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磊其人

2007-11-19 10:55:55 　　来自: Bigteeth (东莞)

重读古典的评论   

　　 我得承认，仅凭一本《重读古典》就写下这个题目是一种冒险。“文如其人”这句话其实是靠不住的，要是真有这么一回事的话，那位高呼“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的林先生大概也不会摔死在温都尔汗了。但我还是宁愿相信读到的那个李书磊和文字后面那客观存在有着一样的面庞。读到他关于李白的这样一段评述：“……其实说他狂狷是不确的，狂狷总带有人为的尖锐，而李白的精神却是圆润的，看不出多少文化和文明的创伤”，我就已经芳心暗属了。“读书的人能有这样聪明的同好者，读书才不是一件寂寞的事。”和许多人一样，我很寂寞。
　　
　　 李书磊，中青年学者，北大的，和余杰、孔庆东是一伙的。这最后一点是我从余、孔二人的文字中揣测出来的，既然他二人异口同声，而又未见李书磊反对，所以大概似乎是确切的了。之前我对于李书磊的唯一印象来自于孔庆东在《空山疯雨》中的戏谑之言，大意是说他看见电视上总有一个美丽的小妖精嗲声嗲气的唤道：“书磊，书磊……”，心中暗自疑惑嫉妒云云。
　　
　　 孔先生拿别人的名字谐音开涮未免有失风度，显得无聊和庸俗，但是在拜读了李书磊的文字之后，我发现孔先生的玩笑里原来藏着一股淡淡的反讽。李书磊的文字干净直率，理智而不失温润，感性而不失冷静，与现时这个世界上满耳喧嚣实在是太不相容了。我并不是说李书磊不食人间烟火，或者是像八大山人一样对俗物总是一副大白眼，从他的文字里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宽厚的人，这种宽厚来自于常识感。
　　
　　 面对《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明艳亮丽和《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萧索惨淡，李书磊写道：“人类红花般明亮的世界就展开于这百草般凋敝的世界，这更显示了人类精神的美丽和高贵，或者可以说《桃夭》是对人生的愿望，而《蒹葭》是对人生的了悟，这相互联接方是情感的成熟和心智的健全。”而“情感 的成熟与心智的健全”的基础其实只是两个字：常识。
　　
　　 常识就像人们脚下的土地，是人们最重要的立足点，平时熟视无睹，只有发生地震这样的灾祸才会强烈地感受到它。这段话是李书磊用来说“政治”的，我用它来说 “常识”。人们对常识熟视无睹，是因为我们都自以为拥有一切必备的知识，所以如果谁要向我们说这些我们早已熟知的东西，结果只会遭致厌恶甚至憎恨：除了苏格拉底，谁都不觉得自己无知。当年潘恩写了本小册子，竟敢起名叫《常识》，结果他的晚年自然只能在孩子们投掷的石块下蹒跚度过。可是我们真的有常识吗？我们甚至连人是要吃饭的都不明白。如果明白，我们又何至于尖着嗓子大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呢？
　　
　　 和其他一些北大才子不一样，李书磊没有让自己的思想如同酒精一样麻醉别人同时也让自己情不自禁的飘飘然。他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高高在上的道德家，指着别人的鼻子问：你为什么不忏悔？！因为他知道：人，是要吃饭的。所以他对于陆游写于辛巳四年四月的《上执政书》表示出了可贵的理解和同情。对于这封肉麻而赤裸地陈情哀怜，求官乞用写给上官的书信，他说：“民以食为天，诗人也得以食为天，陆游乞关以求食岂非得其宜哉！”“当乞官不是为了求荣而是为了求食的时候，这种哪怕是有失尊严的乞求就具有了某种正当性。”风骨尊严，道德操守当然不可忽视，但是我始终认为，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打着高尚的旗号剥夺任何一个人生存的权利。吴思在《当贪官的理由》中写到：“我完全承认，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的刚正不阿可以为证。但是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见和成名也可以为证。” 王小波对当年有一知青为救一电线杆而献出生命的事犯小嘀咕：我怎麽都觉得我要比一根电线杆值钱些。他表现的像一个正统体制内有着足够聪明开小差的家伙，而李书磊则表现出了他的宽容与仁厚：“情感因复杂而丰富，灵魂因痛苦而升华。那 些一帆风顺不受任何坎坷的幸运儿可能会保持性格的纯净，但都不会达到性格的雄浑。”
　　
　　 大一的时候，有个女老师教我语文，她对《重读古典》很为推崇，可说起李白的“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时却是一脸的遗憾，那表情仿佛鲁迅之于孔乙己。我想她大概其实并没有好好得读过李书磊，因为她对“人是要吃饭的”这一常识还并不十分理解。事实上，很多人和我这位可爱的语文老师一样，处于柏拉图所说的山穴囚徒的困境之中，他们被锁链束缚，眼前所见的风景是标语，口号等各种各样的以高尚崇高名义出现的符号的堆砌。他们实际知道的与他们应该知道的其实是两回事。常识是打开他们脖子上的枷锁，四下打量这个世界的钥匙。人有了常识，才会有理智，才会有人之高级于芦苇的思考，才能对世界做出合乎逻辑的判断，才会有原则，才能坚守道德的底线。而一个缺乏常识的人正如一个机械玩偶，给他上足发条，加之体内激素的作用，他就会脚踏皮靴，手举武器带，高呼“万岁”，以“打倒”的名义大肆破坏。
　　
　　 李书磊拥有常识，也拥有因常识而生的宽容与仁厚。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情怀，正如他所敬佩的白居易一样。他称白居易“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用佛家的无差别心洞见人生，他避免了人们常用的那种等级偏见”。因为从《琵琶行》到《长恨歌》，白居易不仅体察了下层的苦难，为歌妓的遭遇而湿了青衫，也还给了帝王 “人”的角色，同情作为一个帝王内心的痛苦与无助。李书磊说：“这入骨三分的倾诉使我们对无限的人生肃然起敬，我们从这里读出了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深深悲悯。”而他自己由于对悲悯这种大气度的向往与追随，也隐隐具备了悲天悯人的情怀与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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