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社会认同目前对农民工的用工方式，中国的未来一定是贫富极端分化，一定是长时间的社会紧张。

　　如果农民工问题能够得到很好地解决，他们能有体面的劳动，有尊严的生活，那么中国的贫富分化会不断缩小，社会会更加和谐，所以——

　　2009年7月，湖南耒阳100多名在深圳打工的风钻工人，因职业病防护措施缺失而罹患尘肺病，此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有五位学者远赴深圳、湖南，对事件进行深入调查后，联名致函人保部，之后得到李克强副总理和张德江副总理的分别批示。

　　此后，五学者致力于研究农民工问题。在过去的2年内，他们集中研究了建筑工人的生存状况，对富士康工人跳楼和南海本田罢工事件开展深入调查。

　　2010年5月—8月，包括上述5人在内的9位学者组织了“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对富士康公司在大陆的工厂进行实地调查，致信郭台铭和国家相关部门，呼吁杜绝自杀事件。

　　随后，他们联合发表文章《自杀抑或他杀?——解开富士康自杀事件之谜》。

　　2011年7月17日，由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华南农村研究和实践基地、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新生代农民工课题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主办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讲习班在广东中山市南朗镇崖口村开班。

　　南方日报记者与参会的五位学者深度对话农民工问题。他们是——

　　沈 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主任

　　潘 毅：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卢晖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吴重庆：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副主任、《开放时代》主编

　　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资本链条末端对工人造成剥夺异化

　　南方日报：去年多位学者调研富士康后提出一个概念叫“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时代”。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概念？

　　潘毅：这种抗争是由于30年劳资矛盾累积到今天导致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制造”模式的企业处于跨过资本链条的末端，资本的运作逻辑会对工人造成剥夺和异化，从而造成工人弱势、绝望和各种形式的抗争。

　　以苹果公司的产品为例，在其整个生产链中，最不值钱的是生产和组装，一部售价600美元的ipone4所需材料成本约为187.51美元，而富士康组装每台只有6.54美元的酬劳，代工企业只有通过继续压低成本来维持利润。

　　南方日报：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表达为何会越来越强烈？

　　卢晖临：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有非常不同的价值观念，对社会不公正更为敏感。如果他们的利益和诉求没法得到表达，通过法律途径和仲裁都没法解决，就只能罢工，甚至通过跳楼这种激烈的方式来表达。

　　潮州和增城事件，看起来也是很偶然的事件，卷入其中的人多数与当事人是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背后共同的原因是他们过去有很多的权益被损害，新生代的农民工看不到在城市生活的可能性，不断地淤积怨恨和愤怒。

　　南方日报：如何正确对待农民工的抗争表达方式？

　　郭于华：社会对罢工的认识应该改观，不要把它理解是一种负面的，甚至是带有暴力行为的事。比如，本田的用集体罢工来表达利益诉求是一种更积极的更正面的表达方式。

　　罢工是在正常社会下的一种平衡工业关系、平衡劳资关系的健康行为。不然的话，工人没有任何力量，没有任何可能性给资方施加任何压力，这有利于社会稳定，你不让他在工厂上表达，他就要转移到社会上来表达。

　　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只要劳动力不要人的城市化不可持续

　　南方日报：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民工功不可没，未来中国的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将是什么关系？

　　卢晖临：如果社会认同目前农民工的用工方式，我们可以设想，中国的未来一定是贫富极端分化，一定是长时间的社会紧张。如果农民工问题能够得到很好地解决，他们能在工作的地方生活，有体面的劳动，有尊严的生活，那么中国的贫富分化会不断缩小，社会更加和谐，所以农民工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但中国的未来不等于农民工的未来。

　　吴重庆：中国未来必须不断地产业升级，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这背后是劳动关系的转变。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转型升级的压力来自哪里。转型升级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GDP的增长，压力主要来自于这几十年来农民工的工资保障一直那么低，转型升级是为了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追求，所以需要农民工用工制度的改变。

　　南方日报：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如何看待这些措施？

　　郭于华：1.3亿农民工，多数人已经远离了农村，很多人根本没有农业生产的经验，也没有乡土的认同，他的梦想和对生活的期望都在城市。从城市运转的需要来讲，一旦他们撤出，城市就会瘫痪，所以要将他们市民化。目前只要劳动力不要人的城市化已经不可持续了。

　　潘毅：政府的责任是制约资本的过度膨胀、监督企业落实劳动法，同时转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就是说使他们在住房、教育、医疗和福利等各方面享有社区公民的权利，并融入城市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的管理广东社会建设应继续做改革先锋

　　南方日报：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广东应如何创新社会管理？

　　潘毅：具体方法有两个，一是在基层车间里面，进一步完善基层工会制度，工会更好地代表工人的利益。更好地行使团结权、集体谈判权和集体争议权。二是在企业外面的工业区里面建设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不但处理在车间里的矛盾，它更重要的是处理他们在生活上的问题，要有很多NGO组织参与到社区服务当中。

　　民主性工会和工人社区配合起来会相得益彰，能够让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和诉求得到反映和解决。

　　沈原：广东已经开始重视创新农民工的社会管理了，希望未来广东在社会建设上继续成为改革先锋。

　　-结语

　　南方日报“中国农民工三十年迁徙史”系列报道今日收官。

　　通过5篇描摹农民工在中国大地上流动迁徙的报道，我们更加深刻感受到他们是促进中国崛起的强大力量，对于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开篇语所言，相比于改革开放中各类风流人物，农民工这个重要的群体给予中国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却一直未有广泛传播。

　　通过记者亲身体验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我们更加深刻感受到他们亦是中国最深沉的痛。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俨然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农民工是这一历史过程的新兴主体，承载了中国走向全球化过程中伴生的很多矛盾与苦难。

　　新生代农民工也必然承担着书写中国社会转型历史的伟大使命。中国未来与这一多达两亿人的打工群体息息相关，农村问题、城市发展、城乡关系、改革走向，有关中国现状和未来的几乎一切重要探讨，都离不开对农民工群体的认识和关注。

　　这个庞大的群体是否能得到足够的关怀，关系到“中国制造”能否更快地转变成“中国创造”，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能否更加健康而持续，关系到中国贫富分化能否不断缩小，社会能否更加和谐。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已经势不可挡地摆在眼前。南海本田罢工、富士康跳楼事件对企业管理提出挑战，而今年的增城和潮州事件则更是对社会管理的挑战。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外来工是广东现代化进程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建设力量，也是今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必须依赖的主力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对农民工的深厚感情，以十二分的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千方百计地为农民工解决生产生活方面遇到的突出问题。

　　在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当下，如何让农民工融入城市，考验着政府的诚意和胸怀。南方日报“中国农民工三十年迁徙史”系列报道暂时告一段落，但我们希望改变农民工用工制度的探索开始走上征途。●南方日报记者 赵洪杰 实习生 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