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护板厂家:中国农民工现状调查（2）

中国农民工现状调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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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农民工

了望东方周刊

林子江

中国

文化

    3、空虚寂寞是进城打工的最大感受

    一个人的生活，应该是由吃喝拉撒、工作、休息、娱乐、感情乃至摔跤、争吵、受伤、唱歌等等宏观元素和细节元素共同构成的，缺少其中一两个细节元素，无碍大局，但如果缺少了一两个宏观元素，一个人的生活就会倾斜乃至坍塌。

　　《瞭望东方周刊》对民工做过一次调查，对问卷进行统计分析之后，记者发现，工作之余民工的消遣方式十分单一。

　　其中，男性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可列举为(可重选)：无所事事(67%)、找老乡聊天(40%)、打牌或者打麻将(19%)、给家里打电话(19%)、喝酒(11%)，有5%的男性农民工坦承自己找过小姐。

　　女性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可列举的有：给家里打电话(52%)、逛街(35%)、找老乡聊天(28%)、看书读报(27%)、吃完就睡(20%)。而城里年轻人业余生活中“上网”、“泡吧”、“参加培训或自学技术”、“谈恋爱”等主要项目，民工很少选择。

　　在回答“城市打工生活，您最大的感觉是”这一个题目时，22%的男性民工、30%的女性民工选择了“空虚寂寞”。

　　脱离简单的数字，他们的空虚，具体的人和事则更能体现。在成都的一个建筑工地，《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见到了来自四川仁寿县的农民蒋春来，他53岁，出来打工五年，单身多年，不久前找了个带有两个孩子的寡妇。仁寿是四川一个人口过百万的农业大县，记者也曾去过那里，贫穷落后，农村里的青壮劳力走了十之八九。

　　蒋春来是个石匠，性恪直爽，喜欢聊天，也不把记者当“外人”，很快就攀谈起来，话题什么都有，并不避讳精神生活话题。

　　“要说这五年的感受，最大的感受就是寂寞、寂寞、还是寂寞！”蒋春来说。

　　“我在现在这个工地干了四五个月了，白天干活，晚上就没事了，干什么呢？我倒是有办法消磨时间，因为我会吹笛子。这还是当年学会的本事，如今成了个爱好。可惜，我不会那些花哨的新曲子，只会吹几个老曲子，像什么《南泥湾》、《北京的金山上》等。”

　　“我还能吹吹笛子，那些什么也不会的兄弟就闲得慌喽！真正工地上的民工，实际上大多数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真像我这样能自娱自乐的很少。大多数人平时的消遣就是看录像、玩牌、打麻将。当然，玩牌、打麻将都是要赌钱，否则不刺激。很多人输得连生活费都没了。”

　　“这些年轻人大多数都还没成家找老婆，可能谈上恋爱的很少，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实在憋得慌，就去找小姐。就拿我们这个工地来说，附近的小姐很多，花几十元钱就行，还有更便宜的。”

　　2004年11月27日晚，在北京顺义区白辛庄村顺义国际学校对面的一家小录像厅内，五六十名正在看黄碟的民工突遇警方检查，民工撞倒小屋的石棉瓦墙逃离时，有20余人慌乱中跌进深达六米的化粪池。28日，建筑公司从化粪池里打捞出两名民工尸体。

　　人们说，根据中国的现实条件，当前最基本的，是让农民工在城市里找到活路，不要挨饿；受到管理，不要犯罪;拿到工钱，不要“跳楼”。

　　然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也已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了。

　　情人节没有情人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然而，在民工的生存空间里，这似乎变成了一个奢侈的名词。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为二三十岁年轻人，正处于婚恋的黄金时期。但是，对这些漂泊在城市的农村年轻人来说，无论是寻找一段美好的爱情，还是过上正常的性生活，都十分困难。在他们的感情世界，情人节是没有情人的。

　　去年2月14日情人节这天，《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与一帮民工聊天时问：“情人节和谁过？”不料引起一阵哄笑。一个农民工说，“情人节是你们城里人的节日，与我们不相干。”另一个说，“我们的饭钱都是老板提前给的，哪有钱买花。”还有年纪略大一点的说，“老婆在乡下，想过也找不着人呐。”最后一个说得更实在，“一天做活累死，哪有心思过节哟。”

　　2003年的情人节，新华社曾组织了一次关于民工如何过情人节的报道，最后落在报纸上的组稿题目却是：“我们不喜欢温馨浪漫的西方情人节”。为什么呢？原因和前面提到的一样：没心情、没金钱。

　　在记者进行的调查问卷中，不少年轻的民工表达了自己对真挚的感情有着一份期待。其中，29%的男性民工、25%的女性民工都选择了“我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爱情，但我还没找到”，只有极少数人表示“从来不相信爱情，一切都是逢场作戏”。但各有20%的男女民工同时认为“世上有爱情，但爱情敌不过金钱”。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民工的恋爱如此困难呢？

　　流动性大、交际范围窄，是青年民工在婚恋方面遇到重重困阻的主要原因。来自湖北、在上海打工的民工方辉说,居无定所,流动就业,四处漂泊,也许一次失业就能让两个热恋的打工仔相隔千里，最终成为陌路。他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在《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丛峰的家乡，也有许多年轻人外出打工,一走几年,春节都不回家。可是,为了结婚，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家乡。相反，一些本来在当地过日子的农民,由于离婚了，便把田地往外一租,扛起铺盖出去打工了。许多单身的男女,则往往一去就是十年八载，杳无音信。所谓的爱情、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惟一维系这些农民工与家乡的纽带。

　　尴尬的性

　　也许，爱情、婚姻、生育都还是一些随意的话题，而更深一层，农民工的性生活问题则显得有些难于启齿了。

　　对于生理处于性欲旺盛期的年轻农民工来说，性压抑已经成了他们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瞭望东方周刊》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在回答“多久过一次性生活”一项的显示中，选择“一星期过三次以上性生活”的男性农民工只有5%，而女性农民工是0%;有19%的男性、18%的女性选择了“时间长了记不清”。

　　在“据您所知，其他跟您一样在城市打工的人很久没过性生活了，他们会选择干什么”这一道选择题时，男性农民工21%选择“找小姐”、18%选择“整夜睡不着”、18%选择“喝酒麻醉自己”、25%选择“看黄色录像”或“讲黄色笑话”；女性农民工有19%选择“拼命干活发泄”，5%选择“强忍着”。

　　已婚夫妻因打工而两地分居，长期没有性生活时，一根电话线，就成了夫妻间倾诉感情的主要渠道，39%的男性、55%的女性农民工通过“给家里打电话”来度过漫漫长夜。

　　调查发现，观看黄色录像是民工的主要“精神”生活和“业余生活”。民工们大都承认，从录像厅看完黄片出来，心里就痒痒的，想找个“路边店”。这些打工人群身在异乡，面临着巨大生存压力和心理压力，加上难以排解的性压抑，极易导致心理扭曲和变态，引发违法犯罪行为。1999年全国性病患者达800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城市外来民工。

　　据统计，2002年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有224.4万人，已婚或成年民工的正常性生活，因各种因素得不到适当地满足，部分人因此患上性压抑症。

　　《瞭望东方周刊》在四川和上海进行问卷调查时，谈到民工性生活调查或发放问卷时，经常引起在场的农民工的哄笑或窃笑，但大伙儿对问卷却很有兴趣，几乎是一一认真做答。一位22岁的工人还讲出了自己的心声：每次上街，看见美女想打招呼认识，却又怕人家误会。这令他很是苦恼。

　　有一次，他和十几位工友一起去附近一个公园健身房打乒乓球。一会儿，从门外进来一位美女，他的目光一下子被吸引了过去。这位年轻的民工笑嘻嘻地向记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开始，我只是远远地望着。后来，美女上了跑步机，我便假装玩器械，走过去近距离地看。当她看我时，我赶紧把视线移往别处。那次，我足足看了有半个小时，但并无恶意。惟一感到遗憾的是，没有跟美女打个招呼。”

　　压抑的性生活，导致了各类奇闻怪事在农民工群体中层出不穷。安徽农民工邱某白天看见一个报刊亭里张贴了很多人体摄影的图片，回到工地后，邱某把自己的所见告诉了同乡。当天半夜，睡不着觉的同乡与邱某一起来到报刊亭，他们两个人打着手电筒观看玻璃上的人体摄影图片。从此经过的行人发现报刊亭旁传来声响以为遇到了窃贼，赶忙报警，河东巡警赶到后才知道实情。

　　2002年，曾有一条新闻在成都引起了轰动:一个名叫谭福军的农民工爬上蜀都大道旁一工地的脚手架，争看一家商场搞的“内衣秀”而摔伤，此后，他再也不能出外打工了。

　　26岁的林某来成都打工已经八年了。“活儿累点不怕，反正有的是力气，最难忍受的是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他直言不讳地说，“我是20多岁的人了，当然想女人。想多了之后，精神上就有些受不了。不怕你笑话，我甚至产生过半夜出去拦个女人强奸的想法，但我晓得那是犯法的，只有拼命控制自己，寻找其他途径(发泄)。”

　　这也是他目前面临的最大精神困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迷恋别人阳台上的女内裤。后来，我又发现了工地旁的一个厕所有女人进出……”有一次他进女厕偷窥，被人打得滚进了粪坑里。

　　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中国性学会秘书长胡佩诚提出:解决正处于青壮年打工人员的“性压抑”办法来自两个方面，当然最直接的办法是圆了他们的鸳鸯梦，通过夫妻团圆、介绍对象这样的方式从生理上来解决，而更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则是从心理上解决。

    4、精神危机和歧视性管理

　  一提起农村、农民，人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个勤劳、淳朴、憨厚的人物模样，像鲁迅笔下的闰土。但记者进行的调查也明晰地显示出:当今农民工群体正面临一场精神危机。

　　刘某进城打工八年，他已经换了三四个工作，原因不是因为私企老板克扣工钱，就是自己嫌工资太低。他所在的纸箱厂有50多名职工，大多是年轻人。记者问他厂里有没有成立党支部、工会或者共青团，他摇头说没有，“我不知道厂里还有党员。”他在初中时加入了共青团，但“不知道28岁要退团的事”，也不记得自己有没有交过团费。

　　他说，厂里平时从来不组织活动，“老板只是追求效益”。工人们业余无事可干，“打牌的时间最长”，每次打牌都要赌钱。

　　他所在的厂绝大多数是外地人，以安徽、苏北人为主，也有贵州人，平时以地域划分帮派，“厂里工人打架的事情太多了，不打架我们倒觉得不正常，尤其是打牌赌钱时，动不动就打起来了。”厂里工人打架，几乎不报警，大部分都私了。

　　2004年，记者在四川和上海进行调查时遇到的青年农民工，大多数是初中毕业或小学文化，很少有人读过高中，这也代表着城市农民工的基本文化构成。最后，调查问卷显示，这些人所受到的道德教育仍停留于学校时代和家庭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停留于十年或数十年前，城市的熏陶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正面影响。

　　四川省仁寿县文宫乡保楼村小学教师林子江，是一位传统的农村知识分子，他教过的很多学生现在都外出打工了，现在，他又在继续教他们的孩子。

　　林子江说，出去的青年农民工，平时很少回家，一般只是在春节的时候回家。和这些年轻人聊天，我发现他们在外面沾染了很多不良的习气。这些年轻人说话，一般都透露出他们在外面吃了“没文化”的亏，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好好学习。可仔细一问，他们让孩子好好学习的目的不是成才，不是建设国家，也不是赚大钱、考大学，而是最简单的几个字——“不让城里人瞧不起”。这将极大地影响下一代的农村娃娃啊。

　　记者曾到江苏省采访，这里乡镇企业很发达，农民工很多。然而，市委接待的干部却热情地告诉记者：“要了解民工情况，请找公安局。”并强调说：“我们的民工管理做得很好，经验已被全面推广，受到中央综治委的肯定。”

　　江阴市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明确告诉记者：“要采访农民工的管理情况，只有找公安局。”记者问：“还有没有其他部门管？市领导哪位分管？”这位负责人想了半晌，说：“只有公安部门说得清楚。”江阴市公安局一位干部直截了当地告诉记者：“主要目的是防止违法犯罪。”

　　有关专家指出，这说明一些政府自觉不自觉地走入了一个“歧视民工”的误区。这种歧视性的管理倾向，对中国的城市化和农村的现代化，将十分有害。

　　为民工创建城市新家园

　　如今，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令人欣喜的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已经开始通过积极创建新型组织载体，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以满足农民工空虚迫切的精神生活需求，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最大的民营企业新奇生公司，在2003年建立了上海第一个新经济组织的民兵营。记者在这个公司看到，300多名青年农民工全部以部队编制住在宿舍里，各个宿舍窗明几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连鞋子也依一条直线摆放，与大多数又脏又乱的农民工宿舍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民兵营营长、新奇生公司办公室主任王玉兰告诉记者，公司还修建了一个民兵活动室，里面有各种各样国防教育读物和其他报刊书籍，每天晚上6点到9点向农民工开放，十分热闹。她说：“过去，外来务工人员像一盘散沙，业余时间也没有什么文娱活动，下班后到外面闲逛，喝酒，醉了就打架，惹是生非，难于管理。民兵营建立起来后，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极大丰富起来。农民工高兴，企业也少了麻烦，生产效率也上去了。”

　　根据上海市总工会的统计，目前上海的770万产业工人中，就有380万是外来务工人员，占工人总数的近50%。集体经济、全民经济组织越来越少。由于形势变了，以前政府工作大部分精力放在企业身上，现在思路开始转变，根据外来人员为经济所做的贡献，慢慢地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外来务工者身上了。-(本文内容已收录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的《我的民工兄弟》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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