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ios11gadgetwide tool:曹聚仁写信邀请胡适回北京看看奉了谁的指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30 23: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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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信使曹聚仁1957年曾致信胡适，希望胡适能回北京看看，但胡适并不领情。图为曹聚仁在香港寓所留影。
胡适与曹聚仁(上)
李传玺，学者，著有《寂寞书边》等
看到这个名字，熟悉胡适历史的人肯定会想到胡适1957年3月16日的日记：“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此信大意是说他去年秋间曾到北京上海去了‘两次’，‘看到了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国，等先生看了以后再下断语何如？’他说他‘愿意陪先生同行’！”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收到此信后，对曹聚仁涌起的非常强烈的厌恶甚至鄙视之情，对信中所说，包括真诚的邀请也持着一种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胡适在此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个字，并且派人将此信交给了台湾当局“司法行政部调查局”。
曹聚仁为什么要写此信呢？
毛泽东的指示或暗示？
曹聚仁给胡适的信也是在此期间写的。对待此段历史，很多人认为是曹聚仁得到了毛泽东明确的指示或暗示。
曹聚仁（1900-1972）浙江浦江人，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和杰出的爱国人士，曾是救国会的领导人之一，也是鲁迅先生的好友，1950年只身去港，之后一直定居港澳。1956年夏天，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访问北京，曹聚仁是考察团成员。因此时曹担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特约记者，报社又派他兼任随团记者，于是曹聚仁“站在人民立场、记者的客观地位”，带着千万海外华侨亟待知道大陆社会动态的愿望，开始了他对大陆“广泛而深入的采访”。之后他又数次受邀回到大陆采访。这次回国，周恩来、陈毅等多次会见他，毛泽东也曾于1956年10月3日下午约曹聚仁作了长谈。此后，曹聚仁向海外传递出了国共可以进行第三次合作的信息，也从此担当起了大陆与台湾之间、国共两党之间秘密信使的角色。
曹聚仁给胡适的信也是在此期间写的。对待此段历史，很多人认为是曹聚仁得到了毛泽东明确的指示或暗示。在与曹聚仁的约谈中，毛泽东表示对曹聚仁在海外的言论很重视。当曹聚仁说他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时，毛泽东叫他不妨再自由些。毛泽东还向他询问了许多关于蒋经国在赣南的旧事。而据曹聚仁的记载，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了番至今不为史家所关注的关于在中国实行两党制的一段话：
“毛泽东主席和记者的谈话中，记者曾引用了一位观察家的话：”中共的政权，在这一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乃在他们的第二代。‘记者还引了北京的史例：成吉思汗的统治局面，可说是史无前例的，但由于第二代的内争，蒙古王国便瓦解了。而燕王棣的政权，也正是第二代内争的前车。毛氏首肯记者的看法，不过记者相信毛主席是超过了成吉思汗的，因为他承认一党制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也说，在阶级斗争终了后，也可以容许两党的并存的。“（注：笔者认为此段话与黄炎培和毛泽东的”窑洞对“是毛泽东关于中国政党制度以及民主政治最重要的两段话）
既然毛泽东可以请曹聚仁向海峡对岸传话，当然也可能请他向自己的“老师”胡适之先生传话了。
毛泽东对老师胡适的争取
留在毛泽东印象中的胡适是十分可敬的。每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学生总是不忘向老师传话，希望把他当作一个可能的同路人来争取。
当年毛泽东在北大时，多次拜访胡适，听胡适的课，参加胡适发起的哲学研究会。胡适1951年5月17日日记曾回忆：“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里来，要我审定改正……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修改稿。不久就南去了。”胡适对毛泽东发起的驱逐张敬尧运动表示支持，对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胡适称赞：“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对发表在杂志上的《民众的大联合》，认为“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并对刊物和此文给予热情的介绍和支持。
留在毛泽东印象中的胡适是十分可敬的。因此，虽然师生二人后来走向了意识形态的某种程度的对立，并鉴于老师在中国思想界的巨大威望，新中国成立后，要想树立自己在思想界的绝对权威，必须将老师“请”下舞台，并发动了对老师思想的全方位批判，但每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学生还是不忘向老师传话，希望把他当作一个可能的同路人来争取。
1936年9月22日，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致信蔡元培先生，表达中共停止内战，实行真正抗日作战的想法，并请蔡先生向诸位“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转达，这里就包括胡适。1945年7月黄炎培和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政员为斡旋国共团结抗战而走访延安（也就是毛黄“窑洞对”那次），毛泽东和傅斯年交谈时，请傅代向胡适问好。以至老先生看到消息，激动地于8月24日（即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当口），从美国致信毛泽东，劝他以及“中共领袖诸公，……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平津战役进入尾声，虽然中共已将胡适列入战犯，但毛泽东仍然传话劝胡适留下来担任北平图书馆馆长。
虽然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对胡适的批判，但同样没有忘掉胡适。1956年2月，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曾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也不知他到底留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就在曹聚仁给胡适写信的同时，另一个渠道对胡适的争取也到达了胡的“耳边”。1956年9月16日，胡适的好友，知名的国际法学者，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的周鲠生到瑞士参加“世界联合国同志大会”，会后，他又应“英国联合国同志会”邀请到伦敦访问。其间，他会见了《现代评论》创办者，他和胡适的共同好友陈源，在无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两人交谈了三个小时，周除了劝陈回大陆外，还请陈转告胡适请他也回大陆看看。陈源于20日致信胡适，原原本本地转达了周的话：
“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我说你如回去看看，还能出来吗？他说‘绝对没问题’。他要我转告你，劝你多做学术方面的工作，不必谈政治。他说应放眼看看世界上的实际情形，不要将眼光拘于一地。”
顺着这个历史脉络和这个历史情境，毛泽东请曹聚仁向胡适传话是完全可能的。
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信使曹聚仁1957年曾致信胡适，希望胡适能回北京看看，但胡适并不领情。图为曹聚仁在香港寓所留影。
胡适与曹聚仁(上)
李传玺，学者，著有《寂寞书边》等
看到这个名字，熟悉胡适历史的人肯定会想到胡适1957年3月16日的日记：“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此信大意是说他去年秋间曾到北京上海去了‘两次’，‘看到了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国，等先生看了以后再下断语何如？’他说他‘愿意陪先生同行’！”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收到此信后，对曹聚仁涌起的非常强烈的厌恶甚至鄙视之情，对信中所说，包括真诚的邀请也持着一种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胡适在此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个字，并且派人将此信交给了台湾当局“司法行政部调查局”。
曹聚仁为什么要写此信呢？
毛泽东的指示或暗示？
曹聚仁给胡适的信也是在此期间写的。对待此段历史，很多人认为是曹聚仁得到了毛泽东明确的指示或暗示。
曹聚仁（1900-1972）浙江浦江人，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和杰出的爱国人士，曾是救国会的领导人之一，也是鲁迅先生的好友，1950年只身去港，之后一直定居港澳。1956年夏天，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访问北京，曹聚仁是考察团成员。因此时曹担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特约记者，报社又派他兼任随团记者，于是曹聚仁“站在人民立场、记者的客观地位”，带着千万海外华侨亟待知道大陆社会动态的愿望，开始了他对大陆“广泛而深入的采访”。之后他又数次受邀回到大陆采访。这次回国，周恩来、陈毅等多次会见他，毛泽东也曾于1956年10月3日下午约曹聚仁作了长谈。此后，曹聚仁向海外传递出了国共可以进行第三次合作的信息，也从此担当起了大陆与台湾之间、国共两党之间秘密信使的角色。
曹聚仁给胡适的信也是在此期间写的。对待此段历史，很多人认为是曹聚仁得到了毛泽东明确的指示或暗示。在与曹聚仁的约谈中，毛泽东表示对曹聚仁在海外的言论很重视。当曹聚仁说他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时，毛泽东叫他不妨再自由些。毛泽东还向他询问了许多关于蒋经国在赣南的旧事。而据曹聚仁的记载，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了番至今不为史家所关注的关于在中国实行两党制的一段话：
“毛泽东主席和记者的谈话中，记者曾引用了一位观察家的话：”中共的政权，在这一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乃在他们的第二代。‘记者还引了北京的史例：成吉思汗的统治局面，可说是史无前例的，但由于第二代的内争，蒙古王国便瓦解了。而燕王棣的政权，也正是第二代内争的前车。毛氏首肯记者的看法，不过记者相信毛主席是超过了成吉思汗的，因为他承认一党制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也说，在阶级斗争终了后，也可以容许两党的并存的。“（注：笔者认为此段话与黄炎培和毛泽东的”窑洞对“是毛泽东关于中国政党制度以及民主政治最重要的两段话）
既然毛泽东可以请曹聚仁向海峡对岸传话，当然也可能请他向自己的“老师”胡适之先生传话了。
毛泽东对老师胡适的争取
留在毛泽东印象中的胡适是十分可敬的。每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学生总是不忘向老师传话，希望把他当作一个可能的同路人来争取。
当年毛泽东在北大时，多次拜访胡适，听胡适的课，参加胡适发起的哲学研究会。胡适1951年5月17日日记曾回忆：“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里来，要我审定改正……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修改稿。不久就南去了。”胡适对毛泽东发起的驱逐张敬尧运动表示支持，对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胡适称赞：“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对发表在杂志上的《民众的大联合》，认为“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并对刊物和此文给予热情的介绍和支持。
留在毛泽东印象中的胡适是十分可敬的。因此，虽然师生二人后来走向了意识形态的某种程度的对立，并鉴于老师在中国思想界的巨大威望，新中国成立后，要想树立自己在思想界的绝对权威，必须将老师“请”下舞台，并发动了对老师思想的全方位批判，但每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学生还是不忘向老师传话，希望把他当作一个可能的同路人来争取。
1936年9月22日，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致信蔡元培先生，表达中共停止内战，实行真正抗日作战的想法，并请蔡先生向诸位“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转达，这里就包括胡适。1945年7月黄炎培和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政员为斡旋国共团结抗战而走访延安（也就是毛黄“窑洞对”那次），毛泽东和傅斯年交谈时，请傅代向胡适问好。以至老先生看到消息，激动地于8月24日（即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当口），从美国致信毛泽东，劝他以及“中共领袖诸公，……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平津战役进入尾声，虽然中共已将胡适列入战犯，但毛泽东仍然传话劝胡适留下来担任北平图书馆馆长。
虽然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对胡适的批判，但同样没有忘掉胡适。1956年2月，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曾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也不知他到底留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就在曹聚仁给胡适写信的同时，另一个渠道对胡适的争取也到达了胡的“耳边”。1956年9月16日，胡适的好友，知名的国际法学者，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的周鲠生到瑞士参加“世界联合国同志大会”，会后，他又应“英国联合国同志会”邀请到伦敦访问。其间，他会见了《现代评论》创办者，他和胡适的共同好友陈源，在无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两人交谈了三个小时，周除了劝陈回大陆外，还请陈转告胡适请他也回大陆看看。陈源于20日致信胡适，原原本本地转达了周的话：
“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我说你如回去看看，还能出来吗？他说‘绝对没问题’。他要我转告你，劝你多做学术方面的工作，不必谈政治。他说应放眼看看世界上的实际情形，不要将眼光拘于一地。”
顺着这个历史脉络和这个历史情境，毛泽东请曹聚仁向胡适传话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