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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节选

前言  学会审美：生活美学价值的再发现
二、“人类一天都离不开美”——生活需要美
（一）审美与生活
在国内不少大中小学校校园里经常看到这样的标语：
“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学会审美”。
这六个“学会”的排序，不言而喻地向我们传递了一个被国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信息：即在“做人”、“求知”、“劳动”、“生活”、“健体”的诸多重要事项里，“审美”也只能是排在锻炼好身体的后边，换句话来解释：“学会审美”与“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比起来，其地位与作用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之所以形成这么一种认识上的误区，是与如下两个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一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宣传口径或“话语习惯”一直是在讲“德智体”，那个年代“美”干脆没有资格站在“全面发展”的“队伍”里；后来等我们上上下下都意识到“美育”不可或缺时，就将她自然而然地排在了最后面。二是对“审美”和“美育”的误读。笔者在不少学生和其他人士中间作过这样的调查：你怎么理解“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学会审美”里的“审美”和“德智体美”（笔者在计算机上用“ABC智能输入法”打“德智体美”的拼音字头出来的也只是“德智体”，可见缺少“美”的“德智体”是多么深入人心）里的“美”？竟然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人认为就是诸如画画、唱歌、跳舞、看戏等之类的活动。如果将“审美”和“美育”仅仅理解成是这些东西，把“审美”和“美”排在最后，也有一定的道理。
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为什么一到了要给她“排座次”时，却被如此冷落。说到底是个在““谈美色变”的潜意识作用下，对“美”的有意和无意的轻视和排挤；尽管现如今到处都充斥着打着“美化生活”的旗号的媚俗现象。
我们在此剖析一下“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这五样，哪一个可以离开“审美”。
“学会做人”。排行老大，是我们国家重视德育的最好注解。其实对人的道德品质的培养一直是我们中华民族重视“教化”的理论依据所在。比如《国语》中有关“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尧曰》中的“尊五美”即“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以及孔子的“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和孟子的“里仁为美”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从一个人的道德修养的细节角度来阐述美的重要，而不是板着面孔去说教。但我们当前不少人一提到“德育”想到的则都是些能上纲上线的“大道理”和说教，笔者认为“德育”固然重要，但不能离开“美”。我们常讲“美德”，这其实在词汇结构上就是说“美德美德，先美后德”，一个连美丑都分辨不清、甚至美丑颠倒的人，怎么能指望他去做个有德行的好人，更别说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了。马克思在阐述什么是共产主义时讲到，共产主义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人性的复归和完善，而人性即为求真、向善、爱美。
福格尔于1997年写道：“我希望众人能够觉醒……每个人都能意识到价值和美德，包括一些次要的美德。正是依靠这些美德，我们这个民族才能够在经历了灾难之后……重新走向振兴。”
“学会求知”。学生上课、人们学习是为了获取知识，但是否是所有的知识都应该掌握，特别是对青少年而言。比如有些电影、电视剧和文学作品，把犯罪的过程描写的很细致，在客观上就起到了教唆的副作用。即便是正面的知识和技能，如果我们不能以审美的心态和出发点来运用，也一样会走向真理的对立面上去。历史上那些战争狂人不就是把一些科学知识和发明用到毁灭人类上了吗？可见求知也有个审美价值取向的问题。
“学会劳动”。什么是劳动？不少人简单地理解成“干活”。《新华字典》里将“劳动”解释为“人类创造物质或精神财富的活动”，而“创造”“财富”过程和结果，一定是和使人身心愉悦的美密不可分的。我在给学生上课时经常举这样的例子：比如一个学生在父母的呵斥下，极不情愿地将一个液化气瓶从楼下扛到楼上，这只能叫干活，而不是劳动；因为这里既无愉悦，也无创造。这和马克思说的“劳动产生美”的劳动没有关系。
“学会生活”。早就有人讲过“生活中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对美的发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和高尔基说的“人类一天都离不开美”也告诉我们美在生活里的重要价值。从此种意义上所以又有人讲：生活是美好的。我们把“学会生活”简单到如何穿衣、打扮上，时下的过分的“低腰裤”、“露臀装”怎么能体现出着装者本人懂得怎样穿衣打扮才是美的起码的生活道理呢？
“学会健体”，有人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的角度说：如果健康是“1”的话，其他的都是“1”后边的“0”。听上去蛮有道理的。但这是仅限定生物学上的对人的解释。反过来，仅有个“臭皮囊”，“腹内全是草莽”，这样的行尸走肉又有什么活的价值？所以健是美的基础，美则是健的升华。“健美健美”，健和美是不可分家的。
综上所述“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这哪一样都与“审美”有关，从此角度分析“审美”放在“老末”的位置是不大合适的。从人类生活内容来看，自然、社会、艺术中，无处不存在美，无处不涉及到美，无时不反映出美，无人不谈论到美。美渗透人类生活中的各个角度。如果我们将这门研究审美与生活的关系这门科学叫做“生活审美学”（或按习惯称为“生活美学”）的话，那么“生活审美学”首先是一门对人类有重要意义的基础科学。
三、如何“使人性变得高尚优美”——教育呼唤美
（一）《渔夫的故事》与教育的审美化
一个社会乃至国家、民族的审美水准和文明程度，往往是和其教育现状不可分开的。
首先我们先来读一下被选进中学语文教材中的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渔夫，家里很穷。他每天早上到海边去捕鱼，但是他自己立下一条规矩，每天至多撒四次网。
有一天早上，撒了三次网，什么都没捞着，他很不高兴。第四次把网拉拢来的时候，他觉得太重了，简直拉不动。他就脱了衣服跳下水去，把网拖上岸来。打开网一看，发现网里有一个胆形的黄铜瓶，瓶口用锡封着，锡上盖着所罗门的印。
渔夫一见，笑逐颜开：“我把这瓶子带到市上去，可以卖它十块金币。”他抱着胆瓶摇了一摇，觉得很重，里面似乎塞满了东西。他自言自语：“这个瓶里到底装的什么东西？我要打开来看个清楚，再拿去卖。”他就从腰带上拔出小刀，撬去瓶口上的锡封，然后摇摇瓶子，想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但是什么东西也没有。他觉得非常奇怪。
隔一会儿，瓶里冒出一股青烟，飘飘荡荡地升到空中，继而弥漫在大地上，逐渐凝成一团，最后变成个巨大的魔鬼，披头散发，高高地耸立在渔夫面前。魔鬼头像堡垒，手像铁叉，腿像桅杆，口像山洞，牙齿像白石块，鼻孔像喇叭，眼睛像灯笼，样子非常凶恶。
渔夫一看见这可怕的魔鬼，呆呆地不知如何应付。一会儿，他听见魔鬼叫道：“所罗门啊，别杀我，以后我不敢再违背您的命令了！”
“魔鬼！”渔夫说道，“所罗门已经死了1800年了。你是怎么钻到这个瓶子里的呢？”
魔鬼说：“渔夫啊，准备死吧！你选择怎样死吧，我立刻就要把你杀掉！”
“我犯了什么罪？”渔夫问道，“我把你从海里捞上来，又把你从胆瓶里放出来，救了你的命，你为什么要杀我？”
魔鬼答道：“你听一听我的故事就明白了。”
“说吧，”渔夫说，“简单些。”
“你要知道，”魔鬼说，“我是个无恶不作的凶神，曾经跟所罗门作对，他派人把我捉去，装在这个胆瓶里，用锡封严了，又盖上印，投到海里。我在海里呆着，在第一个世纪里，我常常想：‘谁要是在这个世纪里解救我，我一定报答他，使他终身享受荣华富贵。’100年过去了，可是没有人来解救我。第二个世纪开始的时候，我说：‘谁要是在这个世纪里解救我，我一定报答他，把全世界的宝库都指点给他。’可是没有人来解救我。第三个世纪开始的时候，我说：‘谁要是在这个世纪里解救我，我一定报答他，满足他的三种愿望。’可是整整过了400年，始终没有人来解救我。于是我非常生气，我说：‘从今以后，谁要是来解救我，我一定要杀死他，不过准许他选择怎样死。’渔夫，现在你解救了我，所以我叫你选择你的死法。”
渔夫叫道：“好倒霉啊，碰上我来解救你！是我救了你的命啊！”
“正因为你救了我，我才要杀你啊！”
“好心对待你，你却要杀我！老话确实讲得不错，这真是‘恩将仇报’了！”
“别再说了，”魔鬼说道，“反正你是非死不可的。”
这时候渔夫想道：“他是个魔鬼，我是个堂堂的人。我的智慧一定能压制他的妖气。”于是对魔鬼说：“你决心要杀我吗？”
“不错。”
“凭着神的名字起誓，我要问你一件事，你必须说实话。”
“可以，”魔鬼说，“问吧，要简短些。”
“你不是住在这个胆瓶里吗？可是照道理说，这个胆瓶既容不下你一只手，更容不下你一条腿，怎么容得下你这样庞大的整个身体呀？”
“你不相信我住在这个胆瓶里吗？”
“我没有亲眼看见，绝对不能相信。”
这时候，魔鬼摇身一变，变成一团青烟，逐渐缩成一缕，慢慢地钻进胆瓶。渔夫见青烟全进了胆瓶，就立刻拾起盖印的锡封，把瓶口封上，然后学着魔鬼的口吻大声说：“告诉我吧，魔鬼，你希望怎样死？现在我决心把你投到海里去。”
魔鬼听了渔夫的话，就说：“渔夫，刚才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下流无耻的魔鬼，你这是说谎呀！”渔夫一边把胆瓶挪近岸边，准备扔到海里去，一边说，“我要把你投到海里，你说你在海里已经住过1800年，这一回我非叫你在海里住一辈子不可。我知道你是坏透了的。我不仅要把你投到海里，还要把你怎样对待我的事告诉世人，叫大家当心，捞着你就立刻把你投回海里去，让你永远留在海里！”
我们都知道这段故事来源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一千零一夜》是一部十分优秀的世界文学名著，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也有着很高的知名度，然而当我重读了多少年来一直作为初中语文教材第一册里保留篇目的这篇《渔夫的故事》后，我开始对那些被肢节得面目全非的课文(也包括在其他载体上出现的某些作品节选、文摘等)，对那些“左”得简单、幼稚、可笑的公式化、概念化提示、注释和教参，感到无所适从。第一次将《一千零一夜》中“渔夫的故事”选人中学语文教材是缘于何时，我没有去考证。这篇课文几经大浪淘沙却奇迹般地保留至今，甚至连课文提示、注解甚至教参的内容也无大的变化。
我们仅以浙江省义务教育初级中学课本(试用)为例，在《渔夫的故事》课文前有这样一段话:“当你在生活或学习上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当你碰到一个正在干坏事的坏人的时候，你会用你的智慧去战胜强大的对手吗?也许你没多大把握。那么，请读读《渔夫的故事》吧，看看渔夫是怎样对付魔鬼的。”首先，我们暂不去谈这种将文学的教化作用机械化、简单化、公式化和概念化地教给学生，能否真的实用于生活;我们也故且不论把渔夫和魔鬼模式化、脸谱化地硬性划分为“好人”和“坏人”是否符合现实;我们也先不讲如今对是否号召未成年人“见义勇为”的牺牲行为的争论，就从这种电视或报刊上才经常出现的广告式思维和推销似语言中便不难看出:教材编写者将教语文和教做人二者的关系理解得过于简单和急功近利。试想一下，当我们的教材编写者，教师乃至领导都怀着这么一种“天降大任”的心理，背上如此沉重的思想负担，又有谁能把语文课讲得更轻松、幽默?至于个性和开放就更无从谈起了。
我们仍以《渔夫的故事》为例，假如教材中保留了渔夫第二次放出魔鬼，魔鬼带渔夫捕捞了四种颜色的鱼，并让渔夫把鱼献给国王的情节;假如能让学生通过原著三次描写渔夫撒网、收网而循序渐进、全面地了解渔夫如何苦闷、绝望、忿恨、哭泣的真实心理过程;假如当渔夫刚一见到魔鬼时，不是教材中所剩的仅仅是“呆呆地不知如何应付”，而是令人信服地“全身发抖，磕着牙齿，吓得口干舌燥”(见纳训译《一千零一夜》)后好长一段时间才想起用智慧也“一定能压制他的妖气”……那么学生就可能对原著用道德力量感化国王，进而集中反映古代劳动人民希冀着贤君明主出现的善良愿望，对一个“家里很穷”的渔夫盼望自己能尽快打上一网大鱼的心情，对一位并不是一生下来就不怕鬼的普通渔民的形象则有一个更深刻、真切的理解。至少能让学生懂得普通平凡的人也一样会成为英雄，对付敌人除了用刀枪之外还可以采用教育、说服的方法使之“放下屠刀”诸如此类的人生道理。
由教材的编写、文章的节选，我又想到了有关语文教材里作品的阅读、欣赏。众所周知，作品的阅读和欣赏从根本上来说其实也就是一种审美。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屈指可数的精品中，极力寻找正统甚至墨守成规的政治说教，将复杂的人生、多彩的社会极其简单化、公式化，进而使审美内涵趋于单一，美育空间相对狭窄;还是充分调动和相信欣赏者的接受力、理解力和分辨力，将阅读和欣赏与培养创新意识、个性发展、审美趣味紧密联系起来，使欣赏者能潜移默化地具备较强的适应力、免疫力和审美力，这的的确确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比如在欣赏鲁迅的《祝福》时，我们不应仅仅停留在封建礼教对中国劳动妇女的精神摧残的理解上，也该知道祥林嫂本身的性格缺陷和弱点也是造成她走向悲剧结局的因素之一，进而跳出陈旧思维束缚，想想当一个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和打击时，战胜脆弱、战胜自我、健全人格的重要性。比如在读契诃夫《装在套子里的人》时，在认识沙皇制度是滋生了别里科夫性格的温床之同时，能否联系一下当前现实，揭穿一下思想保守，跟不上改革开放步伐，仍迷恋于计划经济的中国“套中人”的可笑嘴脸。比如在读《大堰河—我的保姆》、《荷塘月色》、《绿》、《荷花淀》、《炉中煤》以及古文名篇《陌上桑》，王观《卜算子》(有“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眉眼盈盈处”诗句)，《林黛玉进贾府》、《灌园史晚逢仙女))等作品时，能否多了解些从古至今中国文人骨子里固有的“女性情结”。比如在读《牛郎织女》、《迢迢牵牛星》、《孔雀东南飞》、《与妻书》、《致橡树》等时，能否想想怎样树立正确健康积极向上的恋爱观。甚至在读到政治思想性较强的《伐檀》、《硕鼠》、《阿Q正传》(教材只选了《革命》和《不准革命》两章)、《曼哈顿街头夜景》时我们是否联想起千古绝唱的《关关雎鸠》？联想起那个调戏尼姑的阿Q?讲讲孤独、木然的老人不仅是曼哈顿街头的独特风景，在我们城市的角落也偶尔出现过？
当然，打破陈规绝非不分好坏一概欣赏。特别是对中学生来讲这一点尤为重要。据笔者了解我们许许多多的中学生不是没有时间、精力和兴趣去接触课堂外的东西;而是即使接触了也常常是不分美丑、良秀不齐，鱼龙混杂，很少有人去正确地引导他们，认真地告诉他们该如何去对待和批判社会上种种文化思潮和现象。于是乎在不少中学生中间便出现了这么一种值得注意的奇怪现象：他们一方面对教材上脱离社会、时过境迁的文章不屑一顾，对老师“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公式化、教条化、概念化和过于政治化的讲解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对社会上流行的“蹦迪”、金庸小说、电子游艺、“浏览色情网站”、《上海宝贝》等非主流甚至异类文化(也包括少数宣扬色情、暴力、吸毒的作品)却抱以极大的热情和认同。而当我们语文教师发现学生中间这种沉溺于流行文化的现象时，又有几个能做出既让学生满意，又对他们负责的解释呢?可以说我们不少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讲起教材是“：”冒号不断的“长舌妇”。而当他们在怎样辅导学生正确接受和批判地欣赏社会流行文化时，却对“：”冒号用得如此吝裔；再加上时下不少文化出版单位和媒体的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和“新闻卖点”，一些文人或学者的相互吹捧或一味赞美，不少学生真得越来越看不懂了。在他们眼中学校和社会仿佛是“风”和“马牛”的关系：教材和教师苦口婆心告诫他们做一个不受“封资修”毒害的五讲四美的好学生，而社会和大众媒体却连篇累犊地将既黄又黑的文化垃圾一桶桶倒在青少年的头上。由此看来，面对纷纭复杂的各种社会思潮，泥沙俱下的大众传播文化，练就一双审美化的慧眼对教师来说要比对中学生来得更迫切和必要。
（二）博士生的美学作业和我国大学美学教学的弊端
这是发表在清华大学校园网上一位博士生的美学作业：
老实说，第一次上美学课，就因为现实和自己当初设想的那个“美而美”的意境的差距而感到了一丝失望和沮丧。讲话那么快速而直接的老师，周围一群基本都是小毛孩的本科生的同学，甚至还有助教，都和老师一样看上去有那么些的“俗艳”（呵呵，不要拍我，只是当时的感觉），以及那个不够清雅的教室。但是我是一个愿意面对自己选择的人，我认真听完了我所到的每一堂课，直到最后，我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已经对这样一种氛围、这些人有了眷恋。那种不自觉的亲切就如我随随便便的跨进教室，找个凳子坐下来，有一种卸掉所有书包和思考的轻松。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次音乐课，老师关上灯光，带领我们一起在班德瑞的音乐里深呼吸而感染了我；还是因为那几天总是在路上遇见助教老师，以及她给我们发邮件时的那种随意给我一种散乱和自然的小丫头的感觉触动了我；或者是，当我在讲台上谈论我的爱情观的时候，她们给我的那种让我感到被欣赏和感动的眼神，我觉得，一切变了，都仿佛按照预计的那样美了起来。我还想起了当时我忐忑的给老师发新问她男生好不好上这种课程时，老师给我的回复：欢迎你。哭了...
不夸张的说，美学课上下来真有包罗万象的感觉，凡是衣食住行无不包括在内。我觉得学习的内容不在于让自己去掌握多少的理论，或者让自己在美学上面有多少的“素养”以及多么“专业”的品头论足。而是觉得，通过这样一门课程，在不自觉中掌握了如何去发现和感受美，如何更美的生活——没有人想在生活时先把那些美的教条搬出来对一遍然后再去制造，而是自然而然地陷入一种美的气息，带出一种美的味道。这里面，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去发掘自己，相信自己；以及懂得去欣赏别人，赞赏别人。而生活中的一次次的美，都好象一个个妙不可言的契机，就如我来到这个课堂，美学老师说出来的那些自然而又平实的话语，和同学之间那些有趣而可笑的互动以及表演，点点滴滴，最初的时候都是那么不经意，蓦然回首，却回味无穷。
我觉得，这堂课的本身，就是在展示年轻的美，在展示学习和生活的美，在展示“美”的美...在这门课程的最后，当我对它进行回味，是：对于美的感动。感动那些人，那个环境，给了我那么多美的感受；感动在我清华最后这个上课的学期里，选择了这么一门让人感动的课程；感动于自己的想象：即使再过十几年，回想起这段美妙的经历，仍然是那么地感动，或许，我真地会这样揶揄我的妻子或者儿女：按照我们当年美学老师的观点，你这个...，哈哈，那个时候，我会深深地想起你们吧。
嗬嗬，一开始写感受时，因为觉得来不及了，就想到了去百度网上“当”一篇下来，可是后来我说服自己：人生之中，无论何样的经历，或许经过了这一次，就不会再有第二次。我没有理由不认真对待自己生命中独一无二的去感受自我经历，更没有理由拒绝自己对于生活的每一次感动。嗬嗬，这样的顿悟，或许也是美学课程给我激发出来的吧。真的现在，回头看看，往前想想，觉得什么其实都是挺好的。只要你用的美的眼睛去看、去微笑，你用美的心灵去容纳、去拥抱，每一天，都很美。谢谢同学，老师，祝愿所有人都很美！
我们在这里先不去评价清华大学开设的这门“美学选修课”是否应该给它换个诸如“**艺术鉴赏”之类的其他什么名称，仅从这名研究生作业的字里行间，就可以看出在大学、工科大学、甚至是博士研究生中间，开设一门受欢迎的与美有关的课程是多么重要！然而，我们又有多少大学开设的美学课能真正走向广大学生的心灵深处呢？
当前，我国各类大专院校对大学生的审美教育主要是由中文专业和非中文专业这两大门类中的相关教学来完成的。在非中文专业中，一般院校在有关审美观念、理论方面是将审美教育涵盖在思想政治类教学体系里，也就是说主要由政治理论、思想品德、马列、邓论等公共基础课得以实现的；而在一些人文类的选修课上则加入诸如如何提高艺术欣赏能力的具体文艺作品赏析和知识介绍的课程内容。（比如上面提到的清华大学开设的“美学选修课”）在中文专业中除了上述思想政治类课和带有艺术欣赏指南性质的人文类的选修课之外，对大学生审美理论的教育则主要由美学课程来完成的。
经过本人的调研考察后发现：目前我们从上述教学理念和课程设置角度对大学生所进行的审美教育存在着如下问题。
1、非中文专业在思想政治类课和带有艺术欣赏指南性质的人文类的选修课之间，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断层，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审美理论与实践教育的缺失。
首先将审美教育涵盖在思想品德教学体系中的做法，一方面混淆了美育和德育的区别与差异，另一方面降低了审美教育在高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尤其是对提高当代大学生审美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如果我们的教师在教学中再以政治说教为主的话，美育就势必被淹没在单纯的思想政治课教学里。
其次目前不少大学开设的以提高或加强大学生素质为出发点的人文选修课，无论是所选教材和教学内容与模式又多半不过是《大学语文》、《文学鉴赏》课的翻版，或者选一些杂乱无章的社会科学门类的课程；顶多是带有艺术欣赏指南和普及知识性质的诸如音乐、绘画赏析及其影视评介等。其实后者仅仅是审美教育中很小、很具体的内容，审美教育无论从观念、思想、理论还是从情感、体验和实践等方面都远比这丰富得多。
2、中文专业的审美教育，除了一些文学艺术类的专业课和艺术欣赏性的选修课之外，一般主要是在体现在陈旧、抽象、枯燥的《美学概论》等中文专业基础课里。
由于观念的传统、教材的陈旧、偏重于抽象、枯燥的理论和莫测高深的概念、教师的“八股”教条式讲解等种种原因，我国大学开设美学理论课，不但没能行之有效地承载起对大学生审美教育的重任、实现提高大学生美学修养和审美能力与水平的功能；反而有不少学生流失在课堂之外或对该课的“审美期待”和“审美趣味”大大降低，有的学生甚至讲“最不美的课就是美学课”。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明确得出这样结论：无论是中文专业还是非中文专业都缺少了一个以美育为主要内容的、以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形式上生动活泼、能深入大学生内心深处的审美教育课程。
基于以上对一般大学审美教育现状的认识，我们再进一步考察高等职业教育，从当今发达国家高等职业教育课程结构的设置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对包含审美教育在内的人文课程的高度重视已成为一种趋势。我们国内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也纷纷开设了各种或多或少具有人文特色或被称为“审美教育”的课程。但在这课程的设置中我们发现，无论是所选教材和教学内容与模式上都只不过是在重复着上述一般大学的做法，在走着审美理论与实践教育缺失或者是美学理论与审美实践双向脱节的老路，并没有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或者说在一个高屋建瓴的层次上，针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实际，特别是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现状、心理需求和知识结构，来设置人文乃至审美教育课程。
因而在充分剖析高职生思想状况、心理需求和知识结构及其产生原因的基础上，在人文课程的设置和教学中，应该把审美理论与实践的教育作为重中之重；而且即要把审美教育和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区别开，又不能混同于一般的文学艺术作品的鉴赏，还不能满足于把社科课程通俗化，也不能纠缠在莫测高深的美学理论里。于是我们认为美学也是一门当务之急的教育科学
四、“照天性来说人都是艺术家”——文化依赖美
（一）对“上海宝贝”式的文化粗俗现象的反思
《上海宝贝》这本曾经把中国当代文坛搅成象一锅滚开的稀粥似的小说，从被狂热炒作到被打入冷宫，仅仅几个月的工夫，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在网上和公开的媒体上“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演了一幕幕充满黑色幽默的闹剧。如果说卫慧是用自己的“本钱”——身体来写作和扬名，那么有的无聊文人简直是靠卫慧之流来讨饭吃。偌大一个中国文坛，靠文章和脸蛋一样媚俗的“异类”，象好斗的鸡叨来啄去以呈现着虚假的“百花齐放”；靠不骂人不说话的“粗人”，象饿急了的狗见谁咬谁以营造着虚伪的“百家争鸣”；再看看当前中国流行文化中从骨子里透出的那么一种狂妄、颓废、低级、无聊和媚俗，可以说中国文化界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境界”－－粗俗。
自从出了卫慧、棉棉等这些女性“宝贝”以来，舆论界便表现出几年没有过的骚动。除了一些不随世俗的评论者做出了不解、困惑、反感甚至愤怒的反应外，相当一批人几乎是拜倒在这些漂亮的石榴裙下。
首先是出版社、报刊社的争相出版和发表，其次是舆论界为她们绞尽脑汁精心包装；最不能容忍的是不少评论者将她们吹嘘到了肉麻的地步：有的称她们是“新的世纪应运而生的天才”，盛赞她们用“身体写作如同一面旗帜”在“高高飞扬”；有的讲《上海宝贝》有着“扑面而来的新锐、清晰的真实感和妩媚、动人的诱惑力”；有的说《上海宝贝》“倾其生活积累和艺术才情为新潮女性描形画影，堪称都市新人类的文学传统”（见《上海宝贝》一书内容提要）；还有的说“是写作，让卫慧这个名字成为一种时代的骄傲”……
不知从何时开始，“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带有相当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古代诗人一句自勉，竟成了舆论批评界一种自觉与不自觉的共勉。挖苦谁非让谁找个地缝钻进去才解恨，吹捧谁也准让谁忽忽悠悠飘上半空。本应以严谨、缜密、科学和说理为其特色的文艺批评，在有的人手中简直成了随心所欲的“橡皮泥”和发泄私愤的“出气筒”，这种早就被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斥为“捧杀”和“棒杀”的学术空气，随着卫慧之流的由热变冷是否也该冷静下来呢？
我国某些出版社、报刊社在营造粗俗方面，费尽了心机。某些电视台也好不到哪里去。
2007年8月15日，国家广电总局以“内容格调低下”为由，叫停重庆电视台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此举赢得一片喝彩。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调查显示，除去不了解《第一次心动》节目内容和性质者，96.4％的受访者给广电总局此举投了赞成票。这种情形在以往的“禁令”中并不多见。与此相应，95.4％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电视节目存在低俗化趋势。
一位受访者在评论时说了两个字：“活该！”他认为，作为一档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已经越过了观众心理和政策允许的底线。“节目设计乱七八糟不说，节目外也是有预谋的恶意炒作不断，什么张国立患尿毒症，什么刘晓庆与姜文偷情，什么刘晓庆和柯以敏面和心不和，这都是什么？！”
与这位受访者持相同意见的人非常之多。此前也有评论指出，《第一次心动》被广电总局叫停，是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因为该节目实在是娱乐过了头，绝了自己的退路。“选秀活动本身是一种娱乐行为不假，但任何娱乐行为都要有一定的尺度。”
调查中，有受访者还提到，选秀节目是从国外引进复制来的，那就该把人家好的一面学过来，不能“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美国偶像》算是这类节目的鼻祖，可是直到今天它还在自己的原则之上运行，注重品牌、注重明星的内在价值，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收视率和经济利益。反观我们的节目，一些创作人员不从质量、内涵上下工夫，而是热衷于‘搏出位’、曝黑幕，关注度上去了，美誉度却丧失了。另外，对于青少年来说，这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影响？节目的策划者就不管了。”
这位受访者的担心决不是杞人忧天。根据调查，人们对当前电视节目的打分相当低。63.2％的人认为，电视提供的“产品”中多数都格调不高，其中更有18.0％的人认为，90％以上的电视节目格调不高。
在此认识上，95.4％的人认为，电视节目低俗化趋势确实存在。崔永元曾说，“收视率是万恶之源”，它使迎合某些人的低级趣味成为一种流行。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电视节目低俗化是某些媒体的投机心态在作怪，根本与收视率无关，更与观众无关。不过，不管什么原因，节目的低俗化似乎正在成为不容忽视的现象，本次调查结果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低俗化最先伤害的是孩子。没有人否认在这个时代电视对青少年的巨大影响，可是又有多少节目是适合他们看的、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有帮助的呢？调查显示，76.5％的人认为，在孩子们常看的电视节目中，多数都是不适合的，持相反意见的不到两成。有受访者说，如果鲁迅先生生于当世，恐怕又该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了。
实际上，在规范电视节目上，国家广电总局一直在出招。仅针对选秀节目的禁令就有“未满18岁不得参加电视选秀”，“选秀类活动播出时间不得超两个半月”，“《超级女声》主持人不得有倾向性、要张扬主旋律”等等，直至全国通报批评《第一次心动》违规行为，责令其立即停播。
广电总局的这种努力收效也是看得见的。比如重庆市就针对叫停一事做出如下决定：一是责成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重庆广电总台相关负责人作出深刻检查；二是责成重庆电视台严肃追究《第一次心动》节目策划、审查把关、行政管理等相关人员的责任，并写出深刻检查和整改报告上报；三是向全市媒体通报此事，要求各媒体举一反三、吸取教训。
电视节目格调不高，网络上的东西更是污七八糟，低俗到了极点。网上那些色情的东西暂且不说，就网络歌曲的浅薄粗俗，《北京娱乐信报》专门进行了报道：
记者认为，网络歌手频繁受到各方“炮轰”，先是谢霆锋嘲讽《老鼠爱大米》，后是沉寂了两年没有发片的杨坤在一次发布会上直斥网络歌手为牛鬼蛇神：“现在乐坛兵荒马乱，牛鬼蛇神太多，不宜出行，听听现在榜单上都是些什么歌！起码让我们中国乐坛倒退了１５年。现在很多网络歌手只要花几百元就做成歌曲放到网上，你说真正做音乐的人要怎么办？这群人危害了唱片公司，也危害了真正喜欢音乐的人，当然也残害了下一代。”
有记者收集了网络歌手最受质疑的五大争议：
1、比如“俗不可耐”的典型案例：如《猪之歌》歌词：“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感冒时的你还挂着鼻涕牛牛。猪！你有着黑漆漆的眼，望呀望呀望也看不到边。”再如《老婆老婆我爱你》歌词：“老婆老婆我爱你，阿弥陀佛保佑你，愿你有一个好身体，健康又美丽。”
如今很多网络歌曲越来越俗，从之前大红大紫的《猪之歌》，到近日不断蹿红的《老婆老婆我爱你》，真是天外有天，俗外有俗。如果说，《猪之歌》俗得像白开水，那《老婆老婆我爱你》简直就俗得像不曾煮开的自来水。网络歌曲，俗！
2、“结构松散，思维混乱”的典型案例：如《老鼠爱大米》的歌词：我会轻轻在你耳边对你说，“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陪着你。”
听上去《老鼠爱大米》在前前后后都是一首极其普通的情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冒出一句“就像老鼠爱大米”。也正是因为这莫名其妙冒出来的一句，使这首歌大红大紫。但是，谁能说清楚，这句歌词中突然蹦出的“就像老鼠爱大米”究竟是从何而来？为何而来呢？
3、“制作粗糙”典型案例：几乎全部网络歌曲。制作粗糙几乎是所有网络歌曲的通病，有很多歌曲音质极差，杂音不断，甚至还能听到旁边有人聊天。有些歌曲的录制过程完全不通过录音间，甚至连歌词都没录清楚，一些方言演唱的歌曲在这方面问题尤其突出。
4、“低级趣味严重”典型案例：如《我爱人民币》歌词：“我爱人民币闪闪发光的魅力，可爱的人民币谁能离开你我爱人民币多么天经又地义，伟大的人民币爱你爱到底。”
不可否认，目前很多网络歌曲确实有着严重的低级趣味倾向，可以说《我爱人民币》还是其中比较含蓄的一首。更有甚者，竟直接将恶俗的趣味直言不讳地写进歌词，或者一首歌从头到尾都是由污言秽语组成，这样的网络歌曲怎能不让人担心。
5、“缺少音乐功底”典型案例：几乎全部网络歌手。很多网络歌手仅仅是喜欢唱歌，没有受过任何音乐训练，在封闭的录音室里还好说，上了舞台面对观众就完全没有表现力可言。还有些网络歌手，唱前半首歌时气息尚足，唱到后半首就开始上气不接下气，一首歌唱完，站都站不稳了。如此网络歌手，怎能不受争议？
（二）生活审美学的价值发现：呼唤优雅
我们不可忽视：从激进、变形、畸形的社会不良风尚来看，我们的文化正在按一个可怕的轨迹行进着，这就是：通俗——媚俗——庸俗——粗俗——低俗。
于是我们想起了一些思想家有关“文雅”、“ 优雅”、“高贵”和“无害”的论述：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就提出了净化理论：美有净化人的心灵的作用，美德是高尚的，“因为美德是好东西”。
柏拉图也认为：从小就要“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使人性变得高尚、优美。
１７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也讲过：“美的精华在于文雅的动作”
１９世纪俄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在论到普希金抒情诗的美感教育作用时也曾指出：“在普希金的任何情感中永远有一些特别高贵的、温和的、柔情的、馥郁的、优雅的东西。就这一点说，阅读他的作品是培养人性的最好的办法，特别有益于青年男女。”
而我们中国早在几千年前就有这样的论述“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汉代的《毛诗序》写道：诗要能“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司马迁说：“故音乐者，所以动盈血脉，通俗精神而和正心也。”王国维认为：“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蔡元培说：“美育之目的，在陶冶活泼敏锐之性灵，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等。
然而，到了当代中国，有些人似乎早已忘记了这些精辟的言论和伟大的思想。
其实，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文化趣味粗俗化倾向，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有学者撰文指出：进入九十年代，中国文化趣味正在发生难以预料的巨变。一方面传统的道德家园已被视作臭不可闻的奥吉亚斯牛圈，另一方面具有现代浪漫主义性质的审美自由境界，也在商品经济的粗暴蹂躏下成为一片废墟；于是它就只能沿着与此相反的方向返归与文化世界相对立的自然本能中，就是由精神活动而转变为一种纯粹的肉体活动，以尽情地释放由于道德压抑与审美异化而带来的生命贫乏与困顿。这正是当代文化趣味迅速走向“身体化”的逻辑阐释。作为一种以“身体欲望”为中心的文化趣味，它既反对道德制约，又反对审美幻觉，它的核心特征就是表现形态的粗俗化：不要伦理“内容”，故而粗；不要审美“形式”，故而俗。当然这里的“不要”，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不要“内容”是指它对生命的道德内涵不那么认真，因而不像道德理想主义者那样深沉、严肃、充满悲剧感；不要“形式”则是指它不把美感看得太重，因而像艺术家那样把艺术当作人最高的生存方式，在它看来简直荒诞透顶。因此，不论是道德理想主义者坚持的“伦理高于现实”，还是诗人哲学家向往的“美拯救世界”，对它说来都是扯淡。进而言之，当代文化趣味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一种与崇高的道德愉悦、雅致的艺术趣味完全不同的生理快感上，它的典型表现形态则可以称之为“粗话”与“暴行”。
尽管有的论者给这种文化趣味粗俗化倾向找来许多冠冕堂皇的存在理由，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当代文化趣味中“粗话”与“暴行”的时尚化，由于它自身的非文化甚至反文化的基本内涵，所以它绝不可能成为一种现实的生活方式。”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共识：
在“粗俗”眼看就要成为国人的一种“时尚”的危急关头，大力倡导文明优雅，自觉抵制粗鄙、庸俗和下流，造成一种“粗俗可耻，色情有罪”的社会风气，是我们文化舆论界一件义不容辞的义务。
第一章  美与美的价值
二、“黑猫白猫”的美学思考——美的价值再发现
邓小平同志多次表述过：“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理论问题搞不清，不要陷于无休止的争论，先搁置起来。”这些论述对我们改革开放、早日步入小康社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试想一下，假如我们当年还在“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不但拖延了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步伐，其理论建设也缺乏强有力的实践检验。关于“美是什么“的争论也同样如此。在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争论的难解难分之际，加入这场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没有赢家的争论甚至是争吵，其实对我们了解美、认识美、学习美、应用美，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还不如冷静下来，思考一番我们应该从哪些角度来认识美。
“美是什么”的问题也确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被学术界称之为千古之谜。像柏拉图这样的大哲学家，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很自信，对于美的本质的研究却自我抱愧起来了。他在《大希庇阿斯篇》里，设想了很多定义，美是善、美是理念……都感到不能自圆其说，最后通过苏格拉底说:“我一回到家里，他一听到我说起刚才那番话，他就问我知道不知道羞耻，去讲各种生活方式的美，连这美的本质是什么都还茫然不知。”最后不得不感叹起来:“美是难的”。
有些人自认为猜出了这个谜，但却不敢承认自己的研究，例如德国文学家美学家歌德说:“美是自然的秘密规律的表现，没有美的存在，这些规律也就绝对不会显露出来。”“自然的秘密规律的表现”，即认为美是自然的内在规律在它的形态上的表现，美是自然的规律性与形态性的统一，即一般与个别的统一，美是典型。但是在晚年(1832年4月18日)他却对爱克曼说:“我对美学家们不免要笑，笑他们自讨苦吃，想通过一些抽象名词，把我们叫做美的那种不可言说的东西化成一种概念。”
美的概念的内涵极其丰实、复杂；想用一两句话就能把它准确全面的表达出来，是徒劳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许多美学家和李泽厚等人就逐步放弃了这种做法，在寻找一种表达美的定义的新途径。本人就自己学习中的体会，在此提供一个仅供参考的理解美的定义的角度。
首先要明确给美下定义的一个出发点：古往今来美学家对美是什么之所以论述的片面或荒谬问题关键之一，是把极为丰富的内涵简单化了，正如看到一个鸡蛋，就说鸡蛋是椭圆体，或者说表皮坚硬，稍有光泽，或说外表光滑等，这种说法没有深入到鸡蛋的内部，深入到它的多层次构造中。美的定义正是要从多层结构上，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去理解和剖析。
（一）交通警示语与“我有新妈妈”的广告——美的形象价值
我们在公路上乘坐汽车时会经常看到窗外的一些有关交通安全宣传的警示语：
“行人请走人行道”，
这句十分常见和普通的交通安全宣传用语，醒目、清楚，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行人要在人行道上行走。但我们很难讲这句话和美有什么联系。
“人走人行道，安全才可靠”；
与“行人请走人行道”相比较，这句话表面上看只是多了3个字，其实这里已经和“美”的关系十分密切了。首先，这是由两句都是5个字的话组成，这便使人们，哪怕是小孩一下想到了诗歌；其次，“道”和“靠”的韵母一致，读起来朗朗上口，容易记忆，显然这就是五言诗中的两句。于是，这句交通警示语，便和“行人请走人行道”尽管内容一样，但形式和效果大大不同。后者在语言节奏和旋律上具有听觉的形象美。
在高速公路上一些事故多发地段，我们也会看到如下的交通安全警示语：
“此处事故多发地段，小心驾驶！”这当然和“行人请走人行道”一样只是个提醒性质的标语；
“上有老下有小，出了事故不得了”，
这句话不但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而且还容易让司机一看到这句话，便产生联想。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在高速公路上开长途客车或货车的司机，绝大多数都是年富力强的青壮年和中年司机，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或者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师傅还在这样的路上开长途车，因为前者驾龄短、经验少；后者年龄大、精力体力差。而年富力强的青壮年和中年司机看到这样的“上有老下有小，出了事故不得了”话后，他们的脑海里马上就会浮现出“已是白发苍苍”的“家中的老妈妈”和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可爱的子女，当他们想到这一幕场景时，他们当然会把“安全“二字铭刻在心中了。可见，同样是有关交通安全宣传的警示语，有鲜明的形象和干巴巴的说教是完全不同的审美效果和教化作用。
我 们再以前两年曾经引起过争议的一个电视广告为例：前段时间电视台播出这样一则广告：一对夫妻充满爱意地望着一个小女孩，小孩的画外音却是：“我有新妈妈了，可我一点都不喜欢她。”紧接着是一组小女孩委屈、伤心、偷看母亲照片、睡觉的镜头，当她在梦中看见新妈妈露出一口洁白牙齿的笑容时，她又说：“她好象也没那么讨厌”。然后是小女孩从梦中醒来奔向卫生间，看到了准备好的牙具和与梦中一样甜美的新妈妈，小女孩幸福地笑了……
这则广告虽然也是宣传某牙膏的广告，但它那极富人性和真情的形象化的细节美、充满生活趣味和真实的创意，被广大观众交口称赞，这倒使我不由地想起充斥荧屏的其他广告来。 也许过春节中国人都有互相送礼的习惯，什么“今年过节不收礼”、“好礼送给至亲人”、“送礼送健康”……什么给老人送的、给中年人送的、过女人送的、给小孩送的，简直是应有尽有，我真怀疑这些广告创意者是用什么手段骗取了厂家的信任和经费，难道除了送礼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如果一种产品其出发点不是吸引广大消费者来消费，而是在招徕人们给形形色色的人去送礼，我看这种产品非但不会广开销路，反而会使社会上“礼越送越重，情越送越薄”、“不送礼不办事”的不良风气越演越烈，最终在这种充满虚伪和矫情的社会氛围里越陷越深。相比之下，同样是在宣传一种产品，那则“小女孩”广告一没有“牙好，胃口就好”的直白露骨，二没有对牙疼做过分的夸张表演，三没有可“固齿、防蛀”之类的“王婆卖瓜”，却收到了令人过目不忘、荡气回肠的审美效果，使广告真正变成了一门用形象说话的艺术。
说到艺术，又使我想到了近年来充斥在各频道上的电视剧，可以说就如同广告在拼命倡导送礼之风一样，不少言情剧对婚外恋、暗恋、自恋、畸恋等的过分热衷，编导和演员的矫揉造作，已经使电视剧创作远远偏离了文艺应该用优美健康的形象感染人教育人的正确轨道，并在一些青少年和有着不健康爱情观的人当中产生了不良影响。比如《我要嫁给你》其剧情荒诞、离奇，两对相爱的男女莫名其妙地“换了妻”，而且两对新人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不约而同一同举行婚礼，婚后又巧到两家竟成了邻居；比如《情书》偏偏让一个有着百万家产的外国公司总裁、一位潇洒漂亮的小伙子发疯似地爱上一个女儿与他差不多大的半老徐娘；比如《情爱画廊》里那个所谓画家仅仅是打一个照面，就死磨硬泡地去追求所谓“梦中情人”，甚至不惜去拆散另一家庭；比如《让爱作主》中的的女主人公竟对有妇之夫表白“你离了婚我爱你，你不离婚我更爱你”；甚至那部弘扬主旋律、反映军人生活的电视剧，也硬插进去男主人公与妻子各自寻找自己的情人和“幸福”的情节……我可以负责地说：从编导到演员对这些剧情和人物绝大多数都是抱着欣赏、肯定、同情至少是中立的态度。这样一些脱离了生活真实依据、又没有感人的形象塑造的胡编滥造之作显然已不是艺术的美了。
别林斯基曾经讲过：“真正艺术的作品永远以其真实、自然、正确和切实地感染读者，以至当你读它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地、但却深深地相信：作品中所叙述或表现的一切恰恰应该是如此的。”电视剧无疑是艺术，广告也不例外。然而上述编导和策划者们恰恰忽略了艺术形象的“真实、自然、正确和切实”，他们所想到的只是急功近利地让观众恨不得看完广告就马上狂奔到商场去抢购该产品，他们所关心的就是不惜用各种猎奇手段来换取观众的收视率。这种过分矫情的结果就是：观众宁可花几个钟头等着看上10遍20遍“有了新妈妈”的小女孩，也不愿用一分钟去看“送礼买什么”或者男女主人公狂吻的镜头。这就是艺术的铁的定律，这就是作品创造者和欣赏者之间的“真情付出，心灵交汇”。
通过上面两个例子我们可以得出：从美的外观来看：美是活生生的具体、生动、可感的形象。也就是说凡是美，必须是直接被人们的感官所感受到的，如大熊猫的美是白茸茸的绒毛，黑黑的眼圈和耳朵，一付稚气可拘的神气换来的。柳树的美是因为柳丝长长，柔嫩多姿，春风吹拂，婆娑起舞。从这一定义就能得知：为什么需要文学艺术（如诗歌），要有具体生动的形象。同是当年写炼钢工人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忘我工作的诗句：“为四化咱拼命干，展宏图直待明天”，虽然也是七言，也压韵，但过于直白，没有具体、生动、传神的形象美；而“汗水伴着铁水流，铺出一条四化路”，就比之形象而生动  。
总之，美的形象价值是我们理解美的第一个层次，也就是美的形象性。
美作为客观物质的社会存在，它是可感的、具体的、形象的。美的形象，一方面在于它的内容的社会功利性，即有用、有利、有益于社会生活实践，是对实践的肯定，是一种价值；一方面在于它的质料和形式的合规律性如对称、均衡、比例、和谐等等，二者是统一的构成完整的形象。自然中有形象，生活中有形象，艺术中有形象，却不一定都是美的形象。美的形象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统一的形式。
自然中美的形象，作为合目的的性和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形式，是指体现合目的性的合规律性统一内容的自然规律性形式。
社会中美的形象，作为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统一的形式，是指体现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统一内容的人类目的性的实践活动及其产品的形式。
艺术美的形象与自然美、社会美的形象不同，它不是现实中客观物质社会存在的形象，而是物态化的形象，是艺术家的审美心理、审美理想物态化的产物，实质上是对自然中的社会中美的形象的反映
（五）“三寸金莲”与女性美描写——美的历史价值
1 、 缠足的悲剧与病态的审美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以阳刚比男，阴柔喻女。汉朝班昭的《女诫·敬顺》中便有“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的记载，而从人体文化的角度对女性美的记载更为多见.据王念孙对“小”与“好”，“柔”与’好”的疏证认为，它们是意义相近的，而“好”又与“美”是同义词。显然，中国古人的女性审美观认为女人的“柔”、“小”、“弱”才称其为“美”。然而尽管如此，在对女子之足的审美上，目前能搜集到的五代以前的历史资料上都没有过女子的脚越小越美的记载.。
《周礼》中曾规定男女之履应是同一形式。晋人谢灵运诗中的“绿流洗素足”，唐朝大诗人李白的“履上足如箱，不著鸦头袜”诗句也都是指女子的“天然足”。张亮采编著的《中国风俗史》上也曾记着:“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焉。”《杂事秘辛》中记载“汉保林美朔足长八寸，胫附丰妍，底平趾敛”。杜牧的诗句“韧尺裁量减四分”，也是说女子之足有七寸六分之长.韩握则干脆说女子的脚是“六寸肤圆光微微”。可见，女子缠足的风俗并不是古已有之的。
那么，女子缠足并尚其美，究竟起于何时呢?张邦基的《墨庄漫录》认为起于南唐李后主。因为“李后主窈娘以帛绕足，令纤小屈足新月状”，于是宫女竞相模仿，上行下效很快由宫内传至民间，缠足之风得以盛行。到了元、明时代，“士大夫家以至编民小户，莫不裹足，似足之不能不裹，而为容貌之一助也”至于缠足的方法也是大同小异。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一带，是在女子四至五岁时，将两足用布条裹上，让它长不大。到了六、七岁，即使不全裹上，脚也就长不大了。而江浙一带，作母亲的不忍女儿在三、四岁时就受缠足之苦，方等七、八岁时再缠，结果此时两足已经长大，可大人不知其故，常常是拚命紧裹，女儿不从，还要用鞭子抽打，致使左右邻居都能听到孩子的哭叫声。
19世纪，一个西方人布莱森夫人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中国的儿童生活》，其中记述了中国的妇女裹脚：“裹脚时先将带子的一端放在足背下，然后缠住四个小脚趾，裹到脚底下，用另外一根绳子将脚后跟与拇脚趾拉紧靠近，在脚底下留个缺口。缠完时，带子的头就被牢牢地压住，这样过一两个星期。此外还要不时地更换新带子，但动作要迅速，否则的话，血液会在失去知觉的脚内重新流通，那痛疼是无法忍受的。”现在我们不难找到缠足之后的小脚的照片，还有小脚的X光照片。缠足就是把四个脚趾都缠进脚板下面，活生生的把脚缠成尖削形。给小脚女人准备的鞋子，都是畸形的尖头小鞋。
这样一种残忍的习俗为何在中国社会延续了那么多年?为什么不论是贵族妇女还是平民女子都争相效法，不以此为苦，反以此为“美”呢?我们认为至少有下面几个因素：
(1)封建统治者及其文人的大力提倡和赞美。
作为一种社会风气的形成，不外乎是民族的习俗得到全社会的承认，或者是时代的风尚被绝大多数人所追求。中国女子的“缠足”显然不是哪一个民族的风俗影响的结果，而是一种时尚。那么作为一种时尚，自然有追求者约定俗成的社会传播学因素，也有心理学上的模仿效应。但体现在缠足这一社会畸形现象上，以上还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则是所谓“金莲要小，牌坊要大”的宋明理学的盛行和一些封建文人所极力鼓吹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以程朱为中心的“理学”在其数百年统治中对广大人民的毒害是惨重的。这种毒害体现在人体文化的层次上，首当其冲的便是对女子肉体的摧残——裹足。清代学者钱泳义正辞严地指出:“天下事贵自然，不贵造作，人之情行其易，不行其难。惟裹足则反是，并无益于民生，实有关于世教，且稽之三代，考之经史，无有一言美之者，而举世之人皆沿习成风家家裹足，似足不小，不可以为人，不可以为妇女者，真所谓栽贼人以为仁义，亦惑之甚矣!”著名作家巴金在他那部“为过去那无数的无名的牺牲者‘喊冤”！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青年”的《激流三部曲》中，就触目惊心地刻划了裹足的封建陋习给淑贞带来的肉体与心灵的双重压迫，以致于她终于跳井自杀。
德国有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叫施特拉茨，早在1901年便写出了一部从人种学的角度研究女性人体的学术著作：《世界各民族女性人体》，在这部内容丰富、资料珍贵、价值极高的罕贵之作中，作者对缠足的中国女子的身体变形甚至近于残废的现象，进行了解剖学的分析。  他在书中写道:
虽然这不是一个特别漂亮的模特儿，但也令人十分感兴趣，因为可以清楚地看出裹脚在她身上所产生的影响。这些女子的身材只有6. 9个头高，身体的中间部位在阴阜上边的凹槽中，所以特别高，虽然肩很宽，但是胸部很平，肌肉不发达，乳房干瘪下垂.腰身很粗，下身肥胖臃肿。
在她的身高将近七个头高的整个身材中显示出蒙古人种的体形，四肢短，躯干很长。两腿不仅明显地缩短，而且其下部也很瘦很细。从背视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小腿肚根本没有肌肉，毫无疑问，由于裹脚造成的损害和因此而产生的肌肉机能消退使腿在发育中萎缩了，造成两腿极度缩短。
由此可见，因缠足而造成的脚残废同时会使蒙古族的两种特征不断加剧:即小脚越来越小，短腿越来越短。
可是，多少封建文人骚客却闭眼不见这一血淋淋的事实，他们从封建士大夫的变态心理和庸俗低级的审美趣味出发，为迎合统治者的心愿，大加唱赞所谓“金莲”之美， 什么“莲中花更好，云里月常新”(唐编)，什么“窄弓弓罗袜儿翻”(见《董解元西厢记》)，什么“四只金边颠倒颠”(见《金瓶梅》)等等，这些词句充分暴露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并不高雅的审美倾向。
(2)中国贵族男子玩弄妇女时的一种变态心理的需要。
中国封建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便是压在妇女头上的“三从四德”、七出之条、节烈等封建纲常伦理。“夫者，妻之夫也，妇女是“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之外的最卑下者.《白虎通·三纲六纪》中还写有“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那么体现在“事夫”方面，当然要包括满足丈夫的生理需要.李笠翁便曾说过女人小脚是：“瘦欲无形越看越怜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抚摩，此用之在夜者也。而方绚在他的《香莲品藻》中，竞然将女子裹足分为“五式九品”，评其优劣，并说它们在“掌上、肩上、干秋板上、被中、灯中、雪中、帘下、屏下，篱下”九种地方赏玩最好。有人还概括出“悬”、“承”、“捉’，“挟”、“推”、“挑”、“吮”、“溉”、“啮”、“咬”、“握”、“捻”、“捏”、“挖”、“搔”等十几种男子玩弄女子小脚的方式。到了元明两代，更出现以妓鞋载酒行令，男人轮流闻妓鞋中所发出“香”味的怪癖。有的男子还想出百般花样，得以满足自己的变态心理。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中国妇女的所谓“三寸金莲”，尽管在更深层、隐晦的意义上是封建社会中女性从肉体到心灵、从心理到生理，都没有逃出男性“玩偶” 深渊的一个缩影。但在当时只有极少数人提出疑义，如，清朝张宗法在《三农纪》中从人道主义儒学的角度批评裹脚的恶习：“人赋鸿濛，万物皆备于一身，得天地之气生，受四时之法成。然贵贱虽殊，其宝命一也。仁者补之，尤恐招损，今俗尚缠足，堪伤天地之本元，自害人生之德流，而后世不福不寿，皆因先天有戕，此语可为智者道也。”然而他对此也无法阻止，只是开了一张药方以减轻裹脚的痛苦。
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有的虽然看在眼里，如据史书记载:“清朝崇德三年七月，奉谕旨有效他国裹足者，重治其罪。顺治二年禁裹足，康熙三年又禁裹足。……于本年正月内臣部题定，元年以后所生之女，禁止裹足。若有违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兵民则交付刑部责四十板，流徙，十家长不行稽察，枷一个月，责四十板，该管督抚以下文职官员有疏忽失于觉察者，听吏兵二部议处在案.”  但是，作为一个是封建社会中行将就墓的王朝，其统治者只治其皮毛的做法，只会停留在书面上，或者走走过场。因为女子裹足，绝不仅仅是涉及到人体的问题，更应该上升到文化角度、政治层次上，女子裹足的悲剧，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统治势力及其意识形态压榨妇女所造成的，其渊源是封建文化。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这一陋习。
于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又一场的革命风暴中都开始或多或少地触及了这一间题.如洪秀全发动的太平天国革命中，便在一开始就把妇女编进战斗队伍，提出“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主张，特别命令女子必须放脚。然而，尽管劳动妇女在军事战斗中挣脱了大权统治，可是很快就又要接受洪秀全的“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幼学诗》)，“只有媳错无爷错”(《天女诗》)以及要举止端庄、修饰仪容、殷勤侍候之类的典型的封建教诲和定规，以致于禁止缠足和放足的规定也便烟消云散了。
真正铲除掉“缠足”这种陋习的还是辛亥革命前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当时，不少反封建的思想家，民主主义革命的斗士，在提出妇女解放的同时，都纷纷将矛头指向“缠足”的陋习上，比如周作人的早期散文《天足》中就有这样的议论：
我最喜见女人的天足。—这句话我知道有点语病，要挨性急的人的骂。评头品足，本是中国恶少的恶习，只有帮闲文人象李笠翁那样的人，才将买女人时怎样看脚的法门，写到《闲情偶寄》里去，但这实在是我说颠倒了。我的意思是说，我最嫌恶缠足。
比周作人还早的则有清末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康有为曾经呼吁道:“但若女子缠足穿耳等形体上侄桔之陋习不除，难求体育发达.女子体育不发达，影响整个民族健全甚巨。民族不健全，则东亚病夫之耻不易浦洗，有此相互之因果，遂以解放女子形体上之痛苦为第一步.’，康有为等人更在广东、上海商讨创办“不缠足会”，并有会章明确规定:凡入会人所生女不得缠足，凡入会人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梁启超更是以“缠足亡国论”来警诫四万万同胞。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先生，这位旧世界的彻底的叛逆者、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伟大先驱，写出了无数的诗篇、杂文、小说，用来抨击封建社会对中国妇女的迫害和毒害，体现在人体文化的层面上，鲁迅先生曾提出过“女色亡国”是一种谬论，并从人体文化的层次上，深刻地揭示了要想从人体上彻底铲除封建社会带来的种种陋习，必须将封建文化的余毒首先从人们头脑中赶出去，必须将封建文化的卫道士赶下历史舞台。
中外历史上以牺牲健康、戕害人体、扭曲灵魂为代价的所谓对“美”的追求不止是缠足；诸如束腰、穿舌、文身等不一而足。这种““美”有的是和当地的风俗习惯或和某种宗教有关，可即便是与风俗习惯或和宗教无关的、没有给人的精神与肉体带来什么痛苦的“美”
也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甚至是逐渐由“美”变的不美或丑的。
2、 女性美描写：继承与批判的双刃剑
对女性美的认识和理解，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都是随着历史的进程而逐渐深化的；特别是在中国，由于特写历史阶段中产生出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气，常常使得这一时代的文人一方面承继了前几代人积淀下来的传统的女性审美观，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衍生出符合特写历史阶段的新的美学观念。而这种美的观念的更迭与嬗变，如从东、西方文化相互影响、交融的层面上去分析，便会很快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西风东渐的近代中国，那些“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大批作家，在对中国女性的艺术描写中，一方面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审美观（尽管有的是不自觉的），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近代现代文学中的女性美观念（尽管有的是不自愿的）。
首先我们看看中国现当代作家是如何在自己作品中表现出传统的女性审美意识的：
发表在1922年《小说月报》上的落华生的《缀网劳蛛》的女主人公尚洁在作者笔下是位“流动的眼睛，软润的颔颊，玉葱似的鼻，柳叶似的眉，桃绽似的唇，衬着蓬乱的头发”的美女。巴金著名的《激流三部曲》之一《家》中的鸣凤是作者深深同情并极力歌颂的一位下层女子，而她的肖像也不外乎是“脑后垂着一根发辫，一件蓝布棉袄裹着她的苗条的身子。瓜子形的脸庞也还丰润，在她带笑说话的时候，脸颊上现出了两个酒窝。她闪动着两只明亮的眼睛天真地看他们。”叶圣陶的《倪焕之》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璋则是“那两个眼瞳的一耀，就泄露了无量的神秘的美。再看那出于雕刻名手似的鼻子，那开朗而弯弯有致的双眉，那钩勒得十分工致动人的嘴唇……”甚至就连后来的一些思想内容充满革命化和带有明显的新时代特征的作品，一写到女性的美时就不自觉地落入了中国传统女性审美观的窠臼之中。比如出版于1958年的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中的女主人公邓秀梅是长着“两撇弯弯的、墨黑的眉毛，又细又长，眉尖差不多伸到了鬓边。”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唐明皇李隆基的《好时光》一词中“眉黛不须张敝画，天教入鬓长”的语句。诸如此类的像《三家巷》中的区桃，《林海雪原》中的白茹，《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第二次握手》中的丁洁琼等这些深深寄托着作者美学理想的女主人公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传统美女的肉体特征：她们或眉弯，或脚小，或肤白，或凤眼等等。
其次，我们再看看中国现代作家是怎样在创作中引进了西方近代以来的女性审美观念的。
“五四”运动在文学领域中掀起了一场铲除旧文化、新道德，建立新文化、新道德的反封建热潮，同时也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译介西方文学作品，引进西方文化思潮的运动。从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到法国的自然主义，从厨川白村到弗洛依德，从高尔基到阿尔志跋绥夫，一时间纷纭复杂的文学思潮和作品先后介绍到中国来。于是，在小说理论主张上曾经鼓吹要以西方文学名著为模范，多读多看西洋小说的文人、作家也身体力行，创作出不少不同程度受到西方小说影响的作品。这种影响体现在对女子形象的塑造上，突出的表现就是将女性解放（包括性解放）意识融入女性人体的刻划中。综观茅盾（《诗与散文》、《创造》、《〈蚀〉三部曲》）、郭沫若（《喀尔美萝姑娘》）、巴金（《光明集》）、郁达夫（《清冷的午后》、《秋河》、《秋柳》）、丁玲（《一九三0年春上海》）、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陈白尘（《重逢之夜》）、穆时英（《某夫人》）叶灵凤（〈浴〉）张资平（〈苔莉〉）等作家的作品，尽管他们性别不同、观念迥异、风格有别；但从文坛巨匠到小说大家，从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大手笔到政治内容不够积极的某一流派的代表作，都中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一种灵肉冲突的性心理在女性人体刻画中的宣泄；而且这种宣泄显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对女性肉体单纯描摹和随之产生的玩弄心态，更不是中国古代文学遗产中对女性之美的极力歌咏和赞颂。他们之所以从多种角度展示女性人体的肉身，而且又常常通过作品中男性的视角去描绘，说到底无非是“五四”时代年轻人为追求个性解放努力冲出封建礼教的各种压抑（包括性压抑）而拚命抗争的精神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尽管这种精神在每个作家身上体现出来的程度不同，而且有的作家常常在具体描写和整体构思上让庸俗趣味占据了上风，如张资平等）。正如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中所说“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发狂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到作假的困难。”创作动机上对“禁欲主义的反动”（茅盾语）又恰恰与这些作家“五四”运动以来所倡导的学习西方小说的主张的精神实质上合上了节拍；也就是说，欧洲资产阶级所谓世纪末文艺思潮中的一些观点、美学主张正好被中国这些提倡以西方文化为楷模的作家拿过来作为反封建文化的思想武器，而且有些急功近利、饥不择食地使用起来了。于是在这样一种创作心态下，他们作品中的女性往往从整体到局部都对传统女性人体审美观进行了叛逆，其具体表现为下列三点。
（1）一反中国传统文学中以柔弱为美的女性审美标准，以刻画女子丰满健美为艺术准则。这一点通过上述例证便可很好地说明：这些女性很少有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美人”如“肩若削成”、“金莲碎步”、“腰如弱柳”的。
（2）一反中国传统文学中对女性腿部的忽视，将腿的描写作为女性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封建文人作品中一到描写女子腿部的地方似乎就“黔驴技穷”了，而那些与性关系较为密切的部位，如乳和下部反倒是“振振有词”。而“五四”以来的不少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却突出了腿。而这显然是借鉴于西方文学中对女子腿部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描写手法。
（3）将性意识与人体审美结合起来。近现代社会中的中国作家在描写女性人体时却忽视了传统，而瞩目于异邦，在他们笔下的女子从其肉体的层面上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和自信精神。她们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胴体是争取做人的权利的一件武器，同时也是一块使自己不陷入被玩弄、被凌辱境地的盾牌。这一点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女性对镜中身体的自我陶醉描写中，便可窥见一斑。（如《蚀-追求》、《一九三0年春上海》、《浴》等中都有此类描写）。
从中国历史上缠足的悲剧所反映出的病态审美到从中外比较美学的视角来审视女性审美的历史变迁，有力地说明了美是随历史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带有变异性的特点，而这种由“美”变成“不美”甚至“丑”的过程，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社会的审美倾向，正是从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说：“美比历史更真实”。
第二章  美与劳动的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论述过：“劳动产生了美”。美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劳动创造了人类，同时也创造了只有人才能欣赏、才去追求的美，正象劳动只是人所有一样。
一、从“羊大为美”到“羊人为美”——“美”的起源与发展
我国古代甲骨文中，“美”是由上下两部分组成。 “羊”：表示是一对羊角。“ 大 ”“是一个人双手摊开，双脚叉开站在那里，合起来是一个人头上戴着羊头或羊角。这个字起码证明两点：（1）美是和人有关的。（2）把狩猎来的羊举在头顶，表示这种美是自己劳动的成果，美与劳动是密不可分的。美与物质是密不可分的。这也是物质先于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因此，我们说人类早期是先有功利观念（善），后有美感，也强调了最初的”美“是以实用和感官为前提的。
（一）“鱼羊为鲜”： 食必饱然后求其美
在我们现代汉语中，经常会用到两个词：“鲜美”、“甜美”，而且这两个词还常常与我们的饮食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鲜美”的“鲜”字，一个“鱼”加一个“羊”，即“鱼羊为鲜”。 “鱼”肉的“鲜”我们都领教过，用“味道鲜美”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可“羊”的“鲜”该怎样理解呢？其实，一“鱼”、“一羊”恰恰是南方和北方，或者说捕鱼民族与狩猎民族对“美味”的不同体会的形象写照。在北方的大多数民族中，“羊”是他们的美食物佳肴，满汉全席里，烤全羊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从反面的史实中也能窥见一斑。如“食人肉”这种残忍的行为，宋代文人庄绰在《鸡肋编》中记载谈到，年轻女子的肉则被称为“不羡羊”，意思是比羊肉更鲜美。男人的肉被叫作“烧把火”，意为烧不烂，是人肉中最不好吃的。而对人肉的通称则是“两脚羊”。可见在最残忍的“食人族”眼中，“羊”的“鲜美”也是被肯定的。
“甜美”，主要是这个“甜”字，在古汉语中即是“甘”，而“甘”与“美”又是相同的，《说文解字》说：“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 《说文解字》又说：“甘，美也。从口含一”。可见“甜”从此种意义上理解也就是“美”的意思。
上面我们从在现代汉语中，经常会用到 的“鲜美”、“甜美” 两个词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人类在对“美”的最初始阶段的认识，是建立在人的最低级感官：对饮食的味觉上。
这也充分说明了普列汉诺夫的“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的论断。
我们再从“美”本身的汉字结构上来分析“美”的产生与发展。
“美”在汉语中的原初语义。一般认为，汉语“美”的原始语义是“羊大为美”。 《说文解字》说：“美，甘也，从羊从大。” “羊大为美”将美关涉到一个具体的现象，肥的羊或羊的肥。显然这不是关于美的哲学思考，也不是为美作出一个定义，而是一个具体的描述或者例证。但“羊大为美”说出了许多能够引起思考的东西。一方面，美指羊的肥大。它相关于一感性的自然物，同时它还相关于人的生活世界，只要它是作为食物而存在。另一方面，美不仅指羊自身肥大健硕，而且指这种羊给人的味美感觉。美在这里和人身体的感觉特别是味觉建立了关系。味觉是品味，是区分和比较。它不仅是对于对象进行感觉，而且也是对于感觉进行感觉。
（二）从“美”到“善”到“義”：中国文字的美的奥秘
除了“羊大为美”一说之外，还有“羊人为美”一说。古书记载：“大像人形” （大由人形状演变而来），即“大”=“人”。 古文字学家认，它主要指人戴着作为图腾的羊头跳舞，娱人娱神，达到人神相通。如果说“羊大为美”偏重于美的生理性和自然性意义的话，那么“羊人为美” 则突显了美的宗教性和社会性意义。在此舞蹈自身所带来的身心快乐是重要的。但如此理解的美不仅要从人那里获得规定，而且要从神那里获得规定。
有学者认为：“羊大为美”和“羊人为美”在古代汉语中至少就有两种不同的用法。一是相关于感觉的，另一是相关于精神的。
我们认为，如果从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动态美学角度去看，其实“羊大为美”和“羊人为美”应该是人类对“美“的认识、理解与应用的两个不同阶段。
同样一个“美”字，在以“羊人为美”的阶段的人类看来，已不在是简单、原始意义上的、与满足人最初级的“温饱”密切相关的“味美”；而是上升到相对独立于肉体感觉之上的精神层次。
“羊大为美”和“羊人为美”虽然都面对的是人类的劳动成果“羊”，但前者是用它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充饥；而后者是体现人的高级需求：炫耀、祈祷和祭祀。
在中国文字中，与“美”字关系最为密切的字，还有“善”字。古书记载：善者，吉也，从“言言”（音jing）从“羊”，与“義”、“美”同意；“言言”，言也，吉羊为善；羊，祥也。还有的文字学家进一步考证：善者，膳也，也指吃美食时言善。
如果我们把“善”与“美”字联系在一起分析，便会理解为什么古文字学家说：“善”是由“羊”和“言言（音jing）”组成。因为味美而言善，也就相当与我们现代人一面吃着美食，一面连声称赞“好吃”一样，而这些话又是那么吉祥；所以又有“羊，祥也”、“ 吉羊为善”的说法。从这个意义上分析“善”和“羊大为美”中的“美”关系更为密切，也就是说在“食必饱然后求其美”之后，原始人类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又把“美味”代来的愉快快感开始朝着用赞美的语言表达内心的愉悦美感的方向发展下去。于是产生了精神层面上的“羊人为美”。
中国的汉字本身就充满了美的图画、造型、故事和寓意。我们不想对简化的汉字妄加评论。但有一个字我不能不提。就是“义”字。一个通常表示错误、否定甚至死亡的符号“X”
上加一个点，就是“义”，如果从中国字的象形角度，马上会让人联想到一对交叉在一起的两根骨头上方，放上去一个骷髅。这个图案是表示：死亡、毒品、海盗、极度危险。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不会从“义”字的本身结构上，把它与“美”联系起来。其实，“义”的繁体字（上面一个“羊”，下面一个“我”），无论是当初的甲骨文，还是还在运用繁体汉字的日本一美学家的研究，都在准确无误地向我们传达着一个信息“义”与“美”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下面我们从字源学的角度分析一下“義”与“美”的关系：
“義”者，宜也，甲骨文作“象置肉于且（音zu, 指放祭祀品的器物）上之形”，于是 ，“且”= “宜”=“義”。
这里我们注意“且”的意思是放祭祀品的器物，显然“義”和祭祀关系密切。其实“義”是指在祭祀活动中，牺牲品（如羊、牛等）盛装在一种器物之中或之上的形状或形象。那么，这样一来，这个“義”与“羊人为美”里的“美”不是具有了某种联系了吗？进一步说：“義”就是指我们人类为了真理、信仰、宗教而体现出来的献身、牺牲精神。
而日本著名美学家今道友信在《关于美》中更是认为：“義”为什么上面一个“羊”，下面一个“我”？就是表明“羊是牺牲的象征”。每当“我”双肩扛起牺牲的羊时，就成了意含对社会负责的“義”字，这个字的构造是在“我”肩膀上扛着“羊”，寓意十分明显。“如果将一定的牺牲放在一定的献台上，构成的不正是善字吗？”“当付出的牺牲极大，当这一牺牲超过了一切规格，大到连自己都要毁灭的时候，不就是吸收羊大这个构造的‘美’字出现的时候吗？”
作为一名日本学者，能从中国文字的角度来研究美，这本身就难能可贵。至于他的具体观点是否十分恰当，那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至少他对美所具备的自我牺牲、奉献特性的研究思路是正确的。
第五章 社会环境美的价值体系
一、和谐家园与万物灵长——社会生活美的环境价值
“社会生活美”是社会生活当中的美，它根源于实践。体现了人的自由创造，是一种肯定的生活形象。
“社会生活美”主要包括：社会环境美、人际关系美和人的自身美。
关于“社会生活美”，不少论者都将其重点甚至是所有注意力放在人本身的美的研究上，固然我们不否认人的美是社会美的核心，但我们人类的家园——社会环境美，在我们提倡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也是不可忽视的。
（一）社会氛围美：宽松、宽容、宽宏
说到环境美，在我们非常熟悉的“五讲四美”中便可找到，但我们认为“五讲四美”中的“环境美”其侧重点更象是一种以整洁、干净为主要内涵的“环境卫生”。所以不少人一提到“环境美”首先想到的是“宿舍”、“教室”、 “校园”、“小区”、“公园”、“街道”是否井然有序、设施齐全、清洁漂亮等等，其实社会生活美中的“环境美”主要并不是这些物质条件，它应该是人类得以共同工作、学习、生活的社会大环境。而这社会大环境则是由社会氛围美和生存空间美组成。
何谓社会氛围美，我们给出的定义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赖以生存、成长、发展的社会土壤和社会风气的总和。它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方区域、一座城市，小到一所单位、一个小区、一个车间、一户家庭，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是否能去创造、爱护和感受到这个环境的美，则是我们的家园是否和谐美好的关键。
因此我们认为，社会氛围美的主要内涵应该概括为“三宽原则”，即宽松、宽容、宽宏。
宽松，主要是指一个社会或者一个集体或者一个家庭，是否能营造出宽松民主的气氛，主要是看其各成员在这一环境中形没形成一种心态平和、轻松自然、心情舒畅的良好风气。
而这良好风气的形成，是看各成员之间相互是否能有一种宽以待人的姿态、言语，特别是是否在这个集体里形成“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谦让、忍耐、包容的风尚。
而若想形成一种“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谦让、忍耐的风尚，最后取决于每个成员是否能有一种宽厚、海涵的气度和“宰相肚里能行船”的胸怀。
我经常和我的学生们讲：你们不要总是抱怨这也不民主，那也不宽松；你们这种动不动就发牢骚的本身，就不是一种宽阔的胸怀和容忍的气度。宽容、宽宏的主体和客体是不分高低贵贱的，你如想要领导、他人，甚至整个集体宽容你，你首先要有一个“解剖自己要严于解剖他人”的良好心态。比如：有次我骑自行车行驶在上班的路上，在我前方一个同样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头一偏，就将一口痰随口吐出，刚好随着风势，吐在了在他右后方同样骑自行车的一个人身上。小伙子当时也没发现他的“随风吐痰”所造成的结果，便往前方骑去。
讲到此时，我问学生，假如你是被吐的那个人，你对他这种无意间已侵犯到你自己的这种不文明行为，该怎么办？学生们争相发言，有说追上他，和他理论；有说让他赔礼道歉，不道歉就揍他；有说狠狠骂他一顿；有说让他赔衣服……在这么多意见中间就是没有一个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放人一马”的。其实，这也不能全怪学生，这里有独生子女的性格因素、家庭教育因素和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恕罪他人”的教育因素使然。当然我们这些学生还没有失去人性的善良，这是因为当我讲出我所看到的那一幕：那个被吐的人拼命追上吐痰人，又行到他的前方，如法炮制，在预测好风向、准确度的前提下，也将一口痰随口吐出，不偏不正吐到了这个小伙子的脸上，然后消失在前方……此时学生们都呆住了，随后大家又对后者的猥琐表示了愤慨。
我们这里论及到的宽松、宽容、宽宏，在有些人看来特别容易和宗教的宽恕混为一谈。
其实宽恕他人、慈悲为怀并不是基督教或者佛教的专利，在倡导建设社会主义的人类和谐家园的今天，有条件地宽恕他人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   总之，我们即不能象基督教那样，无原则地宽恕一切人和一切事，比如基督教的“要爱你们的仇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但也要学会有条件地宽恕他人，就象革命导师列宁所说：“年轻人犯了错误，上帝都会原谅他。” 当然作为无神论者的列宁他所说的“上帝”仅仅是一种比喻。而真正的宽恕带来医治、释放、平安、和更亲密、稳固的友谊与团结，则必将使我们人类的家园充满了和谐的美。
第六章 人际关系美的价值体系
一、“美是一种关系”：以人为本的社会生活美
比较早提出“美在关系”的，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美学家狄德罗。他认为：“美是一种关系”，包涵两方面的内容：一种是“在我身外的美，客观实在的美”；另一种是“关系到我的美，因人而异所能看到的美。”当然他所说的“关系”还不都是我们这里所要论述的社会生活美中的关系美。
社会生活美中的关系美，主要指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互爱互助、相互尊重的和谐、美好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以美为主要特征，但又体现出一定的功利性，即实用原则。那么如何处理好人际交往中的审美关系和实用关系，则是我们这里所要重点探讨的。
（一） 为“关系学”正名
说到人际关系，不能不提及公共关系。
1、公共关系的定义
公共关系一词源自英文的Public Relations。Public意为“公共的”、“公开的”、 “公众的”，Relations即“关系”之谓，两词合起来用中文表述便是“公共关系”，有时候又称“公众关系”。
对公共关系的研究和应用，在今天远比研究美学和社会生活美中的关系美要时髦得多，仅仅一个“什么是公共关系”的定义，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著名的公共关系学者莱克斯·哈洛(Rex Harlow)博士就搜集到47个之多；到现在有人作过统计，公共关系的定义已有上千条之多。于是有人不无幽默地说有多少公共关系学者，便有多少种公共关系的定义。
公共关系的定义,尽管说法不同,但有几点是相同的:第一、主体、客体与媒体之间的关系。主体,一般指企业、单位、团体等;客体,这里指社会公众,指用户;媒体,指新闻媒界,如电视、报纸等。第二、利害相关,利害一致,这是公关活动开展的基础。第三、内求凝聚,外求开拓,志在发展。第四、公关的内容是三体之间的关系,公关的核心是塑造主体形象,感染影响客体,达到共鸣的目的。第五、公关是一种软性的外施艺术,是管理科学人事管理的艺术化等。
有的人还指出了公共关系与人际关系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公共关系指组织与公众之间的传播与沟通。人际关系指个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
2、公共关系与人际关系
公共关系与人际关系的联系：（1）从工作内容上看，公众关系中包含了许多人际关系。（2）从工作方法看，公关工作需要运用人际沟通的手段，要求公关人员具备较好的人际关系能力。良好的个人关系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
公共关系与人际关系的区别：（1）公共关系的行为主体是组织，人际关系的行为主体是个人；（2）公共关系的对象是公众，人际关系的对象是私人关系；（3）公共关系是组织的管理职能，人际关系是个人的交际技巧；（4）公共关系较强调运用大众传播，人际关系局限于人际传播。
公共关系和人际关系之间的关系，一些论者都做过观点大致相同的阐述；但公共关系、人际关系与审美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回答或研究该问题的却不多见。虽然《公共关系学》的主编熊源伟认为：组织形象问题是公共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组织形象概念是整个公共关系理论概念群中的核心概念。但他在阐述组织形象问题时也只是强调了整体性、客观性、主观性、相对稳定性；而在对其分类时也只是分为什么特殊形象和总体形象、真实形象和虚拟形象、有形形象和无形形象等，就是没有从生活审美学的角度论述如何塑造美的形象。
这么多人研究公共关系，这么多个有关公共关系的定义，却没有人认真分析一下公共关系学与“审美关系学”之间的关系，这种将公共关系和审美关系割裂开来的做法，显然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在社会上造成了“公关就是攻关”、 就是“拉关系”、“搞关系”的普遍认识，把公共关系学变成了一种“无利不起早”、“张嘴三分利、不给有够本”、“现用（现在有用）现交（马上交往）、晚用（以后有用）晚交（以后交往）、不用（没有用处）不交（就不交往）”的“唯我所用”、极端势力、自私的“庸俗关系学”，对公关学科声誉的负面影响极大
其实不管是公共关系，还是人际关系，它们的最高境界都是以与真（真诚守信）、善（互惠互利）相结合的美的动机和行为，在向社会和他人展示自己尽可能美好的形象，说到底，就是生活审美学在关系学中的实际运用和价值延伸。
（四）中国成语中四大关系美学价值揭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千姿百态，多种多样，但最为常见的也就是4种：情侣（夫妻、配偶）关系，兄弟（姐妹、兄妹、姐弟）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和同学关系虽然更为普遍常见，但前者子女要孝顺父母，父母爱护孩子是天经地义的，其伦理的清晰和无争辩性不具有很强的论证性；后者的同窗关系，在人生过程中一闪而过，虽然在相识和相处阶段单纯而美好，但如跳出了校园，其现实性逐渐被回忆性所取代，也不具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常规性和论述价值。下面我们从生活审美学的角度，以中国有代表性的四个成语来论述情侣（夫妻、配偶）关系，兄弟（姐妹、兄妹、姐弟）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
1、同舟共济的情爱美
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原始的、最基本的关系当然就是存在与情侣、配偶、夫妻之间的情爱关系。对于此种关系，古今中外无数文人学者、作家艺术家都给予了各种各样的诠释、剖析、描写和歌颂。
如从生活审美学的角度来考察，人类最高级、最美好的情感，大概也就是爱情。真正意义的爱情是青年男女之间一种即圣洁又亲密的关系，是人类最高级的情感之一，它是诗，为历代青年所追求、向往；它是火，燃烧着青年男女的心；它也是一种力量，鼓舞着人们奋勇前进。古今中外历史、文学艺术史中曾有过多少令人讴歌、千古传诵的美好爱情。
在论述产生爱情的重要因素时，恩格斯说过：“不言而喻，体态的美丽、亲密的交往、融洽的旨趣”是其重要因素。
（1）“体态的美丽”：包括人的容貌、外形、风度等。著名文艺评论家何其芳曾说过“异性间的爱情最先总是由外貌的吸引”，这是种不应讳言的客观事实。古代的一见钟情便是如此。美学家蔡仪这样讲：“男人心目中的美女人，女人心目中的美男子，偶然见到合意的对象，往往是一见倾心，感到确实是非常之美。小说中、戏剧中描写这种情况的很多，《红楼梦》里面，贾宝玉第一次见到林黛玉的时候，林黛玉想，贾宝玉也想，他们同时都想，好象在那里见过。实际上是平时生活中得到的一种美的观念，就是对方那个样子，因而就相爱。”“平时生活中得到的一种美的观念，就是对方那个样子”，就是指自己的审美观念认同了对方，认同了对方的面貌、气质或神态。可见，一见钟情或一见倾心就是一种认同，一种深刻的感受上的认同。正是这种深刻的感受上的相互认同，构成了爱情审美的认识论意义。
现代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也为爱情审美的这种认识论意义提供了证明。 德国《彩色画刊》1996年1月11日在《一见钟情有科学根据》一文中报道：“科学家对产生爱情的化学作用进行了研究。瞬间产生的爱情不再是秘密：男人和女人各自把所梦想的对象的情况储存在自己的大脑中，就像把数据储存在软盘上一样。” 而且“年龄越大，脑子里的这个图象就越具体。在第一次目光接触时，眼睛就把捕捉到的有关对方身高、体型、眼神、头发的颜色、发型、风度以及服装等最初的信息，以时速432公里通过视神经传给大脑。” “特征与所储存的理想条件越是吻合，大脑发出的信号就越是强烈：这就是爱情！”
这一新的研究成果充分揭示了，男女双方的面貌、气质或神态等都与彼此的审美理想、愿望和要求等（“理想条件”）相一致，相契合，从而彼此之间才会由衷地感受到对方美，感受到对方的魅力吗？而从审美认识论意义上讲，这仍然不外是一种彼此感受上的相互认同。
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也说过：“爱人至少要在心灵方面没有欠缺，如果只是身体的欠缺，那还不失其可爱”， 英国大哲学家罗素也讲到：“一个美丽的姑娘只能悦目，带来的只能是一时的欢乐；一个高尚的姑娘可以赏心，带给你一辈子幸福。”
可见“体态的美丽”在选择爱人上不是重要的标准，更不是唯一的标准。
（2）“亲密的交往”：包括相互间的了解、谦让、宽容，互相体贴、入微的关怀，但这不等于朝夕相处。我相信这样一句话：朝夕相处的人不一定能成为朋友，但生活中你只见过一面的人，却很有可能成为你心心相印的战友，这是爱情美学的复杂性的表现。我国宋代著名词人秦观就曾经写过“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千古名句。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相爱容易相处难”的例子不乏其数。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人是“在月色下相识，在阳光下相爱，在风雨里分手”，就象中国那句俗语“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在相互交往、特别是在婚后的相处中缺少一种“同舟共济”的精神与境界。
正如林雨堂先生所说：“婚姻犹如一艘雕刻的船，看你怎样去欣赏它，又怎样去驾驶它。”确实，我们绝大多数相爱直至结婚的人，往往都是在双方长大成人后相识的。两个来自于不同家庭、不同教育、不同环境、不同道路的陌生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上了同一条“船”，如果心不一、力不齐，一旦遇上风浪，不是船翻人亡，也是分道扬镳。所以应该象《孙子·九地》中所言“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有过一比，他借作品中的人物之口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其实如从相爱的男女双方如何和谐相处的角度来分析，我认为曹雪芹只说对了一半。女人是水做的不假，确切地说男人应该是土做的。因为水与土才是矛盾的双方，水和土的关系处理得当、恰倒好处，就能成为能雕出放射出美的永恒魅力的艺术珍品的泥；假如处理的不好，不是水多，就是土多，不是根本和不成泥，就是勉强和成了泥，也经不起风吹日晒，制成的雕塑品也会破碎。而且从男女的天性差异上分析，把女子比成水，把男人比作土，也十分贴切。女子柔情似水，她的恰倒好处的滋润能使干燥、散漫的土变得温顺、驯服；但如果水势太大、太猛，就会带来两个结果：一是把土彻底淹没，二是把土冲跑。反过来也是一样，男人有大地一样宽广的胸怀和包容，土与水的搭配合适，就能变成肥沃的泥土，结下丰硕的果实，开出幸福的花朵；土如太多就会把全部水分吸干，土壤不但变成“不毛之地”，甚至还会把水与土的关系完全对立起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就是最好的写照。和谐、美满的关系变成了“分外眼红”、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情人分手变凶手”的案例也不少见。可见，从爱情美学的角度分析，一个由“水”——女人和“土”——男人组成的家庭，作为“水”就要给家庭以柔美，作为“土”就应该是家庭的支撑，土包容了水，水柔化了土，那么这个由夫妻间的和谐关系建立起来的家庭，就是一座“一百年不死，一百年不倒，一百年不腐”的坚固的大厦。
歌德也写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诗句“你来自春季，我来自秋季，我们彼此一努力，来到了火热的夏季。”我们如果从爱情美学的角度来分析，他说的更加形象。两个原先互不相识的人，产生了爱，但一个是在春风的吹拂下，一个是在秋日的沐浴中，两个人如果彼此不努力，又怎么能一同来到火热的爱的盛夏呢？可见，办法只有一个：即在秋天的人要放慢脚步、甚至先停下来，去迎接从春天赶来的人；而来自于春季的人要加快脚步追赶前面的人，于是在各自的努力、谦让、甚至某种妥协下，二人在爱的夏天携起了手，一路欢歌，一同向着爱的终点奔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才讲：“爱情里确实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因为它不止停留在性欲上，而是显出一种本身丰富的高尚优美的心灵，要求以生动活泼、勇敢和牺牲的精神和另一个人达到统一。”今道友信也认为：“爱，往往包含着与所爱对象结合为一体的愿望，也就是说，爱即合一，爱之中必然包含着统一、结合的原理。”
（3）“融洽的旨趣”：包括理想、事业心、意志、情操、性格、习惯、爱好等等，相互之间要能够融洽，但不要求完全一致或相同。这是心灵上的美，是闪光的、是高尚的、是伟大的、是珍贵的、是美好的、是难得的。
马克思与燕妮的爱情光耀千古，堪称典范。他们为什么以对方为最美，视对方为最爱呢？这就在他们在本质上具有高度的革命统一性，即审美价值，他们具有共同的革命信念、革命志向、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等，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他们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燕妮本人曾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他（马克思——引者注）的忧愁和快乐，同样也是我的忧愁和快乐，他的道路就是我的道路，他的思想就是我的思想。”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也为人们传为佳话。他们所以以对方为最美，视对方为最爱，同样基于他们在本质上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即审美价值。众所周知，他们都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伟大的献身精神，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们都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从生活审美学的角度来分析；爱情基于男女双方审美本质上的统一性，这早为人们所认识。比如，俄国的别林斯基就曾讲：“爱情是两个相似的天性在无限感觉中和谐的交融。”日本表演艺术家杉村春子在《一个女演员的自传》中说：“任何人身上都具有一种被别人喜爱的地方，不过因人而异，各不相同罢了。奇怪的是，尽管自己没意识到，在你所爱的人身上总会找到与你自己的相似之处。”保加利亚的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讲：“只要存在爱情，那么在共同生活的主要问题上，双方的愿望总是一致或者相近的。”科威特的穆尼尔·纳素夫讲：“爱情的含意就是共同的追求，有益的生活和心心相印。”所谓“相似的天性”、“相似之处”、“一致或者相近”、“共同的追求”、“心心相印”，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揭示了爱情是基于这种男女双方审美本质上的统一关系。
第七章 人的自身美的价值体系
一、“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人的核心价值美
人的美是社会美的核心，社会是人创造的，人是社会的主人，没有人类也就没有社会，也没有美。莎士比亚曾经对人赞颂到：“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正！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人虽然这么重要，可对人的研究，特别是对人的美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下面我们从人体美、风度美和人性美的角度来考察人的美的价值体系。
（一）人体，心灵的镜子：人体美及其欣赏标准
罗丹曾讲过：“自然中任何东西都比不上人体理解更有性格，人体，由于它的力，或者由于它的美，可以唤起种种不同的意象。” “人体，尤其是心灵的镜子，最大的美就在于此”“我们在人体中崇仰的不是如此美的外表的形，而是那好象使人体透明发亮的内在的光芒”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过：“人体通过皮肤发着光彩，因而赋予人类的美以百般的魅力。”可见人体美是任何美都无法代替的，它的永久魅力是在人的美中具有重要审美价值的。
人体美，指人的自然形体美，包括人的形体和容貌的美，是人的生理形态显现出来的美，也属于人的美中的“自然美”（即顺其自然的形态美），同时也有属于形式美的重要因素（如以人体中轴线为中心的对称，均衡等）。
（二）鲁迅告诉我们怎样穿衣：服饰美的审美原则
服饰美，一般指穿衣、打扮两方面的美。假如说人体美中的自然因素大于文化因素的话，那么有着“人类的第二皮肤”之称的人类的衣着（也应该包括装扮）的文化因素则是起关键作用的。
我们都知道，通过一个人的服装打扮可以窥见这个人的心灵，了解他（她）的文化修养、审美习惯和爱好、气质精等。
目前，人们对服装的要求，对打扮的追求日趋强烈，这是好事，它说明我国经济发展了，正像一个人如果没有钱吃饭，他也不太可能先买一个发卡。但随之而来的则是，人们对服装美学知识普遍缺乏的问题。如，有的女孩子浓妆艳抹，着装华丽，过分暴露，给人一种矫揉造作、令人发呕的感觉。同是一件衣服，甲穿美，乙穿不美。自己个子很小，身体很胖，腰很粗，腿还短，还偏偏要穿什么紧身衣、低腰裤、超短裙……这些现象都涉及到服装打扮上的美学问题。
我们先从鲁迅先生一段轶事谈起。
有一次，女作家萧红穿着一件红上衣和一条带格的咖啡色裙子来到鲁迅家，一进门就问：“先生，我的衣裳漂不漂亮？”鲁迅看了看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色放在一起很混浊……”鲁迅还说：“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不一定要穿黑鞋；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可见鲁迅不仅是个文学巨匠，也是服装美学专家。从鲁迅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服饰美的原则与要求：
（三）“良好道德品质的标志”——风度美的重要价值
在不少研究人的美的论著里，一论到人的美就照搬哲学里有关内容与形式的观点，人的
美就是外在美和心灵美的总和。其实人的美远不那么简单。在外在美和心灵美之间还有个重要的桥梁或阶段——人的风度美。
2、风度美的审美原则
（1）着装打扮要得体。美学家李笠翁（明末）：“人有生成之面，面有相配之衣，衣有相称之色，皆一定不可移者。”比如“男要亮鞋，女要亮发”虽然是句俗语，但在懂风度美的人看来却相当重要。特别在西方有些国家，男人的皮鞋一定要光亮如新，随时随地都要擦，他们认为，一个穿着脏兮皱巴巴皮鞋的人，一般在私生活方面不够检点。这也许是外国鞋童四处可见的一个原因吧。
著名影星明星索非亚-罗兰说的好：“过分的浓妆永远不会吸引人，许多人把浓妆作为掩盖自己的面具，尤其是年轻的妇女。我体会到过多的化妆使一个女人的面容苍老，甚至破坏脸上的表情，化妆也好，其他美容措施也好，只能顺乎天然的容貌，而不应当违反自然的意愿。”
日本的 山口百惠在《苍茫时分》一书中也说过：“我觉得因为一化上妆，表情就僵死了，就像带上一个假面具似的，表情的变化只能是生硬
的、冷漠的和机械性的呆板，只要脸色好，我宁愿不化妆。”
这些东西方明星用她们的经历和心得告诉我们的这一切，再次证明了契诃夫的“人一切
都应该是美的，容貌、衣裳、心灵、思想。”的名言。
（2）动作举止要自然。风度之美，贵在自然。“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便突出地表现了这一审美观点。自自然然的风度，使人感到舒适，悦目。在交际或公众场合一个人动作是否自然大方，常常是这个人是否自信而有气质的外在标志，我们要想举止不做作，就要发自内心，而不是东施效颦。本来自己个头不高，看某明星微微驼背很“酷”，自己也弓着背，结果适得其反。
（五）名人明星有关美的言行访谈实录
笔者由于工作的关系（曾先后在著名导演尤小刚的“中国中北电视艺术中心”任宣传部长和首席记者；《名人》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哈尔滨广播电视报》社编辑部主任等）曾经采访过一些名人、明星。因为自己一直在思考、探讨生活美学方面一些问题，所以在与他们接触和交谈中，常常愿意观察和讨论诸如此类的话题。下面笔者将重新整理过的名人明星有关美的言行采访手记、实录和已发表过的文章，摘编如下：
1、著名国际礼仪专家，美籍华人靳羽西女士告诉我们：休闲，别忘了美。
我们这些“老记”总和明星打交道，“打”来“打”去，我们都有个同感，这些大明星太不好接触了，而且还要时不时提防着点儿．说不准哪句话问得他(或她)当场跟你急，如果见诸于报端，叉随时冒着被推上被告席的危险。
然而．大名鼎鼎的靳羽西给我们的感觉简直让我们“受宠若惊”。当我们与她面对面站在一起时，她仿佛是一个热情的姐姐。她听说我们是哈尔演广播电视报的，竟然喜出望外地紧紧拉住我们的手，又仿佛变成了一个娇嗔的小妹妹，攀着我们的肩头．就差没蹦起来。
我们相约在她住处进行单独采访．她兴高采烈地眺上长沙发，居然旁若无人地把高跟鞋甩得老远，可嘴上还颇顽皮地说；“这样可以吗?”当然可以。这儿就是你的家嘛。她又有点放心不下．一面往下拉了拉黑色的短裙，一面冲着我们说。“别往这以下拍好吗”，她坐了个腰部以下禁止拍照的手势。看来这个中国血统的美国公民，很注重自己的仪表，即便是在西方式洒脱的开心里．也没忘了保持东方女性矜持，端庄的美德．
说句实话，见过不少像挂历上那么漂亮的明星的我们，对靳羽西的容貌并不怎么赞美，然而她的修养、风度所体现内在的美，绝对是超一流的。尤其是她西方式的幽默，一下子便会大大缩短别人与她的距离。她亲切地与我们合影留念，没等我们靠近，就已大大方方地偎在我们身边。不时发出一连串的俏皮话：“这么照像，你太太不会发火吗?”，“你太太厉不厉害?”直问得我们哑口无言。只好说我们让太太厉害她就厉害，不让她厉害她就不厉害。当她发现我们手里没有印有她头像的化妆品兜时，她瞪大了眼睛吩咐手下赶紧准备两份。我们忙说；“不要，别麻烦……”可她却以高出一倍的声调说：“干嘛不要?一定要，不是给你的，带回去送给你们厉害的太太。”
太太厉害不厉害是关上门的家里事，太太漂不漂亮却是走上街的现实事。于是作为太太的她，在台上大侃如何使已当上和没当上太太的中国人漂亮起来……听来听去，我们明白了：她绝不是在关心我们老记的太太们漂不漂亮或厉不厉害，她分明是在给全中国人上一堂生动的美学课：这便是中国人不是不漂亮，而是有时候不那么聪明……
——摘于常勤毅著：《人体文化论》，第183-184页；《靳羽西，魅力无法抗拒》，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著名相声演员姜昆说：“穿衣服去参加外出活动，当然也要认真对待，胡乱穿件东西就去哪成？”
一件时髦的短体恤衫，一条白色西裤，把本来就很“少性”的姜昆衬托得更加年轻、潇洒。当他听说我们采用有点象“提审犯人”的采访方式，他眼睛一亮，连声称赞：“有意思，有意思。”而且马上摆出一付“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架势，可他怎么也没想到，我既没问一般记者采访时的套话，也没说一些盲目抬高对方的假话；而是就“姜”是老的辣，还是小的辣，向他搞了个“突然袭击”。
“‘辣’？……那当然还属老‘姜’喽。姜珊这孩子我从小就特别注意教育她，绝不能让她认为是生在一个名人家庭，就自高自大。我常常我常常告诉她做一件事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要去做就一定要认真对待。穿衣服去参加外出活动，当然也要认真对待，胡乱穿件东西就去哪成？”
“至于说到我妻子，我还有一比：我们三口之家就象是一个三角架，为保持它的稳定坚固，我妻子可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有时我对妻子说：‘那真是个糊涂人，你没看见这姜珊孩子如何如何吗？’可我女儿也对她妈妈喊：‘你太糊涂了，我爸爸脑筋跟不上形势了，’所以看上去仿佛是聪明的丈夫嫌妻子糊涂得太开放，聪明的女儿怨妈妈糊涂得太保守。”
既然谈到了李静民，我们便斗胆问了交困一个问题：“你现在是大名鼎鼎了。周围肯定有不少漂亮的女孩子，可你爱人和女儿都说你连看都不看她们一眼，感情特专一是吗？”被国内外无数记者采访了上百上千次的老姜，真有点没想到我敢向他提这么“辣”的问题。他先是一愣，然后伏在我耳边低声开了个大玩笑：“她们（指姜珊和李静民）不知道。”笑声过后，交困十分严肃地告诉我：“其实，我和静民是在1968年就认识了，感情是一年比一年深，都深到如今这份儿上了，绝不是能轻易被什么拆开的。”……
望着这位被姜珊誉为“挺伟大的母亲”，看着这个总是张着大嘴笑个没完的小姜珊，再瞅瞅一见妻子有急于离开之意便一个高跃从椅子上蹿起来，把和记者留影一事忘个精光的紧随“妻”后的大名人姜昆，我们顿时明白了为什么现代社会的不少艺术家扪的家庭一个个地瓦解，而姜昆一家却如此和睦幸福，如此充满生活笑声的原因了。
——摘于《电视月刊》，1996年第11期，第11-12页；常勤毅著：《姜昆一家谁最“辣”》
3、电影明星刘晓庆说：“这种无礼的行为，不管是谁，哪怕是名普通的女人也难以容忍。……哈尔滨人，特别是哈尔滨姑娘敢美，但有时不太会化妆，过于浓艳。”
说这是摄影棚真不如称它为危房改造基建工地。长满野草的大院子里堆满了上一个剧组拆卸下来的布景。为了防止涿州停电而耽误拍戏，两部破旧的废弃公共汽车“轰隆轰隆”地发着电，十几根粗细不一的电缆引导着我们进入棚内。
棚内，更是惨不忍睹，一边是简陋得只有几把破椅子的化妆室兼休息间(刘晓庆拍戏间隙就在这破椅子上睡了一觉又一觉)，一边是正在紧张制作布景、道具的工作间，另外是间“服装仓库”和一小小的传达室。
等我们真正进入搭好布景的拍摄区内，已经是满鞋尘土，一身疲惫了。只见静悄悄的摄影棚内，只有一位手持长卷，年龄约在十五、六萝，风姿绰约的宫女在同老皇帝“走戏”。
“刘晓庆呢?”记者寻遍了整个剧组竟然没见到刘晓庆。“刘晓庆怎么没来?”因为事关采访成败，急于找到刘晓庆的心情竟驱使记者情不自禁地嘀咕出了声音。陪同记者采访的制片主任倪克老师听到了，他急忙扯扯记者的衣袖，压低嗓音指着正在“走戏”的宫女说：“那不就是刘晓庆吗l”我们暗暗吃惊：在康乐官同晓庆见面仅隔两天半，这个年近不惑的“打工妹”一下子变了。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哪里还是刘晓庆?完全是个花季芳龄、清纯甜美的少女！记者在心里不禁妒嫉起来；刘晓庆，你真是个魔女！
戏正拍第3集的一个镜头：宫女武媚娘跪在地上，双手展开王羲之的书法横幅让唐太宗观看。据记者现场观察，一般一个镜头从试戏到实拍，反复至少六、七次。记者看看表，武媚娘长跪展卷的这个镜头，竟使“特别打工妹”长跪了17分钟。待实拍完了，晓庆起身站立时，她两腿踉跄、险些跌倒。晓庆似乎无暇顾及自己，又急忙走到监视器前去审察自己的实拍效果。室温很低，暂时无戏的演员尚身披棉衣，而晓庆却是一身薄纱。晓庆敢于吃苦的劲头，使剧组人员十分感动。像妈妈一样疼爱着她的服装师、62岁的李丽不得不经常手提着晓庆的那件红色羽绒服，稍有空歇，就急忙给她披在身上。记者看到，晓庆十分谦虚，认真聆听陈导说戏；她和剧组的全体人员相处得十分和睦，根本没有名人的架子；连从劳务市场聘来饰演宫娥嫔妃的真正的打工妹们，也仿佛和她结成了好朋友。特别是当我们看到晓庆同剧组里的民工们吃一样的凉馒头、冷饭和米汤时，我们禁不住问她：“这种东西你咽得下吗?”她眉毛一扬，一副甜甜的笑容：“这有什么?只要有大米饭，什么都能对付。”
是的，晓庆在这里已完全成为一个普晋通通的打工妹，她休息时和别的演员在一间大屋子里，拍摄间歇她和剧组人员一道说说笑笑，经常逗得别人笑出眼泪来。饰演李治的演员陈宝国有一个和武媚娘眉目传情的特写镜头，拍了十几遍总是不理想，一名摄像打趣地说：“干脆，让晓庆站在小陈面前，在大脑里尽情想象她多么漂亮就有戏了；……”
还有一次，戏拍至深夜，不少人员已经困倦难忍，晓庆扫了一眼两只肩膀靠在一起的已困到极点的两个小伙子，开玩笑地说：“千嘛呢?你们俩是同性恋怎么的?”一阵哄堂大笑，驱走了大家的困意，这场戏顺利拍摄完毕。
最不能让人容忍的是，摄影棚内竟连个室内卫生间都没有，去厕所，须走过一条泥泞的放满了杂物的羊肠小路，才能看到一个小得十分可怜的破茅屋。我们来涿州正好赶上个星期天，晓庆的妹妹晓红等人来剧组看望她，见到如此情景，便心疼地说：“姐呀，这么艰苦，你怎么还是那么热情万丈?”晓庆笑着反问道：“艰苦吗?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在西藏
拍《无情的情人》时，我整天要吃夹生饭。”晓红又问；“夜里上厕所路这么黑，要不要我给你送来个手电筒?”晓庆断然拒绝：“不要！别人不怕，我为什么怕?别人不用手电，我也可以不用！”
3月12日深夜12时许，应晓庆之邀，我们坐进了她赶回北京的红色夏利轿车中。采访在夜色中正式打开了序幕。
记者：晓庆，这次你给我们的感觉怎么和以前传闻的不太一致呢?
刘：那就对了，因为我已长大，我已走向成熟。
记者：那么以前你拒绝给观众签字，或者说今年年初你来哈尔滨给有的影迷带来的失望，该做何解释?
刘：我首先是个人，我有签字或不签字的自由。何况当时我已想签字，只不过被随行的人问话给打断了。
记者：去年在广州评选了十大影星，你被排在巩俐后边，有何感想?
刘：我很高兴，我已5年不演戏了，观众还记得我。……
记者：有关传闻，说你打了一名女记者．是否属实?
刘；什么叫打？当时我把帽子压得很低，一名女记者喊；“刘晓庆把帽子摘下来！”我未理睬，她便过来强行摘我的帽子。在大庭广众之下，她这种无礼的行为不管是对谁，哪怕是名普通的女人也难以容忍。何况我只是挡了她一下。……
记者：你很想将你的化妆品市场扩大到哈尔滨来吗?
刘：当然，只是个时间问题。哈尔滨人，特别是哈尔滨姑娘敢美，但有时不太会化妆，过于浓艳。究竟怎样化妆才符合中国人的肤色，等我下次来哈尔滨时我要告诉哈尔滨的姑娘们。
——摘于《广播电视周报-周末版》，1994年；常勤毅著：《“大猫”刘晓庆》
4、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张越说：“减肥，不管是什么，都不能以拒绝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为代价。”
那是在2001年8月里最炎热的一天，我正在宁波的宁海教师进修学院给学生上美学课。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张越和她的节目组成员，来到我上课的教室。我印象很深，当时我正讲到有关形式美的美感问题。他们悄悄站在教室后边，被我的讲课内容和学生们的认真听讲和积极参与所打动，一直听到下课。
然后就发生了当天夜里在宁海“春来茶馆” 张越对我的夜半访谈，然后就拍摄了有关我和张越畅谈事业、家庭、爱情、婚姻等话题的专题节目，然后就有了后来在中央电视台“半边天”专栏里热播的专题片《象陀螺一样旋转》，然后就接到了由中央电视台和张越那里转来的一封封观众的来信……
我在和张越的交谈中，确实被她的平实、风趣、机智和优雅的风度美所吸引，在她身上深刻地体现了那种超越容貌和形体之上的风度美，特别是她有关美的感受和言论很有见地。
她在与我共餐时，一边吃着宁波有名的“臭豆腐”、“ 臭冬瓜”和海鲜，一边讲：“减肥，不管是什么，都不能以拒绝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为代价，比如我现在吃的美味……大不了从头在来”
她在访谈我时讲到：
“一个研究文艺理论的人，能想办法赚来的钱，和经商赚来的钱相比太微薄了， 太无能为力了。”
“婚姻的过程不仅是两个个人，它是与时代的脚步有关系的一个过程。”
“一个人的家是空荡荡的，这对于一个一路奔走的中年人来说，这是寂寞的。也是心灵的安慰。”
“缘分这句话更象是种托词，因为它很虚，每个人都可以拿它来说。”
张越在访谈中问我：“你说在婚姻中肉体和精神是可以分离的吗？”
我回答：“可以暂时的分离，但不能永远的分离。”
——摘于中央电视台“半边天”特别节目（2001年  月  日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播出），张越访谈：《象陀螺一样旋转》。
5、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敬一丹说：“他们是领导，更是家乡的长辈，看他们饮酒、唱歌比看他们端坐在会议桌前还可爱……”
敬一丹有大家风度，而没有名家架子，是家乡的记者几天来的共同感受。不必提那利落的短发，朴素的衣着；对家乡的男女老少透着一种极其真挚的情怀，言谈中时刻把自己作为无话不谈的“娘家人”，就这一点也足够在外装孙子回家装大爷的所谓腕儿们学一辈子的了。
在肖冬梅和邢籁家，她仿佛一名多年未归的家人，挨个房间走走看看，特别是当打开邢籁家的影集时，一边欣赏一边询问，全然一种回到自己家的感觉。
在有部长、局长、台长参加的专题座谈会上，她将自己摆在十分恰当的位置上。用她的话讲他们是领导更是家乡的长辈，甚至说出看他们饮酒、唱歌比看他们端坐在会议桌前还可爱的心里话语。
在行使的车子里，他又与司机亲切谈笑，讲自己驾车时的感受，考证时的心情，京都交警与明星的“段子”，让在场人无不觉得眼前的一丹平凡得就像邻家的大姐。
在晚餐的桌子上，她那一杯热茶边放着一小杯白酒，喝来喝去只见她频频举杯可杯中白酒总有。但该喝的时候，她照样会如她所说宁肯“晕菜了”，仰头一饮而尽。
在邻座的人谈起自己有对双胞胎的女儿时，她竟十分认真地要向人家请教其中的“妙术”，然后轻轻一笑说：“现在知道也晚了，换老公也来不及了。”
在宾馆的电梯上，还没等一位领导问她年龄有多大的话说完，她爽快地从实招来：“40，我先招。”当周围人表示怀疑时，她大眼睛一瞪：“真的，我是1955年生人。”好家伙，实在的一丹还瞒了一岁。……
也许是在众记者面前要证实一下自己并不是真的不懂音乐。她提出要点唱《回娘家》，可偏偏卡拉   机里没有这首歌。这时不知谁放起了《在雨中》，只见一丹一下站起身：“这个我会。”就走上前拿过话筒和我合唱了这首男女声二重唱。……
——摘于《广播电视周报》，1996年2月21日；常勤毅著：《敬一丹回娘家》
6、香港著名演员郑少秋说：我很懂得欣赏女性的美。
在谈到自己的家庭时，郑少秋更是充满了幸福感和陶醉感。他告诉我：这次出来拍喜只几天，所以就没带太太一起来，以前他都是带着太太一起出来。特别是我问起他的小孩时，他竟然幸福得一时把大女儿和二女儿的名字都搞混了。他还特别解释了一下为什么生得都是女孩：我很懂得欣赏女性的美。
——摘于《中国演员报》，1996年11月15日；常勤毅著：《郑少秋哈尔滨当“车夫”》
7、电影明星盖丽丽说：在艺术上爸爸妈妈虽然没给过我更多的帮助和影响，但是他们教会了我怎样去做一个正直、纯真、坚强的人。
当我问起你是否还能记住妈妈常讲给你的故事时，你吗双动人的眸子中立刻闪现出一丝感伤。你说在你记忆中最深的只妈妈总给你讲一个有关普通女工的悲伤故事。也许是你的妈妈他普通平凡了，或许是她太善良并富于同情心，那么多的美丽的童话和动人传说都不如这个女工的故事更真实感人。这个女工很贫穷，她丈夫在工厂做工时，不幸胳膊又给砸断了，好可怜的人。每当你听起这个故事，你都在心中泛起一阵涟漪：这个女人的鸣咋这么苦？本想哄你别哭的妈妈怎么也没想到，故事未讲完，你已哭成个泪人似的。……
——摘于《名人》，1994年第一期，第20-21页；常勤毅著：《长长的站台 潇洒的等待——盖丽丽印象记》
第八章  生活美学的艺术价值
一、“在爱神拍你的肩膀时……”——生活美学的艺术化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经说过：“在爱神拍你的肩膀时，就连不知诗歌为何物的人，也会突然之间变成一位诗人。”我们将他的论述套用过来，“在生活拍你的肩膀时，就连不知艺术美为何物的人，也会突然之间变成一个美学家。”确实，按高尔基的话说“照天性来说，人都是艺术家，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希望把美带到他的生活中去。”但是，在现实中，当我们真正面对如万花筒般的生活现象和象魔术棒一样的艺术作品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眼睛不够用、耳朵不好使、嘴巴讲不出、步子迈不动、大脑不灵活……
2、“要使读者落泪，作家必须大哭”： 艺术的情感美与典型美
(1)艺术美是艺术家主观情感的体现
没有情感便没有艺术，“要使读者悲伤，作家必须落泪；要使读者落泪，作家必须大哭”。 中国古代“以无情之语而欲动人之情，难矣！有一种说法：你创作艺术作品时，你想使读者伤感，你创造时就得流泪；你要想读者流泪，你创时必须痛哭；你要想读者痛哭，你就得嚎啕大哭；你要想读者嚎啕大哭，你就得哭得死去活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读者的情感有个渐弱性的问题。艺术作品对读者的情绪感染是渐弱的，就象磁铁吸铁，距离越远，被吸引的铁越多，吸力就越小，为了增加磁性所以要加大磁场。 所以艺术家必须注重感情、全力投入感情，所以他们在俗人眼中，常常象个疯子。
(2)艺术美高于生活美
我们常常说某某作品中人物现实中没有，没有不一定是不真实，它必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如果和生活一样，就没人看艺术了。艺术美经过高度典型化。如拉斐尔在画林看女神《迦拉丹》时，曾感慨地说，意大利美女太少，因为生活的具体形象总可以找出一些毛病，所以他只好“按照心目中形象”来画。
近年来的文艺作品中，出现了一些令人费解的人物形象：正面男主人公见异思迁，生性风流；正面女主人公浓妆艳抹，举止轻浮；温柔少女气吞山河、神通广大；亡命之徒良心发现，情深意长……面对着这些不甚正常的文艺创作现象，我们有的评论者非但没有及时批评这种倾向，反而极力从理论上寻找各种依据，其中之一就是打着“艺术美高于生活美”旗号的所谓人物性格的“多层次”论。
比如根据红色经典电影改编的电视剧《红色娘子军》。剧中除了沿用电影主题曲以及故事主线之外，细节上有不小的变化。据导演介绍，给南霸天安了不少优点。
电影中的“南霸天”是个坏到家的人，他也成为观众印象中地主恶霸的标准形象。不过，在电视剧中，导演为“南霸天”增加了不少人性：给他安排了孝敬母亲的戏使他成了大孝子。除了孝顺之外，“南霸天”还有点学问，懂点英语。甚至还成人好事，为人主持婚礼。之所以安排这些和“恶霸”形象不符的戏份，导演袁军的解释是坏人应该性格丰富，不应该脸谱化，格式化。为此，他还启用了惯演“好人”的刘佩琦演南霸天。在他看来，让一个演惯了好人的演员演坏人可能更容易出彩。
对于“南霸天”的人性化处理，刘佩琦表示理解： “南霸天首先是一个人，所以他也有他人性的一面。像对母亲很孝顺，对孩子很好。不过这并没有改变‘南霸天’恶的本质。只是用人物好的一面去反衬人物坏的一面，显得真实些。”
记者就此咨询了几位观众的意见。刘先生认为“南霸天”是孝子还可以理解，毕竟旧时代的人都讲究“以孝为先”。但是有学问、做好事等其他的优点来得没有根据，难以接受。庞小姐告诉记者， “南霸天”是深入人心的一个恶霸形象。一下子有了那么多优点有些难以接受，甚至觉得扭曲了经典。
众所周知，文艺作品中人物性格是千姿百态的，即使是某一特写的“好人”或“坏人”，其性格也有着多方面的表现。文艺作品中“可以多方面地流露他的性格”是无可非议的；但我们还应看到，无论人物的性格如何复杂、丰富甚至矛盾；“性格的特殊中应该有一个主要的方面作为统治的方 面”，由它来决定人物性格的主导方面，即黑格外尔所说的“定性”。这种“多方面”和“统治方面”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文艺人作品中既丰富多变又重点突出的人物典型。如哈姆雷特、堂-吉诃德、高老头、贾宝玉、阿Q、吴荪甫------这些人物形象有的一时矛盾、彷徨、苦闷，有的具备一些拔刀相助的侠气，有的有那么点人所共有的父爱，有的沾上迷恋女色的毛病，有的稍具计谋，有的略有壮志------这些人物本身的多方面性格得到了“丰富多彩的表现”；然而更为突出的则是他们身上始终具备的一种“定性”，它主导着人物性格的最后归宿，规定了这一人物区别于那一人物的特殊性质。在这方面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家也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为贞女，虽偶然谈笑而不失庄重之容；为淫女，虽故意矜持，时而露冶荡之态；为富贵女，则不假修饰而衣履之间自具华美之气；为贫贱女，虽极意梳掠，而行动之顷不免羞涩之形”（见《涵芬楼文谈》）。葛洪不但指出以上诸现象，更点明了产生诸现象的原因。他说：“西施有所恶而不能减其美者，美多也；嫫母有所善而有能救其丑，丑笃也”（引同上）。这些独到、深刻的见解，都阐释了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种美学原则——万变不该离其宗。
“万变不该离其宗”，这是人人皆知的生活哲理。但有的文艺创作者和评论者却不愿接受或不够重视它在文艺创作中的指导作用。表现在创作上，有的为了图解普遍存在的人性，就给残忍的敌人身上大加“仁爱”之因素；有的为了说明“是人不是神”的观点，就毫无道理地往正面人物脸上抹几道黑灰，显而易见，他们把多层次、多角度、多侧面地表现人物典型性格，错误地理解为就是写好人的缺点，坏人的美德，以为这就是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真实性，其实质是对艺术美的扭曲，到头来只能陷入公式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泥坑。表现在评论上，人物性格“多层次”论早在多年前就有人提过。当时在文学阶级性和人性、共同美和共同美感等问题的讨论中，就曾有人指出人性的善与恶在文艺创作中的表现，并大力提倡之。几年后在“异化”问题的争论中，又有人进一步论证了“人性异化”的观点，并从此角度大谈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中写“异化”了的人物性格。近年来，从上述角度论证的文章不多了，但又有的论者又从另一角度——系统论的观点阐释人物性格“多层次”这一论题。
系统理论，顾名思义就是将客体对象放到系统体系中加以研究的科学理论。它要求分析构成客观事物各因素及其层次，研究各构成因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历史发展等问题。这种理论改造了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现代科学方向，无疑是一种有益于人类社会的新兴学科。然而，当将这种理论引入文学领域中时，我们应充分注意文学本身的特殊性，应全面吸取系统理论中符合文学的积极因素，切忌盲目片面。用系统论来研究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也是如此。我们一方面可以运用系统理论的整体性、相关性原则，深入剖析典型人物性格内部构造系统的各个层次；但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系统理论中的有序性原则在整个系统中的制约作用，这就是任何事物的整体和它的相关因素的存在都是按照极其严格的等级、程度、地位等有机地组织起来的。这一原则体现在人物性格的内部构造系统中，便呈现出人物性格诸因素的主从关系、主导和非主导地位。然而，“多层次”论者却都或多或少地忽略了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他们往往过份强调前者在文学艺术研究，特别是人物性格研究中的作用，夸大人物性格复杂性、矛盾性的一面，甚至认为“性格越复杂越好”，“性格两极构成一个人的整体”等等，这些不无片面的论述固然能在客观上解释某些优秀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可是也给那些胡编滥造的作品制造了其理论根据。没有中心的“多层次”是繁杂；没有主导方面的人物性格，无论他怎么复杂，也不会存在于现实之中的，当然也就不是典型的了。
当我们面对着如此纷纭复杂的文艺现象，仅仅简单地理解为写好人的缺点，坏人的美德，并且美其名曰为什么人物性格“多层次”论，显然是不够科学的。而作为创作者本人“高大全”遭到反对，就大写正面人物的“低小缺”；用纯黑色写反面人物没有市场，就给他编织一些毫无道理的花边，这种创作态度本身就是不足取的。因而我以为只有正确理解人物典型性格的复杂性、矛盾性，才能在“万变不离其宗”这一美学原则指导下，塑造出丰富多彩又合乎情理的真实、典型的艺术形象。
二、练就能看懂美的眼睛——艺术美学的生活化
（一）谁来独赏眉：生活美学是形式美的艺术
春节来到之前，在北方农村都有挂年画的习俗。有一次，到下面采风住在一房东家。母女俩挂年画，老母亲要把两张年画一边一个挂在大镜子两旁，而小女儿则要把年画挂在镜子一别，而另一别挂上大挂历。二人争执不下……其实母女俩的两种挂法正反映了两种形式的美，各有道理。
1、形式美的因素
对称美：上下左右、内外前后各部分之间组成两两相对彼此相等的结构。这是一种来自于大自然的美，朴素、原始、直接的美，如出土的萌芽，树叶的脉络等。在中国古代宫廷和民间建筑上都充分体现这种对称的美。
均衡美：左右上下的形体不必相同，而它们之间的分量却要相等。比如男性西装的袋巾与手表形成的相互呼应的均衡关系。
比例美：部分和部分、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比例，如人体比例，如黄金分割率（1：1.618）。宗教美学家托马斯说：“美有三个要素，第一完整或完美，凡是不完整的东西就是丑的。其次是适当的比例或和谐。第三是鲜明。”
对比美：两两相对的形体在大小、强弱、色彩等方面形成对照。如“花红还需绿叶衬”，“万绿丛中一点红”。
秩序美：各部分之间构成一定的有规律的排列组合，如花瓣、建筑物的窗户等。
节奏美：在等量的时间、空间范围内组成有规律的、有起伏的反复。如连绵的群山、潮汐、雨滴都有节奏美。
多样统一：主次分明、错落有致、相得益彰构成了这种高级的形式美，如公园、广场、大型艺术作品。
2、形态美的因素
据说我国两位美学家乘飞机来到杭州上空。其中一位俯瞰杭州全貌，说：“杭州的美我一览无余，历历在目。”另一位说：“这还不够，你得下去，一个景一个景地看，比现在还美。”前者说：“你无论看得怎样多也产生不了现在的美感。”二人争执不下。其实，这里面涉及到了生活美的形态美美问题。
根据美的构成形态和状态，可分成单现美、个体美、综合美；单现美：又叫单纯现象美。在以个体形式存在的事物中，某个部分或局部或部位呈现出来的美的形式，如，一个人的肖像总体看上去平淡无奇，但如果单看眼睛却很美，这就是单现美。
个体美：是事物中各部分、部位间构成整体性的美。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单纯现象不美，一经组合反倒美，如一个人肖像单看哪儿都不好看，但看整体却十分舒服。另一种，单纯现象美，组合一起反倒不美。李瑞环同志在他的〈辩证法随谈〉中形象地阐述了这种现象，他说：“倾国宜统体，谁来独赏眉。五官单个虽好，但相互不协调，也是丑八怪。”
综合美：是较高一级的美，是由个体美构成，但又不是简单相加。那位美学家从飞机上看杭州便是这种综合美。这种手法在电影中经常运用，两个镜头一组合，便会产生一种意义繁多的综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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