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5仪表盘图解:梁漱溟的良心与蒋介石的民选

梁漱溟的良心与蒋介石的民选

　　1953：梁漱溟被惩罚的良心

　　十天，可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十天，可以让梁漱溟从刚直不阿而摧眉折腰，背叛良心，违心检讨。

　　梁漱溟，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谜一样的不可思议的人物，一位先后做过蒋介石毛泽东座上宾的社会活动家，一位没有高等学历却在高等学府任教的新儒家代表人物。中共建政之后，平生连任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梁漱溟，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就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1953年9月11日下午，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梁漱溟说，中共是靠农民夺取江山的，但是，江山打下来了，农民的生活依然很苦。他援引民谚说，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工农差别，犹如九天九地。据此，这位19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践行者，建议政府重视工农差别，以免农民“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

　　当时，这些话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没有人积极响应，也没有人激烈反对，会场上下，波澜不惊。

　　岂料，与梁漱溟有30年交情的毛泽东第二天发难了。那一天，大会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彭德怀刚刚做完抗美援朝报告，毛泽东就借题发挥，不点名地批评梁漱溟：反对总路线；反对抗美援朝；破坏工农联盟；班门弄斧，嘲讽共产党的农民运动。

　　梁漱溟不是傻子，与会代表也不是傻子，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在批评他，这四顶“大帽子”是给他扣上的。

　　梁漱溟不干了，这位曾因政见不合与蒋介石分道扬镳的思想家，当场给毛泽东写了一张纸条，为自己申辩，可是，纸条还没写完，会散了，毛泽东回中南海了。梁漱溟不肯罢休，一连数日，频频申辩，毛泽东根本听不进去，一口咬定梁漱溟“恶意”反对总路线。双方争吵不断升级，落得个不欢而散。

　　9月17日，两人之间的争吵，变成了大会批判。当天的大会，公开批判梁漱溟一贯反动，是个“用笔杆子杀人的杀人犯”，是个“伪君子”。梁漱溟知道，自己闯祸了，误会太深。要不怎么说梁漱溟是个书生呢，面对毛泽东越扣越大的“帽子”，他死活不认账，只是一个劲地说，误会，误会。

　　9月18日，觉得误会需要解释的梁漱溟，会议期间，走上讲台，向毛泽东解释，两人之间的冲突，纯属误会，声称自己过去不反动，现在也没恶意。话没说完，场下一堆人哄他下台。倔强的梁漱溟非但不肯下台，反而直面毛泽东，请他拿出雅量承认自己错了，毛泽东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漱溟紧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隔着历史的尘埃，我们可以想见毛泽东恼怒的面容。

　　9月22日，深知闯下大祸的梁漱溟，在亲朋好友的劝慰下伏案检讨。他将自己的错误归结为“目空一切”，将自己在9月18日的行为定性为“达到顶峰的荒唐错误”，他自我剖析错误的思想根源，在于“阶级立场的不对”。检讨书中，他“承认”自己确实是个伪君子。他说，每当他想起百多年来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向下沉沦的厄运，终被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扭转时，让他喊一千声一万声“毛主席万岁”亦不觉多余。

　　历史的天空下，遥想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提笔撰写检讨书的梁漱溟，彼时彼刻的灵魂是否充满挣扎？梁漱溟生前没有说过，他是真检讨还是假检讨。综观他的一生，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位曾在延安窑洞和毛泽东彻夜长谈的新儒家代表人物，信仰过阶级斗争学说。但我相信，他的检讨不是真诚的。这样的检讨不应该是他的错，而是他的痛。权力面前，梁漱溟与生俱来的良心自由，受到了莫大的伤害。

　　良心自由，在宪法学视野下，是一种公民权利。这是我的权利，也是你的权利。通俗地说，就是依照你我的良心，独立判断是非，独自作出决断的权利。一部好的宪法，应当保障你我的良心自由，让我们摸着良心说话，凭着良心做事。德国等国的宪法不约而同地强调，公民具有凭借良心自由行事的权利，国家权力不得干涉。我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规定，国家权力不能触及良心这个“灵性”的世界。

　　早已作古的梁漱溟先生是哲学家，不是宪法学家，可能不会从公民权利的角度审视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历史公案，也不会从宪法的角度考察自己的检讨与良心自由的关系。但是，他的良心会告诉他，究竟是何种力量驱使他交出那份检讨书，这份检讨书是否冒犯了自己的良心？

　　时隔半个多世纪，为梁漱溟先生鸣冤叫屈，对他本人已经没有意义。我们重提此事，是希望从这段历史公案出发，唤醒良心自由的宪法意识，让良心在灿烂的星空下自由地呼吸。

　　1954：万年国民大会代表

　　“民主无量，独裁无胆”。这八个字是人们嘲讽蒋介石的，说他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既不敢公然搞独裁统治，又不愿真的将权力交给人民，折腾来折腾去，只能玩玩假民主。这八个字公不公道，看看1954年的“总统大选”，我们就能略知一二。

　　这一年春天，蒋介石的第一届“总统”任期届满。二战胜利后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任期6年，可以连选连任一次。依此，1948年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若想继续站在政治舞台的中央，就得走“连选连任”的路。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每届总统任满前90天，必须召开国民大会，由国民大会的代表们选举总统。为此，谋求连选连任的蒋介石，得在这个春天，操纵召开第二届国民大会，选举他为中华民国总统。

　　国民大会是代表全体国民行使政权的机关，由3000余名经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国民大会和我们今天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差不多，它是中国在百年废墟上长出的一枚果实。以国民大会为核心的代议制，不是土特产，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而是欧美列强通过五场战争的胜利，“塞给”晚清政府的舶来品。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迫使紫禁城中惶惶不可终日的清末皇帝，在蒋介石去日本参加同盟会那年，为代议制这项“国家软实力工程”立项。

　　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的故事，再一次发生了。代议制这个据说在古罗马古时期就开始萌芽破土的洋物种，在蒋介石之类风云人物眼中，像一个有点可爱又有点可恶的怪胎，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喝中国奶吃中国饭的“洋娃娃”，先是德日面孔，后是欧美脸蛋。等到抗战结束蒋介石推出宪法，精通代议制的行家猛然发现，昔日蹒跚学步的“洋娃娃”长大了，脸蛋还是英美脸蛋，腔调却已是地道的“中国口音”，公开场合说的是人民主权，满脑子想的，却是怎样集权。

　　喜欢集权的蒋介石对于召开国民大会“依法选举”他做总统，毫不担心。苦恼的是，国民大会代表选不了。如果照着宪法来，国民大会代表每6年选举一次，由中华民国范围内各县各直辖市或者同等区域经普选产生，虽然1948年第一届国民大会3000余名代表的选举，实质上不似蒋介石的报纸吹嘘的那样，由2.5亿国民一人一票普选出来的，过场还是走了的。可是，1954年的蒋介石，自命中华民国的领袖，大手一挥，能管的也只有台湾这片弹丸之地，要从海峡两岸选出国民大会代表，无异于痴人做梦。《中华民国宪法》高高在上，不管实质上怎样独裁，民主这件皇帝的新装不能不穿。怎么办？蒋介石呼来“大法官”。大法官拥有解释宪法的权力，他和智囊们一番琢磨，发现“每届国大代表之任期至次届国民大会开会之日为止”。什么叫“至次届”？“大法官”解释说，根据目前的形势，第二届国民大会代表显然无法选举，既然如此，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就不必改选了，等将来形势许可，再去改选。

　　蒋介石心领神会，一本正经地告诉大家，“共匪”抢夺了中华民国的大部分国土，举国上下处于“动员戡乱”的非常时期，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需要继续行驶职权，直到第二届国民大会依法召开。换句话说，“反攻大陆”一日不成，“第二届国民大会”一日不开，如此一来，第一届国民大会闭会就遥遥无期，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也就可以无限期地干下去，只要不死。所以，有人戏称他们为“万年国民大会代表”，简称“万年国代”。

　　不改选的问题解决，人数的麻烦又来了。随蒋介石跑到台湾的国民大会代表只有36%，不符合国民大会只有“代表半数之出席”才能开会的规定，大法官们开动脑筋，将开会人数改成“代表三分之一以上人数之出席”。

　　麻烦都解决了，连任总统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春早的台湾，上上下下，一通忙活，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张灯结彩的中山纪念堂隆重开幕。锣鼓响后，万年国代选举终身总统的闹剧上演了。领衔主演蒋介石赤膊上阵，拉着他的副总统，和另外两个竞选团队，上演了一出6个男人的总统竞选大戏。结果不用我说：高票当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