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相机无法启动:谍战话剧《野玫瑰》

      不久前，我的中学同学叶，从成都来电说：在胡适日记中见有她父母结婚记事。她还说《野玫瑰》的作者是她的姨父。

    《野玫瑰》，我太熟悉了！

      小时候，我家堂屋木椅上扔着一本旧书，无意拿起来一看，是话剧剧本《野玫瑰》，翻了翻，竟然不忍释手了。一口气读下去，好看得不得了！跳起来，跑着拿去给二姐看！二姐也是一口气读完了。

        我们小姐妹们喜欢关起门来玩耍，有时是化妆，涂脂抹粉卷头发；有时是团在一起摆龙门阵；有时是偷着喝酒、学抽烟。纸烟、水烟都抽过，能从鼻子里喷烟，最棒了！抱着水烟筒抽水烟，喝一口烟油子，那是经常的事，那个难受的滋味哟！

        有时是同抢一本小说看，有时唱歌、演话剧，念台词学说北京话。《野玫瑰》无疑是最好的对白了，于是我们天天照着这本书，学说着北京话。这本书不知念了多少遍，滚瓜烂熟了！

第一次接触到暗号的对白，我们非常喜欢：

“你说，这扇窗户是向哪边开的？”

“我是天字十五号！”

“你？”

“回答我的问题！”

“我是黄字廿一号！”

《野玫瑰》的故事是：抗战初期，交际花夏艳华受国民政府派遣，代号，“天字十五号”，打入沦陷区卧底，与北平汉奸头目王立民结婚。王立民前妻的侄儿刘雪樵从英国留学回来，想找王立民谋职。刘住在王家，被王的女儿曼丽爱上了；王又是夏艳华当年在上海时的女友。这样出现了三角恋爱。和王立民共事的伪警察厅长，也为绝色的夏艳华倾倒。

原来刘雪樵也是重庆方面派来的国民党特工，在一次窃取情报的行动中，刘云樵的身份被识破，危急关头，夏艳华利用警察厅长对她的迷恋，放走了刘云樵。夏又让王立民和警察厅长火并，顺利完成了任务。王立民得了一种怪病，一旦发病，则视力与心智俱失；当他杀掉伪警察厅长后，怪病发作，遂服毒自杀。　　　　

一方面《野玫瑰》被左派文人痛斥为汉奸文学，白扬等明星都拒绝演出；另一方面当时在重庆公演时，却是盛况空前，场场暴满！有一次国民党空军来买票，因客满而不能进场，竟然在剧场门口架起了机枪，还声言：如不让他们进场，便要扫射剧场！

当时导演是苏怡，秦怡扮演夏艳华，陶金扮演刘云樵，路曦扮演王曼丽。秦怡美妙绝伦，她披一头波浪长发，穿大开叉紫色长旗袍，戴一对时髦耳环，脚蹬高跟鞋……

《野玫瑰》著者陈铨，字涛西，1905年8月5日出生于四川富顺。1921年8月到北京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与钱钟书、张荫麟、李长之并称“清华四才子”。1928年出国，先后留学于美国、德国，学习哲学、文学和外语。1933年在德国克尔大学获博士学位。1934年2月回国，先后在武昌武汉大学、北京清华大学、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英文、德文及比较文学。1942年8月任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编导话剧。1943年1月在重庆歌剧学校、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任教授。1942年，创作《野玫瑰》，《蓝蝴蝶》等谍战话剧。　

因《野玫瑰》被斥为汉奸文学，陈铨也是当然的敌伪特务！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9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二十多年后陈铨终于沉冤昭雪，彻底平反。经有关部门查证，陈铨既不是“文化特务”，也不是国民党党员，他只是一介西南联大的教授，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和剧作家。秦怡在回忆中曾说：“这个历史上的污点，成为我沉重的精神包袱，一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直到80年代，文艺届的权威夏衍，仍然坚持他的否定调子。199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中仍称《野玫瑰》是“鼓吹特务哲学，宣扬曲线救国的话剧”。

永世不得翻身了啊！

而事实上，陈铨是中华民族罕见的奇才，他的《野玫瑰》是中国戏剧史上盛放的一朵娇艳的野玫瑰！

附录：         
　　《野玫瑰》剧本发表于1941年下半年昆明《文史杂志》第一卷第六、七、八期（后于1942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关于《野玫瑰》的演出，有一些不实的说法。如在1990年出版的《新华日报史》一书中《批判“战国”派兼及话剧〈野玫瑰〉》一节里说：“1942年年初，重庆戏剧界传出，著名演员白杨等将参加《野玫瑰》演出。后来一些演员认识了该剧的反动本质，便拒绝参加《野玫瑰》剧组。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为此使出了强硬手段，甚至以解雇相威胁，好容易才拼凑成一个演出班子，结果白杨还是没有参加。”
　　事实是怎样的呢？《野玫瑰》在昆明发表后，因为作者陈铨是思想学术界“战国派”代表人物，而“战国派”在此前已遭到中共方面的一些理论家批判，斥之为“反动”、“法西斯”，因而引起了一些不同意见。重庆戏剧界最初是张骏祥（与陈铨同过事）看中了这个剧，将剧本拿去，又被陈鲤庭看到了，想要导演此剧，由白杨担任女主角。因为听到一些对该剧的批评议论，后来他们又没有参加。对此，阳翰笙在日记中有记载：1942年1月29日，“鲤庭来，说他为了接受《野玫瑰》的导演颇受汉文（辛汉文）、白尘（陈白尘）、孟斧（贺孟斧）的批评。他说他很为难，希望我替他想办法。我有什么好办法呢？最后相商结果，只好劝他演《复活》。傍晚曾将此意告小羊（白杨），她说明天再约鲤庭来我处谈。”1月30日，“小羊、施超、露茜（路曦）来，谈《复活》演出事甚久，并望我无论如何得把《野玫瑰》替他们看看。”1月31日，“晚读完《野玫瑰》。”2月1日，“施超来会，我告诉他，《野玫瑰》内容空虚，没有真实的生活，没有深刻的人物性格，特别是大汉奸一角，在思想上颇有问题，确只是用传奇式旧手法所造成的一只抗战空壳子。演不演虽由他们自去决定，但我意最好是不演。”
　　阳翰笙这时不仅身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秘书、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官方职务和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的群众团体职务，而且作为共产党作家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是中共在大后方文化界的领导人之一，但他并未对《野玫瑰》作出猛烈的政治批判，所谓“内容空虚，没有真实的生活，没有深刻的人物性格”，“只是用传奇式旧手法所造成的一只抗战空壳子”，都只是艺术质量上的评价，至于“大汉奸一角，在思想上颇有问题”，也不等于是整个作品有问题；同时，阳翰笙也没有坚决反对演出该剧，更未打出“南方局意见”或“党的指示”之类旗号。因此，施超、路曦等演员并不认为该剧是“南方局反对”的“坏戏”，仍然参加了演出。

　　该剧剧组有：导演苏怡，舞台监督苏丹，秦怡饰夏艳华，施超饰王立民（这次演出后施超又参加《屈原》剧组，饰靳尚），陶金饰刘云樵，路曦饰曼丽，田烈饰警察厅长，王斑饰王安，戴文饰秋痕。导演苏怡是失去了组织关系的前中共党员，剧组其他成员也都是倾向于中共的进步人士（据说还有中共地下党员）。并没有什么国民党中宣部长“使出强硬手段”的事（《新华日报史》一书甚至把该剧女主角夏艳华写成了夏丽华，其批判态度之不严肃可见一斑）。

　　在中国话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陪都第一届“雾季公演”（1941年10月至1942年5月）期间，从1942年3月5日开始，《野玫瑰》在重庆城内观音岩上的抗建堂演出。演出期间，中共党报《新华日报》头版（广告版）每天为该剧大登演出广告。称该剧乃“中国劳动协会为响应捐献滑翔机运动特请留渝剧人假座抗建堂公演”，并先后使用了这样一些广告语：（6日）“故事——曲折生动；布景——富丽堂皇”；（7—9日）“客满，场场客满；定座，迅速定座”；（10—12日）“每场客满，座无隙地，请速订座，庶免向隅”；（13日）“今明两晚，最后两场”；（14—15日）“连演八场，场场客满，观众函请，续演三天”（15日还加演了午场）；（17日）“演十二场，场场客满，向隅观众，函请续演”；（18日）“今日起二十日止最后三场。场场拥挤，座无隙地，仅有三场，勿失良机”。由此可见当时演出盛况之一斑。秦怡在回忆录《跑龙套》中提到：“甚至还发生过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有一次国民党空军来买票，因已满座而未能进入剧场，他们竟然在抗建堂剧场门口架起了机关枪，说什么如不给他们进来看戏，便对剧场进行扫射。”
　　这次《野玫瑰》共演出16场，观众10200人。同期演出的其他话剧：老舍的《面子问题》演出5场，观众7000人；沈浮的《重庆24小时》演出21场，观众31000人；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演出11场，观众4000人；曹禺的《日出》（仍由苏怡导演）演出13场，观众5560人；郭沫若的《屈原》演出22场，观众32000人。比较起来，《野玫瑰》的卖座率是较高的。此外，该剧还因其场景简单，人物少，剧情曲折惊险，又是抗战主旋律作品又有爱情纠葛儿女情长，因此还有许多学校和基层业余剧社演出，若再加上这些演出场次，那就难以计数了。

　　在载入史册的第一次雾季公演中，共演出大型话剧29出，给人们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野玫瑰》与《屈原》的先后轰动陪都重庆。两剧引起轰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以其抗日内容与惊险样式相结合的较好的戏剧娱乐性，后者是以其借古讽今的“影射史学”给大众提供了一个渲泄对执政当局不满情绪机会的强烈政治性。

　　首演结束即遭批判 半个世纪不得翻身

　　对《野玫瑰》的大批判很快就开始了。

　　《野玫瑰》第一次公演结束后第三天，3月23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颜翰彤（即刘念渠）的《读〈野玫瑰〉》，指责该剧“隐藏了‘战国派’的毒素”，即“争于力”的理论，是“法西斯主义的尾巴”、“法西斯主义的应声虫”。

　　4月8日、11日、14日，《时事新报》发表了方纪的《糖衣毒药——〈野玫瑰〉观后》，认为剧作者把汉奸写成了一个具有铁的意志的英雄，麻醉观众去同情汉奸。并说剧中的汉奸“是一个尼采哲学的信徒”。

　　4月下旬，因教育部学术审议会给予《野玫瑰》三等奖，重庆戏剧界由导演石凌鹤执笔，200余人（包括出演《野玫瑰》的秦怡等人在内）联名致函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要求向政府教育部提出抗议，撤销原案。延安《解放日报》6月28日报道：“获得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奖励的为汉奸制造理论根据之《野玫瑰》一剧，渝剧界同人曾联名致函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要求向教部提出抗议，撤销原案；同时，其他学术文化界人士对该剧亦表示不满，纷纷为文对该剧加以剖斥。并悉原来担任该剧之演员亦拒不出演。日前在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及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联合招待戏剧界同人茶会上，剧界同人再度提出严重抗议，教部长陈立夫首称：审议会奖励《野玫瑰》乃‘投票’结果，给以‘三等奖’自非认为‘最佳者’，不过‘聊示提倡’而已。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对该剧获奖表示两可态度，但称‘抗议是不对的，只能批评’。最后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潘公展则说，《野玫瑰》不惟不应禁演，反应提倡；倒是《屈原》剧本‘成问题’，这时候不应该‘鼓吹爆炸’云云。《野玫瑰》现在后方仍到处上演。”

　　1943年11月中旬，隶属于国民政府军委会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国万岁剧团第二次公演该剧，演出三天后，因奉命为中央训练团毕业典礼演出时，一国民党要员擅进后台找女主角秦怡遭到拒绝而引起冲突，内政部长指挥特务打手冲砸后台，剧组成员全被殴伤，愤而罢演。1946年底，《野玫瑰》被改编成电影《天字第一号》，欧阳莎菲主演，特工代号由话剧中的“天字十五”变成了“天字第一号”。

　　自《野玫瑰》受到左派人士批判之后，争论日益演变成国共两党间的政治斗争。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潘公展1942年5月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文艺界招待会上，甚至说出这样的话：“哪个说《野玫瑰》是坏戏，《屈原》是好戏，那这个人就是白痴。”[6]国民党的党、政、军各系统都大力推广演出此剧，特别是三青团在各大中学校推广最为卖力。有些地方的国民党特务甚至把“反对演出《野玫瑰》”当作一些左派学生的罪名。而到了1949年中共执政以后，参加过《野玫瑰》演出的演、职员则为此背上了“歌颂汉奸特务”、“宣扬法西斯理论”、“为国民党涂脂抹粉”的黑锅，受到无休止的批判、指责，不得不写那永远写不完的检查、交待。秦怡在回忆中就说：“这个历史上的‘污点’，成为我沉重的精神包袱，一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7]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之后，《野玫瑰》仍处于“永世不得翻身”的境地。

　　1987年，为编选《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的《戏剧编》，又引起一场是否选入《野玫瑰》的争论。夏衍说：“不能选。”“剧本作者是当时战国派的，宣扬法西斯主义哲学是不利于抗战的。”阳翰笙说：“《野玫瑰》这个剧本不好，里面大汉奸传播的思想很有问题，只有抗战的空架子。分析《野玫瑰》要联系‘战国派’”。陈白尘说：“《野玫瑰》是歌颂汉奸特务的。”并表示若选《野玫瑰》就不要选他的剧本。负责主编《戏剧编》的曹禺则说他没有看过《野玫瑰》的戏，也没有读过剧本，“听说当时争论很激烈，这要听夏公、翰老的意见。”最后经过热烈讨论，编委会决定不选《野玫瑰》。同时在该书系的第二编《理论?论争》编中，选入了当年颜翰彤、方纪批判《野玫瑰》的两篇文章及一些批判“战国派”的文章，主编蔡仪在序言中特别提到了对《野玫瑰》的批判，称《野玫瑰》是“既体现‘权力意志’和‘尚力政治’论，又描写汉奸、特务和色情”。90年代初出版的由陈白尘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卷》虽选入了《野玫瑰》，但声明只是作为“反映历史事实”，并在序言里按以往的调子对其作了批判。199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一书的《综述》中仍称《野玫瑰》是“鼓吹特务哲学，宣扬‘曲线救国’的话剧”

　　《野玫瑰》到底有什么问题？有必要对围绕该剧展开的大批判作一番重新审视。

　　所谓“宣扬战国派理论”和“宣扬尼采哲学、法西斯思想”

　　许多批判者首先是把《野玫瑰》当作“战国派”的文艺作品来批判的。向《野玫瑰》开第一炮的颜翰彤，就说《野玫瑰》隐藏了“战国派”的毒素。据演员凤子回忆：“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庆文化人一部分被安排撤退，我被派去香港，经昆明时，陈铨找我演《野玫瑰》，我当即拒绝了。我对战国策派的人是有看法的。”夏衍在80年代仍强调“剧本作者是当时战国派的”，阳翰笙也说“分析《野玫瑰》要联系‘战国派’”。

　　“战国派”是1940年初由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林同济、陈铨等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继而在重庆《大公报》主编《战国》副刊（周刊）而形成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他们公开宣称：“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

摘自何蜀：《<野玫瑰>与大批判 》       

 fenfen写于东高地2011/12/13 ,12/15修改