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c哪些优缺点:丁玲：“一生与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丁玲：“一生与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作者：夏航  党史文汇 第8期

　
　　24岁：“莎菲女士”破茧而出
　　
　　丁玲的父亲是清末秀才，曾留学日本，因体弱多病，32岁时早逝。母亲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母亲的教育下，丁玲自幼萌发反封建的思想意识。在桃源第二女校、长沙周南女校、岳云中学读书时，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周南女校国文教员、新民学会会员陈启民给学生讲都德的《最后一课》、秋瑾的诗、《今古奇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启发她们阅读《新青年》、胡适的《尝试集》和郭沫若的《女神》，有意培养丁玲的写作才能，鼓励她多写多看。丁玲第一学期就写了三本作文、五本日记，在当时长沙报纸上发表两首白话诗，并开始投身妇女解放运动。1922年到上海后，丁玲入陈独秀、李达创办的平民女校读书，后经瞿秋白介绍转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上海大学总务长邓中夏、社会科学系主任瞿秋白、教务长陈望道、小说研究教师茅盾，使丁玲受到时代精神的感染。向警予常帮助丁玲，指引她前进，是她崇敬的楷模。
　　1924年上半年瞿秋白与丁玲好友王剑虹结婚后，丁玲与他们同住在上海慕尔鸣路，瞿秋白在思想与文学上都影响过丁玲。丁玲钦佩他的才华，尊重他对革命的贡献，在这样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上，产生了文学创作的强烈冲动。她尊崇鲁迅先生，后来曾说自己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鲁迅先生说他自己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以至于成熟起来的。”鲁迅的作品和思想，成为青年丁玲的精神营养。
　　1924年，北洋军阀之争纷起，许多文化人南下广东，参加孙中山联俄联共的国民革命。丁玲却上了北去的火车，渴望到知识青年心目中的圣地北京大学学习，听鲁迅先生讲课。但升学的愿望难以实现，只好住在西城一个补习学校自学，同时在一家私立图画学校学习绘画。丁玲遇见了比她更贫穷的青年诗人、学徒出身的胡也频，很快相识、相爱了。像许多穷学生一样，他们读《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讨论歌德、海涅、托尔斯泰、莎士比亚、鲁迅，欣赏《茶花女》《包法利夫人》。尽管大革命运动在南方如火如荼，但丁玲这时的思想“有着极端反叛的情绪，盲目地倾向于社会革命。但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又疏远了革命队伍，走入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丁玲开始拿起笔来揭露旧中国的黑暗，倾诉心中的苦闷。第一篇小说《梦珂》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接连创作了不少作品，描写一系列受新思想影响的知识女性，呼唤个性解放、妇女解放，作品富于时代特色，文笔大胆细腻。成篇于1927年冬、发表于1928年2月《小说月报》的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大胆揭露黑暗的现实社会，表现五四运动后觉醒的知识青年的痛苦与追求，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破茧而出的“莎菲女士”，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来临之际，中国青年知识界个性解放和女性解放的鲜活代表。茅盾早年说过：丁玲是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文坛”。“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作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
　　
　　丁玲的创作，以第一个革命女作家的姿态，打破了冰心、庐隐等女作家之后的某种沉寂。《莎菲女士的日记》使丁玲成为倍受重视的女作家。
　　1931年2月7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优秀的左联作家胡也频、李伟森、柔石、冯铿、殷夫及其他革命者饮弹倒在龙华，血染荒野。
　　在危难时刻，丁玲的意志没有被瓦解，而是变得更加倔强坚强。丈夫胡也频被杀害，“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在朋友的支持下，她把刚满三个月的婴儿送回湖南老家，又奋不顾身地投入斗争。她曾找过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要求到苏区去，但组织上考虑，她负责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工作更合适。此时的上海，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进步刊物屡遭查禁，左联书店被封闭，丁玲毅然挑起了创办《北斗》的重担。在冯雪峰的指引下，丁玲走上了革命文学道路，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左联党团书记，她广泛团结知名作家，培养青年作者，为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发展革命文艺做了大量工作。
　　丁玲的工作受到鲁迅、瞿秋白等人的支持。鲁迅发表了《答<北斗>杂志社问》，并为《北斗》翻译和撰写文章，推荐珂勒惠支的版画，这给丁玲以极大的启发和教益。瞿秋白写杂文是从给《北斗》写稿开始，并以此为阵地，发表了大量论文与翻译作品。冯雪峰、阿英、周扬、夏衍以及谢冰心、陈衡哲、凌叔华、沈从文等著名作家，都在《北斗》上发表作品。诗人艾青的第一首诗也是在《北斗》上发表的。《北斗》还积极参加文艺大众化的讨论，经常召开读者座谈会，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从中发现培养文学新人和工农作者。
　　这时期丁玲创作的《韦护》《水》《母亲》等许多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创作实绩，得到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人的肯定。从1927年到1932年的短短几年，是丁玲闪烁出非凡才华的第一个写作高峰。她以大胆的勇猛的姿态亮出了反封建的旗帜。随着革命思潮对丁玲的影响，她的觉悟提高了，作品迅速反映了人民群众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莎菲’时代的叛逆”、“左联时期的斗士”出现的女作家丁玲及其文学作品，载入史册。
　　
　　32岁：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拘禁在南京。国内外著名人士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柳亚子及巴比塞、瓦扬·古久里、罗曼·罗兰等发起抗议和营救活动。鲁迅先生得知丁玲被捕，对国民党的迫害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当传来丁玲遇害的消息时，他挥笔书写《悼丁君》一诗，感叹“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鲁迅建议马上出版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在各大报上登广告宣传，并亲自安排寄稿酬给丁玲的母亲。
　　失去自由之后，敌人曾对丁玲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社会名望为反动派做事，但她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同时，她积极寻找地下党组织，终于在1936年9月，在党组织帮助下逃离南京。
　　1936年11月初，丁玲乔装辗转，潜赴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款待。中央宣传部在一孔大窑洞里开会欢迎她，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出席。丁玲感慨不已：“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等领导同志，就是在一间大窑洞里举行的欢迎我的晚会上。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吧。我是那么无所顾虑、欢乐满怀的第一次在那么多的领导同志们面前讲话，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么亲昵的喋喋不休的学舌或饶舌。”
　　欢迎会散了以后，毛泽东问丁玲打算做什么，她回答得很干脆：“当红军！”于是，她换上戎装，跃马扬鞭到了陇东前线，写下歌颂彭德怀、左权将军的佳作，到红军前方政治部工作。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诗词《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用电报发给红军总部转交给进到庆阳的红军新战士丁玲：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这首词热情洋溢地赞颂了丁玲这位从大上海奔赴黄土地的著名女作家。“纤笔”即细致描绘的笔，指丁玲的文笔。“毛瑟”是德国毛瑟工厂所制造的步枪和手枪，孙中山1922年8月24日《与报界的谈话》中说：“常言谓：一枝笔胜于三千毛瑟枪。”毛泽东引用这个典故，夸张地赞扬了丁玲以笔作枪的威力，显示了毛泽东对文化战线、对文艺大军的重视。

　　
　　丁玲到陕北后，热情地做了不少革命文化的开拓性工作。就在“洞中开宴会”欢迎丁玲的同时，中央决定成立一个文艺组织，毛泽东亲自定名为“中国文艺协会”。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成立，毛泽东在讲话中称赞“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
　　丁玲当选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并参与创办了党报的第一个文艺副刊《红色中华副刊》，撰写了代发刊词，指出：我们要从各方面发动，使用笔，用各种形式，那些最被人欢迎的诗歌、图画、故事等等，打进全中国人民的心里，争取他们站在一条阵线上，一条争取民族解放抗日的统一战线上。
　　此后，丁玲随红军北上，抵达定边。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她又随军南下，赴红军前敌司令部。她在前线认识了不少红军将领，许多是湖南老乡，如彭德怀、任弼时、左权、贺龙、萧克等，还接触了许多干部战士，对红军有了丰富的感性认识。
　　12月30日，她在庆阳收到毛泽东用电报发来的《临江仙》词作，受到极大的鼓舞：“我收到词的几天里都沉浸在快乐之中。”1937年初丁玲回到延安时，毛泽东又亲自挥毫书写此词全文，送给她。
　　到达陕北，是丁玲革命人生和创作生涯的崭新开端。她开始由“昨天文小姐”向“今日武将军”的革命性转变。从此，她更加热情地投身于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斗争，其革命现实主义创作也进到了新阶段。历任苏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她深入前线，用文艺形式积极反映红军、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她创作的《彭德怀速写》《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新的信念》《夜》《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作品，是解放区文学的重要收获。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救亡运动掀起高潮。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按照党的指示，组织了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任主任。他们徒步经延安渡黄河到山西，逗留6个月，途经16个市县及60多个村庄，辗转3000余里，开展宣传工作。1938年她又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国统区陕西潼关、西安等地进行宣传演出，活动了四个半月。西战团走到哪里，抗日火种就撒到哪里。周恩来曾称赞说：“我们不但八路军开上了前线，我们的著名作家丁玲同志，也已经带着战地文工团奔赴了前线。”
　　丁玲在延安生活十年，大量的时间生活在群众中，心与战士相通、与农民相融，思想上感情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丁玲一生中很可贵、很幸福的时代，也是她创作实践的黄金时代。这期间，她写了《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入伍》等小说。这些作品揭露了侵略者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表达出人民的抗日要求；细腻地描绘了知识分子在新天地里的生活和思想变化。丁玲以对工农群众的现实主义描写，代替了她以往对于人民大众生活的偏于意念的表达。
　　
　　在延安召开边区合作会议期间，丁玲被丰富的素材所感动。不久，写出报告文学《田保霖》。发表后，毛泽东专门派人送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并请丁玲和《活在新社会》的作者欧阳山一起吃晚饭。毛泽东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不久，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又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
　　延安整风期间，丁玲听说主管中央社会部的康生在中央党校讲，丁玲在南京自首过，便去找毛泽东，要求组织上对她在南京被囚禁的一段历史予以审查和澄清。1940年元旦，陈云把中组部的审查结论通知丁玲，特意告诉她，结论的最后一句“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是毛泽东亲自加上去的。1942年丁玲写了《三八节有感》的文章，受到一些高级干部的激烈批评，毛泽东曾为她说话：《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毛泽东诚恳地对丁玲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丁玲深受启发，后来说：“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记在心上。”延安文艺座谈会时照相，毛泽东还特意站起来问：“丁玲在哪里呢？照相坐近一点么，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
　　丁玲参加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着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走向群众的火热斗争。丁玲更积极地深入生活，创作打开了新天地。
　　1945年初秋，丁玲组织延安文艺通讯团，9月离开延安，徒步经晋绥解放区，年底抵张家口。她本来要去东北，因内战中断交通，只好在张家口停脚。人虽然走进阔别多年的城市，但她的情感却仍停留在老解放区农村，连做梦都想再返回那些老乡中去。1946年夏天，中共中央关于土改的指示传达下来了。丁玲的眷恋之情有了新的寄托，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去怀来、涿鹿一带进行土改。
　　丁玲拎起包袱，来到河北农村桑干河畔，与农民群众共呼吸、同命运。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中挣扎出来的伟大力量震撼了她；农民的淳厚、质朴的品质吸引了她；土改运动中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丰富了她。她吃派饭，和身上长着虱子的老大娘睡在一个炕头。她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兴致勃勃地和农民交融在一起。逢到老乡分浮财时，有的老太太挑花了眼，不知拿哪样好，丁玲总是去帮忙挑选。村里分房子，往往一下子分不合适，她在旁边马上就能说出来，某处还有几间什么样的房子，分给什么人住合适。村里的干部都为她如此熟悉情况感到惊奇。丁玲在土改工作中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熟悉人。当她从张家口撤退时，一幅土地革命的壮丽图景已在脑海中清晰地映现出来了。她说：“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间的碎石路上，脑子里却全是怀来、涿鹿两县特别是温泉屯土改中活动着的人们。”“由于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我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当她到了阜平的红土山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小说构思已经完成了。“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她全力以赴，投入了写作。腰疼得非常厉害，她只好把火炉砌得高一些，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夜晚把暖水袋敷在腰间，才能入睡。每当她腰疼支持不住的时候，就像火线上的战士冲锋陷阵那样，坚持着写下去。她以锐利的洞察力把自己所感受的一切写进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进入了文学创作生涯中的第二个高峰。
　　
　　1948年6月完稿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农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巨大变革。这部名著，是丁玲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突出成就，是第一部反映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作品描写的是从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改的五四指示到1947年全国土改会议以前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以及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翻身过程。小说通过华北地区一个村子土改运动的真实描写，深刻地反映了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斗争，显示了农村伟大变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这部被誉为“土改史诗”的作品，并非简单化地歌颂土地改革。由于丁玲对现实主义精神和写作技艺具有自觉的追求，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生存环境及农民心态的复杂性、丰富性。她将政治、经济、家族、血缘、道德、文化、个体心理，作了如盐溶水、不露痕迹的成功表述，昭示人们，“翻身”不应仅指向政治和经济，真正意义的翻身，必以“翻心”相伴相生。不改变人的心理结构，不进行意识上的革命，封建性仍将浸渍到农民（又岂止是农民）的灵魂深处。这充分显示了丁玲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历史纵深感和心理分析的准确性与锐利性。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标志着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长篇小说创作所达到的新高度。冯雪峰曾指出：“这是一部艺术上有独创性的作品，是一部相当辉煌地反映土地改革的、带来了一定高度的真实性的、史诗性的作品。”苏联文学批评家称誉丁玲天才而技巧地描写出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劳动人民，怎样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觉醒过来，为新生活而斗争。1951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被陆续译成英、俄、日、意、法、德等多种外文版本，获得广泛好评。
　　
　　晚年：信念坚定，忠贞不渝
　　
　　新中国建立之初，丁玲致力于新中国的文艺领导工作和文学编辑工作，历任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报》和《人民文学》杂志主编。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妇联理事，中国文联委员、党组副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多次参加国际和平促进活动和国际进步妇女活动，曾被选为世界民主妇联理事会执行委员。在繁忙的工作中，她还写出了大量的散文、评论和小说作品，歌颂中国人民的新生活、新风貌，提倡作家到群众中去与人民大众共命运。她积极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扶植文学青年成长，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作出了贡献。
　　1955年和1957年，丁玲先后被错误地划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1958年遭到“再批判”，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12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曾被关进监狱。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党中央批准，丁玲20余年的错案得到平反改正，丁玲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人民日报》以《作家丁玲正在撰写新作》为题报道了一位伟大作家的复出：“著名女作家丁玲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正在重新编定她的作品选集。这套新的选集将分为小说、散文、评论三辑出版。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即将重印出版。她正在撰写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
　　1984年8月1日，中央组织部经中央批准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彻底推倒强加给她的一切不实之词，再次肯定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生涯，重申她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有贡献的共产党员。丁玲由衷地呼唤说“党真伟大”！
　　在长期的逆境中，丁玲忠贞不渝地坚持对人民事业的信念，始终热爱党、热爱人民，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她曾经剖白心志说：现在很多读者写信问我：你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回答说，很简单，因为我有信念，我相信党，尽管现在党里还混有坏人，但我们党的性质没有变！我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时间，相信历史。就是这个信念，支持我斗争，支持我战胜一切困难。
　　丁玲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是真诚的，也是坚定不移的。共产党是她年轻时经历了很多挫折才找到的，她的丈夫胡也频也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英勇献身。尽管她受了委屈、经历了坎坷，但无论如何绝不动摇自己的初衷和理想。这是她的精神依托，安身立命的基础，真实感情的流露。在20余年的艰苦生活里，丁玲与人民结下深情。年逾古稀重返文坛，她仍胸怀宏愿，为四化建设奔走呼号，为文学昌盛勤奋耕耘。
　　有人对她说：“你对毛主席那样虔诚，那样热爱，而他还是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点了你的名……”她却说：“毛主席有缺点，晚年更有大错误，当然可以写，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是不会写的。有人想全盘否定毛主席，甚至想打倒他，这是不能允许的！”我“不能给妄图全盘否定他和打倒他的人提供把柄”。
　　还有人说她保守、僵化，是一个“左”派。她则说：“需要丁玲当右派的时候，就把丁玲打成大右派；现在，他们是解放派，需要我丁玲当‘左’派，我就成了他们所指责的保守呀、僵化呀，随他们去吧，我丁玲就是丁玲！”
　　
　　1979年11月，丁玲抱病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作了题为《讲一点心里话》的发言，并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重返文坛后，丁玲积极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路线，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维护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文化组组长、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她不顾年高体弱，多次出访，参加国际性文学交流活动；勤奋写作，热情培养青年作家，创办并主编文学杂志《中国》；逝世前在医院病床上，还顽强地写作和审阅稿件，关心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
　　1985年1月创刊的文学刊物《中国》，是丁玲晚年呕心沥血的产物。她在各种复杂的矛盾中惨淡经营，为稿件、经费、编制乃至用车忙碌奔波，付出了许多心血。丁玲颇为感慨地说：“《中国》编得太费劲，也不理想”，“我并不乐观，只是不能不办下去，总想尽最后一点力！”《中国》确实做到了“五湖四海”、兼收并蓄，打破宗派门户，容纳多种艺术风格，既发表萧乾、孙犁、路翎、苏金伞、绿原、邹荻帆、骆宾基、郑敏、陈敬容、王蒙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又“一向重视对年轻人的扶植和发现新作者”，有的作品相当前卫，极富探索精神和现代色彩，包括北岛、舒婷、江河、杨炼等朦胧诗人、“新生代”诗人的诗歌，以及残雪的《苍老的浮云》等小说。
　　1981年7月，丁玲重新踏上北大荒，去看望在绝境中给她以生的希望的农工朋友，先后访问了曾经生活过的农场。见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一片片紧张收割的麦田，丁玲开怀大笑，圆了晚年的梦。离开北大荒时，她深情地对北大荒人说：争取时间，把手里的两本书写完，再回北大荒来看看你们。丁玲始终保持着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她是最早写工农兵的作家。她曾经提出“到群众中去落户”，并毕生实践这一主张。即使是在北大荒最困难的日子里，她不是斩断而是加强了这种联系。她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基层去，做最平凡最细小的事，尽一切力量为群众谋利益。这一切使她的心与群众息息相通，并从群众中吸取生活的勇气和斗争的力量。在她逝世后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北大荒人民送了绣着“丁玲不死”四字的红旗。能够活在最基层群众的心目中，丁玲应是无尚光荣的。
　　1981年8月，丁玲应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邀请，赴美国访问。她身上留着北大荒的麦香，心里装着老百姓的亲情，踏上了陌生的异国土地。爱荷华的生活是轻松愉快的，她喜欢这里环境的安宁、和谐，但更喜欢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大家可以“用共同的语言谈不同的思想”。一些美国人很想听一听这个受过冤枉、坐过共产党监狱的人是怎样想、怎样说的。丁玲面对陌生的听众，不论是政治见解相同者或不同者，侃侃而谈：“我是一个中国作家，是中国人民的女儿。”“为人民战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86年丁玲被美国文学艺术院授予荣誉院士称号。
　　丁玲不是一个埋头于自我天地的作家，她始终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她的创作与社会同步行进。从美国回来后，她的脚步遍及祖国的东西南北中，从她匆匆的行程上看，好像忘记了自己是80高龄的老人了。但分明又没有忘记，常常挂在她嘴边的一句话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1982年，丁玲先后赴天津、沈阳、大连、长沙及故乡常德、临澧讲演、参观、探亲访友。年底，又应云南人民出版社之约，到昆明、个旧、景洪等地访问。1983年4月，丁玲应法国总统密特朗之邀，与作家刘宾雁一起赴法国访问。5月底，又赶往上海、浙江等地访问巴金，参加冯雪峰学术讨论会。1984年6月去厦门、泉州、福州等地参加丁玲创作讨论会，凭吊胡也频故居。10月去湖北武汉、葛洲坝等地。11月，已是北方的初冬季节，丁玲为了完成《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创作，又到了桑干河地区的蔚县，看望并访问了土改时的战友、老县委书记王纯。来到桑干河，好像又回到了解放战争年代，她打算着：这可以找回一些感觉，明年无论如何也要把这部书写完，以完成她后半生的心愿。1985年初春，丁玲又去了广西，接着从西安直奔延安。在西安、延安，她参观访问了那里的工厂、农村、学校，带着对延安的无限眷恋之情，回到北京。5月，她又去澳大利亚访问。

　　
　　这一段时间，是丁玲创作的丰收季节，也是她生命里程上最后一个文学创作高峰。她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毛主席给我的一封信》《我与戏剧》《易俗社与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忆潘汉年同志》《回忆宣侠父烈士》等。除构思《在严寒的日子里》的部分章节外，还创作了两本回忆录《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丁玲曾说：“这两本书无论如何我都要写完，我写这两本书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南京和北大荒虽然都是失去自由的生活，但南京是鬼蜮的世界，而北大荒虽然有风雪，却是人间。”她晚年的创作，最突出的是散文。她以历经沧桑而仍矢志不移的心态，以朴实自然而又满蕴感情的文字，写出了《牛棚小品》《我所认识的瞿秋白》《访美散记》等脍炙人口的优美篇章，在新时期的文坛上，蔚然成为别具风格的散文大家。
　　从丁玲的创作生涯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轨迹。她的创作是新文学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丁玲从来不是关在书斋里醉心于象牙之塔艺术的作家，她始终把文学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始终自觉地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生活。从丁玲的许多作品里可以看到，比起“作家”，她更喜欢“战士”的称号。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她曾勇敢地走向十字街头，参加并组织左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曾奔赴抗战烽火前线，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为创造新的人民的文艺倾尽心力；曾担任文艺领导工作，为培养青年作家、开创新中国的文学事业积极奉献；即使遭到厄运，承受着冤屈和痛苦，仍执著地在底层生活里寻找人间温暖，在艰苦的境遇中坚守着信念；复出以后，面对新的形势，发表了许多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和理论批评文字，坚定而清醒地坚持党和毛泽东所提出的革命文艺方向。在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丁玲强调说：作家的思想感情一定要符合党和人民的要求，要和人民群众的意愿融为一体。她的行动和她的作品一样，都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这也正是丁玲的魅力所在。丁玲逝世后，《人民日报》这样报道：“一生与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著名作家丁玲在京逝世，留下一大笔精神财富，各种著作二百多万字。”用“一生与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评价盖棺论定，丁玲永垂不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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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玲，原名蒋玮，字冰之，湖南省临澧县人。1904年10月12日出生于临澧县西乡黑胡子冲。少女时代先后在桃源、常德、长沙等地读书，曾与向警予、杨开慧同学。1922年，毅然离开家乡，闯上海、走北京，上下求索，寻找革命道路，探索人生真谛。1928年春，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后轰动文坛。随后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鲁迅旗帜下一位重要的左翼作家。1931年2月7日，丈夫胡也频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不惧严重的白色恐怖，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左联党团书记、《北斗》主编，创作出版《韦护》《水》《母亲》等作品。1933年5月，遭国民党特务机关绑架，幽禁南京，在党组织的帮助下，1936年秋逃出牢笼，奔赴陕北苏区。1936年11月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欢迎。历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创作了《彭德怀速写》《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一批重要作品。1946年进入晋察冀边区参加土地改革，1948年写成著名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后荣获斯大林文学奖。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走上繁忙的文艺工作领导岗位。先后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等职，在紧张工作之余，发表了大量的散文、评论、小说作品。积极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热心扶植文学青年，提倡作家深入生活，讴歌时代，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作出了贡献。20世纪50年代中期遭受错误处理，度过20余年艰难岁月，但从未动摇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1979年春重返文坛。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兼文化组长、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维护社会主义文艺方向。不顾年高体弱，多次出访，勤奋创作，创办并主编《中国》文学杂志，一如既往地热情培养青年作家。
　　1986年3月4日，丁玲逝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