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运动蓝牙耳机配对:中國“失海漁民”的囚徒困境

　　中國漁民越境捕撈刺死韓國海警，成為韓國近日最具火藥味的新聞事件。總統府很生氣，韓國人很憤怒，召開譴責大會，聚眾在中國大使館外示威，施壓要求中國道歉。韓國海警廳甚至聲稱，如果再次發生中國船員攜帶凶器負隅頑抗事件，將使用槍支，“以瓦解對方的抵抗意志。”用軍事手段對付中國越境漁民，足見韓國人憤怒得近乎失去理智了。

　　此次事件猶如聚光燈，把中韓海上捕魚摩擦的一幕幕往事，聚焦在國人眼前。自2001年《中韓捕魚協定》簽訂以來，中韓兩國的漁民就不能按照傳統的打漁方式，隨意到規定的對方的專屬地區進行捕魚。但中國漁民“犯禁”卻屢見不鮮，這使得韓國海警抓捕中國漁民，愈演愈烈。韓國是扣押中國漁船數量最多的國家，僅2010年韓國西部地方海洋警察廳就扣留170多艘中國漁船，收繳罰金約合2000多萬人民幣。也許因為中韓建交一直來較為友好，中韓海洋專屬經濟區劃分爭議不大，故不像日本在東海抓捕中國漁民那樣，觸痛國人心底那根敏感神經，而成海上國殤。

　　如果不是因為刺死韓國海警，此次越境捕撈的漁民被扣押後，會依例重罰一筆款，然後放人。但不幸的是，韓國海警不幸死於漁民拒捕的玻璃揮舞中，雖未持刀，結果也是致命了。中國漁民刺中的，不僅僅是韓國執法海警之軀，也是韓國人的尊嚴。換位一下思考，韓國人的悲憤之情，理應體察。

　　此次漁業糾紛事件，因為出了人命，而演變為中韓外交風波。這不是第一次，也一定不會是最後一次。在海洋資源有限和其他複雜的背景下，遠洋捕撈正越來越頻繁地成為中國周邊外交的燃爆點，睦鄰不睦。從中國黃海、東海一路蜿蜒而下直到南海，近十年以來，中韓、中日、中越、中菲的海上捕魚摩擦一直不斷。中國漁民因“非法捕撈”被韓國、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拘押、扣船、判刑、罰款的，司空見慣。漁民們的種種不堪遭遇，宛如家門口被欺負，一次次登載媒體，也一次次煎熬著國人一奶同胞的情感，蹂躪著國人的尊嚴。

　　中國大陸海岸線綿延18000公里，海域廣闊，漁業資源自古豐富，漁民們緣何舍近求遠，遠渡重洋，冒死越境捕撈呢？

　　首先，中國海洋漁業資源其實並不特別豐富。雖然中國擁有漫長海岸線，卻沒有一處大洋型海洋資源區。中國海疆被局限在那些散落在太平洋中的島鏈之內。這種先天局限使得中國海洋專屬經濟區內的資源量，遠遠小於一些海洋漁業大國。比如日本擁有的鱈魚資源量數以千萬噸計，而中國四大經濟魚種之一帶魚，歷史上最大年產量僅50萬噸，相差了兩個數量級。這種絕對量的差距再加上中國巨大的人口因素，平均到每個中國人身上，中國在海洋資源擁有量上明顯處於弱勢地位。 

        其次，中國人啥都吃，整個海洋食物鏈都在國人饕餮食譜中。像日韓等海洋大國，國民集中消費的，往往是海洋食物鏈中的幾種海產品，如馬哈魚、鱈魚、金槍魚、蝦類等。而中國人飲食習慣較雜，海洋中能吃的都烹調成美食。國人海鮮消費的強大拉動力，必然導致捕撈的不遺餘力，這也導致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海洋資源的再生能力。著名海洋專家周遒麟說，將東海現有的漁船都動員起來進行捕撈，只需兩周，就可將整個東海漁業資源捕撈一空。

　　再次，海洋污染日益惡化。諸如渤海灣康菲等石油洩漏污染，各沿海城市重工業、輕工業排污入海，各地急功近利，GDP掛帥而忽視環境保護，導致漁業資源進一步衰竭。世界海洋專家克里斯滕森早已發出警告，當海洋環境處於亞健康甚至污染狀態，海洋魚類結構發生變化，將會使海洋生態和捕撈業陷入惡性循環。

　　更令人糾結的是，中國海洋漁業管理滯後，執法不嚴，長期掠奪式發展造成近海無魚。去年春天，我應邀去素有“東海魚倉”和“中國漁都”之美稱的舟山，考察現代海洋休閑旅遊。陪同的市政府秘書長告訴我，“舟山近海漁場無魚。帶魚像筷子，鯧魚像扣子，大小黃魚基本絕跡”，讓我倍感震驚，不敢相信。餐叙時，舟山旅遊局長無奈地說：“一條野生大黃魚的市場價動輒數千元乃至上萬，在舟山都已難得吃到。歷史上最高年產量曾經超過十萬噸的魚種有16種，如今只剩下8種。墨魚主要產地在舟山近海，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衰退，至90年代中期幾近衰敗，海中也難覓蹤跡。目前市面上墨魚都已經不是正宗的。”

　　不僅舟山群島如此，從遼寧到山東，再到兩廣，中國沿海各地都紛紛出現“近海無魚可打”的窘況。據中國海洋報記者披露，在海南，近海漁類資源也幾近枯竭，當地漁民甚至用“守株待魚”來形容生存的艱難；在廣西，從北部灣傳統漁場撤回的漁船高達5000多艘，直接危及廣西全區漁民的生計。掠奪式捕撈導致近海無魚，捕撈效益下滑，由此不得不增大捕撈力量和強度，從而資源破壞，單產下降，效益下滑，又再增加捕撈力量和強度，過度捕撈，大小通吃，惡性循環，對漁業資源形成毀滅性的破壞。針對海洋漁業困境，中國已普遍實施休漁制度，但這種措施雷聲大雨點小，執法疲軟乏力，難以抵擋漁民嚴重膨脹的捕撈。

　　多重掠奪式發展，致使中國漁民“失海”問題猶如中國農民“失地”問題一樣，日益嚴峻。“近海無魚”，就如同農民的莊稼地荒漠化、鹽碱化一樣，今後漁民靠什麼吃飯？更甭提小康了。“日出撒網、日落滿倉”的漁民，已成為人為破壞海洋生態環境的直接犧牲品。客觀說，這惡果一半是工業化的人為，一半是掠奪式的自作孽。素以“日產一頭金牛”著稱的江蘇啟東市呂四漁港，近年來由於過度捕撈，海洋水產資源急劇減少，加上柴油等生產資料價格大幅攀升，出海捕撈船只出現大範圍虧損，大批漁民負債累累，重新掙扎在貧困線。北宋大詩人晏殊贊歌的“神仙一曲漁家傲”，如今已成“一曲漁家悲”了。 

         面對近海萎縮的生存空間，沿海各省市政府把中國漁民赴遠洋捕撈當作突破漁業困境之策。所謂“遠洋”，既是遠渡到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大多還是太平洋，在遠離中國大陸靠近韓、日、越、菲等鄰國的海域。這些海域，有的是已經達成協議的屬於鄰國海洋專屬經濟區，如韓國的黃海專屬經濟區；更多的是鄰國妄圖侵吞而非法占據的中國固有領海，如釣魚島及附近海域、南海群島海域。日本妄圖侵吞釣魚島，除了政治軍事上的圖謀，擴張其海洋專屬經濟區，亦是其“司馬昭之心”。遠洋捕撈冒死討生活的中國漁民，一旦遇見鄰國軍警的狼牙虎口，而中央政府又習慣性韜光養晦，怎能不習慣性被挨打受罰？尤其是中日、中韓、中越三個漁業協定的生效，使這些問題更加突出。以前自個兒的傳統漁場，現在已成別國的領海。海洋捕撈本來就很危險、很艱苦、很寂寞，如今“遠洋”，漁民就更命懸一線，生死叵測了。

　　近海無魚，遠洋無命。一方面，那種以犧牲環境和破壞生態為代價的粗放型發展模式已走到盡頭；另一方面，在諸多爭議海域遠洋捕撈，遭致鄰國的嚴厲打壓越來越具“報復性”和“情緒化”。中國漁民在爭議海域受到他國非法侵擾時，對方執法人員往往用對“主權”問題“情緒化”的方式表達不滿。不僅在菲律賓、越南，去年發生的中日釣魚島撞船事件，也是日方亮肌肉表達“情緒”的後果。而今韓國海警揚言要開槍執法，更是hode不住了。鄰國執法人員的粗暴和蠻橫，已嚴重威脅中國漁民的人身安全。漁民捕撈問題，最終上升為國家外交問題，並在各自國內激起民族情緒，成為中國睦鄰友好戰略的持續性難題。

　　中國三千萬漁民已遭遇“囚徒困境”。怎麼辦？我認為，破解中國失海漁民的“囚徒困境”，宜應三管齊下。

　　其一，守則與亮劍。

　　按照世貿協定，漁民到他國專屬經濟區從事漁業捕撈，必須首先征得資源所在國同意，並交納一定的資源使用費，遵守資源所在國的相應漁業法規。因此中國漁民不能做國際海洋法的法盲，或知法犯法。中國沿海各省市都已成立“制止越界捕撈專項整治行動領導小組”，建立起從領導小組、沿海鎮（邊防派出所）、協管員、船隊、漁船的五級管理網絡，做到“一級抓一級、一級對一級負責”。可見政府層面已高度重視，但仍有不少漁民為生計所迫或為利所誘，而不惜鋌而走險。各級政府應更加廣泛深入開展普法教育，採取更加行之有效遠洋漁政管理措施。廣大漁民要自覺守法，不要做海洋上的麻煩製造者。尊重鄰國海洋主權，是中國公民應盡義務和應有風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都不應成為非法捕撈行為的避風港。

　　對主權清晰、不容爭議的中國固有領海，中央政府不能再逆來順受，舞那套“韜光養晦”的銀樣臘槍頭，要敢於亮劍。毛澤東時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傲視列強紙老虎；而今“人若犯我我必罵人”，一廂情願和諧頌。如此“養晦”，不但使國家尊嚴蒙羞，國家利益受損，更倒黴受罪的是那些在爭議海域捕魚的漁民。我的就是我的，誓死捍衛，不屈不饒；你的就是你的，涇渭分明，不偷不搶。國家領海主權是人民軍隊用槍杆子捍衛的，怎麼成了漁民乘著漁船在波瀾汹湧和槍炮威脅下去“宣示”呢？即便是民間保釣行動，與其說是民族的光榮，不如說是國家之恥。韜光養晦，養不出真正的睦鄰，因為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國家利益至上。菲律賓的傲慢、越南的瘋狂、日本的無恥，從一個側面看，難道不是“韜光養晦”養出來的？ 

其二，轉產與轉型。

　　漁業困境非一日之寒，要消融回春，恐需漫長時日。而失海漁民生計，時不我待。中國工業化的急功近利，給近海帶來嚴重污染，使漁民失海，無魚可捕，國家要給予合理補償；尤其是“康菲”、大連等石油洩漏污染，造成大面積海域漁業災難，理應巨額索賠，不可輕描淡寫，罰款區區二十萬了事，還不如一艘越境韓國漁船的罰款多。漁民生活若無基本保障，勢必會繼續越界，甚至漂洋過海到更遠的國家，製造更多的麻煩。政府部門應鼓勵漁民自願離開海洋，採取多項有效措施，幫助漁民上岸轉產，就業謀生，創業致富。

　　增產增收一直是中國漁業發展的雙重目標。在漁業資源極度匱乏下，如果漁政部門依然執迷於“增產增收”，無異於鞭打病牛，抽得越恨，死得越快。看看沿海城市的十二五計劃，有哪一個不把“增產增收”視為漁業發展的“新突破”？不是每一個產業，都要用8%、10%漲幅，去僵化勾勒政績輝煌的。中國漁業迫切需要轉變觀念，不能以“增產”促進“增收”，而要由傳統的“數量型漁業”向“質量效益型漁業”轉變。既要堅持以養為主、以安為先，在提高傳統產業發展水平的同時，努力拓展增殖漁業和休閑漁業等新興產業，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著力構建養殖、增殖、捕撈、加工和休閑“五大產業體系”；又要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深化漁業體制改革，加大漁業投入，建立健全漁業服務體系，維護海洋良好生態環境。

　　其三，創新與超越。

　　正如中國解決“三農”問題要跳出“三農”看“三農”，“三農”之外找出路，破解失海漁民困局，也要跳出漁業，放眼藍色經濟。在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世界海洋強國，漁業作為四大海洋經濟支柱產業，已經退居第三位。躍居首位的是海洋石油工業，年產值約3000億美元，21世紀中葉海洋油氣產量將超過陸地油氣產量。緊隨其下的是濱海旅遊業，濱海旅遊業收入占全球旅遊業總收入的一半，約為2500億美元，比10年前增加了3倍。敬陪末座的是海洋交通運輸業，約為1500億美元。世界範圍內的海洋產業發展經歷了從資源消耗型到技術、資金密集型的產業結構升級，世界海洋強國的產業結構已出現三、二、一的排列順序。從中國海洋產業發展趨勢來看，明顯滯後於世界海洋產業結構的轉變，尚在過渡到二、三、一結構，並且作為第一產業的漁業，關乎數千萬漁民生存與發展，仍在痛苦涅槃。

　　21世紀將是人類開發利用海洋的新世紀。2001年，聯合國首次正式提出了“21世紀是海洋世紀”。縱觀世界大國崛起，無不同海洋緊密聯繫，近現代文明一定意義上就是海洋文明、藍色文明。目前世界3/4的大城市、70%的工業資本和人口聚集在沿海地區。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分別制定了海洋科技發展規劃，提出優先發展海洋高新技術的戰略決策，希望在21世紀世界海洋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各方面的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海洋科學研究、海洋高新技術開發已上升到各國最高層次的決策範疇，海洋經濟正在並將繼續成為全球經濟新的增長點。美國指出：海洋是地球上“最後的開辟疆域”，未來50年要從外層空間轉向海洋；加拿大提出：發展海洋產業，提高貢獻，擴大就業，占領國際市場；日本利用科技加速海洋開發和提高國際競爭能力；英國把發展海洋科學作為迎接跨世紀的一次革命。 

中國作為海洋大國，也高度重視海洋經濟的發展，“實施海洋開發”連續寫入了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報告。國家領導明確提出：“要大力發展海洋經濟，科學開發海洋資源，培育海洋優勢產業，打造藍色經濟區”，把發展海洋經濟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國務院《全國海洋經濟發展規劃綱要》則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逐步把我國建設成為海洋強國”的目標，將海洋經濟視為中國經濟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十二五規劃中，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到8%左右，將是中國未來發展的重中之重。

　　打造藍色經濟區，重在創新，旨在超越。中國的海洋產業正處於成長期，產業結構正從傳統海洋產業為主向海洋高新技術產業逐步崛起與傳統海洋產業改造相結合的態勢發展。發展海洋高新技術產業既是發展海洋經濟的重要途徑，也是科技興海的重要目標，更是漁業困局的紓解之道。

　　但是，中國科技興海戰略，步履蹣跚。藍色經濟區的美好藍圖已經徐徐展現，膠東半島海洋高新產業成就，依然乏善可陳。海洋生物工程、海洋藥物開發和海洋精細化工等產業尚未形成大氣候。中國沿海城市專業市場林立，好生繁榮，卻至今培育不出一個海洋生物製品市場。去年舟山市與浙江大學簽署“海上浙江”戰略合作協議，創建中國海洋科學城，今年繼而三級跳成為全國唯一海洋經濟特區，卻由於人力資源、財政預算、土地指標、總體科研水平低下等制約因素，仍是空中樓閣，畫餅充饑。

　　中國吹響“科技興海”號角，說到底就是“人才興海”。可中國連續幾屆兩院院士增選，海洋學科的院士一個也沒有。是當今中國海洋科研人才都不夠院士水平，還是中國科學界瞧不起海洋？2011中科院院士評選結果剛出爐，人們看到搞煙草研究的，都能院袍加身，卻依然看不到一個海洋科學家的蹤影。

　　近海無魚，是今日漁民之困；海無人才，則必是明日中國之困矣。（時間：12月14日　來源：南方報業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