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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人政：云南省肿病死人情况

　　“大跃进”运动中，由于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反右倾严重的泛滥，官僚主义、浮夸风盛行，群众超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和粮食不够吃，便伴随着肿病等疾病流行，造成了云南解放以来人为的群众大规模死亡。痛定思痛，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教训十分深刻。

　　一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随之，掀起了一个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为了增强抗旱夺丰收的能力，1958年1月17日，省委召开全省紧急电话会议，指示：各地必须立即动员，男女老少出勤率每天达到90%以上；每天劳动时间要达9、10个小时，完不成任务的要日夜赶工。2月4日，《云南日报》发表了《在生产大跃进中，要做彻底的革命派》的社论，其中提出：过去几千年修灌溉1000万亩的水利，现在是一年要修灌溉1200万亩的水利。在大跃进中，是做彻底革命派呢？还是做妥协派、维持现状派、促退派？这是检验一切革命者的重要尺度。2月4日至11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央南宁会议关于对1956年反冒进的批判，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受此感染，省委提出了新的跃进指标：水利3年完成10年规划，粮食5年增产1倍。在“大跃进”形势逼迫下，全省掀起了男女老少齐上阵修水利的热潮，民工们夜以继日，不避风雨，奋战在水利工地上。由于劳动超负荷和营养跟不上，2月，在曲靖专区陆良县西冲河水库建设工地的民工中首先发现肿病患者。问题发生后，陆良县一些社队干部曾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但这些干部认为这是为大跃进抹黑，并对反映情况的同志进行打击和错误处理，使党员干部不敢讲真话。致使陆良肿病死人情况越来越严重，并逐步在曲靖专区蔓延暴发。同时，肿病在其他专区也陆续出现。这样，肿病死人问题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1958年6月25日，省委派出工作组到问题较严重的陆良和泸西县调查。还派出医疗组去防治病。经过实地调查了解和科学分析后，以云南省昆华医院内科主任沈允斌为首的省卫生厅泸西肿病防治组认为此病系混合型营养不良性水肿，于是向曲靖地委写了关于《泸西县肿病调查防治报告》。后来，曲靖地委虽然向专区各县转发了这个报告，但认为肿病的发病原因尚待进一步研究，此报告只能供领导同志参考，故使沈医生的防治肿病的报告束之高阁。省委于7月16日将曲靖专区肿病问题向全省发出通报，指出：曲靖专区的泸西、陆良、曲靖、马龙等县发生肿病大量死人。经解剖尸体发现死者缺乏脂肪，肝脏萎缩，证明主要是营养不够。在组织和发动群众在苦战中既要发扬干劲，又要保证劳动者每天睡好（8小时）、吃饱。

　　省委的通报发出后的当天，省委又打电话提请各地、市委注意：肿病继曲靖专区普遍发现之后，别的地区如邱北、富宁、峨山、新平等县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现。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有的地方把对于口粮确实不够和属于乱叫的人混淆起来，不注意解决。群众缺粮下边有些同志怕被斥为右倾，故不敢反映这个问题。请你们检查一下各县有无象曲靖专区那种情况，不要等闲视之。

　　根据省委通报的情况及指示精神，省委文教部即督促省卫生厅从昆明医学院、市卫生局及省卫生厅所属医院各抽调100人，再抽300余名血防干部共600余名医务人员，组成医疗队（组）分赴肿病严重的曲靖、玉溪专区和龙武、华坪、祥云等县进行抢救。

　　1958年7月21日至8月4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总结检查大跃进半年来的农业生产情况；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讨论研究下半年和1959年的工作。鉴于云南省部分地区发生肿病大量死人事件的责任重大，会议期间，7月27日，云南省委向党中央作关于曲靖等部分地区发生肿病的情况报告。汇报道：肿病今年2月初发生于陆良、曲靖等部分地区，经防治曾一度消灭，到4月又再度发生。同时其他地区也陆续发现。全省现有8个专区、自治州的50个县发生此病，患者共计11万多人，已死亡2万余人。其中以曲靖专区较为严重。今年肿病普遍流行，是过去没有的。其主要病状是，患者下肢浮肿，四肢麻木，腹涨，有腹水或拌有腹泻，体重锐减。个别的肝脏肿大，有的经治疗消肿后，再度复发，心力衰竭而死；也有一些病人是在走路或生产中突然暴死。这种病患者大都发生在一些工作落后的地区，一般以男子为多，妇女较少；老弱者为多，青壮年较少；平坝为多，山区较少。死亡现象亦是如此。病因主要是患者过度疲劳和营养不良。

　　云南省委在报告中还查找了发生肿病的原因：一是去冬今春在各地曾普遍发生流行性感冒，使患者心肌机能损坏，肝脏萎缩，潜伏下病根。二是群众在生产大跃进中，长期过度疲劳，体力消耗很大，营养补充不够，故暴发成肿病。三是这些地区的干部在生产大跃进中，强调苦战的同时，对广大劳动者的生活注意得不够，不敢讲劳动者必要的休息，对部分群众真正的口粮不足的问题避而不谈，不去主动解决。致使群众在长期的紧张劳动中，疲劳过度，缺乏营养，便普遍发生了肿病。

　　报告还说，为了保证群众的健康和生产跃进，云南省委正在采取非常措施根治肿病，我们省委必须接受肿病死人的教训，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次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会议一方面对大跃进致肿病死人问题有了一定认识，并向中央作了检讨，查找了发病原因。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将2月省委提出粮食5年增长一倍改成1958年当年翻一番，工业产值翻两番。使跃进指标再次加码，又加大了各级领导的压力，使他们在既要解决群众长期过度疲劳，防治肿病，又要开展更大的跃进的矛盾中而难以保持平衡。

　　为了进一步查清病因及加强防治措施，省委于8月24日派副省长刘卓甫率由省委文教部副部长钟期、省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周力、省民政厅副厅长白玉清等组成的省委检查组，会同曲靖地委第一书记邵风等到曲靖专区的路南、陆良、宜良、泸西、师宗、罗平等县了解肿病情况，研究加强防治措施。

　　全省部分地区发生肿病后，省委农村工作部也派人到曲靖专区检查生产和制止肿病死人的情况。并于1958年8月24日向省委作了《关于曲靖地区病亡及外逃情况的报告》。《报告》反映，曲靖全区（缺寻甸县）今春至8月15日各种发病人数达168957人，其中死亡23932人。外逃和搬家的现象也不断发生。与曲靖地区相邻的贵州省兴义县8月5日至15日就陆续收容了富源、陆良、罗平等县的外逃人员72人。这些人中有的是因肚子饿跑出去的，有的不仅肚子饿还遭干部吊打，生活不下去才逃跑的。仅陆良县今年搬家到外地的就有500多户。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劳动的出勤率。肿病2月开始，曲靖地委发现后就向各县打了招呼，但因缺乏深入检查，病因未查实，未引起重视，采取的措施不够及时坚决，故使病情不但没有制止，更使病情和死亡都在发展。

　　1958年8月29日，省委向各地、市委批转了省委农村部的这个《报告》，并指示：曲靖地区今年群众患肿病死亡和外逃的情况是严重的。这不仅直接威胁群众的生命，而且对今年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有很大影响。某些地区非正常死亡突出，迄今为止，主要反映了某些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各地应认真注意检查，把防止疾病死亡列入领导生产的内容。严重的地区要派专人检查和帮助解决，切实制止肿病的再度发生和新的发展。

　　由于“大跃进”运动在全省城乡，农村、工矿企业都全面开展，在农村发生肿病问题后，工矿也有发生。如：云南锡业公司个旧马拉格矿即发现工人患肿病，至8月23日达500余人。

　　刘卓甫副省长率省委检查组亲自到肿病严重的陆良、路南、泸西等县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同曲靖地委又作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后，于9月3日向省委书面报告了曲靖专区肿病情况，并调拨了2290万斤粮食和20万元钱帮助曲靖地委解决群众患肿病及饿死人问题。

　　通过省委、省委检查组及省委农村部工作组的多次督促和帮助，使曲靖地委对肿病死人问题的严重性有了进一步认识。1958年9月8日，曲靖地委向省委作了《关于肿病死亡情况和干部命令主义作风的检讨报告》，检讨说，今年2月，我区陆良、曲靖等地曾先后发现少量的疫病流行，其中主要是肿病。4月份病势又陆续蔓延，我们动员大批医务力量，集中的加以防治抢救后，疫病迅速下降，我们认为病情已基本遏止。但由于对病因不清，未从粮食上根本解决，故至6月下旬又再度暴发。前后发病共16733人，死亡1205人，我们深感责任重大，虽想了许多抢救的办法，但由于病因不明，没有正视为粮食问题，虽费力不少，但不能一针见血地迅速予以扑灭。7月中旬省委明确的指出：发病原因主要是营养不良，各级党委要敢于正视问题，大胆的解决问题。这时我们才决心从粮食问题上着手解决，拨粮5900万斤。并强调了专人负责，全党动手，集中力量限期扑灭。与此同时，各级分别成立了防治肿病指挥部，加强这一工作的具体指导，在贯彻执行中，有的县执行得坚决，半月后病情基本遏止，如马龙、泸西县。但有的县仍不正视为粮食问题，执行得不坚决，虽病情有些好转，但一直没有遏止，如陆良、路南等县。8月初地委又在马龙开了现场会议，并派检查组在各县进行了检查，又在县委书记会议上联系群众观念、工作作风作了一次认真的检查，并对防治肿病作了具体布置。这以后才使肿病基本止住，但仍未完全遏止。截至8月底全区累计发病141169人，治好103193人，现有病人20887人，前后共计死亡19110人，情况是严重的，给党造下了严重的损失。目前全区已基本控制了肿病的发展和死亡，但决不能因此而有丝毫疏忽大意。

　　曲靖地委还检讨了造成肿病发展的根源：直接反映了我们在执行省委历次指示“从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工作和物质保证三个方面保证群众大跃进的干劲”不坚决。我们领导的群众观念薄弱和缺乏深入踏实的工作作风，对如何在大跃进中去关心群众，保证生产大跃进的顺利发展，则被忽视。因而对肿病的发生开始就没有从缺粮食的问题上去考虑和处理。再加之对个别已发现的强迫命令情况未予以及时的严肃处理，导致关心群众疾苦不够。曲靖地委最后请省委给以应得的处分。

　　1958年9月12日，省委转发了曲靖地委的《检讨报告》，并批示：你们接受经验教训，继续彻底抢救肿病和防止其继续发展，这是很好的。同时，通过对这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进一步提高到领导思想作风、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上去接受经验教训，这也是必要的。至于地委请求给予相应处分一事，不必置议，但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

　　10月7日，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向国务院书面报告了云南省发生肿病的情况。

　　云南省陆良等县发生肿病死人的情况，也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1月3日至4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专程到陆良县检查工作，并就防治肿病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1958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郑州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问题。会前，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省的一些农村，发现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许多混乱现象。会议根据存在问题，规定了各级领导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必须关心人的工作方针，并要求对已发现的错误着手纠正。11月14日至20日，云南省委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央郑州会议精神，并以整风精神，以肿病死人问题为重点检查了省委及有关地委的思想作风，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会议肯定了工、农业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绩，但同时也揭发了许多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虚报浮夸的现象和造成的恶果。

　　11月18日，云南省委就关于发生肿病死人情况向党中央、毛主席呈报书面检查报告。报告说：肿病至6月下旬和7月上旬发病率猛增，遍及全省70多个县市，并兼有痢疾等流行，死亡率亦加大。经突击抢救，至7月下旬，发病率和死亡率逐渐下降。在这一过程中，情况陆续有所反映，我们虽曾采取了一些措施，先后4次派遣医疗队伍，多次组织专门检查组和工作组，进行检查和帮助，并调拨专粮、专款，力图遏止病势。但是，由于措施不够坚决和及时，以致制止无力，未能迅速扑灭。至10月10日止，全省累计发病388000多人，死亡39712人，其中因肿病而死者约占半数。以曲靖专区最为严重，共死亡19072人，占全省死亡人数的48%。而该专区又集中在陆良、泸西、曲靖等县。仅陆良县即死亡12917人，占该区死亡人数的67%，占全县总人口的5.6%，因肿病死亡者5205人，占死亡人数的40%。造成这一痛心的大量死亡事件，我们的错误在于：

　　领导作风不深入，对于今年紧张持续的苦战中需要特别关心群众的生活注意不够；尤其是对工作基础薄弱的地区所出现的新问题估计不足。病情最严重的地区，多是工作落后，去年歉收、口粮较少的地区。全省肿病最严重的陆良、泸西等县，一向都是落后县；死人最多的曲靖专区，是去年增产最少的地区。陆良县在历史上是最穷的县分之一，而去年又减产15%，全县除去公余粮外，平均每人只有口粮、种籽、饲料379斤，该县死人最多的几个乡，每人只有口粮200多斤。劳动强度成倍的增加，物质生活没有相应的保证，营养过分不足，是发生肿病的直接原因。

　　我们的错误还表现在：对一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特别是没有估计到，经过反右斗争和粮食大辩论，某些干部有个人主义思想，害怕被人说右倾，“宁左勿右”，不敢正视粮食问题。肿病发生时，有些干部发现缺粮是主要原因，但由于怕犯“右倾”的错误，不敢反映真实情况。吊打群众以至死人，也相当严重。富源黄泥河乡，在病中被打死、吊打后病死、逼死、关死的共24人；一个小女孩私自扳了一个包谷竟被砍去一个手指。这种现象没有得到及时发现和制止，也和我们思想上的片面性有关。

　　更严重的是：问题发现后，态度不够坚决，没有采取断然措施，及时而又严肃地处理，致使死人现象未能迅速制止。

　　作为一级高级党委，在这样几个根本问题上犯了错误，是严重的，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教训是沉痛的。主席对云南肿病死人事件的关怀，给予我们很大的教育和督促；王从吾同志来云南检查工作也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决心通过这一事件，从中深刻地吸取教训，借以教育提高云南省全体党员和干部，从而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促进生产的更大跃进。目前，我们正在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会议，通过整风的方法，集中检查批判省委和地、市委两级的领导作风和群众观点问题，认真接受经验教训。并且打算立即采取两条措施：

　　1、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后，立即在全党和全体干部中，进行一次以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的整风。在肯定今年大跃进成绩的基础上，从上而下与从下而上相结合地检查批判强迫命令和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倾向。并组织专门小组，对肿病死人事件进行认真的检查，严肃处理死人事件中的违法乱纪和失职问题，从正面和反面去使大多数干部接受教训。

　　2、从各方面调节群众的劳逸和生活。加强对公共食堂和托儿所的领导和民主管理，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书记或常委专管群众的生活问题。

　　鉴于省委的失职错误严重，有负于中央和人民的委托，为了教育全党和教育我们自己，请求中央给我们以应得的处分。

　　就在云南省委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云南肿病情况的当天，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也以个人名义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作了检查报告，承担了主要领导责任。

　　11月20日，省地、市委书记会议结束后，省委又接着召开了省委、省人民委员会所属各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整风会议，直至12月2日结束。会议期间，毛泽东于11月25日审阅了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第145期上摘登的云南省委关于肿病死人的报告后，作了“一个教训”的批语。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研究人民公社及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会上，毛主席指示将云南省委关于肿病死人的报告及他的批语发给参加武昌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列席会议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毛主席在批语中指出：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依。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云南省委的检查报告和毛主席所作的重要批示，对参加武昌会议的同志们震动很大。会议根据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的指示精神，针对大跃进运动以来的问题，提出了既要有冲天的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提出了经济计划要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能够保持适当比例。会议经过讨论，初步降低了工农业生产的一些高指标，1959年钢的产量指标由原定的3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这次会议系大跃进开展以来，党中央主动纠正某些工作中失误的一次重要会议。

　　毛泽东的重要批示传到云南后，省委先后在3次各种类型的会议上进行传达学习和贯彻。

　　第一次，首先组织参加正在召开的省委、省人委整风会议的同志认真学习。与会同志进一步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及其根源，挖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省委、省人委整风会议上，根据毛泽东要求云南省委坏事变好事的指示精神，重点抓整改。省委于11月30日分别发出了9个文件。即：发出了《关于在各级领导干部中继续开展整风的指示》、《关于加强劳动安全工作的指示》、《今冬明春大力开展副业生产以增加群众收入问题》、《保护个人生活资料所有权的通知》、《今年人民公社的分配问题》、《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报告》、《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干部与群众实行“三同”的决定》。

　　此外 ，11月30日，省委和省人委联合发出《关于群众生活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规定》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完整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学会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决定》分别就调整劳逸节奏的问题、办好公共食堂、办好托儿所和幼儿园、医药卫生问题以及加强领导等方面作出了55条规定。

　　省委、省人委发出了10个文件后，并要求逐级制定具体方案，迅速组织贯彻实施。

　　12月2日，整风会议结束后，云南省委向党中央书面报告了召开地、市委书记和整风会议的情况。其中，重点报告了两次会议揭发出来的主要问题：一是各地强迫命令、浮夸虚报、只讲生产不管生活的现象比较普遍，在极少数地区甚至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干部中的强迫命令作风，较为普遍的是“卡”、“整”群众。如戴白条、白手套，家门上插白旗，戴尖尖帽，画花脸，背上贴大字报，扣工分，甚至不给饭吃。宣威县左所乡一个社干部规定：“不劳动者不得吃”。一个女社员因在家照顾病人，两天不给饭吃。在强迫命令作风严重的地方，甚至采取关禁闭、捆绑吊打、火烤等违法乱纪的办法对待群众。祥云县3个水库工地被捆绑吊打的民工就有1200多人，当场打死、受虐待后自杀死亡的共有724人。二是在大跃进中只重视生产而不关心群众生活的现象，在全省则更为普遍。有些干部认为，“生产任务重，时间紧，不休息都干不完，再休息更完不成任务”。有些地方群众患肿病后上级调拨了粮食去救治，却没有发到群众手中。强迫命令也是今年边民大量外逃的重要原因，边民外逃已达89000余人，有人说，“情愿在外国饿死，不愿在中国苦死”。云南省委在报告中认识到：这种强迫命令作风和违法乱纪的行为已经在政治上和生产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打击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这些教训是十分沉痛的，确有必要在县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进行整风，认真地吸取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