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繁星春水读后感800:《台北故宫》解说词 第1-5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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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正式打响。
随着解放战争中，国民党部队的节节败退，此时的南京城里，很多国民党官兵家属想着离开这个城市撤往台湾。搭乘飞机已经成了奢望，水路更是人满为患。
“中鼎号”靠岸的消息不胫而走，船刚停稳，国民党海军司令部的官兵家属就一拥而上，把船占得满满当当。
下关码头的混乱局面，急坏了一个人，他就是杭立武。
杭立武时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兼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他的任务就是让这700多个箱子能尽快出港。
情急之下，他打电话给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
桂永清赶到码头，登上“中鼎号”，劝大家说，箱子里都是非同一般的珍宝，急需运走。终于，人们听了桂永清的话，下了船。
1948年12月22日清晨, “中鼎号”装载完毕，终于启航了，这次航行的终点是台湾岛的基隆港。
看着远去的“中鼎号”，杭立武松了一口气，从接到文物迁台的任务起，他就一直为这些箱子的安全忐忑不安。
这些箱子共有712个，里面装的是来自五个机构的顶级国宝，其中包括故宫博物院的皇家收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安阳殷墟出土文物、中央图书馆的宋元古籍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大批珍贵文物。此外，60箱重要的外交档案和国际条约文本也随船前往，这里就有那份著名的《南京条约》。
这些珍贵的文物之所以能从遥远的北京来到南京，事情还得从三十年代说起。1933年，为躲避日军战火，故宫博物院等几家机构精选了一万九千多箱珍贵文物紧急南下。这次大迁徙历经14年，辗转贵州、四川、陕西等地，行程十几万里，直到1947年12月又被全部运回南京，暂时存放在南京水西门内的朝天宫。
1937年故宫博物院在这里设立了南京分院。
作为那次文物大迁徙的主要负责人，杭立武万万没有想到，一年之后，这些国宝又将开始新一轮的颠沛流离，而且这次是漂洋过海。
1948年11月10日，南京市一处不寻常的院落中正在召开一个秘密的会议。
来开会的一共8个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 这所官邸的主人, 教育部次长杭立武,这次会议的倡导者，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教育部长朱家骅、外交部长王世杰、考古学家李济、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故宫博物院的古物馆馆长徐鸿宝。
这是一次非正式的秘密会议，会议气氛异常紧张，由于时局非常混乱，于是这8个人一致主张将文物迅速迁往台湾。
翁文灏的寓所位于南京市鼓楼区。60年前，文物迁台的重大决策就是在这里酝酿成熟的。这份1950年杭立武在台湾撰写的报告中，详细地叙述了这次会议的决定。
上面标示着：会议决定先抢运故宫600箱精品，并推举杭立武全权负责文物迁移的事。
很快，接替翁文灏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签发了批准文物迁台的文件。
当时还拨发28000元金圆券作为迁运费用。
翁宅会议短短1个多月后，五个机构的第一批文物登上了驶向台湾的“中鼎号”。
跟随这些文物一同前往台湾的一共有9个人，这其中包括一对夫妇，他们是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庄严和申若侠。
十几年来，他们护送国宝辗转大半个中国，孩子一直带在身边，这一次，他们又把四个儿子带上了船。
他就是庄严的小儿子庄灵，现在住在台北郊外的观音山上，庄严夫妇在护送文物途中的一站——贵州，生下了他。庄灵从小就与这些文物为伴，当年坐上“中鼎号”的时候，他只有十岁，那是庄灵第一次飘洋过海的经历。
庄灵知道这些大箱子里面装的都是皇宫中的宝贝，但是他并不知道，这里面的80箱文物还有着一段特别的经历。
1936年，这80箱国宝曾经远赴英国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它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大规模出国展览的国宝。
在参加伦敦展的国宝中有：中国彩瓷烧制史上最美丽的作品,珐琅彩山水楼阁碗，小丘奇石、山水环绕，是乾隆年间珐琅彩瓷中的极品；而东汉的玉辟邪是传世最精美的一件,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良渚文化的玉琮，散发着四千多年前的神秘气息。此外，170多件中国书画史上的精品也在这次伦敦艺展上汇聚一堂；《富春山居图》，长6米多，被后世称为中国山水画长卷“第一神品”。
如今，这些无价的瑰宝全部都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
当满载国宝的“中鼎号”驶入台湾海峡的时候，却遇到了恶劣的天气。当时是12月，开始有东北季风，台湾海峡风浪很大。更糟糕的是“中鼎号”的推进器坏了一个，马力不足，船摇晃得更加厉害。
1948年12月26日，“中鼎号”在海上颠簸了4天，终于驶进了台湾北部重要港口——基隆。
庄灵还记得他刚到基隆港的那一天，奇迹般地见到了大把大把的香蕉，因为在南京时，通常是一根香蕉切成薄片由全家人分着吃。
1948年12月底的这些日子里，台湾的报纸上登出了这样几条消息。在他们到港的前一天，基隆港的吞吐量创造了新的纪录。
台湾花莲水稻丰收，同时台湾大部分地区正在酝酿着土地改革，而台北则要在元旦举行一场规模很大的集体婚礼。
“中鼎号”上的中华珍宝就在这样气氛下登上了台湾这片土地。
就在第一批文物运走的十几天后，杭立武又开始了第二批文物迁台的计划。但此时，身为海军司令的桂永清再也派不出一艘军舰来了，杭立武无奈之下只得包租了招商局的“海沪号”用以抢运第二批文物。
这次要运出的文物共有3502箱 ，是迁台文物中最多的一批。
高仁俊，第二次文物迁台的亲历者，他现在生活在台北，已经86岁高龄了。
参与第二批押运的还有一位老人健在，他叫昌彼得，后来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当年，他负责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籍的装运。他回忆道：那时是善本书很多，原来在南京都是摆在书架上面，现在要运，当然要装箱，关键是要定制木箱，我们要装，装了还要抄册子，所以那个工作也蛮繁复的，大概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把它装箱装得好，才能够运开始运。
在这批迁台文物中，最著名的是文渊阁《四库全书》。它于乾隆四十七年入藏紫禁城文渊阁，是当时七部《四库全书》中缮写最为完整、制作最为精良的一部。
这批文物里还包括曾经收藏在紫禁城里的宋元瓷器：世界上仅有的汝窑无纹水仙盆；宋高宗最珍爱的汝瓷之一——奉华纸槌瓶；宋代五大名窑的珍品——定窑婴儿枕。
除珍贵的宋元瓷器外，存于南京的全部青铜器也登上了“海沪号”
这些国之重器的发现使中国历史可以上溯到三千年前。后来它们成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
截止1949年1月中旬，天津解放，北平已处于解放军的包围中，淮海战役的两大重镇徐州、蚌埠也相继解放。
1月21日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宣布下野，不久后他便回到老家浙江奉化祭祖、休养，但实际上蒋介石依然在暗中掌控着国民党的大权。
在这之前，蒋介石早已把台湾确定为他的“复兴基地”，1948年的最后一天，他的嫡系陈诚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
除了运走大批国宝外，蒋介石还秘密部署他的儿子蒋经国，运送各种物资和黄金到台湾，最后，黄金总计运走390万盎司，共计五亿美元。
1949年1月，杭立武迎来了他46岁的生日，没两天就是1月28日,农历大年三十.这一天 他不得不面对,第三次国宝迁徙的挑战,没想到下关码头的工人，因为过年不愿意干活。两千箱国宝只能盖着油布，露天堆放在港口边。
运送第三批国宝的“昆仑号”很快就要驶进码头了，经过反复谈判。最终，在同意发放新年特别奖金后，工人们才答应装船。
正当副舰长禇廉方准备下令启航时，杭立武又派人送来四只大箱子。这四个箱子里装的是汉奸汪精卫送给日本天皇的礼物，其中最有名的是这扇木镂雕镶翠玉屏风。它们是抗战胜利后从日本追讨回来的第一批文物，1948年11月被运回南京。
两年以后，日本又将从中国劫略的105箱文物分6批陆续归还中国，这些国宝都被直接从日本运往台湾高雄。
今天，象九层石塔、翠玉屏风这些日本归还文物被分别收藏在台北的历史博物馆和台北故宫。
当时，已经超载的“昆仑舰”再也装不下那四个装着翠玉屏风和其它文物的大箱子了，当禇廉方得知这批国宝的来历后，便下令将官兵寝室内的办公桌椅全部拆除，将这四箱文物搬上了船。
“昆仑号”这一次将运走的国宝1248箱，其中包括蜚声海内外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1949年1月29日，“昆仑号”从下关启航了。
这段旅途远比想象的艰难和漫长，“昆仑号”出发的前一天，一艘名为“太平号”的客货轮，在开往基隆的途中与一艘货轮相撞，近千人丧生。这个消息让“昆仑号”上的人们心有余悸。颠簸在大海上，押运人员还要经受身体的煎熬。
大海上，舰龄老化的“昆仑号”毛病频出，不得不靠岸修理，一修就是七天。就这样，船一路走走停停，原本3天的路程，走了20几天。
2月22日一路曲折的“昆仑号”终于到达了基隆。
从1948年12月21日到1949年2月22日，短短64天里，南京下关到基隆港这条水道上，总共有6个机构的5522箱顶级国宝被运到了台湾。
北平的紫禁城——这些国宝本来的家，此时却一片寂静。
就在南京的古物被一船一船地运往台湾的日子里，这里竟然没有流出一件国宝。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人，他就是——马衡。
马衡，著名的金石学家，53岁起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1948年11月，解放军完成了对傅作义部队的合围，为了保护这座千年古都免受损害，解放军围而不攻，希望和平解放北平。
面对时局，马衡心里早已打定了主意，他要和紫禁城中的宝物一起留在北平。
在此期间，杭立武的电报雪片般地飞向故宫，催促他精选故宫文物空运南京。1949年1月14日，沉默了多日的马衡终于和这位老朋友摊了牌，他在给杭立武的一封信中说：医生不让我坐飞机，因此我暂时不能离开北平，我希望你运完这三批文物之后，不要再运了。
半个月后，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
直到和平解放的这一天，紫禁城里没有运出一件文物。
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正在准备进行国共和谈，杭立武准备运出第四批文物的计划，被他下令阻止了。
在这段岁月里，台湾岛正在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入，200万人涌进了台湾。
1949年年初的台湾经常可以看到限制用电，节约用水的新闻。他们还一度为了节约把各大酒家改成了食堂。
当时的台湾，物资还很匮乏，再加上大量涌入的人口，整个台湾陷入了不稳定的状态。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重庆，国民党败局已定，只剩下残余部队在西南一带负隅顽抗。11月，身在重庆的杭立武接到了来自蒋介石的严令，不惜一切代价将河南博物馆存放在重庆的69箱古物抢运台湾。
曾有学者这样说：“在中国的博物馆中，就藏品而言，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它的藏品多来源于新郑、安阳等地的考古发掘，具有相当高的文化和艺术价值。这次要运往台湾的古物包括甲骨、铜器、唐三彩等。现在，它们都收藏在台北的历史博物馆中。
1956年3月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就是在这批河南文物的基础上建立的。
为了将这批河南博物馆的重量级文物迅速迁台，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专门调拨两驾飞机。于是，杭立武从69箱文物中精选了38箱装上飞机。
1949年11月29日，重庆白市驿机场，两架国民党空军运输机满载着文物飞向台湾。其中，233号飞机当日到达台北松山机场，306号飞机因为机械故障，改飞昆明、海口，12月1日抵达台北。
当年，69箱文物还剩下31箱没有运走。后来，这些文物运回了河南，现存河南博物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张大千参观台北故宫并留下了影像，说起张大千与台北故宫的渊源，则另有一段传奇。
1949年，张大千离开大陆，12月9日，一架飞机稳稳地停在新津机场。它是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的最后一批飞机之一。
准备搭乘这班飞机的乘客是这样五个人：“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政务委员”陈立夫、“秘书长”贾景德以及已升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
大家都带上了自己的全部家当，阎锡山准备带着两大箱黄金一同飞往台湾。
正当飞机即将起飞的时候，一辆小汽车载着张大千冲进新津机场。
张大千对杭立武说，他带来了78幅敦煌临摹壁画，并请求与这批画同机撤离。
杭立武深知敦煌临摹壁画的价值，但眼前的这架已经严重超载的飞机却再也载不下一个人和78幅画的重量了。万般无奈之下，杭立武从飞机上卸下了自己的三件行李，行李当中有他毕生的积蓄20多两黄金。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个条件：，这个画将来必须要捐给故宫博物院。
这班飞机终于起飞了，它在当天抵达了台北松山机场。
后来得知，杭立武用毕生积蓄换来的78幅画作中只有62幅是张大千敦煌壁画的临摹本，另外的16幅是张氏私人收藏的古画，到台湾后，张大千又将这些敦煌临摹壁画借到印度、巴西展览，1969年他兑现承诺，把这批画捐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就在这些敦煌壁画摹本飞赴台湾的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12月10日下午2点，蒋介石的“美龄号”也从成都起飞了，从这一天起，他永远告别了祖国大陆。
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12月，先后五次，共计5606箱文物被运往台湾，其中3879箱25万多件文物在1965年入藏台北故宫，而这里面有2972箱是从北京紫禁城里迁出来的。
整整六十年过去了，中国有两个故宫博物院，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
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在拥有藏品150万件，明清建筑8000多间，1987年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北京故宫的百万件馆藏中，不乏中国的顶级国宝。
中国现存最早的山水画， 展子虔的《游春图》
中国风俗画的顶峰作品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乾隆最珍爱的书法作品，王珣《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
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玉雕艺术品，原料重1吨的“大禹治水”玉山。
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每年迎来900多万名游客，同时它也是中国文物收藏和学术研究最权威的机构之一。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由于战争等各种原因，除台北故宫博物院外，中国的其他博物馆中也收藏着北京紫禁城里曾经存放的珍宝。
海峡对岸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65万件，其中百分之九十二的文物来自于北京紫禁城的清宫旧藏和遗存。
自1965年在台北外双溪开馆以来，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台湾最重要的中华文化传播和教育基地，它也改变了中国的文化分布格局。在宋元书画、宋代五大名窑、清代珐琅彩瓷等收藏和学术研究领域始终著称于世。
60年来，台北故宫所收藏的这些珍宝散发出的艺术和人文精神深深地影响着生长在这里的人们。中华文化的薪火相传并不以海峡两岸的分隔而停止，今天,它又呈现出独具魅力的现代色彩。
60年过去了，曾经伴随着文物来到台湾的人们，大多数都已离开人世，60年前几乎所有人在踏上台湾土地的那一刻，都以为这里只是他们短暂停留的一站。杭立武后来一直生活在台湾，直到88岁逝世他再也没有踏上过祖国大陆的土地；高仁俊到台湾的时候只带了一身衣服，索予明还没有来得及安顿好老母亲就上了船，那志良到台湾后劝说大家不要买木质家具，以免回北京时扔了可惜，李济一直盼着早点回安阳继续新的发掘，庄严在去世前还在和小儿子庄灵念叨，自己终生的遗憾是没能把这些宝贝再带回北京去……第2集北沟烟雨
早晨七点钟，已经退休的摄影家庄灵走出了自己的家门。今天，他要乘车赶往台中目的地，是一个叫做北沟的小山村。
汽车驶上了通往台中的高速公路，按照这个速度，到达北沟恐怕也要到中午了。从1950年4月到1965年12月，从大陆运到台湾的故宫文物一直就存放在北沟。照片中的这位老人是庄灵的父亲庄严，从1933年起，庄严就负责看护和管理从北京故宫迁出的疏散文物。庄灵作为家里年纪最小的孩子也跟随着父亲走过了大半个中国，贵州、四川、南京，最后来到了台湾。在北沟庄灵度过了十几年的青春岁月。
在台湾人们把很早以前的时光形容为古早，而今天故宫文物在北沟的这段经历，也已经很少有人再会想起了在飞逝的岁月里，北沟变成了一段古早的记忆。
如果我们要追寻这段古早时光的起始，还要回到六十年前的台湾省，基隆港。
基隆，位于台湾岛的最北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这里曾经是台湾最大的港口。虽然今天岛内第一大港的称号已经被南部的高雄所取代，但是基隆港的货物吞吐量每年仍然达到四千万吨之多。
台湾省铁路管理局纵贯线是贯穿台湾南北的一条铁路交通大动脉。1950年的初冬，从纵贯线的北端基隆港出发，装载着文物的火车向南行驶了77.2公里停靠在桃园县境内这座名叫杨梅的三等小车站上。在这里人们卸下了属于“中研院”的九百七十六箱文物，剩下的四千五百四十六箱文物随着火车继续向南行驶，下一站就是台中。
从台北出发，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车程，庄灵一行已经到达了台中市区。这里四季如春的气候使得台中被认为是台湾最适合于居住的城市。全年的平均温度是摄氏22.4度，同时也是岛内相对气候最干燥的地区。
干燥的气候对保存文物非常重要，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故宫文物被决定暂时存放在台中。在仔细考虑之后文物的存放地点选择了条件相对较好的台中糖厂仓库。
今天的台中已经是台湾的五大城市之一，城市里高楼林立，街道上车流如织。
1950年，匆忙的迁徙脚步在这里暂时停歇。随同文物来台的故宫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在台中安顿了下来，有的人住进了小旅馆，有的人寄住在学生宿舍。
那一年年初工作不久的高仁俊，来不及告别故乡四川的家人，也跟随故宫文物来到了这里。台中给他的最初印象并不是繁华，而是出乎意料的艰苦。
高仁俊回忆道：我们就住在台中的宿舍，它有一个公用的厨房，就是每家没有厨房，在公共的厨房来烧菜、来煮饭。一家一个炉灶，烧煤块。
昌彼得，是当年和高仁俊同一批来到台湾的同事，当时的他只有二十九岁，老家在湖北的孝感。
昌彼得回忆道：那时候台湾很穷，台湾的人到了冬天都没衣服穿，都是拿一个烘笼放在脚底下，冷的时候就这个样子度过，台湾那个时候物资缺乏。
1950年的台湾，经济极度困难，物价比几年前飞涨了一百五十倍。这个原本盛产大米的海岛，普通民众却吃不上白米饭，岛内处处都在闹米荒。番薯成为替代大米的主要食物，而猪肉更是每个月难得一见的美味。
张秀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如今的她依然是满口的京片子。1947年，她离开北京，跟随在故宫工作的丈夫吴凤培前往南京，随后又搭乘轮船来到台湾。到现在张秀珍已经离开家乡整整六十一年了。
其实，对于高仁俊、昌彼得和张秀珍来说，他们还算是幸运的。1950年前后，总共有两百万人跟随败退的国民党来到了台湾。告别了家乡在这个小小的海岛上举目无亲，很多人连落脚之处也没有，惊慌和茫然充斥在心头。
没过多久，保管故宫文物的工作人员就发现台中糖厂的仓库并不是一个存放故宫文物的稳妥地方这批文物需要一个更加安全的家。
高仁俊回忆道：我们住的地方是糖厂的地，而且后面有一个运糖的小火车，声音吵；糖厂每天要炼糖，那个烟囱很大，二十四小时全在冒烟，都是黑烟，那对我们这个东西非常不好，有损伤，所以赶快要搬家，就想办法搬家。
临近中午，经过五个多小时的颠簸，北沟终于出现在庄灵的眼前。现在这里的行政区划是台中市雾峰乡的吉峰村，在全乡二十个行政村里，吉峰村算不上很大，因为紧邻一条叫做北沟溪的小河，因而被人俗称为北沟。
几十年的时光流逝，对于在这里长大的庄灵来说，今天的吉峰村也已经变得崭新而陌生了。
现在居住在这里的村民，祖上大多是从福建漳州和泉州一带迁徙而来。村中的大姓是林家，他们是岛内大名鼎鼎的台湾第二家雾峰林家的一支，村中的土地也几乎都为林家所有。
穿过陌生又熟悉的街道，庄灵和朋友向村外的山野间走去。1949年的年底联合管理处的主任委员杭立武和他的同事也走过同样的山路。他们来到北沟，经过实地勘测，最终选定这里作为故宫文物的存放地。
1950年1月，联合管理处向吉峰村村民林攀龙租用了一块占地10.75甲、相当于三万平方米的土地，租期是十年，连同土地上的房屋建筑一共支付了台币四万元，修建库房的工作随即开始。
三个月之后，
这一年，北沟之外的台湾却是一片混乱。
高仁俊回忆道：在我们想象当中，在台湾来顶多半年就回去了。没有想到一搬来之后几十年就回不去了，事先根本没有想到。
就在故宫文物陆续搬入北沟的时候，在台湾的各个城市之中一大批用砖头和很少的水泥盖成的房屋拔地而起，在房屋的四围还围起了竹篱笆。入住的居民都是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军队和官员家属。这样的居住区在台湾一共有八百七十九个，它们被统一称为眷村。在眷村内，到处都能够听到大陆不同省份的口音，四川、湖南、山东和浙江。
夜晚的士林夜市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作为台湾非常著名的小吃夜市，人们在这里可以品尝到中国各个地方风味的美食。这种丰富包容的多元化饮食风格成为台湾的一个鲜明特点。它的源头就是眷村。今天大名鼎鼎的台湾红烧牛肉面据说就是由居住在凤山眷村里的四川人用自制的四川郫县豆瓣酱最先烹制出来的。而押运第二批文物来到台湾的高仁俊，就是郫县人。
今天，眷村作为一个个独特的社区，依然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见证着台湾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但是在北沟，与故宫有关的建筑却已经难以寻觅了，它们经历了拆除和改建，最后在1999年台湾“九二一”大地震的破坏中荡然无存。其实，即使没有地震的破坏，当年的那些房屋也很难保存下来。除了用砖瓦修建的库房以外，台北故宫工作人员居住的宿舍都是用竹子和泥巴为原材料修建的，它们甚至比台湾各地的眷村还要简陋。
北沟气候温和，适合种植许多经济作物。北沟所在的吉峰村，今天是全世界最大的金针菇种植基地。除此之外，水果种植业也十分发达。菠萝，在台湾被称作凤梨。无论过去和现在，凤梨都是北沟地区的主要经济作物。乡村的岁月寂寞而简单，而山外的世界充斥着不安和动荡。
就在故宫文物到达北沟的两个月零十六天之后，
庄灵的父亲庄严给自己的新家起了一个名字：洞天山堂。这个典故来自于五代时期画家董源的一幅山水画。母亲的鸡越养越多，庄灵和三哥考入了台中一中，开始了中学的学习生活。
在海峡的另一边，从1949年4月起，在国家的拨款支持下北京故宫博物院开始进行故宫建筑的修复工作。1950年，遗留在南京库房的故宫南迁文物开始迁回北京。与此同时，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原藏于养心殿三希堂中的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等一大批流失在民间的故宫文物也陆续以不同的方式回到北京故宫。
现在，每天都有四班公车按时来往于吉峰村与外界之间，但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从北沟到台中，交通十分不便，因为房子不够，一些工作人员只好把家安在台中市区，每天都要在两头来回奔波。
为了防备可能爆发的战乱，1952年，工作人员开始在北沟开凿小规模的山洞，有空袭时可将珍贵文物迁入保存。第二年冬天，呈U字形的山洞完工。
这个山洞，现在是北沟唯一能够找到的故宫遗存了。在山洞里面，因为条件的限制空气湿度仍然很大，并不有利于文物的保存。在洞外，潮湿的天气更是给文物的保管带来很大的麻烦，也给工作人员增添了不少额外的工作。
没有经费、条件简陋，但是关心北沟的人却并不少，来自社会各界的人们陆续来到北沟要求参观存放在这里的国宝。蒋介石、宋美龄、胡适、张大千、台静农，还有很多来自海外的学者。那时的北沟甚至没有一间可供参观的陈列室。每逢有人参观，工作人员就在库房里支起木板，要从堆得七层高的箱子里把所要看的文物挑出来，开箱提出，放在木板上。看完之后再装进原箱放回去。每一次都要重复这样劳累繁琐的过程。
有一次，蒋介石前来参观文物，有人告诉他北沟的工作人员每个月要养家糊口，工资根本不够用，于是蒋介石答应年底增拨五万元经费以此补贴生活，仔细算下来每个人可以多领到两百多块钱。
就在张秀珍他们为了两百块钱而期待不已的时候，台湾的经济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局面，上个世纪五十代中期伴随着土地政策的改变，台湾的轻工业逐渐发展起来。大同公司生产出了台湾第一台电风扇，并且出口到了菲律宾。台湾本省生产的第一辆汽车也驶下了生产线。尽管如此，普通民众的生活依然简单而清贫。
台北的办公室里，杭立武也正在为钱的事情发愁。1955年他向财政部门申请经费在北沟修建一处陈列室，得到的答复是没有钱。第二年，美国亚洲基金会表示愿意出钱资助这项工作，但是马上就传来了反对的声音，理由是：要美国人出钱建中国文物陈列室，这是中国人的耻辱。
杭立武不会想到他利用美国援款修建北沟陈列室的想法无意中也许触动了当时台湾一根敏感的神经。
幸运的是北沟库房的修建工作最终没有受到这些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杭立武争取到了财政部门二十六万八千元的拨款，再加上美国亚洲基金会的援款，修建工作终于得以展开，北沟通往外界的道路也得到了修缮。这一年春天，北沟陈列室修建完成，规模并不大，占地仅六百平方米，一共有六个房间，其中有两间可容纳数百件展品的展览室。
张其昀报的数字在海峡那边的北京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个月后《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古凡的文章，指出把数目加起来在台湾的故宫文物应为三千零七十二箱、二十三万三千九百七十三件。这与张其昀所说的数目不相符。于是文章里提到了一个怀疑：难道少了的那一百箱两千零六十三件文物是被“蒋介石集团”偷偷地卖给美国了吗？
有意思的是直到今天，在台湾的普通民众当中还是有人相信国宝文物丢失的说法。在台北市建国路玉器市场，我们就听到了类似的声音。
张临生女士曾经担任过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职务，她对于国宝丢失的传言一直都觉得又可气又可笑。
张临生回忆道：人们就喜欢听负面的，就好像我们有几年被困扰了，人家说蒋夫人到美国去把故宫的国宝都搬走了，圆山饭店的夹层里面放的都是故宫的国宝。开玩笑，就是因为圆山饭店有个经理被开除了，他不知道怎么样子报复孔二小姐，哪里有一件国宝？蒋夫人从来摸不到国宝，他们都很有分寸。
其实，这个误会来源于统计和国民党《中央日报》出版时的校对错误。张其昀的清单中瓷器数量应为一万七千九百三十四件，报纸误为一万九千九百三十四件。玉器应为一百零三箱，误为二百零三箱。漆器应为三百一十八件，误为三百八十一件。故宫运台文物，其实一件都没有缺少。
那一年，庄严的心情似乎很好。春天来临的时候，他甚至模仿王羲之兰亭雅集的典故，在北沟的一条小溪旁举行了一次曲水流觞的聚会。朋友们应邀而来，在草地上席地而坐，酒杯里盛着台湾出产的绍兴黄酒，沿着溪水流过客人们的身旁。
在寻找到北沟的文物山洞之后，庄灵又向当年举办曲水流觞的小溪方向走去。
1960年，台湾举办了第一次选美比赛。电影院里，各种题材的新电影也出现在银幕上。民众的娱乐活动开始丰富起来。1962年，台湾电视公司成立，尽管比大陆的电视开播晚了整整四年，普通老百姓还是非常高兴地迎接了这个新鲜的娱乐方式，而这个变化也深深的影响了年轻的庄灵。在离开学校之后不久，他加入了台湾电视公司，从此开始了自己贯穿一生的摄影职业生涯。
单单是漏水自然无法圆满解释这次事故的起因。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孙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为此而引咎辞去了联合管理处主任委员的职务。
实际上当时所有的北沟工作人员都认为简陋的库房才是图书受损真正的原因，要想让文物拥有良好的保存条件，仅仅靠认真和负责是不够的。偏僻的地理环境、简陋的库房和狭小的陈列室，它们与所要保护和展示的珍贵文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建一所正式博物馆的想法逐渐成为了人们的共识。
外双溪，是台北近郊的一处风景区，四面环山、林木葱翠。
三年之后 ，庄严以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身份退休。1980年，庄严因为肠癌在台北逝世。这是他临终前所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弥留之际庄严最后说的两个字是：北平
结束了对北沟的寻访，在离开台中之前庄灵特意前往离此不远的墓地拜祭父母。当年的一家人，现在有的在国外，有的在香港，留在台湾的孩子也住在台北，只有庄严夫妇寂寞地长眠在这里。
回到台北的时候已经是灯火辉煌的夜晚了，热闹的大都市和寂寞的小山村，虽然只有五个小时车程的距离，但是故宫运台文物在这条路上却整整走了十六年。
第3集女海盗与黑骑士
李济录音：现在我自己也是一个残缺之人，五官不灵了，四肢也不勤了。所以我坐这儿讲，完全是因为体力现在不够的缘故。我想直接从考古的资料说起。因为现在我们对殷文化的……
这一年的初春，七十九岁高龄的李济坐在书桌前，开始撰写他的最后一部考古学论文《安阳》。每天的工作程序是老人用英文口述，再由助手记录下来。由于年事已高，过程中不得不停顿多次。每天只能整理不到两页的文稿。
从李济的家到外双溪，需要四十分钟的车程。为了落实书中的细节，很多时候，李济都要自己坐公车去台北故宫参观文物。与普通的参观者不同，李济与存放于这座建筑中的许多文物，相伴走过了大半个人生。
位于博物馆二楼第三展厅的商周秦汉青铜器馆，是老人每次必到的地方。这里展示的是世界上最罕见的青铜工艺极品。几乎囊括了整个青铜时代各类器形的代表文物。台北故宫的工作人员回忆李济晚年在这里看青铜器时的情景“先生已不良于行，须持铁架助行，但仍坚持每周一次，在青铜器前，他仔细端详，神情如此专注，如此不厌其烦，犹如古生物学家对化石的深入细微。”
1925年深秋的一天，北京紫禁城的大门缓缓拉开。这是五百多年来，故宫首次对民众开放。帝王生活的神秘从这一天开始慢慢消逝。故宫博物院成立这一年，《清华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古琴曲谱的论文。文章的作者是刚刚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回来的李济。此时的李济并不知道，他接下来的命运将和这个刚刚成立的博物馆联系在一起。没过多久，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李济立即被史语所聘为考古组主任。
2008年秋天的河南安阳县，史书中记载的商代最后一个都城——殷的所在地。八十年前，由李济率领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这里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一个失落3000多年的王朝，天降般地出现在世人面前。那是中国青铜时代最辉煌的时刻。
西周末年，天下大乱。无奈之下，周王只得将朝廷的内外事物交给重臣毛公。周王还教导毛公，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毛公为了让后世子孙记住周王的教诲，特意将王的旨意铭刻在青铜鼎上。这件刻有王命的鼎，就是毛公鼎。出土于陕西岐山的毛公鼎，与同一地域出土的大盂鼎、大克鼎，在清朝并称为海内三宝。其中以铭文最多的毛公鼎最为出名。
专家告诉我们：铭文越多，就是从经济价值上来讲，它这器物经济价值也越来越高。过去曾经有一句旧话，就是一字值千金。
拥有四百九十九字铭文的毛公鼎，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它的命运似乎就跟战乱、杀戮联系在一起。抗战的爆发改变了一切，考古组在安阳的发掘也停了下来。发掘出土的文物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大批国宝一起被迁往大后方。这是一张迁运途中，李济调查故宫文物的报告书。作为押运人，他担负起保护文物迁移的重任。李济一家七口，从此踏上了跟随故宫国宝和安阳文物颠沛流离的道路。
战争中，日本军队除了大肆掠夺中国的物资，还将注意力投向了一直流传在民间的海内三宝。大收藏家叶恭绰将毛公鼎一直藏在上海的寓所。日军占领上海后，叶恭绰一家人为了不让宝鼎落入日本人手中，多次被关押受讯，几乎丧命。
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初夏，李济跟随故宫文物回到南京。经过开箱整理，所有的文物被安放在朝天宫扩建的仓库里。在这批国宝中包括嘉庆年间从民间收入清宫的青铜珍品散氏盘。这件以独特书法风格著称的青铜器，在盘底中央铸有三百五十七字的长篇铭文。记录的是西周末年两个诸侯国之间的土地议和契约。与散氏盘同时存放于朝天宫的，还有刚刚收入中央博物院的毛公鼎。抗战后，叶恭绰一家因为生活困顿，万般无奈之下，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后来 一个商人出巨资将宝鼎赎出，捐献给当时的国民党政府。
1948年存放在朝天宫的文物进行公开展出。在这次展览上，蒋介石不仅见到了散氏盘和毛公鼎，还特意与司母戊鼎合影。1939年在河南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鼎，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鼎。三件青铜重器终于相聚南京。
战争中，李济家里的所有物件都已丢失，南京的寓所里只剩下了李济珍爱的三张古琴。李济一家从出发时的七个人，转眼间只剩下李济，妻子，和儿子三个人了。由于药品短缺，两个女儿先后在流亡的路途上因病去世。
带着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李济坐上了飞往日本横槟的飞机，追讨战争中被侵略军抢走的国宝。
经过艰难的寻找、谈判，李济不辱使命，在离开日本前，关于文物收复之事，和日方达成协议：自1937年七七事变后，流往日本的劫掠品均应送回中国。
刚刚从日本回国的李济，突然接到国民政府命令，作为总负责人，他要将第一批故宫珍品和安阳出土的古物押运到台湾。
很多人反对文物搬迁，有人劝我不要跟着船走，怕危险，我也很矛盾。但我第一考虑的是保护文物，只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个地方无所谓。
1948年的冬天，李济与毛公鼎在内的文物，共同登上了国民党海军军舰“中鼎号”。命运，又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由于时间仓促，司母戊鼎因为太重，没有被运上飞机，最后遗留在南京机场。
李济惟一的儿子李光谟如今生活在北京。
1949年2月，刚刚到达台湾不久的李光谟，为了继续念书，又告别父母，独自踏上从基隆到上海的客船。出发的时候，父亲李济正在台北圆山参加考古调查，没能抽出时间去码头送行。身在大山中的李济哪里料到，儿子这一去竟是永别。
抵达台湾最初的日子里，在台湾大学教授考古学的李济，每年暑假都要赶到台中郊外的北沟，参加故宫文物的清理工作。儿子离去以后再也没有消息。在那些炎热的夏夜，李济只能和一箱箱与他同时抵达台湾的器物相伴，在整理的过程中化解乡愁。
1957的春天，北沟库房的西边空地上盖起了一座小规模的陈列室，占地仅有
周朝以前，人们把铜称作金，刻在铜器上的铭文叫作“金文”。作为贵族权威的体现，这些铭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呈现出族人间浓厚的宗族牵连。今天的人们可以透过每一个字去洞见祖先的生活片段，连缀起他们的生活场景。
鼎，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个原本是古人用来蒸煮食物的器具，后来被用在祭祀活动中。商朝的史鼎，在内壁中央，铸有一个铭文「史」字，由“口”和“手持竹简”的形象组成，俨然一个史官的模样。商代的史官就用「史」字为族徽，后人将〔史〕字传为姓氏。
爵，是用来饮酒和温酒的酒器。商朝的子父辛爵，在把手内腹壁的最上面，是一个「子」字，像个婴儿。〔子〕是族徽，代表王子的身份。〔父辛〕的意思是，王子家族为父亲〔辛〕祭祀用的酒器。
簋，是一种盛装米饭的锅。商朝的门祖丁簋，腹部有一个〔门〕字，用作族徽，很可能是商代掌管制造门的官员。族徽之下的〔祖丁〕表示，〔门〕氏家族为了祭祀祖父〔丁〕而铸的礼器。
在金文中，乡字的构成是两个人蹲坐在一口锅的旁边。这锅就是青铜器中的簋。古人对于家乡的想象，就是两个人在一起饮酒吃饭。
到达台湾后，李济将对家乡的思念倾注在安阳发掘报告的整理工作中。为了落实报告中的细节，年过六旬的老人，常常要赶到北沟，近距离地研究青铜器的文饰和铭文。这些冰冷的物体静静地躺在储藏室的一隅，在老人心灵的深处，勾连出那些温暖的回忆。很多时候，李济都只能根据记忆将二十年前那激动人心的一幕幕记录在报告中。笔下的安阳已经在大海的另一端了。
1950年，安阳殷墟遗址的考古挖掘工作在中断十三年之后重新开始。武官村大墓的发掘又有了很多新的发现。几年以后，在大海另一端的李济通过香港的一本杂志了解到安阳殷墟的发掘情况。
许倬云是李济当年在台湾大学的学生，同时在读的还有李亦园、张光直等。这些人后来都被李济推荐到美国留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济都是通过他在海外的学生了解祖国大陆的考古新发现，以补充他的研究报告。
1957年，华盛顿大学出版李济的《中国文明的开始》。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台北街头，摩托车成为代步工具。这时候，台湾经济开始复苏，当局积极鼓励观光事业，希望以一个进步，现代的形象吸引游人到台湾旅游。1961年的春天，存放在北沟的毛公鼎和其他二百五十三件文物被送上东去的轮船。这些来自中国皇室的珍宝让大洋彼岸的观众领略到了这个神秘古国的文化传奇。一年多的借展使得美国方面最终决定为台湾提供资金，用于修建一个更大的博物馆来收藏这些皇家珍宝。
2008年我们有幸在台北著名建筑设计师苏泽的家中见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设计原图。
苏泽的老师黄宝瑜是当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设计甄选的评委之一。1961年举行的公开竞图中，有五个建筑师的设计进入最后一轮参选。执行委员不得已，只能把设计图送到纽约，征询知名建筑师的意见。最后台湾青年设计师王大闳的方案由于更符合现代建筑的特征，被美国专家一致看好。然而，台北故宫方面似乎对这个有一些西化的设计并不满意。接下来，关于设计方案的争议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1964年台北故宫才开始动工兴建。
这一年的春天，李济在书房旁边搭建了一个工作室，专门复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糖尿病导致李济的视力严重下降，无法继续担任教学工作。这使得他有更多的时间研究青铜器。无数个夜晚，年近七十的老人，独自守在工作室的炉火边。他似乎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回到古人的精神世界。
三千多年前，古代的工匠们已经掌握了青铜器的铸造方法。铸造的过程不是工艺流程，而是一种仪式，一种与祖先和神灵有关的仪式。他们满怀敬意和肃穆，灵异的图形在手中不断涌现。千百年前，我们的祖先把对自然的敬畏，铭刻在祭祀神的器物上，以此获得内心的平静。这些游动的精灵，依然蛰伏在幽深的青绿中。青绿是时间的颜色，时间使我们永远无法知晓，它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所经历的每一个真实场景和细节故事。
1964年，台北故宫的建筑设计方案尘埃落定。评委会最终把博物馆的设计图交给了评委之一的黄宝瑜。新的方案源自于设计师对于古代器物的联想。在占地二十多公顷的面积上，这座由中央大厅、四周画廊及四隅小厅组成的中国古代明堂式的建筑，最终构成汉字中一个对称的“器”字。皇室宫殿式的设计，是为了让参观者联想到建筑内展示的都是来自皇家的收藏。正门的“凹”字形，沿袭北京故宫午门的形制，是从汉代的门阙演变而成。绿色琉璃瓦檐墙，与中央的录顶呼应，更增强了整个建筑的传统色彩。黄宝瑜在设计方案中曾有这样的描述“外墙之米色钢砖，其设计为连续之图案，于阳光转移时，呈现出中国绸缎之纹样。” “当阳光自左上方入射时，则可获得四十五度角之阴影，人在影中，可得如北平午门前的感觉”。
1965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四十年之后，台北故宫博物院终于在台北郊外的山谷中建成。来台的三千八百二十四箱珍贵文物，在历经三十多年的险阻，跨越漫长的旅途之后，最终被安置在博物馆后山的库房中。
台北故宫的大多数文物多年来一直远离大众的目光，隐藏在博物馆后面的一座深山幽谷里，仅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能够获准进入。一段珍贵的资料使我们有幸得以看见台北故宫文物的存放情况。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因为它是金属，所以很怕各种的酸碱性，所以我们在接触铜器的时候，一定要戴手套。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拿铜器的时候，我们尽可能不要去拿它的耳朵，或者是盖子上的钮，因为那个是它最脆弱的部分。我们每个库房，除了钥匙之外，我们有读卡机。用电子卡才能开这个门。开门以后，开门的时间跟开门的人，统统都输入到我们的电脑，有一定的记录。同时，我们跟一般博物馆不同的就是说我们的东西大部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都是个别的用棉花包裹起来以后，塞上木丝，装在这些铁箱里头。每个铁箱我们里面有装箱单，我们有清单，详细记载是装的什么东西，跟它的号码，都是为了安全的问题。
除了保证安全，台北故宫的铜器库房还将室温严格控制在摄氏22度到25度之间，为的是将空气的湿度保持在45%到50%，以放缓青铜器的氧化速度。
台北故宫于2008年制作的形象宣传片，将著名的毛公鼎以更为现代的方式介绍给普通民众。在保有传统外观的基础上，台北故宫博物院一直致力于将先进的科学技术运用到文物的研究和保护中。X射线显像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专家能更快地鉴别青铜器的真伪，了解铸造工艺。
现代的青铜器复制流程中，工人们几乎沿用了三千年前的铸造方法。他们将这种带有器形和图纹的泥胚，称为“模”。根据模制作内外的陶范。焙烧陶范的温度被准确控制在1050至1100度。最后将含有铜、锡、铅等合金的熔液浇注入陶范中。铜器刚刚铸造出来时并不是绿色，在地底下埋藏数千年之后，铜器的表面发生氧化，才呈现出青绿的颜色。
如今这些侍奉神灵的器物，已经远离它们曾经存在的历史情景，在经历战火与流亡之后，被置放于现代的博物馆中。随着时空的转移，从家国重器成为传世古董。
字幕：散氏盘 357字铭文 中国最早的领土议和契约
宗周钟 123字铭文 中国铭文最多的青铜钟
毛公鼎 499字铭文 世界铭文最多的青铜器
作为永不更换的展品，毛公鼎被摆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它静静地陈列在这里，铜锈斑驳，纹饰美丽，那些风雨漂泊的故事，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
李济仍每天坐在温州街公寓的书房里，继续撰写对安阳殷墟遗址的总结报告。由于资料的限制，很多时候，他都要自己坐车到台北故宫，仔细核实报告中有关青铜器的细节。
田野考古的资料，已经帮助我们把青铜器的研究，重新建筑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这些青铜器已经不只是一种古董或者古玩材料，一种有关阶级的装饰品。它们是一批真正的、可以永久保存的史料。
1977年，《安阳》一书由华盛顿大学出版。与李济大部分的论着不同，这份学术报告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个人记忆和感受。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隔海相望的那片土地总算有了一个交代。
1995年，李光谟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在家信中，无数次提及的台北故宫。那些曾经陪伴父亲一生的器物，仍然安静地存放在陈列室中。而此时父亲李济在台湾大学的住所，已经变成了一片新的住宅小区。
李光谟回忆道：我去的时候根本这个地方都拆了，没有了。我跟我女儿两个人去的，我们去的时候，人家就说，虽然是都拆了，但是李先生毕竟一辈子的心血，把剩下的东西整理了五个木头箱子，五个木箱，搬到一个教室里，让我们两人整理。我们俩人整理了一个星期。
回到北京以后，李光谟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整理父亲的遗稿。这对相隔近半个世纪的父子，终于在另一个时空里完成心灵对话。
在台北，没有人再见过李济弹奏古琴。1979年7月，李济在台北的寓所中和他的义女，音乐史家赵如兰进行了一次关于古琴的对话。谈话中，老人回忆起儿时跟随黄勉之学习古琴的场景。
李济录音：我那时候住在达子营，他到我家来教，一个长方桌子，一边摆一张琴，他坐在前边儿，我坐在他对面。那时候我还不认识琴谱，他自己抄（的琴谱）。第一个教的就是《归去来辞》……
在谈话结束的两周后，李济因心脏病猝发逝于台北。
海内三宝 大盂鼎 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大克鼎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毛公鼎 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馆
第4集釉彩千年
台湾媒体对于大观展的进行了大量新闻报道，正是画面中这些只有在博物馆中才能看到的北宋汝窑瓷器，吸引来了大量台湾民众。许多日本学者和欧美游客，也都不约而至。因为他们知道，与台北故宫二十一件汝窑瓷器的这次聚会，或许这辈子只有一次。
据统计，现在全世界留存下来的汝瓷仅有六十多件，其中二十件收藏于北京故宫。而台北故宫则收藏了二十一件，它们不但品质上乘，造型也最为丰富。 这些中华的珍宝，无一不是北京紫禁城中最为精华的收藏。
因为战火，它们辗转到了台湾。作为文明的使者，它们将自己所凝固的历史和文化精神在这里继续传承。
2008年11月，在北京故宫东路的延禧宫举行的陶瓷展。在这里人们可以观赏的是清朝末年的御窑瓷器，以及中国历代窑址的标本，这些都是故宫的经典收藏。不过，对于青瓷的顶峰之作北宋汝瓷，人们却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台湾。
因为在台北故宫参观的游客，可以看到存世汝瓷中最精致的珍品。这里的瓷器展厅常年都会摆放着五件汝瓷。
透过“大观展”，人们对汝窑瓷器有了全景式的感受。而那些文物诞生的年代，王朝统治者的精神追求和艺术品味，也在幻化了千年的釉色中逐渐清晰。
有人说，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最具艺术天赋的一位皇帝。他不仅书画技艺精湛，在他当政的最后二十年里，以汝瓷为代表的青瓷工艺也在他的手中达到了顶峰。
然而，北宋灭亡后，汝瓷的工艺却神秘失传。八百多年来，没有人知道它是在哪里烧造的，也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烧造出来的，人们只知道它是历代皇帝和贵族眼中的无价之宝。
传说宋徽宗曾经做过一个梦，梦到了雨过天晴后天空的颜色，他非常喜欢，便命汝窑工匠烧制类似颜色的瓷器。于是，这种介乎于蓝和绿之间的天青色成了汝窑的代名词。
现在，地球的上空或许已经无法看到这种美丽的色调了，但这些质如美玉的器皿，却为我们再现了八百多年前大自然曾经的优雅。宋徽宗崇尚道教、追求自然的审美情趣也流露其间。
大观展一年后，我们的摄制组来到了河南省宝丰县。2000年6月，考古工作者就是在这里的清凉寺村，找到了被掩埋八百多年的北宋汝窑遗址。经过勘测，这座古窑厂有三十五个足球场那么大，拥有十九个窑炉。
面对这片古老的窑厂，我们不禁要问，兴盛了二十年的汝窑为什么昙花一现，便神秘消失了呢？瓷器收藏爱好者王刚给了我们这样的解释。
北宋的徽钦二帝被虏走以后，一种说法就是金兵的铁蹄把这个窑址践踏了，还有一种说法是我们自己把它毁了，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绝不能留给金兵。
“大观展”从河南省借来的文物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些从汝窑遗址出土的残件和标本，它们和台北故宫所藏的汝窑瓷器共同演绎着一部跨越了近千年的历史。
由于烧造时间短暂，汝瓷的传世品极为稀少，不仅今天的收藏家不敢奢望拥有，早在南宋就已经有人发出了“近尤难得”的感叹了。
公元1151年的一天，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南宋高宗赵构造访了宠臣张浚的府邸。为了表达受宠若惊的心情，张俊献上了一份厚礼。礼单中有商周铜器，还有十六件汝窑瓷器。作为当时规格最高的贡品，汝瓷的珍贵程度可见一斑。
这件“青瓷奉华纸槌瓶”和这件“青瓷奉华碟”，就是宋高宗珍爱的两件汝瓷。如今，它们都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它们的展柜前，时常聚集着众多游客。但如果没有导览的介绍，人们未必知道瓷器底部题刻的“奉华”铭款，还见证着一段美丽的记忆。
奉华是宋高宗的宠妃刘氏居住的宫殿名称。每当高宗赵构得到珍宝秘玩，便会把它们交由刘贵妃收藏保管。为了博取妃子的欢心，赵构甚至不惜在收得的汝窑瓷器的底部刻上“奉华”二字。
如今，全世界只剩下了这两件刻有“奉华”铭款的汝窑瓷器。“当日奉华陪德寿，可曾五国忆留停”，纸槌瓶底部的这首诗，正是对汝瓷在宫廷流转脉络的最好诠释。
在历代帝王眼中，汝瓷向来被视为镇宫之宝。不过，历史上却有一位恃才傲物、胆大妄为的人，在它们身上大量题刻诗词。他就是清朝乾隆皇帝。
现藏台北故宫的二十一件汝瓷中，就有十三件题刻了乾隆的诗词。虽然作为这些瓷器当时的拥有者，乾隆皇帝可以随意地处置它们，但他在瓷器上刻字的举动还是引起了后人诸多的争议。
从北宋的成功烧制，到后世的争相追捧，为数不多的汝瓷，大多被深锁在深宫之中，普通百姓很少有机会看见。直到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这一状况才得以改变。
那一天，历代皇帝珍藏的汝窑瓷器第一次向平民撩开了神秘的面纱。
吕成龙是北京故宫古器物部的副主任，在这里他已经工作了二十四年。八十多年前故宫博物院成立时公开展出的文物，现在他也只能看到其中的一小部份了，因为另一些在六十年前就被运到了台湾。
这座凝聚着诸多中国传统建筑典型元素的院落，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虽然占地面积不到北京故宫的四分之一，人们却可以在这里看到两万三千七百八十件从紫禁城等地挑选出来的瓷器精品。
现在，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台北故宫的这些稀世珍宝。
这件汝窑“椭圆无纹水仙盆”，是台湾文物专家选出来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十大镇馆之宝之一，也是唯一一件入选的瓷器。瓷器釉面上的裂纹，学术上称为开片。存世的汝窑瓷器多有开片，唯独这件水仙盆釉色匀润，通体无纹，显得素雅端庄。它如青玉般温润的质感，满足了中国人对美玉的崇尚。
这件汝窑“莲花式温碗”，全世界独此一件。它原本是一件温酒的器具，或许宋徽宗就曾经使用过。淡蓝的色调，端正的外形，流露出一种典雅高尚的美，是陶瓷工艺尽善尽美的代表作。
这些中国最完美的青瓷，如今都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引以为傲的收藏。
恒湿恒温的现代化技术，为古老的文物营造了一个舒适的安身之所。但是很少有人知道1965年以前，迁来台湾的清宫文物一直没有一个正式的家，它们被临时放在一个距离台北一百七十多公里的小山村，而且一待就是十五年。
2007年11月，在台湾文物专家王淑芳女士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当年迁台文物的临时存放地。
不过，就算是隐居深山，珍贵的文物依旧吸引着追慕者紧随而来。
1956年，英国著名收藏家大卫德爵士来到了北沟。在妻子的陪伴下，行动不便的大卫德坐着轮椅从伦敦专程来台。他希望能够再多观摩几件故宫的汝瓷。对于私人收藏家来说，大卫德是让人羡慕的，因为他一个人就拥有了七件汝瓷。
民国初年，为了贴补皇室每年的巨额开支，溥仪将宫中一些名贵的宋代瓷器抵押给了外国银行。从此，它们就再也没有被赎回。
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东交民巷，是中国最早的使馆区，曾经坐落着许多外国银行。现在的北京警察博物馆，就是美国花旗银行的旧址。当时，大卫德就是在这些银行买到了汝瓷。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在经济、军事各方面都得到了美国的援助，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随之渗透到岛内。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台湾方面开始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弘扬。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5年11月，临时存放于北沟的文物在台北外双溪暂时结束了漂泊的生涯。很快，台北故宫便成了各界收藏家的追慕之地，各地邀请办展的信函也接踵而来。
在展览中，瓷器是最不受温度和湿度影响的文物，但它也有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极易磕损摔碎。
由于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一个世纪以来，台湾已经经历了数次地震的冲击。然而，地震强大的破坏力，并没有让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瓷器受到丝毫损伤。这要得益于专家们对文物的细心呵护。特制的粘胶和尼龙丝被用来固定陈列的瓷器，钢结构的玻璃柜则用来保证它们的安全。不仅如此，台北故宫还专门设置了一个科技室，科技室分两个科，一个是做这个修复，另外一个就是做核子分析。
这是科技室的专家为汝窑胆瓶进行X光摄影。瓷器的胎骨厚度和健康状况，在幽微的荧光线条中一览无遗。北宋陶工的精湛手艺，也在现代化的仪器下得到了一次完美地勾勒。
为了满足馆藏精品频繁送展的需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科技室还接下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一个古器物的复原，怎么样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把古代的器物能够做出来，而且要做得像。
对于汝瓷的仿制，早在明代宣德年间就已经开始了，但到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都没有达到宋代的水平。以致乾隆皇帝也发出了“仿汝不似汝”的感叹。这种工艺失传了的瓷器，现在又要如何仿制呢？
今年七十一岁的蔡晓芳是台湾晓芳窑的创办人。借助对于釉药材料和技术的长年研究，造就了他高超的制瓷技艺，也奠定了他在陶艺界的代表性地位。从1983年开始到2000年期间，蔡晓芳受台北故宫博物院邀请共同研制各种汝瓷的复制品。
蔡晓芳介绍说：他们只是知道我可以做，拿一个破片，连个好破片我都可以做出来。假如你看我试验的片子做那么多，就知道我是花了很多时间，我家里传统是喜欢美术，对颜色敏感。
今天，当我们走进蔡晓芳位于台北市北投区的工作室，仿佛是进入了古瓷器博物馆。映入眼帘的是一整片天青云破之色，让人颇有时空错置之感——那些原本深锁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汝窑水仙盆、纸槌瓶、青瓷莲瓣碗，如今竟安放在晓芳窑自设的展柜里。
历史上关于汝窑的烧造，充满着各种传奇故事。其中，最有名的莫属“在釉料中使用玛瑙”的传说。据说釉药中的微小气泡都是由玛瑙分解而成，而温润的色调则是通过这种气泡形成的。对釉料配置有着独特见解的蔡晓芳，似乎触摸到了千百年前汝窑烧造的奥妙。
根据统计，晓芳窑产品的种类已超过一万种，但每个种类的产量都非常有限。对作品品质的这种执着，蔡晓芳与八百多年前的宋徽宗有着颇多相似。
作为皇帝，宋徽宗从来不用担心成本的问题。为了得到自己满意的瓷器，他要求苛刻，百里挑一，汝瓷的产量渐渐无法满足宋朝皇室的需求。于是，一个新的瓷窑在都城汴梁应运而生。
北宋的都城位于今天河南省开封。黄河的泛滥，已将昔日的辉煌掩埋于泥沙之下，北宋官窑的烧造地也无从寻觅。
不过，在杭州的凤凰山和乌龟山下，人们找到了两座南宋官窑遗址。它们是宋室南迁后，宋高宗先后设立的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和汝窑不同的是，官窑生产的瓷器是以粉青釉色为最大特点。
这件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青瓷簋”，就是一件官窑瓷器，它是对西周铜簋的仿制。
昂贵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也在战乱中被劫掠一空。随着南宋王朝政局的稳定，各种浩大的皇室祭典即将举行。鉴于财力、物力的限制，宋高宗赵构大胆地决定，让官窑工匠取材《宣和博古图录》上的形制，烧造瓷质礼器。
于是，这些取样铜器、玉器等造型的官窑瓷，成了我们今天能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的最多的官窑器型。虽然明代以后它们逐渐远离了祭器的功能，但它们雍穆儒雅的古意让人品玩，宋人复古的美学态度深深影响着后世。
1997年，台湾各方面矛盾不断激化，社会动荡不安。这一年，台湾的治安被岛内民众认为是历史上最差的一年。香港媒体也报道称，要描绘治安恶劣，不必再使用“西西里”一词，改用“台湾”至为贴切。犯罪率的不断攀升，让监狱在押人员也越来越多。
就在这时，台北故宫主动担负起了社会教育的职责。他们精选出一批文物复制品，在台湾各大监狱举办了“华夏文物英华”巡回特展。与国宝零距离的接触，让服刑人员体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心灵改革。
在这次特展中，宋代名窑瓷器汇聚一堂。同样是五大名窑之一的钧窑瓷器，在素净典雅的宋瓷行列中，似乎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照片中的这件钧瓷名为“丁香紫尊”。青中泛紫，紫中带红，这是钧瓷最为知名的紫红釉色。
在钧瓷出现之前，瓷器的颜色都是单调的，唯有钧瓷由青幻化成各种釉色，给人以诗情画意般的美感，深受宋徽宗的喜爱。
这里是位于河南钧州的钧窑遗址。八百多年前，宋徽宗就是在此设窑烧制皇家用瓷。不但民间严禁使用，落选的贡品也要砸碎就地深埋。直到今天，河南民间还流传着“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说法。
台北故宫收藏的钧窑瓷器，大多都是花盆的造型，据说这些都是当年宋徽宗放置花木所用。
公元1117年，为了把江南的景致移到汴京，宋徽宗在皇宫的东北部用人工堆砌了一座高山，名曰艮岳山。山中除了亭台楼榭，珍禽异兽外，还有他从天下搜罗来的各种花木树石。从乾隆的题诗可以看出，这幅宋徽宗的画作或许描绘的就是艮岳山的景致。
随着金兵的铁骑将艮岳山夷为平地，专门为它烧造瓷器的钧窑，也逐渐荒废。不过钧瓷釉面上那种能带给人美好遐想的色调却没有随之逝去。
1729年，为了迎合雍正皇帝对钧瓷的酷爱，景德镇督窑官唐英特派专人前往钧州实地考察窑址，打探钧窑釉色的秘密。
调查得知，钧窑的釉色其实全部都是来自“窑变”。这是钧窑工匠利用火焰气氛，配合特殊的青釉，创造出来的奇迹。只须在瓷胎上涂施同一种釉，便能烧出五光十色的器物。正所谓“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由于釉色全靠天成，变幻无穷，使得钧瓷烧制极为困难，民间有“十窑九不成”的说法。不过在唐英的用心研制下，钧窑玫瑰、翡翠的光芒终于又重现人间。
惟妙惟肖的仿品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同时它也给台北故宫瓷器专家们制造了麻烦。对文物真品和历代仿品的鉴定，现在就成为了他们一项艰难的工作内容。
依托古窑遗址，寻找相应的瓷器标本进行对照分析，这是最便捷的鉴定方法。不过，二十一年以前这却是大陆瓷器专家独有的研究手段。
然而，对于同样是五大名窑之一的哥窑，两岸故宫的专家却都没有办法对它的存世作品做出准确的考证，因为人们至今还没找到它的窑址。
哥窑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元代的《至正直记》，书中记载：“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其色莹润如旧造”。相传宋代龙泉有章氏兄弟各主窑事，弟弟建的窑称为“弟窑”，也称龙泉窑，哥哥建的窑称为“哥窑”，也称哥哥窑。
现在通常认为，传世“哥窑”是指一种开片密布的浅色青瓷，换句话说“哥窑”是专指有纹片的“碎瓷”。
窑火的变化控制着胎釉的收缩，不规则的开片由此产生，并呈现出金丝铁线般的网络，变化万千。哥窑蓄意追求的这种天成的美感，让它成为了读书人在书房沉思时最喜欢把玩的陈设。
今天，没有找到窑址的哥窑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成了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这是2007年9月台北的一个夜晚，伴随着夜幕的降临，中心城区的喧嚣丝毫未减。
不过，位于郊外的台北故宫，却终于恢复了宁静。展厅内的文物是否都已安然入睡了呢？
2007年，台北故宫推出了这部长达十二分钟的三维动画短片《国宝总动员》。片中所有的角色都是台北故宫的国宝级文物，而主角的原型则是台北故宫典藏的定窑婴儿枕。
据说使用玉枕、瓷枕可以爽身怡神，甚至有“明目益睛，至老可读细书”的作用，因此中国古代各种瓷枕流行很广。这件定窑婴儿枕就是宋代宫廷中的一件日常生活用品。在台北故宫，这样的婴儿枕还有一件，只是肤色偏黄而被锁在了山洞库房的深处。
这是收藏于北京故宫的定窑婴儿枕，与台北故宫两件婴儿枕的面貌、衣饰几乎一致，只是背心素无花纹。三个惹人疼爱的婴孩，本是血脉相连的兄弟，如今它们却只能各自在水一方。
定窑的窑址位于古代河北的定州，也就是今天的曲阳县。在宋代五大名窑中，定窑是唯一一个烧白瓷的瓷窑，而且产量最大。
今天这座河北曲阳的瓷窑厂，依然是在沿用古老的工艺烧造白瓷。虽然八百多年前的宋徽宗用汝瓷替换掉了磨嘴的定瓷，但它们却是宋代宫廷中最早使用的御用瓷器，至今窑火不熄。
这是台北故宫收藏的定窑瓷器。
充分燃烧的火焰，幻化出来的“牙白”釉色；荡釉不匀处，釉汁流动而形成的“泪痕”。这些工艺中自然形成的瑕疵，在宋代人看来，都是天成的美感。
印花、刻花、划花等等丰富多彩的纹样装饰，虽然由人工雕琢，却都是工匠们对大自然动植物的观察和剪裁。
2008年10月，我们的摄制组再次走进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在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大名窑瓷器中，在它们幻化了千年的釉色里，我们似乎又一次触摸到了它们一脉相承的文明.
第5集瓷中繁花
2007年9月，我们走进了这座博物馆，上午9点，工作人员准时打开大门迎接到这里来参观的人们。在台北故宫的馆藏文物中，共有瓷器两万五千三百一十件，与北京故宫的三十多万件瓷器比起来并不算多，但是这里的每一件瓷器都可以称得上是陶瓷艺术史上的巅峰之作。
它曾经是雍正书房中最珍贵的艺术品，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一件宝石红釉瓷器 ，它们曾经是中国彩瓷烧制史上最美丽的作品。目前完好保存下来的全世界难得再见，它们是影响全世界的中国青花瓷器，历年来数次刷新各大拍卖会的最高价格。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瓷器，许多人在背后默默地工作着。
2008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台北市中心的一间茶舍里，台北故宫器物处副研究员廖宝秀，正参加一次茶友的聚会。这位研究明清瓷器的学者，现在对茶器的演变历史很感兴趣，也许她又在思考下一个展览的专题，而她与瓷器的缘分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结下。
1979年，廖宝秀从日本大学毕业刚刚回到台湾，热闹的忠孝东路还没有来得及重新熟悉，她就得到了一份去台北故宫工作的机会。这一年8月，经过几轮考试，廖宝秀正式进入台北故宫，开始了她的第一份工作——导览员。
廖宝秀介绍：我带的是日文导览，日本人是对陶瓷跟书画最有兴趣，那当然我自己本身也喜欢陶瓷，所以我就会去对陶瓷多下功夫，当然因为是最好的环境，你每天都在看陶瓷，那当然就是这样开始我的陶瓷研究。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库房里，此时六十五万件宝贝已经拥有了一个安稳的家，而廖宝秀也在不久后转到器物处工作，我们在这个时期的新闻资料中看到，台北故宫的工作人员，正在用化学分析法测定瓷器釉色的成分。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些廖宝秀最熟悉的老朋友，这都是台北故宫馆藏明清时期彩色瓷器，这些宝贝都是中国人在火与土的灵动中闪现出来的智慧与力量，它们的温润与晶莹，收藏了无数人的赞叹，它们质如美玉的外表下，还有凝固在釉色中的情感，流淌在胎骨上的历史和信息。而台北故宫也通过许多的展览，让普通人有机会近距离地欣赏它们的美 。
今天廖宝秀在策划一次新的展览，把一批珍贵的彩瓷介绍给人们。但是在台北并没有同类瓷器的制作，为了得到更详细的资料，她决定要到这些瓷器的故乡江西的景德镇去走一走。
这条蜿蜒穿过景德镇的河水叫昌江，涓涓水流搭载着洁白的高岭土和瓷器离开家乡，到中国和全世界的许多地方。今天，流水依然清澈，而景德镇是否还有古老瓷器的身影？位于景德镇中心的龙珠阁，是自明代以来御窑厂的官员和画家工作的地方。
这些经过修复的瓷器虽然不那么完美，但它们在瓷器研究中的分量，廖宝秀非常清楚。十多年前自己第一次，策划瓷器展览的时候，就多亏了它们的帮助。
这是1998年台北故宫宣德官窑精华展的演示软件，展览的策展人正是廖宝秀。这份3D软件能够帮助我们更真切地了解十年前的那一次展览。在展厅的环绕显示中，这次展览上的二百零二件瓷器一目了然，它们引领着人们去品味那个时代。
1426年 朱瞻基开始了龙椅上的岁月，年号宣德。尽管在位只有短暂的十年，明朝还是在他手里到达了最繁盛的时代。然而和历史上许多贪玩的皇帝一样，我们同样可以在他身上寻迹到艺术品性，而他对瓷器的烧造有着超出常人的兴趣。
这段时间瓷器烧造开始呈现出更加美丽的创造，台北故宫的这次宣德官窑展览上，青花是最庞大的家族，精美的外形和釉色显示出青花瓷在当时皇家的地位。
廖宝秀介绍说：在宣德时期我们就记录来说，他是要求非常严格的，所以留下来的器物几乎都是十分的精美。
这是一种在白胎上描绘青料， 然后罩上透明釉色的釉下彩瓷，而青花瓷黄金时代也定格在了宣德时期。
造型多样化，纹饰也多样化，瓷器胎体本身有大有小，一些小瓶的也很精美。
精巧特别的器形，白地兰花的清新，宣德官窑的青花瓷器，在当时迅速地征服了世界。即使在一个特别高级的殿堂里它也不会失色，如果在一个很小的屋子里会满堂生辉。
这样的青花花卉灯，全世界几乎没有同样的器形，目前只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油灯上的青花是釉大彩，在十六十七世纪时，这种彩饰曾经风靡全世界，西方贵族之家因为摆设了这样的几件瓷器，能够炫耀自己的尊贵地位。
人们在感叹这些美丽青花瓷器的同时，也忍不住好奇宣德官窑的创造力。
今天我们已无法复制当年御窑厂的盛况，或许收藏在首都博物馆的青花桌面，还能够清晰地勾勒出来明代御窑厂的轮廓。
画的是什么？画的是明清时代，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官窑，它这窑厂别看是个工厂。
但是 “合一杯之器，工以七十二力”的制瓷工艺还在流传吗？
这是我们2007年12月，在景德镇拍摄到的制作青花瓷的画面。这里还一直保留传统的制作工艺流程。当镜头对准这些还未成型的青花瓷胚时，它水墨画般的清丽素雅已经在我们的思绪中绽放，这种曾经影响了全世界的釉下彩瓷，又在今天升华了流行歌曲《青花瓷》的创意。
周杰伦告诉我们：当初取这个名字，我就问方文山，到底要取一个比较抽象的名字，还是他说他觉得就叫青花瓷。
流淌的釉水，轻转的笔触，青花的流传将中国山水画的色彩纹饰，在泥与水的对话中延伸。
方文山介绍说：给我的感觉就是说，青花瓷它可以代表一个民族的一个文化，某种程度但不全面，某种程度的一个象征。
传烧千年的工艺，在古老的窑炉中修整、锻造。呈现的不仅是浅韵青醇，还有《青花瓷》的传唱中留给人们的回味，回味那些不曾流散的文化传承，这种传承是景德镇青花瓷器制作的绵延，也是宣德青花大气磅礴的再现。
宣德六年，朱瞻基在自己的盛世梦想中继续前进。此时的宣德皇帝，希望构建更辽阔的影响力，郑和带着朱瞻基的梦想最后一次出发，对外面世界的热切渴望，让朱瞻基与永乐皇帝不谋而合。而外来文化的影响，也通过瓷器有所表现
这件青花高足杯，是宣德晚期的作品，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杯子外壁布满梵文，也许人们不一定能看懂这些文字，但简单的造型和清新的纹饰也能给人另一种幽雅。
青花莲瓣平纹漏斗，近距离地观赏后能发现，它的制作非常精致，莲瓣边清晰自然，中间还有六个过滤小孔，这种款式的青花瓷器，相传是当时的阿拉伯地区常用的医疗器具，除了台北故宫今天已经几乎不能再找到类似的器形，更让人着迷的是这个时期的青花像水墨画般醇厚的色泽。而这种青中泛紫的渲染效果和颗粒的结晶，也要归功于从大洋彼岸带回来的苏麻离青。
宣德官窑的大气和典雅，带给人们那个气势恢弘的时代，我们还能领略到宣德官窑的五彩斑斓。
霁青霁红莲瓣卤壶，保留了宣德朝的醇美色泽，并且不像之前的瓷器，色釉遍部全身而是在莲瓣尖留白，霁青明艳有如宝石蓝一般，霁红又出脱得分外耀眼。这种自然天成的神韵倾倒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爱瓷人。这幅画上就记录了乾隆皇帝与古物独处的一段时光，画中最醒目的位置就安放着这对小壶，乾隆不会想到自己在深宫后苑赏玩古物的惬意，今天会在台北与最普通的观众分享。
而在明宣德年间的颜色釉瓷器中，能在顷刻间颠倒众生的还远不止这些。直到清代，宣德时期的颜色釉还是装点宫廷内院的皇家珍藏。
《胤祯妃行乐图》，是雍正时期的画作，画中雍正妃身旁柜阁中就放置着宣德宝石红僧帽壶，它是当时颜色釉的高峰作品，因壶口形似僧帽而得名，这种器形在元代就开始出现。
在景德镇出土并经修复后的瓷器里，我们也找到了与它几乎一样的器形。
这些瓷器曾经的同伴，大多去到了台湾。廖宝秀则要回到创造瓷器的土地寻找它们的踪迹。想清楚地了解珐琅彩瓷器，北京故宫是必须要去的地方，王建华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古器物处的研究员，对于珐琅彩瓷器有过很长时间的研究，然而大部分珐琅彩瓷器都在1933年文物南迁时离开北京，所以她也会向来自台北故宫的同行了解一些最新信息 。而上一次两位学者在北京故宫见面，是在2005年的秋天，廖宝秀的那次北京故宫之行，也被记录在了台北故宫的《故宫文物月刊》上。
200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偌大的紫禁城氤氲着深秋独有的光晕，阳光照在延禧宫遗留的西式建筑上另有一种温暖的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古陶瓷研究中心就坐落在这里。今天的观摩室里多了几位台北故宫博物院器物处的工作人员，作为瓷器行家，廖宝秀当然不会缺席，她关注的是在完整瓷器中是否出现过的器形。此时几件修复好的珐琅彩瓷器引起了廖宝秀的注意。
廖宝秀：一看的话奇怪了，怎么刚好他们有一对破的。
王建华：然后就把它拍下来，回去找那对它们有些单只的。
廖宝秀：再去查品名完全一样，那原来就是破的留在北京故宫，然后你再去查其他的有一对的，那我们那边只剩下一件了。
王建华：所以她当时也很高兴，也写了一篇文章《寻找另外的一半》。
几个月后，台北故宫的二百九十二期《故宫文物月刊》里，出现这样一篇文章《寻找另一半—为故宫珐琅彩瓷配对》，文章中考证的几对珐琅彩瓷，它们都被分隔在了北京和台北两地的故宫博物院中。
收藏于台北故宫的珐琅彩胆瓶形制优美，彩绘绚丽鲜艳，这种花色需要三次才能烧制成功，我们还能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看到几乎一样的胆瓶，它的花纹与台北故宫的那只如出一辙，只是瓶身清晰的裂痕提醒人们这一只已经残破。
雍正年制的珐琅彩白梅花红地碗，外壁画老梅 枝干苍劲，开着朵朵的白梅花，显示一番春意盎然的景象。北京故宫的这只虽已残破，但经过破损修复，显示出来的器形纹饰清晰地告诉我们它们本是一套。
今天的延禧宫里，已经找不到珐琅彩碗的身影，而门外的柿子树依然会在秋天结满果实，通红的柿子并不知道这些曾经亲密无间的好兄弟为什么会分开？
七十五年前，紫禁城乾清宫东端凝殿北小库内。乾隆年间，就单独封存在此的珐琅彩瓷随着古物南迁，全部运出了紫禁城。多年以后，它们又在文物迁台时离开故乡，只有到台北故宫才有可能见识这种皇家秘器，它们也在各大展览上成为台北故宫必不可少的成员。
预定从11月20号在法国巴黎大皇宫展出的三百四十四件故宫瑰宝，都是中国历代皇宫收藏的珍品，明清瓷器等都在参展的行列中，这次赴法展出的作品光是保险额度就高达六亿美元。
为了让人先睹为快，故宫将举办赴法瑰宝的行前展。
这一次，几百件文物要到达的是一个以艺术和文化为标志的国度。1998年10月，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中华文物展览—帝国的回忆，在巴黎的大皇宫博物馆开幕。
这次展览的文物囊括了瓷器、书画等几大类珍藏，连时任的法国总统都来走进回忆，回忆那个曾经辉煌的帝国。珐琅彩瓷也是这次展览的重要一员，法国人也许并不知道，在属于珐琅彩瓷的回忆中也有法国的印记。
从巴黎向南驱车三百六十公里，有一个叫做利摩日的小城。2008年的2月，我们的镜头试图在这里解读属于小城的历史。十七世纪末，这里就是珐琅器的工艺中心，中国的瓷器制作和法国的珐琅工艺就是在这里交汇，还因此创造出了一种精美绝伦的瓷器—珐琅彩。 在这个春天刚刚到来的日子里，我们开始了对珐琅彩瓷器的发现之旅。这次旅程的起点是利摩日国立陶瓷博物馆。当我们踏进这间博物馆时，瓷器的中国风韵让我们惊讶之后又有些佩服。
这里陈列了利摩日陶瓷制作的历史。公元1746年，法国人依靠来自中国的高岭土样本在利摩日附近的山坡上发现了与中国景德镇相似的瓷土，从此这里就开始了欧洲瓷都的辉煌，你也许禁不住要问，遥远的法国怎么会得到来自中国的配方？
景德镇的高岭村，山坡上的树木与这里的瓷矿一样茂盛，眼前的这个矿井是目前景德镇年龄最大的高岭土矿，至今已经六百多岁了，除了源源不断的瓷矿，其中还收藏了许许多多的故事。
公元1713年，法国人莱昂雷科多（殷弘绪）成为天主教景德镇教区的传教士，这个蓝眼睛高鼻子的外国人，除了传播教义外还对瓷器有着浓厚的兴趣。此后的七年中，他把在景德镇考察到的瓷器方法记录下来陆续写信回国，还在信中附上了各种配方和样本，希望自己的国家也能创造出中国奇迹。
几乎在同一时期，清朝的康熙皇帝开始研究如何把珐琅技艺用在瓷器制造上，这时还不成熟的工艺对珐琅料的控制并不稳定。来自利摩日的陈忠信是康熙的希望，陈忠信把家乡的珐琅器的制造方法传授给了工匠，利用珐琅工艺中对颜料烧成温度的精确控制。源于西方的画珐琅技艺，终于完成了与东方传统制瓷的完美融合。
这个雍正时期的珐琅彩蓝料山水把壶，是典型的欧洲纹饰技法，壶身满是各色花卉，俗称百花地，浅蓝的画笔描绘出中国画的山水韵味，处处渲染着宫廷作品的精致和静雅，在珐琅彩家族中茶壶的身影处处可见，而它们的华丽和温润都是普通茶壶不能比拟的。而这样的紫砂胎珐琅彩本是初创时期，为保证颜料完整附着不得已而为之的作品，却创造了紫砂胎珐琅彩的独一无二，它们大多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件珐琅彩茶壶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它是雍正时期时时报喜把壶，栖息在梅花树上的喜鹊仿佛正在对你诉说快乐的心情。
1741年对中国瓷器始终眷念的殷弘绪，最终在中国的北京去世。2008年5月，北京市海淀区五塔寺石刻艺术馆，我们找到了殷弘绪的墓碑。尽管没有看到更多关于他的同乡陈忠信的记录，但是正如墓碑上所写的，他们在传教的同时还分别扮演文化使者的角色。而在殷弘绪离开后，珐琅彩瓷器才真正进入了创造华丽和典雅的巔峰时期。
收藏于台北故宫的珐琅彩黄地牡丹碗，釉面匀净光滑，用来补色的明黄彩浓丽鲜亮，犹如一幅工笔细腻的没骨花卉画，给人雍容典雅仪态万千的感觉。
珐琅彩龙舟胆瓶，是乾隆年间的作品展现的是一幅龙舟竞赛的热闹场景，瓶颈处的诗句不失惬意的风雅。
珐琅彩三友盘是雍正时期的作品，傲立的红梅、苍劲的青松，当凝视的目光在它身上停留，一种安静祥和的意境就会在你心中升腾。
珐琅彩瓷器最让人称绝的是把花鸟山水画法的技艺在瓷胎的弧形表面上继续，乾隆珐琅彩山水楼阁碗外壁以山水楼阁为描绘主题，山水留白处加题诗句描红闲章，展示在您面前的完全是一幅山水画卷，水波荡漾的地方仿佛一不小心就溅出浪花，树丛间嬉戏的飞燕引领人们去欣赏另外一幅画卷。
红杏、柳树各一株，再搭配翠竹和岩石，这是乾隆年间的珐琅彩杏柳春燕蒜头瓶。在这样的展示后，我们领略到了珐琅彩瓷诗、书、画三绝的美誉，而除了华丽幽雅，这种晕染在釉上的繁花之瓷，在制作和收藏上都享有绝对的统一和传承。
我们在清宫最后一次记录珐琅彩瓷器的道光十五年陈设档案上看到，珐琅彩瓷器共有四百一十八件。除了北京故宫存有少量，目前世界上真正的珐琅彩瓷器都存放在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西洋的绘画技巧在清代传到中国后，中国的绘画就逐渐从二度空间转变到三度空间，而这个绘画史上的转变在这批乾隆收藏的彩瓷上看得最清楚。
这些色彩瑰丽的碗盘更是艺术精品，一百多件华丽的彩瓷，除了少部分出自于景德镇外，大部分都是出自于紫禁城内的官窑，由于当年大多数收藏在乾清宫两旁的养心殿和端凝殿，因此当时故宫南迁时这批彩瓷也跟着来到了台湾，这也让故宫成为目前全世界收藏珐琅彩瓷最多的地方。
或许台北故宫的这个秋天将会因为这批瓷器收获更多的注视，这对于为这次珐琅彩瓷器聚会默默付出的人来说是最大的欣慰。开展两个月前 ，廖宝秀已经从台北故宫器物处正式退休，然而她却并没有因此缺席这一次展览，也许在这位台北故宫古瓷器的老朋友心里，退休并不意味着离开。
瓷器曾经是中国给予世界最为熟悉的印象，然而藏在这些如冰似玉的晶莹中，还有许多未知等待人们去追寻和探索，这些曾经赢得过多少帝王将相和历代藏家注视的瓷器，在更多普通人的注目中折射自己的光芒。
对于台北故宫来说，馆藏的两万多件古瓷器在等待他们一一整理和认识，而更多的人希望到台北故宫走一趟，看看那些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宝贝，看看那片在张晓风笔下描摩过的土地 。“小山之外还有好几叠山峰，在夕阳的返照下，幻出一片淡索的霞光，一个人若是一生都能过着这样的生活，真该心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