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c5安卓7.0:如何理解“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5:36:38
   如何认识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发展

       发挥宗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的前提是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宗教观。把马克思宗教观的本质理解成“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失之偏颇的。 
      马克思宗教观的核心内容,是认为宗教的产生及其表现方式与特点,是与物质生产和交往所决定的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状况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当时当地人们的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的现实生活过程,是宗教存在和演变的真正根源。因此,人们对宗教的理解必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执政也已57年。现实生活过程的巨大变化,理所当然会反映在人们对待宗教的态度上。今天可以归纳出的认识上的变化至少有以下几点:
      首先,由于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异步性,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治解放之后,宗教在长时期内继续存在,但其政治性将淡化,走和平发展之路将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其次,随着宗教政治性的淡化,其文化功能、伦理功能和某种意义上的经济功能将逐渐凸显出来;第三,随着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和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的来临,原来以神化崇拜为取向,有团体、有组织并且有一整套历史上传承下来的特殊仪式的宗教,开始向某种意义上的“无仪式”宗教发展,即“宗教情感”的发展将超越宗教仪式的发展;第四,随着宗教政治性的减弱,宗教信仰将更加成为人们个人的事务, 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恰当的引导,能起到某种“心理按摩师”的作用。
      在社会生活中寻找宗教的秘密,这是马克思的基本方法。当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被消灭之后,社会中依然存在甚或是日益强化的生活压力,也可以成为宗教得以继续存在的原因,就好比原始宗教的产生是缘于自然的压力一样,只不过不同时代的人所面临的压力不一样而已。这一点,可以用现代都市社会中的宗教现象来清晰地说明。
      按正常的逻辑,随着市民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科学知识的普及以及信息时代的到来,宗教在现代化都市社会中应该越来越没有市场,信教的人应该越来越少,而现有的统计数据并没有支持上述推论。那么,像在北京这样的都市社会中,为什么宗教得以存在并有扩张的迹象呢?这与都市生活的特点有关,这些特点包括: 第一,都市生活的快节奏。北京都市生活的快节奏表现在北京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建设的速度、街市变化的程度、股市的涨落、房价的飞升以及消费时尚的日新月异中表现出来。但这还仅仅是问题的表层,这些像霓虹灯一样的快速变化,对习惯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和传统节奏中生活的人们来说,会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放大效应,促使人们到宗教仪式和宗教团体的活动中去寻找以前由单位提供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从而导致从不信教到信教的某种心理变化。
      第二,都市生活的隔离化。现代都市人大都在高楼中独门独户居住,彼此相对独立,邻里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往。上班时间也是在办公楼内每天埋头于自己工作,同事之间即使天天见面也形同陌路。这种被同类隔离和疏远的感觉,会使人不知不觉地走近上帝或其他神灵,这是都市社会或都市文化中特有的社会心理效应。人作为社会性群居的“动物”,群居会令人产生安全感与稳定感。当现代化的居所和现代化的工作环境使人们彼此疏离之后,人的社会化本性会使其通过其他方式去寻找新的安全感和稳定感,走进宗教就是途径之一。
       第三,都市生活的多变性。都市生活的快节奏只是从量的方面对都市生活作了描写,从质的方面看,它的多变性也是特征之一。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机遇与挑战并存,风险与成功同在。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管理经验的缺乏和法制漏洞的存在,成就了许多胆大者的暴富,也造成了许多暴富者的跌落。此外,市场经济瞬息万变,单独的个人由于其市场信息、经济资源、个人决策能力的有限而无法对市场运行进行控制,反而使市场作为一种异己力量控制着个人。市场经济的这种复杂、模糊和不可预见性使人们对自己未来的前景和命运感到无法预料,使个人无法把握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和坐标,从而产生孤立无援和飘泊无依感。这样,人们便希望求得一个万能上帝或至高无上的神来保佑自己,使自己在竞争中稳操胜券、保证成功,这往往是造成人们开始信仰宗教的最深刻的心理根源。
       宗教,在一个消灭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还顽强地长期存在,除了可以在社会生活层面上探究其原因之外,在马克思晚年及逝世后发展起来的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也已证明,宗教的存在还有其更深层的原因:人类对“形而上”的追求本性。 恩格斯在谈到宗教信仰时指出:“即便是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这就告诉我们,人类存在着某种永恒的本性。对“形而上”的追求,就是人类的本性之一。



宗教适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可能性



既然宗教在当代社会中将长期存在,那么,我们该如何使宗教在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上迈出新的步伐呢?我们应该凸显宗教的文化功能、伦理功能与某种层面的经济功能。

就宗教的文化功能而言,其中最重要的是整合功能。

西方著名的社会文化理论家和生命哲学家西美尔曾高度评价过宗教的整合功能,他认为,家庭、种族、国家等都是社会整合性的体现,在这些整合性中都普遍有如忠诚、信任等旨趣,而这些旨趣如果上升到了上帝那里,就得到了最纯粹的表达,整合性也因此达到最纯粹的表现。由此,西美尔认为整合性是宗教的社会功能的绝好表现。由于宗教内部目标一致,和睦共处,所以,可以成为整合性的最高典范。

马克思也认为整合性是宗教的社会功能之一。但这种“整合性”是具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的。在阶级社会里,宗教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就会变成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宗教的整合作用往往变成了“专制体制最牢固的工具”。宗教给人民套上“锁链”的同时,还用“虚幻的花朵”迷惑人民,它“颂扬怯弱、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是‘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因而成为“人民的鸦片”。可以说,在阶级社会中,“整合性”的负面功能与统治阶级的成熟老练狡黠成正比。问题在于,“整合性”还有凝聚人心、传承文化的正面功能。这一正面功能,也已经被历史所证实。借助宗教这一载体,文学、艺术被创造并得以保存,成为民族文化象征和民族文化遗产。

现在,在非阶级社会,当宗教的政治性被淡化之后,宗教在文化方面的整合功能就可以被自觉凸显出来。例如,在我国拥有广泛信徒的佛教,目前在祈祷和平,在凝聚海峡两岸的民心方面,就起着重要作用。通过宗教活动,两岸信徒同拜一尊佛,同念一本经,在两岸人民内心深处所产生的同宗同祖感,是推动和平统一的精神内驱力。这样的宗教往来,曾在打通海峡两岸数十年的隔断方面起了先锋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和台湾的宗教往来与佛事往来所迸发的文化整合功能的巨大力量,是有目共睹的。

宗教的伦理功能,较为人们所熟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上发展成熟的各大宗教,各有一套理论体系。它们的经典、教义、信条等各不相同,但道德戒律是其不可缺少的内容。无论是基督教的“末日审判”,还是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或者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经文,都道出了同样的信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善除恶,做有道德的人,是各宗教信徒的共同向往。基督教通过它的“摩西十诫”,提出了它的道德戒律,又通过神、人合一的耶稣的言传身教,向世人展示出爱、公正、宽容、仁慈、怜悯、谦虚等道德情操的高尚和伟大。通过耶稣,基督教提出了它宗教伦理思想的核心——博爱。这种博爱思想,在社会生活层面上,就发挥出协调人际关系的作用。尊重他人,关心他人,善待他人,尽可能做一切善事,为他人做事就像为自己做事一样,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因为要成为上帝的选民。基督教在其新教伦理中,更提出了“劳动是天职,每一个新教徒要勤奋、节俭、进取,要用现世的成功来证明自己得到上帝恩宠”的宗教理论。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基督教新教伦理,成了养育资本主义经济的精神摇篮。

同样,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特征相契合,佛教也是伦理道德性宗教。佛教通过戒律与修身养性来提升人格,教人摆脱人间的种种“苦”和“烦”。佛教的戒律几乎与基督教的戒律异曲同工。佛教伦理强调除恶从善,平等慈悲。佛教徒所信奉的“不杀生”原则,“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信念,都映现出一种慈悲为怀的“博爱精神”。《大藏经》中关于佛教的四句名言,十分精当地表达了佛教伦理性的特点: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以《古兰经》为行为准则的伊斯兰教,在其教义中也充满着大量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诲。“朋友和兄弟同等重要”、“不窥探他人的隐私就是仁慈”、“行一件善事,将得到十倍的报酬”、“真主加赐奋斗的人”、“求学问是男女穆斯林的天职”,这些伊斯兰教义中崇智图强,乐善好施、群体共存的智慧,也像其他世界性宗教一样,具有极大的道德号召力。显然,以上这些思想,对于达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所需要的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十分有益。

至于说到宗教的经济功能,这并不是指那种在宗教旅游景点通过销售旅游产品而获利的实惠,而是指蕴含在各宗教内部的经济伦理思想。阿拉伯民族在历史上曾是个善于经商的民族,所以,在伊斯兰文化中,有不少关于经济行为准则的格言,如,“真主准许买卖,而禁止重利”、“应当用充足的斗与公平的秤,这是善事”、“勇者创造机遇”等。基督教新教伦理,在规范人的经济行为、调整人的经济心态、使之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方面所起的作用,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已得到了深刻而全面的描述。就以纳税而言,基督教的什一税,培养起人们纳税神圣的观念,为日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准备了社会心理基础。基督教关于奉献的思想化为了历史上与当今虔诚的教徒们做义工和捐献的热情,以至于在今天基督教盛行的国家,人们都有做各种各样志愿者的热情,有的还走出国门,远涉重洋,惠及别的家庭与民族。从经济眼光看问题,在一个存在着贫富差别的社会里,捐献和义工,以转移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形式,为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做出了贡献。在此,我们不得不又要提到启蒙思想家康德。康德把宗教放在伦理道德的建构中,将之归于“实践理性”部分,而不是放在“纯粹理性”的部分,无疑为整个宗教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指明了现代宗教的一种走向。康德逝世20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重温康德,不无启发。

显然,宗教的上述功能,应该进入我们的视野,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