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瑞qq3仪表盘说明书:杨尚昆回忆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恶化的

杨尚昆回忆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恶化的

发布时间:2011-12-15 09:53 作者:张培森（整理）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61次

 　　在延安这一段或者说在延安后期毛对洛甫看法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也没有注意到他在遵义会议是拥护他的路线主张的。我觉得他对洛甫有成见。比如洛甫为什么到晋西北去考查?那就是毛主席说了很多挖苦的话，什么“言必称希腊”，中国的实际一点不懂，没有调查研究，等等。实际上是指的洛甫，我们都听得出来。

 　　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原题为“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 　　杨尚昆同张闻天有着将近40年的友谊，称得上是知己的战友。2007年为纪念杨尚昆诞辰100周年，我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位同志打来电话，说要带电视台人来采访我，约谈关于杨尚昆同张闻天的交往，于是从有关材料中找出了一份1986年杨尚昆的一次谈话记录。这次未曾公开发表的谈话，是他当时应我们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请求进行的一次谈话，时间是1986年8月30日，地点是北京三座门他办公的会议室。这次谈话由于有张闻天的夫人，同时也是杨尚昆的老战友刘英参加，共同的经历，共同的体验，杨尚昆谈兴一直未减，话题虽然离不开张闻天，然而实际涉及到党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而这次谈话目前留下的就是这份密密麻麻的录音记录稿。如今距离那次谈话已经20多年，杨刘二老均已辞世仙去，参加这次谈话的编辑组的同志也只剩下两人，我和编辑组前组长萧扬。为了不让这次难得的谈话湮没，便根据这份录音记录整理成文。 　　上海时期的张闻天 　　我和闻天两个人是四中全会后一起从莫斯科回来的。他一回来就到宣传部去了。闻天那时的思想也都还是受莫斯科训练的那一套，和王明差不多。我知道当时许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因此在上海这一段从他思想来说都还是教条的。不过闻天在苏联确实算是学得最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是他。一个是王稼祥。博古和我差不多，现炒现卖。博古人很聪明，有捷才，善辩。而闻天是接触了实际以后才觉得王明这套不行的。 　　四中全会王明是反立三路线上台的，但四中全会后所实行的实际同立三路线差不多，不同的是取消了全国暴动计划，取消了行动委员会。那时甚至闻天也都还没有认识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搞的都还是以城市为中心这一套，那就是靠罢工、示威，搞“飞行集会”。那时南京路上有个先施公司，我们的人就去那儿先放个鞭炮，然后几个人高呼口号，于是行人便围了上来。这时警察就跑来抓人，这样每次我们都要被抓走一些人。工厂罢工说起来就是起哄，一个工头打了人，就一个车间马上停下来。工会也是共产党的。这样一闹巡捕就来抓人。工厂的基础垮了。恢复一段后，手就又痒了。就这么恶性循环。 　　面对这种情况闻天就有些感觉，觉得这种办法不行。特别是1932年他出席江苏省委会议的一次讲话，他的这种思想表现得最明显。那时没有上海市委，江苏省委就是上海市委，我当时是省委宣传部长。当然，他当时思想还没有后来那么彻底。他讲得多的还是从工作没有搞好这个角度说的，总是说没有准备好啦，太仓促啦。但觉得这样搞不是个办法，这一点是提出来了。认为这样搞下去没有什么意思。 　　淞沪抗战起来时，上海有十三家日本纱厂同时举行罢工，也是搞得轰轰烈烈的。因为那些工厂都开在闸北，闸北被日本人一占领，工人们就都跑到租界上来了。工人们都有爱国心，于是就组织一个罢工委员会，为了维持工人生活，就靠“民反”(全称为“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一笔者注)在社会上募捐开粥场。每天每个工人可以领两餐稀饭。有一天宋庆龄通过人向我们表示要捐两千元，那时两千元可不简单，是光洋呵。但这时凯丰就主张不接受，我就主张接受。凯丰那时在团中央，我在江苏省委宣传科。我就去跟闻天商量，闻天也主张接受。这样才把这两千元接受了下来，那时我们还办了张报纸，三天出一期。这件事我们还登报公开表示感谢。当时为什么有人不接受，就是说宋是第三党。那时有个公式，说第三种势力即中间派，他的欺骗性更大，比国民党还要坏。这是套的斯大林对社会民主党那个公式。所以总的说来闻天这一段并没有完全脱离教条主义，但是实际工作使得他觉得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 　　所以他那时自己的思想活动同他文字上写出来的东西，已经开始发生距离。他这时有几篇文章已经可以看出有点想要纠正一些“左”的东西，但是那个思想并不彻底。 　　中央苏区时期的张闻天、博古和毛泽东 　　闻天到中央苏区大约比我早十天。我到了中央苏区时他正在做报告。我一去就先向小超(邓颖超)报到，她当时是中央秘书长。报到后她就安排我住处，我一看那个房里还有张床，她告诉我说那是张闻天的。闻天回来一见面就说，你到啦!好好。并说，我那时(指在上海时)跟你说了句再见，就是指的在这里见呀。那段时期我跟他住一起，在那间房子里差不多同住了几个月。在中央苏区，起初闻天还是宣传部长，我那时是宣传部干事。后来派我去办党校(名字叫共产主义大学)时，闻天是校长，我是副校长，不过实际他没有管。 　　编辑组同志问:张闻天本人在1943年《反省笔记》中，曾经检讨初到苏区时所犯的反“罗明路线”错误，但申明自己当时主观上并未想到为了想要反对毛泽东，而且指出直接领导反“邓毛谢古小组织”的是罗迈(李维汉)。对此应该如何看? 反“罗明路线”时我已经到了瑞金。这一段斗争我知道是博古发动的，策划这件事我估计也是博古。那个时候博古叫总书记。为什么说是博古起这样的作用呢?因为斗罗明时我还在瑞金，起初罗明表现很硬的，并不承认错误。那时我同博古都住在一个楼上，博古是同陈云他们两个住隔壁。看到罗明不承认错误，博古就有点慌了。因为他已经把这个斗争发动起来了，他不胜利那他不就垮台了嘛!于是就找了很多人同罗明去说，去劝罗明，说你一定要服从大局，不要这个样子。后来罗明就承认了，承认是他的错误。当然后来整人这个事是罗迈(李维汉)，斗邓毛谢古时我已经不在瑞金，但我知道罗迈一去苏区就组织了一个组织局，组织局书记就是李维汉，可以说罗迈掌握了生杀大权。所以我估计这件事策划是博古，具体到整人是李维汉。至于文章嘛是闻天写的，他那时思想还没有完全转过来，当然那时他也只能那样写。 　　闻天同博古两个原来在思想上基本一致，后来慢慢地他们两个就分开了。因为博古坚持教条坚持得比较厉害，他到中央苏区后就把闻天实际上从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中排挤出去，叫他到政府当人民委员会主席。我想当时博古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把毛架空，你虽然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是按实际的职务来说，具体的工作是在人民委员会，也就是总理那里。这个完全是按照苏联的一套来套的。第二你张闻天在政府那边工作，你就少管中央的事情。然而闻天同博古他们两个那时一直是有斗争的，思想也是有所不同。博古比较个人突出，闻天这个人毛主席就说他是书生，他是书生气重些，但书生气也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字眼。这就是说他比较喜欢研究理论，这个人的文笔是不错的。他去政府工作，这就恰恰给他提供了一个单独考虑中国革命实际道路的机会，特别是同毛主席接近了。因此我觉得闻天转变的关键是在遵义会议前这一段。不过毛主席起初也没有同他交心，是慢慢地才交的呵。因为在他的脑子里，博古同洛甫是一条绳子上两个蚂蚱。王稼祥去苏区去得早，我估计毛大概多少把他的思想暴露的，首先是跟王稼祥。至于对张闻天，他还是先试得试得来的。不过在瑞金他们这几个之间并没有什么私人交往。那时候反毛反得最厉害的是任弼时。第一次宁都会议恩来是中央代表团团长，恩来还没有到，是任主持把毛主席撤掉了。所以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还讲，最后在中央苏区剩下的一个反对他的就是任弼时。(刘英插话:他真是记得清!)这个人在这方面是这样的。所以任弼时如果他不死，“文化大革命”也非整死不可。我觉得闻天那时也从弼时那里听到过一些反毛主席的话的，开始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弼时那时认为毛主席有些东西不妥当，比如包括肃反他认为毛主席该有责任，但是毛主席从来不认为肃反他有责任。 　　我最近想，毛主席在瑞金也有没有“左”呢?比如说查田运动，你们现在看看有个文件那是很“左”的，那是毛主席主持搞的呀。那时总的当然他不当权，但是他做具体工作，他这个查田运动就是“左”的。(刘英插话:我在于都第二次扩红，他直接领导我。他给我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的就杀。后来又来电话，要三天找出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一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我是觉得“左”的。后来是洛甫来了一封信，说反对扩红的不一定是反革命。我们才把这些人放了。)查田运动的结果是整了一批中农，至于富农那时早就没有了。那么在这种高压下就扩红，创造红军一百万。谁敢不当红军呀?当然扩红成绩是主要的，但是那样的方式是不好的，事实上等于抽丁，像兴国那里抽得就根本没有什么壮丁了。 　　从动员突围到遵义会议 　　长征出发前闻天发表一篇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我们开干部会动员突围就是靠的这篇文章。因为长征之前博古同李德他们两个到过我们三军团，这是他们第二次到三军团，第一次是打广昌(战役)时同彭德怀当场吵架那次。这次他们又来就讲到要突围，就说中央没有内部文件，就是张闻天同志有篇社论，所以闻天那篇文章是代表中央的。不过文章讲得很隐蔽，不懂得一点情况还看不出呢。这里要说一个问题，关于这篇社论我记得上面有个训令，训令上写着“供干部讨论会用”，所谓讨论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开个干部会，师团级或县团级统统说清楚，没有那个事。那时我是三军团政委，顶多是跟师长们说了，连团长都不知道。毛主席多次讲这件事，说没有说清楚，其实为什么一定要说清楚才能走，部队嘛，只要下命令就是喽。 　　前方的同志对你们(指长征初期刘英所在的中央纵队一笔者)后头那个“红章纵队”(笔者按:长征初期红军部队按照李德的“设计”，一、三两个主力军团分别列为左右两翼，掩护着中间的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作“甬道式”的前进。杨尚昆所在的三军团担负着右翼的掩护任务。刘英则在当时代号叫做“红章纵队”的中央纵队担任巡视员。)意见大得很啦，甚至叫它“混账纵队”。前方有时要等候两三天，才等得上你们。三军团最恼火的一次是过湘江，因为等中央纵队迟了一天。湘江一仗是同白崇禧的部队打的，打得很苦，损失很大。所以前方一些同志都怪你们，说就是你们把我们拖垮了的。还有一点，就是中央纵队的同志每人都手里拿着火把准备走夜路，前方的同志一看他们在那边走就骂，因为军队里的战斗部队是根本不许点火的。(刘英:不点火的话。那些行李就全完啦!) 　　遵义会议我记得是这样的，博古讲完之后第一个报告的是洛甫，他总结长征前面这一段，基本的东西是毛主席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很尊重毛主席。毛主席对他也比较重视，从毛主席这方面说，我找你一个教条主义营垒的人出来打头阵。接着毛主席做了一个补充的东西，这就讲得比较厉害一点。遵义会议那个文件也是洛甫写的。成立三人军事小组是在遵义会议之后。不过把博古拉下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这个是遵义会议定了的。闻天的转变可以说同他跟毛主席两个人在中央苏维埃政府接触有关。由于受毛主席影响，毛主席跟他谈了一些问题，所以遵义会议他就站过来了。我看大体上就是这样。但是遵义会议如果要他说王明整个路线错误，我看闻天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这里还有个共产国际问题。(刘英插话:那时大家对国际都很迷信。)这一段他同毛主席的关系是很好的。 　　关于会理会议 　　会理会议是在会理(云南)附近一个村子里开的。出席会议的有林彪、聂荣臻，三军团就是我和彭德怀。我还记得就是在一个茅草棚子旁边，也就是露天里开的。我那时脚受了伤，是用担架抬着去的嘛。会理会议主要是批评林彪要毛下台，也牵连到几个军团。因为从遵义出来这一段部队就是走路，那个时候怨言很多。一天走来走去，打圈子，也没有说清楚究竟要搞什么，就是下命令。所以部队疲劳得不得了。走的中间你挤我，我挤你，谁的力量大谁就跑得快。一军团同三军团碰到路上谁都不让谁。 　　特别是干部团陈赓对一军团杨成武那个团意见大得很，就公开骂，跺起脚来骂。因此可以说那个时候思想是很乱的。 　　在这种打圈圈情况下，很多人就跟洛甫反映说，这样不打仗又死那么多人，是不行的。对这种打法洛甫也不了解。彭德怀也不了解，因此也跟他讲，其实毛对彭不了解是最不高兴的。这里还有王稼祥军事方面对毛有意见，他又不跟毛直接讲，就跟洛甫讲，洛甫就跟毛讲，毛就发脾气。会理会议本来正式题目是批评林彪写给中央的信，信是要毛下台，要彭德怀出来指挥。但是会上有人却出来说是张闻天到了三军团司令部，同彭谈了多少多少。我就起来作证，我说我是政治委员，整天同彭德怀两个在一起，根本没有这个事。张闻天没有到过三兵团。所以这就怀疑到张闻天同彭德怀联合起来反对毛主席。这根本是个冤枉，毛主席却一直深信不疑。我以为毛同张的疙瘩那个时候就结下了。不然为什么明明是要批评林彪那封反毛主席的信，结果却又要把张闻天同彭德怀拉出来?那个会上非常紧张呵。 　　瓦窑堡的一场争论 　　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关于战略方针问题党内实际是有些不同主张的。那个时候毛主席提出一个战略来，就是要脱离陕北，占领太行山，然后向绥远发展，背靠内蒙。他提这么个战略计划，好像就是在洛甫那个窑洞里，不是在毛主席那个窑洞。(刘英插话:对。那时开会都在洛甫那个窑洞。)大家都不赞成他这个意见。(刘英插话:我记得还争论得很厉害。)因此东征彭德怀不愿意，林彪不愿意，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因为他们都了解毛主席的意图，就是要脱离根据地，那时大家都怕脱离根据地。因为走了一年多，好容易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又要走，怎么得了呢。 　　实际上毛主席提出的这个主张大家都不赞成。所以后来毛主席就改了。东征是走一步看一步，瓦窑堡不是留了一个留守处嘛。但他并没有放弃他那个意见，后来是没有能按计划打胜仗。周恩来、博古他们就留在了瓦窑堡，洛甫没有留，是跟着我们过河的。东征战绩是很不错的，占领了很大一片地方，但是县城一个没有占领。正是这个时候，国民党想要同我们合作，博古还有王稼祥他们一起到了前方，于是中央在山西大麦郊开了会。后来决定回头，就回到了西边。可见那时就有点不同的主张了。 　　张闻天反对毛泽东同江青结婚 　　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是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底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他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就给我看了。洛甫那个态度很坚决的，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以后不是经常毛主席开会就骂么，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我看他最忌恨的是这件事。那时真正是中央的同志写信给他表示的就是洛甫。(刘英插话:他那时是党的负责人，因为好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过去在外头搞情报工作，说江青这个人在外边桃色新闻太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对党的影响不好。给中央写了信，信上签名的一大串。闻天告诉我，这样他就写了个信给毛主席送去了。毛主席看了信后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 　　过去有个传闻，说江青同毛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另外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经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相反他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就说毛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江青便告诉了毛主席，毛就打电话给陈云，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这时他已经同她结婚了，所谓结婚实际也就是那么回事。 　　那时正是中央开六中全会，前方不少人都去了延安。当我们去看毛主席的时候，江青从窑洞里出来，贺老总就问，毛主席，这是个什么人呵?毛主席就说，嗨!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怪。贺老总就说，主席家里出来一个我们都不认得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问啦?后来没有过几天就请我们吃饭。我是吃了两次饭，头次就是请罗瑞卿他们那一次，我知道洛甫那次没有去。 　　所以我觉得在延安恐怕这件事是洛甫使得毛最恼火的，甚至于他可以联系到王世英写的信也是洛甫在里头搞的。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以后他对洛甫的态度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是讽刺挖苦。所以他们两个分道扬镳，搞得慢慢距离远，恐怕是从长征后期就开始了，不过会理会议后主要是走路，还看不出什么明显分歧。我说闻天同志一方面过去是有些教条，另外一方面他确实很喜欢研究理论。这个人就是社会经验太少，很天真，太天真了。 　　延安时期毛泽东和张闻天关系的变化 　　中央的事情我也并不完全清楚，特别是那个长征中间。我在延安当然是住得久，那时我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我作为北方局书记，后来整风时又让我当党组书记，所以政治局会议我都参加。我以为在保安时候，闻天同毛主席关系还是不错的。后来我就到前方去了。我1939年回一次延安，那时我就感觉得到不那么对头了。1940年我回到延安，闻天当时就只管宣传，别的事他一般都不管。我看他那时很苦闷，我去看他时，见他成天在剪报，他是很注意收集材料的。反正闻天那里我到了延安是经常去串门的。甚至于毛主席在延安讲过这样的话，意思就是你又不管，你又管不了事，你还把着这个位子不让出来。(笔者按:张闻天1943年在《反省笔记》中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就已经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总书记让出来，是毛泽东当时不同意提出这个问题；《笔记》又申明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闻天跟他去谈过一次，这是闻天跟我讲的，这个事情我统统交给你，我不管了，一切听你的。毛主席当然欣然接受了。他就是要把权都抓到他手里。 　　可以肯定，在延安这一段或者说在延安后期毛对洛甫看法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也没有注意到他在遵义会议是拥护他的路线主张的。我觉得他对洛甫有成见。比如洛甫为什么到晋西北去考查?那就是毛主席说了很多挖苦的话，什么“言必称希腊”，中国的实际一点不懂，没有调查研究，等等。实际上是指的洛甫，我们都听得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洛甫的情绪就很坏，自己就走了，走了这个事情不是就更好了嘛!你毛主席一个人拿主意去，我离开了。这个时候洛甫是不是也有点觉得我是一个党的负责人，你得跟我商量商量。从洛甫这一方面来想有点觉得你毛泽东不尊重我。 　　“二十八个半”问题与“抢救运动” 　　闻天对王明的印象一直是不好的，这我知道。在莫斯科中大学习时他对王明的印象就不好。所以你要说他佩服王明，那是根本不会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完全是陈伯达他们搞出来的。在延安讲“二十八个半”的时候，他们把博古、洛甫都算上。我就说如果要算，这些人都不能算。为什么?因为“反中共代表团斗争”时我在支部局，我就算一个反的。博古那时还在，不过他已经不在学校，那时他在中国问题研究院。洛甫那时已经到了红色教授学院。他除了礼拜六来一来学校以外，其余时间根本就不来。他当时既不是支部局的，又不是学校学生。所以那个事同他没有关系。 抢救运动任弼时同志木赞成，是我听弼时当面跟我讲的，他说这样搞不行。不过那时弼时有些正确主张毛主席也拒绝。康生那个家伙坏透了，记得斗柯庆施那一天要我们中直学委会布置，我就提出有什么证据说他是特务?没有!就要开会轰，我就不赞成，我一个，邓发一个，李富春一个都不赞成。就去找康生，他是学委会(副)主任，对他说，这个不行，斗了下不了台怎么办?康生那个时候态度糟糕得很，就说书记处决定了的，你们照着执行。我们就去找弼时，弼时说“我也不赞成”，但表示他也无能为力。结果斗争会从下午两点一直开到七八点钟都下不了台。几乎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攻这个柯庆施，其实一点证据都没有，就是说什么看到你在街上戴个黑眼镜呵，又是怎么怎么样啦，搞逼供信。后来主席在一次会上就问到，你们开那么长的会干什么?康生你知道吗?康生却说，是他们要开这个会，我就没有要他们开。你看他又这样子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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