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得主谈中国如何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人均GDP4000美元，意味着一个国家从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但如果这一步走上三四十年，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最直接的弊端就是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社会矛盾激化。

　　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400美元，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会不会重蹈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覆辙？或是如一些学者预言，2030年前就能步入高收入阶段？

　　10月初，“2011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嘉宾、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和约翰·纳什在北京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在他们眼中，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当务之急，就是加快转型步伐，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中等收入陷阱就像高速路塞车

　　根源在于公路本身及配套行车规则出了问题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中等水平一般来说指的是人均GDP4000美元，也有一种说法是年人均收入2500美元到5000美元的区间，但这个划分标准只是一个笼统的标准，而且并非一成不变。”自1995年第一次踏入北京后就成为中国常客的蒙代尔认为，目前美元贬值、中国居民的购买力下降，尤其是作为中等收入家庭标志之一的房子问题，在中国十分突出，给中等收入者或农民、工人群体的向上流动空间带来沉重压力，中国是否已经进入真正意义的中等收入水平还难下结论，但有可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先兆却已经出现。

　　“中等收入陷阱”是当今一个世界性发展难题，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处于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行列，像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便已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这些国家目前仍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而亚洲的日本、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或地区则后来者居上，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必然，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和发展模式。”约翰·纳什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有点像高速公路塞车，根源在于公路本身以及配套的行车规则方面出现了问题，而不是“车速慢导致堵塞”，但一旦出现塞车，就会有车速慢等相关问题随之而来，导致恶性循环。

　　对中国高速发展下渐渐浮现的“公路”和“行车规则”问题，蒙代尔及助其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教授卜若柏观点一致。在他们看来，中国在改革开放30余年维持了高速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出口产业结构呈现低端化，出口贸易的主要竞争力是低端产业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却难以维持出口可持续增长；经济全球化也使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已不再具有垄断优势；低劳工成本也在加深劳资矛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等。

　　“所以‘行车规则’和‘公路’都必须继续改革。即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也就是‘行车规则’下促进产品成本的降低；并对产业结构这些‘公路’基础进行改造，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出口竞争力。”卜若柏以广东天然气管网建设为例子对其导师的观点进行了深化。

　　他说，广东天然气管道网的建造是中国的一个试点，是按照“全省一张网、多气源供应、总买总卖、政府批准”的原则进行，不再是垄断在某一个气源上，这样对广东的发展大有裨益。

　　“因为由一条管道连接不同的潜在客户将推动价格上涨，但由一条管道连接不同气源将推动价格的下降。”卜若柏说，劳动力成本上升后，广东制造业所依仗多年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已经丧失，同时土地资源也面临贫乏，靠什么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能源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此多气源的试点模式实质上是良好‘行车规则’的一个例子，不仅能降低生产成本，而且还引入竞争让开始有了‘惰性’的企业、人民重新有了忧患和奋起的意识。”

　　■对话“欧元之父”

　　“让剩余劳动力享受技术更新利润”

　　南方日报：中国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蒙代尔：“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首先它是以一个国家为概念的。但在目前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步入中等收入水平，经济增速仍在继续；而在西部地区还远没有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自然也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不能简单地说中国有或没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实质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从国际经验以及中国的发展态势上看，中国存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最突出的就是依赖较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不再明显，在国际贸易竞争中走的是贫困式增长路径，而这条路径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正逐渐“堵塞”。所以，中国一方面无法接受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也无法给工业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继续只在国内为别人的产品做“组装工人”，不能生产出更具附加值的产品并去国际市场上与发达国家竞争，比如在航空、机电、电子等高端制造行业上，那么整个经济就难以持续发展。

　　南方日报：广东在这方面尤其突出。

　　蒙代尔：广东在中国改革开放中脱颖而出，发展非常快，出口领先，经济很有活力。但作为全国出口企业集中区域，受全球经济影响，低端制造业所带来的问题也是十分突出。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以及土地、能源等方面的资源要素都与过去30多年有了很大的变化，起码是从供不应求变为紧缺，紧缺带来的问题就是成本上升，这样必然无法再和低成本国家竞争。如果不及时实施产业升级，也就更不可能和发达国家和地区竞争，广东就处于劣势，整个中国也会处于劣势。

　　南方日报：广东提出了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双转移”政策，正实施产业结构调整。

　　蒙代尔：这是一个好思路。因为在已经不具备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使产品的成本更低，从而获取更大的利润？就是缩减生产成本。这就必然导致这个地区必须要重视两个问题：一是要坚持改革，打破行业行政垄断，促进健康的市场竞争，让市场来调节包括能源在内的资源要素价格；二是更新研发技术，支撑整个经济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阶段转入，同时改变出口产业结构。

　　然而，产业结构升级得循序渐进，会经历阵痛期，无论是广东还是整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如果全面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不符合实际，经济欠发达地区要发展起来仍然需要劳动力比较优势。

　　因此，在降低生产成本、创新技术这两个根本性问题背后，还得有个支撑，就是劳动力资源的培训升级。技术创新了，产业更机械化了，需求的劳动力自然会缩小。一方面，短期来看，这符合广东劳动力供给趋紧的现状；长远来看，要对剩余劳动力、转移劳动力进行再教育，让他们走进学校掌握更符合高能效产业的技能，然后再成长为能作用于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的技术工人。另一方面因技术更新而产生的更大利润应该返还给这些技术工人，提高他们的收入，使他们尽快步入中等收入水平。

　　这样一来，也能改进目前发展不均衡的局面，减少社会矛盾激化的风险，能使经济得以平稳发展。

　　南方日报：您对中国和广东的经济发展有什么预期？

　　蒙代尔：中国30年的发展证明，中国市场远远好于欧美的一些国家。中国经济增速每年约10%，短时间内可能会受全球经济影响或会降低2%，但很快就会恢复。广东要注意一个绿色增长的问题，良好的环境保护能使广东的经济增长不会因污染问题而倒退。

　　■人物简介

　　罗伯特·蒙代尔：上世纪60年代大胆预言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中，汇率变动和资本高度流动对经济政策会产生极大影响，随后以一篇论及“最适当货币区”的文章奠定了欧元理论；1969年发表了“欧洲货币计划”；199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誉为“欧元之父”。

　　约翰·纳什：1950年以论文《非合作的博弈》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博士学位，30岁时被医生诊断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这个被精神分裂症困扰了30多年的天才曾被很多学术奖项和机构排斥在门外。1994年他终于以在非合作博弈理论的均衡分析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传奇的人生经历被改编为知名电影《美丽心灵》而广为人知。

　　(实习生许漪淳对本文亦有贡献)

　　●南方日报记者 谢苗枫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