日本人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1904年的日俄战争。那时张作霖被当做俄国人的间谍，落到日本军队手里，准备枪毙。
　　但是被当时还是中尉参谋的田中义一给救了，为什么田中要救张作霖？当然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张作霖有利用价值而已。
　　二十多年后，张作霖成了东北王，而田中则成了日本首相。所以张作霖和田中的关系很铁，田中称张作霖为“我的弟弟张作霖”。
　　凑巧的是，日军驻济南的总部和当时的外交部长黄郛，在济南的临时办事处只隔一道城墙。
　　日本人在全面侵华前，在中国做得所有的事几乎就是不断的挑衅，制造事端。当然这次来济南也不外乎如此。
　　　　
　　1928年5月3日上午9时，中国军队第四十军宣传队，在商埠区四马路纬一路口魏家庄张贴标语时，日军忽然开枪，击毙中国军民十余人。然后又缴了中国军队的枪械，并把中国军人圈禁到一个邮政局内。
　　这对中国来说是奇耻大辱，在自己的领土上，被外国军队突然袭击，任意欺凌屠杀。但看看蒋介石是怎么反应的：蒋得到消息后，立即命令，不准开枪。
　　当日本关东军突袭东北时，当日本军队进攻上海时，蒋介石都有几乎同样的反应：不抵抗。任宰割。
　　没错，在已经公开的蒋介石的日记里，对于日本人的入侵和蛮横，他的内心充满痛苦和屈辱，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实际的所作所为。
　　他在日记里安慰自己说，之所以不对日反抗，是中国的力量还不够，但在深入了解东北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战略地位后，他又有点后悔放弃东北。这就是一个矛盾的蒋介石。
　　但是，他最后还是把自己的政治利益放在名族大义前，什么“攘外必须安内”，对蒋来说，在中国任意奸淫烧杀的日本人，远没有“共匪”可怕。这种畸形的思考方式，完全是蒋介石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的产物。
　　有些人看到蒋介石的日记后，都惊呼原来蒋介石内心也是那么爱国的。
　　我只想对这些人说，判断一个人的最终标准，不是看脑子里想了什么，而是看他实际做了什么。爱国不能靠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而要靠你的实际行动。
　　放弃东北的意义是什么？张作霖在东北那么多年搜刮无数黄金白银，东北军装备在当时的中国军阀里，算是最好的。这些装备都毫不费力的落入日本人的囊中。
　　尤其是东北军的300多架飞机，也被日本人完好无损的“接收”。别忘了，那时整个日本才有1000多架飞机，又在东北“白捡”300多架，这把日本人乐翻了。
　　对于所有的这些重大损失，蒋介石都难脱干系。
　　蒋介石这次在济南，对日本人的反应，很符合他的一贯风格。被日本人杀了那么多人，还不准开枪。他让外交部长黄郛，去找日本人通过外交渠道解决。
　　黄郛刚从蒋介石那回到临时办事处，日本军队忽然闯进来，黄吓的赶紧跑上二楼，并出示自己的名片，说明自己的身份。
　　日军最后终于答应谈谈，但是在进入谈判地点前，要缴了中方所有人员的枪械，黄郛据理力争，最终才没有被日军得逞。
　　堂堂的外交部长，此时没有一丝尊严。被这些日军的小喽啰们蛮横的不当回事，一言不和，他们就对着黄郛大喊大叫，并拿出一单方面写好的一份文件让黄签字。文件内容当然是颠倒黑白，说中国军队挑衅，所以应该道歉等等。
　　黄郛还是有点中国人的骨气的，他拒签。
　　不签就别想走，就这样，黄郛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被日军扣留二十多小时，后来黄实在没办法了，就在文件上写了个“阅”字，才糊弄过去。
　　中方的软弱更激起了日本人的“兽欲”。
　　日军接下来又突袭黄口楼，在这里的都是中方的外交职员，这些日本鬼子，不由分说的对这些身无寸铁的文职人员，大肆屠杀。
　　他们先让中方外交人员之一的蔡公时下跪，蔡严词拒绝。日本人把蔡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拉出去枪毙。用来威吓蔡。
　　蔡公时不亏是有骨气的中国人，眼看身边的人一个个被拉出去枪毙，他仍然毫不屈服。最后被日本人挖眼割鼻，折磨致死。
　　整个济南成了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杀人场”，这些禽兽般的日本人，在街上任意屠杀奸淫中国平民，甚至用铁丝直接穿过中国人的肉体，串成一串。
　　而此时的蒋介石，就在济南城里。
　　对自己的同胞遭受如此的屠戮侮辱，他有近距离的感受，我们没有兴趣知道他内心的感受，只知道他此时确有“超人的忍耐力”。
　　蒋介石一生中，没有把自己的这种“宽容和忍耐”，给任何人，除了日本人外。对于反对他的人，蒋无不赶尽杀绝，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蒋介石也有极度宽容的一面，只不过他这一面，只对日本人展露。
　　　　
　　　　
　据语言学家说，在几乎所有的语言里，日本话是比较“干净”的一种语言，因为它里面骂人的词汇和其他语言相比非常的少，不但少，而且还是比较“干净”。
　　但是说这种比较文明、比较“干净”语言的日本人，其凶残和野蛮的程度，还有好战的习性，却“不逊”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
　　日本在1894年打败中国，在1905年打败俄国。于是这个不大的国家开始膨胀起来，甚至在1935年时，日本的海军大将，即后来成为日本第三舰队司令的长谷川清，大言不惭的说：日本现在已经强大到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国家打仗。
　　日本高估了自己，低估了中国。也低估了中国人。
　　中国人中的软蛋和汉奸虽然不少，但是有骨气，有能力，聪明睿智的人更多。否则早就亡国了。日本人严重低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的生命力。
　　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明能够连绵不断，金身不灭，这也反证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不是一般的旺盛，而是非常的旺盛。
　　中华民族是个很复杂的民族，劣根无数，但是优点也无数，任何宣称懂中国的外国人，只是瞎子摸象般的了解中国——他们所了解的中国的一部分，或者一方面。
　　日本人中也有这样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可以看做日本人中最了解中国的人，这个人就是在中国很有名的土肥原。
　　土肥原可以称为日本的“中国问题首席专家”。土肥原在中国住了三十年，并且会说几种中国方言。他自称爱中国，说中国人误会他。
　　但是再狡猾的“日本狐狸”也逃不过我们“中国猎人”的眼睛，这个老狐狸土肥原曾参与炸死张作霖，还诱拐溥仪到满洲登基。披着伪善的“羊皮”，却暗地里做着“豺狼”的勾当。
　　当时有人戏称他“名副其实”：土肥——土匪，原——原装。整个一个“原装土匪”。
　　我真怀疑土肥原的中国文化的修养，用中文发音念起来这么难听的名字，他也不知道改一改。日本传统知识分子都以会背唐诗，能认识汉文为荣，但是这个土肥原汉学方面的素养还有待于加强。
　　在1935年，土肥原配合日方的军事行动，想不通过武力就能扩展日本在华北的势力。有一天他去见当时的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展开威逼利诱的攻势，
　　土肥原坐在张廷谔桌子的对面，并阴险的玩弄着象牙制的骷髅头的袖子上的纽扣，这个所谓的研究中国人心理的专家，好像对于怎样对付中国人胸有成竹。他这种看似心不在焉的举动，其实是精心设计的威吓。
　　土肥原充分发挥日本人不要脸和蛮横无理的作风，对张廷谔说：“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条件，我将切腹自杀，我不能失败回总部”。
　　作为军人的市长张廷谔也毫不示弱的马上回应：“如果我接受你的条件，我除了自杀外也别无它途”。土肥原没想到面前的这个中国人，会有如此的反应，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
　　市长张廷谔接着对有些发愣的土肥原说：“我们一起来解开僵局，你开抢打我，我同时也开抢打你。如果你同意，咱们现在马上开始，我只希望你别打不中我”。 张廷谔说着拔出枪来。
　　这可倒好，本来想吓吓这个中国人，没想到没吓住人家，反被人家给吓住。这个中国人够狠。这种中国人是土肥原所不能理解的。
　　土肥原一看张廷谔要玩真的，马上尴尬的被震住了。
　　你们日本人不是狠吗？老子今天就给你玩真的。
　　日本人不是都狠，中国人也不是都熊。中国人的暴烈那是有传统的，从方孝孺到史可法，凌迟扒皮都不怕，老子还怕跟你比切腹吗？
　　土肥原一看苗头不对，马上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连忙向张廷谔表达“歉意”：“干嘛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慢慢来，我们再把条件研究研究”。
　　所以作为蒋介石手下的张廷谔，对待日本人的态度，比他的所谓的“领袖”蒋介石，有骨气多了。
　　背叛自己民族利益的人不会有好下场，蒋介石在这点上，比汪精卫认识深刻。
　　中华民族往往在大难临头，生死存亡的关头，表现出惊人的向心力。这个平时有些散漫的民族，会展现出惊人的能量、智慧与团结。
　　在九一八事变后，打响抗战第一枪的马占山将军，也是第一个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一时间，全国各界纷纷发来函电，这些函电无不洋溢着对马的由衷的赞佩，比如：“以一旅之众，首赴国难”“为国家保疆土，为民族争光荣”“实为将吏之楷模”。
　　各地群众也纷纷自发组织慰问团，后援会，哈尔滨和北平的学生还成立了“援马抗日团”。
　　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马占山在1932年2月24日来到齐齐哈尔市，选择了和日本人合作，并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
　　坚定的抗日英雄忽然成了汉奸——这个转变太突然，也太出人意料了。其中的原因仍旧是个迷，但是从种种迹象上看，这次很像是“诈降”。比如马占山的家眷仍然在黑河，还有马的种种表现。
　　后来马占山也偷弄了大量的日军的白银和物资，逃出来后继续抗日。
　　但当马占山一开始和日本人“合作”时，全国人民马上一片声讨。马在黑河的卫队和学生军还抄了他的家。
　　马占山的儿子也给老爹写信说：你如果抗日，你还是我爹，但是你要是当汉奸，就别怪儿子不孝了。
　　马占山接信后，彻夜未眠，一边烧鸦片烟，一边对灯落泪。
　　一天夜里，烦闷的马占山独自出去散步，偶然听见两个内卫士兵谈论他说：这老头子投降了，他妈的，他也投降。
　　马占山治军很严，也很受士兵的爱戴与尊敬。当他亲耳听见自己手下的士兵，在私底下这样骂他时，可想而知他内心的感受。他强忍着来到附近的一所关帝庙里，失声痛哭起来。这种身经百战，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军人，可不是为一点事就哭天抹泪的女人，能够痛哭，可见他内心的压抑与挣扎。
　　所以当汉奸的后果，往往是众叛亲离，准备好自己的八辈祖宗都跟着挨骂，对于很要面子的中国人来说，这可是不小的痛苦。
　　当汉奸，不仅是舆论层面受谴责，而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干掉。
　　正是中华民族的这种凝聚力，才使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文化传承，绵延几千年，香火不断。而其他的几大文明都因外敌的入侵而消亡。
　　谁敢在民族大义上越雷池一步，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碾的粉碎。
　　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会发现，蒋介石几乎始终没有完全关闭和日本妥协的渠道。因为在汪精卫的伪政府里，就有很多蒋介石的“线人”。
　　其中有一个线人是蒋介石“钦点”的。这个人就是唐生明，他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唐生智的四弟。
　　唐生明给人的表面印象就是“花花公子”。家里有钱，喜欢去“夜店”和各种娱乐场所。据沈醉回忆，唐生智为了夜里不让这个纨绔子弟式的四弟出去“鬼混”，就用自己的床堵住门口，然后让唐生明睡在屋里。
　　可是唐生明等大哥睡熟后，偷偷的从唐生智的身上跨过。唐生智的这招算白费了。
　　唐生智在国民党的的资格极老，所以从蒋介石到戴笠都买唐生智的面子。
　　背靠大树好乘凉，有大哥唐生智这颗“大树”，唐生明在国民党内，也算的上手眼通天的人物。
　　在某天，和唐生明关系不错的戴笠，用很慎重、认真的语气对他说：“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殊任务，校长（指蒋介石）同我讲过好几次，说只有你能够担任。因为我们在上海和南京的组织绝大部分被敌人破坏了，那个地方的工作，校长认为比任何地方都重要，但又不容易找到一个很适当的人。后来还是校长提出了你，认为你最合适。这真不简单，校长一天到晚这么忙，还能想得到你呢！”
　　戴笠的这些话，使唐生明有点飘飘然了。
　　 不过，众所周知，卧底可不是好做的，尤其是蒋介石能“钦点”的卧底。这也能够说明这次卧底任务的重要性。一般的情报工作，直接就由中统或者军统做了。哪用得着蒋亲自过问。
　　就在这次和戴笠谈话后的第二天，唐生明就被蒋介石亲自“召见”。引述一段唐生明将军的回忆录，来详细看一下他们两人见面的情形。
　　　　
　　“翌日，我和戴笠准时前去上清寺蒋介石办公的地方。戴送我到门口，关照了两个侍卫，让我一个人进去。这时正遇到张群从里面走了出来，我很久不见他，便先和他打招呼，握握手以后，连话都没多讲，张只说：'委员长在等着见你，快进去！’
　　蒋介石这次召见我，态度比任何一次都显得亲切和高兴，他一开口就夸奖了我一句：'你很好！’接着问我来了几天，住在哪里？其实这些他早就知道的，我还是恭恭敬敬一一回答了他。他照例用鼻子哼了哼后，便说：'你很好，很能干，我现在决定要你去上海。戴笠已告诉你了吗？这个任务只有你最适合。’
　　这时我的思想上又有点动摇起来，怕玩不成'任务’，没法交代，便说：'我去是不是相宜，请校长再多考虑一下（注：唐生明是黄浦四期，所以称蒋为校长）。’他听了马上很严肃的说：'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你要听我的。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好好和戴笠商量一下。’
　　我一听到他这样命令式的口吻，便说：'我还是想和家兄商量一下，因为家父去世不久，家母是最疼爱我的，我也得问问她老人家’。我的话刚说完，他就抢着说：'我会和孟潇（我大哥的别号）兄说明，这没有问题。老伯母方面，我和夫人可以送一张照片，让她放心。’他这时一边问我母亲的情况，一面让侍从人员给他准备一张他和宋美龄的照片。
　　他的这一套做法，当时还使我感到很'光荣’，不便再推辞，也不敢再推辞了。
　　临走时，他又说：'这样很好，你以后需要钱用，缺什么东西，以及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戴笠说，他会随时报告我的。’停了一下，他又重复说：'戴笠说你很能干，这件事只有你去才能对付那班人，因为你都认识他们，详细情况你去同戴笠研究。今后一切责任归我负，你要绝对相信我，，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
　　　　
　　从这次召见的过程可以看出来，蒋介石给足了唐生明的面子。其实这差事除了唐生明外，还真没有很合适的人选。
　　因为到上海打入汪伪政权的人，必须有一定的位阶、一定的分量。如果只是个小喽啰，到上海后，没人理你，你也打不进去。
　　另外，必须和汪伪政府里这些人熟，熟人好办事。“熟”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打入核心，获取有价值的情报。也只有熟，才能有效的策反伪政府里的中间分子。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执行这种任务的人，必须尽量能降低汪伪政府的怀疑度。就是说这样的人“投诚“时有说服力，让别人不感到特别的意外。这种“素质”唐生明也具备：唐当时的公众形象就是“公子哥”“花花公子”，吃不了苦受不了罪，特喜欢物质享受。这种人从艰苦的后方跑到繁华的大上海，好像完全在情理之中。
　　所有的这些条件，唐生明都一样不落的全部具有。对蒋介石戴笠来说，真是“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唐就好像为这种任务而生。
　　唐生明头脑也不错，在得到这份任务前，明确要求不做戴笠的下级。因为他知道，一旦当了戴笠的手下，以戴笠的心狠手辣和军统内残酷的惩戒制度，工作稍有不到位，结局往往会很惨。
　　戴笠满口答应。在唐生明去上海前，还明确的告诉唐：“你在上海的用钱不加限制，缺钱就给我打电报，要多少给多少。在生活方面，越腐化越好，这样才能使别人不注意你，而且也和汉奸容易打成一片。”
　　就是说，不怕唐生明花钱，而是怕唐不花，不玩，不花天酒地。
　　唐生明感觉到这种任务除了危险外，还有很爽的一面。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疯狂的玩一把。真是把自己的爱好与国家的利益融为一体了。
　　你的爱好也恰好是你的工作时，你的人生就是幸福的人生。这就话好像也很适合唐生明。
　　戴笠在最后还半开玩笑的对唐生明说：“你的腐化是校长特许的，是奉命腐化，任何人向校长去告你也没有半点问题。只要让别人认为你只知道玩，什么也不行，这样就有办法了”。
　　这活真够爽的。
　　　　
在接受任务后，唐生明并没有立即去上海。
　　为了把这出戏演的更逼真，由戴笠的情妇张素贞先到上海，然后散布消息，说唐生明受不了后方艰苦的生活条件，准备来上海云云。这样一来，唐生明去上海的举动就显得不是太突兀了。
　　做情报人员最基本的素质就是：对任何事物有种神经质般的怀疑与谨慎。所以即使唐生明在外人看来，很符合他个人行为逻辑的举动，也没有完全避开汪伪政权情报机关的怀疑。
　　汪精卫手下的大特务头子李士群，从唐生明一来到上海，就对唐展开了频频试探。
　　他整天陪着唐生明玩，喝酒，当然不是为了喝酒而喝酒，也不是为了玩而玩。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在与唐生明的谈话中找到破绽。所谓酒后吐真言，喝醉的状态下，最容易把内心的秘密讲出来。看来做秘密工作的人，有好的酒量也是很重要的。顺便说一下，周恩来的酒量就很好，连在高级将领中很有酒量的许世友都和不过他。
　　专业的秘密工作训练，其中常常有一个项目，就是在极度受辱的状态下，能保持理智和平静。因为人极度屈辱后愤怒的状态极像醉酒，都是情绪失控的状态。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类似经验：人在极度愤怒或者酒醉时驾车，车祸的比率会平时高很多。
　　所以情绪失控的状态，是从事秘密工作的大忌。“一个情报工作者连梦话都不能说”，这不应该仅仅是夸张。
　　唐生明表面是个什么都满不在乎，只喜欢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但是在骨子里，他却有心细如发的一面。并且还很有些酒量，所以对于李士群的试探，他都应付自如，并且有时还假装喝醉，把一些编好的假话当成“酒后的真言”说给李士群听。
　　这样一来二去，特务头子李士群很自信的下了结论：唐生明这小子好像没什么可疑的。
　　在加上唐生明和汪伪政权里的大红人周佛海，陈公博等以前就认识，和周佛海还是湖南老乡。所以在上海见到后，自然谈的很是投机与自然。
　　在和这些人见面后的第二天，汪精卫夫妇就下请帖请唐生明夫妇吃饭。并且有李士群夫妇作陪。从这种接待的规格，也可以看出唐生明的地位非同一般。
　　汪精卫曾做过黄浦军校的党代表，唐生明又是黄浦毕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师生关系。一见面，汪精卫也以这种关系套近乎，并兴奋的说：“你来了很好！希望你们这些搞军事的黄浦同学多来一些，将来我们自己可以建立军队。”
　　因为坐在旁边的李士群以前不认识唐生明，所以汪精卫就当着李的面，谈起了他与唐生明大哥唐生智的关系如何之好等等。汪精卫和唐生智都是最老牌的国民党，在一起共事很多年，所以他们之间肯定相当的熟悉。
　　李士群一看，连自己的主子汪精卫，对唐生明都这样的亲热，他自然也不敢怠慢，对唐就显得愈加的殷勤起来。
　　汪精卫除了外形，口才在国民党内绝对是一流，在席间他自然免不了吹嘘一下自己的“反共建国”谬论，还有自己当“汉奸”的理由。我引述几句汪精卫的话，看看他的谬论怎么“谬”法：“救国都是一样的救，只是个人的方法不同，对于沦陷区，人家（指蒋介石）既不要，也不管了。但是这些土地都是中国的土地，有大量的中国人民，我们设法把它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有什么干不得呢！”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长的很漂亮，说得话也很漂亮，但是干得事却不“漂亮”。汪精卫就属于这样一类人。
　　这个有“亚洲第一美男”之称的男人，据曾经在他身边干过的高盛武回忆，汪精卫在五十多岁时依然风度翩翩，看起来像三十多岁，他身边的老婆陈璧君，经常被别人误认为是他妈。
　　唐生明对于汪的这些话，只是点头。在酒席宴的最后，汪精卫想让唐生明先做他所谓的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并表示具体的工作以后再慢慢商量。而唐生明则装作不太感兴趣的样子，说自己在上海只是想住下来而已。汪精卫也不急着逼唐生明马上给他做事，他同意唐生明先在上海休息一段时间，多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就这样，唐生明的最初的一切都如计划的那样顺利。汪精卫还特意让周佛海给唐生明在上海准备了房子，和一辆新式的轿车。
　　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
　　开头完全像计划的那样顺利，但唐生明在上海下一步工作，就和原计划有了巨大的不同。谁也没料到，接下来的事情以任何人都没预料到的方式发展起来。
　　　　
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份“中国国民党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名单的一部分如下：
　　军事报告：蒋中正
　　政治报告：汪兆铭（汪精卫）
　　工人运动报告：陈公博
　　宣传报告：毛泽东
　　。。。。。。。。
　　毛泽东做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李敖曾说过：难怪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做那么好，原来毛泽东在国民党里时，就是宣传方面的专家了。
　　有些史实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有点陌生感：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陈公博曾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会场，并就当时中国的不同的方面，向国民党的全国代表们做报告。在那时，也许没人会预料到这些作报告的人，在历史的坐标中的位置会如何。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当上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前，在担任这项职务的不是别人，而是汪精卫。从某种意义上说，汪精卫是毛泽东的前任。
　　所以汪精卫对于宣传的力量，还是有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因此，在唐生明和汪精卫见面后不久，南京和上海的敌伪报纸，都在第一版刊出了这样一条主要新闻，标题是：
　　“唐生明将军来京参加和平运动，即将被任军事委员会要席”
　　这条新闻的内容全文是：
　　　　
　　“中央社讯：国民党政府改组还都以来，革命军人之谙识体治，深明大义者，纷纷来京报道，积极参加和平运动，有如风起云涌。倾悉唐生明将军业已来京。唐将军悉唐生智胞弟，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中日战事发生后，任长沙警备司令，长沙大火之前调任常桃警备司令以迄于今。因鉴于无底抗战之非计，乃毅然离去，不避艰难，问关来京。汪主席赐见之余，甚为欣慰，且深至嘉许，已决定提出中央政治会议，升以军事委员会委员要席，俾得展其抱负云。”
　　　　
　　这条消息登出不久，唐生明就接到了一份伪政府的一份特任令。
　　而此时在重庆的戴笠，也迅速的反应，在重庆的《中央日报》上，以唐生智的名义，连续十天以特大字在头版刊出《唐生智启事》：
　　　　
　　“四弟生明，平时生活行为常多失检，虽告诫谆谆，而听之藐藐，不意近日突然离湘，潜赴南京，昨据敌人广播，已任伪组织军事委员会委员，殊深痛恨。除呈请政府免官通缉外，特此登报声明，从此脱离兄弟关系。此启。”
　　　　
　　一唱一和，戴笠配合的还算到位。但就戴笠的工作能力而论，还是比较强的。这也是他深得蒋介石倚重的原因。
　　不过唐生明在上海过的并不愉快。汉奸，在国人眼里，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日本人的走狗”，但在日本人眼里，也许连狗都不如。
　　日本顾问的骄横跋扈，盛气凌人，日本军人对中国人的摧残打压，不把中国人当人看的蛮横态度。唐生明对这些都深有体会。
　　有一次，在苏州附近一处封锁区的检查口，这些野兽日本兵，在检查行人时，还不忘对我们中国的妇女，肆无忌惮的调戏侮辱。
　　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那么多人，这些日本人的兽欲，竟毫不避讳的在这些中国妇女的身上发泄着。
　　连旁边站岗的伪保安队的士兵们，都看不下去了。我相信，没有一个还有点血性的中国男人，能忍受这种侮辱：看着这些日本人这样侮辱自己的同胞姊妹。
　　他们强压着心中熊熊的怒火，走上前去，向这些日本人讲情。这些日本兵那会把这些“伪军”放在眼里，马上发怒，对这些“伪军”辱骂殴打，这些还算有些良心的中国人，实在忍不住了，他妈的这些日本兵也太不是东西了，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
　　在冲突的过程中，一个伪军的枪走火，射穿了一个日本兵的手掌。凶残的日本人把这些反抗的中国人全部干掉。日本人对中国人来说，真他妈的成了金枝玉叶，他辱你杀你理所当然，你稍有反抗，就会被赶尽杀绝。
　　日本军官仍不算完，还吵吵嚷嚷的闹到办事处来。恰好李士群不在，唐生明不得不出面应付。说了很多，这些蛮横的日本人仍不满意。非要唐生明道歉。
　　唐生明实在忍不住了，真想痛痛快快的和这些日本人干一场，在旁边的翻译看出了他的情绪变化，连忙暗暗的劝他要忍耐，好汉不吃眼前亏。
　　唐生明不得不忍着内心极大的愤怒和屈辱，面带笑容的对这些日本军官说：“我×你娘，我×你八辈祖宗。。。。。。”幸好日本人没带翻译，而现场的翻译是唐生明的。翻译当然不敢翻过去，只好自己瞎编了几句，把这些日本人给糊弄走了。
　　唐生明这么一个爱玩，爱闹的花花公子式的人，都忍受不住这种屈辱，每当遇到类似事件，他都忍不住自己回家偷偷哭。
　　但是唐生明也许没想到，真正的危险正向他慢慢逼近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句俗语用来形容：长时间重复的做一件事时，错误和疵露就再所难免。
　　做地下情报工作也是如此：做的时间越长，暴露的比率也会越大。
　　尽管唐生明伪装的很好，对某些事的处理也比较恰当，但还是露出了些马脚。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次某种程度上的“暴露”，非但没有给他带来杀身之祸，还以一种让人哭笑不得方式，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们看一下唐生明这次称得上“刺激有趣”的经历。
　　约在1941年的冬天，唐生明和李士群在苏州忙着搞所谓的“清乡”。在某天的夜里，李士群忽然得到上海方面的报告，李接报告后，连夜回上海。
　　从李士群的反应，我们可以猜测出上海发生了很重要的事件。
　　原来是军统在上海的组织，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破获，并且区长陈恭澍被抓。
　　当得知这个消息时，唐生明并没有特别的担心，因为唐生明不是严格的军统成员，虽然和上海的军统有过接触，但是次数很少。军统的组织名单或者别的资料上，都没有他的明确的记录，李士群的特务机关应该找不到他汤唐生明的头上。
　　唐生明想的不完全错，但是他没想到的是，仅仅凭在军统搜出来的一个电报的内容，李士群就判断出这个电报肯定唐生明发的。
　　为什么光凭电报的内容，李士群就断定这个电报一定出自唐生明之手呢？因为这个电报的内容太“特别”了。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电报的内容，再解释一下为什么说它“特别”。
　　电报向重庆方面建议说，希望以后不要在上海等地，再去暗杀个别的日本官兵了。因为这种做法得不偿失。并举例解释了为什么说这种做法得不偿失。比如军统在上海的愚园路暗杀了几个日本宪兵后，日军马上展开疯狂报复：立刻把这个区严密封锁，并逐户搜捕所谓的可疑人员，使得成千居民受连累。日军还杀了几十个无辜的老百姓。
　　使居民的生活严重受到影响，因此产生了对重庆政府的不满和埋怨。电文最后对重庆政府建议，不要再在沦陷区搞这些零星的、意义不大的暗杀，免得失去民心。
　　那为什么说这份电报特别呢？因为它的内容，完全不是在上海的军统特务的语气和观点。因为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对这种暗杀非常的热衷，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活难度不大，功劳却不小，属于“风险小，收益大”，举双手赞成还来不及呢，哪还能反对。至于普通老百姓遭不遭殃，则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内。
　　并且电报的语气，完全不像是下级对上级的语气，而是朋友之间平等对谈的那种感觉。
　　这种种的迹象，使李士群确定，这份电报只有一种可能：是唐生明写给戴笠的。因为唐生明才与戴笠有这种交情。
　　唐生明在李士群回上海的几天后，忽然接到李士群的电话，要唐带上他的妻子马上连夜坐火车回上海。唐生明的心里咯噔一下，他连忙问李士群有什么急事，李简单的说了句：“你来了就明白了，电话里不便多谈”。
　　唐生明判断：不好，一定出事了。
　　在异常的忐忑中，唐生明夫妇所乘的火车在天亮时抵达上海。
　　在车站等他们的是李士群的亲信傅也文，这个人在李士群的特工总部里是有名杀人魔，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当然，因为唐生明的地位，他平时对唐很是客气。但是此时他对唐生明夫妇一反往常的谦恭尊敬，而显得冷冰冰的。
　　这时，唐生明家里的司机，也开着车来接唐氏夫妇。
　　唐生明打算先回家看看，但是这个傅也文却说“李先生在等你们”。这明摆着是软性的绑架了：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由不得你们了。
　　很多的时候，人类之间重要的信息，不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而是通过眼神，动作，还有脸上的表情，也就是外国人说的“body language”来传递。
　　所以不用过多的语言，单从这个傅也文的“baody langage”上，唐生明就预感到自己已经身处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