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l为什么销量不好:为凑指标而杀人：政治运动中的“数目字管理”-1

核心提示：在五十年代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也提出了应杀人犯的比例数，即一般城市杀人至少应达到当地人口总数的0.5％。，敌情严重的地区可以达到1％。。他 在给上海、南京等地的指示中，都下达了应杀数字。有很多地方没有达到0.5％。至1％。的杀人比例，只能不讲证据，滥捕滥杀，勉强凑数，或者追求突破指 标。其结果是，整个镇反运动全国共杀七十一万零两千人，达到总人口数的1.24％。，大大高于毛泽东原定的比例，关一百二十九万，管制一百二十万。

那一段风云变幻，决定中国后来走向的峥嵘岁月，值得回顾和反思的地方太多太多。如果没有对于历史真实的挖掘和重现，没有对于以往抉择和政策的研究和评价，我们无法从历史中得到有益的经验教训，无法看清未来奋斗的方向。

杨奎松的新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是一本书名平实、内容丰厚而有启发性的著作，2009年年底中国有几家媒体举办年度书评活动，它都当之无愧地获奖。

该书是2009年9月出版的，那时正值《建国大业》等一批辉煌片被炒得如日中天。此书是史书，弥补了虚构类艺术作品的不足。那一段风云变幻，决定中国后来走向的峥嵘岁月，值得回顾和反思的地方太多太多。如果在六十周年隆重庆祝时只有宣传而没有对于历史真实的挖掘和重现，没有对于以往抉择和政策的研究和评价，我们无法从历史中得到有益的经验教训，无法看清未来奋斗的方向。

对于有一定头脑、阅历的人来说，不但影视作品，而且许多教科书对于历史的描述和解释都存在不少空白、缝隙和断裂，存在难以理解的神话般的故事，存在随着权力变换而产生的对于同一历史事件说明的不同版本。真正的历史著作需要负担起填补空白、消除神话、辨析真伪的任务。我以为，杨奎松的这部著作在这方面是人们所能见到的书籍中做得最好的之一。

我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读内部书籍的生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获得多次、较长期的在海外（包括香港、台湾）从事学术研究的机会，一直没有断过从非正统来源获取信息，自以为对于中国的现代史有比一般同胞更丰富多样的知识。我清楚记得当年读《杜鲁门回忆录》时的震撼，因为从幼儿园开始，我便得到一整套关于朝鲜战争的说法。综合整理了各方面的观点之后，我对于哪一方开第一枪、哪一方跨越三八线向对方进攻有了自己的判断，从四十多年前起我就使用与国人不同的概念和词汇，比如不说“抗美援朝”而说“朝鲜战争”，称敌方军队为“联合国军”。但这次读《研究》扫荡了我的优越感，我发现自己头脑中竟然还有那么多历史知识的空白，那么多未经反省、人云亦云的成见，阅读杨著，对我算得上是一次启蒙。

左倾路线和政策是常见病

邓小平曾说：“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这是得到历史事实证明的经验之谈。

《研究》一书记载了我党在建政过程中多次、反复执行的左倾路线和政策，这种现象出现在每一个重要的阶段和运动中，其特征是并非没有正确的、平和的认识，但在争论中，总是“左”的倾向占上风，总是要发展到乱子大了，完全搞不下去了才来纠偏。

抗战胜利后，面临农民的土地要求，中共中央于1946年下达了关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考虑到中国广大人民的觉悟水平、外界观感和统战需要，“五四指示”并不主张没收地主土地和彻底平分土地，而是提倡通过“佃权交换”、“清偿负欠”等有偿形式迫使地主自愿出卖土地，而且要对恶霸地主和中小地主作出区分。但这种比较平和的政策很快就变成“要在政治上打垮地主，教育农民同地主撕破脸斗争”，用斗争、没收财产、扫地出门、逮捕、吊打、处决的方式对待地主、富农，甚至中农，以及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党员干部。结果，在1947年的暴力土改中，被消灭的地主、富农加上一部分中农共有二十五万人。

1950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刚开始时，毛泽东强调要注意政策，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工作的重心是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奋斗。但紧接着爆发朝鲜战争，毛泽东马上改变看法，认为这是镇压反革命的千载难逢的时机，主张“大杀几批”。刘少奇解释说，抗美援朝的锣鼓一旦敲响，就会响得很厉害，镇反的锣鼓声就不大听得见，就好搞了。为了达到放开手脚大杀的目的，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否认“已遂”、“未遂”概念，忽视“意图”和“现行”的差别，使得对“反革命罪”的解释和定性随意、宽泛，并用含混不清的“恶霸”和“民愤极大”的概念来判处死刑。在此过程中采取大规模逮捕和群众性公审以及大批枪决的做法来达到震撼性效果。这种一泻千里的狂潮既产生了彻底打击反革命的结果，也产生了扩大化、滥捕滥杀的副作用。

在镇反、土地改革运动和朝鲜战争期间，毛泽东又发动了“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是必要的，因为党员干部中的腐败苗头已经明显，而且发展势头很猛。但对于“怎样算是达到标准”的问题，毛的回答是“就是‘发烧发热，上吐下泻’，否则火力不够。”“成绩就是要交数字，要大的，越多越大越光荣，应有尽有。”在运动中他还说，任何在报告中说贪污情况不甚严重，贪污人数少，款数不多，都是不真实的。其结果是，各地、各单位竞相争取打“老虎”（即贪污犯）的高数字，相互攀比、层层加码，搞打、骂、捆、冻，车轮战、上肉刑，只要数字，不管证据。最后的统计数据表明，“三反”运动中全国打出一千万元以上贪污分子二十九万零两千多人，经甄别减少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